一本主题图书如何走红全球

文/李广良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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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通过出版“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当前已成为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简称“上海交大社”）的一本主题图书，两年重印十余次，销量超过50万册，并翻译成5种语言输出海外，在全球范围内好评如潮。该社副社长李广良为我们解读了这部书走红全球背后的秘密。

上海交大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898年，最初名为南洋公学译书院，以“为成材之助、周知四国之为”为使命。当时，严复先生翻译、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一手主导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就是由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全本出齐的，当时叫《原富》。可见，上海交大社在110年前就有了国际合作的基因。

百余年后，2014年11月，上海交大社的一本主题图书——《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简称“《平易近人》”）正式出版，至今重印十余次，发行超过50万册，并承载着中国领导人的治国方略走出国门， 除了中文版、军事卷两个版本外，已输出英语、日语、韩语、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等5个语种，马其顿语也正在研究当中。英语是国际通行语言，日本、韩国是重要的周边国家，阿尔巴尼亚、阿拉伯、马其顿则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和地区。

多语种出版

打造一个小IP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讲话中经常使用形象比喻、俗文俚语和诗文，用老百姓的语言、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也成为他的一大特色。

由于上海交大社没有编辑出版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优先权，又考虑到语言学、马克思主义都是我社的优势板块，因此，我们转而从语言角度出发，策划出版了《平易近人》，上市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宣部批复说：书稿精心辑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富有特色的引文引言，并对这些引文引言的语境、风格特点以及其中的思想意蕴进行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阐释解读。书稿选题较有意义，观点把握基本正确，对于帮助干部群众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很有帮助。上海有关部门把这部书看作是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最新成果，教育部也把它看作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平易近人》（英文版）新书研讨会暨电子版输出签约仪式上，与会者翻看该书。（图片来源：人民网） 

对于这样一本好书，上海交大社国际合作部自然不能放过。我们采用借船出海的模式，与外文出版社（简称“外文社”）通力合作，联合出版了《平易近人》英文版。去年1月，印度新德里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上，我们与外文社联合举办了英文版首发式。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刘劲松指出：《平易近人》用实例说明习近平主席接地气的语言，拉近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心，让双方深切体会到，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都是亚洲人，是同一条路上的可靠伙伴。相信通过这本书，印度朋友对中国会更感亲近，对中印友好合作会更有信心。

韩文版是由韩国出版社主动提出出版意向的。当时的韩国有一股了解中国及中国领导人治国方略，并从中发掘商机的风潮。韩文版输出过程中，我们要求韩方必须把译稿发来审阅，还特地请了民族大学的教授仔细审读。在此过程中，韩方因为想要赶在其他出版社相关图书上市前推出此书，多次向我们催稿。可见，韩国出版界对于反映当代中国的图书，有很大的内在需求。韩文版出版后，我们在BIBF上举办了首发式，并在首尔书展举办了推介会，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并引起了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重视。

阿尔巴尼亚语版的出版也很有意思。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的汪芳老师，在参加国际书展时，必带《平易近人》一书，在某个展会上，她结识了阿尔巴尼亚凡诺尔出版社的希达社长。希达表达了出版《平易近人》阿尔巴尼亚语版的想法。后来我与希达在交流中建立了信任，进而签订了输出协议。毕竟毛主席曾说过，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所以版权输出到阿尔巴尼亚，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日文版则是上海交大社和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合作出版的。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多年来深耕日本出版市场，并进入了日本发行主渠道，成绩显著。与外方出版机构相比，他们明白出版导向等问题，沟通过程基本算是无缝对接。

推出英文版后，许多国家的出版商都和我们联络。比如黎巴嫩的阿拉伯科学出版社，在和我们接洽阿拉伯语版；马其顿的Kultura出版社，在和我们接洽马其顿语版。

我们也给自己订了个小目标：要把“平易近人”四个字打造成一个小小的IP。

及时调整战略

抓住外交新机遇

总结成绩和经验，上海交大社“走出去”，主要依靠“三驾马车”：

第一，主题出版“走出去”，向世界说明中国。除了《平易近人》外，上海交大社还推动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整理出版东京审判核心文献和研究丛书，迄今已出版庭审记录83卷、证据文献53卷、讯问记录73卷、庭审记录中国部分汉译本12卷、研究丛书13卷。其中，《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英文版输出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入选剑桥中国文库Cambridge China Library，还获得了总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支持。另外，“东京审判”系列还有两本书的版权输出给了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此外，《犹太人在中国丛书》也已出版了中文、英语、德语、希伯来语等四个语种，其他版权输出工作仍在进行过程中。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传递的是一种人类共有的价值观

第二，学术出版“走出去”，做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主业，凡是出版社的重大学术出版项目，我们基本上都实现了版权输出。包括：向爱思唯尔输出《钱学森文集》；向De Gruyter输出《光物理研究前沿》（全8卷）；向劳特里奇输出《当代语言学研究文库》；向施普林格输出《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转化医学出版工程》等，还有一些单本专著，累计约66种，施普林格可以说是上海交大社输出版权最多的国际出版商。此外，还向Brill、Wiley、CRC等出版机构输出了一些学术著作，输出对象基本涵盖了欧美的大型学术出版商。我们的口号是：让领导签约签到手软。

第三，“一圈两带”成为“走出去”新亮点。

过去，我们的版权输出对象以欧美大型、主流出版机构为主，用三个字来说就是“高、大、上”。后来认真学习领会相关政策精神后，逐渐理解了“一带一路”和周边国家在国家外交布局上的重要意义，上海交大社的战略也调整成为欧美国家和“一圈两带”国家并重，拓宽了版权输出的地域和语种范围。2015年以来，我们与印度、泰国、土耳其、越南、阿拉伯、阿尔巴尼亚等国都开展了合作。如向印度输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案例丛书”、《江南建筑文化系列》，向泰国输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向土耳其输出《一日看尽长安花》，向越南输出《服务外包与中国发展路径选择》，向阿拉伯地区输出《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等等。

我们体会到，中国与这些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合作起来有很多共同语言。比如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再比如中国制造“2050工程”，印度也注重基础设施建设；面对庞大人口，两国都面临如何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等问题。而中国和韩国，则同属儒家文化圈。

关注政策动态

提升“走出去”效率

总结《平易近人》版权输出以及上海交大社“走出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一定要抓住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机遇，紧紧依靠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简称“总局”）的指导。我斗胆把总局的指导分为三个方面：政策上的导向、项目上的资助和平台上的支持。

政策方面，总局领导的重要讲话和“十三五”规划等包含了未来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我们要逐字逐句学习。项目资助方面，一家出版社自己在国外市场单打独斗、自负盈亏，往往困难较大。近几年来，上海交大社多个项目获得总局“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工程的支持，包括总局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作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平台支持方面，要利用好国际书展，特别是主宾国活动。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活动上，我社举办了江泽民学术著作英文版首发活动；伦敦书展主宾国活动上，我们举办了《钱学森文集》首发式；美国书展主宾国活动上，我们举办了《东京审判证据文献集成》首发仪式，都获得了总局的通报表彰。国际书展，特别是主宾国活动提供的平台，能够极大地扩大影响。

其次，出版社领导对“走出去”工作的重视尤为重要。社领导要把“走出去”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纳入出版社发展的总体布局。近年来，上海交大社确立了四大主战略，即“专业规模化、产品经营化、平台国际化、业态数字化”。出版社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走出去”，要发自内心地想“走出去”。

一方面，“走出去”可以确立出版社在母体机构中的独特地位。中国出版业中，很多出版社都属于某一个单位的附属机构，获得上级单位的支持，是出版社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能够获得多少支持，要看出版社能够在上级单位发展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不幸的是，出版往往并不属于上级单位的主业范畴；幸运的是，在很多时候，“走出去”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将出版业务纳入上级单位的总体工作布局。以大学出版社为例。国际化是国内外众多大学的核心战略和发展目标之一，也是二三十年来国内外高等教育界的热点。除了师资、学生、课程、研发、校区等，通过国际一流学术出版商出版学术著作，将优秀的学术成果传播到国际学术共同体，是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工作在学校整体规划中能够扮演的特殊角色。另一方面，“走出去”可以帮助提升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来讲，能“走出去”的图书，在策划水平、内容质量、表述方式等方面总是技高一筹。不断推动“走出去”，年年增加“走出去”的品种，更多地向国际顶尖的出版商输出版权，可以促进国内出版社动员更多编辑力量、策划更有影响的选题、寻找高水平的作者和内容、斟酌更通用的话语体系。也就是可以倒逼出版社提升选题水平、多出精品。

从出版社整体层面来看，“走出去”相比“引进来”，国内出版社有更多机会跟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碰撞，学习他们对数字化等新趋势的研判，以及国际先进的出版产业运作方式。

再次，要有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从2008年起，上海交大社就设立了专门的国际合作部，目前配备6位专职工作人员，都是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留学回国的人才，按照输出地域、图书品种、引进输出等进行分工。社内按照“走出去”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考核。有什么样的考核，就有什么样的成绩。

另外，还有三点注意事项：第一，要注重合作伙伴的选择。国外出版商，打交道最直接；国内出版商（含国外分支机构），政治上最可靠；版权代理公司，最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特别是主题图书，选择的合作伙伴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一定要重视、效率一定要高。

更进一步，还要找对合适层级的人。第一类是外商的版权经理，中国的“走出去”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第二类是策划编辑，他们的诉求是寻找好的选题，但最好是能纳入他们既有的运营框架和流程；第三类就是老板，员工只有赚钱的义务，老板则有花钱甚至赔钱的权利。他们也许是看好一本书的销量，也许是希望打造一个帮助传播中国学术的良好形象，以便在中国发展生意，这些都无可厚非，最重要的是，老板可以打破框架、改造流程。

第二，翻译问题至关重要。曲解了原意就背离了“走出去”的初衷。海外合作方进行编辑加工，既有好处，也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比如，我社《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中的“改革开放”，中央编译局翻译为“reform and opening up”，爱思唯尔的编辑改成了“reform and liberalization”，出现了原则性错误，需要我们及时纠正。

第三，“走出去”要靠源源不断的优秀选题来支撑。例如，在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中，上海交大社共有17个项目入选，大多由社领导领衔，社内骨干力量策划编辑，为我们“走出去”提供了核心的内容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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