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的表现性实践：社交媒体中90后女性青年的身体表演和媒介使用
摘要:用户群体尤其是90后女性青年在社交媒体中对“萌”的表演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现象。本研究通过网络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援引特纳的“社会戏剧”程序对社交媒体中“萌”的表演行为展开分析。90后女性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中“萌”的表现性实践方式主要是通过面部表情、舞蹈动作、手势舞等身体表演和滤镜、贴纸、特效、音乐、配音等社交媒体道具的使用来实现的。这种补偿性的表现性实践满足了用户群体的缓解压力、情感及自我认同需求，实现了成年人对消逝的童年及其“萌”的再现，进而使其身心回归平和。社交媒体中“萌”的表演与传播既是“萌”文化在社交媒体中的扩散，也是媒介技术对亚文化进行赋权的过程。
关键词:社会戏剧;社交媒体道具;身体表演;媒介使用
1.媒介技术赋权下的自我表演现象
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呈现和社会交往的舞台，也为人们打开了一扇可以自由穿梭于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大门，让人们得以在“真实与幻境”之中肆意切换。微博、抖音等为代表的社交工具逐步变成当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创建和引领了以“分享”为潮流的生活方式，尤其近年来美图行业的迅速发展，“美丽”“可爱”等评价不再是属于某些“天生丽质”群体的专有体验，只要动一动手指即可获得“天使容颜”，磨皮、瘦脸、Ins风、可爱风等道具功能满足了人们各种不同的“自我幻想”，自拍图片、自我展示的短视频内容风靡网络。2016年的一项统计称，国外流行的图片社交平台Instagram上，有超过2.88亿张带有“#me”标签的自拍照片，2.55亿张带有“#selfie”标签的自拍照片[1]。与此同时，国民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的注册用户数均超过7亿，且截至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数超过4亿[2]，相较于我国8.47亿的手机网民总规模来说[3]，所占比例极高。在这一轮“自我表演”的风潮中，美颜工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美颜不自拍”的女性用户也成为这项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乃至引领者。艾瑞与美颜相机联合发布的《2015年中国第一份女性自拍研究报告》显示，在爱拍女生中，27.9%的女生每天都会自拍，87.4%对自拍效果感到满意，48.8%认为自拍能够带来自信，而对自拍效果满意及认为自拍能够带来自信成为女生自拍上瘾的主要原因[4]。截至2019年7月，中国拍摄美化行业市场渗透率达40.7%，用户规模为4.5亿，其中“Faceu”(激萌)这一软件的日活跃用户达1118.3万[5]。
与之前“秀场直播”不同的是，此次参与互联网中“表演”的个体不再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商业利益的因素，而更多的是对自然生活与内心本真的流露。这种“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对客观环境和现实中“客我”的描述，是用户通过精心挑选和设计的“表演”完成编码后，在互联网空间中重构“超我”形象的过程。因此，代表着“童真”“返璞归真”这一内心美好愿望的“萌”的形象成为多数人尤其相对较感性的90后女性青年群体的自然选择。
2.“萌”的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可以在广阔的虚拟空间中以趣缘为纽带重新表露自己和构建关系，为此也衍生出了诸多亚文化，“萌”正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萌文化”最早起源于日本的“おたく”(御宅)文化与二次元文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萌”字的语义开始发生延展，成为御宅一族之间使用的一个隐语，表示面对令自己怦然心动的动漫人物造型或网络游戏角色时，突然涌起的一种狂热喜爱之情[6]。随后该词语又同日本动漫游戏作品传入中国，并借由互联网，从国内动漫游戏迷的小圈子向其他圈层蔓延。
“萌”与“可爱”有着密切关联。庞胜楠、李攀认为“可爱”是“萌文化”的核心特征，并与“呆萌”“贱萌”一起作为“萌文化”的三种表现特征[7]。吴明阐释了“萌”与“可爱”的区别，指出与观看双方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可爱”感觉不同，“萌”还具备“无意识”与“敞开性”两个特征，而“卖萌”则是意识到自己“萌”却又要维持无意识的假象[8]。“萌”已成一种明显的亚文化，故而“萌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出现的原因已经成为研究者的研究重心。朱琴从心理学角度入手，认为“萌文化”流行的本质原因源于现代人对孤独自我的慰藉和对本真自我的渴求[9]，陈欣颖把“萌”系语视为当下一种常见的社会语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今社会的文化心理，并认为“萌”系语与公众的审美心理、趋同心理和反叛心理有关[10]。由于公众所展示的“萌”形象多借以图片、视频等形式传播(如自拍、才艺短视频等)，一些学者将“萌文化”视作典型的视觉传播文化的一种，从文本及图像传播伦理进行分析。周晓莉、梁刚认为图像的传播并不拘泥于图像本身，也是一个探寻意义的过程，蔓延到现实中的“萌文化”在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关系[11]。王斌将“萌化的视觉性”作为主旋律与亚文化的新型互动，认为“萌化的视觉性”不仅折射了亚文化对主旋律的态度从抗争走向承认的趋势，更反映了青年网民以娱乐的态度表达政治立场的现实[12]。此外，“萌文化”同时也引发了相应的“萌商品”“萌经济”，例如“卖萌”产生的经济效益及品牌口碑传播策略[13]。
综上，现有研究主要将“萌文化”作为既在客体，或从“萌形象”“萌产品”“萌元素”“萌现象”等入手对其外在形式和典型的代表形象进行分析，或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萌”赋予意义，或简单将其归为亚文化的一种，试探求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却对“萌”这一亚文化形成路径鲜有考察，缺少过程分析。尤其在社交媒体普及的当下，随着技术门槛的进一步降低和社交媒体平台功能的进一步丰富，“萌”本身早已突破次元壁，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平台的表演中。由人为参与的、以身体为主要表演工具的“萌”传播现象应当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为此，本研究针对社交媒体中女性青年用户群体普遍参与的“萌”表演行为，所要探究的具体问题是:90后女性青年群体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以及相应的社交媒体工具来对“萌”进行表演的?有着什么样的效果?这种对“萌”的表演及其传播实践活动与社交媒体中“萌”文化的形成与扩散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1.“社会戏剧”程序:“萌”的表演的分析框架
公共空间中的表演行为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中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便利的表演“舞台”，由“表演”催生的各种亚文化现象正在成为新的媒介“景观”。社交媒体中的“萌文化”具有明显的表演属性，对于这种表演行为的分析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
20世纪50年代，“戏剧”“表演”等词进入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研究者把对“舞台”的考察放到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日常交往活动中。欧文·戈夫曼把社会生活比喻为戏剧，并认为“表演”是个体在特定的观察者面前，通过自己“真诚”的“表演”而建立起自我印象，并通过控制特定的情境和“印象控制技术”在人际互动中维持“理想化”形象[14]。戈夫曼的“拟剧论”为日常互动尤其社会与自我的辩证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戈夫曼将情境设置为面对面的，即“亲身参与”的日常活动中，未对媒介因素进行展开分析。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此基础上，结合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论点，指出电子媒介会重新组织社会情境并削弱自然场所(物质场所)及社会“场所”之间素来很密切的联系，作为“信息系统”的社会情境的重新组织，使得由社会情境决定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的变化[15]。无论是戈夫曼还是梅罗维茨，都将情境视为个体进行“角色扮演”的一种规训，个体行为受制于情境的影响，虽然个体可以根据环境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呈现出部分的能动性，但未能与情境及情境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有益的互动。与戈夫曼和梅罗维茨不同，维克多·特纳对于表演的研究(主要是仪式表演)主要聚焦于解决危机的社会功能方面。在特纳的思想体系中“仪式表演”是社群共同体应对危机时的有效途径，他把仪式表演看作“社会过程中特别的阶段，借此团体得以调整以适应内部的变化和外部的环境”[16]，并在对仪式表演的研究中提出了“社会戏剧”的概念。特纳的“社会戏剧”通常遵循着某种程序:第一个阶段是“破裂”—即对群体秩序的某种破坏或是威胁;第二个阶段是“危机”—群体内的成员开始躁动不安，针对破裂的缘由分成不同的派别;第三个阶段是“纠正或补偿的过程”—群体成员开始进行表演，试图修补破裂之处，或者回到为各方所接受的状态;第四个阶段是“重新整合”—即回到和平的状态中[17]。
社交媒体中用户对“萌”的表演虽多呈现于日常生活的自然场景之中，但考察其符号及此传播现象背后的隐喻—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以交流、共享的方式在传播的过程中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萌”的表演过程实质上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同时，在社交媒体中不断扩散的“萌”及其“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即是青年群体通过对“萌”的表演这一具有仪式性的行为来对抗童年消逝的危机和满足再现“萌”的心理需求的产物;甚至是通过对“萌”的表演来实现与传统主流文化意识的对话与博弈，从而进一步获得作为亚文化的“萌”的合法地位，重归社会的平衡状态。因此特纳的仪式表演理论对于分析社交媒体中“萌”的表演行为有着较好的理论适用性，“社会戏剧”的这四个程序阶段也为研究当下社交媒体中呈星火燎原之势“萌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表演行为的动力机制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框架。
2.研究设计
在研究实施过程中，本研究首先通过网络观察的方法对2019年5—11月这一时间段内(选取这个时间点是因为2019年4月25日，抖音全面开放1分钟视频权限，并推出“Vlog十亿流量扶持计划”，给了原来受时长限制的创作者更多发挥空间，由用户自主创作的视频内容形式和质量都有了较大提升[18])用户上传至社交媒体平台(主要以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为主)中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进行展开分析。其次，本研究通过对在社交媒体中经常对“萌”进行表现性实践的10位资深用户/“萌”妹子进行深度访谈。这10位访谈对象主要是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来获得。最初确定的访谈对象是通过研究者“朋友圈”中招募而来的志愿者，也是在社交媒体中对“萌”进行表演频次较多且较有表演“心得”的青年女性用户，对其编号为1;然后以访谈对象所提供的人脉资源作为继续抽样的依据。最终确定访谈对象共计10名，出生区间为1991—1997年，平均年龄26.4岁，其中，在校生4人，已参加工作者6人，各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本次访谈对象均是90后的女性青年，兼具未就业和已就业两个群体的经验材料。
1.破裂与危机:童年的消逝与对“萌”的呼唤
在面对一种新的身份或社会角色时，多数人会表现出惶恐和不安的情绪，尤其对于人生的必经阶段—由“自然人”向“社会人”或由儿童向成人转化时，对童年依赖环境的心理破裂和对“成人”这一新角色的未知与不适，使得人们产生紧张和抗拒的心理，并在不断对逐渐消逝的童年的缅怀和现实的学习中寻找调适。
(1)“成人儿童化”:“萌”的表象
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萌”的研究经常与“儿童成人化”与“成人儿童化”这两个命题联系在一起。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讲，儿童与成人在自然年龄上有明显的界限区分;在法学意义上，有关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界定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学者阿利艾斯在他的《儿童的历史:一部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中指出，儿童其实只是近代教育制度确立以来形成的一个概念，在那以前，人们对于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并没有明确的意识[19]。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尤其电视的出现，由印刷时代造就的社会文化秩序中成人和儿童的界限被打破。印刷文化形成了一种信息等级制度，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也就得以区分;但电视的光影图像系统和故事化的叙事风格使得儿童也有“权力”参与信息的消费中，对于儿童来讲，成年人的“秘密”不再，成年人的“后台”行为被搬到了“台前”，在媒介的渲染中，催生出“成人化的儿童”[20]。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媒介(尤其是互联网)打破了社会身份与物理空间的传统关系，导致了由角色到角色的社会渠道与由地点到地点的物理渠道的破裂[21]，成人与儿童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模糊，在现实与虚拟的交错中，出现“成人儿童化”，即“Kidult”现象。
“Kidult”一词由“kid+adult”组成，它最早包含两层意思:假装成熟的孩子以及孩童化的成年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发偏向后者—即拥有成年人生理特征的群体在行为以及价值观上仍然保持着儿童的特性[22]。这一现象国外学者关注较早，在研究美国为什么会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动画时代这一问题时，有研究者认为虽然成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放弃了玩具和童年的一些习惯，但在17岁时这些童年兴趣会被重新激发，并有可能在整个成年期保持下去[23]。周婷婷、秦璇通过对12位成年人的访谈指出，成年人进行对诸如“小猪佩奇”等儿童化符号的消费，除了休闲娱乐、释放压力的目的外，更多是出于“怀旧”的情感，通过沉浸其中找到情感寄托;此外互联网的赋权和平等包容的环境，为成年人制造了“继续学习”的契机，让刚刚步入社会的他们依然像孩子一样充满了好奇[24]。“Kidult”现象可追溯到古代的“赤子”道德和情怀，具体到当下语境，“Kidult”文化是对“青年”角色意义的解构，是社会转型期青少年族群价值观的表现，并且这种亚文化得到了社会系统的接受和认可[25]。
(2)困惑与焦虑:“萌”的内在心理机制
在对受访者的访谈中，多数人都表示了对成长的疑惑和焦虑。“好像一下子突然间就长大了，明明还是之前熟悉的环境，但明显感觉周围人对你的要求不同了，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大人，现在想要抱一下自己的布娃娃都得偷偷的”(6号受访者)。这种状态更加激发了人们对童年时期无忧无虑、率真单纯的怀念。“好怀念小时候可以无所忌惮的样子，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要绷着、端着，尤其在工作中，嘻嘻哈哈的就很容易被大家误认为是不专业的表现”(3号受访者)。从这些叙述中不难发现，成年人长期处于社会规训之中，并受制于成人角色的规训。为此成年人的心理普遍有着一种回归童年的心理倾向。在这种倾向下“成人儿童化”现象就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践。受访者们对于社交媒体中的“成人儿童化”现象，也都表示理解和接受，更有甚者将其认为是她们这一群体在互联网中宣告身份的一种重要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怀念和呼唤吧，他们需要一个地方来呈现真实的自己，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周边的人甚至全世界宣告‘这个自己’的存在吧”(1号受访者)。
2.纠正或补偿:社交媒体中“萌”的表演
对于80、90乃至新生代的00后，互联网不再是新潮、陌生的事物，同时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他们较少经历“生活之苦”并表现出一定的稚气状态，“谁还不是个宝宝”成为他们较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成长于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的成年人，当他们意识到继续借助信息封锁来维持传统的成人表演已不可能时，他们便会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不再惧怕真实的暴露，希望摆脱角色扮演的束缚与痛苦，从而更加向往儿童自由天真的存在，在心理需求、社会趋势以及时尚潮流的影响下成人又被重新“推”回到儿童的角色[26]。因此，儿童化的表现以及在社交媒体中“萌”的表演，是成年人在面临“危机”后采取的对自我心理补偿和对社会生存环境博弈的行为。
(1)社交媒体中“萌”的身体表演
美国史学家托马斯·克拉尔指出，“身体就像舞台上的一个演员，时刻准备着文化赋予它的角色”[27]。“萌的表演”正是人们借助“身体”在社交媒体这个“舞台”(包括“舞台”上提供的道具—技术本身)上寻找社会文化赋予他们新角色的可能。根据陈卫对身体语言的定义—“身体语言是由人的表情、动作、姿势组成，包括静态的造型和动态的动作”[28]，加之对平台特性的分析发现:成年人通过身体对“萌”进行表演时，主要借助面部表情、舞蹈动作、手势来施展“萌”的表现性实践。
面部表情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工具，他人可从面部表情中感受到“表演者”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波动和情绪变化，因此常听到人说把情绪都“写在脸上了”。尤其是自拍这种形式，多数为用户自己手持手机或其他智能终端进行拍摄，所拍摄范围有限，面部便成为所拍摄内容中最突出的主体。用户在社交媒体中主要通过欣喜、惊讶、委屈、悲伤和害羞这几种表情来表演“萌”(见表2)。
欣喜是人们常用的表情之一，无论是静态图片还是动态视频内容，人们在其中的形象多数都为开心的、积极的、乐观的。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委屈和悲伤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会让人产生“难过”感觉的情绪，而是为了“剧情”需要，用户在特定情境下通过此类“表演”而希望达到“令人怜爱”的感觉。如抖音中用户较常用的一款儿童配音“你就凶我吧，等你凶完我，我就是别人家的小宝贝了，哼!”用户跟随配音变化表情完成“对嘴”表演，不是真的来展示自己有多“委屈”，而是恰恰相反，通过“表演”形成一个“奶凶奶凶”的形象，由此产生的“反差萌”反而更受用户喜欢。“表演”悲伤时也是类似情况。“希望有人宠、有人哄永远是人们的一个心理动机，尤其在这个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偶尔示一下弱然后看到好多网友回复你，给你加油，就好像小时候，自己还处在一家人关心的中心一样，哈哈哈，虽然我知道我是故意的，网友也看得出我是故意的，但还是会给予鼓励，这已经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啦”(1号受访者)。害羞也是用户经常模仿的表情之一，羞代表着青涩和单纯，在笨拙之中透露出可爱，虽不惊艳，但依然受到众多网友的喜爱。“我不喜欢很妖艳的那种感觉，太成熟，反而笨笨的给人的感觉很可爱，既不娇媚，又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2号受访者)。
相较于图片，视频给了人们更多的展示空间，尤其音乐短视频平台—抖音兴起之后，舞蹈成为人们最常用的自我呈现的方式之一。除了作为传统的艺术审美形式的舞蹈，在抖音平台中还有许多普通用户基于自身兴趣而上传的舞蹈视频，辅以平台提供的轻快、简单的音乐，虽专业性不足，但经过人们真诚演绎后，“萌”态十足。在受访者的眼中，舞蹈已不仅是“高大上”的舞台艺术，更是她们感悟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不需要专业的功底，一些简单的动作一学就会，加上抖音有‘合拍’的功能，像回到童年一样，跟班级里的小伙伴一起表演节目的感觉，特别开心”(3号受访者)。
除了舞蹈外，手势舞也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表演方式，《2018抖音大数据报告》显示，“2018抖音年度十大舞蹈”中，手势舞以绝对优势位居榜首[29]。手势舞将舞蹈与手语结合，既增加了动感性，又传递出丰富的非语言信息，用户只要灵活使用十个手指，便可呈现出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与平台中的舞蹈类似，用户所喜爱的手势舞也多为简单、可爱的动作组合，如在歌曲《同样》中，15秒的视频中只有摊手、戳脑袋、指脸蛋、拜拜等几个简单动作的重复;《芒种》中只有几次比心、画圈圈、点赞等动作的重复，配合相应的表情，网友纷纷留言:“好喜欢，好可爱......”“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怎么可以这么呆萌......”。从传统需要调动全身的艺术舞蹈，到只需要身体局部表演的“手势舞”，这种结构性的动作变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身体化，这种文化通过富有节奏的音乐和直译的编码，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自我想象空间[30]。
(2)社交媒体中“萌”的道具使用行为表现
除了具身性的身体表演外，作为技术支撑的社交媒体还为“萌”的表现性实践提供了表演的道具。社交媒体中的“道具”不仅涉及平台上的“道具”模块，还涉及用户在平台中可充分自取使用的所有线上辅助工具。根据对平台功能及对人们常用的表现形式进行观察分析，人们在对萌进行表演时主要涉及的“道具”有滤镜、贴纸、特效、音乐、配音(模式化语言)这五类(见表3)。
虽然普通装束也可以很投入地拍照，但远远无法和换装所激发出来的拍照激情相比，“换装”将我们的“看”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参与[31]。社交媒体平台所提供的各种滤镜中，除搞怪、性感的风格外，大部分的滤镜都会刻意增强“减龄”的效果—将眼睛放大、睫毛变长、皮肤变白、面部轮廓更平滑，出现“婴儿肌”的状态，这种更年轻化的形象为“萌”的表演提供了技术可能。在“换装”之后，人们在心理上有个更高的接受度和代入感，“表演”也就更加自然。
所有贴纸中，动物类头像是人们使用最多的贴纸类型之一，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了自己平时会使用一些和动物元素相关的装饰。“一般只要拍摄几乎都会选择使用道具，会选择兔耳朵、猫耳朵等跟服装色彩搭配的道具，因为会显得可爱。动物本身就会让人有亲切感，兔子、猫猫等动物本身就很萌，加上道具设计本身也很好看，也会让人显得更萌更可爱。人们对小动物都有怜爱之心，增加了这些小道具就仿佛给自己增加了一点可爱的元素”(3、4、6、7号受访者)。
在各种特效中，2019年末抖音推出的一款“宝宝特效”，一时风靡全网，不仅普通网友争相使用，当红明星、新晋流量也都纷纷“pick”，黄晓明、张晋、吴亦凡、摩登兄弟刘宇宁等均在抖音上上传了自己使用“宝宝特效”的短视频，收获网友平均百万的点赞量和近5万条的评论。昔日走“性感路线”的柳岩也参与其中，不少网友在视频评论区留言“好可爱”。明星借此展现与平常镜头中不一样的“萌”的形象，着实拉了一波好感。不到两个月内，抖音中便有2418万个视频使用“宝宝特效”，相关视频被点赞超2.1亿次[32]。
与“宝宝特效”类似，“校服”特效也深受人们的欢迎，在与现实脸部不成比例的呆萌大眼镜，加上两个丸子头的造型下，一曲《捉泥鳅》的背景音乐让人感觉仿佛瞬间回到了田间地头和书斋课堂，和小伙伴一起在池塘里赤着脚丫玩着捉泥鳅“游戏”的美好时光。“可爱的音乐，加上小朋友的翻唱，萌萌的声音完全没有抵抗力”(7号受访者)。而网友使用最多的文案和评论即是，“有多少人记得自己纯真的童年，这个特效可以帮你找回童真”。由此可以看出，与儿童相关的形象总能拉近人们的距离，可以瞬间“萌化”众网友的心。“天然萌或者小孩自然萌才是最让我开心的，因为那是最原始的能让人不自觉就笑起来的萌，比装出来的让人舒服和开心”(3号受访者)。
除了视觉形象和音乐，声音也是连接人们心灵的一座桥梁，在众多短视频中，童声的原创配音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模仿行列。“你别看我长得可爱，就相信我，像你这样的，我一个能打八个，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嘻嘻”“一把年纪还这么可爱，我真是个罪人”等这些调皮的语句加上稚气的配音，经人们各自演绎后常常受到许多网友的好评，“可爱感爆棚”“好想捏......”“啊......怎么可以这么可爱!!”这些评论区里常见的留言，表达了人们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喜爱。“只听萌萌的配音就会很舒服，小朋友的声音总能让你暂时忘记一切烦恼，就好像有个可爱的小朋友在你面前，让你想起你的小外甥小侄子一类的形象，觉得特别亲切。不然如果只看视频，多少还是会觉得有些扭捏，哈哈哈”(2号受访者)。由此可见，作为道具的声音不仅能够消解“身体表演”有时会带来的尴尬，还能够作为“表演”者在听觉上俘获受众关注和点赞的又一神器。
3.重新整合:“萌”表演下的心理满足与文化共融
用户的每一次媒介接触行为都是基于特定的动机和需求，并在合适的媒介的使用过程中获得心理满足。用户选择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萌的表演”是用户的自主行为，从内容的制作、社交平台上形象的管理、与其他用户的互动再到群体文化的传播等整个流程，几乎所有的表演者都表现出一定的积极主动性。这与强调受众视角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相一致。该理论代表人物卡茨等人总结出五大类媒介使用动机:认知动机、情感动机、个人整合动机、社会整合动机、缓解压力动机。与之相应的，媒介使用后同样带来五种满足，即认知满足、情感满足、个人整合满足、社会整合满足和舒解压力的满足[33]。作为知晓自身需求的主动的用户，90后女性青年对“萌”进行表现性实践时，与之相对应的主要是缓解压力、情感及个人整合方面。同时，作为“纠正”的结果，成年人对“萌”的表演过程及对自身需求的满足状态也是为“萌”的亚文化赋予合法性的过程，并以其合法性为基础，为其他非主流文化和审美争取生存空间的过程。
(1)缓解压力需求的满足
广大用户群体尤其是成年人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对“萌”进行表演时，为其缓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并带来了诸多快乐。“成年人生活太苦了，太累了，工作家庭压力都很大，在网络中好像可以重返童年，谁不愿意看到自己似乎可以永远年轻可爱的样子呢?”(7号受访者)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止一名受访者表达了相似的感受，暂时逃离现实、寻找些许的快乐是参演“萌”的实践带给她们最直接的享受。“生活够苦了，网上要放飞自我，才能感到一点快乐”(4号受访者)。“‘萌’的表演或看可爱的视频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调味剂，毕竟生活里有太多烦躁的事情，太苦了，偶尔在网上寻个开心，找点虚幻的快乐”(3号受访者)。虽然出生于物质相对较富足的年代，但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仍然使这一批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90后不敢有一丝喘息的时刻，“苦”成了她们的关键词。但与人们以前对“Kidult”认知不同的是，现实生活的“苦”不再是她们逃避责任的推辞，反而是作为一种自我调侃的戏谑，“皮一下”然后继续乐观生活。
(2)情感释放需求的满足
社交媒体上对“萌的表演”释放了人们内心最原始的情感，一个“不想长大”的美好愿望，社交媒体平台中提供的各种道具—无论是“婴儿肌”的还原还是漫天的儿童音乐，或是怀旧的经典片段和原创的“童言童语”，当人们进入社交媒体平台中自己的媒介空间时，便进入了自己所幻想的“童话王国”，人们可以暂时不受现实身份的束缚尽情演绎自身所期待的角色。也就是说，社交媒体为人们重塑了“儿童时代”，建构了一个亦真亦假的大型“游乐场”。当人们身处其中时，“失落的快感”被找寻，儿时的遗憾得以弥补。故而，人们各自“表演”的过程也即是人们“重返童年”最直接的体验，儿童的装扮、轻快的节奏、简单的动作像是让他们再回到了“儿童节”的盛典，这种“扮相”及行为的重现本身便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而当效果与他们的记忆多有重合时，内心会获得极大的满足。7号受访者的桌子上至今都摆着一张特效合成的照片，左边是自己“变小”之后的样子，右面是自己小时候真实的样子，就此她告诉笔者:“虽然还原的比自己当时‘漂亮’了点，但这个时候还能看到自己那么傻傻的样子还是很感动，好像那个简单、单纯的自己还没有离开现在的身体”(7号受访者)。由此可见，“表演”已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而是成为她们保护内心的自己、坚守自我认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3)个人整合需求的满足
社交媒体平台中萌的表演还能够充分地满足自我认同即个人整合的需求。从受访者的访谈中，可发现与其说她们是在社交媒体上“装嫩卖萌”，不如说她们是在现实生活中“表演成熟”。“每个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每个人也都会有小孩子的一面，‘萌’代表的是一种赤诚、快乐、无邪，是一种很正向的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回忆起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还是很乐于去表达的”，对于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呈现，她更是打趣道:“可能因为我自己的外形原因吧，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比较萌，我从来不‘卖萌’，而是本来就很‘萌’，哈哈哈......”(5号受访者)对于一些负面的评价，她们表现出一致的淡然和坚定。“做自己的事，让别人说去吧。无论评论好坏，自己认为满意，自己认为好就行”(8、9、10号受访者)。对于她们来说，完成成人的角色及其肩负的职责是她们作为理性人的选择，而对“萌”的天然依赖和向往则是每一个生命不可剥夺的权利与自由。“‘萌’是大家心里的普遍向往，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这是无法丢掉的一个角色，也是不应该被任何人剥夺掉的角色”(6号受访者)。
用户间的互动与周边人的认可是对她们进一步的肯定，也是她们赢得这场博弈后的重要满足。在受访者中多数人承认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与现实中的自身形象相近，而当收到网友点赞和正面的评论时会非常开心。“大多网友还有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虽然因为工作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把自己装扮得很成熟，但谁内心不是个宝宝呢，所以看到有人点赞就会很开心，至少说明他认可你，理解你，有种被夸的感觉”(1号受访者)。总之，“萌的表演”不仅为成年人保留了作为“自然人”的天真快乐，也满足了人们作为“社会人”的自我整合需求。
(4)多元审美的生存共融
成年人在社交媒体上对“萌”的表演，也正在对现今主流审美产生一定程度的挑战。在当下消费社会和男性审美框架下，90年代的妇女形象已经被“纤瘦、年轻和潇洒”所取代[34]，“以瘦为美”已成为现今审美的主流，“减肥”成为女生经常探讨的话题和“毕生的事业”。由于“萌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化的特征进一步被强调和认可，“胖嘟嘟”似乎成为另一种加分项，“我这不是胖，是可爱在膨胀”等童声配音的应用，使得部分女性不再将胖视为羞耻，“萌”化的呈现消解了“胖的罪恶”。“好像现在大家对身材的宽容度高了一些，现在在大家面前吃甜品吃冰淇淋一点也不感觉到罪恶了，反而拿着蛋糕啊冰淇淋啊之类的拍照，大家会觉得很萌”(7号受访者)。可见女性的身体不再被刻意掩饰，而是可以大方地以其本来的样子出现在公众面前，当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正视“身体”这一主体时，文明也将随之更进一步。同时，当下“萌文化”的盛行对中老年人同样有着特殊意义。在社交媒体中，不乏一些年过半百或已退休的中老年人在子女的指导下加入了“卖萌”的队伍，她们对“头上长草”“岁月的痕迹”等活动参加得不亦乐乎。“卖萌”已不仅仅是年轻人幼稚闲散的时尚追求，更是对中老年人的一种心理补偿，作为一个时代给予她们奉献了一生的回报。
长期处于成人社会角色规训之中的大众群体对“成人儿童化”有着天然的向往和普遍的实践意愿。“萌”作为“成人儿童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正在社交媒体平台盛行，并已获得一定的接受和认同。社交媒体中“萌”的表现性实践主要是通过身体的表演和借助社交媒体道具的技术使用来实现。用户群体在对“萌”的表演过程中传达自身的需求，并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一步完成身份确认、个人认知整合，进而在实践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心理满足。这种以满足、补偿为目的，且以趣缘为基础而形成的“趣味共同体”在网络空间的交往中迅速将自我及其所属群体与他者隔离，以“返璞归真”这一共同认可的符号形式(表演形式)，确立并宣扬他们的存在。“萌”的表演过程即是他们寻找趣味认同、构建文化价值的过程，也是其完成文化资本积累、形成“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作为个体对原初生命力的表达，“萌”的表演改写了主流文化中“合法趣味”的审美框架，以“降维”的方式使个体自觉加入该文化的展演之中，加之社交媒体中模式化、类型化的内容生产和互联网自身的迷因效应，“萌”这种表现性实践引发的短期内的集中文化效应便迅速形成，并在社交媒体之中广泛传播。在对“萌”的表现性实践中，作为媒介技术的道具为“萌”的表演及其文化的形成与扩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社交媒体也为社会中的各种角色提供了“登台”对话的机会，不同文化在这一平台中进行充分展演、博弈，进而实现融合共生。这是技术赋权的典型实践，也是人类社会交往的有益拓展。
郭沛沛、杨石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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