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目的和意义
各种书展活动结束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李广良从出版企业的角度出发，写下了自己关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五点看法。
▌ 李广良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近来，通过参加北京等国际书展，我感受到一个强烈的趋势，各种活动层出不穷，各种形式日益丰富，国内各出版集团、出版社大大加强了对走出去工作的重视，中国出版走出去空前活跃了起来。在此，我愿意侧重从出版企业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目的和意义。回到原点进行思考是为了再出发，有助于我们重新对标，更有助于我们未来走得更远、更坚定。
第一，走出去是出版本质要求，是出版的题中应有之意。
“出版”一词的英文是Publish，意即公开、公之于众。而如果没有走出去，那就只是有限度地公开，在一个国家地区、一个语种区域公开而已，不是最大限度地公开，不是真正地公开，甚至可以看作“出版活动没有最终完成”。只有走出去了，比如用英文出版了，并进入了当地的主流发行渠道，国外的同行、读者看到了，才能讨论、才能评价、才能赞赏、才能批评、才能辩驳、才能提升。不跟世界上第一流的出版物同场竞技，那只能算是自娱自乐。
第二，走出去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战略。
出版是党和政府重要的宣传思想阵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走出去有明确的指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就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其中特别提到：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使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后的记者会上，最后也说：“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试想，中国出版不走出去，怎么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十三五”规划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开放是五大支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一。其中提到：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就写得更具体了。
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提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当然，首先文化产业不仅本身就是一个重要产业。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合作与交往中，文化往往是某种基础。其实，鼓励文化走出去，并不只是中国一家在做。今年，在韩国首尔国际书展上，我们结识的大韩基金会（Korea Foundation），其实也是韩国外交部的下属单位。他们向各国的韩国主题图书提供资助，原创图书1万美元/本，翻译图书2万美元/本。类似的机构还有韩国文学翻译院（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等等。
第三，在母体机构中，走出去是出版单位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中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很多出版社是某一个上级单位的附属机构。比如，很多中央部委都有其附属的出版社，100度家大学出版社也分别附属于各大学。获得上级单位的支持，是出版社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能够获得多少支持，要看出版社能够在上级单位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不幸的是，出版往往并不是这些上级单位的主业；幸运的是，在很多时候，走出去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将出版纳入上级单位的总体工作布局。
以大学出版社为例。国际化是国内外众多大学的核心战略和发展目标之一，也是二三十年来国内外高等教育界的热点。西南交通大学还研发了“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URI-SWJTU），2013年起定期公布。除了师资、学生、课程、研发、校区等，通过国际一流学术出版商出版学术著作，将优秀的学术成果传播到国际学术共同体，就是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工作能够扮演的特殊角色。
第四，走出去是作者的重要诉求。
中国的出版人常说，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随着出版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各家的出版范围不断拓展，无差别地竞争作者资源让作者也无所适从，“价高者得”进一步恶化了出版业的有序竞争。此时，有的出版社开始尝试为作者提供附加值更好的服务，走出去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自己的著作能有机会在国外出版，没有一个作者不喜出望外的。从文学作品来看，诺贝尔文学奖不会直接评审汉语作品，必须是翻译为西方语言的作品才有机会获得提名；从学术著作来看，在国际主流学术出版商那里出版，表示经历了严格的同行评议和市场评估，是中国学者建立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的重要途径。因此，能走出去，对作者有着相当的说服力，在同行那里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五，走出去是出版社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走出去可以倒逼国内出版社提升选题水平。选题是一切出版活动的起点。一般来讲，能走出去的作品，在策划含量、内容质量、表述方式等方面总是技高一筹。不断推动走出去，年年增加走出去的品种，更多地向国际顶尖的出版商输出版权，可以促进国内出版社动员更多编辑力量，策划更有影响的选题、寻找高水平的作者和内容、斟酌更通用的话语体系，可以说是倒逼出版社多出精品。
再者，走出去相对引进来，在与国际出版商和文化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更能使国内出版社有机会跟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碰撞，学习他们对数字化等新趋势的研判，以及国际先进的出版产业运作方式。这对国内出版社，参与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大有裨益。
从国际上看，当初施普林格（Springer）只是德国数家中型学术出版商之一而已，之所以今天能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与他们坚定地走向美国、开始以英语作为出版语言密不可分。至于爱思唯尔（Elsevier），可以说其历史就是一部兼并史，它更没有满足偏安荷兰一隅，特别是利用兼并重组等手段，以国际化造就了大型化。
综上可见，走出去契合了出版的本质要求，而且呼应了政府、母体、作者三大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有助于满足出版社自身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深层次需求，因此，出版走出去势在必行，而且应当不断提升水平、丰富形式、取得成效，从而实现中国出版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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