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体制内就业与体制内联姻在我国东北地区盛行的现象，本文立足于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视角，深入理解体制分割对青年婚恋行为和就业选择的形塑过程，尝试回应东北青年向外流动等现实关切。研究发现:一方面，同在体制内的单身青年缔结婚姻是社会个体、重要他人以及社会的共同期望，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潜在强制性的婚恋行为规范。另一方面，逃离东北或异乡就业原本是部分东北青年对抗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行动策略，却在集体期望中演化为一种排斥返乡就业的社会规范。青年追求体制内就业、体制内联姻、外流异乡的就业观或婚恋观，在单一化的社会评价体系下不断被强化。青年的生活机会与生命历程无不体现着社会建构的力量。关键词:体制分割;体制内联姻;东北人口流失;社会排斥一、问题的提出当前，关于体制内就业青年遭遇婚恋难的社会现象，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城市就业竞争压力逐年增加，体制内工作本就吸引着不少待就业青年群体，再加上人才引进政策向地级市和县域等地方倾斜，高校毕业生等为获得体面稳定的工作机会，奔赴基层并实现体制内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基于人力资本发挥的正向作用，体制内的工作岗位聚集了大量高学历劳动者，本无可厚非[1]。然而，高学历群体扎堆县域的人才供需结构却也折射出了一些社会问题[2]。体现在婚育层面，即县域体制内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性别比失衡，体制内的单身女性规模也在增加[3][4]。不仅如此，“体制内想找体制内”的婚恋观[5]，排斥了体制外的青年就业群体，这可能加剧青年群体“非体制内不就业”的择业观，将就业选择局限于体制内。先占据体制内的职位，再寻找体制内的佳偶，成为一些“上岸”青年的就业附加目标。关于我国青年就业与婚恋关系的研究比较丰富，却不足以解释部分青年热衷于体制内就业与婚恋的现象。单位制在东北地区虽已由盛转衰，但对个体生活方式和长远发展机会的作用力未减。已有研究发现，教育、户籍、收入、职业和社会地位等，一贯是影响择偶偏好或缔结婚姻的关键因素[6][7][8]。再加上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对婚姻的积极影响力减弱[9]。由此，学界关于体制因素对婚姻市场影响的讨论热度略有下降，造成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与青年婚育的关系未能得到更加充分的论证。因此，针对体制分割问题与青年婚恋、就业机会的内在复杂联系，有待进一步的厘清与证明。近年来，大学生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的热情不减，再加上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常被置于体制内展开讨论，可见体制对我国青年群体的独特意义之所在。就职于体制外的青年与体制内的青年相比，生活机会与生命历程存在诸多差异。体制内的工作岗位有限，追求体制内就业的青年数量却有增无减。通过揭示正置身于体制分割处境并即将作出就业与婚恋选择的青年群体的行动规律，将加深我们对这部分青年生命叙事的理解。东北地区以重工业基地闻名，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并存的典型，可作为研讨体制分割与青年就业和婚恋关系的代表。本文将立足于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制度化背景，尝试回应以下几个社会问题:体制内的女性为何单身数量增加?体制内的联姻何以可能?本地青年为何执着于脱产“考公”“考编”?东北青年为何“出逃”?东北地区又是如何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家乡的?二、文献回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20岁至49岁的单身青年总体规模呈逆势增长状态，而且单身青年的内部异质性较大[10]。深入理解单身社会的演进，如何提升当代青年的结婚率等议题，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有研究发现，拥有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对婚姻具有促进作用，相比无业和体制外就业，体制内就业的男青年初婚缔结概率更高，体制外就业的女性初婚缔结概率最低[11]。与体制内相比，体制外单位的劳动超时现象更严重，且已演变为不成文的“规则”[12]。基于体制内的工作岗位对女性的庇护作用，体制内就业的女性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照顾家庭[13]，这增加了她们在婚育市场中的优势。对于女性而言，体制内就业是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关键。尽管在家庭中仍需坚持性别平等观念，但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主流家务分工模式下，男性寻找配偶依然看重女性可能为家庭奉献的时间和劳动。所以，无论是为了自己获得更加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职位，还是出于未来照顾家庭的考量，对许多女性来说就职于体制内仍是理想选择。体制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边界清晰的二元市场结构，对内提供庇护，对外构建排斥屏障[14]。值得一提的是，体制内的优势即为体制外的劣势，但体制内的优势也可能因此而转化为劣势，其一即体现为通婚障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青年出现了清晰的群体界限，这一就业结果使得青年群体在择偶过程中不得不根据对方的单位类型衡量婚姻匹配度。利用通婚行为反映群体边界的开放程度与社会开放性，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分析空间[15][16]。而且，这种分析视角在新近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如利用通婚测量我国城乡融合度，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利用难度小、精度高的二元属性测量指标，可反映最高阶段的社会融合，这也是社会融合理论的代表性观点[17]。类似地，我们可依据社会融合理论，针对体制分割产生的两类群体的通婚意愿或通婚行为，展开测量与研究。目前体制内群体的婚恋，已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有学者立足于性别结构视角，认为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才结构不平衡和人才流失问题突出，无法满足体制内的女性“向上婚”的需要，对体制内女性来说，体制内缺少数量足够且质量更优的异性[18]。另有学者从文化观念和心理认知层面指出，体制内的女性将采取主动应对单身的行动策略，如向亲友抗衡或共情等对外策略，以及自我提升与完善等对内策略，可是这类行动策略反而加剧了解决体制内单身女青年的婚恋问题难度[19]。上述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通过翔实的经验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依据与参考。这些研究证明，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问题已然成为降低青年单身率的一道障碍。其实，体制内的青年单身问题，并非完全是由社会个体及其家庭“共谋”的行动结果，也包含身边的重要他人、工作单位和社会等共同作用。就我国青年群体而言，就业状况与婚育行为是紧密联结的。中国青年群体先“立业”再“成家”的行动逻辑具有普遍性特征，不“立业”则难以“成家”[20]。然而，当代青年的劳动参与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伴随出现青年扎堆体制内和拒绝“低端”就业的“宅男”等就业现象[21]。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推断，一旦青年陷入就业困境，婚育行为也可能随之暂停，当前青年的结婚率不高或与就业难密切相关。东北青年还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婚恋难题。受父辈就业模式的影响，获得体制内的工作仍是东北青年热衷的就业目标。在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国有企业具有劳动力内部市场特征[22]。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内部消化就业的劳动力供给模式，形成内部化的劳动力市场。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通过招工的就业形式优先安排职工子女就职，职工的流动性和流出率大大降低。可是，随着就业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转型的逐步深入，体制内职业位置代际传承的机会减少，个体就业择业的灵活性和流动性显著增加。城镇地区待就业青年原本是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到国有或集体单位，现转变为就业市场化[23]。借助“机会—流动”分析视角可知，制度转型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结构，社会个体也可通过在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流动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24][25]。不过，虽然经历了国企改革和单位制的变迁，东北青年致力于体制内的职业初心却未有明显变化，在东北地区，体制内就业的社会认可度依旧较高。但在体制内就业难度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东北青年应对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行动策略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本文采用非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受访者展开访谈。其中，采用非结构访谈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笔者收集访谈资料的时间跨度较长，每位受访者的受访时间不同，没有形成固定的访谈提纲，仅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深度访谈;第二，每位受访者的个人经历不同，甚至差异较大，笔者在访谈时重点结合受访者的个人经历，紧密围绕本文欲探讨的研究问题，以闲聊的方式，给予受访者充足的受访弹性和自由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汲取和搜集个人特定经验的动机或情感资料，为后续分析做准备。另外，尽管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东北青年，但受访者的年龄并非全部处于青年阶段。理由是，通过对非青年的访谈，既有利于综合评估东北青年的就业选择和婚恋行为的现状、过程和结果，又可掌握重要他人对东北青年特定行为的评价，并针对系列社会观点进行整理与反思。笔者曾于2017年7月至2019年8月，在东北X市实地调研。选取东北X市为例，存在两点原因:一是就近取材，笔者对该市更为熟悉，通过滚雪球等非概率抽样方法便于寻找个案;二是X市在东北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典型的工业城市之一，针对现在或曾经于X市就业和生活过的个案进行访谈，满足本文研究设计的需要。本文主要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详见表1。四、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下的东北青年婚恋行为针对东北青年婚恋现状的观察与描述，应重视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影响。对于体制内的东北青年而言，女性主动单身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体制外的东北青年而言，被动单身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东北青年主动单身或被动单身的理解，本文将着重立足于重要他人或社会群体等视角，再现东北单身青年在体制分割背景下的婚恋障碍，揭示体制内单身青年联姻的社会共识何以可能。1.一“编”之隔与东北青年的婚恋日常在东北地区，平日里若被问及“有没有工作”，一般情况下，有无收入来源并非问候者询问的真正目的，这句提问的实质是打听对方有无体制内的工作。“工作”在东北地区被赋予特殊的内涵。在东北社会的语境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别得到了充分体现。“有工作”通常指的是拥有体制内的工作，一般包括央国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在编人员(即企业编制、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工作职位;“没工作”则是指体制外的任何工作岗位，当然也包括在学、自由职业或待业状态等。简单地说，只有收入来源，却不在体制内就职，在东北地区近似等同于“没有工作”或“没有正式工作”。在东北地区，于体制内就业的好处不仅在于获得体面的薪酬待遇，而且在于抵抗外界风险的能力，这一制度优势在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更重要的是，退休金待遇在少子化时代的优势突显，体制内的工作可谓维系个体老有所依的理想职业。受访者Z1的孙子从事模特行业，他曾向笔者抱怨:“模特这个行业是吃青春饭的，现在看着能赚钱，等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不还是得靠自己再找工作赚钱吗?这不是个啥正式工作，还得是有个编制好啊......有了编制，赚钱稳定，还有女孩愿意跟(指结婚)。”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在婚恋场域中往往是他者眼中的理想配偶，除却家人和朋友，单位同事与领导也会主动为这类单身青年撮合一段良缘。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若男女双方均以组建家庭为目的，可迅速缔结婚姻。毕竟同在体制内，两位单身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只要主观上彼此满意，或双方父母满意，体制内的婚姻即可一蹴而就。例如，受访者T1经单位领导介绍后，与妻子相识仅3个月就登记领取了结婚证。当被问及为何如此迅速地选择和对方结婚时，他笑着说:“不只你一个人，我还没来这个单位的时候，当时单位的同事和领导也都惊呆了，还以为你嫂子怀孕了呢，呵呵，其实并没有。只是我俩单纯地觉得彼此都没啥好挑的了，都在编制内，双方学历、家庭背景啥的也都差不多。”体制对东北青年婚恋的影响力，或许超越了收入、学历、户籍、毕业院校、个人能力、样貌，甚至包括爱情在内等诸多常见因素。没有进入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尽管拥有收入来源、高学历、房子和车子等优越条件，也难获得与体制内单身青年发展一段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如果一对青年在偶然的情境下产生了情愫，若得知一方在体制内就职，另一方暂无体制内的职业，则有可能导致这段感情无果。甚至，处于体制内的一方还可能产生被对方“占便宜”或被“高攀”的顾虑。只有双方同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喜结良缘的可能性才会显著增加。总之，体制内的工作对东北适龄单身青年做出婚恋决策的影响很大。本地单身男青年T2属于个体商户，月入数万元，已将婚房布置妥当，但苦恼于一直寻觅不到适合结婚的单身女青年。当询问他想寻找何种类型的女青年作为理想的结婚对象时，他回答说:“想找个体制内的，因为我可以赚钱，她只要工作稳定、能照顾家就行。”这并非个例，实际上，体制内的单身女青年是体制外单身男青年理想的婚姻伴侣，也是体制内单身男青年择偶的首选佳人。在东北区域，这几近获得了婚恋竞争链条的顶端优势。尽管体制内性别比例不平衡的问题已经显现，但体制内女青年单身不排除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体制内的单身女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单身男青年，主观上排斥体制外的单身男青年。因此，体制内的单身女青年并非缺少脱单机会，而是缺少在体制内寻找足够多的脱单机会。这样一来，体制内适龄单身女性不断增多。2.发生在体制内的“互相看不上”梯度婚姻匹配模式在体制内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在东北社会，拥有公务员身份的行政编制比事业编更胜一筹，但二者的排序又领先于企业编制。另外，在同一编制体系内部，还存在职务级别的高低排序。机关事业单位人员T3，结合自身与身边人的婚恋经历，认为本地单身青年择偶的潜在规律是:“党政机关的不找国企的，国企的又互相看不上。”据笔者的观察，这种情况并非绝对，现实中仍然存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就职人员与本地国企职工联姻的案例，国企职工之间成功联姻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但是，这句“经验总结”道出了体制内东北适龄单身青年的择偶策略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处在相同编制类型的单身青年更倾向于彼此选择，而且拥有较高职业抱负或职业地位的女性更青睐于拥有一定职务级别的男性。就拥有职业抱负的体制内单身女青年而言，国企女职工T4的婚恋过程，算得上是一个拥有比较圆满结局的案例，也是一些体制内单身女性羡慕或效仿的人生轨迹。T4最初入职国企是考研失败后的就业选择，先就业再考研是她实现人生向上流动的策略。但随着考研屡遭失败，她决定留下来发展。几年后，她结识了本单位的一位管理者，并确定了恋人关系。得益于男友的提携与帮助，她的事业也有了明显的起色，身份逐渐从一个基层职工转变为管理人员，并与男友结婚。尽管对方离异的身份曾遭遇女青年母亲的反对，但其职务身份弥补了这个缺憾。正如她自己所言:“如果能有机会通过婚姻往上走，为什么不呢?”当然，体制内的婚恋还存在着更多不能如愿以偿的案例。例如，受访者T5也曾是一名国企职工，入职10年，现已在30出头的年龄担任了一份要职。她母亲的朋友曾主动给她介绍过几个对象，但都被她拒绝了。问及原因时，她说:“(国企)科长咋还能单身呢，那能是好的吗?别啥样的都给我介绍。”据了解，当时她母亲的朋友F1也听到了这番回应，并认为这名女青年“就是想嫁个高官，我听说国企里这样的女孩儿还不少呢”。我们无须验证这类案例的真伪，但它却反映了体制内一部分女青年单身的原因，即她们希望寻找各方面条件比自己更优越的体制内单身男性，尤其是职务级别比自己更高的男性。然而，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较高的职位在体制内是有限的，故这类体制内单身女青年处于等待或寻觅的状态比较常见，这也成为体制内适龄单身女青年数量累积的又一原因。从学理上讲，女性“向上婚”是可以被理解的;而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类“优秀”女青年本不应该单身，从道理上讲不通，唯一的原因就怪她们自己“太挑剔”，并由此达成一种以偏概全的社会共识。类似地，体制内的适龄单身男性也不例外，他们同样会因为单身受到负面评价。受访者F2为在体制内工作的女儿的婚恋问题感到焦虑，并给出了对适龄单身男性的评价:“30岁以上单身的男的，要么有可能是离婚的，要么就可能是有什么性格缺陷或者不正常的地方，总之单身的男的年龄越大，问题可能就越多......优秀的(男性)早就都被别人挑走了。”综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体制内的适龄青年拒绝相亲、择偶或结婚等一系列单身的表现，均可能被“贴标签”，甚至遭受“污名化”。3.东北青年婚恋行为的“守门人”结合上述经验资料不难看出，部分青年的单身表现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实，也有部分青年单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东北社会，获得体制内的工作是顺利迈向婚恋大门的“通行证”，除却私人关系，社会组织或单位也会主动担任“红娘”身份。无论形式如何，体制内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联姻成为一条不成文的社会规范，这条规范对东北单身青年择偶行为的形塑与约束，不仅体现于个体的婚恋行动中，而且表现在有组织的相亲活动中。T6是一名护士，最近笔者突然收到了她的婚礼邀请，当笔者把惊讶的心情告诉她时，她说:“我不是不想找(对象)，主要是因为以前没编制，没人给我介绍对象;有了编制以后，原单位和现单位的同事全都主动帮忙给我介绍，身边的异性资源一下就多了，所以很快就遇上了合适的。”自大专毕业以来，她就职于本地一家公立医院但无事业编制，择偶圈子局限于身边的同事，而异性同事大多是医生且与其几乎无共事机会，由此陷入择偶困境。当她跳槽至相邻市区的公立医院并考取事业编制岗位之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完成了从考编、入职、相亲、恋爱到结婚等一系列人生经历，而且她的结婚对象为拥有企业编制的本地国企员工。从该案例可知，这位受访者身边的同事早已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本，只有在衡量单身青年双方彼此匹配的基础上，才会动用社会资本为其介绍对象，而衡量匹配与否的标准正是体制内与体制内联姻的潜在婚恋规则。可见，当下东北单身青年婚恋难的症结在于交友渠道不畅，择偶的“瓶颈”主要来自编制区隔:获得编制意味着单身青年择偶圈子的扩大和婚恋机会的增加;暂无编制则会被冷落、被旁观，或者事业与婚姻面临同时停滞的风险，至少婚恋举步维艰。不仅如此，有组织的相亲活动同样存在类似的社会现象。例如，本地某相亲平台组织单身青年线下相亲活动时，明确要求报名条件之一为“职工”，即体制内的在编人员。非体制内人员少有机会参与线下活动，尽管可在线上自主寻找心仪的单身异性，但该平台已注册的会员中，女性约一半以上为职工身份，男性拥有职工身份的比例则高达95%及以上。在东北社会，缺少职工身份，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婚恋机会均大幅降低。无独有偶，受访者T7曾在某机关事业单位从事公益性岗位，其间受单位领导安排准备参加公务员体制内组织的一场联谊活动，但在报名环节就以失败告终。据她转达，举办单位的一名负责人在电话里给出的理由是“公益性岗位身份不是正式入编人员，不能参加这次活动;再说了，就算是去了，公益性岗位人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肯定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不出口......”回忆起这番“劝退”的言辞，T7至今愤愤不平:“当时我就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侮辱，公益性岗位怎么了，有啥见不得人的。”实际上，体制内与体制内的东北单身青年联谊或联姻，已经形成一种价值取向。无论个体、重要他人，还是社会大众，无不在内心深处按照体制的内外之分，暗自彼此衡量或相互比较，共同寻求与迎合社会认同感和社会期待。在东北地区，体制内的工作是一份让人“有面子”的工作;非体制内的工作则多是不被看好的工作，一对新人的婚礼气氛和排场也会因为体制分割形成反差。综上所言，体制内与体制内联姻在东北社会已然成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婚恋行为规范，一旦没能进入体制内，单身青年及其家庭将明显感受到约束与压力。这种来自体制内的婚恋排斥，势必加剧东北青年非体制内不就业的社会心态。五、体制分割背景下的东北青年就业行动策略体制分割不仅对个体生命历程与婚恋结果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渗透至社会个体及其家庭成员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中。如果青年没能获得一份体制内的职业，个体及其重要他人均会认为没面子、没底气。这类群体往往采取主动减少与人见面、交流的机会，回避熟人社会。处在“唯体制独尊”的社会评价体系下，东北青年及其家庭也会不约而同地做出各自的打算与行动。1.“消失”在街头的东北青年东北社会是典型的老龄化社会。直观上，在东北公共场所进行室外活动的群体多为老年人。一方面，青年多在外求学、就业和定居，本地青年数量缩减，所占人口比例较小;另一方面，没有体制内工作的东北青年，则尽可能地避免在社区、街道和集市等多种场景的熟人社会“抛头露面”，放弃外出闲逛的机会。这些东北青年及其父母最担心的事情是在上述场景偶遇熟人被提问“(子女)有工作了吗?做什么职业?”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一定数量的东北青年从学校毕业后在本地未能顺利就业，或在短期内就业后，由于某些原因辞职等。这部分青年通常在脱产阶段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考研、考公务员或考编上。受访者T8脱产参加公务员考试培训即是典型个案。五年前，他本科毕业时已与一家南方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尽快办理了入职手续，亲戚和邻居均对他表示祝贺或称赞。但每天超时加班、无双休的工作模式，使他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情绪，T8决心返乡考公务员。其间，他不停地往返各个城市参加辅导班和公务员考试。尽管他在本市参加培训和考试，也要赴离家较远的社区租房子，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被本社区的邻居发现或评议，而且以这种方式也可避免与亲戚来往，以“断亲”的方式回避熟人盘问。至于对待婚恋的态度，他叹了口气说:“不着急，先有个稳定工作再说吧!”这类案例还有许多。暂时无法进入体制内工作的东北青年会“用脚投票”选择临近或其他省份打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并非当地的同类职业薪酬待遇更高，或消费水平与房价更低，而是单纯为了脱离熟人社会。2.“从体制突围”的东北青年身在东北地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隔是东北青年从就业到婚恋绕不开的议题。体制内的工作或许在一些青年看来无足轻重，但是只要在面对婚恋问题时，就会被重新带回关于体制内外的审视和拷问。视体制内就业结果为最优的单向社会评价体系，助长了一些东北青年盲目“考编”的跟风行为。而且，这也打击了那些凭借技能优势、依靠劳动谋生的体制外东北青年。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标准还加剧了一些东北青年不出门、不社交、不就业、不婚恋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离开。当下已有不少东北青年选择逃离东北，向外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一类东北青年已在本地就业和成家，但为了寻求更高的发展机遇或出于对体制内工作的不满，选择辞职外出务工，这类东北青年以国企职工为主。例如，受访者F5的女儿原本是一名国企职工，现在澳大利亚工作与生活。提起女儿的人生选择，她自豪地说:“国企挣得太少，还不好找对象;国外挣得多(么)多啊，而且国企效益也大不如从前了，趁早走是对的!”受访者T9是一名90后国企职工，与同在原单位的妻子一起辞职，现就职于沿海城市的一家私企。谈到离职原因时，他说:“原来的国企工作一眼望到头，要是不走总有写不完的材料，赚钱少不说，还升不上去......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能力有多强，别人能在外面混，凭啥我不行?”另一类东北青年自高校毕业起就选择了留在外地生活，脱离体制分割严峻的东北生活。Z2是两个孙子的奶奶，在她看来，两个孙子虽然不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却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她把这归因于“运气”。据她叙述:“大孙子是美术特长生，在天津念书时候认识了个天津本地的女孩儿，而且女孩儿的爸妈都是公务员，他毕业工作之前，俩人就结婚了;老二在深圳，没工作，但是长得帅......研究生毕业以后和深圳当地的一个年轻女教师结婚。”由于体制分割的壁垒，这种婚恋现象在东北的确不多见。只有在社会开放程度更高、对青年群体包容性更好的城市，跨越体制障碍通婚的情况才更普遍。由此，东北青年的就业与婚恋结果实则因地区的差异而变化，个人“运气”的好与坏不具有压倒性的作用。在许多东北青年看来:留下，除非将自己“逼进”体制内;离开，大概率将会获得一种全新的生活。这也是当下许多东北青年选择逃离东北，在他乡成家立业的关键原因。类似“成功”案例的受访者在异乡就业与生活的主观幸福感，未必显著高于本地青年，但他(她)们的人生轨迹却成为本地熟人社会口耳相传的传奇榜样或育儿范本，激励着同辈青年群体或下一代人“逃离东北”。甚至，“逃离东北”还略带一丝英雄气概的味道，成为当下越来越多的东北青年反抗体制分割、证明自我实力的积极行动策略。然而，这也使东北地区成为许多土生土长的东北青年“回不去”的家乡。3.离乡的东北青年何去何从地理空间上的社会流动现象在东北早已不再是新鲜事，向外流动的群体以青壮年为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向外流动并非每一位东北青年的主动选择或主观意愿表达。除却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重要因素以外，我们将重点围绕由制度因素衍生出来的社会认同，深描被动外流的个体生命叙事及对其流动行为的反思。东北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体制分割加重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类就业群体的边界，使得没能进入体制内的东北青年产生了向外省市流动的行为动机。这是因为在众人看来，获得体制内的工作是有“面子的表现，移居东北以外的省市更有“面子”。F6谈到儿子去上海打工的原因时，无奈地说:“儿子大学刚毕业那阵，他爸是厂长，给他弄到了一家好单位，里面都是一些985的硕博士。因为学历不够，那种工作他也干不好，试用期总被领导批评，还没等落编他就辞职了。他爸知道了以后，气得要命，觉得儿子给他丢脸了，硬生生地把儿子‘打’出去，让他去上海自己找工作，还说找不到工作就再也别回家......”尽管如此，儿子的遭遇反而使她认为有本事、有能力的东北青年更应该离开东北发展自己，她还劝说笔者:“东北这儿不好，南方多好啊，发展机会还多，以后留在南方发展吧，别回东北了。”这不仅是她的个人观点，而且是东北地区许多家长的共同期望，他(她)们不仅用这种教育期望教养子女，而且也如此劝说他人。在许多人看来，移居外地应是东北青年的首选，既证明了个体的教育成就和能力，又为个体未来发展创造了机遇与平台;对于未移居外地的东北青年而言，体制内则是最优选择，不仅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又为婚恋事宜“推波助澜”。但是，对于本应移居异乡却返乡就业的“回流”东北青年而言，就算就职于体制内的工作岗位，社会的接纳程度也会比较低。受访者T10所在单位的同事，得知一位知名院校毕业的东北青年返乡入职国企一事，众说纷纭:“大家都说，这么好的大学，回来可惜了!我听有人说，他那好大学没准儿不是自己考上的;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在名牌大学表现一般，不得已才回来工作的，毕竟那里有很多‘尖子生’;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没本事，可他爸又是领导，回来工作能直接帮儿子坐上自己的位置......总之说啥的都有，反正意思差不多就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说实话，我多少也觉得有点儿可惜。”移居外地本是东北青年应对或突破体制分割的一条途径或是一种选择，却不应是唯一的选择。然而，东北社会的体制分割问题已衍生了一种向外流动的，且带有明显强制色彩和必然性的集体愿望与主观倾向，没能履行集体愿望的返乡就业行为，则会受到非议或污名化。因此，在这种排斥回流的潜在社会规范的约束下，即使拥有良好教育成就、身怀技能优势或立志建设家乡的东北青年，也不“敢”回流东北，更不必说在他者眼中算不上“优秀”的东北青年，这促使更多东北青年纷纷背井离乡。六、结论与讨论本文采取非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式，通过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对东北青年婚恋行为和就业选择的形塑与约束的研究发现，跨越体制障碍通婚的难度在东北地区较大，这为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问题提供了新证据。对于东北地区的大部分青年而言，先“立‘体制内’的业”，可为“成家”推波助澜。获得体制内的一席之地，或与同为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联姻，不但是社会个体的理想，而且是重要他人乃至社会的共同期望。这种集体共识甚至成为一种具有潜在强制性的婚恋行为规范。一旦没能获得编制，东北青年的婚恋过程也将受阻，社会个体及其家庭都可能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体制内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缔结婚姻的潜在社会规范，既排斥了体制外的单身青年，又加剧了体制内单身女性的婚恋难度。基于此，向外流动成为部分东北青年对抗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积极行动策略，却在集体期望中形成了一种排斥返乡就业的社会规范，使东北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家乡。以上两种类型的社会规范无不体现着社会建构的力量，强化了东北青年追逐体制内的职业和配偶的就业观与婚恋观，抑或外流异乡的被动行为选择。尽管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东北青年群体，研究对象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特殊性，但关于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与青年就业和婚恋的关系探讨，折射出了当前我国“考公”“考编”等青年的社会心态。综上所述，探讨青年的就业取向与婚恋行为，需要重视制度结构因素的作用力。处于体制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青年的失业率可能较高，青年的单身率或也随之水涨船高。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现象在东北社会贯穿始终，且仍在被强化。对于体制内的青年来说，梯度婚姻匹配的理论观点颇具解释力;但对于体制外的青年而言，难以通过教育、收入、职业或爱情等交换条件，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实现跨体制通婚，这阻碍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开放进程。跨越体制障碍通婚在东北的难度较高，群体边界因体制分割而泾渭分明，社会融合度欠佳。当然，我们无意反对单位制的制度化存在，而是反对对非体制内就业的青年和返乡就业创业青年的社会歧视与排斥。值得警惕的是，关于体制外的就业歧视已蔓延和渗透至东北青年的婚恋场域，对于未能符合社会期待的任何就业形式，婚恋机会也将受到削弱。更重要的是，这也导致潜在社会人才资源的浪费和搁置，加剧当地青年的失业率和单身率。东北地区近来以发展冰雪经济带动了全国冰雪旅游热效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打卡，也增加了全国对东北区域发展的关注度，更提升了青年游子返乡创业就业、安家落户的意愿和动机。不过，若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问题依然严峻，就不得不重新回到文中涉及的东北青年关于就业与婚恋的老问题。应当鼓励东北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就业观，但前提应是基于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与丰富化。只有突破体制内外二元对立的职业结构，社会对本地青年和返乡青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逐渐增强，东北青年的就业选择与婚恋行为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从而形成一系列的良性循环，这也是更好地应对东北少子化、老龄化和人才流失等挑战的关键举措。[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规划2023年度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1KSB092)的阶段性成果]赵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吴愈晓.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1(1):119-137+222-223.[2]方长春.县域发展与人才就业何以“双向奔赴”[J].人民论坛，2022(16):68-71.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单程超60分钟的极端通勤对青年群体成长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制约影响日益增大。本研究基于对30名城市青年的深度访谈，描摹了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画像，揭示城市青年因极端通勤引发的时间恐慌与焦虑、身心俱疲的亚健康状态、“生存即生活”的低品质生活状况、通勤交通风险增大及疲于应付的负面工作状态。本研究通过解析从业岗位跨区性流动、高消费与低收入矛盾、城市功能分区的失调、公共服务匹配性欠缺等通勤困局成因，提出更新城市建设理念共筑青年友好之城、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力促职住平衡、改善城市规划打造功能混合区、完善交通接驳体系提升公共交通运力、加大社会服务关注青年身心健康等破局之策。关键词:城市青年;极端通勤;青年发展型城市;青年友好型城市一、问题的提出2022年4月，共青团中央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强调便捷高效的城市环境是激活青年创新创造活力的关键。《2023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将“单程通勤时长超过60分钟”定义为极端通勤，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400万人承受极端通勤[1]。“女生上班通勤4小时坐10趟地铁”“极端通勤在默默消耗年轻人的精力”等词条也火爆网络，引发社会关注。通勤一般是指职-住通勤，即特定人群在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具有周期性、往复性的特定出行行为[2]。城市青年的通勤行为包括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3]。随着城市边界的持续拓展，功能分区的愈发明晰，工作地点与居住场所分离已经成为城市的主流布局，职住分离现象日益增多。研究表明职住分离会增强中低收入的居民更换居住地的意愿[4]，城市青年自身的资源禀赋较为薄弱，在综合考虑工资、福利、情感、自由等效益成本后[5]，大多选择距离工作地较远的地点居住，职住分离程度加大时便增加了通勤距离[6]。通勤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通勤时间[7]，为平衡职业理想和生活现实，城市青年在漫长的通勤路途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此外，大量青年向城市流动，优化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城市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增加了通勤时间[8]。现代化交通不断发展，地铁、高铁、共享单车等新兴交通工具广泛应用，使城市青年的通勤选择日益增多，通勤方式趋向多元，“地铁+共享单车”“地铁+公交”等组合式通勤成为新趋势。城市青年通勤呈现距离增长、时间增加、方式增多的特征。为追求高薪的理想职业，青年忍受着超长的通勤距离和超量的通勤消耗，被卷入极端通勤的浪潮。有研究显示通勤时耗会显著降低个人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减少个人睡眠时间、增加身体不适感[9]，导致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日益降低[10]。城市青年背负较大的通勤压力，对其工作态度、工作状态以及工作行为均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11]，通勤时间越长，工作满意度越低[12]。漫长的通勤时间是对青年可支配时间的剥削与压缩，迫使青年减少参加其他日常活动的频次，难以积累起社交网络、社会信任和共同价值等社会资本[13]。此外，极端通勤还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过高的通勤成本会减缓经济总量的增长[14]。以北京市为例，其时间消耗、人员疲劳、空气污染、交通事故等通勤成本非常巨大，制约了其经济发展[15]。城市在通勤压力的影响下发展降速、转型受阻，青年在“车厢囚笼”中消耗精力、流失资源，极端通勤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显化扩大。另外，美国纽约大都市圈[16]、韩国首尔地区[17]、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等青年活跃的大都市圈[18]也长期存在交通挤兑、时耗过长等问题，极端通勤情况较为严重。为改善通勤状况，各国大都市采取了系列措施，例如，对公共交通实施需求进行管理，改善交通信号，推行“公交先行”，打造“步行城市”，征收交通拥堵费等均取得积极成效。青年作为现代化城市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借鉴国际交通治理经验、聚焦国内城市交通建设对解决青年极端通勤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团队深入城市青年的居住通勤场景，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江西、浙江、河北、山东选择了30名城市青年展开调研。研究者采取电话访谈、面对面交流和参与观察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受访者的生活、工作和通勤状态，以期描摹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全景画像，揭示极端通勤对青年的负面影响，并深入探究通勤困局致因，提出破局之策。二、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全景画像1.通勤时耗:过度消磨的交通时间在高强度、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青年对自身的时间管理愈加严格，追求效用化的时间规划[19]。大量无法有效利用的通勤时间冲击着青年的时间观，加剧了青年的“时间荒”焦虑。过长的通勤时耗降低了青年的通勤质量，极端通勤的制约性影响逐渐扩大。一方面，城市青年的单程时耗呈现增长态势。在超大城市中，北京市、广州市单程通勤平均时耗呈起伏式增长，北京市平均单程时耗高达47分钟，位居全国榜首[20]。青年将“北上广深”作为打拼奋斗、实现梦想的“摇篮”，却面临低效通勤的桎梏，在通勤路上耗减工作激情、消磨奋斗意志。访谈对象K表示，自己在广州工作2年了，每天通勤时间在2小时左右，感觉身心都被“困”在车厢里，没有时间提升自己，通勤条件不改善，很难看到发展前途。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通勤时耗的增长态势更为显著，太原、南宁、南昌等城市单程平均通勤时耗连续2年增加[21]，逃离超大城市的青年们仍然面临持续增长的通勤时耗难题。访谈对象H谈到，自己因为难以忍受北京的超长通勤，回到了南昌，但是这些年南昌的通勤状况也越来越差，单程时间都超过了35分钟。另一方面，超60分钟的极端通勤由超大城市向大城市蔓延。在房价、物价等因素的影响下，青年从竞争激烈的超大城市向压力较缓的大城市转移，“蓉漂”“莞漂”等庞大的人口流动，加速了极端通勤“城市病”的传导。全国主要城市中有近600万青年面临极端通勤[22]，“北上广深”超大城市的极端通勤比重略有起伏，济南、合肥、乌鲁木齐等大城市的极端通勤比重连续2年上升，增长态势更为显著[23]，“越来越堵”成为大城市的通勤趋势。访谈对象L表示，自己在上海、成都、济南等地工作过，感觉各地的通勤状况都在向“北上广深”看齐，在济南也要面临单程1小时的通勤困难。2.通勤空间:难以承受的交通距离一方面，城市的通勤空间半径不断扩张，青年的通勤空间接连扩大。现代化的交通体系拓展了城市发展的空间边界，位于城郊的“新区”“新城”与城市中心的交流联系愈加紧密，城市的辐射能力显著增强，为处在起步爬坡阶段的青年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调查显示，“北上广深”的平均通勤空间半径达38.5km，年均增速较缓;大连、佛山、银川、徐州等大城市的通勤空间半径连续3年增长，温州市的通勤空间半径达33km，年度同比增长2km，通勤空间扩张速度与成都市并列第一[24]。大城市的通勤空间半径快速扩张，产业布局和转移相对迟缓，备受青年追捧的互联网、金融等高新产业仍然集聚于中心城区，吸引青年“聚集性”就业、“零散化”居住，城市通勤空间半径增长的负面影响直接作用于青年群体，造成其通勤空间进一步拉大。访谈对象C在市中心工作，他表示公司附近房价很高，现在交通便利之后，自己在隔壁地区买房居住，居住地和公司相距15km，有时候早高峰堵车要花费40分钟才能到达公司，通勤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城市青年的单程通勤距离持续增加。青年初入职场，有限的薪资难以支付靠近工作地的高昂房租，在综合考量居住环境和职业理想后，他们选择“妥协”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6个最受青年关注的城市中，近80%的青年在中心城区15km以内就业，65%的青年在中心城区15km以外居住，平均单程通勤距离达9.2km，年度同比增长0.4km[25]，城市青年的职住分离现象愈加普遍，通勤距离不断延长。访谈对象G在杭州市某互联网公司工作，表示在公司附近租房性价比不高，自己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近三年已经搬了3次家，居住地距离公司越来越远。中心城区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与低性价比的租房供给迫使城市青年选择以“时空”换“发展”，他们将寄托理想希望的工作地与承载现实生活的居住地远远分隔，直面难以承受的交通距离和通勤压力。3.通勤接力:轮番换乘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城市交通体系加速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偏居一隅”的城市青年跨区上班的工具支撑。然而，城市交通建设的“缓慢”步伐与跨域通勤的“急切”需求之间矛盾突出，青年被迫通过多线路换乘、多工具组合来满足通勤需要。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快，多线路换乘成为青年的通勤常态。轨道交通拥有载客量大、舒适性高、准点性好、票价便宜等明显优势[26]，是城市交通建设的重要载体。深圳市、杭州市的轨道交通年度新增里程数超100km，41个运营地铁城市中800m轨道覆盖通勤比重总体平均达19%，年度同比提升2%，其中超大城市达27%[27]。城市轨道交通迅猛发展的同时，为提升轨道的通勤人口覆盖率，轨道交通网络的设计日趋复杂，通勤直达性不断削弱。对于职住分离严重、上班路途遥远的青年而言，轨道通勤逐渐演变成多线路“接力”;部分城市的轨道站点设计欠妥，换乘便捷性不足，轨道站外换乘时间占通勤总时间的比重高，加大了“接力”难度。访谈对象M表示，自己上班需换乘3号线、4号线、7号线、1号线等多条线路，每天上班都是在参加通勤“接力赛”，一条轨道没接上就会迟到;访谈对象J表示，自己上班途中的某地铁站不能站内换乘，需要出站后再进入另一个入口换乘，会花费不少时间。另一方面，城市45分钟公交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多工具拼组成为青年的通勤必须。45分钟公交服务是现代化通勤的基本保障，全国主要城市中仅47%的通勤者45分钟公交可达，东莞市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连续2年下降[28]，城市公共交通的布局接驳问题日益凸显。在此条件下，城市青年为满足通勤需要、控制通勤消费，倾向于共享单车、电动车、公共汽车、轨道等多种交通工具的组合式使用，交通工具的“接力”现象较为普遍。访谈对象B表示，自己的住所和公司附近都没有地铁站点，为了省时省钱，每天通勤都是“单车—公交—轨道—单车”的循环。三、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负向影响1.时间恐慌与焦虑极端通勤引发城市青年日益严重的“时间去哪儿了”的恐慌与焦虑。一方面，加剧了青年的时间流失感。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增加，使得青年不得不加快生活节奏，牺牲休闲时间来弥补上班途中所消耗的时间，青年额外的“工作附加时间”延长，迫使其始终处在“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被空间所挤压，使得青年没有过多的节余时间以供自我支配，陷入“丧失时间支配能力”的恐慌，产生“报复性熬夜”“补偿式熬夜”等自我剥削的时间补偿行为。对于城市青年来说，时间成本是极端通勤所消耗的最大成本，也是其产生“时间去哪儿了”焦虑的根源所在。访谈对象N表示自己在河北居住，但是每天往返在北京的工作单位就要花费5个小时，每天早上5点30分就要起床，洗漱完之后6点准时出门，6点30分左右到达张家口高铁站，赶6点55分的高铁进京。然后再坐13号线和10号线地铁，几乎每天都是8点45分左右到达工位。下班后，她又要赶6点45分的高铁回家。另一方面，削减了青年的时间获得感。时间作为有限资源，能否在有限时间内体验丰富生活、创造多样价值已经成为青年衡量时间获得感的重要标准。而极端通勤意味着青年主动将休息时间抽离，重新嵌入以工作为核心的时间体系中。这导致青年虽然每天都很忙碌，但是除了工作以外，其他鲜有收获。访谈对象Y谈到自己每天通勤时间超3个小时，在通勤途中，由于通勤环境的喧闹、通勤工具的转变等影响，无法专心阅读学习、提升自己，更多是在刷抖音、看快手等娱乐中缓解疲劳，接受的都是碎片化、片段化信息，无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2.身心俱疲的亚健康状态当代青年成长在一个物质条件相对充足的时代，生活环境优渥，使得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极端通勤却让他们体会到“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承受对身心健康的巨大消耗，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一方面，青年的生理健康在极端通勤中不断被消耗。长距离或长时间的通勤意味着青年开展健康活动的时间缩减，难以拥有规律健康的生活作息，身体素质下降、患病可能性增加。访谈对象都表示，由于白天大多数时间花费在上班和通勤的路上，这不仅缩减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同时也没有空闲时间锻炼身体，导致不同程度的肥胖、脱发等健康问题。另一方面，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也在极端通勤的长期消磨中不断被削弱。长时间的通勤时耗不仅缩减了青年与家庭的“亲情时间”，同时也增加了青年消极心理体验的频率和程度。据《报告》显示，全国主要城市的幸福通勤人口比重连续3年同比下降[29]，这意味着青年的主观幸福体验感在长时间通勤中被消耗[30]。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大多表示自己在通勤过程中经常感到焦躁、烦闷、沮丧。而且通勤时间越长，这种消极情绪则更为明显和强烈，甚至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陷入自我否定。3.“生存即生活”的低品质生活状况极端通勤已经成为部分城市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部分青年群体迫于生活压力，被迫承受极端通勤所带来的低品质生活状态。一方面，极端通勤反映了青年群体在城市生存的压力实况。城市青年大多对通勤时间、出行工具和乐居保障更为关注。但随着城市的外溢性发展，职住分离、岗位流动以及收入与消费的不匹配无形中加大了通勤成本，相对降低了个人生活水平。访谈对象D是一名中心城区的公司行政人员，每天要花费近3个小时的时间用于通勤，她谈到自己每月要在通勤上花费1500元左右，还要应对房贷、医疗、赡养老人、抚养小孩、人情打理等必要性支出，每个月的支出都要精打细算，不敢过于追求生活享受和生活品质，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另一方面，青年在超时长、超距离的奔波中已经耗竭精力，无心把剩余时间用在提高生活品质上，青年提升生活品质的“源动力”缺失。长期的极端通勤不仅没有换来相应的效用补偿，反而导致青年沉沦在封闭的通勤环境，陷入工作消耗和自我内耗，呈现一种“为了生存而工作”的异化状态。访谈对象E表示，自己每天“起得比鸡早，回得比狗晚”，到家之后早已精疲力竭，只想静静地躺在家里，根本不想再做其他事情，更无心去追求有品质的生活。4.交通意外风险增加在职住分离度不断增加的当下，长距离和长时间的交通出行极容易产生交通意外。一方面，极端通勤会增大交通拥堵风险。目前，超1400万人都承受着单程极端通勤，庞大体量的极端通勤人群不仅会给城市交通带来较大的运营风险，同时也会增加乘客的交通挤兑风险。《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31903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17740万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交通负担，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访谈对象S表示，由于通勤距离较远，大家普遍购买私家车，这导致每逢上下班期间，车流量大增，交通拥堵极为严重。同时，也有部分青年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是大量的通勤需求加大了公共交通运载负荷，为了避免交通拥堵，人们不得不提前出发。这不仅浪费了人们的休息时间，更在无形中加剧了极端通勤现象。另一方面，极端通勤会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极端通勤会分散青年的注意力，使青年在安全意识方面有所松懈，交通的高风险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极端通勤中的青年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是惊喜还是惊吓”。5.疲于应付的负面工作状态体力与精力是实现高效率工作的必要条件。但是极端通勤不仅消耗着青年的体力，同时也对青年的精力有所消耗，影响青年的工作状态。研究表明，“城市平均通勤时间每增加1分钟，就会导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将显著下降0.47%~0.59%”[31]。就交通方式来说，采用私家车或公共汽车通勤，相比幸福通勤人员来说，要更多承受通勤时间增加带来的身体疲惫和精力消耗，其对工作效率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私家车和公共汽车通勤时间每增加1分钟，企业的TFP将显著下降1.43%和0.86%”[32]。访谈对象F表示，每天往返公司都自己开车，全程不仅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同时，开车对个人体力也是很大的考验，这导致自己到达公司之后必须要休息一段时间，而不能立刻进入工作状态。就通勤人群来说，如果青年管理人员承受着极端通勤，将会影响整个部门的工作效率。访谈对象R表示，单位里承受极端通勤的青年要么疲惫的身体追不上即将进入工作的灵魂，要么就是灵魂早已飘荡回舒服的被窝，部门的整体工作绩效都被拖累。访谈对象T则认为自己作为部门负责人，每天除了要处理公司日常事物之外，还要跑市场、拉业务。每天早上一想起要开很久的车才能到单位，就不想上班，一想到回家也要开很久的车，就想着早点儿下班。有时感觉部门的整体工作效率都降低了。四、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致因解析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现象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可以从职业随迁、成本驱使、职住分离、资源失衡四个维度进行解析。1.职业随迁:从业岗位跨区性流动“职业随迁”主要关注的是就业岗位本身的地理位置对于通勤距离的不利影响，指通勤距离因就业岗位选择、流动或变化而扩张，通常伴有跨区性、跨城性、长距离等特征。对超大城市而言，跨区抑或是跨城就业已成为超大城市的普遍现象，是不同区域之间信息、资金、劳动力等资源自由流动和集中赋能的反映，体现出典型的职业随迁特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青年主观上对职业发展的美好追求。个体对自我职业规划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是青年愿意极端通勤的内驱致因。相较于郊区和辐射经济圈而言，中心城区优质就业资源集中，能赋予年轻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晋升机遇。部分年轻人出于对就业机会、职业发展、收入待遇、行业业态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主动接受极端通勤，以此来获得大城市所应然具备的广阔工作前景和高薪福利待遇，说明长距离的跨城通勤是个人权衡职业收入、家庭和社会、通勤成本之后的最佳经济决策[33]。另一方面是青年在客观上面临两难的工作境地。随着就业单位的内部发展、规模扩张及选址搬迁，跨区通勤成为工作必须。青年为了保有工作岗位，不得不以相对高昂的金钱成本和通勤时耗被动接受跨区通勤的客观事实，由此满足工作需要、维持生活平稳。“双城生活”的青年因职业随迁被迫参与跨城流动的极端通勤，割裂了生活与工作的壁垒屏障，是主观追求与客观现实交织、跨区动力与通勤之痛结合的必然结果。2.成本驱使:高消费与低收入矛盾成本驱使主导着个体的选择和理念，在面临高消费与低收入之间的矛盾博弈时，城市青年只能依据自身现实情况被迫做出极端通勤的选择。一方面，中心城区高房价成为“压垮青年人的稻草”。区域房价与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趋势，受经济发展水平、迁入人口激增、教育资源集中等因素的影响，“北上广深”超大城市房价长期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同时城市核心区域资源集中赋能等因素叠加，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巨大的房价差距。受高房价驱使，城市青年只能选择近郊或跨城居住，以牺牲时间、健康、上班幸福感等为代价最大限度降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中心城区高成本生活成为困扰青年人的棘手难题。与中心城区相匹配的高生活成本支出也是“痛勤”之因的重要桎梏。一是比例失衡的租房成本凸显矛盾本质。一般而言，30%的租房收入比是“幸福分割线”。然而对于在超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支付房租占到了个人收入的40%以上，中心城区的房租甚至占个人收入的60%~70%，严重超过了幸福的最低限度，极大地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租房成本是分割“生活”与“生存”的指标红线。为了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青年宁愿忍受极端通勤带来的疲惫和风险，也无法承受高昂房租带来的巨大压力。二是匹配失调的生活成本延伸矛盾表现。与中心城区相匹配的高生活成本，如食宿、娱乐、享受型消费等，都是导致年轻人不能且不敢生活在幸福通勤里程内的现实考量因素。在通勤时间与生活成本的拉扯格局中，城市青年陷入难以平衡的旋涡，本质而言则是高消费与低收入之间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阻碍了幸福通勤实现的道路。3.职住分离:城市功能分区的失调职住分离是就业者居住地与工作地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分离现象，指从居住地到最近就业场所的距离，用于衡量城市职住空间供给的匹配度与平衡性，职住分离度越小说明城市职住平衡的本底越好[34]。职住分离度高是造成极端通勤的直接因素，还会引发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衍生问题，是“居住—就业”这一空间关系的不良表现形式，究其根本则在于城市功能分区的失调。一方面，随着人口数量、产业规模、城市规划的发展，易形成环状式、圈层式、同心圆式、单中心式的城市扩展路径，造就区内就业、区外居住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城市功能分区因受土地开发政策、房租地价、政府发展导向、发展时间等因素影响，不同土地属性下所赋予的差异化土地价值使得居住用地、商业用地、产业用地等功能区域融合愈发困难，城市区域往往会呈现空间功能单一的特性，从客观上被动形成职住分离的状态格局，越晚涌入大城市的青年人越容易在“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城市布局中游离挣扎，每日重复从居住空间到就业空间的长距离跨越。4.资源失衡:公共服务匹配性欠缺资源失衡是指城市在发展进程中因政策、规划、发展导向、自然因素、地理位置等原因，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差距和统筹分散，其折射出城市公共服务匹配性欠缺的弊病，是“极端通勤”的诱导因素。一是交通资源失衡增加通勤时耗。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直接影响城市合理通勤的状况，其中交通接驳能力则是城市整体公交水平的关键体现。大城市中心由于具备资源集中、发展完善、人口流动性大等特征，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线网密度较高，公交衔接接驳配合紧密，交通可达性和交通设施均匀分布性处于稳定状态，最大限度减少通勤浪费。但城市郊区由于人口、产业、商业分散，交通体系规划未全面落地等原因，往往存在交通方式单一、交通接驳断层等现象。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交通资源失衡延伸了通勤时长，使得极端通勤经受应然里程和实然路况的双重考验，叠加通勤困难。二是生活资源失衡扩大活动半径。政治权力集中造成了资源和利益的集中......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竞争性、流动性、扩张性[35]。中心城区在教育、医疗、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天然优势，资源过度向中心集中致使区域发展不平衡，周边居民受资源吸引会随之向中心城区流动，出现“早进晚出”的潮汐通勤现象，造成除交通拥堵之外的生活成本增加、环境污染加剧，以及上学难、看病难、入托难等一系列问题，加速吞噬着青年的幸福感。五、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破局之策针对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负向影响及现实成因，需要从更新城市建设理念、推进职住平衡、改善城市规划、完善公共交通、加强社会服务等维度破解极端通勤困局，提升青年通勤幸福感。1.更新城市建设理念，共筑青年友好之城破解城市青年通勤困局需要理念先行，要更新城市建设理念，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一是坚持新发展理念。走内涵式、绿色型、智慧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为青年创设宜居宜业的良好发展环境。如成都市正在构建“通勤圈”“生活圈”“商业圈”深度融合的城市体系。深化城市建设的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实现青年通勤智能化与高效化。二是坚持青年主体理念。城市建设与青年群体利益高度结合，充分发挥青年在城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聚焦青年新需求和新期待，合理建设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共平衡的空间发展形态，解决好青年群体对美好居住环境及生活品质需求与城市极端通勤之间的矛盾。三是坚持树立服务共治理念。形塑城市服务共治大格局，推进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模式创新，如推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等制度。拓展完善多元化的城市治理空间，构建科学性、专业性、先进性的城市通勤治理体系。践行青年参与城市共治的内在自觉，拓展青年对提升通勤质量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其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通勤服务。2.加强住房保障，力促职住平衡破解城市青年职住不平衡需要多制度并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共建，从而缓解极端通勤的压力。一是坚持租购并举制度。推动住房制度供给侧改革，调整“重售轻租”的市场结构以及“购”热“租”弱的需求结构，如深圳市为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提供租房补贴。完善公租房、廉租房、人才公寓等保障性住房管理，为刚毕业青年和外来务工青年提供公租房，向特困家庭及无购房能力青年提供廉租房，给有能力的创新型青年人才提供“人才公寓”，改善青年群体住房条件，实现青年安居乐业。二是健全多主体供给。政府要坚决遏制投机性炒房、抑制房地产泡沫，为青年住房“保基本、兜底线”。市场要完善竞争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和质量，促进青年住房保障“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强化监督，关注住房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相协调，跟踪发布住房信息，实现青年租房、住房平衡。三是完善多渠道共建。增强金融保障激发青年住房需求，盘活闲置住房利用率，对青年租赁住房做好精细化管理、持久化供应，切实提高青年住房保障覆盖率。如上海市通过改造改建、代理经租老旧住房，鼓励单位自建公租房等方式增加房源供给。3.改善城市规划，打造功能混合区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打破原有单一的城市功能区直接关系极端通勤的长远应对之策。一是推动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混合。以精细化、多元化、差异化为导向推动城市中心区功能混合，有助于缓解城市中心区存在的交通堵塞问题，进而降低城市中心区的通勤拥挤程度。如纽约市的“埃塞克斯十字”项目混合城市的居住、商业、文化服务等功能，成为大城市核心区更新改造的典范。二是拓展非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混合。城市青年因住房、工作等因素呈现由城市中心区向非中心区转移的态势，使城市规划迎来新格局。要优化城市非中心区的交通承载功能，打造城市青年在非城市中心区的便捷生活圈和活力街区空间，如上海市打造“创智坊”等混合社区。三是协同城市中心区与非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混合。明确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空间形态，着力增加城市中心区与非中心区的交通、公共服务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密集度和规模性，推动城市分区转换，确保激发城市功能混合区对城市青年的吸引力。4.完善交通接驳体系，提升公共交通运力系统构建全覆盖、智能化的高质量交通接驳体系，提升城市青年通勤便捷性。一是构建“公交+地铁”便捷接驳体系。各城市可根据地区实际情况，以“地铁优先”或“公交优先”为原则，以建好综合客运枢纽为原则，大力推广“地铁+公交”的接驳换乘模式，实现公共交通多层立体的高效发展。如重庆市加快实现公交、轨道的“一张卡”“一张网”。二是构建“地铁+共享”无缝接驳体系。以车站为圆心，半径50~200m的覆盖范围设立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电动车，最大限度帮助城市青年完成换乘和集散，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同时，以智能管理平台实时监控共享车辆的存放量，优化共享停车环境与推进设施维护，提高共享车辆的循环利用率。三是构建“公交+出租”的组合接驳体系。出租车的通勤舒适度及时间可变性较高，降低了通勤中转难度。开通公交站以及出租车乘车区的连接通道，服务城市青年的远距离便捷换乘。如北京市设置“通勤班车”，并允许其部分使用公交车道，提升远距离通勤效率。5.加大社会服务力度，关注青年身心健康加大社会服务力度，关注青年身心健康是缓解城市青年通勤之苦的“重要良方”。一是向长距离通勤者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权威媒体和自媒体应该大力宣传和推广心理调适方法，增强青年的心理健康意识。制作科普教材及相关资料、开展线下心理问诊服务，帮助青年认识情绪变化，主动调节通勤过程中产生的精神心理问题，提高心理免疫能力。二是激活公共交通心理支持功能。依托公共交通智能服务设施，在地铁站、公交站播放轻音乐、设计温暖标识、设置按摩椅放松通勤者心情，减缓其通勤时耗的痛苦感，如西安地铁接受网友投稿，将治愈的文字记录在车厢拉环上供乘客阅览;开发通勤专用“学习充电”APP，将通勤过程打造成生活和工作场所角色转换的缓冲带，赋予通勤之路更多心理支持。三是强化城市社区环境的情感抚慰作用。如吉林市的“新青年公社”、杭州市“梦想小镇”等城市青年社区形态备受青年追捧，通过不断优化通勤过程中的城市建筑、开放空间、绿化体系等规划设计，加强社区景观的绿化、人文环境建设，以美好的自然环境和精神环境抚慰通勤者内心，提高通勤青年的整体生活幸福度。[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劳动创造幸福’的理论蕴涵及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BKS1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许克松:西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研究员，学生处处长罗亮: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李泓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20][23][24][27][28][29][34]2023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EB/OL].https://bj.bcebos.com/v1/mapopen/cms/report/2023tongqin/index.html.[2]李峰清，张欣，赵民.城市规划中的“通勤”概念辨析及“通勤阈值”界定探讨[J].城市规划，2023(6):13-19.[3]Singh

王梦莉实证调研新双城生活：通勤婚姻中青年夫妻的流动情感、性别角色与生活协/冯雨雷“一直在路上”：城市青年极端通勤的困局与破局之策/许克松

/3-108机会结构与高考专业选择/徐媛媛/4-111远程养育：信息技术与人口流动对子女养育的叠加影响/高修娟/7-104社会实践与爱国主义教育成效的路径分析——基于江苏省N高校的实证分析/蔡颖蔚

摘要:中国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与先锋力量。在历经180余年的求索中，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了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飞跃，中国青年与中国式现代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同向互塑、良性互促的发展图式。而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思想武装下，中国青年以独特的比较优势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主体动能，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形成及不断向优、向善发展。在强国复兴的新起点上，中国青年应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实践的根本遵循，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着力练就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硬本领，自觉树立全球思维和世界眼光。关键词:中国青年;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发展图式现代化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鲜明主线，实现现代化并在现代化中实现自我价值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作为实践主体与先锋力量的中国青年，不断将自身发展融入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之中，以一往无前的接续奋斗成功形塑了后发独立型现代化的光辉典范。而在180余年的现代化求索征程中，中国青年的发展图式经历了一次“根本转变”和四次一脉相承的“主题跃迁”，青年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从理念表达日益转化为现实存在。

摘要:单身社会的来临，是现代性后果之一。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视角上看，“剩男”不是单身社会的新现象，“剩女”才是，故研究“剩女”型单身才能从本质上理解单身社会。从演进轨迹上看，单身社会具有发生学上的普遍性，但又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在地性，而我国女性单身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性与分布不均衡性的特征。单身社会是多重逻辑生成效应共同作用、相互交织的结果，是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性别赋权、就业平等赋权以及婚恋文化堕距等因素作用的综合效应。构筑一个迈向适度与合理的单身社会的应对策略有:一是涵养宽容性，尊重单身新形态;二是消解堕距性，适应择偶新常态;三是打破屏障性，营造交往新生态。关键词:单身社会;演变轨迹;生成逻辑;应对策略一、理解“单身社会”:传统与现代的视角何谓单身?从其最直观的意义上看，最显著的标识就是在生理上、心理上已经达到或具备组成家庭的主客观条件，但在种种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下，最终并未采取家庭形态进行生活的群体。这一定义，排除了单身的生物学或生理学因素，重在强调单身的社会学或文化学因素，是在特定社会情境或文化模式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以个体化方式而非家庭化方式生存的生活方式。何为单身社会?这是一个描述多于定义的概念。虽然关于单身社会的分析已经很多，但对这一现象予以精确定义的鲜有所见。在最为基本的归纳法意义上，单身社会指的是单身现象社会化，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涌现出一个以单身为生活方式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不仅超越地域性的限制，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从演进历程看，这一概念始自2001年美国学者麦卡锡在《经济学人》中提出的“单身女子经济”[1]。虽然这一概念立基于特定的性别立场，看重的是单身现象的经济学意义，未能充分反映出单身社会概念的多维性、全面性与立体性，但它依然在不经意间抓住了当代单身社会的本质性或关键性特征—女性单身或单身女性。历史地看，单身或独居并不是一种新鲜现象。自古以来，就有“鳏寡孤独废疾者”群体。其中，“鳏”“寡”通常指的是离异或丧偶群体，而“孤”“独”指的是独居生活的人。在相当程度上，这一群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单身或独居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有生理性因素，如因肢体或精神上的残疾导致的不宜或不能成家;有社会性因素，如因兵役或徭役过度带来的青壮年男性损耗;有自然性因素，如因生老病死带来的丧偶;等等。然而，在此需要区分的是，女性单身与男性单身有着迥然不同的背景，遵循迥然不同的逻辑。在危机态社会情境中，通常会出现女性过剩的情况。如春秋之季、战国之时，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伐，导致男性人口折损过大，使得“剩女”现象突出。为了繁衍人口，出现了“奔者不禁”的窗口期，即在每年的仲春之季，允许甚至鼓励两性不受社会伦理约束，自主结合。如《周礼》明确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如果情况特别严重的话，政府还会采取惩罚性乃至强制性措施，确保“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从我国人口性别比看，男性人口长期多于女性人口。传统生育观是一种男性偏好生育观。早在春秋之时，男性偏好的社会文化就基本形成。在这一偏好下，为了确保“香火”延续，确保家有男丁，除了多娶妻妾多生之外，有时在家庭抚养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还会出现溺婴等有违人伦的行为。出生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人口结构失衡，最终演变为婚育上的“剩男”问题。这也使得女性命运呈现悖反态:一方面在出生的时候因社会的男性偏好而被嫌弃;另一方面在婚配的时候又因生育价值而被争夺。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稀缺性，使“剩女”现象几近不可能。在常态化社会情境下，即使女性长得丑一点，甚至有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不足，可能会影响其选择什么样的人，但不会影响其有没有人选择。对女性来说，总能有“之子于归”的去处。更为典型的是，虽然传统文化对女性提出了“烈女不事二夫”的严苛责求，但这一要求更多的是针对士大夫群体的，试图确保的是士大夫阶层对女性的垄断性与排他性占有。然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丧偶或休妻之后，只要有基本的劳动力与生育力，女性依然能够再次进入婚姻市场，依然是很受欢迎的性别资源。当我们理解了传统社会单身或独居的主要样态及其逻辑之后，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单身或独居现象了。同一个单身现象，但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照上看，却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原因在于，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成学意义上的现代性逻辑。理解当代社会中的单身或独居现象，其区别于传统社会之处就是“剩女”群体的异军突起。“剩女”现象在传统社会中也是有的，但主要出现在战乱时代，在相对稳定的常态化社会中，只有“剩男”，没有“剩女”。个别意义上的“剩女”，也往往是伦理道德约束下的一种被动性、强制性“过剩”，并不具有群体意义上的规模性与普遍性。这也为我们识别当代社会中的单身或独居现象提供了类型学意义上的判读方向或指南，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当代单身或独居群体，其最显著的特异性在于“剩男”群体与“剩女”群体的同时并存。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剩男”或“剩女”，二者必居其一，也只能居其一，几乎没有同时存在的。同时并存的出现，折射出了当代单身或独居现象的复杂性，这是一个传统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叠加与共振的结果:“剩男”源自传统性因素，即更多的是源自出生性别比扭曲带来的婚配扭曲;“剩女”则源自现代性因素。当然，两者并非平行的、没有关联的。事实上，即使当代社会没有“剩女”，依然会有“剩男”，但“剩女”的出现，在原本出生性别比扭曲带来“剩男”的基础上，又使得本应有匹配对象的男性也变成了“剩男”，对“剩男”现象具有放大效应。基于此，我们发现，虽然在当代社会中“剩男”的规模同样不容小觑，但是真正搅动婚姻市场剧变、导致婚配格局失衡的主要因素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女性变化。要想全面、准确、系统地理解单身社会生成学意义上的现代性逻辑，必须要抓住这一现象背后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女性地位与角色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单身社会，也才能理解单身社会的根本。二、普遍性与在地性:作为现代性之后果的单身社会理解单身现象，首先要理解婚姻现象。只有在与婚姻现象的对照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发现单身现象的特异性与例外性。那么，何为婚姻?为何婚姻?答案在于:“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2]。“昏礼”，即“婚礼”，为娶妻之礼。名之以“昏”字，不是通假，而是以昏为期。取之于黄昏之“昏”，以合乎传统文化中的阳往阴来之义。对于家族来说，婚姻之首要意义或主要价值就在于承上启下的香火绵延。这一家族功能至上取向，也成为我国婚姻制度的主基调，并在更漫长的岁月中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压力，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习俗路径而传承下来。这一模式的婚姻制度，达成了家族意义上的生存与延续，但牺牲的却是婚姻当事人的独立与自主。其中，对于女性意志的漠视、身心的伤害尤为严重。在这一文化模式中，女性始终是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的，基本无法左右自己的终身幸福。例如，早在《诗经》中，人们就用“之子于归”来形容女性出嫁。为何会把远离父母兄弟、告别家乡的行为称为“于归”呢?这是因为只有嫁出去了，女性的一生才算有了归属。“于归”，就是女子之生命有了归属的意思。1.单身社会的普遍性纵观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体系，一个共性的现象为，几乎一直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了人类文明最为基础的组织单元。对此，1949年耶鲁大学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曾极其自信地断言:核心家庭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群体单位。无论是单纯从家庭这一形式的盛行，还是由核心家庭发展衍生而出的其他复合家庭形式而言，家庭一直都作为一种独特且带有显著功能性的单元存在于所有已知的社会文明中，无一例外，或者说，现今仍没有为人所知的反例[3]。其实，两性以家庭的形式相互挟持、共同生活，不仅有其功能性基础，还有其宗教性源头。在基督教神话中，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但又觉得“那人独居不好”，于是神用从那人身上取下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4]。这是一个具有丰富社会隐喻的神话故事，之于婚姻来说意味着两性结合具有天然必要性与合理性，由此也构成了西方基督教家庭观的伦理基础。当历史的时钟指向21世纪之后，曾经岿然不动的东西似乎已变得面目全非:在排除了大约800万左右自愿或非自愿选择集体宿舍(如辅助生活机构、看护中心以及监狱等)的人之后，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约占户籍总数的28%，仅次于丁克家庭，为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与之相比，1950年仅有22%的成年人为单身，其中，大约400万人选择了独居生活，约占户籍总数的9%[5]。据欧盟统计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目前全球20亿个家庭中约3亿(15%)是单人户。单人户比率最高的地区是欧洲，其中丹麦、芬兰、德国和挪威的单人户比例高达40%或以上，而瑞典、奥地利、瑞士、荷兰、法国也达到或超过了35%;其次是日本(32%)、美国(28%)、加拿大(28%)、韩国(27%)、澳大利亚(24%)和新西兰(24%)等欧洲以外的发达国家[6]。单身社会，不仅仅在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欧美泛滥，也在侵蚀着一向以家庭主义文化主导的东方文化圈。2020年日本人口普查显示，当年15岁以上人口中，处于未婚、离婚、丧偶状态的单身人口约为4930万。其中，2020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到50岁时仍未结婚)为28.3%，女性为17.8%，均创下历史新高。在结婚数量方面，相较于1972年峰值约110万对，2021年降至不到50万对。这也意味着更低的出生率，2022年出生的婴儿数量自统计以来首次跌破80万。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代日本已婚女性生孩子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变化，现在生育3个以上孩子的已婚女性比例甚至比70年代“婴儿潮”时期还要高。因此，当下的问题“并非少子化，而是少母化”，出生人数下降是因为49岁以下有能力生育的女性绝对数量减少[7]。2.单身社会的在地性随着现代化事业向纵深推进，作为现代性之后果的单身现象也逐渐在我国出现，并演化为一个日益严肃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就是性别革命。这是一场被严重低估了的革命，它是一场动摇了数千年性别社会角色与关系的革命，更是一场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化根基的革命。在此之前，女性更多地集中在社会生活的私人领域，主要是家庭生活中，鲜有在公共领域出现。如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认为，“古今以来所以待女子者，则可惊，可骇，可嗟，可泣”，并表现在八个方面:不得仕;不得科举;不得充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预公事;不得为学者;不得自立;不得自由。在他看来，深居闺帏，不出中庭，遭受人身幽囚;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强为折屈以求纤小，使五指折卷而行地，足骨穹窿而指天，承受文化刑罚;劳则破柴汲水、洗涤食器、扫除门庭、缝纫衣服等，食则立旁侍膳等，成为性别奴役;事夫、畜子以尽其业，胼手、砥足以为其家，守节、从一以终其身，茹苦、含辛、守独以终其年，终成夫家私有;囚以重室，锁以细腰小足，沦为性别玩具[8]。正是以现代化为主要进路的现代性的引入，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的命运，进而带来了既有的婚姻家庭模式的深度变革。随着女性前所未有地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传统婚姻模式逐渐解体，各种各样新型家庭模式涌现。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形态，就是单身社会的崛起。2000年前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依然是社会之主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总量约为1.93亿人，其中，男性约为1.14亿人，女性约为0.79亿人[9]。然而，《2022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总量为2.39亿人，其中，男性为1.43亿人，女性为0.96亿人。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单身人数增加了约5600万人。《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显示，在20~39岁年龄段的女性中，结婚率由2000年的6.7‰下降到2020年的5.8‰，而离婚率则由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与此同时，初婚人数由2000年的1581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1229万人。《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其中，男性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与十年前相比，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其中，男性推后了3.63岁，女性推后了3.95岁[10]。3.女性单身社会的时空压缩性女性单身社会的崛起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全球现代性的一个共性后果。东西方虽然有文化上的差异，但共同之处在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女性作为一种单身现象即使在西方社会中也并不常见。然而，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新形态。这一生活新形态率先孕育于先发国家，典型表现为单身独居成为越来越多女性生活形态的选择。以美国为例，截至2010年，大约1700万女性选择了独居，相比之下，男性中独居人口仅为1400万。单身人口中的多数，是1500万35~64岁之间的中年男女，而老年人则有1000万左右，18~34岁之间的独居年轻人约为500万，而1950年时独居年轻人口仅为50万，因此毫无疑问，这一群体也将成为独居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11]。与大约始自二战后、经历了70余年演进的欧美女性单身社会相比，我国女性“单身社会”的形成，所经历的时间更短、速度更快，具有明显的时间压缩性与空间不均衡性的特征。从时间压缩性上看，我国女性单身社会的形成大约始自2000年前后，基本上与我国加入WTO同步，主要集中在三个年龄段，呈现出独生子女与单身独居共振的特征。“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第一代单身群体;紧随其后的“90后”“00后”，则构成了“单身社会”的第二代、第三代。相对于“90后”和“00后”，尚未结婚的“80后”基本上丧失了与异性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机会窗口，这一代际的单身独居生活形态大概率地已经定型化了。略好些的是“90后”，但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其与异性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时间窗口也所剩无几，毕竟最早一批“90后”已经33周岁了。从空间不均衡性上看，我国女性单身群体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发达地区、一线城市。所谓的“剩女”，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一种富贵病，即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重庆、成都、南京、杭州、武汉等区域中心城市[12]。面向22~35岁职场单身青年的恋爱脱单平台的轻恋，在2020年对北上广深职场白领的线上抽样数据调查显示:广州以65.5%的单身率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深圳的62.3%、上海的58.0%和北京的53.5%[13]。与之相比，农村地区、中小城市女性单身的情况要少得多，特别是农村地区鲜有“剩女”。原因无他，在城市的拉力下，大量农村女性流入城市，使得农村出现了严重性别失衡，特别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年轻女性的净流出更为严重。这让条件要差得多的女性在农村婚恋市场中也具有极强的竞争力，甚至在不少地区，离婚、带娃的女性都是很多人抢着要的对象。当然，这也与农村所遭受的现代性冲击相对较弱有关，支配他们的依然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父母，也始终把让儿子成家作为自己的使命。三、生成逻辑:多重效应的交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单身人口的增长呢?从根本上说，单身社会的崛起是现代性的后果。正如在现代性驱动下，当代社会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一样，单身社会也是在现代性的驱动下出现的新现象。现代性在世界范围的展开，重构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并最终以个体重构的形式呈现。对我国来说，单身社会，特别是女性单身社会的崛起，同样是多重现代性交织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彻底改变了女性的性别角色与集体命运，驱动女性从幕后走向台前，由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并在现代化事业中扮演不断扩大的角色，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场无声的革命中，随着包括教育权、婚恋权、就业权、继承权等在传统上对女性封闭的社会权利向女性的大规模赋予，女性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从权利赋予到权利运用直至在新权利下重构自身的意识与角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下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毕竟传统是极其厚重的，从政治观念到法律权利再转变为文化意识，还需要一系列其他条件的共同刺激、化学反应才能达成。1.独生子女政策效应或许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单身社会最鲜明之处，就在于独生子女政策。纵观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从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到西欧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再到北欧的挪威、瑞典，直至东亚的日本、韩国，其单身社会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个体积极响应各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变化的结果，而我国单身社会的显现，在相当程度上则是独生子女政策驱动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目的是为了解决人口过多所带来的社会抚养压力过重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借助于国家意志将其上升为基本国策，前后延续了大约40年，直至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生育政策上放开二孩，才算在某种程度上宣告这一基本国策的退出。对于这一政策的社会后果，有汗牛充栋的研究，然而，其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却可能为大家所忽视，那就是这一政策之于生育文化乃至社会文化的冲击。夸张点说，这一政策重大的社会后果就在于它带来了传统文化根基的断裂。这一深远影响与巨大价值，在未来数十年里将会呈现得更加清晰、壮观。独生子女政策从根本上中断了延续数千年的家庭资源配置传统策略。此前，在代际的人口再生产上，主导家庭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为男性偏好，即在重男轻女文化下，家庭资源优先或主要用在男性成员的再生产与培养上。这一策略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在于限制了女性的潜能，另一方面在于强化了男性的优势。这一资源配置上的冰火两重天，带来的是两性社会角色上的“剪刀差”及其定型化。在这一策略下，从代际的人口再生产开始，以家庭为单元的性别竞争就已经是不平等的了。差序格局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起点的家庭性别竞争不平等，就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所溅起的波纹一样层层外推，最终把这一最微观单元的性别竞争不平等带入整个社会中，并借助文化的力量，通过代际的传承而予以定型化。家庭资源之所以向男性倾斜，文化上的原因是重男轻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在这一分工中，女性被赋予的分工角色更多的是生育性的，而男性被赋予的分工角色要复杂得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竞争的支柱。正是社会分工的角色定位完全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构筑起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被支配地位。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最主要的功能在于生育价值，为此拥有生育价值的女性在无法支配自身命运的前提下，鲜有“所剩”。当前流行的所谓“穷养儿子富养女”是一个极其晚近的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富养女”的现象。在此意义上，“富养女”现象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一个生动体现。然而，人是结构动物。一旦结构发生变化，那么人的行为也必将随之变化。在结构的约束与消解下，国家层面、宏观叙事中的基本国策，落实到微观领域、家庭层面，迫使延续了数千年的重男轻女人口抚育策略发生根本性转变。无论男孩女孩，以夫妇为单位，一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没有其他选择空间。过去，家庭资源配置之所以能够重男轻女，是因为它在两性之间有选择。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使不少城市家庭的这一选择不复存在，无论男孩女孩，只能有一个独生子女。宏观国家政策上的结构性约束，带来了微观家庭策略上的被动适应，驱动所有的家庭只能前所未有地搁置延续了数千年的男性偏好，而把所有的资源集中于其无法选择的孩子身上。正因为无法选择，每一个孩子，无论性别如何，都成了上帝的礼物，都能享受到家庭本应就有的别无差分的宠爱。宏观领域的基本国策带来了微观领域的家庭策略变化，虽然看起来不够高大上，但其影响却更加深远。它意味着过去从人口再生产端就开始的性别竞争不平等就此断裂，也彻底被抹杀了。女性在家庭资源的全力支持下开始快速崛起，性别竞争力急剧提升，而与此同时，男性则保持相对稳定。性别竞争力上的此起彼伏，从根本上打破了延续数千年的性别关系格局，赋权“她权利”，更赋能“她力量”，让“她”不再是被支配者、被选择者。然而，让女性尴尬的是，在前所未有地拥有了选择权、支配权后，摆在她们面前的却是没有足够多的优秀男性供她们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一尴尬境遇，导致了以单身为新生活形态的“剩女”现象的出现。2.教育性别赋权效应人们常说，教育改变命运。在传统社会中，底层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就是教育，借助于学而优则仕的旋转门机制实现家族命运、阶层地位的跃升。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在先发国家中，教育也是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的最主要渠道。对我国来说，在迈向现代社会之前，教育改变命运虽然以科举制的形式向底层开放，但这一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开放依然是有严重缺陷的，即能够接受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男性，并不包括女性。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教育对女性的封闭与排斥，限定了女性角色的发挥，使之主要被局限在家庭生活中，即所谓“女主内”。正是在此维度上，我们才能理解教育之于女性开放的划时代意义。虽然早在民国时期，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展，部分女性已经开始走进学堂，接受了新式教育，但是只有新中国的成立，才让所有女性享有普遍接受教育的权利。至此，在法定的教育权利上，男性女性都一样，最终形成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格局。然而，这仅仅是教育改变女性命运的开始。更为恢宏的女性教育赋权运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改变的最大推手，依然来自我们上面提到的独生子女政策。从1962年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第二波人口出生高峰期，期间，基本上每个家庭都会生育2个以上子女。多子女生育状况在家庭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意味着必须采取非均衡的抚养策略。非均衡抚养策略，首先在性别之间展开。虽然我国的宪法、教育法、妇女保障法等都赋予了女性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微观家庭层面依然走不出重男轻女的影响，在实际的资源配置中依然主要投向男性。或许，部分女性能够获得小学教育，但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教育，主要是因为其负担不大，特别是年龄过小，无法成为有效劳动力。一旦超过了小学阶段，女性走出了儿童期，具备半个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丧失继续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当家庭中的其他男性成员表现出某种学业上的潜力时，更会牺牲女性的受教育权，以确保男性成员的受教育机会。真正的改变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被刚性执行。“只生一个好”，意味着家庭在人口再生产问题上丧失了性别选择的机会。家庭资源的性别竞争，至此阶段性地落下了帷幕，由此女性发展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举家支持的新局面。正是在此意义上，“只生一个好”的社会性别意涵在于，对于女性特别好。更为幸运的还在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期间，也是我国教育大扩张时代。无论是在义务教育层面，还是在高等教育层面，都进入了扩张期。这意味着女性不仅在受教育机会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且在受教育程度上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然，机遇也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对于女性来说，其与现代性下的教育体制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从生理上看，在青少年阶段，女生普遍要比同龄的男生早熟1~2岁，使之在各种升学的性别竞争中占有压倒性优势。从心理上看，相对于不安分的男生，女生的文静与耐心更加适合学习这一长线马拉松。诚如美国经济史学家Claudia

摘要:我国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趋势上升，对该人群特质的探讨不仅是把握当前人口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理解未来单身社会演进的前提与基础。本文综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大型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私人生活三大维度刻画当前20~49岁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并重点关注35~49岁晚婚与不婚的青年实践者。本文认为，尽管我国青年的个体化趋势增强，但离国际社会所展现的“单身社会”仍有一定距离。单身青年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形成“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的分化，经济弱势、舆论失语的青年与积极构建自我价值和亲密关系的青年并存，同时有更多个体游离于这两类情境之间。考虑到我国个体化进程背后动因的复杂性，应警惕过分原子化下青年人内部的相互孤立，同时为受困于多元交叉压力的青年人提供支持与帮助，以避免社会阶层固化等潜在社会不公平后果。关键词:单身青年;单身社会;人口特征;演进态势一、引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达到29.38岁和27.95岁，创历史新高。同时，20~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的数量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户，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这一情况并非我国独有。在世界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更长的生命周期中保持单身的生活状况，且这一进程在西方国家发展得更早。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与北欧就开始出现单身比例上升或未婚同居现象增多的情况，并逐渐扩展到西欧、南欧以及亚洲[1]。以瑞典为例，2020年男女两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提升至37.5岁和34.8岁，20~49岁的一人户占比为50.15%，而45~49岁女性的未婚率达到28.78%[2]。相较而言，与我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和韩国虽然进程稍晚，但发展速度更快。日本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4岁，45~49岁未婚率为17.0%，在20年间分别增长了2.4岁和10.73%[3]。韩国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30.8岁，45~49岁女性的未婚率则从2000年的1.74%上升到2020年的9.8%[4]。“单身社会”被西方学者用以描述“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的现象[5]，其崛起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青年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与去标准化。大量研究从婚姻观念变迁、经济动荡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公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多个路径对此提供了解释[6]。第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崛起，以及都市生活支持体系的形成，使得单身生活更为人所接受且更具吸引力[7]。已有单身社会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社会，对于我国是否也在步入类似的单身社会是值得探索的议题。相比西方，家庭制度在东亚地区历来在阐明一般社会关系和生活安排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单身青年规模的大幅增长已经引发了社会对其未来生活的关注，并激起了对更宏观的家庭婚姻制度的讨论。厘清我国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对于把握单身社会的意涵至关重要，也是理解未来我国社会演化进程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于我国单身青年的状况，借助历次人口普查及大型社会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私人生活三大维度刻画当前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由于青年的单身状况与其婚育进度有关，考虑到我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最低为20岁，同时15~19岁早婚群体的规模不断下降，本文将关注的起点设置为20岁;而50岁是一般讨论女性生育的年龄上限，且日本等国均将50岁未婚率作为终身未婚率的参照指标。为此，本文借鉴既有研究，以20~49岁的青年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关注35~49岁尚未婚配的单身青年群体。这一群体已经成为晚婚乃至不婚的实践者，为理解我国社会个体化的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二、单身青年的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在传统的东亚文化中，单身常常被污名化，并与孤独空虚、偏离社会规范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但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文化下沉重的家族期许和婚姻规范与青年的社会经济现实产生了张力，单身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平衡自我需求的选择，其性质也在发生快速的变化[8]。经由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梳理，总体而言，我国单身青年呈现出如下4方面的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1.单身青年总体规模逆势增长，女性35~49岁组增幅最大根据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估算，2020年20~49岁单身青年规模持续扩张，在同年龄组青年总体规模下降6.31%的情况下逆趋势上涨，达到1.34亿人。如果说青年总体规模的下降是出生率降低所导致的，那么单身青年总体在规模和趋势上的增长则是初婚推迟以及结婚率持续下降的结果。如表1所示，35~49岁组单身青年规模增长明显，男性相较2010年上涨30.80%，女性上涨122.42%，总规模达到1370.47万人。然而，尽管35~49岁组女性涨幅最大，但人口比重依然较低，仅为同龄男性的35.98%。使用生命表技术计算20岁青年在20~49岁区间的单身预期寿命(青年在该年龄区间处于单身状态的平均年数)，并比较1990—2020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可以定量地刻画出青年单身时长随时期增长的路径。结果发现，男女两性的单身预期寿命在2020年分别达到了9.18岁和6.55岁，较30年前提高了4.25岁和4.27岁，且近10年增加的幅度更大，总体增幅达到31.97%。不同时期各年龄段的单身比例中，在20~30岁这一传统的高峰结婚年龄段，单身青年的比重不断上升。2020年则进一步提高，20~30岁年龄段的单身人口占比较10年前增长了5.67%，同时保持20~49岁各单岁组不同幅度的增长。这表明，随着我国初婚进程的不断推迟，单身现象在青年的各年龄段中逐渐普遍。上述现象的背后是青年向成年期过渡模式的变迁。2.单身青年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持续升级，但极化程度加深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迈入大众化时代，青年总体的教育水平快速提高。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第三次人口普查起，单身青年的受教育程度依然长期优于青年总体，且教育结构升级幅度也领先于青年总体。截至2020年，单身群体中超半数者(51.96%)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于同期青年群体的30.56%。就最高学历而言，单身青年内部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者的占比较10年前增长了1.98%，同样高于同期青年群体的增量(1.15%)。既有文献指出了单身青年内部较强的异质性，以及所反映出来的教育分布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晚婚乃至不婚，与其更少被父系社会家庭主义文化的约束有关;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更可能面对结构性的困境，如不稳定就业、贫困等，从而处于婚姻市场的劣势地位无法进入婚姻[9]。七普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上述情境的存在。以35~49岁有晚婚与不婚倾向的单身青年为例，可以发现他们占同龄青年人口的比重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男性群体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群体中达到峰值，并且较10年前均有所增长。这表明，推动我国单身青年占比增长的动因不完全是西方文献所指出的个体化进程，在相对保守的文化转型之下，婚姻市场中的弱者同样面临被挤出的风险。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城镇化率保持着高速增长。青年人口相较于全年龄段人口的城镇化率更高，彰显出青年与城市之间关系的紧密性[10]。在20~49岁青年群体内部，单身青年的城镇化率则更高，但是在35~49岁年龄段中出现了性别模式的分野。就女性而言，无论是在20~49岁年龄组，还是在35~49岁年龄组，单身女性的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同龄青年总体。其中，35~49岁单身女性的城镇化率更是高达83.17%，远高于同龄青年女性总体的67.98%。但35~49岁同年龄段的单身青年男性仅58.49%居住在城镇，低于青年男性总体的67.12%。上述结果反映了影响婚姻进度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因素在作用机制上的性别差异，这一差异在35~49岁组体现得更为明显。3.单身青年内部存在“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的双重情境为进一步观察与确认单身青年内部的分化情况，本文计算了单身青年分年龄、城乡及教育结构的性别比，以体现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单身青年所面临的婚姻挤压强度差异(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两大情境确实存在于当前的婚姻领域。首先，就“被动单身”而言，婚姻挤压的严重性与受教育程度呈反比。最严重的婚姻挤压发生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单身群体中，且相较2010年整体有所恶化。就20~49岁的单身青年而言，城乡性别比分别从2010年的242.8与288.3上升到了2020年的297.0与474.5，性别失衡情况加剧。与此同时，高中及以下学历单身青年婚配竞争提前，20~34岁的性别比较10年前进一步提升。相较于城镇青年，婚姻挤压在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与之相对，20~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性别比则首次出现“女多男少”的情况。为了排除近年来女性受高等教育规模超过男性的因素干扰，本文使用七普数据，进一步比对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性别比上的差异。可以发现，在城镇35~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农村20~34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中，均出现了单身青年性别比低于青年总体性别比的情况，表明排除了两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后，单身青年女性的比重依然高于青年总体。其中，35~49岁城镇研究生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比最低(81.7)。“女多男少”的性别比体现出另一种形态的婚姻市场失衡。不可否认的是，从梯度婚姻的视角上高教育女性似乎受到更强的婚姻挤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全然是被动接受单身。婚姻匹配中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特征被用以解释两性在单身状态上的差异。一方面，传统的婚配模式，即“男高女低”的向上婚，使得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完婚的他们被视为“经济失败”，其家庭也会承担连带的社会压力[11]。而在这一传统婚配模式下，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也会面临择偶圈层受限的困境。另一方面，随着青年人对于婚姻价值的认知改变，自我发展被给予了更多关注[12]。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与公私领域性别平等进程的滞后，女性在择偶、婚后“一揽子事”与职业发展中难以实现平衡[13]。不断推迟的婚姻是其在面对难以改变的系统性风险下所做出的个体性适应。4.单身青年地区分布的两极分化从区域比较的视角认识单身青年的基本情况与内部异质性，能够进一步深化对当前单身本质的理解。已有研究关注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竞争压力、婚姻挤压程度和婚育文化观念等差异对我国青年婚育行为的影响[14][15]。单身青年在空间上的分布也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七普数据显示，单身青年占比最高的五个省(区)排序依次为广东、北京、西藏、上海、海南，除北京外的其他四个省(区)20~49岁的性别比畸高，其中西藏达118.23。如果进一步关注35~49岁大龄单身青年占同年龄段青年总体比重，则省(区)排序依次为西藏、广西、海南、青海、上海。我国单身青年的空间分布同样契合当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人口转变特征，呈现出在西部地区与“北上广”大都市地区的两极分布，背后的形成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在西部地区，由于人口性别比失衡、“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和女性婚姻梯度迁移的共同作用，女性流入经济发达地区以弥补婚姻市场失衡，留下偏远、经济条件贫困的男性陷入更严重的婚姻挤压[16]。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激烈的工作竞争与高企的生活成本，生活的便捷与社会对个体主义生活方式的包容相辅相成，这些因素从不同维度共同推迟了青年人生命历程的转变。三、单身青年的社会经济生活与变化趋势需要理解，单身青年的人口特征可能是社会文化规训的结果，也可能是反向构建社会文化的起点。随着单身现象在青年中的扩散，单身青年独具一格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也促进着社会文化由传统转变至现代，由单一迭代至多元。为此，有必要基于前述人口特征，从公私领域做进一步探究，把握不断变化的单身青年在当下的群体特征。就其社会与经济生活层面，本文将重点关注单身青年的工作与财富状况，并综合探讨其在未来信心、主观收入与地位认知上的表现。1.经济状况对于婚姻的筛选作用有所弱化就业与经济赋权是青年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背景板，工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经济独立性，更是从身份认同、社会关系、时间安排等多个方面塑造了个体生活[17]。为了探索单身青年在工作领域的长期变化，本文选择了具有连贯调查属性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2021年数据，从就业情况与工作质量的不同维度，共同探讨单身青年区别于青年总体的特征，以及单身青年内部的异质性。(1)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就业情况上的差异就业不仅能带来即时性的经济保障，还预示着长期的经济前景，为婚姻所看重。由于婚姻被视为一项资源密集型的长期承诺，失业及其暗含的经济不安全感会降低青年人对自身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期望，从而影响青年生命历程的转变[18]。但随着婚姻稳定性的下降，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青年人面对有所极化的劳动力市场与缺乏福利保障的家庭政策，出现了风险规避的转向，即优先投资看得见回报与受益的职场，而非家庭[19]。随着婚姻观念的变迁，个体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有所上升，一旦无法满足情感与物质的双重条件时，青年人可能不会草率地进入婚姻，而是选择继续等待。表3展现了自2011年以来，不同年龄段青年总体与单身青年的就业情况对比。可以发现，受就业形势与择业观念的影响，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十年间都经历了就业率的整体下降。但相较而言，单身青年的就业情况存在两方面的特点:首先，青年总体的就业率持续高于单身青年。这体现出就业和经济因素对青年进入婚姻的筛选作用，即工作更稳定的青年更有可能进入婚姻。其次，重点观察35~49岁区间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就业情况差异，以排除高等教育普及下婚姻的推迟效应。可以发现，尽管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就业状况仍然存在差异，但差异随年份发展不断缩小。这说明，工作状况对单身青年婚姻的筛选作用不断弱化，单身已经成为部分青年的自主选择，而非全然地被动接受。(2)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工作质量上的差异工作质量承载了一个社会对于“好工作”的想象，从另一维度展示了单身青年的就业特征。本文选取文献中常用于衡量工作质量的指标，如工作收入、劳动合同签署状态与养老、医疗等工作保障内容，考虑到我国经济转型下青年就业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重构下对人力资本要求的提升，也控制了年龄(出生世代)与教育程度，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工作质量的对比如表4所示。CSS2021年的数据表明，不同年龄段单身青年在各工作质量维度的表现总体低于青年总体，但单身青年内部的异质性同样存在。可以发现，在20~34岁年龄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单身青年，在工作质量各维度均不及青年总体的平均水平;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单身青年，表现则与青年总体较为相似。这一情况在35~49岁年龄组出现了逆转。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在工作质量各维度的差异快速缩小，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工作质量水平则差距扩大。以劳动合同为例，35~49岁高中及以下学历单身青年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35.06%，远低于相同情况下青年总体的50.57%。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分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的工作质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好工作”对及早进入婚姻的保障与促进作用，但也说明了单身青年内部，尤其是35~49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主动单身”现象的存在。2.单身青年在财富与经济保障上的相对弱势当前，以住房、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日益成为衡量个体经济情况的重要指标。既有研究已经指出家庭财富对青年人婚姻行为的影响，并强调了财富区别于工作，在建立个体身份认知、缓冲人生负面事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各场域内最为根本的生存资本所具有的交换价值[20]。从家庭财富入手，能够更好地认识单身青年的经济状况，厘清单身状况的本质。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对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财富状况进行了比较。该数据以经济依存关系为核心判定家庭成员，避免了因工作等离家事宜造成的家庭财产计算偏差，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第一，在以经济依赖为纽带的家庭中，青年总体的财富情况整体优于单身青年，婚姻与财富的关联得到进一步肯定。第二，在不同财富类型的内部，房屋、存款与耐用消费品等稳定性较高的财富在单身青年中的劣势更大。既有文献指出，婚姻中的规模效应降低了双方的生活成本，同时在情感和制度上促使个体进行共同投资与长期的经济规划，更可能保障双方大额的投资，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收益[21]。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家庭更偏好无风险性资产，房产更是占决定性主导。第三，单身青年内部的财富由高到低排序情况依次为城市男性、城市女性、农村女性与农村男性。相较而言，单身农村男性的财富状况同比最低，凸显了其相对劣势的经济境况。3.单身青年主观感知相对脆弱相较于工作与财富状况的客观衡量，主观感知是个体对于自身发展境遇的主观评价，二者并不总是一致。青年人的社会心态以及对自我发展的认知是监测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指标。随着单身青年规模的日益扩大，他们的主观感知也引发了学界乃至社会的关注。为此，本文使用2018—2020年CFPS数据，分别从未来信心、主观收入与主观地位三个维度对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进行了测量。考虑到2020年权重尚未公布，相关分析仅限于追踪样本内部，结果如表6所示。首先，就历时维度而言，青年总体的主观感知均有一定下滑，且单身青年对未来预期的下降更为明显，尤其体现在城市单身青年的身上。其次，就截面维度而言，单身青年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都低于青年总体，体现出单身青年相对弱势的自我感知。在单身青年内部，女性相较于男性、城镇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均呈现了更低的未来信心与主观感知。一方面，这种主观感知的差异性和风险察觉与感知所依赖的知识相关，即风险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构建性与阶层分化性”[22];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单身群体依然在承担着社会文化上的污名化，尤其对于城市单身女性而言，这可能解释了其较低的主观感知。在媒体上，她们被形塑得自私、挑剔，但其自身可能正在面临着多元交叉的社会压力和歧视[23]。她们的困境反映在其较低的主观感知方面，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四、单身青年的家庭与私人生活1.青年单人立户水平显著上升如果将单人户比重的上升视为社会趋于个体化的表征，那么在最近20年，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明显加强，尤其表现为青年群体的个体化。从六普到七普，全国一人户在各家户规模中的占比从14.56%上涨到26.80%。其中，20~34岁组的涨幅高于平均，达到3187.77万户。一些有关家庭结构变化的讨论曾指出，单人户家庭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标准核心家庭的解体导致的[24]，而这一解体中最主要的代表之一，无疑就是青年子女因就业等原因离开父母，以独居形式探索成人初显期的生活。进一步观察一人户内部在性别与城乡上的分布，可以发现:在20~34岁组中，城乡女性的单人立户水平小幅上升，分别达到32.48%与7.25%，展现了女性独居实践的兴起;在35~49岁组中，城镇青年的单人立户水平进一步提升，男女两性的单人立户水平在10年内分别提升了2.13%与6.83%。总城镇化率达到73.88%，表明城镇单身青年更加独立于原生家庭。与之相对，35~49岁农村青年一人户的占比却有所下降，体现出对原生家庭的依赖增加。2.单身青年“弱家庭、强自我”的生活观念与婚恋行为的延迟(1)单身青年在生活观念上的特征考虑到态度与主观规范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数据，从婚姻家庭观念与婚恋行为两方面进一步探索单身青年的特征。在观念部分，作为对比，本文选取了包括婚姻、家庭观念在内的不同维度，具体而言可分为如下五组:(1)“与配偶关系亲密”“家庭美满和睦”合并为夫妻取向;(2)“死后有人念想”“传宗接代”“子女有出息”合并为亲子取向;(3)“有钱”“有成就感”合并为事业取向;(4)“不孤单”“不被人讨厌”合并为人际取向;(5)“生活有乐趣”为生活取向。单身青年在不同维度上的偏好，体现了其独特的生活观念。按单身与青年总体分组，对上述各维度取均值并加权后，得到表7。与青年总体对比，城乡单身男女在同婚姻家庭相关的取向上展现了更低的期待，在生活取向上则有较高的期待，总体上呈现了一种“弱家庭、强自我”的偏好。唯一的例外体现在农村男性对生活的期待较低，这或许体现了农村单身男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的劣势地位。此外，单身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性别模式。城市中两性差值最小的为事业取向、差值最大的为亲子取向，农村中两性差值最大的依次为亲子取向、生活取向。正如既有研究所发现的，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男性延续了对家庭、亲子关系的重视，而作为婚育主体的女性，则更担忧自我发展与家庭事务的平衡[25]。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两性观念的转变并不同步。单身人群内的两性差异，实则是被放大了的青年总体的状况。(2)单身青年向成人过渡进程的延迟单身青年的婚恋行为受其观念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婚姻变革，初婚年龄推迟且不婚风险增加[26]。为进一步了解当前不断扩增的单身青年的情感进程，本文使用2018年CFPS数据，选取恋爱、同居与理想初婚年龄为测量指标。由于CFPS仅在“同居”一项中询问了青年总体的情况，在“恋爱”与“理想婚龄”上则单独询问了单身青年内部的情况，本文将首先以同居为例，探讨单身青年相较于青年总体在生命历程上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单身青年内部的异质性。如果将同居视为婚姻的前奏，相较于青年总体中21.97%的同居率，单身青年的婚恋进程则相对滞后(10.15%)。在以城乡、性别划分的组别中，与青年总体差异最大的是城镇女性。相较于城镇女性总体21.82%的同居率，单身城镇女性的同居率仅为3.49%，或体现了婚恋观变化下其进入同居关系的艰难与审慎。就单身青年内部而言，同居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并非线性，符合既有文献所指出的，同居正在向“劣势模式”所转变，成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无法进入婚姻时的权宜安排[27]。农村、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单身青年有着较高比例的同居经历。近两年的恋爱经历也从侧面证明了单身青年向成人过渡进程的滞后。随着青年人对婚姻情感价值的关注，恋爱成为婚前缔结的重要环节。但仅43.81%的受访者在近两年有恋爱经历，同时呈现出明显的经济梯度，城镇户口、教育程度较高者及处于就业状态的单身青年更可能拥有恋爱经验。理想婚龄作为个体规划的参考，围绕均值28.13岁上下波动，但存在着传统婚姻文化与个体实际婚姻信心间的张力，呈现出同居经历相似的“劣势模式”现象。3.单身青年在闲暇生活的自我平衡闲暇作为个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为深刻的个人发展意义。有研究指出，单身青年能够依靠充实的日常生活安排和丰富的情感支持体系来实现自我平衡，以达成舒适的个体生活状态[28]。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网络模块，从单身青年的闲暇活动与社会交往两大方面探索单身青年闲暇生活的主要特征。就整体而言，单身青年参与各项闲暇活动的频繁程度要高于青年总体，但都钟爱上网。相较而言，单身青年在偏家庭性活动的项目上(如看电视/碟片、做手工等)投入程度低于青年总体，更偏好自我提升与放松的项目(如参与体育锻炼)，以及常见被用以界定个体文化资本的活动(如参与音乐会、展览、读书等)。丰富多元的闲暇活动是单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对隐私和独立的单身生活也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个体对自身生命意义的积极探索。对单身青年而言，承担独身生活的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生活和社交上的挑战。本文聚焦于单身青年所能获得的情感支持，以个体在有需要时能够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为操作，探索其社会交往情况，结果如表8所示:一方面，相较于青年总体，在参与社交活动、心情低落需要陪伴等情况下，密友对单身青年的意义更为重要。这与西方的单身或独居现象相似，背后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兴起[29]。另一方面，家人仍然是单身青年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支持来源。在个体最为脆弱的时候，如生病卧床或无法独立完成家务事项时，家人依然是87.64%与74.95%的单身青年最可能得到帮助的来源。需要指出的是，青年的单身状况与社会交往特征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很难辨识青年是因为处于单身状况所以与朋友交往更加紧密，还是因为单身青年的朋辈支持网络更加强大从而降低了其进入婚姻的意愿，抑或是二者都有。然而，考虑到家庭作为一种强社会关系支持对于单身青年的重要意义，上述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单身青年在未来随着父母年纪渐长，家庭支持功能有所弱化时，个体生活的潜在脆弱性。五、结论与讨论1.结论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大型调查数据，本文从人口、社会经济与家庭生活三大领域入手，描绘了我国20~49岁单身未婚青年的特征及演进态势。基于社会与人口模式的探讨以及趋势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向成年过渡的生命历程呈现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晚婚、不婚以及独立居住，使其处于单身的时长在生命周期中不断拉长，但影响个体化进程的因素在不同人群中作用强度不同，差异性与共性并存。具体而言呈现出如下七大特征:一是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势增长，其中35~49岁年龄段增长幅度最大。这是婚姻不断推迟、结婚率持续走低的结果。二是单身青年总体的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持续升级，但在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下逐渐分化，呈现出“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并存的情境，且极化加剧。三是单身青年的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整体弱于青年总体，体现了就业对婚姻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主要体现在35岁以下的青年中。35岁以上单身青年就业质量存在两极分化，但整体水平逐渐接近于青年总体，表明“主动选择”型单身青年比重的增加。四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处于单身状态，单身青年的财富状况整体较青年总体差，对应着其较低的未来信心、主观收入与地位认知，彰显出单身青年相对弱势的社会心态。五是在居住方式上，单身青年独立性提高，单人立户水平上升，但存在城乡分化。城镇单身青年变得更加独立于原生家庭，但农村单身青年反而在居住上更依赖原生家庭。六是单身青年在生活态度上呈现“弱家庭、强自我”的特征，向成人过渡的生命事件发生延迟，其闲暇生活更加丰富，也更关注自我的提升。七是单身青年社交网络与朋友绑定更为密切，但也存在以家庭为代表的强社会关系支持的潜在脆弱性。2.讨论基于对上述特征的归纳，本文试图进一步探讨中国单身社会的演化进程及其背后的演化机制。(1)中国是否已经滑入“单身社会”?如果纵向对比，可以看到一些支持性的证据，例如，我国单身青年的规模逆势增长，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单身青年比例都在上升，青年处于单身的时长翻倍，且单人立户水平也在提高。但如果横向对比，2020年我国45~49岁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占比仍然很低(仅为2.98%)，即便扩充到35~49岁占比也仅有4.5%，远低于同期的欧美以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单身青年规模的上升，其主要动力还是婚姻的推迟。换言之，由于青年从成年到进入婚姻的时间被不断拉长，群体层面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规模和占比均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以日本和韩国202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为参考，我国的婚姻推迟还将持续，并将进一步推高单身青年的比例。但需要看到的是婚姻仍然是中国青年当前的主流选择。不可否认，婚姻观念在青年群体中正在发生渐进式变化，青年开始更多审视婚姻对个体的意义，强调对婚姻精神价值的追求，但婚姻在中国仍然没有从整体上去制度化，即结婚还是绝大多数青年重要的人生选择[30]。因此，即便单身青年的规模持续上升，中国离严格意义上的“单身社会”—单身成为个体不容忽视的选择的社会情境—还有一定的距离。(2)“单身”一词下的人群异质性中国单身群体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揭示出单身青年规模扩大的背后交织着复杂的社会进程。无论是由于性别比失衡以及梯度婚姻造成的婚姻挤压，还是类似发达国家的“劣势模式”现象，都指向了“被动单身”情境下的单身青年。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天然劣势，这个群体很难达成婚配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但随着婚姻的物质门槛被不断推高，婚姻挤压还有加剧的趋势。从数据中可以看到，35~49岁的未婚男性构成了该年龄段单身青年的主体(73.54%)，在2020年其人口规模超过了1000万，相较于2010年增长了30%。在这一年龄组中，又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单身男性为代表。该群体占比最高且持续增长，体现出婚姻挤压强度的持续增加。然而这些青年往往更缺乏被社会感知的渠道，规模庞大却又常常被忽视，构成了社会演进中隐蔽的挑战。那些“主动选择”情境下的单身青年，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这也催生了他们价值观的个体化转型。如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他们更加积极地建构个体的价值体系及其与婚姻家庭的关系，或者主动推迟婚姻，或者不婚，形成多元的亲密关系和婚姻模式的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当前单身青年中的较少数。事实上有更大数量的青年介于“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两类情境之间，他们并没有试图改变对婚姻的预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面临各类婚恋的困境。一方面，在个体化进程中，青年群体开始强调婚姻对个人的价值，然而消费主义的兴起与房价的不断攀升，极大抬高了进入婚姻的物质门槛。法律变更下家庭财产分配方式的变革，也使得婚姻中审慎的理性计算不断增加[31]。对婚姻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追求，进一步增加了婚姻的匹配难度。无论是婚姻搜寻难度的增加还是物质准备时间的拉长，都延缓了青年进入婚姻的节奏。另一方面，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与高竞争性，不仅加大了个体婚姻准备的难度，也挤占了可投入婚恋的时间与精力。特别是女性因面临公私领域的双重性别困境，更加难以平衡事业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下沉重的家庭责任。婚姻缔结的困难就在于无法平衡上述多对矛盾，个体在追求婚姻所带来的情感价值的同时，又力争排除可预估的束缚和对个体利益的潜在威胁。在多重矛盾下，个体依据所拥有的资源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一些青年努力达成婚姻的预期，但不可避免地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另一些青年调整对人生的规划，进入“主动选择”的情境;还有些青年则压制结婚的意愿，放弃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性，最后滑入“被动单身”的情境。事实上，针对日本的研究发现，真正的不婚主义者仍是少数，越来越多的青年因对婚姻的低欲望而“无计划地导入单身”[32]。(3)单身青年规模的不断增长会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变革理解单身社会的演进过程，并为潜在的变革做好准备，可能是当前更务实也更为重要的事情。对于“单身社会”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愿进入婚姻却不能的单身青年。这部分人群不仅包括受到婚姻挤压，面临着高额婚姻成本而无法负担的弱势群体，也包括受困于滞后的家庭性别分工与激烈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女性。如何解决既有的性别、年龄与单身歧视，改善个体的生活处境，是面对初婚推迟、人口形势变化需要直面的问题。二是正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人。如何避免因过分原子化而导致的相互孤立，这不仅需要增强单身青年独自生活的能力，还需培育出彼此支持的公共文化，使得单身青年可以依赖各类场所与多元服务展开社交，从而满足其内在的联结需求。三是单身青年内部的社会分化。既有文献指出，我国越发同质性的婚姻匹配模式，正在强化当前的财富不平等，并持续抬高婚姻的准入门槛[33]。弱势群体或将承担社会向下流动的不利后果，并加剧社会不公平与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需要指出，本文所讨论的单身青年及其在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维度的特征，仅为状态而非因果性质的描述，同时未包含离异、丧偶的单身青年，因此只是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的一角。更多讨论有赖于对当前青年群体的长期观察以及面向更广泛人群的持续研究。[课题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3年规划重点课题“青年人口与婚育基本状况、影响因素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3GHZD03)的阶段性成果]李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教授，博士郑叶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Lesthaeghe

摘要:在后疫情时代，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意愿与行动力不断提升。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网络民族志观察和对18名一流高校毕业生的深入访谈，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探究当前青年“上岸”偏好与背后缘由。研究发现，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就业选择呈现出职业规划缺乏、就业路径依赖、权衡利弊取舍、自我实现赋能等不同类别的出发点。“上岸热”的就业现象既源于个体对资源价值与自身特质的预判与评估，也是社会制度下行动结构与行动后果合力作用的结果。突破青年就业的困境，除了广大高校毕业生的个体努力外，国家、大学与社会应从结构层面为大学生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关键词:高校毕业生;一流高校;就业选择;体制青年一、问题提出名校毕业生是高考的优胜者，高等教育金字塔尖的成功者。他们的就业选择与求职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中国年轻一代的未来发展走向。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受阻，自动化取代工人，经济趋于衰退，就业环境发生剧变。中国大学生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包分配，吃皇粮”的“天之骄子”，他们需要面对每年毕业季的“寒冷”夏天。疫情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经济衰退让中国大学生在就业时趋于保守。相比四五年前，更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第一次就业时选择了公务员、教师等看起来收入稳定、就业体面的“铁饭碗”工作。当代青年群体喜欢用“上岸”一词指代进入体制内的工作选择。从更为宽泛的角度，进入体制内工作既包括考编、考公，也包括进入国企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作为高考的胜利者，通过考公、考编类的考试进行人才筛选的就业选拔形式成为“做题家们”的顺势选择。2023年国考的总报名人数突破了250万，竞争最大的岗位报录比超过5800∶1[1]。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一流(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在后疫情时代选择走向体制内?其背后折射出哪些层面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借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探究这些精英学生个体就业选择之下的社会结构，为破解后疫情时代我国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进一步优化我国青年就业结构建言献策。二、文献回顾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高等学校自诞生之初就承担着培养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责任，是推动青年就业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在后疫情时代，这群青年群体的就业选择开始呈现出新态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青年就业问题中的一大研究热点。首先，就新形势下青年的就业现状而言，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呈现出诸多困境。根据国际组织的调查分析，由于新冠疫情下的经济低迷、科技带来的新挑战以及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下降，当前全球青年的失业率偏高、就业质量堪忧[2]。就国内青年的就业状况而言，有研究追踪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GSS”调查)在2006—2021年的统计数据，发现15年间我国青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但就业质量在总体上却得到了提高[3]。也有学者进行了切片研究，选取2017年“CGSS”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青年的整体就业情况不容乐观，青年失业问题突出，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在内的个体因素和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在内的结构因素显著影响了青年的就业行为[4]。我国青年在就业过程中也出现诸多新现象，如从“内卷”到“躺平”[5][6]，出现“平台化”“去中心化”等新的就业新形态[7]，这其实都是新形势下年轻一代就业者面临越来越多的就业困境和难题后的外显表现。其次，我国高校青年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热潮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青年失业率高，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造成的人才浪费是当前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8]。尽管青年就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依旧严峻，毕业后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无法从学校顺利过渡到就业市场[9]。在疫情影响下，“考研考编热”的就业现象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加剧[10]，体制内的工作岗位成为“旱涝保收”的职业代名词[11]。近年来，甚至涌现出“名校硕博士下基层”的就业热潮[12]。“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后疫情时代青年就业选择的代表性话语[13]。这些现象背后暗含着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群体对于进入“体制内”的狂热与追逐。有研究调查并分析了全国19所高校的大学毕业生在疫情前后的就业情况，发现疫情带来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让大学生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显著提升[14]。本文关注后疫情时代一流高校毕业生的“上岸”就业选择趋势，分析他们在进行择业与就业时的认知与心态，并尝试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与困境形成的因素进行解释性分析。三、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取研究资料。根据研究问题，本文将豆瓣某小组作为研究田野。该小组聚集了来自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广大学子。研究者在该小组中进行了超过6个月的参与式观察，采集名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的个体经历和社会感知。本文中所有的研究对象，包括豆瓣小组成员和被访者均采用化名。田野初期(2022年6月)主要是熟悉该小组的组织规范、文化氛围和日常互动情况，对于不同的讨论分区进行初步浏览。田野中后期(2022年7—12月)深度阅读与求职就业话题相关的发帖内容，并对讨论情况进行深入追踪与详细记录，以了解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和不同背景的成员“上岸”偏好及其行为处境。由于网络社区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小组成员能够更加真实、大胆地书写和分享自身经历，剖析内心想法[15]。在对豆瓣小组进行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本文将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的现象进行摘录与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访谈提纲。为了研究的深入性，本研究于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期间，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的方法，选取了18名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女性9人，男性9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见表1)。他们均在毕业后选择在街道、中学、高校、研究所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研究者在访谈前会告知受访者研究目的和访谈文本处理方式，受访者均表示知情同意。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约为45~60分钟，主要在线上观察所获取的数据基础上进行追问，以便对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及其背后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为了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和文本来源呈现的直观性，统一按照“入职年份-编号/性别-编制类型”的范式对被访者进行编号。四、就业选择:迷茫、顺势、取舍与追寻进入体制内就业是拥有“上岸梦”的众多高校毕业生们的理想归宿，但不同的个体进入体制内的初衷是否一致?他们出于哪些动机选择了考公考编?本文发现大部分毕业生的求职道路充满了迷茫、趋同与权衡的纠结与拉扯感，少部分的幸运者较早地明晰了职业方向。1.迷茫:职业规划的缺乏不管是豆友(对豆瓣社群成员的简称)还是大部分的被访者，“迷茫”是就业过程中最高频率出现的状态。对于当代的大部分高校学生而言，他们在入学之际，甚至临近毕业之时缺乏职业规划与人生规划，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择业的仓促与被动。当向受访者询问“刚入学时，您想从事什么工作”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没有想过要干吗”“没有具体的工作规划”。有顶尖名校的毕业生甚至这样剖析自己:“(选择体制内就业)我觉得是一种保守和惰性，就是在思维上具有懒惰性，对人生的整体构想认知不高。”(2019-2M-国企)很多象牙塔里的高校学生不曾触及“外面的世界”，而通过考试进行的选拔是他们从学校过渡到社会的一条优势渠道。“其实从本科到硕士阶段，一直到我报名考试的时候，我都没有明确地想象会当公务员，可能我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比较欠缺，也没有去实习，多做尝试，只是完成常规的学习任务。现在的工作其实是考上了，也在家门口，就来了。”(2022-14M-公务员)当然，求职时的迷茫不仅源于无助，也可能是由于缺乏目标后的四处碰壁所致。豆友Adore在刚进大学时并不曾明确未来的职业规划，但排斥教师这样“拿这么点钱又那么累”的职业，经历了两轮考研失败后，她开始关注考公考编，由于机缘巧合考上了当地初中的教师编制。“反正钱多，离家近，总得占一个。教师编的话，工资在我们这个地方相对还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少，还能接受，我就报考了。”Hooshot则表示，“我的就业方向可能是通过排除法确定的，就是了解自己不想干什么，才确定想干什么。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就业方向，就想着先考研。然后读研的过程中也不想再进行科研，于是就打算回家走选调，干体制内比较稳定的工作”。2.顺势:就业路径的依赖尽管岗位相对固定、竞争难度逐年加大，但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还是将进入体制列为就业选择的第一梯队。在2022年“双减”新形势下，原先在教培行业就业的教师们也加入了考公考编大军。“上岸”已经成为了这些高校毕业生不谋而合的共识。这种“上岸热”下的趋同行为，往往受到高校毕业生就读专业的选择限制或决策推动。首先，“过来人”的成功经历或是经验教训，让毕业生在有限的信息中对就业前景有了初步的预判。“我们学院的话，之前当辅导员的人其实挺多的，一个班估计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人会去。我们这届的话30多个人，大概三分之一去读博了，三分之一去中小学了，剩下的人去选调了，基本全是进体制内工作的。”(2022-11F-事业单位)其次，文科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相对狭窄让很多名校本硕生选择通过应届选调或者国考进入体制。豆友Savanna本科在一所“211”高校就读英语专业，她求职之际正值疫情暴发之时，一方面考试的时间被不断更改、延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体制内的考试竞争，这些都让她的录用难度成倍增加。由于专业的限制，她只能报考“三不限”岗位，与成百上千的应届生和往届生一起争夺一个最终只录取一人的工作岗位。幸运的是，在历经三年漫长的等待，自我怀疑甚至崩溃的瞬间后，她终于成功“上岸”。不同于高考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轻松胜利，成年后这场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求职竞争已经让她耗尽了心力。“运气和实力缺一不可。”她最后这样总结自己的考公经历。最后，对于某些专业或是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生而言，进入体制内工作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小心跳跃。“高校科研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在一个体制内工作，有编制，但我内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强，并不觉得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博士在找工作时会一直盯着自己会的这点东西，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的。我有时候会觉得太限制自己了，就是害怕不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还有就是对过去的一些东西、做出的成果放不下。”(2022-18F-事业单位)3.取舍:权衡利弊的抉择不同于前两类在规划缺失或是选择局限情况下做出的体制内就业选择，有一部分被访者透露出了明显的前置性就业偏好，只是在多维度的综合考虑下最终选择了进入体制。“我其实刚开始一心想进企业，觉得体制内太稳定了，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去企业的话还可以拼搏奋斗一下。”在本硕期间，受访者小Q去过外企、私企，还当过口译员，但这些实习经历都没有给她留下正面的印象和良好的就职体验。在即将入职一家规模不小的私企之际，由于对用工制度、工作内容和职场关系的不满，以及出于对经济形势下行的顾虑，她最终选择在试用期逃离了这家互联网公司，转而回归当初最为抵触的家乡，选择到曾经就读的母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与此类似的，有受访者对进入体制内就业的选择进行了复盘。“我觉得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体制内工作的地位会更高一些。当然在体制内工作，你每天的工作内容可能是相对重复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没有意义，我现在也还在一个心态上调整、适应的过程中。我觉得去体制外工作的话，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它的收入和整个行业前景能与我现在的工作对标。但在秋招和春招的过程中，我没有拿到特别满意的体制外的offer，所以我还是考虑了体制内的工作。”(2022-15M-公务员)也有被访者在个人喜好与未来工作生活发展前景的反复权衡中略带遗憾地选择了体制内就业。“单从职业喜好上来看的话，其实我读研的时候很向往教师职业。但是考虑到辅导员未来的岗位变动，还有职位晋升或者社交面相对狭窄，公务员整体的职业规划路径更加多样。在各方建议下，包括我更多地考虑了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不是单纯地考虑职业喜好，所以我最后选择了选调。”(2020-6M-公务员)“我本身挺喜欢我的专业的，但这份工作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都太大了，而且整体的工资待遇比起IT行业、一些研究所，还是不太行。我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在年轻时就患上各种毛病......我(回到)当时还是会优先选择一个稳定的工作。体制内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可以保证我劳逸结合，有自己的生活时间。”(2021-8M-公务员)4.追寻:自我实现的预言部分高校毕业生的性格特质、专业技能和工作期待与体制内工作所关联的稳定、秩序与专业性相耦合。他们早早地制订相关的目标与行动计划，坚定地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道路，并收获极强的职业满足感。“我从一开始更倾向于体制内。我希望从事一些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岗位的同时，为社会做一些有贡献、有意义的事情......我的性格相对稳重，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去机关工作的，因为它的整体氛围是严肃的，需要一个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我的父母都是党员，他们也挺希望我能够进入体制内去当一名公务员。入职之后体制内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基本都是符合我之前的预期的，我对工作的归属感也很强。”(2019-3M-公务员)有部分受访者对于某一类社会角色有种天然的“使命感”，例如中学老师或是高校辅导员这类工作性质较为特殊的职业岗位。“当老师其实是从中学时期开始根植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就业方向。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会教我弟弟妹妹，当‘小老师’，后来我从本科就在教培机构教书或者当家教。在这个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的正反馈，所以我研三找工作那会就奔着教师编去了。我比较热爱教育这个行业，觉得自己擅长教书，天生就是个‘教书的料’，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回来当老师了。”(2022-16F-事业单位)某“211”高校的毕业生在本硕期间，曾有多段学生工作的经历，尽管入职后他发现实际的工作内容相比学生时期更加“多且杂”，但他表示，“我对辅导员这块工作非常地了解和熟悉，觉得自己大概能做得挺好，所以才会选择这样一份工作。我觉得这是我最擅长的事情了”。(2020-5M-事业单位)五、理性选择理论下一流高校毕业生的被困与突围理性选择理论尝试通过微观层面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合理解释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行为，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四个基本概念[16]。以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王邵佳会员消费:青年群体数字内容消费现象透视/付森青年文化从情感劳动到情感交易:虚拟恋人的情感商品化实践/林仲轩

-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青年在场/谭杰实证调研“致富梦”与“青春饭”:互联网“大厂”青年的不稳定工作/严霞典型研究新型青年自组织与公共空间再造——基于706青年空间的考察/杨春

摘要:“摆烂”作为社交媒体亚文化的新变种，被青年视为一种“逃避可耻但有用”的处世哲学。本文通过网络文本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对青年的“摆烂”现象进行了全景式剖析，形成三项研究发现:第一，从宏观文化环境来看，“摆烂”是“丧文化”的叙事创新，也是“反内卷”的行为实践，体现了亚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涵化认知和渗透行为的作用。第二，从中观运行机制来看，符号生产、自我宣称、裂变扩散、话语竞争、角色扮演等五重机制共同构成了“摆烂”的内生逻辑。第三，从微观行为来看，青年的“摆烂”实际上是一种权变性行为，体现了相机匹配的决策逻辑，并可从虚实殊途、时序流变、意图继替、圈层区隔、群际分化的角度对“摆烂悖论”的成因做出解释。最后，本文认为青年的“摆烂行为”并不总是被逃避主义所支配，也可能包含着“精致利己主义”的深层意图。对此，应通过出台激励型政策、规制型政策和引导型政策，对这一社交媒体上的亚文化现象进行纠偏与调适。关键词:社交媒体;摆烂;亚文化;权变性摆烂一、问题的提出“摆烂”作为社交媒体上现象级的集体行为，是值得关注的亚文化新变种。学界对这一亚文化现象背后的学理探讨仍较为稀缺，目前主要形成了四条研究进路:第一，从词汇演化和语体功用的角度切入，阐释“摆烂”一词的使用场景、句法功能和语义特点[1]。第二，聚焦“摆烂”行为的高发群体，认为处于职业“天花板期”的领导干部[2]、转型期政治认同弱化的农民[3]、项目推进中的“钉子户”[4]、毒品依赖成瘾者[5]等群体更容易产生自暴自弃的负面情感，陷入“习得性摆烂”的泥淖。第三，分析“摆烂”可能造成“弱者暴力”[6]、“自我对抗”[7]、“发展效能感锐减”[8]和“集体失意”[9]等非预期后果，昭示着“摆烂文化”将对青年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产生不良影响。第四，挖掘青年“摆烂”行为背后的本质特征，从交易理论的角度出发，定义“摆烂是期待最差结果的低品质交换”[10]，并预测“摆烂”会造成生活品质的普遍劣化。在“净网运动”中，社交媒体上的“摆烂文化”反复承受着舆论炙烤与目光审视。其中，传经送宝的“摆烂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摆烂梗”、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摆烂图”，都是对主流价值观的一种解构、反讽和批判。正因如此，在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中，“摆烂”被视为一种消极抵抗的行为方式，带有强烈的道德化贬低色彩，是需要纠偏和矫正的负面亚文化。问题在于，“摆烂”似乎在社交媒体上蔚然成风，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觅踪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部分青年“线下不懈奋斗，线上不屑奋斗”这一“摆烂悖论”的现象?针对该现象，本文将重点回应如下核心议题:第一，“摆烂”与传统网络亚文化存在何种关联?第二，哪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青年“摆烂行为”的发生，其背后遵循何种逻辑?第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青年使用“权变性摆烂”的策略?二、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摘要:在我国发展现阶段，新兴行业层出不穷，作为网游增值服务业的从业者，“网游玩工”的日常生活在商业资本与媒介技术的控制下逐步异化。面对折转虚实的生活状态所带来的问题时，该群体选择通过日常消费的方式与之合解。其蕴含矛盾性的消费逻辑在于:“妥协”于商业资本、媒介技术和消费文化等宰制力量规训的同时，也采取了不同的“抵制”战术与之应对。其日常消费逻辑的生成，是实践者与结构系统博弈的结果。该群体的消费实践不仅证明了后现代社会中外部规训力量之牢固，也同时显现了结构内部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数字时代中，对于“网游玩工”日常消费逻辑的分析，有利于理解新业态青年群体在现实处境中的困窘。关键词:网游玩工;消费实践;日常生活;新业态青年一、引言信息技术的进步已使得全球产业几番洗牌，传统“资本—劳动者—消费者”的三元劳动关系链条在网络时代下产生了新的变化，资本化身互联网平台，在各类劳动中介组织的加持下进而演变为“互联网平台—中介组织—劳动者—消费者”的四元劳动关系链条[1]。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行业面临重组或被淘汰的命运，然而，一些如网游增值服务业的新兴产业应运而生[2]。(网游增值服务是指为游戏玩家提供除网络游戏基本内容之外的扩展性服务，包括金币、道具、代练等游戏虚拟物品和服务以及转服、角色名修改等针对玩家角色提供的服务。)2010年后，随着商业资本的注入与游戏玩家需求多样化的发展，我国网游第三方平台经济发展迅猛，诸如游戏直播、游戏交易、游戏陪玩、游戏代练之类的衍生行业层出不穷，并以“自主性高”“时间自由”“收入高”“工作压力小”等噱头，吸引着众多以“95后”“00后”为主的“网生代”纷纷加入。不可否认，新行业的确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选择，但同样引发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商业资本的包装下，业已扩张与分化的从业群体被分别冠以“游戏陪玩师”“游戏代练师”“电竞陪练”“游戏大神”等名号。表面上，这些工作轻松、简单，似乎从业者玩着网络游戏就可以赚到不错的报酬。然而，他们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从事着琐碎的、毫无保障的重复劳动，并且伴随着长期的剥离感与焦虑感。2020年8月，人民网曾发布了关于“比心陪练”平台含有涉黄服务的报道[3];2021年9月，中央网信办综合治理局要求“比心”“Hello语言”“小鹿陪玩”“一派陪玩”等多款游戏陪玩App下架整改，全面停止陪玩功能和服务[4]。2021年12月，中国青年报发布的对1535名青年的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人体验过包括陪玩游戏在内的陪伴式服务，其中占比58.2%的受访青年建议加强对违规服务行为的惩处[5]。可见，自我国网游增值服务业诞生以来，业内竞争秩序混乱、就业者无劳动保障、服务“打擦边球”，以及诱导青少年沉迷网游之类的问题频频发生，其青年从业群体也引起了社会多方的关注。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以往，学者们一致将游戏主播、陪玩、陪练和代练等群体区别而论。事实上，在我国网游增值服务业中，普遍存在着身兼数职及名实不符的现象。例如，在虎牙、斗鱼等直播平台的热门游戏分区中，大多数游戏主播以陪玩和代练工作为生;而许多陪玩、代练、金币农夫为了吸引顾客也会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中直播。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此类从业者与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作家等大众熟知的职业同属数字劳动者范畴，皆为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业态群体。更加具体地讲，根据朱利安·库克里奇提出的“玩工”(playbour)概念，又因该群体衍生于网游增值服务业中，故笔者将其称为“网游玩工”。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以虚拟身份在网络游戏内满足偿付报酬玩家的个性化需求，如利用高超的游戏技术代替玩家提升游戏角色等级或排行段位，帮助玩家获取高级装备、指导游戏技术、陪伴玩游戏、直播游戏内容等。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网游玩工”是数量最多、涵盖工种最全、情况最复杂且最具代表性的“玩工”群体。1.

本刊声明《中国青年研究》编辑部近日接到举报，不法分子伪造本刊官方网站，并于伪造网站开通在线投稿系统，设置假冒投稿邮箱，以刊发稿件为由收取费用。鉴于上述情况，本刊严正声明如下：《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并未开通任何官方网站，也未开通在线投稿系统。本刊的投稿邮箱、联系电话等信息，以本刊微信公众号上公布的为准。本刊微信公众号为china-youth-study。《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刊发稿件不收取任何费用，凡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不论多少，不论何种名目，皆为假冒。本刊也未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代为征稿和组稿，网上以本刊名义提供组稿、快速审稿等服务的皆为假冒行为。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辨别，避免上当。

摘要:婚姻市场中的两性匹配一直是道难题。中国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得婚配家庭的阶层差异放大，客观上同质婚匹配需求上升;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与两性观念嬗变带来主观上的高期望择偶，不切实际的异质婚渴望放大婚配供需矛盾。因此，婚姻挤压除了可由传统的人口性别比失衡以及婚姻择偶梯度理论解释外，代际阶层分化与高期望婚配心态同样导致两性资源“失配”，形成日趋严重的婚姻挤压。世界范围内督促育龄人群成婚愈加困难，“单身社会”愈加流行，东亚社会又与西方社会“性-婚-生育”三者分离的社会发展趋势不同，极其排斥非婚生育，由婚配困难可能诱发的低生育风险必须加以重视。对此，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全面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将是重中之重。关键词:高期望择偶;婚姻匹配;婚姻挤压;低生育陷阱青年择偶与婚育问题是人口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到26.3岁、26.9岁，20~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此外，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8年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减少40%。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下降至1399万，减少41%。登记结婚人数大幅下降固然有适婚人口总量下降的原因，但更要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普婚”文化的社会里，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剩男剩女”现象不断蔓延。相比东亚其他国家，尽管中国目前仍保持较低的终身不婚率，但历史数据代表的只是过往，因而无法推断未来趋势。随着新生代婚育观念嬗变，父辈对子辈影响力下降、宽容度提高，参考日韩以及国内大城市经验，“晚婚-普婚”到“晚婚-不婚”的转变可在短时期内完成，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甚至积极鼓励生育，生育提升效果依然欠佳。在婚育无法分离的东亚社会，婚姻匹配困难是造成生育水平持续低迷的根源之一。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生育问题的核心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生育，而不是生几个小孩的问题，未婚、不婚、拒婚人口的日益增加，很可能会加剧当前中国的低生育风险。一、文献回顾男女之间的择偶婚配是一种资源竞争(同性别)，也是一种资源合作(两性之间)，主流婚育模式都将生育置于成婚之后，非婚生育或奉子成婚在东方文化中被强烈排斥。国内外研究均已证实，同质婚是当代人类婚姻生活的主流模式，它包括教育同质婚、社会阶层同质婚、家庭背景同质婚、户口同质婚、独生子女身份同质婚、收入同质婚等多种类型在内的婚姻匹配模式[1][2][3][4]。与此同时，同质婚(homogamy)和异质婚(heterogamy)中的“男高女低”是中国城乡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5][6][7][8]。但随着物质消费主义兴起、社会思想开放、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同质婚越来越不能满足青年男女日益增长的物质与心理需求，他们需要异质婚(“高质婚”)来弥补自身以及原生家庭的不足。尽管大众传媒希望通过“凤凰男”与“孔雀女”的悲情故事言传身教，提醒公众选择“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可能更利于婚后和谐，但是某些“乡下土猪拱城市白菜”的宣言更是引爆了社会舆论的痛点—跨越城乡与阶层的婚姻缔结与维系是何其的困难[9][10][11]。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普遍贫穷的阶层扁平化社会，社会成员以及家庭之间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异较小，择偶看重家庭条件并无太多依托，甚至在特殊年代，嫁给“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反而是“荣光的”具有政治觉悟的表现，不少知识青年当时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但最终的结果，或许却是难言之痛[12]。可以说，“向下兼容”异质婚只是特殊时代的昙花一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历经可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李煜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三个不同时期婚姻同质性程度的变迁，发现无论在个人间的自致性匹配还是在婚姻双方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匹配上，均呈现改革开放后双方同质性匹配的上升态势[13]。Xu(2000)通过对三代人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在匹配择偶方面上的改变非常少[14]。进入新时代，不同个体外在条件、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成长环境都对择偶有了更加“个性化”的要求，以“择偶线索偏好”检索文献，多数研究显示，男性择偶时更看重对方生理吸引力(如相貌、身材)，而女性更看重对方的经济前景与承诺信息等[15][16][17]。择偶偏好的变化可能与生物进化和社会文化因素相关，结构资源选择理论与进化心理学给我们提出一种有力假说—婚姻除了本能与性情相投外，家庭的合作互惠更加重要[18][19][20]。因此，婚配模式嬗变不仅会影响婚姻质量、家庭和睦与财富积累，还会导致代际间的不平等、人口结构变迁等。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社会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社会各阶层进入新的分化阶段，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居民中，不同阶层在资本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阶层区隔也主要体现在与经济资源高度关联的外在资本维度，阶层划分的壁垒主要是由金钱等外在资本构筑的[21]。随着贫富差距扩大，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和交往鸿沟也不断加深，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特征[22]。薛宝贵和何炼成的研究发现，我国居民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聚，导致高低收入阶层财富差距悬殊，而遗产税延迟征收等社会政策加剧了财富的代际传递，导致高低收入阶层子女之间初始财富的差距，进而导致其竞争机会的不平等[23]。而通过婚姻缔结双方的社会地位随机匹配来降低社会整体不平等程度，可能只是学术界的美好愿景，现实中，同质婚越来越成为主流，异质婚不仅越来越难以缔结，即便成婚，婚姻的稳定性也很难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资源对于个人和家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4]。中国40多年的经济奇迹在激发人们物质欲望的同时，社会资源的丰富性大大提升，社会阶层分化也由隐性变得显性，心理欲望在物质欲望的催动下亦不断高涨。当择偶资源少时，人们主要考虑未来理想伴侣的忠贞和健康状况等必需品;当拥有资源较丰富时，人们才会考虑伴侣的创造力等奢侈品[25]。陶涛、李丁对北京市夫妻配对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丈夫职业地位高于妻子的家庭幸福感最高，而妻子职业地位较高的家庭幸福感最低，婆媳关系也最差[26]。为了追求婚姻幸福，如何根据自身有限的资源来选择最优伴侣是择偶者面临的现实问题。通常情况下，“相似相吸”是择偶的基础，但在传媒聒噪、物欲高涨、价值观多元的情况下，选择各方面均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似乎已经不合一部分现代男女的胃口，高攀心理在青年婚配行为中屡见不鲜。试图通过跨越婚(intermarriage)用更小的成本在婚姻中获取更多的收益，让这一时期的两性婚配博弈模式与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社会”的婚配行为模式迥然不同。二、当代青年婚育困境的推手1.婚恋领域的“低欲望躺平主义”由日本传入的“低欲望社会”是当下一个颇为流行的潮词汇。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在不断提升，加之现代职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再背负风险与成家责任，丧失成功欲且消费意愿低迷，追求晚婚化、少子化的婚配观念，进而导致其结婚和生育欲望的降低，“低欲望社会”这一观点越来越被公众接受并广泛传播。但笔者认为，用“低欲望社会”解释生育水平低迷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对此，张婷皮美、石智雷在《“996”与低欲望社会:加班对结婚和生育影响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利用2016年CLDS数据和2015年CGSS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探讨了在业劳动力的加班与结婚、二孩生育意愿的因果关系，Logit回归和倾向值匹配的结果表明，加班不会使初婚年龄推迟，亦不会降低劳动者生育二孩的概率[27]。工作愈加繁忙的确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但并不能推导为低欲望、低生育意愿。新生代婚育意愿低迷归因中，类似值得商榷的观念还包括:房价太高导致男女婚配困难，并抑制生育。事实上，中国商品住宅最低的东北地区，生育水平一直在全国垫底，离婚率也比其他区域偏高，且人口流失严重。日本经历近30年的房价下跌，生育水平仍不断走低，舆论聒噪降低房价就能刺激生育水平回升，这种说法显然很难站得住脚。只有真正的贫穷才会造成彻底的低欲望社会，极端贫穷的欠发达国家，人民欲望仅为“吃饱穿暖”，极低的欲望满足反而有较高的生育水平。因此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欲望高企却得不到满足的“伪低欲望社会”，在婚恋领域的典型表现即“低欲望躺平主义”，其本质上是一种婚育需求的异化，追求“不婚不育”解放性反抗，只是一种压抑释放通道或者是话语托词。2.“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棘轮效应”经济发展既能满足欲望，也可以催生新的进阶需求，俗话说“欲望无止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经济繁荣衰退周期形成欲望差，容易诱导能力和欲望不匹配的高期望社会。以日本为例，20世纪70年代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为日本国民满足欲望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欲望水平上涨具有“刚性”，一旦上升就很难大幅下降，即使经济发展增速降低，国民消费水平由于“失落的三十年”被迫降低，但国民内心的高欲望也迟迟不愿削减。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所谓“棘轮效应”(Ratcheting

摘要:中国传统生活中的“亲不过三代”逐渐走向了当代社会的“亲不过二代”。中国的年轻世代，包括“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已疏于与亲戚发生情感联系和日常交往，进而形成了日益普遍的青年“断亲”现象。当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居住形态、社会资本、情感需求、生活方式等变迁，改变并催生了新一代青年群体的亲戚关系认知方式。但是“断亲”之后，中国年轻群体的亲戚关系将何去何从，是否会消解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亲缘关系”和“社会资本网络”结构?本文拟对此中问题尝试进行分析和解读。关键词:“断亲”;亲戚关系;社会资本网络亲戚是一种基于血缘联结的社会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亲戚关系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基本指向，即围绕着血缘亲属的排序，形成社会关系距离的圈层形态。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形象地表达了亲戚关系的客观弱化现象。由于家庭规模的扩大，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增加，客观上导致了“亲不过三代”的亲戚关系结构。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家庭独生子女占据主流。较少的亲戚网络与少子化，却让原本应该更具黏性的亲戚关系加速淡化，并逐渐出现了“亲不过二代”的紧缩化形态的亲戚关系。新世代的“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的“断亲”，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2021年底以来，网络媒体出现了大量“90后断亲”现象的内容，并将原因归纳为不信任感、失去利益维系、心理创伤，等等。“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青年“断亲”背后的原因不能如此简单化理解，需要从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环境和新世代生活方式变化等多重因素去思考。一、圈层式微:传统文化中的亲缘关系结构及其趋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戚关系是基于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首先是有核心家庭，即由夫妻和其未婚的子女组成，其中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其次是扩大家庭，即由血缘为纽带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或更多代际关系的家庭联合体。农业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结构中，亲缘关系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扩大家庭会极力地维护一个大家族的血缘联系以提升整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所以远亲胜过近邻，想方设法攀亲戚是一种生存智慧。当然，即使传统社会亲缘关系较为紧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俗话:“亲不过三代”。老辈兄弟间同甘共苦，父辈兄弟间亲如手足，到了孙辈，也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由于扩大家庭中老一辈的关系，会走在一起聚一聚，维系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的家庭伦理和孝道传统。然而聚会结束后，大家各奔东西，各奔前程，日常很少联系。这样的现象发生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扩大家庭中。这其中既有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1]的情感定律，也受到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居住方式、情感诉求和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人类繁衍和寿命增长，整体家庭网络的扩张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扩大家庭客观上会形成“亲不过三代”的层级往下的关系疏远趋势，体现了亲缘关系的“圈层式微”状态。罗吉斯认为，人类关系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初级关系(如血缘的或地缘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次级关系(如具有共同利益的正式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更加非人化和科层化[2]。因此，伴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传统社会的扩大家庭在退化，核心家庭不断兴起，次级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与过去广泛而有力的亲属关系裙带性相比，今天的亲属链缩短并大大削弱。城市社会或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联系更加机械，更加依托法律、市场、社区等正式机构或制度，社会资本获取渠道更加多元。甚至在全球化的今天，核心家庭都已经全球分散化，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源和社会资本供给更加依赖当地社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扩大家庭。二、青年“断亲”:一种社会事实“断亲”行为确实呈现了年轻化特征。本研究利用寒假期间学生回乡过年的时机，开展了随机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并回收了1200份有效样本，其中男女各600人，分为6个年龄组，分别为18岁以下、18~25岁、26~30岁、30~40岁、40~50岁以及50岁以上，每个年龄组100人。问卷共设计两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分别为“您与亲戚联系频繁程度”以及“您认为您与亲戚交往程度有多深”，主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的发生比例。按照回收数据显示(见图1)，年龄越小，其与亲戚联系越少。18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基本不怎么与亲戚联系”;18~25岁、26~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人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30~40岁的被调查者，超过55%的人平时与亲戚“偶尔联系”，只有3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40~50岁的被调查者，66.67%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可见，年龄越大，与亲戚的联系程度越频繁。而绝大多数的“90后”及“00后”的年轻人，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三、青年“断亲”:社会结构，还是个体存在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研究，笔者尚未发现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本文拟从探究亲缘关系出发，从当代社会研究中的社会结构、居住模式、家庭结构、社会资本、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等视角，结合样本调查与媒体叙述，进行系统研究分析，以期全面理解青年“断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内在机制。1.传统亲戚关系的现代嬗变传统中国社会以扩大家庭为主，亲缘关系较为紧密。在互联网诞生及全面应用之前的传统社会中，交通与信息相对闭塞，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相对有限，生产生活及情感所需要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各种亲戚关系，因而使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戚是最可靠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从小就会被灌输并服从于家庭或家族体系，从而可以尽可能地获得想要的帮助、依靠及安全感。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们的生活质量较差，只能通过扩大家庭规模来抵御社会风险。堂表兄弟关系越紧密，他们承担突发事件时获得帮助的机会越大。因此，亲属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十分重要。传统社会的家庭不光重视家庭大小，还重视家庭内部合作，家庭在个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根源就在于以血缘为核心所建构的亲戚关系紧密圈层，确保了个体或核心家庭的平稳发展。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乡村社会终究是封闭的，就是一个循环而已[3]。当时那个年代亲戚之间存在着浓浓的血缘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是维系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网络[4]，大家生活在较小的圈子内，彼此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但是进入了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型的社会之后，中国人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学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逐渐占据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中国基于学缘与地缘的社会资本结构长期存在，但在传统社会中学缘和地缘并没有直接替代血缘联结中的堂表兄弟关系。这种情况在21世纪以后，正在发生变化。一是因为利益关系使然。有学者提出，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由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权力和利益因素不可能不渗透到亲情之中，亲情、友情、交情在面对利益和权力时具有软弱性[5]。为了争夺利益激发彼此矛盾。如今拆迁成了财富的等同词，因拆迁引发的家庭矛盾冲突拆断了彼此之间的亲情。同代之间为了争夺房产不惜隔断亲情，导致下一代之间相处机会变少，见面之后也会受父母的影响，彼此交流较少。除此之外，财产分割也会恶化一些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二是亲戚相互之间的攀比磨灭了亲情。当人们赚到钱之后，会与亲人对比，对方过得好自己不高兴，自己过得好对方不高兴，因此这种攀比的心理割断了亲情，彼此之间多了一些薄情寡义。孩子也变成相互攀比的工具，逢年过节总会听到“你家孩子成绩怎么样”“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等，对于孩子而言，这些举动让他们抗拒走亲访友。三是核心家庭的崛起与扩大家庭的缩减。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扩大家庭也明显地缩小化。生于大城市的“70后”“80后”，因为更严格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他们这一代人大多只有堂表亲戚，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即“00后”群体，一出生就面临着“三代亲戚”结构。因此，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重大变迁中，亲戚关系的式微，成了新一代青年群体“断亲”行为的客观社会事实。2.“内卷化”社会生长环境的刺激“内卷化”社会主要体现为一种朋辈群体高度竞争的现象。“内卷”一词最早出现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后由戈登威泽对其进行补充发展提出“内卷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内卷化引起人们的共鸣，同辈群体间过度竞争，争夺社会资源，引发人们的焦虑与内耗[6]。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股“内卷”氛围，职场内卷如此，学业竞争更甚。这既是激活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也客观上造成了个体竞争压力的增大。“00后”世代的独生子女常年学习并游走于各种课堂之中，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特别是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几乎从小就周旋于各类辅导班、奥数班、艺术体育素质课程班，他们的世界被学校及各类辅导班所“窄化”成为一个个的“学习机器”。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的生活，导致很多“00后”青年群体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由于孩子交往圈子有限不利于孩子成长，同时也由于互相交流学习经验之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也逐渐乐于构建围绕孩子同学之间的家长圈子。随着社会发展，教育在家庭事务中的地位颇高。在独生子女时代里，很多家长秉持家长的圈子决定孩子的人生高度的观点，家长之间讨论的话题也离不开孩子的教育[7]。基于孩子之间的同学朋友情谊的家长孩子交往频率越来越高，包括一起聚餐、出门旅游、生日宴请等各种紧密交流的活动在城市家庭中较为常见。多重家长学生圈子又强化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同学交流与交往。“00后”青少年或青年群体在传统亲戚关系式微而新型朋辈同学关系紧密化的基础上，逐渐养成了一种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更加亲近于好朋友式的同学群体。久而久之，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里亲戚“不在场”或者被朋友替代，因而导致“断亲”行为成为必然。3.城市化与社会流动造成的居住地分离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社会成果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和社会流动。中国的城市化从1980年的19.39%，跃升到了2021年的63.89%。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过去40多年来，超过6亿人口陆续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加速了地区间的人口流动，超过2亿人口实现了跨省市的居住流动，还有部分成了跨国移民。无论是就近城镇化的人口流动，或是跨省市的远距离迁移，客观上都造成了很多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的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城乡居民，即“00后”一代的父母与自己的兄弟或姐妹，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其中一些空间距离非常遥远。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的全新社会流动，大大加速了家庭成员居住的分离。由于都是从老家农村到外地上大学，笔者自己博士毕业留南京工作，在南京结婚生子。笔者自己唯一的妹妹，在浙江上大学毕业后就近到了浙江省温岭市工作，并在温岭市结婚生女。目前笔者的儿子与笔者妹妹的女儿即外甥女，基本上每年只有春节期间能在老家见面两三天。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很多农村孩子都努力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便分流到各大城市就业、结婚生子。这批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数量超过了千万人以上。这种历史形成的社会流动和居住地分离，导致很多农家子弟与自己本身就少量的兄弟姐妹分离，从而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即“00后”群体从小缺乏对亲戚的亲密接触与频繁交往。城市化和社会流动同样也加速了城市居民的跨区域形态的居住分离。城市社会学者JohnPalen认为，城市化是一个人口不断聚居于城市，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8]。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城-城流动持续增加，加速了居民的居住分离[9]。核心家庭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的分离，导致下一代(如“00后”青年群体)从小就形成了亲戚之间因空间距离到情感疏离的社会交往状态。城市化解构了传统社会中的大家庭小范围空间的相邻居住形态，从而为青年世代之间的面对面交往带来更大难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种伴生过程，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青年所表现出来的亲戚关系的淡化，主要是工业化的产物[10]。因此可以说，城市化、工业化与社会流动的加速，同时也加速了青年世代的“断亲”行为。4.经济富足催生家庭独立生存方式市场经济与经济自主对传统社会相对紧密的亲戚关系冲击较大。近些年来，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11]。随着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进行人情往来不再以血缘、家族为依据[12]。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市场经济体制缺失，很多家庭都需要依托家族、宗族来获取谋生的资源。个体或小家庭很难有完全的抗拒各种风险的能力，一旦经济资源匮乏包括粮食、学费、治病费用、婚丧嫁娶费用不足的时候，往往只能借助于家族、宗族内亲戚网络获取帮助或援助，否则这些关乎生存和尊严的资源需求根本得不到保障。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城市或农村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陆续经历了从温饱、小康到富裕的生活状态。大量的核心家庭都有车有房，进入中产阶层群体。与此同时，国家先后推动的全民医保、社保，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大学内各种奖学金、困难补贴、勤工助学等，让很多家庭可以不再通过亲戚网络来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料。更有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推出的各种贷款工具的帮助，几乎每个核心家庭都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独立，而不再需要依托亲戚网络的帮助。所以，这种因经济独立而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中国社会堂表兄弟这种“二代亲”“三代亲”的心理认知。中国很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并通过自己努力走上中产阶层的群体，他们的“00后”子女几乎衣食无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恰是这种衣食无忧的经济生活方式，直接冲淡了新世代青年群体对亲戚之间礼物馈赠的渴求，并在情感上也降低了对堂表兄弟乃至舅、叔、姑、姨等亲戚的心理需要，青年世代的“断亲”变得自然而然。5.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生活方式更加个人化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交往方式。“00后”世代可以说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中产阶层的电脑家庭化逐渐兴起，到了“00后”世代上小学阶段的2006年以后，中国互联网已经全面盛行。小学生已经开始用电脑查资料、打游戏。到2015年之后，“00后”世代上中学、大学期间，中国的智能手机、电脑、平板已经普及。所以说“00后”都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世代。互联网世代的生活方式迥异于“70后”“80后”甚至“90后”，他们从小就沉浸于网络，学习、游戏、娱乐、交友等日常生活，都因互联网而改变，也都在互联网中实现。特别是随着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基本上实现了网络覆盖，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共享着同一个互联网世界。观察发现，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生活，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很多青年大学生喜欢网络追剧和观影，吃饭经常依托网络平台叫外卖，学习全部依托电子书或网络资源，交友也大多通过网络游戏、粉丝群等得以实现。笔者在一堂有44人的大四学生的课堂上，随机提问“在近3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有没有新交了超过5个以上朋友的同学”，结果只有2位同学举手。可见，大学生活也并未让青年学生增加更多关系紧密的朋友。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说话方式、获知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方式均发生了转变，使得人们交流更加广泛化、个性化以及多角色化[13]。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走亲访友这种长辈所坚持的方式，他们已经逐渐放弃。互联网抢占了青年世代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四、重构亲缘关系:青年群体“断亲”之后何去何从每一代人都形塑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每个青年都有自己的少年，也会有自己的中年。互联网世代的青年—“00后”在其结婚生子之前，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00后”世代在“断亲”之后，将面临中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迁所造成的“少亲戚化”现象。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之后将不可避免地结成婚姻带来的亲戚关系，进而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00后”世代结婚生子成为父母之后，将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从而构建新的亲缘关系，也将唤起新的亲缘。1.互联网游子:新世代青年的生活方式新常态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年轻人的朋友圈形态。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互联网并形成了互联网日常生活方式。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服务业的高度发达，大城市青少年都能够随时随地叫外卖，随时随地满足各种日常生活需求乃至情感需求。互联网世代青年群体在“饭圈文化”中的狂欢，在知乎和B站上的遨游，都高度消磨了他们的日常休闲时间和碎片时间，他们并没有父辈想象中的孤独感。特别是网络游戏盛行之后，很多“网游青年”可以借助网络游戏，与全世界各地的人天天互动，交流心得。而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亲戚网络，堂表兄弟也罢，叔舅姑姨也好，甚至与父母双亲都鲜少交流与互动。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数量超过10亿[14]。青年使用手机、电脑、平板等网络工具上网时间日均超过5小时以上[15]。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手机游戏的方便性、游戏模式的多样性使青少年成为网络游戏的主力军，同时网络游戏也成了青少年家庭生活、亲子互动和家庭监管缺位下的一种补偿行为[16]。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群体每天“以网为生”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填补了面对面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空洞。所以，“断亲”与否，在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群体中基本没有明显的主观感知，他们就是一群现实世界中的“互联网游子”。“互联网游子”既是网络游戏中的青年世代，也是青年世代依托互联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购物、休闲娱乐、情感宣泄、社会交往等大部分事务的“网络流浪者”。他们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元素总能最先做出反应，尤其是近些年来有关学习、消费、时尚、婚恋、亚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趋势[17]。特别是城市里的“00后”世代青年或青少年，越来越多地成了“互联网游子”，他们的精神家园都在网络上，其“乡愁”也是网络中的各种bbs。所以，新时代的青年生活方式还将持续互联网游子化，“断亲”现象必将持续发生在他们身上。2.“少亲戚化”时代的青年适应社会结构决定了群体生活方式。由于中国持续的人口出生率走低，青年对二孩、三孩政策的响应度不高。整体上当代中国的核心家庭结构不会发生显著改变，“80后”做父母的二孩、三孩比例将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90后”结婚后的生育意愿也没有显著提高。逐渐进入适婚年龄的“00后”，也受自身成长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一是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晚，比如南京市2021年30~34岁结婚的占结婚登记总数超过两成，超过1万对以上。二是生育意愿也难以提升，受女性权益保护程度、经济、家庭以及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目前青年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不足50%[18]。未来较长时间的单孩或二孩家庭结构还将占据主流。因此，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独生子女或农村二孩群体，还是“00后”世代持续的低生育意愿，都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少亲戚化”时代的全面来临。一边是直系亲戚越来越少，一边是因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方式导致的“断亲”现象的日益普遍化，未来很长时期，新世代的青年从小就会学会适应中国“少亲戚化”的社会生活。亲戚减少，亲戚关系变淡，已经成为中国40多年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客观社会后果。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村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将会有所减弱[19]。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其实也是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必然后果，农村本身的空心化和衰弱，原来的亲戚越来越天各一方，加之农村生活也是互联网化，农民越来越互联网游子化，于是“少亲戚化”与“断亲”现象在农村也势必成为新常态。因此，无论城乡，新时代的青年群体对这一亲缘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小就学会了适应，最终演化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亲缘关系走向式微。3.“成家立业”时期的社会关系适应每一代青少年都会慢慢长大并走向成年。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时期的个体都有其相应的心理特征和情感诉求。青年群体都是从少年成长而来，同时青年群体在充分社会化之后，会逐渐立业成家。18岁只是一个人的生理上的成年节点，只有踏入社会、进入职场、独自谋生之后，才是真正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成年。当下“断亲”青年还未完全进入社会和职场，他们对于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的核心功能并未有真实体验。可以说，“断亲”青年群体还主要依托父辈经营亲戚关系，自己并不需要承担维系亲缘关系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断亲”行为，并没有损害家庭固有的亲缘网络结构。但是，当“断亲”青年逐渐走向社会，他们就必然经历各种职场竞争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他们不得不学会经营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以获取发展机会。“躺平式”的“孤雁型”青年总是少数，绝大多数青年在大学毕业进入职场之后，都要学会经营同学关系、校友关系、同事关系、老乡关系乃至之前“断亲”状态的亲缘关系，否则将无法融入社会与职场。那些立业又成家的青年，则又多了爱人父母那方的亲戚。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中国人的婚姻往往都会举办婚礼，婚礼基本上都会成为亲缘重聚或凝聚的机会，礼金在婚礼中成了显示亲缘远近的标志。亲缘关系越紧密，礼金也就越多[20]。因此礼金不仅是日后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成为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成家的青年人多出一层的亲戚关系，随着社会经验和心智的成熟，必然遵循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逐渐适应婚后更多亲戚的交往惯习。因此，随着互联网世代“断亲”青年的成家立业，“断亲”青年对个人或家庭社会资本的认知会改变，会越来越熟练地建构并维系各种社会关系。有学者提出参与者建立网络是为了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与生活幸福之间成正相关[21]。因此，越是能够扩展社会资本网络或维系好包括亲缘关系的青年人，其事业成功或家庭幸福的概率越高。所以，虽然现在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断亲”青年，但是一旦他们走向社会，踏进婚姻之后，会逐渐适应“中国式”关系规则，学会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和亲缘网络。4.“成为父母”之后的亲缘唤醒亲缘关系始于家庭。血缘是亲缘的基础，只有父母联姻并结婚生子，由核心家庭到扩展家庭，再到大家族，才会形成亲缘关系网络。虽然由于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中国传统亲戚关系的嬗变，年轻世代呈现了“断亲”现象，但是随着“90后”“00后”青年群体逐渐走入婚姻并成为父母之后，他们便创造出了自己一代的核心家庭。更为关键的是自己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人父母。为人父母之后，不再是未婚青年，角色、心态、责任感都需要调整和适应。在围绕孩子哺育、教育、生活、成长等问题上，都会形成家长心理。当代青年家长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教育重点转向更加注重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教育方法更注重言传身教。亲子关系越融洽，家长对孩子的道德满意度越高[22]。因此，为了孩子更好地成长，家长对于亲缘关系会更加关注。绝大多数中国的家长心里都期盼自己的孩子懂礼貌、有情商、合群、有朋友，这些心理期盼事实上包含了一种“亲缘唤醒”功能，表现为对自己繁衍后代、延续香火的自我认同并对亲缘关系有了直接的认知和体验。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同理心，唯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诚如大家皆有的共识: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懂得父母之不易。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的认知层面，即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从这个层面来看，基于血缘基础的亲戚关系，成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十分独特的家庭文化、家族文化甚至宗族文化。中国人最具特色的家谱文化，也说明血脉传承的不可割裂，需要代代相传。所以说，今日之“断亲”青年，总会有“认亲”的一天，迟早而已。当然，成为父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大多数人在成为父母的那一刻，才会真正长大、懂事，学会感恩。这种家长心理的变化，便包含了亲缘唤醒的过程。就像学术界及媒体曾经普遍质疑“80后”是“迷失的一代”、“90后”是“垮掉的一代”一般，今天再看“80后”“90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和国家建设的生力军。现在所谓“00后”“断亲的一代”的说法，等到他们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时，相信他们同样会唤醒亲缘关系，成为新一代国家和社会的中坚，成为家庭的核心守护者，承担起亲缘关系维系者的使命。媒体和社会所关注的年轻一代的“断亲”现象，的确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等背景。同样，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和青少年，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体系中，还可能持续出现新的“断亲的一代”。但是，亲缘关系是生物性的连接和社会性的关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基础社会结构形式，在人们的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发生作用。即使亲缘关系已经不再如传统那般，但是人的本体需求仍要求亲缘关系网的存在[23]。只不过现代青年人的交往更加理性化、范围更大。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没有实质性变化，家庭伦理与亲缘关系的主体结构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没有改变，以“00后”世代为主体的年轻人“断亲”行为，会随着他们自身的年龄增长、持续社会化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而重新回归亲缘关系网络，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经营和维系着亲缘关系。胡小武: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硕士生导师韩天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4.

摘要: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普及，网络成为办公必备工具，上班“摸鱼”的现象也变得日益普遍。与此同时，企业开始对“摸鱼”行为进行整治，“摸鱼”日渐成为一种“危险的休闲”。研究认为，“摸鱼”具有超越个体道德的丰富内涵。一方面，“摸鱼”展现了网络对传统工作模式的侵蚀，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上班摸鱼”实际是“熬夜加班”的镜像。另一方面，“摸鱼”反映了工作者的“佛系”心态，实质是个体对自身发展困境的无奈。“摸鱼”现象预示着网络社会来临后传统界限的消失，这既给社会治理实践带来了挑战，也对社会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关键词:摸鱼;危险的休闲;网络时代;界限消失一、“摸鱼”现象引起关注“摸鱼”出自“浑水摸鱼”，原意为趁形势混乱私自攫取利益，引申为上班期间不认真工作，利用网络从事与工作不相干的事情，多运用于上班族之间，后经网络发酵，也指学生上课利用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进行与课程无关活动[1]。时下，“摸鱼”现象日渐普遍。2021年11月，国美公司调查发现部分员工上班期间存在网络聊天、玩网络游戏以及听歌等行为，公司随后对相关员工进行了通报处罚。该消息曝光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上班摸鱼”的讨论迅速登上微博热搜[2]。此前，已有新闻报道称某公司为防止员工“摸鱼”，在工作区域安装摄像头，引发员工不满情绪。在公司采取管控措施的同时，员工也在调整策略，“如何快乐摸鱼”“摸鱼的技巧”“电脑切屏快捷方式”等内容开始为部分上班族津津乐道[3]。“摸鱼”俨然已成为职场中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青年是网络社会的原住民，相比其他群体，青年深受网络影响[4][5][6]。调查发现，青年也是“摸鱼”的“高发人群”[7]。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青年健康成长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职场“摸鱼”现象一经曝出，就引发了大众持续关注与讨论[8]。本该热血奋斗的青年为何选择“摸鱼”?“摸鱼”背后反映了青年怎样的价值诉求?社会应当如何引导青年摆脱“摸鱼”成瘾?对以上问题的解答，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引导青年走出“思想的泥塘”，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为社会学理解网络时代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化提供一种尝试。二、“摸鱼”的关联性讨论1.国内研究在“摸鱼”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国内关于“摸鱼”的学术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以中文学术文献收录最为齐全的“中国知网”为例，除去诗词赏析(“摸鱼儿”是词牌名)，将网络时代的“摸鱼”行为作为关注对象进行讨论的学术成果极少。已有文献大多是新闻报道，缺乏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且隐含一个命题:“摸鱼”是青年利用网络进行偷懒的表现，即“摸鱼”是一种道德不良的表现。但基于走访调研与新闻报道发现，“摸鱼”与个体道德并不必然挂钩(见表1)，有时甚至是“情非得已”，譬如下班太晚，只能上班时间抽空跟家里人联系。不仅如此，即使是管理者，对待员工上班“摸鱼”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公开表示，支持员工上班听音乐;字节跳动董事长张一鸣批评员工闲聊被“怼”后主动退出员工聊天群。管理者在对待“摸鱼”行为上也并未形成高度一致。简单将“摸鱼”视为道德问题，并不能帮助大众认识这一现象，也无助于解决由“摸鱼”引发的劳资矛盾。研究认为，“摸鱼”具有丰富社会学意涵，与网络时代到来后工作模式变迁、劳资关系变化、员工生存焦虑情绪等因素密切相关。国外研究“摸鱼”的学术成果比较丰富。造成国内外关于“摸鱼”研究学术成果差异的原因，笔者以为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客观条件层面，“摸鱼”本身就是网络社会的产物，它同网络技术成熟度密切相关。相较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才接入国际互联网，欧美等国较早开始推广互联网应用，网络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大众生产生活，“摸鱼”现象出现得较早，并引起了学者关注。主观认识层面，这同中国学术传统密不可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侧重劳动与生产研究，“摸鱼”作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休闲”，甚至是影响工作的障碍，通常并不受到重视。限于主客观条件，国内外关于“摸鱼”现象的研究出现了较大差异。2.国外已有研究及其局限国外关于“摸鱼”现象的讨论以量化研究为主，多将“摸鱼”现象归入组织管理问题，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摸鱼”的概念类型、影响因素以及企业管控“摸鱼”的动机与措施。其中，Lim等学者最早关注到企业生产中员工利用网络休闲的现象，将“摸鱼”定义为上班期间利用网络从事与工作无关事项，包括听歌、玩游戏等[9][10][11]。Flanigan等人拓展了“摸鱼”概念的应用范围，将学生上课利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做与课堂无关的事也认定为“摸鱼”[12][13][14]。由此，也可以看到网络技术的应用范围在拓展，从生产领域进入了教育领域。Block从组织管理角度提出，“摸鱼”与早期员工上班看报纸等行为并无二样，只是使用工具换了，他最后指出，适当的“摸鱼”有助于提升员工工作效率[15]。Johnson和Garrett探讨了“摸鱼”行为产生的原因，指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方便员工办公的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诱惑，分散了员工的注意力，导致了“摸鱼”现象[16][17]。Andreassen等人继而分析了“摸鱼”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包括降低工作效率，容易造成法律纠纷以及加剧宽带拥挤、影响网速[18][19]。Katz等学者讨论了如何减少“摸鱼”行为，包括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采取激励措施、制定员工手册等[20][21]。有学者讨论了公司监控员工引发的劳资纠纷，Eivazi认为公司虽然不是私人领域，但监控员工仍然会引发潜在风险，包括侵犯员工隐私，造成员工与管理层的对立，最后影响产出效益[22]。国外研究“摸鱼”行为的理论文献十分丰富，对认识中国当下“摸鱼”现象具有启发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虽然关注到了“摸鱼”现象，但并未深入讨论“摸鱼”现象背后与网络社会崛起的关系，更未能揭示“摸鱼”背后的深层缘由。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网络社会的崛起，结合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从工作与休闲关系视角探究青年群体“摸鱼”背后的动因。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笔者主要通过亲属、同学网络选择访谈对象，选择对象均为上班族，采用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说法，青年限定在14~35岁，共访谈12位青年上班族(见表2)，受访对象均表示知情同意。三、历史演进:在工作-休闲的关系中理解“摸鱼”1.工作—休闲关系演进于管理者而言，“摸鱼”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员工混淆了工作与休闲，尤其是把工作时间花费在了休闲活动上—管理者却乐于见到员工将休闲时间用于工作—影响了劳动生产。因此，了解工作与休闲的关系是认识“摸鱼”的前提。作为与工作对立的休闲活动，直到近代第三产业兴起后，才为大众重视[23]。奴隶社会，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奴隶失去个人自由，且被强迫劳动，其劳动成果则用于奴隶主消费，奴隶主主要活动便是休闲。质言之，奴隶社会按照工作与休闲区分了两类群体即奴隶主与奴隶。但在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有限，即使是奴隶主，也无太多娱乐活动填充休闲时间。同时，休闲并未作为工作的对照存在，无论工作还是休闲，都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即“天命”。农耕文明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靠天吃饭”意味着人们没有能力去选择何时、何地进行生产，自然也就无力选择休息时间与娱乐内容。简言之，农耕社会，人们大多只能顺应自然进行生产生活，结果就是催生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行为理念，实质是并不区分生产与休闲，生产与休闲已然混为一体，恰如“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农村孩童将农耕活动视为一种娱乐项目。这一时期，包括政府、地主在内的管理者并不会过多监管农业生产活动，生产的私人属性较强。因此，“偷懒”行为通常不会直接受到处罚，更多是来自乡土社会道义层面的舆论压力。工业文明时期，伴随大机器以及工业厂房的出现，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条件的约束，劳动生产可控性变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日渐成熟，劳动者开始进入工厂，他们的生产表现与个人收入挂钩，更重要的是关乎企业赢利，企业开始对劳动生产进行管理。以泰勒科学管理法、福特流水线为代表的一系列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应运而生。流水线作业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但同时也将工作者束缚在了流水线上，如同《摩登时代》的场景一般—个人无法脱离流水线，结果就是造成了休闲与工作的分割，也导致了人的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4]。在严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往往是抱着沉重严肃的心态上班的，休闲活动就成为大众缓解工作疲劳的方式。伴随生产效率的提升、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工人闲暇时间增多，人们开始关注休闲活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出版标志着人们开始探索休闲活动的影响与意义[25][26]。这一时期，休闲与工作被视为割裂开来的两部分—既是时间层面上的，时钟遍布于工厂，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区分明显;也是内容层面上的，工厂与家庭分开，工作与休闲活动不再重合;还是认知层面上的，人们对工作与休闲的分割有清晰的认识。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各种智能设备的推广流行，传统生产行为与生活方式出现了颠覆性变化，主张大机器规模化生产的工业技术逐渐为强调信息数据采集的网络技术取代，催生出电子商务、云计算、远程控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态。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取代工业化流水线成为工作者接触最多的生产工具[27]。与此同时，网络也打造出新的休闲消费空间，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工具，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应用，以斗鱼、虎牙为典型的移动应用几乎成为当前手机必备软件。这些移动应用渗透并改造了人们的休闲方式，导致的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工作者在电脑上接收完公司文件以后，顺便就能在美食网站上查询下班去哪家餐馆聚餐。换言之，生产与生活、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变得模糊，“摸鱼”也就应运而生。2.“摸鱼”的两个特征尽管已有文献关于“摸鱼”的概念界定、适用范围以及态度存在差异，但都承认“摸鱼”行为的两个关键特征:首先是网络性，网络构成了“摸鱼”同以往偷懒行为最大的差异。具体而言，网络社会里，人们的工作、休闲都是在网络场景中完成的，二者的转换可能只需要几个快捷键。有时候累了就刷会儿微博，老板一般也不会过来。只要边上同事不说，老板一般发现不了。当然，我也就是偶尔看看新闻，老板之前看到了，也没说啥。(XZ，女，家电公司职员)我本科的时候还考过计算机二级，电脑切屏这些技术都没忘记。有时候确实特别累，就玩玩微信小程序游戏，也不花太多时间，还方便退出。(ZZ，男，公务员)在此之前，大众的工作与休闲是区隔开来的，尤其是在传统工业模式中，生产紧紧围绕着流水线，这也意味着，员工的一举一动用肉眼很容易观察得到，而现在的“摸鱼”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借助外部工具。这些工具本身是网络技术产品，如后台流量统计、视频监控等。总而言之，当下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陷入了网络技术的铁牢笼之中。“摸鱼”的第二个特征是从事与任务无关的事项，主要是个人休闲活动，这也是“摸鱼”同上班的区别。上班是工作时间与工作内容的结合，而“摸鱼”则是上班时间与休闲活动的结合(见表3)，加班就像是“摸鱼”的镜像，员工在本是休闲的时间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当下，“摸鱼”与“加班”在职场成风，背后反映了网络技术对传统的劳动生产过程的侵蚀，即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活动内容界限。我是做客服的，就经常需要在旺旺或者微信上跟买家沟通。不忙的话就听听歌，跟我弟聊聊天，或者刷会抖音。(LS，女，淘宝客服)抖音上面有很多家居装修的视频，我有时候没干活就刷刷抖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装修的，正好也能学点东西。(ZBG，男，装修工人)四、形成逻辑:网络社会崛起与青年发展困境作为普遍存在于公司、学校等组织的群体现象，“摸鱼”是超越个体道德的社会存在，它与网络社会崛起以及青年在社会转型期遭遇的发展困境密不可分。1.网络社会崛起造成技术殖民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各类网络的普及应用，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个人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全面且深刻的[28][29]。正如卡斯特(Castells)所言，“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的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30]。具体而言，网络技术作为一种“移动的力量”[31]，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结构，也打破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在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同时，催生出了“摸鱼”现象。具体来看，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改造了人们已有的生存方式。网络技术及其衍生产品组成的网络体系具有真实性与虚拟性双重属性，就真实性而言，它是独立于人类群体之外的机械设备，如电脑、手机、VR，这些设备以工具形式得以存在;就虚拟性而言，它又是现实的衍生，而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恰如麦克卢汉(McLuhan)的论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2]。换言之，网络具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并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网络从实践与认知两个层面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在实践层面上，与传统社会相比，网络社会超越了时空限制。表现在工作场景中，移动互联网以及各类智能设备的普及使人们更易于把工作带回家，网络办公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给员工分配更多、更急的任务。这些在公司无法完成的任务最后演变为员工的“家庭作业”。“家庭作业”将此前完整的、私密的闲暇时间切割成碎片化，甚至暴露于监控范围内，如疫情防控期间的“居家打卡”“视频会议”，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的私人生活陷入技术与工作的双重阴影之中，劳动者成为过度工作以及高度依赖技术的牺牲品，闲暇时间的质量大打折扣，“双卡双待”美好生活逐渐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工作休闲两不误”的游戏广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逐渐形成。不仅如此，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大肆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同时也遭到了网络力量的反噬—员工也在利用上班时间进行休闲，“摸鱼”应运而生。学校响应号召创文明城市，白天就跑去街上站着值班，只好晚上回宿舍备课，过得太难了。(QK，女，初中教师)在认知层面上，网络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在应用于工作生活场景的同时，也在心理层面改变了大众的认知思维。波兹曼(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表达了电视时代到来后的担忧:“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33]。他抨击了社会上存在的技术是中立的观点，“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太愚蠢了”[34]。取代电视媒介的网络对大众认知思维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者—网络的普及率远超过电视，它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网络社会形成之前，人们一度对工作与休闲的时空界限有明确意识，清楚自己的角色，即“公私分明”。但随着网络社会崛起，新的跨越时空限制的、具有流动性的工作模式产生，与之对应的工作伦理却并未建立，最终导致了角色认知的模糊[35]。被管理者视为偷懒的“摸鱼”，在员工看来，只是繁忙网络办公之余的简短休息。2.青年发展困境诱发行为失范企业工作的本质是劳动者与雇主的契约，劳动者在其中通过劳动获取薪资报酬。就此而言，上班时间选择“摸鱼”的行为显然有违工作伦理。尽管员工乐于分享“摸鱼”技巧，但也只是局限于青年群体范围之内，放眼社会整体，“摸鱼”仍然是一项不合规范的行为，认识这一失范行为背后的形成逻辑就显得尤为重要。默顿(Merton)运用了涂尔干(Durkheim)的“失范”概念对当时社会中越轨行为进行分析。他首先指出，越轨并等不同于心理变态，并非天性使然。强调从社会根源与文化根源发现越轨行为产生机制[36]。在此基础上，他从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中概括出两种维持社会整合的重要成分，第一种是大众都认可的合法目标，第二种是实现目标的方式。他指出，失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规定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式相互分离的状态。社会成员无法通过制度化手段来实现自身目标，成员就会选择越轨行为。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不同的关系会引发成员不同的反应模式，包括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以及反抗。其中，遵从自不待言，即认真工作，它也是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创新是成员突破惯例实施不同于传统的行动，但对文化目标仍然秉持肯定态度;退却主义是成员直接拒绝文化目标与手段，完全“躺平”，是“真正的外人”[37]。反抗则是指成员并不认同现有目标与手段，并寻求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一种进行过深刻改造的社会结构”[38]。结合现实，可以发现上班“摸鱼”更像是一种仪式主义适应策略，“它(仪式主义)是将巨大的金钱成功和迅速的社会变迁这种崇高的文化目标放弃或是降低到个人志向能得到满足位置”[39]。“摸鱼”者已经放弃了宏大目标，大多满足于现有生活，而不是选择努力进取，是一种“佛系”心理。热血洋溢的青年缘何放弃远大目标，陷入“得过且过”的生活泥淖?这显然同当下来自社会的压力紧密相关。首先是阶层固化加深，青年职业发展受限。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青年难以实现阶层跃迁。阶层悬殊背景下，出生于普通家庭的青年群体面临求学难、就业难等社会困境。努力工作就能改变生活的口号越来越难以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共鸣，甚至引发青年群体的反感和抵触，而与之完全相反，“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轻松”的口号逐渐在青年群体中产生影响。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产业结构转型影响，就业形势严峻，在“僧多粥少”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下，青年无法实现个人理想，只能向现实妥协，从事远不及预期的工作，“摸鱼”多是努力无望后的无奈选择。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来这里了，以前我挺认真的，但这么多年，工资还没体重涨得快，岗位甚至还不如后来的老师升得快，我也就放弃了。反正课上完了我也就闲着了，偶尔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就跟以前的朋友聊聊，或者看会剧。领导只是想着布置任务，还不如想着怎么提高我们收入。(QK，女，初中教师)每个月收入也就三四千块钱，反正够自己吃就行，干吗那么拼啊，有空刷会儿抖音，它不香吗?(LYW，男，理发师)其次，社会内卷加剧，青年生活艰难。内卷指一定环境中非理性的内部竞争。青年选择“摸鱼”源于内卷的倒逼，是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派生的结果。项飙将其描述成“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40]。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有限资源的获取需要通过合理竞争，最终才能达到整个社会最优的帕累托状态。但在当前社会结构性发展困境下，有限资源的获取通常需要通过无序非理性竞争途径，对于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而言，面临着多重压力，只能试图通过休闲释放压力。公司布置的任务太多了，周末有时候还得被叫去开会，我实在卷不动了，干脆做一条咸鱼。有时候，上面开会的时候我就在下面刷微博。(YR，女，地产公司职员)总而言之，职场加班成风、官僚系统形式主义盛行、高校课程缺乏活力等问题，都表明当下中国进入了转型瓶颈期，加之疫情造成的经济颓势，大众焦虑情绪开始显现。在此背景下，“摸鱼”也开始变得普遍。五、如何认识“摸鱼”:从“安全阀”的视角1.“摸鱼”充当组织“安全阀”“摸鱼”是网络社会的产物，它的出现与网络社会崛起、青年发展困境密切相关。某种程度而言，互联网为“摸鱼”提供了便利工具，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则刺激了人们的负面情绪。如果说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经济体现了网络技术积极的一面，那“摸鱼”呈现给大众的则更多是人性与网络结合的消极一面。时下，社会各界关于“摸鱼”的舆论评价分歧巨大，管理者减少“摸鱼”的举措同上班族试图完善“摸鱼”技巧的现象两相对照，制造出一幕极具想象张力的景象。只是将“摸鱼”视为员工对抗企业的策略，并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显然无助于问题解决。正如默顿关于仪式主义适应策略的分析，“摸鱼”是将宏大目标大幅降低。放置于企业环境中，便是员工不再相信企业设立的宏伟蓝图，在员工看来那是不着边际“画大饼”，与其“熬夜加班”，不如“带薪摸鱼”。值得关注的是，员工的“摸鱼”并非肆无忌惮，相反，它往往不会被公开讨论，即“不上台面”。由此可见，“摸鱼”作为组织内部冲突形式，显然不能完全用马克思式的阶级冲突观点来解释，而科塞(Lewis

摘要:本文以青年低生育现象、有何社会风险、缘何生成、如何破解为逻辑主线，着重从“不想生”的内在原因、“推迟生”的重要促因、“不敢生”的现实原因，即个体本位、家族观念、生存压力三个方面，探讨与分析青年低生育现象的生成缘由。针对上述成因，从完善普惠配套政策支持育龄青年“敢生能养”、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育龄青年“想生乐养”、构建新型生育文化倡导育龄青年“早生共养”等方面，提出破解之策。关键词:三孩政策;青年;低生育;成因;破解策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除个别年份实现了短暂增长之外，其他年份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口出生率为8.52‰，总和生育率为1.3，出生人口数与出生率均创下自1949年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值，总和生育率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为积极应对人口问题，2021年5月31日，国家宣布落实“三孩政策”。一时间“三孩生育政策来了”迅速引爆热搜。当天下午，新华社曾经发起过一项“三孩生育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的网络投票，3.1万人中2.8万人选择了完全不考虑，以90.3%的占比碾压其他选项。国家亲自下场催生的“热”与生育主体生育意愿的“冷”迎面相逢，从某个侧面也映射出了提振我国生育率道阻且长。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有深刻的概括，他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1]。青年是我国生育的绝对主力。毫不夸张地说，青年生育意愿的高低直接影响、形塑着我国整个生育格局，攸关中华民族的长远、持续发展。我国要扭转持续低迷的生育局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青年低生育现象，号准脉搏，开对方子，切实促进育龄青年想生、愿生、敢生、早生、乐生。一、当代低生育青年群像“根据人口学理论，如果总和生育率(Total

摘要: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容貌焦虑”成为困扰青年女性群体的重要社会心态问题。基于质性研究方法，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究青年女性“容貌焦虑”形成的社会机制。研究发现，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的社会因素关联了构建亲密关系与寻求社会认同的双重维度，为此青年女性既要接受社会性别规训的审美凝视，又需通过身体消费实践以拒绝“容貌焦虑”。信息网络媒介的发展虽使女性有了更为开拓的自身呈现空间，却也强化了社会审美文化和消费社会文化，加之媒介宣传中对身体形象标准的强化与身体消费误导的制造，从而使青年女性陷入“社会审美-容貌焦虑-身体消费”的循环往复的社会场景之中。关键词:青年女性;身体社会学;容貌焦虑;社会审美;身体消费一、问题提出当代青年女性日渐热衷于塑造更加美好的身体形象，由此产生的“容貌焦虑”现象日趋扩散，困扰着无数女性个体的精神与日常生活。一项关于医美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7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美市场，且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从选择医美消费的人群年龄段来看，2021年时3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占比达到了近80%，其中“90后”“95后”人数成为医美消费主力;而从性别构成来看，选择医美消费的人群中女性占比达到近90%[1]。医美市场火热的背后，揭示出当前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对于身体形象认知的焦虑状态，并产生出对身体“修饰”或“再造”的消费实践，随之而来的经济纠纷与社会矛盾也不断增多。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医美投诉数量持续增加，在投诉事件领域中排序始终位于前十[2]。为应对媒体媒介日渐充斥的制造“容貌焦虑”的宣传，2021年8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关于征求《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将重点打击如下现象，即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制造“容貌焦虑”，将容貌不佳与“低能”“懒惰”“贫穷”等负面评价因素作不当关联或者将容貌出众与“高素质”“勤奋”“成功”等积极评价因素作不当关联[3]。既然“容貌焦虑”具有很强的社会问题性特征，那么对于其何以形成的探讨就十分必要。有媒体发文在回应“谁在制造容貌焦虑”问题时，指出化妆品公司、医美机构等商家宣传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观念强化形成了双重作用[4]。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容貌焦虑”日趋成为青年女性的群体性问题与当前社会中弥散的社会心态问题时，就难以单从个体的心理角度或外在的媒介角度来解释，探讨产生“容貌焦虑”的社会因素及机制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基于质性资料分析，尝试探讨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凸显的社会机制。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1.关于“容貌焦虑”的讨论“容貌焦虑”主要是指受社会审美标准和社会媒介语境影响，个体对自己的外貌、体型等身体形象产生不自信、不满意与不认同的负面情绪，从而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尽管“容貌焦虑”在当前社会更多是作为网络媒介社交时代下出现的新词汇被人们所谈论，实际上相关研究在更早时期就已提及。1935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师Paul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的所有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当好这个助手和后备军”的论断，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历史积淀和底蕴的科学总结。新时代的共青团，要通过深入学习共青团的历史，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共青团的性质，切实做到遵循团的性质所规定的范畴开展共青团工作;要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真正做到“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广泛动员全国各族青年建功新时代，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更好地联系服务青年，增强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做广大青年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贴心人。关键词:共青团工作;核心;党的助手;后备军到2022年5月，中国共青团紧跟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征程。在这一百年中，人类社会充满动荡和剧变，中国社会也出现沧桑巨变。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国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的辉煌篇章。在我们庆祝中国共青团百年华诞、准备跟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下一个百年的时候，认真回顾百年共青团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找准未来奋斗的方向，踏上正确的前进之路。一、百年共青团的历史就是做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历史中国共青团百年的历史是跟随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奋斗的历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带领一代又一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推动中国青年运动始终与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相关联、与时代齐奋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闪光的青春篇章。1.从“中共的后备军”起步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1920年8月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在筹备建立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过程中，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曾考虑到为培养党的后备力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培养的问题。同时，维经斯基来华后亦曾介绍过苏俄有青年团组织的情况。据当时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回忆，在考虑上海建党的实际工作时，陈独秀提出了四项工作:其一是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其二是组织工会，教育工人，吸收个人入党;其三是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其四是要开展妇女工作。因此，创建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时，陈独秀就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他还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由于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所以陈独秀在与其他城市的共产主义者商谈建立共产党小组时，也都谈到建立青年团组织事(宜)，于是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般也在当地组织和建立了青年团组织。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民族，总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大理想和目标的政党，也必然会瞩目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和培育青年。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持续发展的长远考虑看待青年团工作，力图用科学思想理论武装青年，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激励青年，从而把一代又一代青年团结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也正因如此，中国共青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中共后备军”的姿态走上了奋斗征程。2.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斗争中矢志不渝地跟随党前进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党是秘密的，而团是半公开的，许多党的工作都是通过团开展的。这种工作状态，使得在党团组织创立初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数量在一段时间里大大地超过中共党员的数量。这种情况一直到1927年以后才发生改变，全国党员的数量开始接近和超过团员数量。被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也就是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党和团的工作是连同一体的。党发动的工人运动和其他反帝反封建斗争，一般都是通过青年团出面或者与青年团一起组织和推进的，甚至在没有党组织只有团组织的地方，该地党组织的建立也是由青年团具体运作的。当然，这种情况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中共二大以后，随着党组织的逐步发展和扩大，党和青年团组织都提出“党团分化”和青年团的“青年化”“群众化”问题。特别是1923年11月中共三大以后，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加强和落实，不仅明确了党和团的关系，而且开始实施具体措施逐步解决这类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工作，在团内形成一种共识，这就是:“C.Y.是C.P.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是C.P.在青年群众中的一只手”[1]。为此，团三届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指出:“本团是在共产党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青年群众组织的意义是:团的组织是群众的组织，团要在大多数青年群众中发生影响。因此，本团目前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获得青年工农、学生和一切被压迫的青年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中去领导他们从自己的利益斗争去参加党所领导的一切政治运动。总之，就是改正以前偏重一般政治运动的弊端，怎样将本团变成青年群众的组织，能领导指挥广大青年工农和学生群众，使组织群众化，工作青年化”[2]。由于团的工作指导思想得到明确，所以在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共青团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党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曾分别在不同场合，对这一时期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改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采取极端残忍的屠杀政策，国内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共青团依旧郑重、坚定地宣告:“我们高擎列宁主义的红旗”，“接受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决议”，“为中国革命而踏着死者的血路前进!”[3]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时期，共青团在国民党统治区坚定地遵从共产党的决议和政策，团结带领劳苦青年和学生投身革命斗争，并且通过革命实践锤炼和检验革命青年，为党不断输送坚定的革命者和青年后备人才;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共青团在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带领少年先锋队、共产儿童团积极参加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共产青年团礼拜六”、“少共国际师”、红军中的“四不五要三努力活动”(指要求红军青年战士不抽烟、不喝酒、不怕苦、不掉队，每人要识300字、要团结友爱、要讲究卫生、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等，都在共青团的百年历史上熠熠生辉。这些都是充分体现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好后备军的生动例证。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民族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国革命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任务。面对如此巨大的历史转变，共青团更是毫不犹豫地根据党的要求，对自身实施了彻底改造，把无产青年的先锋组织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群众组织，用坚决、果敢的实际行动，促使全国各族各界青年会聚和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同时，坚持党的一致对外、全民族抗战、积极抗战的方针和政策，同一切投降或妥协的集团和势力进行斗争，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团结了大后方的爱国抗日青年力量，促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从而使党在全国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声望得到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用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实践，充分发挥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中也包含着党领导的抗日青年组织所做出的贡献。1945年8月，日本当局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1840年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看到了走向复兴的曙光。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出于建立独裁专制统治的私利，悍然发动了内战。在这场光明与黑暗大搏斗即将拉开战幕之际，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革命形势的要求，提出恢复和建立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青年团。这时，诞生在疾风暴雨中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尽管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组织，组织也还弱小，但是依然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不论是在第一条战线的军事战场，还是在第二条战线的反内战的群众斗争战场，都很好地协助党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群众，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加强和巩固了党的青年群众基础，把全国各族青年聚拢在党的周围，成为创建新中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有生力量和突击力量。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跟随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共青团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范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积极探索作为执政党助手的工作职能和工作方式方法，认真思考和解决党中央主席提出的“两个问题”(1952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共中央的会议，专门讨论青年团工作。在会上，他提出了两个问题要大家研究，一是党委如何领导青年团工作，二是青年团应如何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最后经党中央批准确立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青年团的独立活动”的工作方针，积极带领和组织全国各族青年投身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青年团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那个时期，加入少先队、加入青年团、加入共产党，被视为“人生的三大荣誉”。4.坚定不移跟随党走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8年，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通过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共青团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战略部署，努力发挥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带领全国各族青年迎着改革的大潮奋勇前进。面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潮，团中央明确提出，团干部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要明确“团的体制改革，是调整和完善团的各种制度，而不是改变团的性质;是明确团组织的社会职能，而不是取消团的基本任务;是理顺党团关系，而不是改变党的领导”[4]。指导思想的明确，使共青团牢牢把握住助手和后备军的职能，不仅经受住了政治风波的考验，而且通过扎扎实实地抓基层的工作和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保护母亲河等一系列开创性的活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天地上的一抹十分亮丽的风景线。5.紧跟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心青年的成长进步，为新时代的共青团工作指明了方向。共青团坚守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本位，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的工作方针，全面把握“六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和“三个统一”的基本特征(六个坚持:坚持宗旨意识，做到严以修身;坚持为民务实，做到谋事要实;坚持公道正派，做到严以用权;坚持敢于担当，做到创业要实;坚持率先垂范，做到严以律己;坚持言行一致，做到做人要实。“三个统一”的基本特征，即群团发展三统一的基本特征，指各群团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团结服务所联系的群众，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相统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不断提升团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努力构建青年发展大格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征途中书写新的青春篇章。二、共青团做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工作实践中的体现“做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句话从字面上看，并不深奥和难懂，也不会产生什么歧义。应该说表述得十分清晰和明白。但是，作为共青团工作者，绝不能让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和认识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和表层意义上，而要把这句话随时随地地与实际工作挂钩，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把这句话真正体现出来。为此，需要我们结合共青团工作的历史，全面理解和把握这句话的内涵，明确在现实共青团工作中应该从哪些方面落实这句话的内涵，使之成为我们工作的灵魂和统帅。1.切实把握住“育人”这个根本任务在共青团百年历史中，通过工作的实践育人，出色地培育和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始终是共青团工作的根本任务。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同样如此。在党团组织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刚刚建立，所以党员人数不多，而由党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施行“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的策略，使得在1927年以前，团员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党员的数量。这样一来，许多党的活动都是以团的名义发动和组织的，许多团员也就是在参加这类活动的实践中，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后加入了党组织，走上了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征途。所以在这个时期青年团向党输送了一大批青年党员，仅据1925年9月的统计，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青年团就向党输送3000名以上的超过23岁的团员。在土地革命时期，共青团团结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和城市的青年工人、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创建和保卫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且通过斗争实践把他们锤炼成坚强的革命者，壮大了党的队伍。这些史实充分地体现了团的“育人”功能和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成为执政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工作条件和环境大为改善，在协助党和政府完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任务的同时，十分注意体现“共青团在实践中学习”的性质和“育人”的功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通过开展青年参加军干校活动、劳动教育、道德教育、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扫盲队、青年节约队、向科学进军活动、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活动，卓有成效地对广大青年进行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相信党和忠于党的教育，使当时的青年满怀政治热情，自觉投身到国家的经济建设活动中，很好地发挥了突击队和生力军的作用，共青团在广大青少年中有良好的声望和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共青团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雷锋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任务，对于引导青少年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这两项活动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但是总体上对于当时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共青团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具有很强的拨乱反正的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共青团开展的“学习张海迪”活动，培育了广大青少年自强不息、刻苦学习的精神;共青团兴办的希望工程，开创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先河，向广大青少年乃至全社会传播了关爱弱者的情怀;共青团开展的青年志愿者行动，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引导青年树立扶助他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现代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共青团开展的青年文明号活动，对于强化职业青年的职业道德，诚信待人产生良好的影响;共青团开展的保护母亲河行动，在青少年乃至全社会播撒了现代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共青团开展的与祖国共奋进活动，在青少年中传播了民族精神和为伟大民族复兴做贡献的思想。共青团组织的这一系列活动，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且具有长远的社会意义，因为这些活动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很好地发挥了共青团的育人作用。上述历史事实说明，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任务，而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工作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共青团“育人”的功能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是，共青团通过工作实践“育人”是始终一贯的和从来没有间断的。2.努力承担起共青团的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第十八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共青团要“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基础作为政治责任”。这充分说明，共青团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事关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事关党和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份“历史责任”并不是在当代才产生，在百年的共青团的历史上，是贯穿始终的，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使用的范畴和概念不同而已。这是因为共青团组织最持久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来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感召，最持久最根本的凝聚力来自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共青团组织创建时，党的领导人就把团看作“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1925年1月，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主任的恽代英著文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学校，他除了在原理上要与团员以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以外，最要是领导这些团员在行动上训练他们成为忠实强健的共产主义者，那便是说，训练他们成为青年为被压迫的青年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忠实强健的战斗者”[5]。类似的表述在后来共青团的历史资料中也时有出现。这充分说明，在团的历史上虽然没有使用“政治责任”这个概念，但是百年的共青团工作史却清晰地表明，这个组织始终在践行着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党的初心和使命，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的初心和使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共青团自成立以来，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带领全国各族青年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为此，共青团始终把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现实政策教育作为自己的职责，教育和引导青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一方面给予青年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引导，另一方面带领青年进行“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带领青年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抗战，带领青年“将革命进行到底”，创建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通过开展人类社会发展史教育，向新中国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教育，团结带领青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共青团用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和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共青团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各族青少年，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为迎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3.紧紧抓住共青团的工作主线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现实工作的范围和领域十分广阔，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特别是在成为执政党的助手之后更是如此。面对这种工作态势，共青团必须审时度势，分清主次，抓住工作主线，才能切实做好工作、体现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这是从共青团百年工作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历史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共青团坚定不移跟党走，充分发挥助手和后备军作用，所以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光荣的历史，并且锤炼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在中国青年心目中树立了十分先进、光辉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作为执政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继承和发扬共青团的优良传统，紧紧抓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条工作主线，经历了恢复国民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共青团同样书写了光荣的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这段历史并非始终一帆风顺，并且充满艰辛和曲折，受到不同历史条件的影响，共青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也会有些许差异，但是这段历史更是充分体现和印证了抓住共青团工作主线是保证共青团工作走向成功和胜利的重要保障的历史经验。那些在共青团工作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共青团“品牌”活动，无一不是落实这一经验的成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共青团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个历史经验，时刻把握好共青团的工作主线，并且要在实际工作中切实体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共青团工作的核心和前提，并且要贯穿工作的始终，不能有任何偏离。4.在工作中认真思考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统一问题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要求群团组织要切实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共青团坚持这“三性”是一种必然选择，因为这“三性”是共青团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共青团必须具备的特性，是开展共青团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政治性而言，共青团是全国群团组织中唯一写入党章条文的群团组织，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显示其政治性，甚至可以说政治性是共青团的特性。而先进性和群众性是共青团性质的组成部分，是共青团性质的要求。将这“二性”有机地组合在组织性质之中，也是共青团所独有的。很显然，共青团在工作中体现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不是党中央提出的新要求，而是共青团建设丝毫不能动摇的基石，体现“三性”是共青团工作之魂。需要明确的是，团的政治性绝对不是共青团要言必称“政治”，行必有政治效果，而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具有政治意识和政治原则，不能出现忽视政治的问题，更不能出现政治性错误。至于先进性和群众性，本来就是团的性质的组成部分，它要求共青团组织的成员都要表现出居于时代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前列，对广大青年要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同时又不能脱离青年群众。共青团的这种引领作用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而要通过群众性的工作方式进行，要通过组织成员的模范行动带动青年群众，把能够代表时代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观念和主张转化为广大青年群众的自觉行动。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群众性要求，共青团要始终牢牢把握共青团群众团体这一原则，坚决不能把自身的言论和行为演化成“第二党”一样的组织。共青团要明确自身组织没有独立的纲领，而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为纲领，要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还要明确共青团毕竟是群团组织，不脱离广大青年群众也是共青团的组织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共青团一定要采取群众性的工作方式，绝对不能采用行政化的工作方式开展工作，共青团的先进性要通过群众性的工作方式来体现，绝对不能为了体现先进性而出现高居于广大青年之上的特殊人群。毛泽东同志曾经对共青团干部说过:“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一百万人能办到、八百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6]。基于以上认识，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应该成为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点，在体现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方面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相反要通过改革使得共青团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切实地落实在实际工作之中，做到不是刻意表现而是自然地具备，于无形中自觉地凸显“三性”，这应该是共青团在实践中着力解决的问题。5.防止在工作中出现先锋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切实做好共青团工作，一定要防止在工作中出现先锋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是与共青团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性质相悖的。在共青团工作的历史上，这两类问题都曾出现过，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先锋主义问题最早出现在大革命的后期，其表现形式是不尊重党的领导，认为团比党强，试图以团代党。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这种表现形式不再出现，但是先锋主义问题却常常以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特点或不顾大局突出青年工作的形式发生，历史上称为“青年主义”问题。这种表现形式在共青团工作中比较容易出现。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与共青团干部年轻，缺乏大局意识，急于展现自己、显示工作“实绩”的愿望有关。对此无可厚非，但是要有所警惕。形式主义问题则是在共青团工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不注意共青团工作的特点和青年的特点，在紧跟党委的名义下，照抄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照抄照搬党的文件，不计工作效果;或者是以党委不重视共青团工作、不熟悉共青团工作为借口，不从青年工作的实际出发，消极地对待共青团工作，使工作流于形式。关于先锋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的表现还可以列举一些，不过一般都是大同小异，其产生的根源基本都是缺乏对共青团组织性质的认知和了解，缺少工作责任心，不能从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个核心思考工作以及头脑中随机出现的一些杂念所致。而要防止上述问题的出现，作为共青团工作者一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共青团的性质，增强做好共青团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切实从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个共青团的工作核心去思考和开展团的工作。6.在工作中体现青年的特点和关注青年的特殊利益团结青年、凝聚青年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各级共青团组织在工作中一定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关注青年群体的特殊利益。这也是在百年共青团历史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共青团就以帮助青年“以改良目前利益为起点(如青年工人、学徒之工作苦况;学生在学校的生活;他们所受的古典、机械和非政治的教育;等等)”，接受社会改造的教育，“以致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本着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围绕中心，开展青年团的独立活动的工作原则开展共青团工作，与此同时还通过大量的服务青年特殊利益的有效工作，把全国各族青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这个重要历史经验表明，紧紧把握住共青团工作的核心和在工作中体现青年的特点，与关注青年的特殊利益是并行不悖的。因此，我们在实践工作中在注重体现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的同时，也要切实做好体现青年的特点和关注青年的特殊利益方面的工作。三、紧紧把握共青团工作的核心，切实做好新时代的共青团工作当前，我们党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亿万青年紧跟党意气风发踏上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英勇奋斗。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的共青团，一定要紧紧把握共青团工作的核心，切实做好新时代的共青团工作，团结带领团员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青春篇章。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1.从团的性质出发，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的缔造者、领导者，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既是团的政治属性，也是团的性质的有机组成。因此，共青团的全部工作和建设，都要从团的性质出发，准确、坚定地把握和理解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当前，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求共青团坚持不懈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青年之间架起桥梁，大力推动科学理论的大众化、青年化。全团要高举伟大思想旗帜，始终站在理想信念的制高点上，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团员青年，在广大青年中广泛传播党的主张，帮助他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沿着党开辟和指引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2.从团的性质出发，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是人生支柱，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是催人奋进的原动力。青年人都希望自己有美好的青春，希望自己有实现个人价值的美好未来，许多年轻人常用“志当存高远”自勉。由于人的青年阶段是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过渡的重要人生阶段，在理想和信念方面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固然这类教育是由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完成的，但是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符合共产党的初心、与党的奋斗目标吻合，则是共青团组织责无旁贷的职责。因为这是团的性质规定和要求的，是共青团百年来始终坚持不懈的带有根本性的一项工作。当今时代是人类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让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态。这种情况增加了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难度。这就更需要共青团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把准政治方向，引导团员青年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面向未来，从大历史观出发，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去认识和理解共产主义理想，让党的理论的科学性为青年所知、为青年所明、为青年所行。3.从团的性质出发，思考团的工作在现实的团内生活中，团员和团干部虽然对于团的性质的表述并不陌生，但是人们往往容易把这个表述往“虚”的方面理解，而忽视了其实在的意义，没能准确理解团的性质的真正含义。在工作中，团干部往往关注的是形式、方法、措施、社会影响和工作总结，而普通团员则多从完成具体工作任务的角度去参加工作，真正能够从团的性质角度去思考团的工作的人为数不多。1946年党中央在讨论是否要建立青年团的时候，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同志说:“我看可以组织青年团”，“青年积极分子组织，一定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要研究如何使这一代青年受到教育。青年团的经常工作内容，主要是教育，是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要教育出新民主主义的人。对青年的教育，除了学校以外，就是实际行动教育。例如，动员他们努力参加生产，参加土地改革等等，都是教育，不能单纯认为只有学校才搞教育”[7]。朱德同志的这段话，实质上简明扼要地对共青团性质作了一个明确的说明。作为团干部和团员应该从朱德同志的这段话中受到启发，全面深刻地学习和理解团的性质，增强自身在实践中学习的意识，切实通过参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使自己成为党的事业的后备军和接班人。4.从团的性质出发，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加强团的组织建设是共青团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共青团主责主业的有机组成。共青团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上下贯通，整体协调一致，充分体现团的性质和发挥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其工作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数百万基层组织的整体活跃上，体现在亿万青年基本素质的整体提升上。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就是要从这两个方面下功夫、花气力。进入新时代，共青团要切实克服工作中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扎实推进团的领导机关运行管理纵向扁平化。为此，要切实做好全面改革团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制度、创新基层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探索完善开放共享资源整合机制、推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机制深入落实等方面的工作，凝心聚力，细化举措，着力提升各级团组织的活力。共青团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对于共青团也必须适应和遵循这个要求去开展共青团的组织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新一届团中央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也曾明确要求，共青团要切实落实从严治团，做到“政治上要严”“团的干部队伍建设要严”“团员队伍建设也要严”。这是党中央对共青团从严治团的具体阐述，共青团必须认真落实。思想建设也是共青团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一定要真正做到思想立团。为此，全团上下必须大力强化“全团抓思想引领”的意识，从团的根本任务和政治责任的角度，时刻绷紧抓思想引领这根弦，进一步增强做好思想引领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思想建设方面，我们历来强调，理论武装要跟上时代和理论发展的进步。新时代，共青团的思想建设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学懂、弄通、做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筑当代青年的强大精神支柱。5.从团的性质出发，培养和锤炼团的干部共青团工作都是由团干部组织开展的，因此培养和锤炼团干部也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内容。相对于共青团工作，这个培养和锤炼既有上级组织对下级成员关怀的成分，同时也有团干部自我主动寻求的内涵。共青团是系统领导，自然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处于上级组织的团干部要有对下级团干部培养和锤炼的意识。与此同时，广大团干部也要有通过扎实的工作在实践中自我学习提高的意识，这是因为共青团本质上就是一所学校。这种“培养和锤炼”当然包含思想意识、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纪律作风等内容，也包含工作能力、工作观念、思维格局等方面的内容。对于前者，在前文中多有涉及，在此无须赘述，此处只谈后一方面的内容。胡耀邦同志曾经讲过，共青团干部要“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还讲过，共青团工作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公转”，也要开展有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的“自转”;还要求共青团干部学会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这些都是共青团干部需要在实践中自我“培养和锤炼”的内容。共青团工作只有一些理念和原则，绝对没有固定的套路和方式方法，开展共青团工作要靠团干部自己在实践中求索，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团干部只有认真扎实、负责任地工作，才能得到成长和提高。因此，团干部要想在工作中有所作为，一定要深入学习和理解团的性质和任务，凭着事业心和责任心去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得到思想和能力的提高，才能更好地适应离开共青团以后的工作。李玉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参考文献:[1]朱世荣.团三届二次会议前后[J].青运史研究，1984(1):45.

摘要:“低欲望”与“躺平”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近年来以“丧文化”“佛系文化”为代表的“颓废型”青年文化的延续。它是青年面临社会难题而群体性焦虑的文化反映，也是青年主体的代际特质与亚文化表征，本质上是所谓社会“内卷”后青年的自我贬损。一些青年选择“低欲望”和“躺平”有其现实缘由，但任其发展下去，会走向消极宿命论、价值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当代青年的需求世界多元复杂，不应夸大青年“躺平”现象并将其绝对化、标签化，而要整体把握并关切青年多元需求，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需求观，形成青年个人奋斗与国家蓬勃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关键词:当代青年;“低欲望”;“躺平”;多元需求;奋斗精神培育近年来，“躺平”“低欲望”“丧文化”“佛系”等“颓废型”文化现象不断涌现，而且这些文化现象已超越一般的青年文化范畴，成为一种泛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群体、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似乎都身处其中，整个社会言必称“躺平”“佛系”。不能否认，一些人“躺平”心理的客观存在，更不能否认“躺平”现象有其客观现实原因，但必须指出的是，当前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现象学探讨，缺乏哲学式的结构性思考，这导致研究过度聚焦于对特定群体及其特定特征的分析，有将其狭隘化、绝对化及标签化的倾向。事实上，当代青年是一个个性特征鲜明但同时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的群体，其需求更是多元立体，“低欲望”与“躺平”心理只是其多元精神状态中的一种，且并非适用于每一个青年个体。因此，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于诸如“躺平主义”等青年亚文化的现象学研究，挖掘所谓社会“内卷”后的各种青年文化镜像;另一方面，也要从哲学层面总体把握青年的群体特质、精神图景及多元需求，并在正视与关切其多元需求的基础上，引导青年为实现人生追求而努力奋斗，帮助青年培育积极正确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其关于当代青年的时代定位、历史任务、奋斗精神培育等论述，为我们整体地把握青年文化现象、培育积极的青年奋斗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导，值得深入思考、积极借鉴。一、不可忽视的当代青年社会症候:“低欲望”与“躺平主义”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低欲望社会—胸无大志的时代》中这样描述当前日本社会:由于社会生存压力大，出于对未来生活的担忧，许多青年不愿意超前消费、承担经济风险，也不想谈恋爱及结婚生子。简单地说，没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斗志，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陷入了低欲望状态。“低欲望”一词近年来传入中国，并迅速蔓延，当其与时下流行的“内卷化”一词相遇，两者迅即契合在一起，心照不宣地被许多年轻人视作社会圭臬，纷纷以无奈、自嘲或调侃的心态，将自己归类为所谓社会“内卷”后的“低欲望躺平青年”。“低欲望躺平主义”，一时间成为年轻人津津乐道的苦涩个性宣言，并与“佛系文化”“丧文化”完美合谋，将“颓废型”文化继续推向社会前沿。“低欲望躺平主义”何以发生，其本质与危害又是什么?搞清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摆在青年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社会性难题。1.“低欲望躺平主义”何以发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特定文化现象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或文化表征。“低欲望躺平主义”的出现亦非偶然，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涌现出的社会问题的文化反映，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当代青年面临客观社会难题的群体性焦虑。众所周知，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今日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方方面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进入攻坚期与矛盾多发期，各种社会问题涌现出来。用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言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青年来说，一方面，他们成长于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整个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其成长期富庶程度远非父辈可比;另一方面，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是矛盾增多、结构复杂的时代，社会矛盾激增、收入差距过大、社会阶层固化等，使得青年的生存语境越发多元复杂。例如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整个社会看似流通性很强，实则流通渠道变窄变难，年轻人虽努力学习、工作，但很难取得跳跃式进展。非但如此，年轻人不仅要面临难以进步的压力，还要面临如何生存的压力，就业难、住房难、看病难、教育难、结婚难、养子难等一大堆现实问题摆在年轻人面前。在如此巨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下，一些年轻人丧失了信心，也没有了远大理想，并久而久之产生逃避心理，走向“佛系化”“丧化”“躺平化”。再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当代人生活于丰裕的消费社会之中，用哲学家波德里亚的话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2]。但由于收入差距过大，有些人极其富裕，奢侈淫逸，也有一些人贫困或相对贫困，消费社会看似光彩夺目，实则与其无缘，物品越是丰富，离自己越是遥远。这种情况下，除了消极自慰、自嘲、自我禁欲，别无他法，只能压抑欲望，对花花世界“视若无睹”。所以，“低欲望躺平主义”其实是一种群体性社会焦虑对于外界社会的反映，反映了年轻人“内卷”后、努力后的失败感和挫败感。(2)当代青年的代际特质与亚文化表征。今日青年以“80后”“90后”“00后”为主，这几代人中每一代都有突出的群体特征，但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从“80后”“跨世纪一代”的反叛化，到“90后”“新世纪一代”的特立独行，再到今日“00后”“佛系一代”的“向死而生”，这几代改革开放后出生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与父辈生活条件、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均相去甚远。他们受改革开放以来愈加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例如同时受到存在主义、解构主义、泛娱乐主义等多元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其个性特征鲜明，整体上具有强烈的叛逆性、“反正统性”一面。另一方面，这几代人普遍生长于相对富裕时代，不用像父辈如“60后”“70后”一样普遍在贫困和物质匮乏中长大，他们从小丰衣足食，不需为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而焦虑，但也因此缺乏奋斗精神与生存意志。加之大批年轻人属于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是典型的“温室里的一代”，年龄更轻的青少年还要遭遇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说的“青年统合危机综合征”。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主体焦虑、时代特质糅合在一起，使得当代年轻人很容易丧失斗志、向现实低头。除此之外，青年亚文化对于青年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青年亚文化具有很强的社会感染力，也因此具有很强的文化夸大效应。以“低欲望”“躺平”为例，并非所有青年都认同之，但在网络发酵与媒体的商业化宣传下，这一称谓迅速蔓延至所有青年群体，一时间成为乌合之众式“青年文化共识”，许多并不认同它的青年也被卷入其中，至少对其多出一分理解与同情。(3)所谓社会“内卷”后青年的自我贬损。所谓“内卷化”，其英文单词为involution，与其相对应的单词是evolution即演化，从二者对应关系来讲，内卷化即“向内演化、在内部转圈圈”的意思。当前“内卷化”被普遍理解为，由于社会竞争加剧，不管再努力，都只能原地打转无法更进一步，或者说当社会发展到一定形态后，无法突破为新形态而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愈加复杂。成长中的青年涉世未深，在面对社会“内卷”时，会表现出超过其他群体的焦虑和恐慌。当内心追求在现实中碰壁时，或者说内心欲望与外部境遇冲突后，有一些青年会越挫越勇，但也有一些青年会以一种自我贬损的方式，通过降低自己的欲望来逃避无休止的社会竞争，即向社会或自己内心妥协。事实上，某些青年表现出“低欲望”“躺平”姿态来拒绝社会恐慌，算得上一种维护自身尊严的心理调适。也即是说，青年人用一种可控的、异化的方式，用一种“最低限度的满足”来进行自我防卫与自我价值满足，同时来对抗外部强大的社会压力。笔者认为，可以将“低欲望式躺平”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的觉醒式躺平”，另一种是“被动的紧缩式躺平”。前者以更为积极的心态面对复杂的外部社会，更善于自我价值调整，他们并非真正向外部社会妥协，而是在洞见生存不易之后进行生存法则调整，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一些人人生境界提升、“看透红尘”，用更洒脱的心态面对社会与人生。后者则相对消极，是一种无奈后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同样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彻底地向社会妥协，开始“永久式躺平”，成为“废青”“躺尸”，所谓的“三和大神”即是如此;另一种是战略性地向社会妥协，“躺一会儿歇一会儿”，不是要停止奋斗或无脑式反对奋斗，所谓的“白领式躺平”即是如此。“觉醒式躺平”与“战略性躺平”是反鸡汤式的、间歇式的、躲避内卷式的“躺平”，是一种人生奋斗战略，也是一种反省后的主体重建模式。2.“低欲望躺平主义”的本质与危害“躺平”原本是生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身体平躺式休息之意，现在转意为一种社会心理学范畴，意指以无忧无虑状、不喜不悲状的佛系心态面对生存意义与社会难题，暗含了“丧文化”和颓废心态，总体表现为一种“低欲望式”生存哲学。事实上，“躺平”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近年来“丧文化”“佛系文化”等为代表的“颓废型”文化的延续。“躺平”心理显然是消极的，任其发展下去，会走向消极宿命论、价值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1)“低欲望躺平主义”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现代性共相。“内卷化”、“低欲望社会”、矛盾多发期等都是客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所带来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是许多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普遍性问题，而不只是中国的个性化问题。一方面，“低欲望躺平主义”是竞争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阶段。正如“低欲望”一词产生于日本，最初用来形容日本社会与日本青年，包括现在听起来耳熟能详的“单身文化”“宅男文化”等其实都源于日本，以至于日本学者将不消费、不结婚、不生子，“宅”在家里不求上进、吃饱喝足即可的年轻人称为“平成废物”。其他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类似青年文化现象，例如英国的“尼特族”、美国的“归巢族”等，都呈现类似颓废、低欲、沮丧等文化特征。可以说，“丧”“低欲望”“佛系”等青年文化现象，是社会竞争加剧、社会高速发展所产生的特定文化现象，是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低欲望躺平主义”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文化现象，中国的“躺平”青年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青年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但竞争激烈、压力较大的时代，产生这样那样的青年文化现象在所难免，所谓“低欲望”就是近年来社会矛盾多发期所产生的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众所周知，早在前几年青年中就开始流行“葛优躺”“丧文化”“佛系青年”“宅男文化”“屌丝文化”，彼时就已出现严重的“反竞争”和惰性情绪，只是不似今日般极端，至少还没有将颓废情绪理所应当化。但时至今日，年轻人直接叫嚷要“躺平”，要“低欲望”地消极生活，而且表现得理所应当。说到底，这些青年文化现象是同质的、连续的、相似的。(2)“低欲望躺平主义”有其积极意义，但最终会导向消极遁世与宿命论。关于青年“躺平”现象，当前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是“躺平有理”，另一种是“躺平有罪”。前者认为，选择“躺平”是青年的一种社会反抗与精神重建;后者认为，选择“躺平”是青年的一种消极避世，源于其内心不敢面对困难。笔者认为，应当辩证看待“躺平”现象，两者皆有合理之处，也皆有不妥之处。一方面，“躺平”心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前文所讲的“觉醒式躺平”与“战略性躺平”。从这个角度来讲，“躺平”代表一种境界，也代表一种人生感悟或者修为，且这类人不在少数。可以说，“躺平主义”代表了一种青年对物质宰制、消费主义、社会异化的抵抗，虽然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抵抗，但它对于青年人释放减压、调整人生目标、务实生活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躺平”心理具有明显的负面价值。不可否认，选择“躺平”或许是出于对社会失望、对自己失望、对努力的回报率很低的失望，但无论如何，在人生最该奋斗的大好年华选择“躺平”，并不是青春最好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3]。年轻人应该直面挑战、绽放青春、不负韶华。消极面对社会挑战、悲观地向命运低头，这样的人生很难有真正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成就感，而且恰恰相反，这会让年轻人在不断的自我逃避中走向消极的宿命论，一切逆来顺受、随遇而安，最终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向死而生”地活着。事实上，近年来所谓锦鲤文化的流行绝非偶然，锦鲤代表了运气，年轻人将人生和奋斗求助于运气，这等于将人生成败交给了所谓的命运，每个人都不再需要努力，都“躺平”下来，耐心等着命运安排就行了。还要指出，“躺平主义”不符合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不符合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也不符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爱岗敬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最大危害在于，它不只是消磨了一代人斗志，而且会起到很坏的示范作用，对整个社会起到消极的“惰性感染”。(3)“低欲望躺平主义”是对“高欲望”社会的矫枉过正，本质上是一种需求异化。相比父辈，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消费社会中，在资本逻辑的煽动下，在面子文化、炫耀性消费催动下，消费社会不断撩拨青年的消费欲望，制造出超出真实需求的“虚假欲望”，用哲学家马尔库塞的话说，制造出“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4]。因此也可以说，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高欲望”社会之中。但收入差距过大、阶层固化、相对剥夺感、“内卷化”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得青年在“高欲望”社会之中感到无助，进而选择用消极的方式即无欲无求地“躺平”的方式来对抗“高欲望”，或者如前所说的用自我贬损的方式来自我麻痹与沉溺。表面上看，“低欲望躺平主义”以一种“反高欲望”“反消费异化”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这种矫枉过正式的自我贬损，使得整个社会在失去消费欲望的同时也丢掉了人生斗志，整个社会消沉低迷而失去了生机，最终倒向了另一种消费异化。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主观地无视主体欲望，对客观社会现实视而不见，并不能真正解决异化消费，更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最终，所谓的解放性反抗，又变成一种压抑，成为“既表达主体内心诉求，同时又无法真正直面困境”的“解放性压抑”[5]。另一方面，青年们选择“低欲望式躺平”，并不是真正没有欲望，只是由于身处“高欲望”社会但现实却很低矮，而不得不通过自我心理建构来压抑自己的欲望与需求。这即心理学中所说的“自我防卫”与“自我价值”理论:我的欲望无法满足，与其受煎熬不如安于现状，这样可以达成通过归因外部、保护自我的形式为自己开脱，从而达到不否定自己又逃避努力的自我保护心理。最终只能像极端存在主义者那样，向死而生、活在当下，走向犬儒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二、不只是“低欲望”和“躺平”:当代青年的整体精神图景与多元需求“低欲望躺平主义”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特定时代、特定心理下的产物，不可视若无睹。但它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也不符合青年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及人生追求。事实上，当代青年的生活景观丰富多彩、群体特质独特立体，必然生发出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决定了青年具有多样化生存与发展需求。因此，“低欲望”与“躺平主义”，充其量只是青年多元需求中的一种表现，不应夸大其社会学意义，更要杜绝将青年群体单一化、同一化、妖魔化、标签化的思想倾向。1.当代青年的生活景观与群体特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当代青年成长于复杂、多元的全新历史语境之中，这赋予其不同于前辈的时代体验与群体感受。例如，“强起来”的经济文化语境赋予青年文化立场的内在自信，“全球化”的国际交流语境使得青年的视野开阔丰富，“数字化”的媒介技术语境导致青年话语权力的急速膨胀，“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使得青年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娱乐化”的时代特征带给青年更多感性的消费主义体验，如此等等。众所周知，当前青年一代，也被称为“佛系一代”“分裂的一代”“消费主义一代”“存在主义一代”“景观一代”“网络原住民一代”“拐点一代”“新世纪一代”等。他们之中盛行“佛系文化”“二次元文化”“晒文化”“养成系偶像文化”“斜杠文化”“躺平文化”等各种独具特色的青年文化，这是这代青年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景观、代际文化。了解青年这些生活景观，是研究其精神需求整体图示的切入口。从这些形形色色的称谓及青年文化现象即可看出，新时代青年具有完全不同的群体特征:其一，他们生长于多元复合的新时代，视野开阔、积极融入时代，因此富于现实感与现实意识，但也因此缺乏历史感与历史意识，历史责任感削弱;其二，他们物质生活丰富，乐于享受各种消费主义体验，尤其特别注重生命体验，不断引领青年文化的生存论转向，例如喜爱流行文化“、娱乐至死”;其三，他们求新立异，追求个性化、突破性，但也随波逐流、消极地跟社会妥协，例如倡导所谓的“佛系人生”“躺平主义”;其四，他们是网络原住民一代，网络话语权力膨胀，追求信息占有与技术享受，与此同时其日常生活与话语表达也极其依赖网络;等等。2.当代青年的整体精神图景新时代赋予当代青年独特的个体体验与群体特质，也生发出多层次、立体化的青年精神图景。当代青年不只是“低欲望式躺平”的、颓废的，他们有极其丰富的生活景观，也有极其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其一，乐观与消极并存，既有乐观戏谑化一面，也有焦虑异化一面。如前所述，面对社会“内卷”现象，不同青年会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有些青年有丰富的物质追求与积极的精神追求，有些则消极避世、甘于“躺平”;有些以乐观心态戏谑怒骂、笑对人生，有些悲观焦虑，常处于精神异化状态之中。事实上，这种乐观与消极并存，有时候也存在于同一青年不同人生阶段或不同状态之中。其二，感性与理性兼有，既有感性直观一面，也有理性深刻一面。在情感领域划分上，当代青年关注自身感性情感世界、理性知识世界、行为实践世界的满足;认知需求上，当代青年兼顾理性与感性、深刻性与娱乐性，倾向于在种类丰富的青年文化中建构自身的经验、意义与主体性;在生命与价值体验上，当代青年习惯于在感性微观的生活叙事中感受理性的生命意义。例如，其话语方式极其娱乐化，常常借由新型媒介话语宣告自身的文化话语权，在话语表达上倾向于轻松、活泼、戏谑、幽默的娱乐化叙事，更喜爱感性、具象、直观的生活话语。其三，世俗化与理想化并存，既关注个体化生活世界，又认同群体化社会意义，也因此，其个体意识日益彰显、思想愈发多元化。当代青年推崇“感性之我”，相比公共领域更为关注个体世俗化的生活世界;其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反对线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对雷同性和同质化、标签化;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排斥集体与公共领域，喜欢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具有天然的群体与政治意识。例如，当代青年个人主义倾向愈发严重，但并不排斥集体主义价值观;他们既喜爱世俗生活、感性生活体验，也不排斥美好未来与理性认知。3.不能夸大青年“低欲望躺平”倾向，要整体把握其多元需求“低欲望躺平主义”是当前众多青年文化形式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但它并不是唯一更不是最重要的青年文化现象，不应过度夸大“躺平”现象在青年群体中的比重与重要性。一方面，作为近期热炒的文化现象，它有一定的社会放大效应。事实上，尽管很多人认可社会“内卷化”，但并不意味着也认可“低欲望”或“躺平主义”，只是一部分青年如获至宝、效仿跟进罢了。尤其在网络媒介条件下，从生产到传播再到二次传播，“躺平文化”不断发酵，才最终成为一种流传颇广的文化现象，这其中甚至伴随着广告媒体的商业炒作和推波助澜。客观地说，这是一件典型的群体性感染事件。另一方面，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困难与挑战，奋斗不易适用于每一代人，不应将这代人的困难特殊化，遇到困难就沮丧、“躺平”，这不符合年轻人的奋斗精神，也并不符合当前青年的群体品格。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摆在当代青年面前的机遇与时代红利，远超父辈那种贫困和匮乏的年代，只要青年愿意努力，都可以大展宏图、负笈追梦。事实上，当代青年没有将这个时代视作最坏的时代，他们会感到疲惫、无力，但总体上很热爱自己的时代，至少并不愿意与父辈交换时代。当代青年的丰富精神图景，决定了其多样化发展需求，“低欲望”与“躺平主义”充其量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应该说，诸如生存需求、成长成才需求、精神需求、物质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多元化需求并存，一起构成了独特的青年需求价值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将当代青年的需求图示概括为“三种需求层次”与“五组需求悖论”。所谓“三种需求层次”，从纵向角度来讲，是指表层的感性情感需求、中层的知识思想需求及深层的行为实践需求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也可以概括为，其一，感性生存需求也即求“生”需求，这种需求必须满足，也要规避，例如对于青年基本的吃、穿、住、用、行需求，对其正当需求要尽力满足，而错误的、扭曲的需求要坚决制止;其二，理性知识需求也即求“真”需求，这种需求要尽量满足，但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与教育方法，也要有正确的价值引领;其三，审美实践需求也即求“善”求“美”需求，这种需求要加以引导，它属于最高层次的需求。从横向角度来讲，“三种需求层次”是指生命体验需求、知识获取需求、价值认知需求等，它们相互包含、相互确认。可以说，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既具有横向的多样性，又具有纵向的进阶性。如果对这三种需求层次加以细化，可以发现其需求范围很广，但也充满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可以归纳为“五组需求悖论”，即天然政治化与政治化无意识、世俗化与理想化、感性化与现实化、群属化与个体化、微观化与宏大化等几组需求悖论。具体来说，一方面，当代青年生活富足、富有家国情怀，具有天然政治冲动，他们认同宏大的民族理想，也认同集体主义理念，对群体性活动充满激情;同时易受时代环境影响，感性且冲动;此外，其知识面宽、视野广，具有放眼看世界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他们缺乏政治自觉，对世俗化物质享受缺乏抵抗力，面对生活现实容易妥协，追求个性而不喜欢集体的过度束缚;此外，因过于关注微观心理体验、注重个体感性满足而常常视域收窄。从这些角度来说，“低欲望躺平主义”只能是青年多元需求中某种需求或其某一方面得不到满足后的妥协式心理退让，它不能代表青年的所有需求。三、关切青年多元需求，以需求为导向激励青年努力奋斗唯物史观认为:“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要关切青年多元需求，培育青年正确需求，在此基础上，以需求为导向，激励青年努力奋斗。事实上，青年为了人生追求而努力奋斗，恰恰是其得以绽放青春、不负韶华的人生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有深厚家国情怀、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7]。要鼓励青年为自己而奋斗，同时也要鼓励其将个人价值实现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为民族国家而奋斗。1.关切青年多元需求，培育青年正确需求德国教育学家、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在人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像青年时期那样强烈地渴望被理解的时期了”[8]。青年需要被理解和尊重，尤其对于其切身需求，更需要被社会理解、承认、认同和尊重。(1)了解青年群体，了解其精神世界与需求世界。例如，当代青年真的是“低欲望”吗?有多少青年属于“低欲望”?如前所述，事实上当代社会是“高欲望”的消费社会，“低欲望”本质上是青年对于“高欲望”社会的矫枉过正，是一些青年由于求而不得而通过自我心理建构来压抑需求的一种异化表现。如果望文生义地、武断地认为当代青年真的是“低欲望”或“无欲望”，那很难正确把握青年的需求世界，也很难真正理解青年、关心青年。(2)尊重青年需求，辩证看待青年需求。如前所述，青年的需求世界复杂多元，对其复杂多元需求，既不可一概认可，也不可一概否认，而要尊重其多元化需求面向，接受青年是一个复杂的“需求矛盾体”。例如对于消费社会时代，青年文化中既表现出“低欲望”需求的一面，又表现出强烈的追求物质化享受的一面，要有辩证全面的认识，不能只执其一端。事实上，两者恰恰是辩证的矛盾关系。某些青年之所以选择“低欲望式躺平”，恰恰是因为其需求无法得到尊重和满足而不得不选择自我贬损。反之，如果青年的多元需求可以得到尊重和满足，那么，包括“低欲望躺平主义”在内的各种“颓废型”文化都将失去存在的空间和意义。(3)善于引导青年的正确需求，纠正其错误需求。对于那些正当的生活需求和发展诉求，如前所说的基本生存需求、理性知识需求、审美实践需求，要给予尊重、积极满足;但对于那些不正当、不合理的需求，如感性冲动的需求、贪婪过度的需求、损害集体的需求，要合理引导甚至坚决纠正。(4)善于利用青年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需求。例如，针对青年需求的三种需求层次，要务必满足其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积极满足其中间层次的求知需求，充分激发其最高层次审美需求，让青年能够体面生存、提升自我、提升素养，并提升思想境界为集体、国家而奉献自我，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再如，针对青年的需求悖论，要充分利用这种需求的矛盾性，如对其世俗化、感性化一面要满足和引导，对于其天然政治化、理想化一面要积极利用，使青年将追求自身目标实现投身于国家民族发展潮流之中，最终成为既有现实世俗化需求的“小写的人”，又成为充满历史责任感、主人翁意识的“大写的人”。2.以需求为导向，激励青年努力奋斗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的“激励需要理论”告诉我们，需要是努力奋斗的内驱力。关切青年多元需求，是为了以需求为导向，从其“需要”入手来激励其“努力奋斗”，以“需”激“力”，让青年大方大胆地追求自身需要，并将其作为不断努力的原动力。与此同时，关切青年多元需求，激励其努力奋斗，不只是为了让青年为了个人需求、个人目标而努力，更是为了让其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实现其社会价值。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代表着祖国的未来。“少年强则国强”，只有青年具备了努力奋斗的精神，国家才会有生机、民族才会有希望。因此，对于青年，要尊重其需求，并以其需求为导向，激励其不断奋斗、负笈追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时所说的那样，“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9]。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尊重青年需求，才能真正帮助青年用青春点亮人生，让其成为社会的主人翁。(1)构建积极向上富有奋斗精神的青年文化。激励青年努力奋斗离不开积极青年文化的浸润，而构建积极青年文化也是青年得以健康成长成才的应有之义。构建积极向上富有奋斗精神的青年文化，一方面，要辩证看待包括“低欲望躺平主义”在内的消极青年文化。如前所述，“低欲望躺平主义”有其客观缘由，一些青年选择“低欲望”和“躺平”，也有其积极意义。因此，对其不可一概而论，而要批判性引导其价值走向，鼓励青年用乐观的心态看待社会问题，并积极走出舒适区去努力奋斗。另一方面，要重塑积极的青年价值观，消除其价值迷惘和困惑。所谓价值，即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所谓价值观，即主体认定事物、辨明是非的思维或价值取向的总和。在消费社会丰富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供给面前，青年极易迷失自我，陷入价值迷惘和价值虚无之中，因此，要积极培养青年对主流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建立正确的价值认知。在人生价值定位上，要立志做信念强、本领强、践行强的“三强”青年，做具有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的“三牛”青年，做壮志气、增骨气、强底气的“三气”青年。除此之外，要着力建构昂扬向上的、干劲十足的整体青年文化导向。“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10]。“低欲望躺平主义”等“颓废型文化”之所以有市场，说到底还是因为少数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足。因此，要努力提振青年忠诚担当、乐于奋斗的群体气质，培育青年甘于奉献、发愤图强的精气神，打造有助于青年绽放光芒、实现自身价值的青年文化。(2)为青年创造宽松生存空间，激发其奋斗自觉。如前所述，有些青年选择“躺平”“丧”“佛系”多为被动和无奈之举，是求而不得心境下的一种“软反抗”和劳而无功的“无力感”呈现。因此，回应青年的时代声音，解决青年切身需求，为青年创造宽松的生存空间，开拓青年发展新局面已然摆在我们面前。一要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友爱型社会。也即是说，要为青年创造和谐友爱的社会发展环境，提高青年对社会的“友好度”和“好感度”，从而激发其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奋斗的自觉性。例如，面对亟须缓解的青年就业供需矛盾，一方面要依托国家的政策倾斜和经济支持，创造多元化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着力提高青年自身的发展硬实力，从而形成供需两侧双向发力的青年就业运行机制。二要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安全型社会。要构建兼具安全性与发展性的高韧性社会，力促安全和发展并驾齐驱，从而为青年奋斗提供安全空间。例如，要致力在青年关切的劳动安全、环境安全、职业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建设，为青年奋斗创造安全踏实的外部社会条件。三要努力打造青年发展包容型社会。青年社会生活排斥感和疏离感强，参与社会难、融入社会难等多重现实问题吞噬着青年的奋斗激情，这严重阻碍着青年奋斗精神的构建。为此，要着眼于提高青年社会认同感和参与感，提升青年的社会参与度，赋予其更大的社会参与权和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青年的奋斗自觉，培养其乐观豁达的奋斗精神。(3)助力青年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潮流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当代青年人生发展的黄金期，这两者高度重合。因此，“希望广大青年学生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发展进步、人民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11]。不能否认，青年奋斗首先是为了自身需求，但与此同时，青年的奋斗会不自觉地融入国家发展潮流之中。因为现实中，每一个个体的发展都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青年成长与国家民族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唇齿相依、互为动力。一方面，国家的安定团结与蓬勃发展是青年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青年奋斗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脉，它为国家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基于此，要激发青年由被动、消极、自发的努力，转向主动、积极、自觉的奋斗，帮助其提升个人综合素质，以过硬的专业素养来“反哺”国家和社会。为此，一要引导青年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提高服务社会与造福民族的自觉性;二要引导青年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树立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增强国家认同与责任意识;三要引导青年将实现个人人生理想、社会共同理想统一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用理想信念推动实践，在实践中提升理想信念。除此之外，要培育青年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激发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让青年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建设力量。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将青年个人成长融入国家民族发展潮流，实现青年成长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同频共振、相互辉映，形成青年个人奋斗与国家蓬勃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1BKS002)、苏州大学人文社科优秀学术团队项目“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RW01)的阶段性成果]宋德孝: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别杨杨: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9-420，159.

摘要:在“育儿难”“育儿贵”的诉求下，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主要是围绕托育、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展开，力图回应青年父母“想生却不敢生”的问题。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中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抚育支持较多、工作对生育较为友好的“该生”妈妈却连二孩都不愿生。为探究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因素，本文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这批妈妈对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面均存在较高期待，而在母职功能教育化、配偶育儿缺位、夫妻关系淡漠、孕育身体体验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本文认为这批女性的生育决策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马赛克模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唯有尊重她们的主体性，创造出深度情感联结和支持才能使“该生”妈妈的二孩生育成为可能。关键词:“该生”妈妈;个体化;密集母职;亲密关系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来，如何促进广大育龄妇女生育三孩成为学术领域关注的焦点。然而，三孩生育政策成功与否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有相对更大规模的二孩育龄人口;二是二孩育龄人口中有较高比例的人有生育三孩的意愿[1]。国家卫健委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结果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2]。我国城乡15~49岁未婚和有偶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比例仅为7.4%[3]。“七普”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生育旺盛期(20~34岁)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00多万人，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人，自2016年起连续4年降低，降幅高达18%，“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佳。可见，因为二孩家庭基数相对较小、育龄妇女规模收缩、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低迷等因素，我国人口条件并不具备诱发新的出生高峰或三孩明显堆积的现实基础[4]，如何有效提升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增加二孩家庭规模，是三孩新政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本文认为，按照抚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两个维度，可以把生育人群划分为“有意愿、有能力”“有意愿、没能力”“有能力、没意愿”“没能力、没意愿”四类，分别对应“想生敢生”“不敢生”“不想生”“不敢生不想生”四种生育状态。目前我国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从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女性权益等层面全力出击，主要目标是解决抚育能力的问题，是为想生二孩或三孩，却因各种阻碍因素而“不敢生”的育龄夫妇提出解决方案。然而，社会上为数不少的育龄妈妈面临完全不同的生存境遇，她们经济状况较好，社会资源和照顾支持十分充足，处于大众所认为的“该生”状态，面对生育二孩，鲜明地呈现出“不愿生，不想生，干吗要生”的态度，其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大大低于社会预期。本文旨在探究这类“该生”妈妈不生二孩的原因，拓宽对生育人群的分类范围及认知程度。二、文献综述:何为“该生”妈妈国家卫健委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记者问中指出，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是年轻夫妇想生不敢生的三大主因，其中认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5.1%，认为“没人带孩子”的占51.3%，认为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占34.3%，实际上女性因生育导致收入降幅超过一半的占42.9%[5]，卫健委的回答也代表了我国学界的主要观点。经济压力大是育龄女性不敢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大多数城市居民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超过38万元[6]。黎淑秀对长三角城市群父母的研究表明“育儿贵”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校外培训班及其代表的子女教育的经济总投入;二是养育子女的医疗开销;三是养育子女增加的住房需求[7]。一项以上海为调研对象的研究表明，上海的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外加各类辅导班及兴趣班的支出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从而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8]。家庭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职业女性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减缓其经济压力，进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范会芳等以河南郑州已婚但尚未生育及已婚且生育过一孩的职业女性作为调查对象，发现家庭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城市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就越强烈[9]。照顾支持少是影响女性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在巨大的照护困境下，不少家庭选择将照护孩子的重任压在祖辈身上[10]，使得老人帮忙照顾成为主流的养育模式，跟父母同住者生育意愿与行为倾向均显著高于不跟父母同住者[11]。在父母无法提供支持的家庭，如果自己没有时间照顾二孩，那么其生育意愿就会显著降低[12]。根据王海东的研究，在城市中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来自祖父母的帮助占比最高(61.50%)，其次为外祖父母(24.24%)，还有14.26%的家庭会获得其他亲属的支持[13]。但是，当家庭开始生育二孩时，祖辈支持明显减少(27.02%)，抚育孩子的压力更多地转移到母亲身上[14]。张赛群将二孩的照料顾虑细化为:老人力不从心(31.2%)，自己没有时间(47.8%)，对保姆不放心(21.0%)[15]。然而，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逐步落地，以及祖辈在子女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年岁增高，健康状况下降等情况，家庭支持网络弱化，传统的老人照看孩子的方法将难以为继[16][17]。生育后的女性比未生育女性在职场面临更多的劣势，获得更少的报酬，这种因为怀孕和生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系统性困境也被称为“母职惩罚”[18]。杨菊华用“双重赋税”来形容职场中由性别和母职给女性带来的压力，其主要表现为由性别-婚姻导致的就业不平等，由婚姻-生育带来的职场中断风险，以及由性别-生育驱动导致的薪酬不平等[19]。改革开放以来，单身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和非国有部门就业的女性因家庭和生育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20]。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在职场上发展更加不利[21]。根据申超的研究，中国城镇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特大一线城市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分别为近30万元、50万元、60万元[22]。也有研究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工作更具弹性，有能力购买抚育服务，因而受到的母职惩罚更小[23]。相较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母职惩罚效应则随时间的推移而快速加大，使得二者之间差距快速拉大[24]，相较在国有企业(59.65%)、外资企业(61.76%)和民营企业(63.18%)的女性，生育前在政府机关或部队、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生育后更换工作的概率更小[25]。女性经受工作与母职的双重压力，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现代母职被称为“密集母职”，其特点是母亲责任不可替代、完全以孩子为中心、情感卷入和耗费时间[26]。母亲不仅要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还需要关注各种子女教育信息动态、管理孩子学习、陪伴孩子成长，成为孩子的“经纪人”和“总规划师”[27][28]，为孩子倾注大量时间精力，使母亲身心俱疲，无力感倍增[29]。妈妈们经历“时间精力相互掣肘、兼顾不暇的矛盾、煎熬和挣扎”[30]，她们放弃了日常休闲娱乐的时间，普遍存在深度焦虑，把生育二胎看作“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31]。在经济压力大、照顾支持少、职业发展慢、工作家庭难平衡的压力下，家庭财富、个人发展、体力精力被一再挤压，越来越多的女性难堪育儿责任，选择不生二孩。然而，现有文献没有对生育人群做出精细分类，大多数文献关注点都在“想生却又不敢生”的人群，对“能生却不愿意生”的生育群体缺乏了解。综上，本文认为“该生”妈妈是育有一孩，具有较强生育能力，却缺乏生育意愿的女性，她们的特征包括:个人或家庭经济实力较强，抚育二孩所需的生活、教育、医疗和住房费用等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且有适当富余;抚育支持力量完备，家中有老人或保姆帮助照顾孩子，女性不需要承担过重的抚育负担;生育对其职业影响程度较轻，这些女性或处于生育友好部门，比如政府机关、部队或事业单位[32]，或处于高端就业市场，因这些职业或岗位要求更长的准备期与打拼期，个人的资历和价值使事业不会因为母职而轻易被取代[33];能兼顾家庭与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具备前三个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养育负担，另一方面是工作作息较为规律，加班时间不多;生理上，她们处于育龄期，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疾病。本文深度访谈了10位“该生”妈妈，通过挖掘她们在生育中的经历感受，探索影响她们生育的因素。三、研究方法本研究的材料来自针对10位常住重庆、育有2岁至12岁子女的母亲所开展的半结构访谈，研究样本通过作者日常接触的儿童家长以滚雪球方法获得。表1展示了所有受访人及配偶的基本信息。10位受访母亲，年龄分布在28~38岁，均处于育龄期，学历都是本科及以上，其中只有1位全职妈妈，其他9位工作大多处于生育友好部门(政府或事业单位)，收入为12万~25万元，所有家庭税后年收入在40万元以上，支持系统十分完备。访谈对象父辈大多单方或双方退休，与受访者同城居住。受访者初育年龄都小于32岁，她们的孩子年龄位于2~12岁，大体覆盖了目前儿童从入园到小学毕业的年龄。因为一孩在2岁以上，母体经过休修养恢复，具备了再生育的基础条件。所有访谈由本文作者在2021年4—7月完成，时长1.5~3小时不等，主要内容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对个别受访者在访谈后通过电话或微信追加了部分信息。全部访谈经受访者同意全程录音并做转录，用于本文分析。关于生育、母职的叙事涉及大量个人隐私，部分触及受访者深层情感乃至创伤回忆，受访前，受访者均被告知如有需要，可以选择中止、推延访谈或退出研究。所幸，除个别受访者选择放弃部分问题外，访谈得以顺利完成。四、“该生”妈妈为何不生本研究中的受访妈妈对自己有四方面的期待:第一是对女性在传统性别分工方面的期待并未减弱，她们希望能做个好妈妈，重视孩子的情感陪伴、养育质量和全面发展。第二是期待成为职场精英，希望在身体形象、职业技能、处事应对上成为现代女性的代表。第三是想要经营好亲密关系，维系爱情发展，保持个体吸引力与浪漫生活品质。第四是希望能兼顾个人兴趣、交友、爱好，活得丰富精彩。本研究所访谈的女性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发展能力，正因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她们希望能获得一种人生圆满的状态，成为事业不输于人的女强人、充满爱和智慧的妈妈、有情致具才华的妻子、会娱乐懂生活的自我，家庭、工作与生活全面丰收的个体。然而四重期待中即使只实现一方面已不容易，尤其是母亲身份大大增加了她们的职责范围和操心程度，因而她们只能无限压缩属于自我的时间精力。然而，本研究所访谈女性的付出常常是单向的，在“一切为了孩子”的语境下，配偶、家人和社会的关爱往往流向孩子，忽略了她们，她们深感缺乏理解与尊重，进而产生“干吗要生”“凭什么要生”的心境。1.生活和教育:祖辈与母职功能区隔化儿童抚育居于现代城市家庭家务劳动中心，并围绕此组织了家庭劳动分工，建构出多元、复杂的关系网络[34]。虽然大多数受访妈妈都借助祖辈或雇佣照料极大地缓解了与养育相关的体力劳动，但正因为不用发愁孩子的生活照顾，妈妈们在拥有较丰富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对自己和孩子有了更高的期待。她们认为母亲不仅仅要保障孩子日常起居和一般性健康成长，更要以高度的情感投入和智慧养育培养身心两全、学业有成的孩子，这也被称为“知识与情感密集”的母职形态[35]。本次受访女性所处的社会、文化与阶层语境使得她们深刻感受到能否足够好地陪伴孩子，能否培养出道德情操高尚、知书达理、心理健康、全面发展的孩子成为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准，并成为构建自我认同的关键。无论是与老人同住，还是与老人“分而不远”就近居住的访谈对象，家中老人主要承担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孩子生活起居、陪上课外辅导班和游戏玩耍等日常照料的任务。在受访女性看来，老人确实是育儿的重要力量，主要是解决孩子生活上的问题，但是与育儿质量相关的部分，如营养均衡、身心健康、智力开发、培养习惯等，老人就显得爱莫能助了。“很多事情是父母那辈没有办法做的。”(A8)“英语、钢琴他们没法陪啊!”(A4)“比如你给孩子讲故事，你不能光是讲吧，还得有引导，这个部分是爸妈没法做的。”(A2)访谈中有女性通过聘请保姆来缓解育儿压力，但是保姆也主要承担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辅助性家务劳动，且普遍缺乏稳定性。简言之，老人或保姆所承担的日常照料功能不能消解女性儿童抚育的压力。受访女性的焦虑主要来自孩子教育，正因在子女的养育目标上面临相对丰富的选择，她们的养育呈现出精英化和精细化特征。这些女性与同辈交流时，谈论的往往是孩子的素质和能力，交流的范围可以从择校、旅游、夏令营、艺体到个性特征、家庭教育等内容，这也让作为核心养育者的母亲感到更高的要求。A2就是高度卷入孩子发展的典型。她是一名高校教师，孩子成绩只要达到连招线，便可从该大学的附属幼儿园直接读到附属高中，升学压力较小，但是对于A2来说，其关注点远不在学科成绩，“今后是要跟全世界的孩子竞争，虽不是说希望他上哈佛、清华、北大，但是得具备比较好的素质，现在他主要在学小提琴、围棋和足球，在家还要跟他一起背《论语》《离骚》，毕竟我和他爸爸都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A2)A5的女儿才6岁，识字量达到2000个，英文口语比较流畅，去过5个国家和国内10个以上城市，孩子的识字、英语都是自己在家教，钢琴、绘画和舞蹈交给培训机构，“我倒不是关心孩子的成绩什么的，今后这些孩子不是看成绩，我得为她今后的人生负责啊!”(A5)受访女性对自己的工作表现有较高期待，老人与保姆的帮助只能算作因为工作忙碌无法陪伴孩子的补偿。对于这些母亲来说，能否很好地陪伴孩子，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情感、时间和金钱也成为她们自我评价的重要标准。A6就表达过“我的工作让我有时间来照顾孩子，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在家忙......我儿子在家，但是我没有心思陪他，心里很愧疚”(A6)。陪伴是一份劳动，意味着时间消耗和情感投入[36]，受访女性因家庭与工作带来的时间与情感的大量投入，导致体能与心理的双重耗竭，也是其育儿焦虑的根源。比如对高校教师A4而言，孩子第一位，备课第二位，科研成了第三位，但接受这种排序又影响工作表现，使她感到极度焦虑无力。A7说:“我觉得孩子太小了，需要多花点时间来陪他......等他睡了我再抽点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早上孩子醒我也要起来。有了孩子之后，我从来没有休息好过。”(A7)在对子女教育成就、各项软技能和身心健康的厚望中，女性在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上对自己个人素养的期待也较高[37]，加大了女性在家庭中所承受的精神负载[38]，成为“该生”妈妈不生育的外在动因。2.育儿和婚姻:配偶缺位与亲密消解本次访谈的女性一方面希望配偶与其共同承担家庭内外的育儿责任，在育儿实践中构建一种平等化、合作式的分工模式，同时，也希望夫妻之间能发展出一种情感性关系，这种关系既有罗曼蒂克的特质，又有陪伴支持的成分。然而，受“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两性间的分工差异往往取决于社会利用两性差别所安排出的分工体系，母亲被视为“理想照顾者”、男性被视为“理想工作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规则[39]。受访妈妈也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她们深刻体会到在育儿和家务劳动等分工安排上，男女两性所受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来自配偶的情感支持较少，夫妻双方互动、沟通、陪伴匮乏，自己在育儿中陷于“丧偶式育儿”的困境。中国城市家庭亲职投入呈现出一种父亲经济投入为主、母亲人力投入为主的性别化模式，父亲常常缺席子女的日常教育[40]。“养孩子的事情上，绝对不能指望老公!”(A8)受访妈妈大多有体面工作，她们自身有经济能力抚育孩子，为此，丈夫的缺席带给她们不公与愤怒的感受。“孩子好像是我一个人的，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难道我就没有其他事情吗?”(A7)妈妈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就要为了孩子费心操劳，而男性就可以出去“做他自己”，“我的时间都给了孩子，但是他还是想健身就健身、想约朋友就约朋友，凭什么啊?”(A2)受访妈妈一方面对男性缺席子女教育与陪伴表现不满，另一方面她们又不相信男性，“要他管他也管不好，一管就给我添乱!”(A10)她们全面接管孩子的抚育工作，希望孩子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除此之外，她们还要自觉背负儿童成长中的不确定性，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难题也被引向对她们性别特质与个人能力的追责。A1是本次访谈中年龄最大的女性，孩子即将小学毕业，虽然她为抚养儿子穷尽精力，但是孩子学业表现不佳，为此，她心怀委屈，“我老公平时不管孩子，孩子一有状况就说是我的问题”(A1)。可以说，在丧偶式育儿的背景下，女性身心都处于极大压力之下，母职成为不堪重负的身份。本次访谈中的女性所处社会阶层及配偶的职业声望决定了她们的丈夫是现代社会的精英，事业与育儿双重负荷带来情感和体力的高强度消耗使得她们缺乏足够多的时间来关照配偶，对配偶事业发展的理解又使得她们难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配偶在育儿中的缺席和对自己不经意的漠然使得她们产生了养育中的孤独、不甘与焦虑，这种复杂的情愫往往成为女性不生二孩的内在动因。“这几年我跟我老公感情都淡了，我晓得这样不得行，可是娃儿还小......如果再来一个，我和我老公之间就不晓得该囊个办了。”(A6)A8是访谈对象中唯一一位家庭主妇，双方父母和丈夫对二孩都甚为期待，她却坚定地拒绝，“他平时早出晚归，我理解，但是忙得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忘记了，我的生日也忘记了......我自己也是好好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这些年除了生了这个孩子，感觉什么都没有”(A8)。另外两位妈妈直接用生育表达了对老公的失望:“我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除非我老公心疼我得要命，但是这是不可能的。”(A1)“我跟我的几个朋友都有共识，除非你想好自己确实想要二胎，你能接受以后老二也是自己养，不然就不要生。”(A4)婚姻关系是养育的重要压力源，高质量的婚姻关系会对亲子系统产生溢出效应，根据溢出假说，个体在一个系统中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体验会溢出到另一个系统当中，对另一个系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41]。当婚姻质量较高时，父亲会给母亲更多的支持并且更积极地参与养育，降低母亲的养育压力[42][43]，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然而，这对受访妈妈来说似乎是个行动的闭环，配偶的缺席导致了她们的不满，不满降低了夫妻关系质量，减轻了男性参与意愿，又再次加剧女性的不满，好几位女性对此表示无奈。“其实我自己是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只是我老公这个样子，那么多年了，我早就知道他不可能变了......”(A1)生育更多是承担生养责任主体的个体选择与权衡，因而女性的主观感知便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女性在育儿过程中承受了大量的生理负担和情感焦虑，与其说是“不愿意生”，不如说是“为何要生”，既没有闲暇，又无法抱怨，既没得到认同，又失去爱情，既承受职场的规则构建，又陷于家事的繁重零碎。3.身体和形象:主体忽视与关系丧失成为母亲对女性来说意味着多维度、多层次的改变，身体作为改变的亲临性与感受性载体，其变化带给女性的冲击不仅是生物性的，更是社会性的，掺杂着女性主体性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加大了女性对孕育的排斥。这些感受因需女性较主观与私密的表达才得以呈现，因而容易被主流生育文献所忽略。孕育过程中的身体不适及由此带来的客体化感受是部分“该生”女性不生育的原因。有3位受访者反映怀孕中的身体体验较差:“早孕反应我很不舒服，一般人三个月反应就没了，我是全程都有......心里后怕!”(A10)“我可以养，但是不想生。”(问及具体为什么)“孕晚期腿肿，晚上根本睡不好。剖腹产后也疼了很久。”(A5)如果生理的不适还属于可忍受范围，这些不适无法被配偶或他人感知导致的心理负荷就让受访女性产生了较大的愤怒。“我很不舒服......跟我老公说他根本就不理解。”“孕晚期我一个晚上要起来很多次，他鼾声如雷，睡得跟只猪一样。”(A5)“大家都说我娇气，只是因为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A6)而孕检、生产和哺乳带给女性的体验又加剧了这种负面情绪，受访女性均认为自己需要在饮食、作息、体重控制等方面严格遵照医生或护士等专业人士要求，一切为了健康的孩子，全身心投入母亲角色中，女性的“身体成为医护人员‘凝视’和监控的对象，变成‘可以精确测量的客体’”[44]。“我不喜欢被孕检，医生根本没把你当回事。”(A5)“那些机器大家都用过，床大家都躺过，一样的流程，一样的办法，想起孕检我就很烦。”(A4)受访女性几乎都坚持了母乳喂养，排却涨奶、堵奶带来的身体不适外，她们表达了对自己在哺乳阶段被忽略的不满。“我吃的东西、我的生活作息都是为了母乳，家里最关心的就是我有没有奶。”(A6)“其实生和养都还好，就是生完孩子我的体重一下子到了130多(胖了20斤)，为了母乳喂养我直接没减肥。”(A3)女性在孕育过程中很多时候都处于他者的被动位置[45]，体会到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孕妈”“母亲”，在“以孩子为中心”的话语下，母职体验变成了经由现代医学健康方案所主导的想象[46]，孕妇独特的、个体化的身体经验和感受被忽视。成为母亲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事件，孕育的过程还伴随着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带来了女性存在状态与意义的强烈变化。处于生育阶段的女性成了保护对象，正常社会角色被破坏，其人格与社会关系都被扰乱，受访女性表达了对这种特殊关照的抵触。“我怀孕后大家聚会、各种事情都不叫我了，虽然朋友们是在为我考虑，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感觉距离大家远了。”(A7)孕育期的女性还要面对体重控制、日常锻炼、进食管理、形体恢复等问题，本研究中的女性无一不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怀抱焦虑，她们都希望自己能保持良好的形象和优雅的举止，并在产后很快就投入身材管理中。“我产后三个月身材就恢复了。”(A2)“接受不了自己的身材变成那个样子。”(A3)但是产后恢复又和母乳喂养的营养需求有所冲突，为母亲带来了更多的困扰。访谈中女性对自己身材和外貌的焦虑源于对夫妻亲密关系的担心。A3产后体重曾达到140斤，在一次与服务员的冲突中，她老公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护着她，而是“充满嫌弃......后来我开始健身、节食，瘦了，才感觉他对我的态度好了一些”(A3)。“怀孕最开始和最后几个月，还有坐月子，那段时间没有办法跟老公一起......谁知道会不会出什么问题......”(A7)A8表示自己怀孕时脾气不好，她老公虽然比较包容，但是后来也“掉头就走......我想起这些嘿怕咯，为了生个老二要是把婚都离了就划不来了”(A8)。围绕胎儿及孩子的健康成长、社会期待等因素，女性形塑了自身的理想形象，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女性成为“一个接受市场与社会规训客体”[47]，即使是照顾自己、恢复身材等自我关爱的实践也充满着被客体化的趋向。4.自我和个性:生活失望与娱乐替代在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过渡的阶段，传统家庭利益对个体而言不再具有强烈意义感，青年一代主张“为自己而活”或“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个体自我意识高涨，重视个人利益与欲望，家庭逐步失去了需要为之“生存和奋斗的集体单位”的意义[48]。访谈中女性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承载着来自原生家庭的期待，并怀揣着对美好婚姻的愿望走进了“人妻、人母”的角色，在怀孕与养育后代的过程中，女性惊讶地发现“公主”似的设想只是海市蜃楼，生活的鸡零狗碎冲击着她们，类似偶像剧男主无限宠溺女主的生活憧憬演变成了面对多重角色与职责的无奈与失望。“结婚，尤其是当妈妈后，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A2)“现在跟年轻的时候不同了，晓得生个孩子没有那么简单，说真的，我不想自己的生活一直都这个样子。”(A1)在城市家庭中，当夫妻双方都认为“需要为自己而活”，就需要有其他的力量来承担养育责任，老人一般成为外部的支持力量。A5属于被大家所羡慕的女性，事业顺利，容貌姣好，“我现在能这样就是因为有我妈他们帮忙管娃儿，他们确实辛苦，交给其他人我又不放心。现在这样就很好啊，我还有时间去做点儿其他事......没得啥子改变的动力”(A5)。研究对象中只有A9呈现出较为娱乐化的生活选择。她喜欢户外运动，探险、徒步等占据了她的业余时间，家中有老人和保姆，配偶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平时在家时间不多。“我不晓得为啥子要生娃儿，已经生了一个了，够了，趁年轻我还想多玩玩。”(A9)同时因为没有亲自带孩子，孩子跟奶奶更亲，“要生我早就生了......我确实没囊个管娃儿，娃儿跟我没得好亲得”(A9)。这就陷入了生育的悖论，个体想要追求个性化的生活，跟孩子相处时间少，情感联系弱，导致母职认同感不高，互为循环，增加了不愿生育的可能。虽然A9流露出和孩子不亲近的失落，但她在户外俱乐部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对失落的心情起到很大的补偿作用。“我们定期要去徒步、探险，大家有嘿多聊的。”(A9)她鲜少提到自己的老公，被问及都用“他忙得很，没得时间管我”(A9)匆匆带过。A9虽然缺乏对家庭的依恋，却在外部社团中找到价值，获得了较大的归属与认同。A9代表了个体不再愿意为家庭的利益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通过家庭的支持来寻求自己的发展和快乐。五、个体化视角下“该生”却不生的消解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传统与现代长期共存、互动、交织的局面，构成了一种具有显著性别维度、个体与集体规则期待、传统现代文化价值交融的中国式的“复杂现代性”，也即“马赛克”模式[49]。“该生”妈妈在做生育决策时，呈现出多种因素杂糅、多元态度交融的情况，体现出多个时代叠加的痕迹。本研究所访谈的女性，处于传统的性别期待和现代独立女性身份的裹挟中，在母职角色、工作压力、亲密关系、个体生活几者的博弈下，大多数女性选择放弃自己的个体生活来满足其他三者，尤其先满足母职和工作的要求，伴随着丧偶育儿、夫妻关系的淡漠，以及身体体验带来的主体消解，形成了较为负面的主观体验，使得这些“该生”妈妈对生育二孩避而远之。1.不生的缘起:为自己活“该生”却不愿意生的现象是在中国家庭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出现的，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发生深刻变化，可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个体化”概念来解释。一方面，个体经历着“不再重新嵌入的脱嵌”[50]，从集体性的社会整合因素如阶级、家庭、性别、族群等解脱或被抽离出来[51]，以致“家庭高于个体、个人为家庭利益无条件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家庭主义”式微[52]，传统家庭利益对个体而言不再具有强烈的意义感。另一方面，个体化文化鼓励“为自己而活”或“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使个体自我意识高涨，越来越要求自我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53]。现代女性从传统性别分工中脱嵌，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职业发展被视作个体化生活的重要内涵，意味着更大的自主性与幸福感[54]，家庭不再作为应“为之自我牺牲的一个生存和奋斗的集体单位”[55]，而成了“个体满足自我利益、自我成就的手段”[56]。在城市家庭中，与个体利益关系最密切也最易冲突的，是具体的、所属明确的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体利益，当每个个体都认为“有权为自己而活”时，冲突就更具张力。生育问题正是张力的焦点:家庭成员在育儿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增减，意味着他们“过属于自己生活”机会的此消彼长。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育儿模式及父母间“男女有别”“各司其职”的抚育分工规则[57]，很难引发夫妻间有关育儿问题的权责冲突，男性得以在以事业为重的性别期望下免除大部分育儿责任，又因男性的工作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在个体化的视角下，传统家庭责任分配机制显然有利于男性“为自己而活”，可将时间向职业倾斜。然而，女性一方面在时间与精力上被高度挤压，除了高度情感知识密集的母职付出外，女性还需要面对来自职场的角色，甚至可承担家庭一半的经济负担，经历“为他人而活”的事实，却在性别文化上难以获得外部的承认;另一方面，女性在“为自己而活”的强烈愿望下要求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职业和自己的个性追求，要求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分担育儿责任，并能维系夫妻亲密关系，形成情感支持与联系。本研究中大多数被访者的工资收入、父辈资助或其他收入能支付部分乃至大部分家庭开支，这既稀释了男性养家人角色的意义，又消解了男性“以事业为重”观念的正当性，因此，女性对男性在育儿和家庭中的情感和行动付出就有了平等的诉求。面对男性“个体化”的倾向，女性的态度也模棱两可，他们一边期望男性克服以事业为重的性别期望，承担育儿责任和关系营造，带来更好的育儿质量和情感体验，同时又希望男性在事业上获得较大发展，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女性也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矛盾中，常常与男性发生争执、冲突，继而又陷入自责、焦虑和自我怀疑，体现了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两性在性别角色和传统观念方面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共生的特点[58]。2.不生的加剧:冲突妥协伴随个体日益从整合性的社会因素中“脱嵌”，个体化意味着自由和解放，也意味着独自面对风险。风险意味着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这是一种个人直接面对世界的个体化，国家、地域、法律、组织的屏障和保护作用弱化或者消失”[59]，对个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由于缺乏共享的规则，日常生活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各种细节都需要协商，稳定和谐的关系需要花费大量的努力去建立和维护。怎样协商、怎样做决定，却缺乏一个可参照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和标准，只能自行规划和创造，寻求自己的形式[60]。解决方案也由此变得个体化，经常需要一事一议，成功的经验也很难被其他家庭照搬。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力市场对教育、流动和竞争性的标准越来越高，个人必须以持久挺立的姿态，全力以赴地谋划其职业生涯。在这种情境下，不是家庭为个人提供“定向语境”，相反，是个人要在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下，更加灵活地调用和重新组织家庭资源，尝试或创造各种适合自己的家庭生活形态，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挑战。母亲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身份，这份风险又会通过降低女性在两性和职场中的竞争力而被放大。如果生育一个孩子是义务，生育两个孩子就会使得风险大大增加，更无须提生三个孩子。女性需要在家庭互动中通过协商、争吵、妥协等方式冲破传统限制，形成从女性多元角色出发，有限度的、具灵活性的个体化生育模式，使得生育及相关责任在家庭成员中分配，家庭成为“成全自我”的场域。这种变化一方面因为城市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女性的工作及其他收入能支持家庭经济，这是个体化责任分担模式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女性“为自己而活”的强烈愿望和男性减少育儿责任、以事业为重的话语相冲突，这一冲突要求男性必须做出反应，从传统“养家人”的角色中走出，承担起“照顾者”的角色。只不过双方分别承担多少责任、责任承担的先后等都成了需要协商、争吵乃至爆发冲突的焦点。尽管个体化要求“为自己而活”，但意愿的强弱、能力的大小会因个体年龄、阅历或教育背景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正因为本文访谈对象夫妻都有较强的协商资本，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生育意味着更多的协商、沟通、争论和妥协。在这一过程中，受制于传统身份和社会习俗，女性并非强者。因此，为了避免更多的家庭责任及纠纷产生，女性选择不生育，是更多地强调个体利益并缩小家庭责任范围的现象，可被视为是个体化的必然结果，而个人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追求个体娱乐上，则可视其为个体化更激进的后果。3.不生的消解:亲密重建个体化文化虽然会导致个体意识的增长，却并非制造自私、不负责任的个体，“同样也发展出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贝克称其为“合作个体主义”或“利他个体主义”，因为“生活在高度个体化的文化中......要懂得与他人相处，懂得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安排和维持好自己的日常生活”[61]，形成与他人共存的生活共同体。故此，个体对其他个体承担责任成为避免生活共同体破裂的基础，也是自己的利益得到其他个体承认的保证。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化文化中的责任分担模式不再像传统性别分工那样要求男性和女性按照既定性别角色承担性质单一的、无限的责任，而是相互要求的、有限的责任。女性要求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需要承担孩子生育的责任，从备孕开始，到产检、生产和抚育，责任均摊。然而，均摊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无限膨胀，而是一种有限度的、为他人着想的做法，恰恰代表了女性并非不愿意生育，相反存在二孩的生育意愿，女性愿意为育儿、职业发展和婚姻关系做出妥协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利他个体主义”逻辑。但是孩子并不是个人的事情，当个体不再对传统家庭利益有强烈的意义感，笼统的家庭利益难以成为个体承担责任的动机，一方面，家中的老人、配偶都有义务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因为生育是家庭的共同决策。另一方面，女性的生育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为自己考虑的程度，即女性希望家庭的其他成员(主要是配偶)主动承担责任，最好是呈现出强烈的承担意愿，以及在自己的育儿劳动被承认和认可的基础上，才会呈现出愿意生育的状态。很多女性依靠的是个体间的亲密情感，包括夫妻间的关爱、祖父辈间的关怀、第一个孩子对父亲的依赖以及父亲对孩子的喜爱等主观感受来决定是否生育，作为强调情感性和独立性的现代家庭[62]，夫妻亲密关系的质量也成为决定女性生育二孩与否的核心关键要素。这种亲密来自个人或者年轻夫妻之间的相互满足感，其主要特征在于两性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情感依赖，注重自我表达、相互依存和感情上的温暖[63]。女性在夫妻日常互动、沟通和陪伴中确证了自己在配偶心中的价值，可以说女性从配偶那里感受到的亲密度越高，婚姻满意度越高，就越有可能生孩子。但是，个体间的亲密感难以由义务性的亲属关系保证，具有不稳定性，意味着一旦亲密关系出现危机，可能导致个体责任的松懈甚至合作关系的破裂。女性期待夫妻双方将育儿作为共同的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双方的责任感和身份意识，并促使夫妻之间感情连接更为紧密。然而在访谈的家庭中，这种状况并没有出现，育儿往往成为妻子独自的生活实践，尤其来自丈夫对孩子的间歇性关注与对配偶和婚姻理所当然的“不在意”也就使得女性心不甘、情不愿再生一个孩子。可以说，配偶的沟通协商意愿与行为对女性来说比结果更为重要。在双方平等协商、充分沟通、情感支持的基础上，女性获得了男女平等中的主体感。我可以生育，前提是我愿意生育，我高兴生育，是我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也意味着女性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男性在整个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情感参与成为女性决策的关键，“身在心不在”的参与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沟通与合作的，在家庭成员提出协商的诉求后，男性的主动与担当为女性的生育决策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进而能促成生育行为的发生。六、结论从传统母职过渡到现代母职，女性需要重构家庭关系、重塑生活秩序，形成自我身份认同。“该生”妈妈在孩子抚育、职业身份、亲密关系、个体生活四方面都抱有较高的期待，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在这四种力量之间摇摆、挣扎，并从自我出发，做出生或不生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没有亲密情感滋养的环境中，即使抚育力量构建完备，经济资源充足，女性仍感无助、失望与孤独，在外部多重压力下，不生是他们权衡再三，并能兼顾养育质量、个体发展、夫妻关系和个体生活而做出的选择，符合女性面对结构性压力，通过主体性表达来建构生活秩序的自主性逻辑。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今天，女性在生育中面对的困境与压力才可能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需加以引导和重塑。也正因如此，国家迫切需要满足的是人口发展的总体需求而非女性的个体需要，这也是造成“该生”却不生女性内在诉求未能被表达的宏观因素之一。女性作为主体可以主动选择生育二孩，但是因为没有温暖的感情将这一切有机地凝聚起来，她们心中孤独、郁闷和压抑，生育之路如同一条废弃的街道那么凄凉。因而，看到个体选择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用温情、同感、真诚的主流话语和制度构建去协同女性内在的柔软度，创造一个有益于关系发展、亲密构建的微观与宏观环境，才是解决这些妈妈该生却不生的关键，毕竟外在的支持很难让这些“该生”妈妈生孩子。[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生育价值观的变迁及政策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8CSH030)的阶段性成果]陈纬：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罗敏敏：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讲师参考文献:[1]风笑天.三孩生育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摘要:作为一种非主流、边缘性的青年亚文化，“内卷与躺平”对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形成了冲击。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引领中国青年“永久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召唤中国青年“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责任要求中国青年“接续奋斗”，三者共同构筑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理论基础。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实践特征，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身。因此，以基层党组织为载体树立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典型示范，以共青团为纽带培养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奋斗观，以“学校-单位-社区”为渠道回应中国青年奋斗者的现实利益诉求，以网络主阵地为媒介弘扬积极向上的中国青年奋斗正能量，成为培育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有效路径。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熔铸，不仅有助于回应“内卷与躺平”，同时也能增强青年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关键词: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精神一、“内卷与躺平”对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2]。2020年，一个本属于学术研究范畴的“内卷”概念，却意外走红网络，成为时下中国青年争相追捧的社交话语。“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首创，用以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象的理论术语，后经华人社会学家黄宗智的阐释运用，成为解释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有增长、无发展”的一种共识。其后，由于超强的解释力，“内卷化”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成为被“基层政权、经济发展、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领域所普遍接纳的学术概念。据考察，最早引起青年关注的，是几张名校学霸的内卷照片:骑着自行车看书，骑着自行车写论文，床铺上堆满书籍，等等。经过网络社交媒体的发酵，伴随几张照片的“内卷”评价纷至沓来。“清华卷王、好卷、太卷、卷死了”等诸如此类的网络评价，成为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用语。2020年12月4日，“内卷”更是入选了《咬文嚼字》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3]。2021年，青年群体的“内卷”评价尚未停息，一波“躺平”风潮又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支持者认为“躺平即正义”，在内卷化时代，年轻人“躺平”有着充分合理的理由，“躺平”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年轻人应对“内卷化”状态的自我选择，有助于年轻人缓解现实压力，维持年轻人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和谐;反对者认为“躺平即有罪”，年轻人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躺平”不仅无助于现实压力的缓解，反而会助长不思进取和好逸恶劳的工作学习状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年轻人应当保持奋斗的人生底色。有学者还区分了“无奈式躺平”与“回归式躺平”两种类型，并且深入考察了“躺平”的形成机制，认定其双面性社会后果，因而无须对其负面效应夸大其词[4]。但是，当前的社会舆论对“躺平哲学”予以严厉深刻的批判，而且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青年以“躺平”“躺平一族”自居，呈现出“工作的糊口意义、需求最低化、迷茫与颓废、回到老家”的行为选择特征[5]。换言之，“内卷与躺平”越来越显著的成为部分青年的社交话语与生存哲学，一定程度消解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如果说“内卷”是青年对其所身处工作学习生活状态的一种主观判断，那么“躺平”则是基于“内卷”这一主观判断后的一种主观行为选择。“内卷与躺平”表面上看是一种无欲无求的“佛系文化”，其实质却是年轻人在“教育、住房、医疗、就业、婚姻”等现实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与被动回应，由此而衍生出的“遁世心态、悲观主义、不婚主义、不育主义”等消极社会文化现象。于个体而言，可能仅仅是人生发展的消沉与萎靡。于国家和社会而言，这一思潮一旦在青年群体中蔓延开来，则可能造成国家与社会发展层面的停滞与萎缩，由此引发“青年危机、人口危机、生育危机”等诸多社会问题。以“内卷与躺平”为特征的中国青年精神状态，不仅阻碍了当事青年群体的人生发展，而且更加阻碍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熔铸。中国青年不仅要自觉抵制“内卷与躺平”的人生哲学，同时更要自信树立起中国青年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成才及其人生发展，在多个场合多次论述中国青年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6]“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7]。“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青年发展的相关论述，既为回击“内卷与躺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为中国青年人生奋斗提供了人生指南，同时更加丰富发展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理论内涵。二、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青年发展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应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谁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命题，同时也总结概括了在世界局势风云突变和国内发展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中国青年的历史发展、现实定位、时代责任、发展前途等方面的理论命题，进而明确指出了中国青年“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奋斗、怎样奋斗”等一系列具体的人生命题。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引领中国青年“永久奋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逐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所接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中国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引领，直接表现为领导中国青年展开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使中国青年自觉自信地学习、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永久奋斗”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才能从西欧经过苏联传入中国，在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奋斗者的努力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中国青年的政治奋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中国青年的学术奋斗，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的推进更加需要亿万中国青年的人生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永久奋斗”要“增强学习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9]。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社会实践”及其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诉求[10]，迫切要求中国青年奋斗精神，而中国青年则是“马克思主义最热情的接受者、最积极的宣传者和最坚定的实践者”[11]。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12]。“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13]。“永久奋斗”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特征，更是早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特质。马克思本人终其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艰难困苦、颠沛流离、饱受病痛折磨的环境中，他本人正是依靠不屈不挠的永久奋斗精神，才能完成洋洋洒洒数以千万字的理论著作，构建了气势恢宏且大气磅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者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革命奋斗精神，同时更加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学术奋斗精神，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换言之，马克思本人的永久奋斗精神直接投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成为鼓舞激励马克思主义者永久奋斗的精神动力。随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国早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凭借永久奋斗精神，吸收、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奋斗精神，同时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引领下为中国革命而永久奋斗。2.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召唤中国青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鼓励中国青年“不懈奋斗”。当时的50多位青年知识分子在奋斗精神的引领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孕育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尔后，奋斗精神引领下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成为中国青年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召唤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为之而奋斗，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青年奋斗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近代中国一百多个政党中脱颖而出，凭借的就是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及其对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现实引领。历史不容许中国共产党放弃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更是召唤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投身于“不懈奋斗”的伟大事业。从最初50多位青年知识分子组建的党，到现如今9500多万党员的全球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不懈奋斗史，“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14]。为革命而奋斗、为建设而奋斗、为改革而奋斗，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也由此成为其召唤中国青年“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历史证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满怀信仰和豪情加入了党组织，并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15]。“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一个“谋”字，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艰难困苦及其不懈奋斗的精神品格。具体而言，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历史任务、历史使命，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永葆不懈奋斗的精神品格。面对四分五裂的历史环境，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承担着带领中国青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担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不论是近代的历史环境，还是当时的历史任务，抑或最高的历史使命，均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将召唤中国青年“不懈奋斗”。其间，不论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中国青年以“不懈奋斗”的精神品格为之努力。新时代中国青年更是响应“不懈奋斗”的精神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责任要求中国青年“接续奋斗”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以其74岁的高龄振臂一呼，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此后，不论是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南方谈话，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驾护航之作。邓小平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中国青年树立了“接续奋斗”的光辉典范。尽管邓小平在74岁的高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但是他本人却极力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要求做好各项青年工作。换言之，青年工作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题中之义，而鼓励号召中国青年为之“接续奋斗”，更是推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责任要求中国青年为之“接续奋斗”，而中国青年“接续奋斗”的宝贵精神品格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中国青年提出更高要求和更高期待，同时也更为迫切地呼唤中国青年为之“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给在校学生、部队官兵、青年志愿服务团队、行业青年群体及青年活动、留学生与国外青年的35封回信中，有10封信讲到了奋斗，而“奋斗”一词更是出现了30次[17]。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青年朋友回信时，总是鼓励他们书写奋斗的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要求中国青年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将之视为人生发展的第一位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外出调研时，总是不忘与青年朋友座谈，充分肯定当代中国青年在疫情防控、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成绩，认为他们“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赞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三、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实践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聚焦“奋斗”这一青年主题，号召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永久奋斗、不懈奋斗、接续奋斗，孕育形成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受孕于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实践，是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使命与现实任务的理论总结与精神升华，是五四运动以来100多年中国青年运动的总体特征，更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现实形态，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1.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一代又一代青年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抛家舍业、奔走呼号。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率先树起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旗，将个人命运前途与民族复兴大业相结合，展开民族救亡运动。随后，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扛起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业。此后，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投身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复兴大业，有的国内革命，有的海外求学，有的思想启蒙，有的实业救国。但不论是哪个行业、哪个领域，近代以来的中国青年始终秉承救亡图存的民族宏愿，积极奔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青年新的人生追求。在此感召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18]，“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19]，“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20]。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代代中国青年矢志不渝地坚守初心与使命，给中华民族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了中国青年奋斗的榜样与标杆。2.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21]。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青年工作，始终强调关心青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团结青年，将青年工作视为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22]。革命战争年代，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相当一批青年在不具备入党的条件下依然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青年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步成就;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青年推动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项成就;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国青年奋战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的第一线，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正是由于中国青年的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青年才能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第一线。3.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身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先后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试图挽救沉沦的旧中国。然而，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以及历史局限，这些运动先后都以失败而告终。1915年陈独秀在北京创办革命杂志《新青年》，发表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文章，吸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先进青年的关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展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艰难万险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理想信念的制高点上引领青年”[23]，鼓励中国青年将个人的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自觉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身。因此，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感召下，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得以超越时代局限而理论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24]。由此，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实践特征可以表述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身。这一实践特征蕴含着三对关系，即青年与国家、青年与政党、青年与社会。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坚持青年与国家的统一性，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将青年奋斗与民族复兴相结合，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彰显中国青年奋斗精神;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坚持青年与政党的一致性，即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青年奋斗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现中国青年奋斗精神;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坚持青年与社会的有机性，即以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依托，将青年奋斗与社会理想相结合，在追寻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中升华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可以说，中国青年奋斗精神不是中国青年个体奋斗精神的简单结合与拼凑，而是基于“青年-国家-政党-社会”四者结构关系的有机锤炼，是100多年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内嵌于中国青年的灵魂深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佛系”“丧”的青年亚文化，还是“内卷与躺平”的非主流思潮，其核心要义均与新时代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相违背，均不符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身”为实践特征的中国青年奋斗精神。新时代中国青年不仅要对“内卷与躺平”予以回应，而且更要以此为契机自觉树立起中国青年奋斗精神，以新时代中国青年奋斗者的姿态自信回击“内卷与躺平”。“内卷与躺平”不仅削弱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实践层面更应当成为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批判对象。本质上看，“内卷与躺平”不是“不奋斗、少奋斗”，而是“个人奋斗”之后“求而不得”的现实感叹与无奈，指向的是个体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中国青年的腐蚀，以及其对中国青年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价值精神的消解。新时代中国青年应当重塑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价值观，将青春奋斗融入民族复兴、党的领导、社会发展的实践层面，培育积极向上的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四、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路径培育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理应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的时代主旋律。然而在“内卷与躺平”的冲击下，少数青年不仅无法树立起新时代青年奋斗者的角色姿态，反而还为“内卷与躺平”所蛊惑，成为“内卷与躺平”的推崇者、鼓吹者、践行者。究其根本，既有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根源，也有现实发展中青年群体主观内在的文化心理原因，更与当前青年工作实际状况存在一定关联。本文以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路径培育为着力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以基层党组织为载体树立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典型示范基层党组织是党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青年工作与青年政策的决策者、贯彻者、实施者。其一，组织青年党员学习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典型示范。通过学习中国青年奋斗者的初心使命、成长历程、主要事迹、人生信条，弘扬中国青年奋斗者的光辉精神，使广大青年党员认识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奋斗使命及其时代价值。其二，构建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人物谱系。系统梳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历史传统，以“中国青年”为主题建构“青年奋斗者”的人物谱系，丰富发展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理论内涵，使广大青年党员认识到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历史渊源，进而在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人物谱系中传递时代接力棒。其三，发挥青年党员奋斗精神的先锋模范作用。将青年党员的奋斗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将实际工作作为衡量青年党员是否具有奋斗精神的重要标准。因此，选取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典型示范，构建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人物谱系，发挥青年党员奋斗精神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培育的首要途径。2.以共青团为纽带培养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奋斗观共青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团组织，担负着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重要职责功能。其一，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奋斗精神。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伟人在青年时代的奋斗事迹，以早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形象教育引领新时代中国青年。其二，总结提炼马克思主义奋斗观。在早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奋斗事迹基础之上，结合新时代中国青年奋斗实际，总结概括提炼马克思主义奋斗观，为中国青年奋斗精神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其三，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融入“青马工程”。将马克思主义奋斗观融入“青马工程”，在理论学习、社会实践、教育培训的各个环节中凸显马克思主义奋斗观，进而孕育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因此，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奋斗精神，总结概括提炼马克思主义奋斗观，将其融入共青团的“青马工程”，成为培育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重要途径。3.以“学校-单位-社区”为渠道回应中国青年奋斗者的现实利益诉求当代中国青年是一个涵盖面极其广泛的群体，既有青年大学生，也有青年农民工，更有青年公务员、青年工人、青年教师等多样化群体。其一，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融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以生动的案例和深厚的理论，回应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克服“内卷与躺平”的心态、认知、角色，彰显当代中国青年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其二，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注入机关、事业、企业的单位党建工作。在机关、事业、企业等单位党建工作中，突出“青年工作”，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融入党建工作中去，培育积极向上的青年奋斗文化。其三，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应调动青年力量，使他们参与到社区治理全过程，积极回应社区治理的青年诉求，在社区治理中孕育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弘扬积极向上的青年奋斗文化。因此，基于“学校-单位-社区”的路径培育，不仅有助于学校教育、单位发展、社区治理，同时也有助于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培育。4.以网络主阵地为媒介弘扬积极向上的中国青年奋斗正能量当今世界是一个网络世界，当今青年也是网络青年。生活在网络虚拟世界中，青年接收的信息极其庞杂多元。其一，打造网络世界中的青年奋斗者形象。当今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以网络为业、以网络为生的互联网青年，其中相当一批是依靠个人能力与技术实现人生奋斗目标的有志青年。与其将网络视为洪水猛兽，不如以网络为支点，深入挖掘网络青年的奋斗故事，打造网络世界中的奋斗者形象。其二，青年奋斗者的线上化嫁接。将现实生活中的青年奋斗者进行线上化嫁接，运用数字化、信息化、动漫化的技术手段，将其转移到线上网络，进而抵消网络世界中的“内卷与躺平”思潮，培育中国青年奋斗精神，最大化发挥网络的技术功能与手段。其三，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积极构建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机制，做实线下中国青年奋斗者的宣讲教育，做好线上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宣传推广，通过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管齐下，共同培育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因此，打造网络世界中的青年奋斗者形象，将青年奋斗者进行线上化嫁接，实现线上线下的同频共振，是培育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途径之一。当代中国青年分布在各行各业。他们之中，有些身处知识学习的校园环境，有些已经成为行业的中坚骨干，还有些因为各种原因尚处于人生的迷茫困顿之中，时不时发出“内卷与躺平”的呐喊。但是，不论身处何种行业何种领域，以“奋斗”为底色的青春都应当成为中国青年的人生发展追求。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紧要的历史关头，中国青年理应在这一历史时刻激流勇进，将人生奋斗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彰显中国青年奋斗精神。所谓的“内卷与躺平”，仅仅是一种非主流、边缘性的青年亚文化，替代威胁不了占据主流核心位置的中国青年奋斗精神。“内卷与躺平”冲击下的中国青年奋斗精神不仅不会有丝毫的萎靡与退缩，反而会在中国青年的奋斗实践中得到新的理论升华，并以“青年奋斗者”的角色与姿态傲立于世人面前，增强了青年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五、结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25]第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是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志气。中国青年奋斗者将个人奋斗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将民族复兴大业视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展现了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志气。第二，“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青年奋斗者的骨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自创立以来就一直担负着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使命，而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一以贯之的实践特征，更是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骨气所在。第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中国青年奋斗者的底气。中国青年奋斗者不徇私利，始终牢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历史使命，将个人的青春奋斗融入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在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人生奋斗中彰显了中国青年最为雄厚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26]。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青年奋斗精神的熔铸，不仅增强了青年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而且还进一步培育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使之与“中国人”这一特定身份认同相契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展现中国青年的时代风貌。中国青年奋斗精神不仅是百年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实践淬炼，同时也是当代中国青年发展的时代召唤，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文化投射与集中体现。当代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当代中国人也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当代中国青年更是前所未有地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因此，中国青年奋斗精神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青年发展的最大价值共识和最高精神目标![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镇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阐释研究”(项目编号:20CSH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沈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参考文献:[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3][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3.[4]陈友华，曹云鹤.“躺平”:兴起、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9):181-192.[5]林龙飞，高延雷.“躺平青年”:一个结构性困境的解释[J].中国青年研究，2021(10):78-84.[7][9][15][20][21][24]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2).[8][2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10]沈东，刘一平.基于生命历程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路径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0(9):18-24.[11]刘俊彦，叶子鹏.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20(8):7-12.[12][1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0，191.[1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5.[17]艾楚君，焦浩源，易锦.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基本遵循和道路选择—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群体35封书信的文本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4):44-51.[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53.

摘要:本文根据外部社会竞争性的强弱与个体内部幸福感的差异，将青年的“内卷”“佛系”“躺平”划分出不同的类型。立足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将“内卷”“佛系”与“躺平”置于社会运行的大环境中进行串联性思考，发现三者的转化不是单维度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多维度变迁，折射出社会转型期青年群体的复杂心态，展现了青年奋斗观的时代特征。为此，建议理性看待青年心态的变迁机理，国家、社会、高校、家庭和青年共同努力，助力青年养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涵养源源不断的奋斗精神。关键词:“内卷”;“佛系”;“躺平”;青年;社会心态;奋斗精神近段时间以来，“内卷”“佛系”“躺平”等新兴表达在青年群体中不断涌现，成为社会中的流行热点。“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1]。青年群体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卷”“佛系”“躺平”等“热”词的出现不仅反映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也折射出中国社会整体心态的演变。当下学界对这三类现象的研究，具体来看:一是对“内卷”的研究。田牧野认为，当前社会“内卷”现象突出的原因在于“高信息流社会”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既有社会容量下社会密度不断增大，导致个体间职业竞争的“白热化”[2];王俊秀认为，“内卷”之所以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中流传，是因为群体共同的“被内卷”感受形成一种社会气氛，人们共同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并选择同样“内卷”的生活方式[3]。二是对“佛系”的研究。宋德孝认为，“佛系”本质是一种消极的遁世主义和悲观主义生存论调[4];邹诗鹏认为，“佛系”主张的是两可状态，强调“不走心”，颇显存在感[5];左路平等人认为，“佛系”是现代犬儒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和新样态，凸显了“不反抗地愤世”的犬儒主义特质[6];汪行福则提出，佛系非犬儒，它是一种消极的、有限意义上的善[7]。三是对“躺平”的研究。李锋亮认为，现在人们纷纷谈“内卷”，正说明社会是可以通过竞争获得上升机会的，“内卷”是教育的筛选功能，不能因为不喜欢“内卷”就“躺平”，“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8];张颐武指出，在一个必然会有相当多竞争的社会里，“躺平”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这样的人生态度毕竟比较消极，社会应提供更多的渠道和路径促进年轻人超越“躺平”[9]。总的来看，目前关于“内卷”“佛系”“躺平”的研究，大部分仅局限于某一个文化现象，研究呈点状分布，对“内卷”“佛系”“躺平”的贯通性研究相对较少，与他国文化的比鉴也相对不足。在具体研究中，对热点现象的内在机理分析尚不清晰，还处于媒体报道居多、学理研究相对滞后的阶段。“内卷”“佛系”与“躺平”，直观反映了青年的奋斗动力存在过度或不足的现象，影响青年理性奋斗精神的养成。因此，本文拟将“内卷”“佛系”与“躺平”置于社会运行的大环境中进行串联性思考，从三者的转换中探寻社会转型期青年群体的心态变迁以及背后折射的精神动力发展，助力青年培育健康心态、涵养奋斗精神。一、“内卷”“佛系”“躺平”的现实画像深入系统认识“内卷”“佛系”“躺平”，需要对这三类现象进行具体分类。根据外部社会竞争性的强弱与个体内部幸福感的差异，“内卷”“佛系”“躺平”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分，生发演变出不同类别的“内卷”“佛系”“躺平”。1.内卷“内卷”本是一个学术名词，常用作“内卷化”，最初用于描述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描述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种植的劳动投入，却因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后经由杜赞奇、黄宗智等人的运用，“内卷化”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20年，这一名词因某知名高校一学生边骑车边用电脑的图片而意外走红网络，该学生被戏称为“卷王”，有关“内卷”的讨论风靡一时。与学术概念不同，日常语境中的“内卷”主要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中展开，经过社会舆论的发酵，各行各业都认为存在“内卷”现象，如职场内卷、养娃内卷等，“内卷”泛化现象严重。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分类，廓清其本质属性。一是“享受型内卷”，是指群体自觉、积极、主动地参与竞争并乐在其中，这类群体往往能够较好地适应规则，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内卷”，可以保持理想状态下的动态平衡。“斜杠青年”是这类群体的代表性成员，他们掌握多元技能，拥有多重职业身份，敢于探索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可以游刃有余地兼顾好兴趣和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多重价值。二是“功利型内卷”，也是指群体自觉、主动地参与竞争，但不同于“享受型内卷”的是，他们更多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有明确的目的导向，这类群体渴望通过竞争实现利益最大化。“现在大学生内卷太严重了，明明老师规定作业只要写2000字即可，但收上来的作业普遍都在5000字左右”(受访者1，高校助教)。更有甚者，某高校一班长为保研而篡改班级同学作业[10]，出现利益驱动下的不道德竞争。三是“裹挟型内卷”，是指介于上面二者之间的自发、相对被动地盲从跟风，这类群体迫于生活、学习或工作等方面的压力，明知收效甚微却又无可奈何，付出额外的成本却获得更差的体验。“大家都在卷啊，如果不想失去竞争优势的话，我也只能跟他们一样了，虽然我内心并不认可”(受访者2，在校大学生)。2.佛系“佛系”一词在2017年末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并借助自媒体平台迅速传播和发酵。这一概念最初源于日本的“佛系男子”，后经由微信推文《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席卷网络，获得部分青年的心理认同，最具代表性的“手捧莲花”表情包也随之受到青年人的青睐。青年群体以“佛系青年”自居，表达一种“都行，可以，无所谓”的人生态度，并由此衍生出“佛系追星”“佛系购物”“佛系恋爱”等一系列新的话语表达。所谓“佛系”，指的是一种不争不抢、不喜不悲、甘于现状的处世方式，隐含着“怎么都行，看淡一切”的生活态度，传达出“一切都可”的随性心态。“每天一睁眼就要考虑工作、房租、相亲和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太累了，不如佛一点，轻松地活着”(受访者3，“90后”自由职业者)。相较于“内卷”和“躺平”而言，自称“佛系”的群体更多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状态，他们或是经过“内卷”的打击而深受挫败，选择接纳自己的平凡;或是感受到“内卷”带来的压力，试图以“佛系”的自嘲来舒缓焦虑、表达无奈。相较于“打鸡血”式的奋斗，“佛系青年”更愿意安于现状，维持现世安稳。这样看来，“佛系”已经初步具备了“躺平”的底色。3.躺平2021年上半年，一篇《躺平即是正义》的文章意外走红网络，作者描述了自己在两年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很低的消费来维持生活，提出“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等观点，被网友称为“躺平学大师”，并受到不少青年的追捧。“躺平”这一网络流行语意指放弃拼命工作，退出各类竞争，主动降低生活欲望。作为青年文化中新的话语表达，“躺平学”一经出现，便在各大网络平台引发热烈讨论，“躺平就是放弃吗?”“年轻人是否应该躺平?”等问题层出不穷。“躺平”看似表面妥协，实则隐含着复杂的内在情绪，对这一现象应该进行分类解读。一是“逃避式躺平”，是为了避世的主动躺平。这类群体降低自己的生活欲望，也不参与社会分工，以“出世”的姿态远离社会的压力和竞争。天涯论坛一位网友发帖表示，“一线城市(上海)夫妻2人，2014年全年只花2万元，我们做到了。本人家庭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自己的房，无贷无车，2个人一年2万，过得很幸福”[11]。二是“无奈式躺平”，是努力无望后的被动躺平。这类群体也曾努力拼搏，却发现无论多么努力都没办法改变现存境遇，不得已只能降低预期，给自己留下喘息的空间。“我也不想躺啊，每次努力想站起来，但是一爬起来就被踹倒，还一次比一次狠”(受访者4，在校大学生)。三是“自嘲式躺平”，是介于上面二者之间的一类群体。这类群体虽然嘴上高喊要“躺平”，实际上却没有放弃奋斗，更多是表达对无意义“内卷”的不满和反叛，以此来舒缓压力，调整心态。“不过也就只能在网上喊喊了，谁敢真的不努力，不努力怎么还房贷、怎么养娃、怎么养老，这都是现实啊”(受访者5，外卖小哥)。简言之，无论是“内卷”“佛系”或“躺平”，都不是一种原子化的个别现象，它们不仅内部存在着多种样态，相互之间也彼此交织，反映出转型时期青年复杂多变的心态。因此，需要对“内卷”“佛系”和“躺平”进行分类理解(如图1所示)，为后文更好地分析其变迁逻辑奠定基础。二、历史与现实:“内卷”“佛系”到“躺平”的变迁逻辑“内卷”“佛系”“躺平”等各类新兴文化现象的出现，不免让人眼花缭乱，社会大众对这几类现象评价各异，有人乐观也有人唱衰。需要立足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两重维度，从整体上描摹青年心态的变化，把握青年奋斗动力的现状。1.历史逻辑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青年群体思维活跃、情绪多变，其社会心态在不同阶段呈现差异化特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变，青年率先感受到这些变化，其心理状态也在变化中得以塑造。(1)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反思与觉醒兼具。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由包产到户引发的“姓资姓社”争论，多种声音交织，青年的思想和心态深受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青年的思想得以极大解放，率先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潘晓来信”就是当时青年思想解放的典型代表。这一来信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唤醒了青年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2)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矛盾与徘徊共生。在改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相当多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萌生了富有现代气息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开始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青年对国家的发展充满期待，热情高涨地参与经济建设，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也使很多人的心态变得浮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趁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试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恰逢此时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面对这一环境变动，青年激进、浮躁的情绪逐渐平息，转向矛盾与徘徊。(3)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务实与功利并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建立，加之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一系列变化使得青年的思想观念具备新的特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心态开始萌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使得人人可以参与其中追逐利益。这一时期青年的最大特点就是务实与功利并存，他们更多关注增加收入、升学就业等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4)21世纪初期至今:多元与包容交织。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多种观念在网络中碰撞交流，青年拥有更多与世界接触的机会，社会心态呈现多元化态势。他们以更加包容的视野去接受各类新生事物，也率先受到新兴思想文化的冲击。这一时期的青年面临着与父辈一代迥异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深层次转型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外部环境变动，都给青年的工作与生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心态波动，其中以“内卷”“佛系”和“躺平”为代表的社会心态泛滥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由“万物皆可卷”的“内卷”到“一切随缘”的“佛系青年”，再到“拒绝内卷”的“躺平主义”，青年的社会心态更为多元。总体来看，在不同历史阶段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始终呈现出矛盾交织的样态，在今天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历史变迁中，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青年心态的多样性与交织性。这也启示我们，对于当前青年群体中出现的“内卷”“佛系”“躺平”现象，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看到这些现象背后蕴含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青年奋斗观念。2.现实逻辑从现实发展来看，“内卷”“佛系”到“躺平”三种社会心态的变迁，折射出转型时期青年群体的心理症候，表现为青年奋斗精神的解构与重构，由表及里体现在两个方面:(1)外在解构:青年奋斗动力弱化的外显性变迁。直观来看，从“内卷”“佛系”到“躺平”最直接地体现出青年群体参与社会竞争的欲望逐步弱化，青年内在的奋斗动力日益消解。人类学家项飙认为，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空转，每天不断地自己动员自己。所以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非常耗能”[12]。项飙这里谈及的“内卷”更符合前文所提到的“裹挟型内卷”，这类群体属于被动参与“内卷”，最容易对不断的竞争感到厌烦，不再看重外部竞争，转而以声称“佛系”或自嘲“躺平”来调整状态，青年意志动力趋于消解。“小镇做题家”就是典型代表。这一群体首先表现为积极地参与“内卷”，通过自身努力考入重点高校，却发现“唯成绩”的“内卷”在多元评价体系的大学中不再适用，虽头顶“名校光环”但内心深受挫败，逐步转为“自嘲式躺平”。“自嘲式躺平”者可以是暂时性调整状态、重新上场，“之前加班加得太狠了，要间歇性地躺平一下”(受访者6，高校青年教师)，但他们也有可能被社会现实再度重创。“躺平”的青年中，有一部分是以“三和青年”为代表的底层青年。他们是在深圳龙华区游荡的“90后”“00后”农民工群体，秉承着“干一天玩三天”的理念，以打零工为生，薪水日结，欲望低下，仅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被戏称为“三和大神”，这类群体也是“躺平族”的典型代表。不可否认“三和青年”中有自甘堕落的人，但这个群体中更多的是怀揣梦想却被现实击碎，对现实生活无力与顺从的人。“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13]，因此，他们选择在大城市里“混吃等死”，不去思考自己的价值目标、未来的人生规划和价值追求，只是每天消磨时光，逃避现实，转向“无奈式躺平”。这一类别不同于“自嘲式躺平”之处在于，他们虽然也在奋斗，但内心已经开始接纳自己“躺平”的现实，认为这无可厚非。“扛不住了还不让人躺会儿吗?”(受访者7，互联网员工)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即将被消耗殆尽，若不及时引导，很有可能会演变为“逃避式躺平”，精神动力完全消解。国外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如“二战”后英国推行“福利制度”，许多年轻人因过分依赖这一制度而不愿工作，产生了懒散、懈怠的“英国病”;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垮掉的一代”，他们反对战争和压迫，不向所谓的权威屈服，倡导自由自在的生活理念，由此滋生了享乐主义和颓废心态;还有21世纪初韩国出现的“N抛世代”，指面对经济衰退、找不到稳定工作的现实情况，许多年轻人抛弃恋爱、结婚、生育、购房等，甚至连梦想与希望都舍弃，丧失激情。可以说，当国家处于转型阶段时，青年都曾面临与“佛系”“躺平”相似的发展动力不足的境遇。(2)内在重构:青年精神需求觉醒的内隐性变迁。深入来看，从“内卷”“佛系”到“躺平”的变迁，不仅是从“卷”到“佛”再到“躺”的单向度变化，而是多种社会心态动态调适的过程，也可能既“内卷”又“佛系”“躺平”(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应该是“佛系”“内卷”到“躺平”，但本文认为，其实社会中一直存在“内卷”现象，只是近些年在网络等媒介的放大作用下，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折射出转型时期青年群体的心理症候，呈现为青年精神性需求觉醒的内隐性变迁。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基本需要，也称匮乏性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和尊重需要，它属于低层次需要，由低到高逐渐发展。另一类是心理需要，又称发展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个体成长必需的发展性需要，属于高级需要，由内在动力所驱动。处于“内卷”阶段，大部分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获得相对安全的优势而努力拼搏。“虽然大家都‘卷’并不能使生活变得更好，但总有人在提前的‘卷’中受益，这就会激发更多人去‘卷’”(受访者8，在读博士生)。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提升，青年群体在满足物质利益的诉求方面较父辈一代更为容易，因此，他们对于以高强度的工作来追求表面的、量化的和暂时性事物的“内卷”产生怀疑。“我突然发现，做的一切都没什么意义，除了工资我一无所获”(受访者9，银行职员)。同时，青年开始重视发展性需要，如精神生活的丰盈、自由时间的掌握、多元人生的体验等，他们对于奋斗观有了新的定义。相较于盲目跟风、低效重复，青年更注重兴趣与效率的有机结合，认为一味“内卷”不如适时“躺平”，在减负的过程中解锁人生的更多可能。但客观来看，虽然诸如“码农”“青椒”“小镇做题家”等各个领域的青年都在高喊要“躺平”、不要“内卷”，但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很难摆脱社会中既定的衡量标准，出现嘴上说着要“佛系”或“躺平”，但仍然积极投入“内卷”大潮之中的矛盾心态，“裹挟型内卷”者和“自嘲式躺平”者就是典型代表。三、社会、文化与青年:“内卷”“佛系”到“躺平”的变迁机理无论是从“内卷”到“佛系”“躺平”，还是既“内卷”又“佛系”“躺平”，看似复杂的变迁过程实质上折射出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反映出青年的奋斗观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深入剖析影响青年社会心态变迁的机理，是培育青年健康社会心态、涵养青年奋斗精神的前提要义。1.社会因素(1)社会运行加速放大焦虑。现代社会是“加速社会”，人们的生活被技术按下了快进键，为了完成工作目标或达到绩点要求，每个人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人们已经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14]。社会的迭代加快，每个人都害怕被时代抛弃，纷纷被裹挟着向前“卷”，快递小哥、互联网青年工程师、高校青年教师，就是三种被时间“异化”的青年—被加速的人、被掏空的人、被丢弃的人。“这种异化‘被’包装成‘努力奋斗’或‘珍惜时间’的榜样，在这个社会大行其道，并引诱更多的青年加入‘竞速’的阵营中来”[15]。社会各类群体都被带入“内卷”浪潮，身为网络一代的青年表现尤为突出。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倒逼青年加速“内卷”，以便更快地达到既定目标。但同时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一旦目标未能实现，焦虑与不满随之增加。在工作与生活的多重压力下，青年的负面情绪不断积累，他们选择对以牺牲睡眠时间或身体健康为代价的“病态式”奋斗观进行解构，以批判“内卷”、自嘲“佛系”和高呼“躺平”的方式宣泄心中的压力，也就出现青年群体一边“内卷”、一边“佛系”“躺平”的矛盾现象。(2)贫富分化加剧心理失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很多来自普通家庭的青年自以为能依靠读书改变命运，但是在大学扩招、学历贬值加剧、人才市场更加务实的情况下，大部分毕业生的未来发展难以达到理想中的乐观状态，尤其在与一些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先赋性资本较为优越的同龄人相比之下，以及“某明星一天工资上百万”的新闻冲击下，对社会的分配公平持质疑态度，产生相对剥夺感。此外，一部分青年群体的家庭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阶层，当其对个体教育的投入给予极大希望，而教育的实际回报又不尽如人意时，现实落差会让青年产生“读书无用”“努力无望”的念头，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青年发展的内在动力。(3)消费主义曲解价值信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社会悄然到来，“鼓吹以无节制的、超前的消费为追求，以满足无止境的物欲和享受心态为目的，将人生的价值映射到对商品的拥有之上”[16]的消费主义思潮愈发涌现。这类价值观强调金钱和物质崇拜，突出享乐主义和物质欲望，并以此作为“成功学”的标准。“占有财富、消费商品、显示身份成为人生唯一的价值追求”[17]，信仰、道德等精神形态在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中被一定程度地功利化。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年往往易受此驱动，在盲目跟风与相互攀比中陷入消费主义思潮的陷阱，对奋斗的意义产生怀疑，萌生退出竞争、及时享乐的想法。2.文化环境(1)教育机制的导向偏差。从“内卷”“佛系”到“躺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校中，现行的评价体系太过“高度一体化”，即“目标上的高度单一，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竞争方式的高度单一”[18]，青年身处的微观环境评价规则存在问题。尤其表现在评价机制重量化考核和当下效应，以高校学生评优评奖为例，虽然也需要考核政治标准，但要求偏“虚”，而发表论文、学业成绩、学生干部加分、社会实践加分等具体的加分项却很“实”，如此一来，就会激发青年自觉地对标管理，导致“内卷”不堪，“卷”不过就选择“佛系”或“躺平”。“在疯狂地追逐中，没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败，现实强化的高校分层，学生也不容许自己失败。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构件”[19]。现有的教育机制若还是一味鼓吹精英主义，试图塑造完美学生，只会导致学生中出现两类极端群体，一类跟随这种趋势发展，另一类则选择彻底“躺平”。(2)资本逻辑的功利裹挟。近年来，市场和资本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社会各个场域都有所体现。比如，大量商业资本涌入教育培训行业，违背教育的公益属性，它们通过“烧钱”大战、贩卖焦虑等手段使父母充满不安，迫使其给孩子报名各类培训班，教育培训被过度资本化的现象不断加剧。再比如，不少互联网公司提出“996”的口号，即工作时间从早9点到晚9点，一周上班6天，不允许请假，并美其名曰“996是福报”，为不合理的工作制度披上合理的外衣。还有，在资本的驱动下，“粉丝经济”“饭圈文化”等泛娱乐化现象兴起，造成饭圈乱象。“资本在当下中国饭圈串起了‘偶像-粉丝-商业平台-娱乐经纪-营销机构-广告商-厂家’各个利益集团，其背后是一条围绕数据流量的产业链”[20]。这些都是资本逻辑下催生的功利主义倾向。同时，资本借助网络化舆论的助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急功近利的倾向，导致整个社会受“内卷”驱动而焦虑泛滥。青年身为网络一代，热衷于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念，“内卷”和由此带来的焦虑不安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3)网络媒体的功能错位。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媒体发挥的建构功能愈发明显，尤其在网络平台，一大批自媒体崛起，对网络舆论生态造成较大影响。但是，由于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和受到商业逻辑的制约，一些媒体为了吸引流量，博取关注度，传播媚俗化、娱乐化的内容，污染网络空间的生态，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念。还有一些媒体青睐于炒作成功学，以“精英思维”塑造一大批千篇一律的完美典型，在宣传报道的过程中强调同质化的成功结果，相对忽视对于怎样获得成功的过程讲述，“以‘网红思维’制造一大批‘千篇一律’式的榜样形象”[21]，甚至“制造”出一些虚假的、经不起推敲的“典型”。这种建构模式在无形中加剧了结果导向，渲染了过度竞争，不仅无益于榜样教育作用的发挥，反而给青年徒增焦虑，造成青年心态的无序波动。3.青年群体(1)精神性需求的增强。比起宏大叙事的价值理想，当代青年更加注重精神性需求的满足，以及与自身相关的发展走向和现实生活，注重对幸福感和闲暇时间的追求，强调自我享受与自我愉悦。具备自由时间是精神性需求得以满足的基本前提。“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哪能有什么提升，我不如有时间培养点自己的爱好，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活得更舒心”(受访者10，企业员工)。青年对“内卷”的不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青年已经感受到劳动收益的边际效用在逐步递减，他们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却没有相应地提升获得感。因此，青年敢于拒绝“加班文化”等无意义的“内卷”，懂得自我调适。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22]。在青年看来，拥有自由时间能像马克思所言“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3]。当代青年兴趣广泛，普遍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自由时间的获得可以使其更好地兼顾自己的爱好、工作和生活，甚至创造出旅游体验官、电竞专业选手等新兴职业，实现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有效融通。(2)同辈群体效应突出。青年的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兴文化，但由于他们生活阅历与经验不足，自身的价值观尚未定型，个体的理性选择能力还不够成熟，这就导致其易受同辈群体影响。“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24]。无论是“内卷”“佛系”还是“躺平”，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青年受到外部情绪的感染，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处于不同时空的青年群体的“精神集聚”创设了可能。作为网络社会的原住民，青年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发表观点，互相交流，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产生共识，形成相对集中的小圈层。当青年置身于某一圈层或群体中时，会主动划分我群与他群，并逐步缩小与群内成员的差异，扩大与群外成员的差异，使得这一群体中的价值观被不断强化。因此，对于青年而言，圈层中的群体观点更具有吸引力，且更容易被青年接纳。当“内卷”“佛系”或“躺平”在青年圈层中一经出现，便会经过网络的发酵快速传播，吸引同类型的青年加入其中，导致“卷”者越“卷”，“佛”者越“佛”，“躺”者越“躺”，在“信息茧房”效应的催化作用下，置身其中的青年不自觉地沉浸其中，难以“破壁”。(3)家庭压力负荷过载。当下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呈现过度的安全主义，年轻人在父辈的庇护下吃穿不愁，几乎所有要求都能够被轻易满足，导致“现在18岁的孩子，其举动像极了过去15岁的孩子，而13岁的孩子就好像10岁的孩子。青少年的人身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安全，然而他们的心智却更脆弱了”[25]。“90后”“00后”青年大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多方呵护，但是过度的呵护下青年的独立思考和自我选择能力普遍不足。一方面，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从小向孩子输出“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成功观，在潜移默化中对孩子的价值观造成影响，使其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参与“内卷”;另一方面，在呵护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往往缺乏人生失败的经历，在面对事业打击、情感坎坷等问题时很容易心理受挫，呈现出较弱的抗压能力，也更容易认同“佛系”“躺平”的理念。同时，青年还承担着来自父母的超负荷期望，不少年轻人表示从儿时的补习班到毕业后的职业选择、相亲对象，父母无不在干涉施压。代际压力的增大使得青年背负着更多的情感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压力不断累积，加剧青年的焦虑与无奈，使其萌生“佛系”或“躺平”之感。四、涵养青年奋斗观:告别“内卷”“佛系”“躺平”1.价值审思:理性看待“内卷”“佛系”“躺平”客观地看，无论“内卷”“佛系”“躺平”哪一种情绪，都反映了社会转型期青年特有的心理特质，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关注表象背后青年的矛盾心态。(1)从“内卷”“佛系”到“躺平”的变迁中看到青年自觉的反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转型时期每一种青年文化的出现，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经济环境。从“卷”到“佛”再到“躺”，是青年对生存现状不满的抗争，是在过度压力下发出的呐喊，也是无奈中的舒缓自嘲。社会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科塞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系统，每个部分存在着不平衡、紧张和冲突。这些冲突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科塞强调冲突的正功能并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安全阀理论。他认为，安全阀有利于社会中的群体宣泄敌对情绪，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性的影响”[26]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系统的运行。对待社会负面心态的正确态度，“不是强行遏制它的产生、否定它的存在，是要允许它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存在，从而宣泄民众对于社会矛盾的不满，释放可能的社会冲突的潜在能量，化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隐患”[27]。因此，我们要允许青年适当宣泄负面情绪，在看到青年抵抗“内卷”、要求“佛系”和“躺平”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在用“点赞”“给力”“打call”等方式主动进行自我调适。比起直接否定，积极探寻其生成机理，从而更好地对症下药才是良策。(2)警惕“内卷”“佛系”与“躺平”的慢性危害，防止这类心态走向极端。“内卷”“佛系”和“躺平”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清醒地认识到它们都是青年亚文化。“内卷”传递出青年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焦虑，长期如此容易挫伤青年的自信心;“佛系”和“躺平”带有享乐主义的色彩，极易诱导青年沉醉其中，走向与社会脱嵌的边缘。要“清醒认识到‘佛系’‘躺平’等网络热词所反映的现象，归根结底都绕不开缺乏奋斗精神这个本质”[28]。如果任由青年沉浸于自我建构的“乌托邦”世界中逃避现实难题，难免使其丧失精神内驱力，出现思想道德滑坡甚至心理问题，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还要谨防青年由逃避焦虑的心态走向精神懈怠的风险，出现类似于“三和青年”的“没有规划中的未来，只为当下而工作;不求累进式的成长，只求即刻的满足;维持着近乎底线的生存，安于低欲望的生活状态”[29]。这种看似不争不抢、看淡一切的生活方式，又何尝不是对自己不能融入主流社会的逃避?逃避立大志、做大事的世俗观念束缚，打着释放个性自由、活出自我的旗号，却做出不符合青年身份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30]。这类消极的“躺平”折射出青年群体存在信仰危机与精神懈怠的潜在危机，必须提前预警和及时引导。2.未来展望:重塑青年奋斗动力“内卷”与“佛系”“躺平”并非是硬币的两面，非此即彼，三者可能随时发生转换;并且任何一种心态都属于阶段性的现象，未来社会中还可能出现新的心态和情绪，这都属于正常现象。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人们尤其是青年的思想观念趋于多元，这些在合法的框架内都应予以理解。我们需要在“内卷”“佛系”与“躺平”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态，在这种状态下，青年可以保持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生活的丰盈。重塑青年的奋斗动力需要多方发力，丰富青年的精神生活。(1)满足青年现实诉求，保障青年现实性动力。若从根本上化解青年的负面情绪，重塑青年的发展动力，必须首先解决与之对应的客观社会存在。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1]。“佛系”“躺平”虽是亚文化，但也在提醒我们，需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完善社会支持系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在本质上是利益问题，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所致，是我国在新时代面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投射，也是导致青年群体产生社会不公平感的现实因素。梦想的实现不仅需要个体奋斗，更需要社会托举。社会要从加强物质保障与思想关怀两个维度来完善社会支持网络，为每个青年创造良好的奋斗环境，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畅通社会流通渠道，促进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使青年群体共享改革红利，增强青年的获得感。尤其“对于寒门子弟而言，一个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始终是他们成功的关键”[32]。此外，还要不断优化高校、社会的评价机制。当前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内卷”现象严重，无意义的竞争与消耗反映出教育导向与评价机制存在问题。高校应该按照中央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尊重教育铸魂育人的本质属性，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大力破除“五唯”，优化学生培养全生命周期质量评价、保障、监督体系，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正向功能，激励青年学生重拾学习信心、重燃奋斗动力。(2)引导青年价值理念，助推青年发展性动力。客观来看，“佛系”“躺平”等话语更多的是青年面对无奈现实的自嘲与释放压力的出口。我们要允许青年适当宣泄负面情绪，舒缓自身压力，也要正确引导青年，防止其精神懈怠。作为助力青年发展的内生动力，奋斗精神的激发最根本的是要加强科学理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教育与引导，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用正确价值理念涵养青年品德，选树正面典型，不断提高青年的思想觉悟，使其在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不断奋斗中激活自身动能，摆脱“躺平”的生活态度，找寻人生的价值坐标。(3)帮助青年自我建构，激活青年内生性动力。内因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青年自身的内因是决定其能否重塑精神动力的关键所在。深入思考，青年精神动力不足的主观原因在于这类青年的责任担当意识有待增强，导致其难以将自我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新时代呼唤青年人勇于担当时代责任，激活自身奋斗动能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人生的道路必然充满着未知与挑战，若一遇到压力就轻言“佛系”，一遇到挫折就放弃“躺平”，当代青年又怎能堪当大任?因此，要增强青年群体奋斗精神的内在建构，无论是青年学生还是青年工作者，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学习，夯实自身本领，打牢发展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33]!“志气、骨气、底气”讲的就是一种精气神儿，指向青年奋斗精神培育。告别“内卷”“佛系”“躺平”，需要国家、社会、高校、家庭和青年自身共同努力，为广大青年提供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引导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立大志、立长志，推动青年的思想发展和社会的精神进步，丰富其精神生活，使青年挣脱“内卷”的束缚，摆脱“佛系”心态和“躺平”的生活态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覃鑫渊: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代玉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参考文献:[1]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117-131.[2]田牧野.被玩坏的“内卷”与教育革命[N].社会科学报，2021-01-07(8).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异地恋情侣网络交往过程的质性研究呈现其交往的感性化特质，即网络交往语言亲密化，网络交往拉近心理距离，延续传统社会交往规范。网络是中国异地恋青年维系和发展亲密关系的新空间，青年通过网络空间产生比网下空间更为亲密的“文恋”的感性交往形态。网络也是青年延续传统社会交往规范进行感性交往的新空间，青年通过“交心”“心近”等交往模式维系和发展异地恋爱关系。分辨并适应网络空间中的感性交往和理性交往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青年研究议题。关键词:感性交往;网络交往;异地恋;亲密关系一、导言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青年网民数量快速增长，网络交往活动日益活跃。近几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网络事件说明，网络交往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青年群体进行沟通交流的最活跃、影响层面最广泛的方式之一。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尤其表现为青年的日常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青年的恋爱方式的变化等。互联网为当代青年展开了广阔的社会交往空间，青年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软件随时随地进行以个人为中心的、与网上网下的交往对象开展的日常交往活动。互联网在改变青年交往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其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文化生态。相比于传统社会面对面的交往方式，网络社会交往的形式、语言以及模式均有一定变化。当前学界对网络时代的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关注较多，在深入探讨网络时代的理性化发展趋势的同时，研究者还应看到数字技术无法分析的感性化趋势，关注具体的表象化思维、彰显差异的符号化追求和延续传统的网络现象及群体[1]。网络时代青年在互联网中开展的社会交往，尤其是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的传统亲密关系交往具有个体的、感性的、亲密的特质，其过程值得研究者给予理论反思和现实关注。其中，依托网络产生及发展的恋爱关系是研究青年网络交往感性化趋势的较好切入点。这种基于网络空间出现的感性社会交往形态特点，以及其融合传统社会交往及新型网络社会交往的过程等是本研究的关注主题。二、文献综述1.恋爱关系:网络时代青年社会交往变化研究的较好切入点当下，随着计算机、手机为媒介的沟通媒介的发展，空间、地域不再是形塑现代社会文化的关键因素[2]，人的交往空间逐渐体现出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的空间”等特征，以及鲍曼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即流动与变化已然成为现代青年生活层面的特质[3]。而爱情集理性、感性和变化于一体，是学界历来讨论“现代性”的重要切入点。吉登斯将爱情与民主化历程相联系[4]，贝克夫妇则将爱情与“个体化”进程相联系[5]，鲍曼从感性的心理层面提出“流动的爱”等观点。在以“流动的空间”为特征的网络时代，爱情视角能够较好体现青年网络社会交往的变化。2.陌生人交往:网络时代青年社会交往的新现象和新发展如同电话对社会的影响，互联网加强了现存的、传统的社会网络的联系，但与电话影响的不同之处在于互联网以个人需求为中心，而非预先确定分类(例如电话黄页)，因此互联网显著提高了个人在现存社会网络之外的搜索、寻找陌生人进而开展社会交往的效率，也增加了将网上社会交往发展为网下社会交往的可能性。网络为恋爱关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与已存在的社会网络无关的机会市场，强化了特殊亚文化、民族宗教和性少数身份群体的传统关系模式，例如近几年学界发现一系列青年群体在网络开展社会交往的概念，如网络中涌现的“约文化”、“基友”、“同人女”、网恋等话语和现象。王斌发现青年网民互动中的“约文化”，分析其形成原因是网民缺场交往的普及、网络社交的立体化以及互联网消费转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约文化”改变了青年网民之间的互动方式及联接形态，流动亲密关系由此不断成型[6]。周云水、赵金才梳理“基友”这一称谓在当代语境下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内涵。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基友”不再特指男同性恋，而是泛指异性恋语境下的一类青年亚文化群体。“基友”交往方式区别于以往以“革命主义”为主轴的“同志”关系和以“英雄主义”为内核的“哥们儿”关系，有研究指出这一现象蕴含了男性亲密关系的变革和个体化、民主化的未来前景[7]。张娜对北京某文科高校BBS进行质性研究，发现一种青年与陌生人建立的关系类型—“熟悉的陌生人”关系，即网络中的陌生人在登录网站后的彼此闲聊，并在这个过程中分享自己的隐私、倾诉心中的秘密，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亲密感[8]。随着手机交友软件的广泛应用，青年群体与网络中的陌生人交友甚至结成恋爱关系的情况已成为中国青年群体的一种生活样态。3.感性交往:网络时代青年融合传统现实与网络社会交往的交汇点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内容和生存手段的社会，中国人主要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组成传统的村庄和部落，并通过结成各种“熟人”关系形成社会交往模式。而在网络社会中，中国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和选择，即可以与网络世界中和家庭之外的人进行交往。网络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产生一定影响，也带来一定冲击，详见表1。从表1可知，传统现实交往与网络社会交往在各比较维度中均有一定区别，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广大网民参与的活跃度提高，社会交往不再简单地分为传统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网上网下的分界线已逐渐模糊、融合。互联网不仅扩展了陌生人进行社会交往的空间，已经具有熟悉关系的人们也在网络空间中形成大量网络群体，一个积极参与网络活动的网民可以同时参与几个甚至十几个网络群体，如同学群、老乡群、职业群、物业群等。这些基于熟悉关系大量建立的网络群体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交往模式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在陌生的网络空间中也得到延续和扩大[9]。目前学界集中关注网络空间社会交往的“弱连接”交往类型，对于从传统现实社会交往转移、扩展到网络空间的“强连接”交往类型仍有待关注。“强连接”的社会交往基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恋爱是血缘、亲情、家庭关系纽带形成的交往形式，即青年男女从“弱连接”关系形成“强连接”关系的社会交往类型，恋爱的交往是一种感性思维导向的感性行动。恋爱双方通过网络空间进行社会交往，实现中国社会原有的“千里姻缘一线牵”或者“有缘千里来相会”的传统社会交往，“缘”不再虚幻，而是被互联网真实化，并在这一新型交往平台中被物化和实体化。4.异地恋:网络时代青年群体恋爱的感性交往的一种类型异地恋指相隔两地的恋爱关系。李苓将异地恋定义为恋爱双方工作、学习和生活不在同一地区，长时间不能经常见面[10]。Dainton和Aylor则根据异地恋人见面的频率，将恋人类型划分为偶尔能面对面接触的恋人和长时间不能接触的恋人，认为花费时间陪伴自己的伴侣、和自己伴侣进行沟通是保持亲密关系至关重要的途径[11]，而长距离亲密关系的满意度更多受心理因素而非时间和空间的直接影响。Mietzner和Lin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美国大学生在异地恋爱关系中个体经验和关系技能，发现信任、耐心与沟通是异地恋爱关系中的技能提升的主要因素[12]。据中国青年网于2019年2月发布的内容显示，“缺乏沟通”“互相怀疑”和“缺乏信任”成为异地恋中最容易导致两人分手的主要因素，超半数人认为异地恋之间保持感情的最好方式是“视频、电话、聊天沟通感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着我国网民的社会交往沟通方式，智能手机App以及电脑软件的发展为网民提供了多样化的、个性化的社会交往方式。互联网给异地恋人提供虚拟的、身体不在场的沟通条件以及随时随地、时刻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三、研究方法及过程本研究采用面对面访谈和互联网访谈结合的半结构访谈法，以大学生为研究群体，了解大学生异地恋情侣对于通过网络进行恋爱交往过程的看法、意义和感受。本研究强调访谈对象的主体性，尝试以访谈对象的视角看待现象，主要使用归纳理解的研究策略，研究焦点在对其意义的理解。由于此次访谈的问题具有隐私性，因此访谈对象倾向于选择研究者的朋友，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选取有意愿参与访谈的大学生。本次访谈共选取6对大学生情侣，其中有3对异地恋情侣和3对非异地恋情侣。本次研究中的异地恋情侣指两人不在同一个城市，为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在读学生，并且确定恋爱关系超过一个月的异性恋情侣。本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在学科专业上分布平衡，避免了文理科的专业特点对访谈结果造成的影响。在正式访谈之前，研究者邀请一对大学生情侣进行访谈预试，根据访谈对象问题的回答情况和访谈之后的真实感想调整访谈提纲内容和访谈策略。在预试访谈中，研究者发现由于有男朋友(女朋友)在场，访谈对象会在意对方的看法和“脸色”，因此为了避免情侣双方共同参与访谈的尴尬心理和对对方感受的担忧，本次访谈采取男女分别访谈的策略。在正式访谈之前，研究者会通过电话或者QQ与访谈对象进行研究说明，通过强调保密性和研究的学术价值打消受访者的顾虑。同时，研究者也对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访谈地点和时间以访谈对象的方便为主。对于异地恋情侣，研究者与不在北京的一方通过QQ进行语音访谈，或者让访谈对象根据访谈问题做出文字回答。四、研究发现1.文恋:网络中的感性交往语言亲密化在访谈过程中，一些访谈对象反思自己长期通过网络进行异地恋沟通的过程，提出一些网络时代社会交往的新现象，例如长时间的网络沟通导致两方见面后的沟通亲密度不如文字沟通。因此，本研究提出“文恋”概念，即异地恋情侣在长期网络文字互动过程中，较之面对面互动，更青睐于文字互动的亲密感。我们不能每天在一起，遇到事情了也不能第一时间得到男朋友的帮助，生活上得到的只是温暖的话语关怀，而不是马上就有一个拥抱。异地恋其实真的很辛苦啦，但是也很甜蜜。在刚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多月一直打电话、网聊，关系进展得很快。记得那个暑假是我们确定关系后第一次以恋人的身份见面、约会，但是第一次约会的感觉不怎么好。虽然我们早就很熟了，在网上的恋情也进展得很顺利，也不知道为什么真正能待在一起了，却没有像自己心里预想的那样。在网上我们经常说“亲亲抱抱”，见了面却很难这么亲密。后来暑假见面频繁了，才好了些。但是一拿起手机聊微信，那种肆无忌惮的感觉又来了。(G4)我们经常在网上瞎聊，我也会经常关注她的朋友圈，她一发朋友圈，我就给她回复，两个人甜蜜得不得了。其间有一次我去上海找她，她来火车站接我，看着她，我心里暗喜，原来哥也是有女朋友的人啊。说好给她一个拥抱的，我磨磨唧唧好久才抱了她一下，总觉得有点儿唐突。(B6)他经常在微信上发给我:“我爱你，好想你。”见面的时候，他又不说了。说实话，我很期待他当面跟我说那三个字，但是他总是不好意思开口。(G5)访谈发现，随着亲密语言多次出现，通过网络交往的异地恋情侣的亲密感也逐渐增强，但是现实交往的亲密感落后于网络交往的亲密感。访谈中的异地恋情侣都有相似的感觉，比如:G4和男朋友见面之后又感觉到了“不适应”;B6会觉得见面后的拥抱很唐突;G5谈到男朋友会在网上说一些亲昵话语，见面之后却不好意思说;等等。恋人双方进行网络沟通是通过文字符号传递情感，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听觉、视觉和触觉的参与，网络的去抑制化环境和视觉匿名等特征使恋人双方在网络沟通过程中更容易吐露心中的情感，表现真实的自我。双方在网络情境中建立了亲密感，在现实中又缺少及时的互动以巩固亲密感，就造成了异地恋情侣在线下的、面对面交往的情感进程中的不适应，出现“文恋”现象。2.心近:网络中的感性交往拉近心理距离对于异地恋情侣而言，网络在恋爱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网络为相隔两地的恋人搭建沟通的桥梁，提供模拟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网络情境中的沟通弥补了距离带来的遗憾。我喜欢和他用手机或者用电脑聊天，他既是我男朋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愿意把生活中的事情与他分享，觉得身边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倾听者很重要。恋爱让我们都不那么孤单了......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拿起电话打给对方的时候，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觉得说什么也不是那么透彻，可能我们真的很习惯去打字沟通吧。你一句我一句可以聊很久。两个人不能经常见面，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爱上的是不是他发过来的温暖的文字，是这些文字给了我恋爱的感觉，还是他给了我恋爱的感觉。(G4)我那时候去上海交流了一个学期，我们每天晚上都在QQ上聊天。刚去上海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上海的冬天又特别冷，他经常在网上关心我，陪我说话，给了我很多，让我很感动，他这个人挺幽默的。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慢慢近了，也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G2)对于网络在异地恋人交往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分析，主要受到台湾学者黄厚铭先生提出的距离分类的启发，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物理距离。指的是物理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相隔的实际距离。第二，互动距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否需要经过媒介，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就不存在互动距离，如果两个人通过电脑、手机实现沟通就存在互动距离。第三，社会距离。指的是两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的连接情况。第四，心理距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与否，即是否可以向对方吐露心事，是否关心对方的感受[13]。显然，异地恋的情侣在互动过程中存在着物理距离和互动距离，比如访谈对象G4和G2，二人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生活，通常要到假期才能见面，平时主要靠电话和网络聊天交流，他们之间存在着物理距离和互动距离。社会距离可以理解为两个人的交往圈子有重合，彼此拥有共同的朋友。两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重合度越高，双方的接触越直接，社会距离也越近。但对于恋爱这种亲密关系来说，情侣间的心理距离的重要性胜过社会距离、物理距离和互动距离。两个人之间距离的远近由彼此的关切水平决定。对于远方的恋人而言，炽热的内心、频繁的互动、深入的交流能够拉近二人的心理距离，弥补因异地带来的物理距离和互动距离的缺失。相比非异地恋，网络在异地恋的交往维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交心:网络中的感性交往延续传统社会交往规范在网络时代，异地恋情侣的网络交往是以熟悉关系在先，并利用网络交往建立的感性交往。通过访谈发现，异地恋情侣通过网络进行恋爱交往的情况比较多。如G5所言，网络交往具有即时性且成本低，特别是如微信、QQ等即时通信工具的出现，为异地恋情侣的即时交往带来便利。互联网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延续到网络环境中，扩展了熟人关系，网民以身体不在场的特点进行网络交往，表面上看社会生活交往的形式发生变化，但实际上仍是传统社会的社会交往规范的延续。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论述的“熟人社会”是一个在几千年的感性教化下，注重感性思维和感性行动，形成了稳定的感性秩序的传统社会[14]。恋爱交往是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关系的必经过程，尽管本研究并未涉及婚姻相关问题，但关系的长久性是探讨中国人的行为，尤其是社会交往的基础。长久性特征一旦出现，人与人交往中的理性会受到限制，感情因素获得成长。虽然感情培养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家庭成员都是一样的[15]，但中国人更加重视感情培养，尤其当双方处于恋爱关系中。异地恋情侣在网络中依然延续感情培养的惯习，通过双方的自我表露进行感情培养。在恋爱关系的网络交往过程中，自我表露能够加强双方的感情，也能够增强双方的亲密感。通常自我表露得越多，恋爱关系越亲密。通过访谈，研究者发现自我表露具有互惠性，一方积极的自我表露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最终会促进关系的亲密。我在杭州，我男朋友在北京，我们差不多一个学期才能见上一面，平时在生活中经常用QQ、微信联系，每天也会打电话，但是时间也不是很长，用网络进行即时的沟通，成本会低一些。当我闲下来的时候，就会给他发个微信，问他在干吗呢，如果对方很清闲，就会随时聊上一个小时左右。(G5)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都在北京，隔几天就会见上一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会在QQ上聊天，这是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刻，互相说一声晚安，才会去睡觉。(B1)我们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两家也离得比较近，每次假期都有机会见面。上大学之前，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互相也没感觉。反而隔得远了，聊得多了，两个人关系亲密了起来......虽然我们在网上打得火热，但是一见面，感觉却没有那么的强烈，两个人在一起也没有在网上聊天的时候那么放得开。(B4)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以后，基本上每天都会在网上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谈谈自己目前的学习状况，还会说一些生活中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交心，虽然我们不能经常见面待在一起，但是我们彼此信任。他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我，甚至一些隐私都告诉我，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也会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告诉他。有点儿柏拉图的意思哈，这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什么都能说。(G6)我们真的是无话不谈的，因为话题多，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才比较搭吧......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问了我初吻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尴尬啦。但是我觉得凭我们的关系，我应该告诉她，再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也相信她不会介意。刚开始说的时候心里有些忐忑，但是没想到她也没有吃醋，还调侃我了。(B6)在恋爱初期，男女双方的网络交往围绕着恋爱关系的确定而展开。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双方互相试探，当确定对方也同样有恋爱的心意后，一段恋情才会开始。本研究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异地恋情侣恋爱关系的确立及发展的过程，也是延续传统网下社会交往的规范。过程的分析启发自彼得.M.布劳的微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理论[16]。个体间的交换开始于社会吸引，即个体与他人交往的倾向性。社会交换理论用于恋爱研究时，恋爱关系即是一方所希望获得的“报酬”。当A期望与B确定恋爱关系时，首先说明B对于A具有某种吸引力。如果A想成功地与B确定恋爱关系，就要让B承认自己，并且愿意与自己交往。在这个过程中，A就要采取一些行动证明自己的魅力及吸引力，力争给B留下好印象。如果A成功地吸引了B，B也给予A一定的回应，A与B之间就有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可能。如果A和B都能从恋爱关系中获得一定的、相对均衡的“报酬”，比如关心、爱、帮助、地位、经济等，恋爱交往就会稳定存在。正如《诗经》所说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然，这种对交换的描绘是一种浪漫的说法，如果按照布劳的观点，木瓜和琼琚是不对等的“报酬”，我们在此把《诗经》中的木瓜和琼琚只当作一种为了关系能够永结为好而给予彼此的回报。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互惠与公平都是人与人交往的法则，抽象的爱情也遵循这一原则，当一方在网络上主动表露内心、不断付出关心时，对方也会为这种付出有所表示。在恋爱中，无论男方与女方谁是追求者，如果双方的付出达不到相对均衡，一方的付出超出自己的心理预期却无法得到对方情感的回报，最终会导致恋爱关系不能成立或中断。因此，异地恋情侣在网络交往过程中也依然遵守社会交换的规范，恋爱双方都能交心才可以维持和发展恋爱关系。五、总结与讨论1.网络空间是中国异地恋青年维系和发展亲密关系的新空间，青年在网络空间中产生比网下空间更为亲密的“文恋”的感性交往形态中国传统的择偶形式受几千年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青年择偶的主要方式，因此即使存在异地婚恋，在骑马、步行的缓慢交通年代，一封书信往往好几个月才能收到，姜夔在《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写道，“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表达的便是传统社会中人们受制于时空而发出的叹息，恋人之间的互动在缓慢的时间中展开，跨越广阔空间的相会只存在于梦想之中[17]。在网络时代，地理距离不再是恋人沟通交流的屏障，青年恋人在网络空间中通过自我表露和亲密交往进行亲密关系的维系，并且这种过程的推进不仅使他们克服了既存的物理距离和互动距离，而且通过持续的自我暴露拉近心理距离。借助网络空间的匿名性、随时随地在线等特点，异地恋的情侣通过亲密的网络交往增进彼此的亲密感，如“文恋”现象的产生，这种方式甚至发展出比现实恋爱关系更亲密的感觉。2.网络是青年延续传统社会交往规范进行感性交往的新空间，分辨并适应网络空间中的感性交往和理性交往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青年研究议题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将使中国由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转变为高度开放的“陌生人社会”，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将逐渐取代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身份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网络扩展了陌生人交往的同时，熟人关系甚至亲密关系也开始通过网络进行交往(尤其体现在感性交往中)。哈耶克曾论述植根于经验事实的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认为“习俗和传统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不是出自有时称为无意识的因素，不是出自直觉，也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力”[18]。本研究通过分析青年异地恋情侣的网络交往行为，以论述网络时代青年群体中普遍进行的感性交往行为。这种交往形态既稳定又具有能动性，且会延展影响青年群体的其他网络关系、熟悉关系、亲密关系、经济关系等的交往情况。此外，从社会交往的结构上看，任何交往都应有两个重要维度:时间上的维度和空间上的维度。时间上的维度指个体交往时间的长或短;空间上的维度指个体在交往中的选择可能。中国人的交往模式多属于“长久性”与“无选择性”的关系，所以中国人重视和推崇“关系”。在长久以来的中国社会交往中，短期的、有选择的关系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较为缺乏，但在网络时代，中国人似可以更多进行短期的、有选择的关系(包括亲密关系)。但本研究进行的青年异地恋研究结果发现，对于时间的长久期待仍是青年群体在网络交往模式下发展亲密关系的核心(例如“交心”“心近”等模式)，这也回应了社会舆论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导致青年群体出现更高比例的婚姻、恋爱关系的失范等观点。社会事实并不都会因网络的出现而失范，仍有一部分群体在网络交往中延续传统的社会规范。与西方工业社会侧重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理性交往不同，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理性交往和感性交往同时进行，感性交往由于表达方式不再拘泥于理性化、规范化，且能够通过一些亲密的、感性的、特殊的网络符号表达，以互联网为中介的感性交往弥散在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其发展模式与市场经济体制主导下的理性化交往有所区别。当前网聊诈骗、网络传销诈骗等现象在青年群体中频发，均是青年群体对于理性交往和感性社会交往处理不当产生的冲突和失范行为。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主要代表，如何明确认识感性和理性的人际交往态势，处理、应对网络时代人际交往所面临的变化和挑战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青年研究议题。张娜:北京科技大学基础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副教授陈寒寒:北京市西城区组织部干部参考文献:[1][2]刘少杰.网络社会的感性化趋势[J].天津社会科学，2016(3):64-71.

摘要:近年来，“鸡娃”之风由现实蔓延至网络，经过“鸡娃群”等网络媒介推波助澜，又加剧了现实中的“鸡娃”内卷。家长加入“鸡娃群”后，卷入更加激烈的教育竞赛，家长以阶段化、指标化、计量化的教育方式，进行超前教育和全天候的密集型教养，但也遭遇力所不及、预期违背、协调失灵等教育焦虑。家长在“鸡娃群”中陷入“不明确—伪明确—更不明确”的怪圈，情绪也从焦虑变为更加焦虑，家长自身、家庭内部、群内家长之间乃至社会中形成教育焦虑循环的“莫比乌斯环”。关键词：“鸡娃群”;教育焦虑;循环;密集型教养;莫比乌斯环一、引言大约10年前，随着美国华裔教授蔡美儿撰写的《虎妈战歌》一书被国内引进出版，“虎妈”迅速成为网络热门词语，并衍生“狼爸”等词，虎妈对于子女的高度期待和严格教育方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近几年，又一个和教育孩子相关的词语在网络中高频传播—“鸡娃”。所谓“鸡娃”，即父母打鸡血式地教育和培养孩子，不断地给孩子安排各种课内补习和课外拓展，各种文化课程、艺术课程、体育课程。从“虎妈”到“鸡娃”，是名词向动词的转换，在许多父母看来，虎妈式教育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而是一个该被如何实践的操作，也就是怎样当“虎妈”，怎样去“鸡娃”。同时，当年被看成个别案例的虎妈式教育，现在已成为普遍性的培训子女现象，一开始在北上广深大城市流传，后来席卷至各个中小城市;一开始只在部分有钱有闲有渠道的顶层精英家庭中开展，后来延伸至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现在更是继续拓展，甚至有“全民鸡娃”的态势。“鸡娃”理念与实践的不断“出圈”，和网络中数量庞大的微信“鸡娃群”密切相关。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彼此交互强化着“鸡娃”教育方式，网络世界反映着现实世界的需求，有现实世界“鸡娃”的“源”才有网络世界“鸡娃群”的“流”，同时网络世界的“鸡娃群”又在不断推波助澜现实世界“鸡娃”的风行。疯狂“鸡娃”、竞赛“鸡娃”、全民“鸡娃”的背后是广大父母深深的教育焦虑，在现实与虚拟的双重夹攻下，家长们负重前行，时感心力交瘁，但又不敢停下脚步唯恐落后。2020年“内卷”一词从学术词汇成为四处谈论的生活词汇，其中就经常应用于子女教育语境。很多家长既感叹内卷之艰辛，又不断加码教育投入。在“鸡娃”过程中，家长们又忙，又累，又焦虑。二、文献梳理如何陪伴和教育孩子，是教育学界的一个经典议题。戴安娜·鲍姆林德区别了三类家庭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专断型教养方式、放任型教养方式[1]。根据响应教养方式的高低程度和是否干预孩子的选择，可以将家庭教养方式拓展为:权威型、专断型、放任型、忽视型[2]。权威型教养方式和专断型教养方式都可归类为密集型教养，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以蔡美儿为案例，引出对密集型教养的讨论，即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孩子教养方式[3]。福斯特·克林纳和吉姆·费将密集型教养形象地比喻为“直升机型”养育，父母随时盘旋在孩子周围，如果随时陪伴还带着过度袒护和四处攻击，“直升机型”家长将升级为“涡轮喷气式攻击机”家长[4]。选择密集型教养的家长，不仅在家严格管控孩子，而且还将触角延伸至孩子的学校生活，不仅管控孩子的学习，还管控孩子的文体活动、兴趣爱好、择友交友，不仅在青少年时期管控孩子，而且还在上大学后管控孩子，甚至孩子读硕士、读博士、毕业寻找工作都要参与其中安排谋划一切。茱莉·李斯寇特-汉姆斯等学者认为，密集型教养很可能导致“过度教养”，父母为孩子做了太多，结果剥夺了孩子发展自我信念的机会[5]。密集型教养和过度教养不仅会损害孩子的成长，同样也会给家长带来伤害，让家长一直处在焦虑、疲惫和忧郁之中[6]。“教育焦虑”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各个主体体验到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焦虑情绪，依照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家长、学生、教师的教育焦虑[7]。近年来，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症”已成为一种群体性情绪，快速增多且普遍蔓延。2018年，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发布了《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调查显示，68%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感到“比较焦虑”“非常焦虑”，从婴幼儿时期的启蒙教育到升学考试，再到高考或者出国留学，父母在教育上的焦虑范围从孩子呱呱落地一直绵延至毕业走向社会[8]。从表现形式来看，单家银、胡亚飞和康凯将家长教育焦虑描述为补课费用让家长感觉在经济方面力不从心、频繁接送子女培训和补习让家长感觉在精力方面力不从心、教育知识储备不足让家长感觉在能力方面力不从心[9];陈华仔和肖维将家长教育焦虑分类为教育落后的恐慌，即家长害怕在某一阶段的教育竞争中落后从而导致又在下一阶段学习或生活继续落后，教育重负的压力即家长承担高额补习费用的经济负担，教育无用的担忧即教育投资与回报的不对称[10];刁生富和李香玲将家长教育焦虑划分为压迫式教育焦虑、茫然式教育焦虑和想象式教育焦虑，从而产生择校困难症、居家重金租房陪读、剥夺孩子休息时间、强迫孩子进行高强度的学习、报送各种特长班、在孩子成绩不理想时频繁训斥打骂[11]。从原因根源来看，家长教育焦虑的生成与泛滥有家长个人因素，如攀比虚荣心理、抱持过高的教育期望[12][13]，还有教育机制因素，如教育竞争秩序不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14][15][16][17]，也有社会环境因素，如校外辅导教育的畸形发展[18]，迅速成为新产业链的校外辅导机构恶意利用家长教育焦虑情绪，推动将其发展为教育恐慌情绪[19]。在分析家长教育焦虑的社会环境因素时，有学者指出，媒体传播塑造的社会舆论信息也是重要因素之一[20]，网络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爆发性增长，一些媒体为了吸引流量博人眼球，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刻意营造和放大教育焦虑[21][22]。既有一些研究分析了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介的育儿信息发布与育儿情绪[23]，但对于近年出现的微信“鸡娃群”中育儿互动与教育焦虑的研究尚较为欠缺。本文通过对四个“鸡娃群”(某教育网站网友组建的“鸡娃群”A、某公众号网友组建的“鸡娃群”B、某地大致同龄孩子的家长组建的“鸡娃群”C、旨在交流分享网络资料的网友组建的“鸡娃群”D)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的聊天状况进行参与式观察，阅览并归纳上述“鸡娃群”中家长的交流话语，了解交流话语背后的事件与过程，分析“鸡娃群”如何呈现家长们的教育竞赛，又如何传导和放大家长们的教育焦虑。三、“鸡娃群”中的教育竞赛白热化家长加入“鸡娃群”，最直接的感受是迅速身不由己地参与教育“军备竞赛”，“鸡娃群”是直升机育儿和密集型教养的直观展演现场，以至于有的网友无奈地说:“一入‘鸡娃群’深似海，从此佛系是路人。”1.级别竞赛：“我家是哪种娃?”家长加入“鸡娃群”聊天，是有参与门槛的，如果想有效交流，必须先习得并领会“鸡娃群”的若干通行术语，比如:“牛娃”是指成绩很好、表现突出的孩子。“牛娃”又有若干细分，“天牛”是指天赋非常好、无须家长额外培训就成才的孩子，“人工牛”是指通过家长后天培训达到优秀的孩子，“英牛”是指英语天赋特别好的孩子，“奥牛”是指奥数天赋特别好的孩子。“普娃”，也被称为“青娃”，是指天赋一般，需要家长不断用力培训才能有所斩获的孩子。在认识“鸡娃”的总体宗旨之下，“鸡娃”道路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如“家鸡”是指家长主要在家督导培训孩子，“机构鸡”是指家长主要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去接受督导培训，“素鸡”是指家长主要在素质教育项目比如艺术和体育方面督导培训孩子，“荤鸡”是指家长主要在课内应试教育项目比如语数英方面督导培训孩子，“原版鸡”是指家长主要以国外原版书籍来培训孩子，“全职鸡”是指家长辞掉工作全职在家培训孩子。“渣娃”，也被称为“蝌蚪”，是指能力不行、天赋较差的孩子。“牛娃”—“普娃”(“青娃”)—“渣娃”(“蝌蚪”)，这是一条鄙视链，也是一条竞赛链，家长加入“鸡娃群”，首先要大致判断自己孩子的段位，确定了大段位还要确定小段位，比如普娃又分能“自鸡”的(能自觉完成任务的)和需要家长用力鸡的，即使是“渣娃”也分“学习渣”和“运动渣”。确定小段位后还要选择“鸡娃”的方式和类型，然后在竞赛链中不断比较“自己家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由此拉开教育竞赛的序幕。2.进度竞赛:“每个成长关键期都不能输”怎样从渣娃进步为普娃?怎样从普娃逆袭为牛娃?这在“鸡娃群”里是有衡量标准的，家长们在群里会互相分享“鸡娃”的学习进度标准，2岁、3岁要达到什么标准，初中、高中要达到什么标准，如“鸡娃群”A的家长们普遍分享和收藏的一张从托班到大班的“鸡娃”标准(见表1)，其中的要求远超教育部发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因此有网友戏称，“孩子4岁掌握了1500个英语单词，这在美国足够了，但在海淀远远不够”。除了几岁该做到什么标准，还有各个学科的成长进度表，例如原版英语阅读的进阶标准，甚至玩乐高都有升级进度表。如何跟上进度、如何升级进度是竞赛，而选用哪个进度表，本身更是一场竞赛，因为这意味着家长定的“鸡娃”起跑线在哪里。3.打卡竞赛:“每天打完卡才安心”家长选定了竞赛大纲，然后就是投身于具体的竞赛实践。每日在“鸡娃群”里晒打卡已成为很多家长的生活习惯。以“鸡娃群”B为例，随便一瞥就能看到一行行的家长打卡，如“××姐弟4月19日学习记录:1语言学习，1.1常爸小古文、100名人名言、常爸立体动画、伴鱼绘本;1.2纸书阅读，1.2.1汉语，摩比爱古诗，1.2.2英语，牛津+海尼曼g1，1.3写字，抄写古诗一首，1.4阿卡索外教，2思维训练，天天练数学思维”。更严谨的家长，还会标出打卡日期，如另一位家长贴出的学习记录中就有:“哥哥:呱呱阅读day157，步步牛津树阅读day205，英语地道说day37;妹妹:常爸小古文day207，伴鱼绘本day16，英语地道说day37”。家长晒打卡，首先表明自己每天都参与了育儿竞赛，其次表明自己高标准地按照竞赛大纲进行了育儿实践。每当有家长在群里贴出打卡，都会引起其他家长触动:今天我打卡了吗?今天我“鸡娃”鸡够了吗?4.证书竞赛:“考不完的证书”证书竞赛，是实践竞赛大纲的又一重要体现。每日育儿打卡，只是自身的教育积累，怎么将育儿成绩外化呢?那就必须考证书，证明自己的学习级别。钢琴、舞蹈、围棋等要一级级考，作文和数学也要想方设法参与各种比赛拿名次。“鸡娃群”里的家长经常会讨论哪里开始办比赛了，谁谁家的孩子几岁就拿了钢琴几级，其中有些是家长们讨论非常热烈、参与度非常高的，例如“剑桥英语通用五级考试”，尤其是前三级:英语入门考试(KET)、初级英语考试(PET)、第一英语证书考试(FCE)。很多“鸡娃群”流传的标准是:小学前考过KET的大有人在，三年级完成PET，五六年级、初中完成FCE。对于群里的家长来说，不是考不考的问题，而是怎么抢到考试资格的问题，因为每年报名的家长太多，当天家长都守着电脑抢考位，导致一位难求，比春运车票更难抢。2020年KET和PET报名前一天，“鸡娃群”C里家长已经开始预热讨论，“家里网速不行啊，明天一大早去网吧抢报名”“老母亲一把年纪还要去电竞网吧”;报名当天，“鸡娃群”C里更加热闹，“服了，提早一小时，已经登录不进去了”“完了，刷新一下，就退出来了”“验证码都刷不出来了”“网站挂了”“北京1.2秒抢空，广州1.5秒抢空，南京5秒抢空，苏州5.5秒抢空，上海20秒抢空”。为了能报上名，家长们开始曲线救国，“有的机构培训帮助代报，开价16000元”，或者换地方报名，“很多北京的去河北报名了”“包邮区和广州的来福建报名了”“福州报不上，报泉州试试看”。剑桥英语本来只是少数名校的选拔内容，经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气氛渲染，越来越多的家长不管用不用得上都跃跃欲试，KET的词汇量与初中的词汇量相当，PET的词汇量与高中的词汇量相当，但现在“鸡娃群”里不少孩子在幼儿园阶段考过KET，在三年级前考过PET，群里有的小学家长已发出号召:冲F(FCE)!四、“鸡娃群”中的教育焦虑展演“鸡娃群”中的交流和叙事模式，一是竞赛，二是吐槽，吐槽中透露的是家长浓厚的教育焦虑情绪。“鸡娃群”里家长的焦虑，主要体现为:吐槽自己累、吐槽孩子笨、吐槽配偶帮不上忙。1.力所不及导致的焦虑家长进入“鸡娃群”，首先引起焦虑的是“别人家的父母”。他们的孩子还在幼儿园，家长就准备好了小学学习资料，孩子还在小学，家长就准备好了中学学习资料，他们在群里说的都是自己看不懂的词汇，Raz、自然拼读、sightwords等，连带孩子玩，都用着自然光、感统协调等词语。而且，别人家的父母简直是全能家长，学历高、工作好、买了顶级学区房、每天给孩子做各种高端营养餐、假期带孩子到处游玩晒美照、参加学校家委会热心帮忙......刚进“鸡娃群”的新手家长，赶快模仿和复制这些全能家长的育儿模式。机械模仿和勉力而行，让家长在精力和经济方面背上沉重负担，身心俱疲的家长忍不住在群里吐槽:“加班回家还要搞娃的数学思维，累啊”“每月工资都是过一手，马上就给辅导班了，今天一对一又交了两万”。更让家长焦虑的是看了“别人家的孩子”再看自己家的。家长不辞辛劳地在群里学习了各种教育方式，在实践过程中却发现自家孩子总是水土不服。“鸡娃群”中的“黑话”，除了上述列的，还有几个高频交流词:“不耐鸡”“鸡不出来”。这些词已成为“鸡娃群”的常规词汇，群里交流时都不用打中文，直接打出“BNJ”“JBCL”大家就明白了。在群里时不时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笨啊，教了三遍都不会”“老母亲受不了了，要做心脏搭桥了”。总之就是“渣娃百战殆，慈母白发生”。2.预期违背导致的焦虑“鸡娃群”里林林总总的教育模式，归根结底两条宗旨是超前教育和全天候密集式教养，也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不要输在每一天。“鸡不出来”让家长焦虑，而更让家长焦虑的是已经每天拼命抢跑了却引发意料之外的预期违背，“鸡娃”模式难以为继。有的是学习上去了身体不行了，如“鸡娃群”C的家长甲案例，家长甲一直奉行超前抢跑和全天教育，幼儿园起就让儿子从早学到晚，任何细碎的时间都不放过，吃早餐的时候让儿子看原版英语磨耳朵，送儿子去幼儿园的路上也要背几首古诗，数学、英语、乐器、画画各类辅导班更是报了个遍，孩子总是学习缺乏锻炼，从小体重一直过胖，各种体育活动都不在行，孩子也越发不爱运动，到了小学五年级时，孩子近视达到四五百度。“鸡娃群”D的家长乙案例和家长甲案例类似，只不过家长乙案例更严重，孩子不仅身体，心理也出现问题，到了小学六年级开始不与任何人说话，总把自己关在屋里。有的是面临学习瓶颈，如“鸡娃群”C的家长丙案例，从大班开始把孩子送到某培训机构学奥数，孩子上课非常认真，笔掉了也不敢捡，唯恐错过题目任何一步的讲解，家长丙也一直坐在班级后面跟着学，回家一起复盘。孩子从奥数班的一级班一直升到了三级班，却再也跟不上了，孩子和家长都非常沮丧，过了很久才认识到奥数是需要数学思维的，之前学了多年学的都是硬背一些解题套路，奥数是需要一定的数学天赋的，并不适合全民普及式的学习。还有的是能力严重不平衡，如“鸡娃群”D的家长丁案例，家长丁崇尚原版英语阅读，按照群里的原版英语阅读进度表一直培训孩子而且是超前培训，孩子小学就早早考了FCE，甚至开始做高考考卷，而且学了英语又开始学德语，家长丁和孩子都一直沉浸在外语成就中，却疏忽了母语汉语学习，直到最近孩子语文多次考60~70分，家长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自己走的并不是早早把孩子送出国的路线却莫名陷入了此类学习模式，头重脚轻积重难返。3.协调失灵导致的焦虑全天候密集式教养，需要家长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很多家长希望不要一人孤军奋战，应该举家配合，协调统筹全家力量来参与教育竞赛。家长经常以“我都付出这么多了，你们还不配合”的逻辑将教育压力传导到其他家庭成员身上，教育压力传导不当，很容易引起家庭关系协调失灵，培训孩子的焦虑和处理家庭矛盾的焦虑缠绕叠加。家庭关系协调失灵，是“鸡娃群”又一常见的吐槽内容，家人理解不了，只能向群里能共情的“战友”们吐槽。吐槽对象之一是孩子。孩子是家长施加教育压力的直接对象，最容易引起反弹，看似无微不至、事无巨细的全天候陪伴，其实是过度陪伴和低质量陪伴[24]，越是密集式指导，孩子越是烦躁，有时故意以叛逆的方式来抵抗家长的“鸡娃”。家长感到委屈:“我都辞掉工作全职‘鸡娃’了，孩子却一点不能体会我的辛苦。”吐槽对象之二是配偶。由于加入“鸡娃群”的大多数是妈妈，因此吐槽老公不给力成了群聊内容之一。吐槽老公也有各种专属名词，“司机爸”是吐槽程度较轻的，也就是老公不管孩子的具体学习，只是充当司机角色接送孩子往来各类辅导班;“诈尸式老公”的表现就不太行了，他们平时该参与“鸡娃”的时候不出现，出现的时候又经常瞎指挥，打断母亲的“鸡娃”进程;最差的是“云配偶”“丧偶式育儿”，妈妈在群里吐槽这些老公根本不参与“鸡娃”，不理解也不出现。吐槽对象之三是父母公婆，即不能合三代之力共同“鸡娃”。家庭关系协调失灵引起家长焦虑，家长在“鸡娃群”里吐槽，得到群里其他战友的支持和附和吐槽，群里的“云支持”无助于解决具体的家庭矛盾，有时候反而让家长觉得更加委屈和气愤，在现实世界处理家庭关系时更加固执，加剧了原本就紧张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裂痕。五、“鸡娃群”与教育焦虑循环家长在加入“鸡娃群”一段时间以后挺困惑:本来是去找点资料、请教些问题，怎么问题越交流越多，精神越来越紧张?微信群作为网络媒介，自身的若干属性，会传导、影响、放大现实生活中的教育问题。1.参考群体泛化与需求制造罗伯特·默顿认为，有时从绝对利益的角度来看，某人不应该感到不满，但其经过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人比较，产生了相对的不满情绪，由此默顿发展出“参考群体”概念[25]。家长的教育焦虑很多时候不是来源于绝对的教育资源匮乏，而是来自相对比较，来自“比”之后的“学、赶、超”。以前家长们也在比，只不过以前比的参考群体一般来自现实生活中，比如孩子同班的家长、邻居、同事等，彼此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差异不大。网络时代，信息交流可以轻易打破地域限制，偏安一隅也能迅速了解中心闹市的信息，而微信群相比较公众号、论坛等，更是创造了一个可以密切且即时交流的网络空间。实际远在天边的人，群里近在眼前，四五线小城市的家长也能通过互动了解北上广家长的“鸡娃”模式，最著名的参考群体是身处全国教育最高地的“海淀妈妈”，其模式为学区房—公立好小学—公立好初中—公立好高中—顶级985大学;相对还有住在北京别墅群的“顺义妈妈”，其模式为国际双语幼儿园—国际小学—国际中学或出国—常春藤大学。微信群让育儿参考群体泛化和拓展的同时，正在不断拉高相互比较的“标尺”，你家孩子还在拉腿筋做跳舞预备，别人的同龄孩子已经拿到了几级证书，还有的家长已经晒出了和北舞名师的一对一私教;你家孩子还在报名打乒乓，别人家孩子已经开始练习高尔夫、马术;你家孩子还在接触ABC，别人家孩子已经开始流利阅读原版读物。面对“鸡娃群”里的以前闻所未闻的术语和交流缩写，面对“鸡娃群”里的海量又陌生的学习资料和教育信息，面对“鸡娃群”里的其他家长的“凡尔赛”炫耀，多数家长感到心神不宁焦虑紧张，很难细致甄别“鸡娃群”里展现的教育需求是否符合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而是立刻投身于对“海淀妈妈”“顺义妈妈”“魔都妈妈”等参考群体的模仿。“鸡娃群”里家长们发布的各类信息，制造了各类教育需求，催生了不少教育焦虑。家长们个体式的你一言我一语有时是不经意塑造了集体的教育焦虑，而网络中有一类主体则是在刻意制造远高于实际的教育需求，过分抬高教育门槛，鼓吹贩卖教育焦虑，其正是辅导培训机构。辅导培训机构不满足于发布“硬广告”，还希望通过“软广告”的方式获取网络用户与流量，最好以低成本获取高流量，建立“鸡娃群”就是其中一类好方法。辅导培训机构用“鸡娃群”引流，一般通过加群免费获得某某学习资料的诱惑吸引家长，有时提高加群门槛，要求家长转发给几个朋友或是转发至朋友圈，实现裂变式吸纳。现在有的辅导培训机构更加隐蔽，先开通公众号，公众号取名为“帝都×爸”“海淀×妈”，信息备注为带几个娃的父母，这类公众号先经营打造成拟制的家长主体，然后发布微信群号，让读者家长觉得这个微信群是为年龄相仿、育儿情况相似的父母们建造的去利益化的纯交流群。微信群建立后，机构群主不时以“×爸”“×妈”的大号或小号塑造参考群体，编写“鸡娃”故事并引导交流氛围，让家长们共情式认为“这些才是科学的高标准‘鸡娃’方式，我也得跟上”，然后适时推出“鸡娃”故事里涉及的各类课程和资料的贩卖。2.参考群体窄化与信息茧房桑斯坦在论及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时，曾不无担心地指出，网络一方面带来了信息的开放，另一方面也可能形成“信息窄化”，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形成“信息茧房”[26]。网络的社交媒介本就具有同质性，人们倾向于和自己相似的群体建立联系[27]，加入“鸡娃群”的家长，更是都怀着把孩子教得更好此类明确的、一致的目的性，家长浸染在“鸡娃群”中一段时间，每天都大量且密集地接受“鸡娃”信息，会建构出更加坚固的“鸡娃”信息茧房，“鸡娃群”越加越多，“鸡娃”资料越搜集越多，“鸡娃”消息越打听越多。在同质性的网络圈子中，信息复制和情绪感染的倾向都很强，一有风吹草动，尤其是经过关键意见领袖的渲染，群里形成“羊群效应”，家长将快速模仿“头羊”即那几位“鸡娃”活跃人士的行为模式，焦虑的情绪也会通过“头羊”的带动弥漫全群，实现大多数成员同频共振。例如KET和PET报名时，有些家长之前并没有听过此类考试，当地小升初也不比拼此类证书，但看到群里很多人在讨论、在抢报考名额，在气氛带动下也莫名觉得自己孩子应该报，也莫名被到处报不上名的群里信息刺激得异常焦虑和紧张。“鸡娃”信息茧房的构建，不仅会屏蔽网络世界的其他信息，还会屏蔽现实世界的其他信息，形成“回声室效应”[28]，长期待在“鸡娃群”的封闭世界中，“鸡娃”信息不断重复传播，会让家长形成我的网络圈子就是整个世界的错觉，认为“整个社会都在“鸡娃”，整个社会都在疯狂“鸡娃””，教育焦虑情绪将不断自我强化。而且，“鸡娃群”的回声室效应使家长失去反思性，形成“鸡娃”的路径依赖，面对不切实际的“鸡娃”模式，家长无论如何“鸡娃”都无法达到所谓的标配成长标准，在群里吐槽时其他家长会报以同情式回应，表示支持和鼓励，即使有不赞同的，也会碍于群里的整体气氛成为“沉默的螺旋”，潜水不表态。看到满屏的“鸡娃”赞同之声，家长反思的不是“鸡娃”模式有问题，而是反思自己做得还不够、孩子做得还不够、配偶乃至父母公婆配合得还不够，家长在“鸡娃”道路上愈挫愈勇、愈勇愈挫，结果一直在自己“鸡娃”圈子里打转，始终找不到出路，深深陷入教育焦虑泥潭。“鸡娃群”具有参考群体泛化和参考群体窄化双重性质，让家长看到了万千世界，又让家长深陷信息孤岛，“鸡娃群”看似开阔了家长的信息面，其实缩窄了家长的信息面，家长的信息接收窄化在“鸡娃群”内，参考群体窄化为“鸡娃群”内的其他家长。3.教育焦虑循环的“莫比乌斯环”:不明确—伪明确—更不明确所谓“莫比乌斯环”，就是将一条带子的两头反转180度然后连接起来，此时带子能将正反面统一为一个面，形成无限循环往复的几何特征。当前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中的教育焦虑，正如莫比乌斯环一般无尽往复不断循环。Freeston等学者提出“无法容忍不确定的程度”概念，并编制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S)，不确定的容忍程度往往跟人的焦虑密切相关，面对不确定的情况，有些个体容易高估不确定的风险，由此产生焦虑的情绪[29]。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讨论了美国父母越来越多选择密集式教养的原因，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以及抚养子女的重要性上升，结果，父母越来越相信他们孩子的成功将取决于教育成就，并采取了直升机式的育儿方式[30]。中国人多资源少的情况要远甚于美国，优质工作资源和优质生活资源分配从相对的角度来说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而优质工作生活资源又和优质教育资源有一定因果联系，因此，许多家长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以密集式教养的方式在孩子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希望通过孩子在教育竞赛中胜出赢得确定的、美好的未来。如果说“教育无用论”是极端一头，那么“教育万能论”就是极端的另一头。现在家长们对教育的效果期望过高，满怀教育焦虑，同时试图四处获取确定的教育胜利模式。尤其是将学习量化，家长才能确认孩子处于令自己满意的教育状态，才能对孩子的教育前景感到安心[31]。网络是家长们获取教育信息的重要途径，近年出现的微信“鸡娃群”更是能够满足家长即时交互信息、快速获取资源的需求，于是大量家长希望通过“鸡娃群”找寻和模仿他人确定的教育胜利模式，通过跟进高水平的整体教育进度、记录每日教育进度、考级、考证，实现孩子学习精确的阶段化、指标化、计量化，由此消解自己的教育焦虑。但是，孩子的成长是具有自身特征的，是有一定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孩子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有一套适合所有人成长的教育秘籍，不可能有一份整齐划一的教育进度表，孩子在哪个领域有天赋、孩子学习一门功课何时由量变产生质变也是不一致的。简单复制他人成长模式，只会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揠苗助长。忧心忡忡焦虑忐忑的家长，对如何参与教育竞赛充满迷茫和不确定，他们试图通过“鸡娃群”获得确定的教育模式，缓解自己的教育焦虑和压力。但是，这些看似模式化、数字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是“伪明确”的，并不适合自己孩子，也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家长打了鸡血似的操作一番，疲惫不堪还很有可能效果不好甚至与期望完全相反，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陷入“不明确—伪明确—更不明确”怪圈，情绪也从焦虑变为更加焦虑，形成教育焦虑循环的“莫比乌斯环”。在“鸡娃群”的催化下，教育焦虑不仅在家长自身循环，还会由家长传导给孩子、配偶、父母公婆，然后传回给自己，既在家庭内部循环，也会在“鸡娃群”内部的家长之间循环传导，甚至在更大的社会层面循环传导(见图1)。六、结论近年，“鸡娃”之风由现实蔓延至网络，经过网络推波助澜又加剧了现实中的疯狂“鸡娃”。微信“鸡娃群”，是网络中关于家长“鸡娃”最热闹的表演域、竞赛域、传播域。家长们怀揣现实生活中的教育焦虑，希望到孩子学龄相仿、情况类似的微信群里，向别的家长讨教询问一些学习经验，获取一些学习资料，以便消解自己的教育焦虑。但是，微信“鸡娃群”作为即时性互动网络社交媒介，同时具有参考群体泛化和参考群体窄化的效应。“鸡娃群”把“海淀妈妈”“顺义妈妈”“魔都妈妈”等参考群体拉近到群里家长的身边，无端制造了不科学和虚假的教育需求;辅导培训机构更是换上“马甲”混迹于群中，贩卖焦虑鼓吹不合实际的需求。需求被制造后，家长们的教育竞赛标准不断提高，家长期望通过模仿阶段化、指标化、计量化的教育方式，通过超前教育和全天候的密集培训，由快人一步实现高人一等。“鸡娃群”的信息轰炸，很容易形成封闭的信息茧房，削弱家长们的日常反思性，家长们在群内彼此不断强化“鸡娃”信念和“鸡娃”实践，而且家长照着不合实际的教育模式培养孩子，很容易遭遇水土不服。家长在群里的吐槽得到其他家长的支持和附和，让家长更加执着投身于“鸡娃”，直到在力所不及、预期违背、协调失灵方面积重难返。家长原本希望消解教育焦虑，却陷入了从不明确到更不明确、从焦虑到更焦虑的循环，这种焦虑情绪还传导到了“鸡娃群”其他家长和家人之间，形成更多的焦虑循环。“鸡娃群”里无止境的“剧场效应”，加速了教育“内卷”，拼命“鸡娃”带来的是有量无质的空耗。然而，“鸡娃群”只是放大器和催化剂，解决问题还是要回归现实世界，让家长回归教育初心，回归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回归找寻孩子学习主体性的教育本源。耿羽: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参考文献:[1]

摘要：针对“躺平青年”现象存在正反争议，但缺少揭示产生“躺平青年”缘由的理论探索。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结构性视角，探究当前青年“躺平”的镜像与背后缘由。研究发现，青年“躺平”既是个体行为意向的选择，也是社会结构性困境约束的结果，现实中具体呈现“工作的糊口意义”“需求最低化”“迷茫与颓废”“回到老家”等“躺平”镜像。“躺平”姿态源于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倒逼，是青年回应“高房价、低薪酬、少机会、强内卷”的无奈策略。“躺平”反映出当前年轻人的生存焦虑，是青年求而不得的厌倦，是努力后的一种无奈与妥协。避免青年过度“躺平”应从制度层面破解社会结构性困境，给予青年人更大的社会包容与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关键词：躺平青年;结构性困境;城市融入;生计压力一、问题的提出：“躺平青年”引起关注“躺平”已成为时下社会的流行现象，在青年人中“我选择躺平”已成为一种普遍性交流话语。“躺平”本义为身体躯干的躺平，后经网络的发酵，意指对生活和未来无欲无求、不悲不喜、不做任何反抗的佛系态度与行为。在搜狗百科词条中，具体释义为“放弃拼命攒钱焦虑伤身的生活，主动低欲望生活的一种生活哲学”。“躺平”暗含的是一种丧文化，映射的是青年群体在社会结构性约束下的心态镜像。针对“躺平青年”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躺平万岁”，在生活快节奏和经济高压下，选择“躺平”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打破了“优胜劣汰”的追赶枷锁，让青年人在心理和身体上得到舒适与放松，避免低水平趋同、重复的内耗，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选择。特别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背景中，“躺平文化”“躺平一族”“躺平哲学”理应得到包容与理解，有网友甚至直呼“躺平即是正义”[1]。另一种强调“躺平有罪”，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奋斗是青年人的底色，“躺平”是丧文化夹裹下的消极逃避，遇事就“躺平”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特别是对于正处上升期的青年而言，更是没有任何价值。有学者认为“‘躺平’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2]。上述正反争议为我们认识“躺平青年”提供了直观的视角，但值得更进一步追问的是，当前青年在生活中具体“躺平”的镜像是什么?“躺平”背后的深层缘由又是什么?“躺平”究竟反映青年怎样的价值诉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认识当前社会热议的“躺平现象”，更有助于理解青年“躺平”背后的深层缘由，进而更具针对性地回应青年社会诉求。二、文献综述：“躺平青年”的关联性讨论梳理相关文献，网络上对“躺平青年”的争议在理论文献上主要集中在“丧文化”“废物心理”“佛系心态”“低欲望”等话题上。阶层固化所致的青年阶层焦虑是引发青年“废心理”的重要原因[3]，而快速社会变迁与转型、同辈压力的迅速传播是青年阶层焦虑症候不断显现的社会根源[4]。在主观自身原因与客观社会动因双向约束下，青年出现以“看淡一切、潇洒遁世、顺其自然”为特征的“佛系行为”[5]。“佛系行为”反映的是焦虑、颓丧、妥协的青年社会心态[6]，这种心态表面上是“风清云高、无欲无求、淡然稳泰”，但实则是一种消极的遁世主义和生存悲观主义，最终将是无意义的价值主义和观念主义[7]。于整个国家而言，很可能会陷入消费行为极度萎缩的“低欲望”旋涡，在一定时期会呈现日本式的“低欲望社会”情境[8]。青年出现“佛系”“颓丧”“无欲”的心理主要和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有关。这种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其中影响压力类型的常见因素有个人性格、生活环境、就业结构矛盾等。在压力风险的感知下，青年最终呈现出“暮气沉沉”的精神状况[9]。这种以“丧”为核心的“暮气沉沉”折射了当前经济社会全面深化转型时期青年群体复杂多样的社会心态[10]。一方面踏入社会的青年有着对未来的希望，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跨越阶层的鸿沟，特别是对于90后农村青年，在城市立足实现家庭在城市的再生产，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选项[11]。另一方面青年在城市又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高房价、低工资、高竞争的环境下，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逐渐狭窄，处在城市边缘的青年最终不得不回归“无欲无求”与“顺其自然”[12]。这是一种失望与希冀、努力与失败、追逐与担忧相互交织后的折中心态。上述理论文献对认识青年“躺平”行为极具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均未直接聚焦“躺平青年”现象，更未揭示“躺平青年”现象存在的深层缘由。鉴于此，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结构性视角，探究当前青年“躺平”的镜像与背后缘由。具体而言，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获取访谈资料，访谈对象为35岁以下的10名成年青年。在访谈前研究者会告知受访者研究目的，受访者表达知情同意。访谈采用一个循环往复直到信息饱满的研究进程，不特别设置具体框定性问题，重点围绕“躺平青年”主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三、“躺平青年”：选择“躺平”的多样镜像美国学者Ajzen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强调，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受行为意向的决定，而行为意向又受行为态度和社会规范的影响[13]。青年选择“躺平”既是个体行为意向的选择，也是社会结构约束的结果。选择“躺平”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多样镜像，反映出青年群体当前普遍的社会焦虑。1.工作的糊口意义工作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但对“躺平青年”而言，工作的意义并非实现或展示个人宏大的价值与抱负，而是在满足最低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基本温饱的手段，是一种最低需求层级的糊口保障。工作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性需求，追求更高层级和更具价值的工作是微观个体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共同价值取向，然而在社会环境的约束下，工作对于微观个人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同时微观个人赋予工作内容和形式不同内涵。对于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工作的发展意义大于温饱意义，但对另外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工作的温饱意义大于发展意义。选择“躺平”的青年绝大多数遵从工作的温饱意义，工作的目的在于糊口的价值。“大学本科毕业后就没有再多找工作，直接回呼和浩特了，在这个小超市干了快4年了，每个月3200元的基本工资。平时超市不忙，没事的话我就玩手机，来顾客的话我就给结下账，有的时候我也帮老板值夜班，夜里面一般没事都会打打游戏。”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选择“躺平”行为的绝大多数青年不太会计较工作的发展前景与平台，选择工作更像是解决当下生计的燃眉策略，更为普遍的一种价值倾向是，工作就是解决当下吃饭的问题，先做一段时间再说，至于以后发展前景如何，并不是他们需要着重考虑的事情。当向被访者询问“您如何看待这份工作?”和“您觉得这份工作价值是?”，得到的共同性回复是:“走一步，看一步”“先说眼下，再谈将来”“先把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行”“以后的事情谁也不好说”“不想谈未来”。选择“躺平”行为的青年不计较工作的层次，对工资报酬也不十分看重，但对工作内容的清闲性较为重视，能让他们产生身体和心理乏累的工种是他们不愿意从事的。在这种择业观念的约束下，多数“躺平青年”会选择低水平、非脑力型工种，最佳的选择是“压力小、事情少、能糊口”的工作。“我是大专学历，现在当门卫，清闲自在，有人来我就问问，没人来我就不管，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没那么多社会上烦心事儿。”2.需求的最低化学者Maslow认为人的需求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渐递增的过程，在满足最低层级生理和生存需求的同时，会渐进向更高层级的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转变[14]。青年选择“躺平”不仅体现在对工作糊口意义的简单追求，更表现在社会需求的最低化属性上。一方面，社交需求的最低化。社交需求是人生理和情感的基本需求，广泛且丰富的社交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有机构成。然而，青年选择“躺平”的一个表现就是社交的逐渐狭窄，他们不愿意太多地和社会外界接触，喜欢将自己封闭起来，置于自己喜欢和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中往往独来独往，不喜欢主动联系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自己。“来北京4年多了，认识的人也不多，也不想主动认识别人，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刷刷手机，不喜欢人多的商场啥的，宁愿在房间里面独自待着。”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最低化。消费是自我价值的满足与体现，青年选择“躺平”的另一个表现是消费的逐渐降低。“基本的吃穿能够保证就不想奢求太多，网上不是有句话叫‘要啥自行车’，如果有点钱能留就不错了，生活就这样慢慢地过吧，像我这样的男生不买衣服也很正常。”除社交和消费需求的最低化，青年“躺平”也表现在婚姻和发展需求的最低化。婚姻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幸福的婚姻是人类追寻的意义。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多数青年在婚姻方面选择“躺平”，对待婚姻问题持“风清云高、无欲无求、顺其自然”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婚姻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有没有婚姻并不会影响他们未来的生存，甚至部分青年表示，一生不结婚也是可以的，结婚反而是禁锢自己生活的枷锁。“不会特别地追寻婚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顺其自然，这个事情得看缘分。主要是父母看得重，我想得挺开的，现在自己生活都难。”选择“躺平”的青年不注重自己发展的需求，对待未来的发展持有一种焦虑、颓丧和妥协的心理，认为未来的发展是“想象的大饼”，关注和重视眼前的基本生活远比谈论未来的发展更为重要。“不想想自己的未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到时会有办法的，现在活得都不容易。”3.迷茫与颓废通过努力打拼最终实现自我价值是青年群体的显著标签，但“躺平青年”却时常陷入“迷茫与颓废”状态中，缺乏积极向上的打拼精神，呈现出“不想努力、不想争取、不想向上”的消极心态。青年选择以迷茫、颓废、丧为核心的“躺平”姿态，是在社会结构性约束下的自主选择。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选择“躺平”的青年大多对未来不抱有积极希望，在具体工作与生活中多数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日态度;特别是在职业发展中，对未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职业发展敷衍消极，缺乏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也混不出个啥样子，干一天算一天，实在不行就再找个工作试试，反正都是那样，我也早习惯了。”青年在迷茫与颓废的“躺平”姿态中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厌世的悲观主义”。这种“厌世的悲观主义”本质是对自我价值的强烈否定，对他们而言，社会阶层是缺乏流动的，通往社会顶层的道路已固化，自己的努力多是一种无用功，因而努力不努力都是一个样，还不如选择直接“躺平”。“再怎么努力还是那个样，我也不想再拼了，这些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我想让自己活得轻松点。”以迷茫和颓废为核心的“躺平”姿态折射出责任感的缺失。进入社会的青年肩负着自我发展和家庭的责任，但在“躺平”的姿态中通常陷入“无限自我”的消极情境中。在这一消极避世情境中，“躺平青年”不愿意承担过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更愿意以“无限自我”的方式活出自我。“父母都在老家，不敢考虑那么多，也不想考虑那么多，自己现在生活都难，还没有那么大能力来照顾父母。”而这种“无限自我”的生活方式通常又与迷茫和颓废紧紧卷裹在一起，进而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不断呈现出消极的心态。“压力越大，事情越多，越什么事情都不想考虑，也不想多管别人。”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以迷茫和颓废为核心的“躺平”姿态会让青年不断产生焦虑，这种焦虑是未来的迷茫与当前的颓废双重效应的叠加，是一种既能接受“躺平”的自主选择，也是一种不想完全“躺平”的被动约束。“每天其实也很焦虑，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晚上整夜也睡不着，心里面想的事儿比较多。”4.回到老家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落脚城市，实现在城市安稳的生活，是农村青年的殷切期盼。然而，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很难留得下来，无法在城市彻底实现家庭再生产，无法真正扎根城市。一方面，进入城市的青年在最开始的时候，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实现在城市的安居乐业，但随着在城市留居时间的增加，越来越意识到自身能力与城市迅速发展的差距，这使他们在城市的发展不断受挫，进而产生“逃离城市、回到老家”的“躺平”想法;另一方面，城市为农村青年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潜在机会，但这些机会通常要求更高人力资本和更多社会资本的累积，对于农村出来的绝大多数青年而言，这些城市发展机会很难被他们公平享有，更多的情况是在城市边缘性机会中不断煎熬与挣扎，这使他们对未来和留城缺乏足够的信心。“外出是经历，回乡是意义”[15]，在城市高生存压力下，回到老家“躺平”对他们而言似乎是一个必然选择。“来这个大城市工作好几年了，换了大概有六七份工作了，自己也马上快35岁了，再干几年就回老家呀，起码老家吃穿都会舒服些，这里生活太累。”回到老家“躺平”折射出当前青年在城市的生存焦虑与妥协。青年进入城市的初心是在城市生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越社会的阶层，进而实现市民梦。但在快速社会分工和阶层重塑下，青年容易进入“外出务工—城市艰难挣扎—回乡生活”的低水平发展陷阱中。“回到老家”相对“留在城市”是一种“躺平”，这种“躺平”暗含着青年在城市发展的无奈，是青年结合城市的机会与乡村的发展做出的折中选择。在我们的受访对象中，有一位在一线城市工作5年的男性青年表示，“过几年回到老家是自己最终的一个归宿”。当进一步询问到“回到老家‘躺平’的价值态度”时，他表示，“这就是自己的一种选择，在城市生存太过艰辛，回到老家可以让自己心身得到放松，这种‘躺平’是有价值的，也是有意义的”。四、缘何“躺平”：结构性困境的解释新经济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体经济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具体社会与经济结构中实实在在与其他经济与制度结构相连接的[16]。结构性研究视角强调，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多个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青年选择“躺平”受制于复杂社会与制度结构的影响，是复杂社会结构约束下的具体体现。1.就业受限：上升途径的狭窄青年“躺平”并不完全是自选择的行为，而是社会结构性约束的一种被动结果。就业是青年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青年实现自我价值与报效社会的重要途径，但在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就业难已成为梗阻在青年择业路上最大的困难，特别是在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青年人就业更是难上加难。因而由就业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中因缺乏就业岗位而倒逼青年“躺平”就是最大的矛盾体现。在当前社会结构性失业的情景中，绝大多数青年面临着“想要就业”和“就不好业”以及“想要就业”和“不能就业”的结构矛盾。这种就业受限的现实困境致使青年想要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自身上升与发展机会的路径逐渐变窄，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不得不“降低要求”，寻找一些职业前景并不明朗的工作。这些工作在薪酬回报上处于一种糊口意义的水平，难以满足青年职业发展的诉求，但在“就业难、难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下，青年特别是人力资本较低的青年又不得不接受这类工作，致使他们在理想和现实的折中下选择“躺平”的姿态。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躺平青年”在工作中“躺平”多是一种努力后的无奈选择，并非在求职择业的初期就喜欢“躺平”，这种“躺平”通常是求而不得的“躺平”，是上升途径变窄后的被动“躺平”。“年纪轻轻的当然要奋斗的，谁也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以前找过很多工作也做过很多努力，但都感觉机会不大，最后只能干这个了，主要比较省心。”在结构性失业的压力下，教育程度低和技能水平差的青年就业通常更为艰难，他们选择“躺平”更具被动性。“学历不高，找不到好工作，只能选择人家不干的工作。现在好的工作都要高学历，一般专科水平都不行，所以我只能干这个低水平的工作。好在自己还年轻，有些资本。”青年在就业困境下选择“躺平”存在一个复杂的心理决策过程，这一过程突出表现为对当下的不安和对未来的焦虑。“找不到好工作心里很难受，不敢太多和父母讲，现在这份工作就是饿不死，以后怎么办也不知道了。”多数青年在就业困境下对未来缺乏足够的信心，“未来工作也难找，生活会更不容易，但眼前也难，都不容易”。2.高压生活：日常生活的艰难青年选择“躺平”是多重生活压力叠加的结果。步入社会的青年有着成就自我的想法，但在社会高压力的冲击下，越来越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经过多次努力仍无法改变自己命运时，则会自然而然出现以“丧”为核心的低欲望心态。这一心态在外在行为上就突出表现为“躺平”。青年“躺平”是在日常生活压力下的一种被动选择，是回应现实“高压力”的一种无奈策略。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多数选择“躺平”的青年在日常生活中都过得比较艰难，他们通常面临着各种社会生存压力，在巨大生存压力的冲击下，不得不选择“向生活低头”，进而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躺平”。“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生活压力很大，每天都面临各种压力和困难，有时间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青年在高压力的生活下选择“躺平”往往伴随着需求的最低化。压力冲击下青年的日常生活通常入不敷出，无法支撑其“过好日子”。“其实每天过得都很有压力也很颓废，有点闲钱也不敢多花，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好起来。”致使青年“躺平”的高压生活具有多重性:一是日益上涨的房价。住房是家的前提，有了住房就代表在一个地区的扎根与下沉，但在高房价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很难拥有自己的住房，特别是在一线、二线城市。“买房难、买房贵”已成为青年落脚城市的重要障碍，在高房价和高房贷的压力下，青年不得不和自己妥协，最终呈现以佛系为核心的“躺平”姿态。二是生活成本的上升。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赚钱能力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致使青年陷入一种“付出多、回报少”的怪圈。质性访谈中得到的一个共性价值态度是，“努力之后还是失败，还不如不努力坐等失败”。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在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环境中，青年难以找出适合自己发展的“成功道路”，缺乏向上流动的渠道，当努力之后仍然无法成就自我时，“躺平”便成了回应现实的一种必然策略。“现在的机会很难再获取，上一辈的成功是有制度的红利，但我们这一代已经越来越难了。”3.内卷严峻：努力后的无力感“内卷”概念最早由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意指在人多地少的国情约束下，越多单位土地劳动的投入会带来越少单位的边际产出[17]。现在演化后的“内卷”特指一定环境中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是一种无意义的内部消耗。青年选择“躺平”源于“内卷”的倒逼，是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派生的应然行为。资源稀缺理论认为，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有限资源的获取需要通过合理竞争，最终才能达到整个社会最优的帕累托状态。但在当前社会结构性发展困境下，有限资源的获取通常需要通过无序非理性竞争途径，对于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而言，在少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约束下，很难跨越阶层成就自我，甚至出现越努力，越容易产生挫败感，越容易激起群体之间无效的自我内耗。当青年人特别是农村户籍的青年人发现不管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成就自我时，就会以“躺平”的姿势回应内卷的现实。与其同他人发生无意义的自我消耗，还不如“躺平”做一个低欲望、轻松自在的人。青年人“躺平”实质是对以“内卷”为核心的反常社会现象的无奈反抗。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青年人由“内卷”产生的“躺平”行为主要存在以下情景:一方面是工作上的“内卷”。工作环境中竞争激烈，但激烈的工作竞争并不能换来对等的回报，多数情况是由激烈的竞争而产生的低水平的内耗，无助于青年人通过努力工作进而成就自我。“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毕业后想从事公司的文字岗位，但对外招聘的都需要研究生学历，而且还得有关系才能进，原本是本科生就能干的事儿，现在都要高学历了，其实这就是内耗和浪费。”另一方面是生活上的“内卷”。生活中由相互攀比而产生的“内卷”导致青年想要“逃离”生活。访谈中我们发现，青年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这种压力除了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由相互攀比而产生的压力。在与同辈相互比较的过程中，部分青年发现自己在物质等方面比同辈差很多，但经过努力之后又无法超越同辈，由此而产生“放过自己”的心态，在行为上表现为“躺平”。“看到别人的成就，特别是同龄人，就会很有压力，干脆不和他们比较，轻松做条咸鱼也是一种选择。”4.难以为家：立足城市的破裂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发现，对于移民而言，成功落脚城市是中产阶级的助推器;失败落脚城市是产生平民窟的温床[18]。《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30岁以下的外出青年农民工约648万。数量庞大的农村青年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他们进入城市后对融入城市、实现在城市的长久发展有着殷切的期盼。但长期以来，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被排挤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在住房、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面临着城乡两种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约束。在这种结构性困境的约束下，农村户籍的青年，特别是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村青年，难以在城市实现家庭再生产，无法安居乐业永久扎根城市，以致落脚城市的梦想破裂。现实中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为尽可能获得立足城市的多元机会，青年会选择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由此构成了“流动的农二代”现象。这些以年轻为特征的农二代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约束下，受到来自城市住房、医疗、社保的歧视性挤压，在经过城乡的多次往返后，最终不得不以“躺平”的形式被动回流到县域或乡村。这既是他们的主动性选择，也是社会结构性困境倒逼的结果。有研究发现，农二代离村进城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但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却很难“留得下”[19]。质性访谈中我们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大约束下，想要进城安家立业的青年均面临着多重障碍，这些制度性和体制性障碍击碎了青年落脚城市的梦想，倒逼青年不得不以“躺平”和“妥协”的方式回到户籍老家。“孩子的事是大事，但没有北京户口，孩子现在在老家上学，带不到身边，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也得回老家，我这辈子的奋斗估计也就这样了。”城乡两种制度的设计致使户籍在农村的青年群体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而削弱了他们立足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房价本来就很高了，但现在即使你有钱也不能买房子，还需要交纳一定年限的社保，这些条件对我们灵活就业的人来说不太友好。”“高中毕业就出来拼搏，但现在拼不动了，感觉自己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那就回到老家吧。”五、讨论与启示作为时下流行的社会现象，“躺平青年”已引起广泛社会讨论，讨论的背后反映的是对当代中国青年群体思潮与行为忧虑。但事实上，部分青年选择“躺平”并非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早期发达国家在经济高增长阶段也有类似情况，例如英国的“尼特族”、美国的“归巢族”、日本的“低欲望青年”等，这些发达国家青年也曾出现过以“丧”为核心的“佛系”“颓废”“无欲”的心理和行为。本文认为，认识中国本土青年的“躺平”行为，应以发达国家曾出现的情景为参照，针对中国本土青年“躺平”行为的讨论，不应仅停留在简单的正反支持层面，更应基于社会结构性困境，深度理解产生“躺平青年”背后的内隐缘由。结构性研究视角强调，社会经济现象是多个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当代部分中国青年选择“躺平”受制于复杂社会结构性困境的约束，这种结构性困境突出表现在:在经济转型发展的中后期，青年面临着以城乡两种制度设计为核心的住房、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进入城市的青年在“高房价、低薪酬、少机会、强内卷”的结构性困境约束下，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作为对当前结构性困境无奈反抗的策略，部分青年只能通过缩小自身欲望来缓解生计压力，进而呈现出“不消费、慢工作、低欲望、回家乡”的“躺平”姿态。“躺平”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焦虑，说明当下社会环境对年轻人并不友好，背后是求而不得的厌倦，是努力后的无奈选择。质性访谈中发现，多数青年其实并不想“躺平”，更不想永久“躺平”，“躺平”多是回应无奈现实的暂时性策略，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自我调侃。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青年“躺平”并不仅是自选择的结果，更是社会结构性困境约束的后果，未来避免越来越多的青年过度选择“躺平”，不能仅从道德层面予以简单谴责与批判，更应从制度层面破除社会结构性困境，激发青年干事立业的主动性，给予青年人更大的社会包容与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核心的政策举措在于，破除城乡两种体制机制的障碍，弱化城市市民身份导向的资源配置，在城市住房、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青年人重点支持，特别注重农村户籍的青年落脚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诉求。具体避免青年“躺平”的关键性政策包括:一是完善城市住房体系。降低城市高房价，特别是特大城市和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推进针对青年群体的公租房政策，降低农村户籍青年城市购房门槛。二是强化青年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增进城市认同、缓解进城后顾之忧的重要制度性安排。目前在城灵活就业的青年群体社会保障缺失严重，政策亟须针对灵活就业的青年群体设计专门性的社保制度，增强青年立足城市的意愿和能力。三是健全劳动力市场，加快户籍改革。出台针对青年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降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通过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青年的劳动收入。同时要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挂钩，降低青年城市就业准入门槛，淡化户籍在获取相关公共服务和福利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林龙飞：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长江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高延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考文献:[1]网易新闻.躺平即是正义，人生另一种幸福的生活模式[EB/OL].https://www.163.Com/dy/article/GBJ2OEQS0536IY9C.html，2021-06-03.[2]头条新闻.清华副教授李锋亮称躺平态度极不负责，选择躺平是认清现实吗?[EB/OL].https://xw.qq.com/partner/sxs/20210528A089WI，2021-05-29.[3]魏杰，黄皓明，桑志芹.“985废物”的集体失意及其超越—疫情危机下困境精英大学生的“废”心理审视[J].中国青年研究，2021(4):76-84.[4]朱慧劼，王梦怡.阶层焦虑症候群:当代青年的精神危机与出路[J].中国青年研究，2018(11):77-82+97.[5]杨仲迎.全媒体网络场域下“佛系青年”产生及教育进路研究[J].湖北社会学，2021(3):161-168.[6]卜建华，孟丽雯，张宗伟.“佛系青年”群像的社会心态诊断与支持[J].中国青年研究，2018(11):105-111+61.[7]宋德孝.青年“佛系人生”的存在主义之殇[J].中国青年研究，2018(3):41-45.[8]裘晓兰.日本“无欲世代”的群体画像和成因探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8):113-119.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青年在内的中国人口的离婚水平不断上升，以2002年为界可将7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三次上涨的离婚趋势划分为前后两个增速不同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社会人口因素和法律制度变迁两个宏观角度尝试解释我国青年的离婚率上升现象的原因。研究认为，2002年以来的青年离婚率攀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离婚自由原则的贯彻及青年婚姻观念更新的体现，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内、外因条件促使青年女性通过离婚来改变其家庭地位依然弱势的境况。有关部门应推行离婚冷静期的离婚咨询等配套机制和措施。关键词:青年;离婚率;婚姻自由;第二次人口转变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离婚水平及青年离婚水平离婚既是重要的个体生命事件，也是重要的社会现象[1][2]。与社会变迁相适应，我国的离婚率在经历了50年代早期和60年代早期的两次高峰后，自70年代后期开始呈现出新的缓步增高态势[3][4][5]。从时间来看，我国的离婚率在70年代后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且增长的势头持续40年仍然不减，这与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骤增骤减的两次离婚率高峰明显不同，个中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索。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水平变动趋势图1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水平的时间变动趋势。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离婚水平总体呈上升的态势，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增长速度不同。以2002年为界，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离婚水平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1978—2002年为缓步增长阶段;2002年之后为快速增长阶段。在第三次离婚高峰的第一阶段，我国的离婚水平缓步增加，并在90年代后期趋于稳定;在第二阶段，我国的离婚水平增速提升，但速度仍不及第一次离婚高峰。由于2010年之后我国的离婚水平并未出现明显的波动，因此就全国整体而言，2010年之后的房屋限购政策对离婚水平上升的作用是有限的[6]。与此同时，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离婚率近些年却在不断下降，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这可能与日本离婚的年龄构成有关，因为离婚的众数年龄(峰值)在后移。对于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离婚率下降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千禧一代的人结婚时间较晚、结婚后更稳定、离婚风险也更低。婚姻的选择性越来越强，许多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选择根本不结婚;结婚的人往往年龄更大、生活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使得婚姻对于那些能够左右婚姻的人来说更加稳固[7]。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离婚水平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变化趋势在离婚水平逐年不断上升的过程中，青年的离婚状态不容忽视。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青年的离婚比例在40岁之前随年龄增加而升高(特别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并且逐年攀升;即便离婚比例在40岁之后随年龄增加逐渐下降，然而其逐年攀升的态势依然明显(图2)。通常认为，婚姻的持续在两个阶段比较关键:一是婚姻的前7年，二是一孩达到14岁时[8]。并且，离婚风险还有明显的队列差异，整体体现出“离婚压缩”的特征。有研究指出，在中国1980年之前初婚队列的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动不明显，但是1980—1989年初婚队列、1990—1999年初婚队列、2000—2010年初婚队列的离婚风险逐步提前发生[9]。那么，为什么中国青年的离婚率会上升呢?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赋予了女性离婚自由，当时随即引发了第一次离婚高潮，离婚的主要原因包括强迫婚姻、买卖婚姻、虐待妇女、早婚、童养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反右运动”中离婚的主要原因以政治立场为基础，而不以感情为基础;也有部分是知青为换取返城机会而选择离婚[10]。中国70年代后期开始的离婚率持续上升的速度远不能与前两次离婚高潮相比[11]，对其解释显然应与前两次不同。叶文振、林擎国认为择偶观的变化使经济婚姻和“三快”(相识快、结婚快和离婚快)婚姻增多，即结婚的草率导致了我国离婚率的上升[12];徐安琪、茆永福认为高离婚率与宗教文化、民族风俗及其婚姻制度的演绎和延伸有关[13]。为了探究中国青年离婚率上升的真相，本文将从社会人口因素和制度变迁两个宏观角度对我国青年的离婚率上升现象进行探究，以期提供新的解释。二、中国青年离婚率上升原因的社会人口因素我国青年的离婚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上升，其原因是多样的。从社会人口学方面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社会观念开放影响了青年对离婚的接受度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迅猛增加(图3)。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开放、多元，职业和地域流动日益频繁，因人口迁移、两地分居导致家庭亲和力减弱[14]，进而影响了夫妻关系，由此导致原是低离婚风险的农村人口逐渐转变为高离婚风险的城镇居民[15]。离婚女性受到的歧视正在减少，尤其是在大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空间先构筑了陌生人社会，随后网络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无须真实交流的社会，熟人之间也开始使用网络交流，线上与线下身份的剥离进一步分割了每个个体的生活状态，二者之间即便存在颠覆之处亦难以为他人发现。陌生人社会中社会约束力、道德强制力明显减弱，离婚既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第三人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曾经可以成为离婚诱发因素但经过衡量平息终究能够忍受的因素在陌生人社会中都有可能引发离婚;而熟人社会的婚姻则受到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等强大关系网络的束缚[16]，因此，婚姻关系往往相对稳固。民众对离婚的态度由过去的一概否定，如古代实际上大都以离婚为人生惨事最为可丑，即便在春秋战乱时期记载离婚之事也不多见[17]，逐渐演变为当今的既有否定又有理解和肯定的多元态度，甚至视为一种时尚、个性和独立的彰显，这在青年中尤为明显。离婚完全成为一件个人私事，通常不会受到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也不会招致进一步的社会舆论攻击。2.计划生育促进了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的解放2016年之前的限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外在的、后致性的规范[18]，它意外地带来了青年女性的解放。具体而言，其一，计划生育减少了女性在家务劳动上的负担。虽然职业女性面临家庭和工作双重责任平衡的难题，婴幼儿的生育和抚养直接改变了青年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周期及时间[19]，然而限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恰恰促使青年女性不再因为生育过多子女而没有时间、精力发展自己从而丧失展现自我的机会，换言之，青年女性不再被束缚于家庭之中。生育率下降对青年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20]，其明显特征就是女性在市场上相对收入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缩小了性别教育差距;也可能是由于在计生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将性别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女性公平参与劳动力市场，降低了市场性别歧视程度，表现为女性教育回报率提高[21]。从雇主角度来看，女性较之从前生育多子女的情况，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和次数的不确定性降低，雇主对女性就业预期的不确定性也会降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统计性歧视[22]。其二，计划生育政策催生出了一大批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聚拢了家庭资源，其独立、自我性格特征非常明显，性别平等诉求更为强烈，一旦在婚姻生活中受到委屈，多数人会选择不再隐忍。其三，独生子女在继承权上没有竞争对手，是一种隐形财富能力的体现，他们往往不需要通过婚姻捆绑财产[23]。在以上三者的综合作用下，计划生育既解放了作为母亲的女性，也改变了作为子女的一代。3.地位的提升加速了青年女性的自主成长随着经济发展，青年女性的教育、就业状况逐步得到改善。通过就业，青年女性逐步占据了一定的社会资源，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比过去有所提升。尽管这些优势会反映到家庭事务决策的参与程度上，女性的参与比例确实有了很大提升，然而家务劳动分担意义上的“家庭内”性别平等尚未实现[24]。社会地位的提升促使女性希望重构性别平等、彼此尊重的两性关系，平等分配家务劳动和育儿、照顾老人的责任，但部分男性尚未能适应女性对平等的需求和对自主的崇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平衡进一步激发了二者的矛盾，而经济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又降低了女性缓解矛盾改善夫妻关系的意愿，这一切导致的结果便是离婚的需求提升了。青年女性既要承担工作带来的社会压力，还要承担家庭责任，正是这种传统的性别观念与现实妇女地位的矛盾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才导致了女性作为原告要求离婚者增多[25]。这一点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离婚纠纷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在2016—2017年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73.04%的案件原告性别为女性[26]。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如图4所示，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离婚比例在35岁之后明显高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且这种趋势延续至老年阶段，可见受教育程度与青年离婚比例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有研究表明，相对收入及教育程度与丈夫相同的女性离婚意向最高，城市女性的经济优势对婚姻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独立促使女性有能力摆脱在家庭中对男性的依赖，而教育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优势带来的离婚风险[27]。此外，青年女性短期生育权益与长期劳动权益产生冲突[28]，对婚姻的幸福感不断下降，由此产生了严重的不公平感和缺失感，甚至由于无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只能放弃其一。4.新的离婚理由在青年群体中涌现现代社会中，追求浪漫爱情和个人本位的婚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以单纯满足生理和传宗接代需要为目的的互助式婚姻[29]。这种变化与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息息相关，现代性制造差异、排外与边缘化[30]，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控制力逐渐丧失，个体的日常生活同时受到了互联网虚拟世界与线下真实世界的交互重构，由此导致个体在多元选择中主动或被迫对包括婚姻在内的生活方式进行功利性的选择。与义务型婚姻相比，现代性所促成的这种爱情型婚姻表现了更多的自我中心，注重自己的需求，渴望得到尊重和理解，更加在乎自我价值的体现，对婚姻、家庭、情感的需求较从前更高，在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则比较容易发生感情转移。传统的离婚理由包括出轨、婆媳矛盾、家暴等等，而婚姻观念、自我认知的变化在青年已婚群体中诱发了一系列新的离婚理由，如育儿观念不一(包括丧偶式育儿)、爱情无法长久、爱情与生活碰撞、性生活不和谐、沉迷网络、沉迷手机、沉迷游戏、罔顾家务、财产协议、忠诚协议、三观不合、缺少交流或者对个人管理(包括形象、身材等)产生分歧等等，而这些在过去传统的伦理道德约束之下，均是难以促成离婚的理由。此外，有两个研究结果对青年也会产生影响。其一，在完整家庭中，父母之间的频繁争吵对子女有全方位、严重的负面影响[31]，而离异家庭的子女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使青年相信，与其制造父母仍在一起的假象，不如离婚各自开始新生活。其二，互联网普及率对离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2]。一般而言，女性的自然生理条件较男性差，体力上的弱势相对明显，一些女性出于寻求保护、生活方便的需求而步入婚姻。然而，互联网催生了快递、外卖等行业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女性的体力劣势，青年女性不再因为生理上的弱势而委曲求全于婚姻之中。简而言之，日趋多元化的社会使青年个体的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与此同时青年个体从婚姻中获取情感、财产的需求正在下降，二者共同导致了离婚作为一种生活选择的必然性。三、中国青年离婚率上升原因的法律解释以上从社会观念的转变、女性解放、女性地位的上升以及新离婚理由的涌现等方面对我国青年离婚上升进行了理论分析，尽管这些理论解释可以从多个维度阐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离婚水平上升的现象，然而，由于这些理论所阐释的内容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存在，故而难以说明为何我国青年的离婚水平会在2002年后骤然上升。事实上，这与2002年前后我国的法治理念更新及离婚法律规定变化有关。1.权利思维的体现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此即意味着人权正式入宪。人权的入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突出了人权在宪法中高于一切的神圣地位，也提高了公众的权利意识。所谓人权，即人之为人所拥有的权利，它是对我们作为人之地位的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促使个体享有理性能动性，或者说规范能动性[33]，从而提高了个体的尊严。婚姻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其内含的婚姻权同样落在人权框架之内，是否进入婚姻、何时进入、与谁结婚、如何过婚姻生活、何时退出婚姻等等重大的人生选择均是个体能动性的体现，也是行动者行使婚姻权的具体形式。人权入宪进一步巩固了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原则。具体而言，婚姻自由包括婚姻自主权、离婚自主权、生育自主权等，而离婚自主权对处于婚姻中的弱势一方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时代进步的象征，青年迅速掌握了权利意识并形成了权利思维。与此同时，性别平等的理念促使青年的离婚自主权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青年的婚姻需求亦产生了变化。2.离婚制度的变化1980年我国通过了现行婚姻法，修改了离婚程序及条件，在理由论与感情论之争中选择了感情破裂说，引发了一次离婚高潮[34]，但《婚姻法》的修订作用对80年代离婚率的影响小于50年代[35]。2001年再次修订，进一步细化了“感情破裂”，在总则部分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由此导致想与他人同居的已婚人士必须先办理离婚手续。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了夫妻应该互相忠实，互相尊重，提高了婚姻生活的要求。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增加了离婚情形，列举了感情破裂的几种情形，修订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与1980年婚姻法中的法定离婚理由相比，裁判离婚标准依然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而离婚理由的立法理念则从彻底的破裂主义向兼采过错主义和破裂主义倾斜，而法理模式也从概括式改为概括规定加例示情形[36]。最高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的原因中，感情不和占77.51%，家庭暴力占14.86%[37]，前述诸多新的理由便涵盖在夫妻感情不和这一法律理由之中，只有提出感情不和，法院才有可能裁判感情破裂，而这是法定的离婚理由。此外还规定了离婚过错补偿机制，规定“因一方重婚或即使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婚外同居关系、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或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失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在有以上过错的婚姻中，离婚可能是一个最大程度的止损行为。2001年婚姻法修改中整体将离婚制度朝自由的方向发展，这些变化对青年的婚姻关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由此可以解释2002年离婚率骤升的法律原因。3.离婚手续的简化理查德·波斯纳在分析离婚自由成本时指出:“婚姻越是容易解除，人们对婚姻的承诺就会越少，因此，如果允许想离就离，那么结婚者花费在婚姻搜寻上的时间就会更少。结果是，夫妻更不般配，这转过来又会破坏婚姻的伴侣性，并由此增大了离婚的可能。并且，由于离婚非常容易，夫妻俩也都会更少花费时间来努力促使婚姻成功。因此，在一个想离就离的离婚体制下，趋势是一连串时间较短的、或许不再是伴侣性的婚姻替代了持久的单一伴侣婚姻”[38]。也就是说，婚姻解体的难易程度影响了人们进入婚姻的意愿，在协议离婚国家这点表现得较为明显。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了离婚登记手续，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条件及材料仅做形式审查，不利于防范、控制冲动型离婚或草率型离婚[39]，而协议离婚更因其成本低、效率高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婚姻本身的意义。简言之，离婚条件的放宽降低了离婚的难度，离婚登记制度的设立简便了离婚程序，加速了处于上升发展期、矛盾持续增多的已婚青年走向婚姻解体的过程，且在社会实践中滋生了假离婚的现象，由此综合导致了我国青年离婚水平在2002年后开始逐年上涨。四、结论与讨论由于离婚是反映婚姻和家庭稳定性的指标之一，往往与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而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中国青年离婚水平的变动特点对于认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在以往对上世纪50年代初期第一次离婚高峰和上世纪60年代初期第二次离婚高峰的分析之基础上，对70年代后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的第三次青年离婚率上升趋势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首先，本文梳理了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离婚水平不断上升的社会学解释。但是，现有的这些理论分析忽略了假离婚现象的存在。假离婚通常是为了套取政策红利，包括户口、贷款资格、购车资格、购房资格、子女入学资格等等，冷静期出台之后，有夫妻为了办理贷款买房又等不及冷静期，选择了伪造离婚证书的违法渠道，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假离婚为滥用离婚自由的典型现象，法国学者若斯兰认为，个体的权利已不再是以个体独立自由尊严为依据的绝对特权了，这些因素固然永存，只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客观社会的因素，比如亲属权，亟须考虑到客观因素[40]。当下离婚权的行使尚未受到合理的限制(离婚冷静期仅仅是延长时间，而非本质上的限制)，滥用离婚权的法律效果与正确行使未有区别，由此引发的假离婚也变相提高了我国的离婚率。将假离婚行为列入征信系统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这种现象，但法院、民政局如何能够甄别真假离婚亦是需要着力探索的一个问题。其次，本文着眼于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离婚水平的时间变异分析，从法律制度变迁深入分析了2002年之后快速上升的离婚水平。2001年《婚姻法》的再次修订使得离婚理由的立法理念从彻底的破裂主义向兼采过错主义和破裂主义倾斜，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简化了离婚手续，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加入了人权理念，强化了青年夫妻的婚姻权利意识，也包括对离婚自由和权利的享有，这些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离婚率在2002年开始逐年上涨。可以说，早期调整婚姻家庭和离婚的法律规则主要反映的是家庭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理念，凸显了家国一体化，但现在婚姻首先被视为体现个人利益的一种结构及个人生活的一种选择方式，强调对个人福祉的促进和推动[41]，这种理念在青年中普遍存在，具体反映在结婚率低、结婚年龄晚、生育年龄推迟、躺平等现象中，可见当代青年可能较难将个人的婚姻家庭选择放置在社会甚至国家的脉络下来思考。换言之，政府想要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需要着眼于青年个体的需求，坚持青年主体视角，兼顾青年权利和青年发展双重利益，构建青年友好、符合青年价值观的婚恋政策。本文认为，2002年以来青年离婚率的攀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离婚自由原则的贯彻及青年婚姻观念更新的体现，但同时也引发了婚姻解体与家庭离散，甚至助长了轻率离婚以及套取政策红利的离婚。《民法典》已经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即“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从各地民政局发布的数据来看，离婚率确有下降，比如截至3月5日，2021年武汉市约58%的夫妻申请离婚后放弃登记，但这种下降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是其他因素左右，与冷静期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仍需进一步研究。客观地讲，冷静期只会减缓青年离婚解体的速度，本质上并无法改变部分决心离婚的青年主体意愿，更无法真正动摇宪法规定的婚姻自由中所内涵的离婚自由理念。而且，在互相折磨消耗的婚姻勉强维系状态中，婚姻主体的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往往也无暇顾及《民法典》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及儿童最大利益保护理念。此外，冷静期的出台还会增加离婚诉讼的案件数量，离婚问题的半司法化是否有助于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可能亦是需要探索的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应该推行离婚冷静期的配套机制和措施，比如离婚咨询和离婚调解，促使当事人客观地认识其婚姻质量并理智对待离婚问题，缓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并给予清晰可操作的法律指引，如冷静期内夫妻一方转移财产或挥霍财产、冷静期内的家暴处置、冷静期内强行发生两性关系、冷静期内的债务等等问题;同时也应当强化法律规定的父母养育监护责任，要求双方慎重对待子女抚养协议、子女探望权等具体问题。此类设置对未婚青年群体同样具有教育启示作用，可以促使人们在进入婚姻中更加理智，避免闪婚闪离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离婚冷静期也是一种变相的结婚冷静期。除了冷静期之外，《民法典》还删除了计划生育及晚婚晚育相关内容，改变了婚姻禁止性条件、无效情形和可撤销情形，规定了家庭日常生活事务的处理权，变更了财产的范围，大幅度更改了离婚的内容，如双方应当订立书面离婚协议，并在离婚理由中删去了“有配偶者”，增加了分居满一年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形，调整了子女抚养、夫妻财产分割、离婚后救助义务、离婚损害赔偿等相关规定。从立法初衷来看，这些规定旨在促使民众理性结婚、理性离婚，保障更大程度上的婚姻自由，减少冲动、妥协等不理性的因素。在不断完善离婚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平衡成年人的离婚自由与未成年人的家庭需求，但也要避免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成为离婚自由的绝对限制。另一方面，还需要平衡婚姻主体双方的权利关系及对错关系，在性别平等与受害方利益倾斜中保持平衡。具体来说，司法实践中法庭在离婚案件中倾向于将男女双方视为平等主体的事实可能会强化弱势一方的低社会地位和低经济水平[42]，因为离婚存在制度上的约束，调解的前置性促使法官从早期的政治话语、疗伤话语逐渐转变为实用主义，迫切想要离婚的一方往往通过不断地交换财产利益甚至子女利益来达到离婚的结果[43]。在家暴案例中，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受害方的权利剥夺感和公平缺失感，因此需要在以推行性别中立为原则的规则平等论与以女性个体公正为原则的后果平等论之间保持平衡[44]，努力重新构建社会性别规范，破除传统的刻板印象，多关注离婚个体之间在维权能力、社会资源、支持网络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45]，以促进婚姻双方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从而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家庭转变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13)、2019—2020学年中美富布莱特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2018063604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张晓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王记文: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人口学博士参考文献:[1]陈雯.离婚:作为一种现象的社会学观察[J].重庆社会科学，2009(2):58-60.

摘要:本文运用笔者参与完成的快递小哥、互联网青年工程师、高校青年教师三组调查数据，从时间社会学角度阐释了大城市青年劳动的三种形态，并以此引申出三种被时间异化的青年类型。这些鲜活的青年生存状态启示我们，作为担当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复兴有生力量的当代青年，其价值观的形塑和社会认知的形成都与时间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我们有必要重申青年时光的属人立场，重新认识青年内涵的重要意义，促进青年工作视域的转换，构建青年劳动权益的保障机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面向未来的能力。关键词:时间;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异化人类在时间中找寻生存的意义。时间是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哲学家都为这一问题冥思苦想，但只有少数社会科学对时间有过深刻的阐述。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时间一直是某种缺席的变量，一般认为，社会科学是与时间“无涉的”。当我们研究某一问题时，默认对象处于静止状态，比如统计数据大多是截止到某一时点的，时间的因素往往被忽略了，但并非不会发生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史，就是一部时间被异化的历史、一部时间反噬于人本身的历史。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1]。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青年第一性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本文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2]。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笔者参与的三次社会调查，三次调查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展开。其中，2019年“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在北京进行，发放有效问卷1692份，访谈62人;2020年“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在深圳进行，发放有效问卷505份，访谈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在上海进行，发放问卷1031份，访谈54人。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其实，我们一旦了解了制度如何设计时间，也就知晓了社会究竟怎样对待青年，这种对待不是通过写在书本上的宣传语或PUA(全称Pick-upArtist，原意是“搭讪艺术家”，指接受过系统化学习、让异性着迷的人和其相关行为，后泛指职场中公司对员工的精神控制)软文来展现的关心和慈爱，而是以青年现实生活为背景的真实存在。一、倒逼的时间—被加速的人在移动互联时代，各类物流平台都将速度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智慧零售的加速落地，分钟级的即时配送已成为物流行业新的职业标准。在整个物流体系中，送货员(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作为送达环节的“最后一公里”，前序所有环节的延时风险都向其传递和叠加，一旦前序超时，那么必须在最后环节完成补时，以确保总流程的相对效率，因此，送达压力全部集中于最后的劳动者身上。对平台而言，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市场竞争力，更短的时间是平台给予消费者的承诺，也是对于从业者的要求。时间的感知是由生活节奏决定的，有研究表明，个人的时间感往往依赖于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3]，在某些场景下，时间会失去准确性，这也是为什么有时我们会感觉时间稍纵即逝，而有时则度日如年。具体到送餐或送货的场景中，平常毫不在意的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为什么能驱动骑手“分秒必争”、令消费者“焦躁难耐”?是什么机制让这短暂的等待显得如此漫长且迫切?造成这种时间差异感的，正是—“倒计时”。在人类历史上，计时装置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影响人们对于现实的看法。最早的时钟并不是持续运转的，而是作为报时器使用的，中世纪的修道院通过敲响时钟来提醒僧侣进行祈祷。钟声和铃声在中世纪的城镇里也很常见，因为城镇有大量的商业需要和技术流程相配合，计时员和整个社区都要能听到时间信号。时钟最初位于公共场所中央可见的位置，例如大教堂和钟楼所在地。后来，时钟越来越小型化，被分散在更加私密的个人空间，如办公室、车间、卧室等，最后是衣服的口袋和人的手腕。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时间意识，时钟成为每个人必备的“假肢”，关注时间、遵守时间成为一项基本的纪律要求。工业化以来对生产流程的不断革新—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其本质都是围绕对时间的有效利用。效率至上主义为不断汲取时间提供了思想动力，时间被赋予了价值，并且以货币的形式来衡量，时间就是金钱，成为精心安排和系统计算的对象。近代以来无数技术发现和人造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其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来提高速度。迭代、换代、打新，几乎是当今所有公司的考核指标。随着效率至上主义的进一步扩展，“倒计时”这种时间表达方式应运而生。倒计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某段时间从一个正序的时间序列里分离出来，而采用倒序的方式予以重新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连续流动被表现为更紧张的片段来得以显现。在倒计时里，时间不再是向未来无限延展的可能，而是有边界有范围的存在，是逐渐逼近目标的距离。正如物体因为空间上的接近而有不同的呈现一样，目标在时间上不同的接近路径，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倒计时具有一种独特的“翻转结构”。面对同一个目标，当采用正序计时，时间是向外舒展的，目标是向人聚拢的，此时人是中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目标逐渐向人靠近。回想自己坐在火车上的场景，窗外的群山和景色是向“我”走来，而不是“我”走向窗外的物体。当采用倒序计时，物和人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时间是向内收敛的，目标则成为中心，随着时间的逼近，人变为主动向目标靠拢。换句话说，在倒计时里，目标和人的主体性被翻转了，人彻底沦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人在空间中的结构被扭曲了。因此，对于同样的时长，采用正序计时和倒序计时，给人的感觉就会完全不同。课题组调研发现，派送平台在骑手端会显示为倒计时模式，当截止时间临近时，系统还会启动提醒和预警功能。有外卖骑手说:“接单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时间嘀嗒嘀嗒地走，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其实，心理上的恐慌，是对自身逐渐丧失主体性的一种精神反抗。当一个人进入倒计时状态后，会感到压力陡增，时间在注视你，目标在催促你，有东西在追赶你。劳动者完全忽略了外部世界(交通规则此时也不存在了)，他忘记了自我，变成了一台飞奔的机器。在移动互联平台兴起之前，人们对于吃饭的即刻需求从未到达如此急迫的程度。就本质而言，倒计时对于送达时间的苛刻要求与泰勒主义对于劳动时间的精致计算并无二致，都是期待通过对时间的管理来提高效率，时间序列使劳动者置身于流水线式的“生产”次序之中—接单、取餐、送餐、到达。但与泰勒制通过正序时间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有所不同的是，平台是通过“逆向时间”把对人的压迫发挥到极致。时间快速地消耗，形成的压力足以使劳动者本身产生更多的动力去自我加速，即便这种速度要求已经超出劳动者完成既定任务的能力。必须承认，倒计时令“速度”这一要素更为凸显出来，速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成为分配正当性的依据。速度快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奖赏(接单量)，而慢的则要接受处罚，这种处罚包括经济上的(系统派单量的减少)、名誉上的(每周排名靠后)、心理上的(重新接受培训)。快与慢，成为新的分配正义。有外卖骑手谈及:“根据公司规定，超时要扣除50元以上的工资。如果超时投诉过多还会收到‘需要接受公司培训’的短信或站长约谈。”可见，倒计时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对劳动者进行了双重打击。经济的损失、名誉的羞辱、认知的洗脑，配合倒计时的制度设计，无疑让时间展露出更为强大的纪律属性，时间已不是为了保证送达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而表现为“暴政”的压制和惩戒。当然，一定有更多的外卖骑手是在限定时间内送达而未受处罚，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赢得了与时间的战斗，但作为劳动者整体，他们已经输掉了与时间的全面战争。如今，倒计时的机制设计已经渗入到网约车、社区团购、生鲜电商、即时通讯等互联网平台，并蔓延到其他领域，逐渐掌握了对劳动者的话语权，同时也把焦虑和恐慌带给更多的社会成员。倒计时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一套工作机制，更是一种构造行为方式的手段，它通过心理建设和驯化行为将“不能延误”的观念加速传递，使劳动者彻底“异化”为时间的奴隶。毫无疑问，倒计时提高了时间的利用效率，但也将时间的过分榨取推向了人性的反面。倒计时的盛行是加速社会的彰显。马克·泰勒说“速度会杀人”[4]，哈特穆特·罗萨认为“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的逻辑，以及推动力”[5]。罗萨进一步将现代社会的本质定义为“加速社会”，认为加速是产生新异化的原因。笔者认为，倒计时的泛化是加速主义新异化的最新表现形式，它除了给我们带来更为便利和更有效率的协作之外，也将我们安置在加速社会功利编织的“牢笼”之中。而今，我们处于各种倒计时设定的不能落后的高度警觉状态(如各种考试倒计时、各种工作任务倒计时、各种工程项目倒计时等)，即便我们根本看不到具象的倒计时装置的存在。更为可怕的是，倒计时一旦启动，连加速度本身都在加速，每个人在拼命奔跑中会不自觉地“竞速”，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要稍微喘口气，就感觉已经落后，倒计时就像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我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本该是自由追逐梦想的年龄，青年人却在无形中被逼迫着追赶倒计时设定的各种目标，以免错失各种机会和任何有价值的可能。而悖论在于，在这个剧烈变迁的社会里，没有哪个选项能被事先证明在未来是最有价值的。就像外卖骑手被称为“蜂鸟”(唯一能“悬停”的鸟类)一样，“蜂鸟”拍打着翅膀努力使自己不跌落而下，却也不知道将飞往何方。外卖骑手“悬浮”在城乡之间，也“悬浮”在制度缝隙之间，他们没有闲暇为未来积累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也来不及与平台争论上一次扣费是否合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倒计时截止之前送达手中的这一单。他们对过去充满了遗憾，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只有拼命地消耗现在这一刻，才确信自己没有虚度光阴。二、侵入的时间—被掏空的人2019年3月，一些互联网公司实行“996”工作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所谓“996工作制”，是指员工每天早9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是一种违反现行劳动保障法的工作制度)，成为中文互联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资关系讨论，也是首次有大规模“白领”和高知青年群体卷入的网络社会运动。其后，有关互联网行业加班泛化的讨论甚嚣尘上。2020年12月31日，知名网络平台“知乎”热榜上出现话题:“如何看待‘快手’将于2021年1月10日全员开启大小周?”“知乎”是高学历职业青年聚集的网络平台，网友们对大小周工作制的声讨与质疑不断。而就在4天后，“‘拼多多’22岁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的新闻，把整个社会舆论批评的声音推向了高潮。在互联网行业，“996”几乎是“明规则”。课题组“码农”调查显示，98.81%的受访者有过加班经历，其中有9.70%总是加班、37.82%经常加班、40.99%有时加班，只有10.30%很少加班和1.19%从不加班。从每天工作时间来看，工作时长在8~10小时占81.59%，10小时以上占15.45%，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以下仅占2.96%。有受访者表示，“如果某天不加班反而显得不正常了”。当然，加班本身并不构成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但如果加班不支付报酬则违反了有关法律。调查显示，只有15.83%的受访者表示加班后“有时”会获得加班工资，30.06%表示“每次”加班后都会获得加班工资，两者之和不到调查样本的一半。为什么互联网公司敢于公然漠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加班”。当“加班”不存在时，也就遑论为加班而付酬了。与社会公众对于加班的理解不同，互联网公司的加班行为由于并非全部发生在单位的物理空间，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在工业化时代，空间的边界构成了当班(on

摘要:青年农民工超时加班问题远比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群体更为严重，但农民工缺乏表达的渠道和能力，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重新回归到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这一问题，探究薪酬结构对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的影响。研究利用2021年广东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GDEES2021)测算了青年员工每月工作时间，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平均每月工时达到225个小时，无论工作时间还是加班强度均远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这是因为，青年农民工就业能力较低、谈判能力不足，更加容易陷入到一种加班依赖薪酬体制中，其以低固定工资和高加班工资的特征，迫使青年农民工必须依靠加班来提高工资收入。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有意引导或集体协商督促企业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提高农民工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所得，降低农民工工作时间，减少违法加班的发生。关键词:青年农民工;薪酬结构;加班依赖;超时加班近年来连续发生多起互联网行业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猝死案件，“996”“007”“打工人”“码农”等词语频频登上热搜，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平台用工或职业白领“过度加班”问题引发学术界的热切关注[1][2]，而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一线青年农民工的劳动状况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不可否认，在21世纪前20年，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保护取得巨大成就，仅以我们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为例，2020年下半年，珠三角大专以下学历农民工月平均工资4294.8元，周工作时间52.8小时，养老保险参保率为89.8%，而2010年三项指标则分别为1848.6元、56.3小时和35.5%。尽管一线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明显好转，但由于存在低学历、外地人和农业户籍等身份特征，就业能力和谈判能力均较弱，超时加班、疲劳作业、职业伤害等问题仍比互联网从业者更严重。只是青年农民工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缺乏在互联网表达抗议的渠道和能力，这就更加需要学术界的“底层关怀”。本文重新回到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这一主题下，利用一项来自广东地区的最新调查数据探究薪酬制度对青年农民工过度加班的影响。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超时加班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中国劳动者尤甚。国际劳工组织在2019年4月28日发布的题为《安全和健康处于未来工作的中心:构建在百年经验之上》的文章中称世界上大约36%的劳动力人口工作时间过长，即每周超过48小时[3]。根据北京师范大学《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中国劳动者年工作时间约2200小时，相当于英美德法等国家20世纪20—50年代的水平[4]，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时间，属全球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显示，60%的劳动者每周或者上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70%左右的劳动力每个月的工作时间或上个月的工作时间超过28天。从人口特征来看，存在过度劳动的劳动者主要特征表现为男性、教育程度较低、低技能、从事资源与劳动密集行业与外资合资企业的工作[5]。现有关于超时加班和过度劳动的理论视角主要是劳动供给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供给理论认为工人可以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根据不同的工资率来自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6]，如刘林平等人认为加班是农民工一种长期存在的乡土文化和小农意识在工作场所的延续[7]，然而事实是劳动者并没有这种自由，只能在市场上选择被设定好的劳动时间-工资率组合对应的工作岗位[8]。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站在劳工的立场批判资本和雇主，认为在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劳工的劳动过程出现了去技能化[9]，并通过工厂霸权制造了工人的“甘愿”，使得工人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参与资源去完成这一资本剥削的过程[10]，如蔡禾等发现资本的“技术控制”和“空间控制”对员工合理加班或超时加班具有显著效应[11]。就中国员工加班形成的具体原因，国内学术界已有大量总结。有研究将产生过度劳动问题的因素概括为外推力和内促力两方面，其中外推力包含企业管理因素、工作岗位因素以及个人压力因素，内促力包括经济利益动机、职业成就动机和自我实现动机[12]，有将过度劳动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家庭、企业和工作四方面[13]，还有的从劳动者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进行总结[14]。企业薪酬结构是塑造劳动者加班行为的重要制度机制。但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证研究来看，现有文献对组织内部薪酬制度的重视仍然不够，这是一个需要去重新挖掘的研究视角。从薪酬结构上看，一线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存在一种“低基本工资和高加班工资”的薪酬组合，而且过去十余年呈现基本工资占比不断下降、加班工资占比不断上升的趋势[15]。在基本工资较低且长期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情况下，农民工只有通过不断加班获得更高的收入[16]，这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加班依赖体制”，主要表现为“长白班”与“两班倒”工时制[17]，劳动时间长、加班严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中加班工资占比过高。“加班依赖体制”是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之一。劳动力市场存在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18]]。其中，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以农民工为主，具有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就业不稳定、晋升空间小等特点[19]，一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为主。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全日制受雇佣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属于初级劳动力市场的范畴，以8小时工作制、完善的社会保险、稳定的工资收入、较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等为特征，在中国一线生产或服务员工虽然拥有社会保险和稳定的工资收入，但却是低收入、低质量的就业，而且长期牺牲休息休假时间，往往被纳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范畴。与城市白领相比，农民工之所以会陷入“加班依赖体制”，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在学历、外来身份、户籍上的“三重身份弱势”。学历低是农民工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由于外来者身份导致求职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没有经过充分时间，更难找到相对优质的就业岗位。在户籍方面，尽管近年来户籍改革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户籍排斥已经基本消失，但是户籍仍然通过教育、公共服务等多种方式在间接影响着就业市场。简言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青年农民工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偏低以及外来身份、农业户口这“三重身份弱势”导致较低的就业能力和薪酬谈判能力，在求职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更容易陷入到“加班依赖体制”，即不得不依靠超时加班来获取更高的工资收入。二、调查数据与样本本文所用的数据是一项最新的社会调查，即2021年广东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GDEES2021)。GDEES项目是在广东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由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组织实施，自2017年以来连续开展五次调查，累积企业数据7500余条，员工数据2.5万条。2021年调查于1月至3月在广东全省展开，覆盖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行业，主要调查企业和员工在2020年的生产经营与工作生活状况。调查根据广东各地经济总量和用工规模采取配额抽样方法，先选择样本企业，然后每家企业填写5份员工问卷。在样本分配上，广州、深圳，每个城市配额200家企业，1000名员工;东莞、惠州、中山和珠海，每个城市120家企业，600名员工;其他地级市为80~100家企业，400~500名员工。问卷填答采用的是自填式邮寄返回的方法，最终回收企业问卷2053份，有效员工问卷9917份。由于我们研究对象为青年员工，因此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本文所指青年年龄范围是15~35表1:青年员工样本构成(单位:%)周岁。由于个别变量存在填答缺失，经过数据清理，纳入到本项研究的青年样本为4505份，占总样本的45.43%;其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高等学历者占59.59%，没有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中低学历者占40.41%。本文所研究的青年员工的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三、青年员工加班类型与群体特征

[4]豆瓣网.吐槽&经历|写给小镇做题家们的一封信[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7140856/.

[3][15]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时间、技术与社会[M].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5，71.

Gee指出现代的“自助”产业和话语宣扬一种对自我无止境的苦力:一种被资本主义体系误导了的自我奴役，自我并不是在不断地提升，而是不断地自我奴役和进入一种“提升”的循环中[29]。

摘要:我国超重肥胖人口规模已超3亿人，日趋增加的肥胖污名化现象易导致体重歧视，将不利于共同体社会的构建。研究借助涉身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肥胖污名产生的社会根源、个人内化机制、负面效应因素等问题进行梳理。肥胖污名的外溢性作用可对个体、群体乃至社会产生消极影响，他者建构的肥胖者形象会引起污名的外在规范效应，而自我意象认知则不断内化肥胖污名的负面作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引领下，需要提升个体与群体的身体素养、健康素养、体育素养等综合素养水平，尤其是需要关注青少年儿童这一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关键词:肥胖;污名;体重;歧视在1975—2016年间，全球5~19岁青少年儿童的超重肥胖率由4%增加到18%，增长超过了3倍[1]。最新国民体质监测结果也显示，我国大中小学生的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超重率分别为32.7%和41.6%，超重与肥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群体质健康的潜在风险因素。在不断恶化的致胖环境条件下，超重与肥胖的流行问题及其给健康带来的负效应将成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挑战。与此同时，当肥胖流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超重肥胖导致的体重歧视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与重视。从共同利益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整个人类、整个民族还是一个家族、一个个体，都是相互联系的、命运与共的存在。甚至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社群，也需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个体的相互排斥或者污名行为并不能独善其身，不利于整体的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同时，肥胖污名或者体重歧视还陷入了涉身伦理的社会道德困境，不仅会带来个体的身心伤害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哲学视角下的超重肥胖问题本质上属于身体现象学范畴，因为身体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文化性、经济性等多维的存在。于是，身体现象学的思考无疑会增进人们对躯体这一存在的总体理解[2]。近年来学界对身体话题的关注度不断升高，甚至成为身体哲学、身体社会学、身体美学、身体经济学等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鉴于身体是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主动性与被动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创造物与创造者、个体与类的具体统一，也是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纠缠的场域，因此需要正视身体之维，并正确对待身体的主体间性。值得注意的是，肥胖者广泛面对着被曲解的身体、他者建构的身体、歧视甚至污名的身体，导致其身体权利难以言说。于是，针对人口规模日益增大的超重肥胖人群，确证超重肥胖者身体污名的根源与影响，正确认识、合理消解、科学治理这场身体危机中的价值冲突，将有助于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涉身伦理与行为规范。一、肥胖污名化现象及其影响1.关于肥胖污名的理解污名(stigma)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亦导致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3]。污名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本世纪初才开始引起我国研究者的关注。斯通卡德(A.J.Stunkard)被认为是最早在个人和社会层面探究肥胖污名的医学专业人员之一，其在肥胖污名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奠定了肥胖污名研究的基础和方向，例如体重偏倚的文化影响、医护人员的污名化行为、儿童体重歧视和肥胖个体的体重内化偏向等等[4]。另一位著名学者理查德森和他的同事们也曾进行过关于肥胖污名的经典研究[5]，他们指导640名10~11岁的小学生观看六张儿童照片，并按照他们最喜欢和谁做朋友的顺序排列。其中四幅画描绘了各种残疾儿童，如坐在轮椅上的儿童、拄着拐杖的儿童、截肢的手和面部畸形;一幅画描绘了一个超重的儿童，第六幅画描绘了一个没有残疾的、体重正常的儿童。六张照片中超重的孩子排名最靠后，且被评为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有鉴于此，出于体重偏见或者歧视的原因，肥胖儿童可能遭受心理、社会和身体方面的诸多不利影响。就肥胖污名而言，对超重者的社会价值贬损与歧见，可能源自对某种异常外表的不友好反应或者表现出一种不良心理特征的推断，产生远离肥胖个体的动机[6]。虽然关于肥胖污名成因的研究已产生许多阐释性理论假说，包括认知说、动机说、进化功能说以及系统制度说等等，但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发展，仍需要对肥胖污名问题进行重新审识，并把研究重点从个人身份的贬低转向满足某些标准的个人被排除在各种社会交往之外的现象、机制及其治理。2.肥胖污名的泛在现象当下社会的网络、新闻、视频中经常充斥着肥胖相关的话题，超重肥胖成年人和青少年分别有65%、77%的可能被描绘成负面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形象，更有甚者超重肥胖个体可能被描绘成弱智的、对身体不负责任的人[7]。加上同龄人、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对超重肥胖青少年儿童的歧视，常常会导致青少年个体在心理、社会和身体方面的不适。不仅有28%的教师认为肥胖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而且父母也会为超重孩子提供更少的支持[8]。超重肥胖青少年儿童在社交和情感上同样面临困难，并且这种问题出现得比较早，越是严重肥胖的个体问题越突出。现在，肥胖儿童的被接受程度明显低于上个世纪60年代(H=130.53，p

摘要:保就业是保民生的核心。美国在扶持青年重点群体，尤其是就业与职业培训方面的制度安排历史悠久，发展成熟。本文概述了疫情时代下我国青年重点群体的就业形势，总结了20世纪30—90年代美国青年重点群体就业援助体系的历史经验和特点演变，比较分析了21世纪以来的美国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关键特征，最后尝试从多部门协调联动、项目政策赋能和财政扩围就业盘三个方面为解决我国当前青年重点群体就业难题提供政策启示。关键词:美国;青年重点群体;就业与职业培训;财政援助;演变与启示一、研究背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分别于2018年7月和2020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稳”和“六保”要求，其中就业均居“六稳”“六保”之首，说明最能稳定民心和提升公众安全感的是就业大计，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1]。就业优先战略，凸显出国家层面对破局就业难题，尤其是短期经济衰退造成的重点群体失业压力的高度关切和重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对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整体失业率下降背景下，16~24岁青年失业率近几个月持续上升，6月份环比又上升0.6%。9月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尽管比8月份下降了2.4%，但比去年同期还是上升了4%[2]。同时，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经营负担较重，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因疫情的影响而全面复产复工尚需时日，6月份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合计就业人数仍较1月份少近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更为凸显: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这一问题正在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招工难主要是一线生产服务人员和技工“两头短缺”，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以上。就业难则是指部分高校毕业生和大龄劳动者求职就业困难。这种“两难”并存，其根源在于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其关键在于部分劳动者技能不足、技能人才短缺。随着发展质量效率提高，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这一现象将更趋凸显[3]。言外之意，我国就业市场上目前存在人口供给远大于就业岗位需求的客观现实，但同时急需技能、知识、科技人才等的高端岗位又遇到“用工荒”。短期内就业市场上的供需难以实现真正平衡，因为作为主力后备军的青年群体未能实现职业生涯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教育和职业培训，而政府、学校和企业也未能在解决青年群体就业方面实现有效联动，造成我国青年群体与用人单位彼此需求的适配度不高。在美国，财政援助青年重点群体就业并非简单直接的短期补贴救济，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繁荣与衰退的前、中、后)，由国会和劳工部联合其他部委及营利与非营利组织，通过一系列涉及学业、就业及技能培训的长效举措，使得在求职和完成学业上存在障碍的青年重点群体能在每次重大历史节点，比如大萧条时期、“伟大社会”时期、大衰退及疫情时代都能化危为机，实现了政策赋能，即从早期“输血”到当前“造血”的创新转变。从理论研究看，我国并没有明确定义青年重点群体，根据国内研究文献以及国家近期就业政策表述，“重点群体”(青年残疾人、青年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与本文的研究对象“青年重点群体”(残疾青年、流动青年、在校及辍学生、退役军人等)吻合。关注和解决这类群体的就业问题，是稳住国家民生基本盘的必然要求，同时有助于为未来国家经济建设、民族进步发展、社会持续创新积累重要的人力资本。虽然目前研究国内青年就业的文献丰富，如侯立文、侯艺、庞景瑜等分析了我国青年就业与失业状况(特点、意义、影响因素等)及相应对策[4][5][6]，但都不涉及国际借鉴;国际经验借鉴的文章本身不多，其中分析美国实践的文章几乎没有，韩旭、潘威研究了美国残疾人就业问题[7][8]，肖锋探索的是美国高校学生就业服务体系[9]，鲍威等人对7个发达国家的青年就业扶持政策进行国际比较[10]，但这些文章并未涉及美国青年重点群体就业援助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剖析。从实践惯例看，我国虽然有出台救助青年重点群体的办法、通知、意见等，但政策一定程度上带有过渡性和缓解性，缺乏持续赋能性。美国通过近百年构建起的创新性统筹机制，帮助青年重点群体实现了自我重塑，转变为知识型、学历型、技术型和创新型高素质劳动力。本文试图在借鉴美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国破解后疫情经济时期的青年群体就业难题，实现高质量就业建言献策。二、美国青年重点群体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的经验分析1.联邦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的历史演进近百年来，联邦政府在援助青年重点群体完成学业和求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的扶持政策是由20世纪多种项目和倡议演变而来。大萧条时期，关注点在于雇佣闲散青年参与公共建设及其他工程。该时期的就业项目包括部分教育内容，鼓励这群青年取得高中文凭。联邦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助针对低收入青年的项目，如就业工作团，以满足其多重需求，包括职业培训、教育服务、住房等帮扶服务。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就业工作团项目内容得到扩充，联邦政府还资助了针对上学和失学青年的其他项目，拨付资金的同时也重视这些项目的功效检验。《1998年劳动力投资法案》扩充了早期项目内容，创建了新项目，目的在于为青年提供更多全年无缝衔接的职业培训与教育服务。《2014年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保持了某些项目并变更了其中部分要求。(1)初创起步阶段:大萧条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联邦政府为了紧急救助因大萧条而面临失业、辍学和无收入等风险的青年，于1933年开始设立平民保育团，该项目是美国最著名的“新政”改革举措之一，也是该时期救助青年重点群体的标志性项目，针对18~25岁的单身失业男性(包括退役军人、印第安人以及任何年龄阶段的准州居民)，组织他们到联邦政府、各州与地方政府所有的农村地区从事自然资源保育工作。比如鼓励他们参与由美国内政与农业部规划的项目，领域涉及创立和完善基础设施、交通和娱乐服务;为男青年提供维生津贴(每月30美金，其中25美金必须寄给家人)、免费衣食住行以及医疗服务。平民保育团还涉及了教育内容，培养近35000名参与者的读写能力，并帮助少数人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该项目运行期间，一直都保持30多万人的参与规模，直到1945年才结束，服务了将近300万男性。此外，全国青年总署负责管理该时期的其他项目，包括学生资助项目、工程项目计划、指导与安置项目，在建设、行政及科研等领域为贫困高中生、大学生以及研究生、失业的辍学青年等群体(16~25岁)的兼职工作提供资助，以帮助他们完成或重返学业。这一时期的就业援助项目服务的目标人群界定精准，项目结构涉及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重视个别政府部门与营利组织间的密切合作，在助企纾困的同时，又能提供人力劳动职缺以实现青年重点群体就业基本保障，还能让他们掌握基本教育技能。不过由于时代局限性，那时的救助项目仅限年轻男性，而且带有明显的单纯以工代赈特征，没能做到就业、教育、职业培训三位一体的真正深度融合，项目之间缺乏协作互通性，很多实践都处于“摸石头过河”的初探期，项目在经济复苏后被废止，很多青年未能有效转化为可持续的技能型、知识型劳动力。(2)摸索探究阶段:反贫困的“伟大社会”时期(20世纪60年代)显性丰裕与隐形贫困并存的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是美国向贫困宣战的伟大社会时期，联邦政府通过就业培训等项目来救助贫困儿童、青年重点群体及其家庭。针对高失业率问题，当时的《人力开发与培训法案》及其后续的修正案授权了就业培训拨款，激励劳工部扶持青年，使其成功转化为劳动力;扩大了22岁以下青年职业培训资金份额，从5%增加到25%。约翰逊总统随后发动反贫困战，根据《1964年经济机会法案》成立了经济机会办公室(OEO)来监管多个社区型反贫困项目，办公室的成立反映了国会立法者们的共识—最佳的脱贫方式并非直接资金救济穷人，而是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社区开发等途径来重塑他们。1964年，联邦政府在职业培训和教育援助方面创立了青年新项目，该时期的代表性项目—邻里青年团应运而生。邻里青年团是由勤工俭学项目和就业工作团构成的职业培训项目，为16~21岁的低收入家庭失业青年(在校生或不在校生，包括辍学者)提供宿舍，展开职业培训等支持性服务，目的是培养贫困的城市青年重点群体自力更生的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并鼓励他们继续学业。比如“勤工俭学项目”(目前仍为高校生服务)效仿的是大萧条时期的“学生救助项目”，为低收入家庭中需要有收入以继续学业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资助[11]。另外，当今仍在运行的“就业工作团”是根据《1964年经济机会法案》建立的，为居住区和非居住区中心的青年重点群体提供了教育和就业培训机会。作为“伟大社会”时期重要减贫举措之一的邻里青年团，使1964年美国的失业人数大幅减少;将1966—1969年的美国社会失业率持续稳定在4%以下;提高了工人实际工资，提升了较高比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联邦在财政救助青年重点群体时把教育和职业培训嵌入到就业机制的顶层设计中，即联邦的职业培训项目与政策开始将青年重点群体与教育和就业渠道紧密联系起来，初步实现了从短期接济到长期救助的转变，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然而，60年代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与此同时的科技革命加速了经济社会结构变革，所以“伟大社会”的后遗症在70年代暴露无遗:经济滞胀、过度福利。在“大政府”扩权进程中，赤字加剧、财力浪费、调控失灵、失业频现。以往就业项目取得的青年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成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难以维持，基于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就业扶贫模式因缺乏长效性而宣告失败，“伟大社会”由盛转衰。(3)扩展完善阶段:经济衰退后的逐渐成熟时期(20世纪70—90年代)鉴于60年代的经验教训，20世纪70—90年代的联邦政府更加关注青年就业与职业培训的同步性，陆续出台了五部法律，设立了不同项目:《1973年综合就业与培训法案》包括了就业工作团、贫困青年暑期项目(补贴用人单位，包括医院、图书馆、社区服务组织及学校，暑期招聘14~21岁低收入青年助理)。《1977年青年就业与示范工程法案》目标是为应对(即便是经济扩张期)青年相对于成人的高失业率，以及白人与黑人、男性与女性、上学与失学的青年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其间，约300个城市的60多个主要示范项目受到资助[12]。增加了对就业工作团和贫困青年暑期项目的拨款，并授权了针对14~21岁贫困青年的三个其他项目，即青年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活动范围涉及工作经历、就业前技能以及从学校到职场的转型;青年社区维护与完善计划，目标在于根据工作和学校的表现，帮助失业和辍学青年获得高中学历，提高职业培训与教育制度之间的协同性，以解决辍学问题;青年奖励津贴试点项目，提供评估资助，以检验示范项目的功效。《1982年职业培训伙伴关系法案》强调各州和地方而非联邦政府承担起管理职业培训与就业项目的责任，包括以下项目:一是暑期就业和培训项目，为14~21岁的贫困青年提供暑期就业与培训活动，强化其基本教育技能、鼓励完成学业、提供工作实践阅历并完善履行公民义务的技能，1997年暑期大约50万青年参与其中。二是青年培训项目和就业工作团，具有全年性，提供在职培训、家庭辅导和学习技能培训以及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服务;提供与培训相关的辅助性服务，包括求职援助、药物和酒精滥用劝告咨询，基于项目出勤和表现的现金奖励等;资格条件包括16~21岁的在校和辍学的贫困生，其中辍学生比例须达到50%，而且65%的参与者必须是辍学生、怀孕或为人父母者、罪犯等。1997年，约107000名青年参加，这些项目关注的是有明显就业障碍的贫困青壮年。《1994年学校通向就业机会法案》大力支持设立青年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鼓励学生主动抓住学习机会和积累职业技能经验。“学校通向就业”项目，包括三个关键要素:工作型学习(提供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学校型学习(整合升级参与者在学校和职场上所学的职业技能)、项目间协同性(以援助项目的规划、实施和运行)。《1998年劳动力投资法案》项目针对青年、成人和失业工人，服务领域涉及就业和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和读写水平、职业康复等。20世纪70—90年代的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关注种族和性别平等，在严格界定目标人群的同时扩围了受援对象以做到应保尽保;注重教育基本技能和职业培训协同性，实现了政府、学校、企业、社区和个人等多方协作来解决青年重点群体的失学和失业难题，满足了青年的即时就业需求;多时段打通青年重点群体上学难和就业难的堵点和痛点，强调事前预防、事中救助和事后评估的综合解决方案;较60年代的项目分类及内容更为细化，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趋于清晰，开始探索对项目有效性的检验。然而该时期的援助项目随着社会进步发展而显现出一些弊端:很多职业有专业培训或大学学历的硬性要求，而20世纪70—90年代的培训模式在进入新世纪后越发显得复杂刻板，滞后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步伐。2.现行青年重点群体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的经验分析美国国会于2014年通过了《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并被总统签署成法律，该法案替代了《劳动力投资法案》。当前由《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第1编授权的四个主要的联邦青年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青年活动项目、就业工作团项目、青年建设项目、再就业机会项目(青年部分)，均由劳工部的就业与培训局(ETA)来管理。所有的项目均为低收入和有就业障碍的青年重点群体提供就业、职业培训和教育服务，例如，地方劳动力开发区必须为根据青年活动项目获得服务的青年提供具体措施，包括职业辅导制度(Mentoring)、学徒制(Apprenticeship)和追踪调查等;青年建设项目参与主体参加就业及与住房和其他建设类工作相关的活动;就业工作团则是仅有提供居住服务的项目之一，青年可以就地居住并获得医疗服务、儿童保育等财政救助。(1)建立教育、职业和服务社会三位一体以及政府、学校、企业、社区等多方联动的援助目标四个项目都致力于提升美国青年重点群体的教育水平(高中及高中后教育文凭，包括专科和本科等)和就业层次(社会中受欢迎的热门行业)，实现多方(如政府、学校、企业、社区等)共建共享共治，让这类群体能尽快掌握技能，摆脱困境，跳出风险，服务社会，将弱势转化为优势。例如，1青年活动项目旨在提升青年重点群体的教育与技能竞争力，促进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有效连通，实现学业和就业成功。2就业工作团意在与各州和社区合作，为全国范围居住中心中的青年重点群体提供集中的社会、学业、职业和技术教育以及服务式学习机会，帮助他们与劳动力市场建立关系，获得中学文凭或社会认可的专科证书，促进其成功就业，受雇于热门行业或服兵役;帮助他们继续中学后教育深造，比如上本科或参加学徒制项目;培养他们负责任地履行公民义务。3青年建设目标在于让青年重点群体有能力获得教育和就业技能，以实现热门职业、中学后教育和培训机会方面的自给自足;为青年重点群体提供服务社区等有意义的工作;培育低收入社区中青年的就业和领导力技能，及其对社区开发的奉献精神;充分利用青年重点群体的活力和天赋，为无家可归者扩建长期性经适房;提高社区及其他非营利设施与公共设施的质量和能效，包括服务于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家庭的设施。4再就业机会(青年部分)计划资助青年罪犯和有辍学风险青年的相关行动，并为有卷入司法体系风险的青年提供支持。(2)广范围和严标准选定包括残疾青年、流动青年、在校及辍学生、退役军人等目标人群对参与者身份进行严格筛选与广泛界定，确认的标准包括:年龄范围(14~26岁)、贫困家庭者、辍学者、有犯罪史者等。四个项目中的参与者属于当前美国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及青年利益倡导者们所认可的“青年重点群体”范围，其中，一部分青年重点群体是缺乏其家庭的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另一部分则是因身体残疾、心理疾病、青年司法史或其他挑战而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比如，1青年活动选取的是14~21岁的在校青年和16~24岁的辍学青年。前者包括在读者、低收入者、符合特定条件者(如缺乏基本技能、怀孕或为人父母者)、英语习得者、无家可归者或目前和先前处于寄养家庭者;后者包括达到特定标准者，如高中辍学者或低收入者。这里的低收入者是指住在高度贫困地区的青年。2就业工作团救助的是16~24岁并符合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的低收入青年:基本技能缺乏者(学业和职业所需的英语听、说、读、写、算能力);辍学者;无家可归者、离家出走者或处于寄养者或寄养超龄者;单亲父亲或母亲;严重形式的人口贩卖受害者(由《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案》界定);需要附加教育、职业和技术培训、劳动力预备技能者(将来能稳就业和保就业，以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参加定期学业)。符合资格标准的退役军人也可以参加该项目。如果退役军人在役时的收入(在申请该项目之前的六个月之内)超过了该项目中的收入限制，那么该项要求对他/她就不适用。3青年建设资助的是16~24岁的青年，包括低收入家庭成员、寄养者、犯罪者、残疾者、处于监禁中父母的孩子、流动人口、辍学者。4再就业机会(青年部分)计划资助青年罪犯和有辍学风险青年的相关行动，并为有卷入司法体系风险的青年提供支持。(3)构建科学合理、动态高效的援助资金分配和绩效评价机制在资金分配上，四个项目大多数属于专项拨款中的项目拨款(青年活动除外，其属于公式拨款)，也叫竞争性拨款，其资金分配都严格遵循法定性、竞争性、专项性和时限性。每一笔拨款的支出必须要有特定法案的授权，即“无授权不拨款”，同时为限定资金拨付的额度提供了指导，以执行授权活动;资金的分配必须以受款方间的互相竞争及后续排名为基础，降低了受款方的惰性，作为申请者的受款方必须详细说明特定时间框架中活动类型及其成本;资金的专款专用，使得受款方只能将资金用于指定范畴，体现出联邦政府的政策优先权超越了州和地方偏好，避免了受款方对款项资金挪作他用的风险;拨款具有1~3年的周期性，并非永久性，有利于项目内容的灵活调整，为项目预期与创新留有余地。例如，1青年活动的资金是根据公式分配给州劳动力开发委员会，该公式含有州失业青年和经济青年重点群体的相对比例。州委员根据该公式将资金再分配给地方劳动力开发委员会，地方劳动力委员会一般与地方实体(如非营利组织、社区学院)签订合同以提供相关课程及职业技术培训等服务。拨付给州和地方必须用于辍学青年的资金比例不能低于75%。2就业工作团规定，劳工部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联邦、州或地方机构、地区职业技术学校、私有组织)签订两年期的合同，来运行就业工作团中心，还与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国家森林局签署跨部门协议(该部门运行着专注于维护、开发和管理公共自然资源或公共游憩区的23个平民保育中心)，资金根据上述组织的申请评分排名，以竞争性的方式拨付。3青年建设项目则以竞争性方式拨款给社区型组织、信仰型组织和根据《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第1编开展活动的实体(如地方劳动力开发委员会)、社区行动机构、州或地方住房开发机构、印第安部落等。4再就业机会(青年部分)按照《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的评估和研究授权，拨款以竞争性方式分给各类实体，包括社区型组织、学区和州级成惩教署。在绩效评价上，四个项目使用大致相同的可比可测绩效测度指标来评价绩效，比如退出项目后的受教育、培训或无补贴就业情况、中位收入、学历/文凭、就业保留率、可测度的技能增长率、服务于用人单位的项目有效性。关于对项目绩效测度与评价指标做出的这些明确规定，有助于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约公共财政资源;有利于今后财政资金分配精准施策、提质增效、突出重点、攻破难点，有效实现绩效目标。(4)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实时丰富项目活动的供给类型和范围青年活动规定，每个地方劳动力开发委员会须提供14种活动范围:助教、学习技能及其他学术活动;可供选择的中学服务或辍学复学服务;有偿和无偿工作经历，如暑期就业机会、学徒前项目、实习和工作跟踪以及在职培训机会;支持性服务;成人职业辅导制度;后续检验服务等。就业工作团规定，青年通常住在就业工作团中心，接受集中强化的社会和学业支援、职业和技术教育以及参与服务式学习机会。青年建设规定，青年必须花40%的时间参与某项工作和技能开发活动;花另外50%的时间参与教育和相关服务，以及能满足自身教育需求的活动，涉及建筑行业以及其他热门行业/职业中的培训和资助。再就业机会(青年部分)根据《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的试点和示范授权，受款方基于拨款类型提供各种活动，包括释放前服务、职业辅导制度、住房、案件管理、就业服务和暴力预防策略。(5)四个项目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在特定机构的协调下彼此配合《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包括激励或要求项目彼此协调的规定。州劳动力委员会(负责执行州级的法案项目，分配资金给地方的劳动力开发委员会)中的机构代表在协调合格青年的就业、培训或教育需求方面展现了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根据协调统一的州劳动力计划，为了让受过教育和有技能的劳动力做好准备，并满足用人单位雇佣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各州需要提交一份对州战略远景和目标的说明。接受执行青年活动项目资金的地方劳动力开发委员会，需要描述并评估地方领域中的青年劳动力投资活动的类型和可用性，必须确认好此类青年劳动力投资活动的成功案例;地方劳动力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常委会来提供信息并协助规划针对青年重点群体的服务供给。此外，青年活动项目、就业工作团和青年建设项目都与由地方劳动力开发中心运行的一站式职业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协调社区中针对所有青年和成年的就业及其他服务的联邦项目。综上，《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废止了15个重复性培训项目，增设并注资新学徒基金，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设计灵活的培训项目资金;制定“绩效指标”以测度具体培训项目运行情况;更加注重学历文凭的提升，通过教育部门认证职业技能、授予高等教育学位等举措，激励了就业与职业培训体系创新，大大增加了青年重点群体以自我提升和个人发展为导向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帮助他们获得21世纪职业必备的基本技能。因此，《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被视为里程碑式的立法，力图强化和完善美国的公共劳动力开发体系，帮助美国民众，包括青年和那些有明显就业障碍的人从事高质量工作和职业，并支持用人单位招聘和留用技能型工人。早期与现代项目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授之以鱼”，后者“授之以渔”，该时期关于青年就业的法案迭代升级，确保政策连贯与动态调整的灵活统一，对青年重点群体的财政帮扶实现了从直接浅层的资金救助到深入职业培训、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适配性转变，扶持该群体实现经济独立、职业和学业目标。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的就业和职业培训项目重视职业生涯的规划创新，强调领导能力开发和社区服务，并因州级劳动力和资金供给而不断完善，大大提升了广大青年(包括青年重点群体)积极应对重大节点性危机的可持续能力，为美国培养和储备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代化劳动力。三、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纵观历史，无论是项目初探，还是法案变更，面对当时所处的特殊大背景，每一届美国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应对经济波动或衰退时，首先攻克的就是青年失业问题，从大萧条、反贫困战到扩张成熟，再到疫情时代，解决青年(包括青年重点群体)就业和再就业体制机制安排，才能有效防范社会风险，达到稳定与发展齐头并进，由美国救助青年重点群体就业的历史经验脉络可观:在核心指导理念上，实现了以救济为主到开发与救助结合的转变;在宏观战略理念上，实现了以救助开发为主到统筹推进的转变;在具体实施理念上，实现了以单向主导为主到单向主导和互动参与并举的转变。这三条历史主线对后疫情经济时代下党和政府为保民生而提出的优先稳就业、保就业的核心战略实施很有借鉴意义。1.多部门系统联动参与就业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美国在聚焦青年重点群体就业问题时，由国会(立法机构)牵头，指导授权和拨款委员会、劳工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学校、社区、企业等机构，成立专门的多层级劳动力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强化针对州和社区的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及活动间的协同性，形成“耦合效应”，将切实解决青年重点群体就业问题纳入整体性制度框架中。我国在为青年重点群体就业纾困解难时，应授权多部委联动，加速出台或创新专业立法，逐步取代前期存在的各类过渡文件、通知、办法等，为青年重点群体的各类权益保障提供法理依据，比如依据《劳动法》构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协商各级政府、工会、企业做好职责分工和联合参与，这将有利于就业法规的统筹实施。跨部门综合政策方案的制定，有利于国家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来共同下好就业一盘棋。未来需要在国务院总体协调基础上，吸纳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科技部、产业界等作为政策动议、执行的共同主体，在中央政府层级建构青年就业多部委合作机制。此外，企业是吸纳青年重点群体的核心市场主体，在就业扶持政策框架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产业界民间力量在不同阶段的高度参与，应建构“政府-学校-产业界”的三位一体就业扶持机制，充分保障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高度成效[13]。2.问题分类项目化，项目执行赋能化，赋能阶段长效化美国在应对青年重点群体就业问题时，是将群体面临的难题分类纳入项目框架下，每个项目各司其职，有效避免了痛点问题的混乱和解决方案的重叠，节约了财政资源。我国在援助青年重点群体就业时应构建“点对点”的匹配项目，根据各类项目制定长效政策，并做到项目要素与政策指引的结合，有利于该类项目的长效性，降低每次重大突发事件(如新冠疫情)时应对青年重点群体就业与失业问题的成本，提高运行效率。目前国内出台的相关文件虽然体现了政策创新性，但更多偏向的是事后财政直接救济，长期以往容易培养出青年重点群体的懒汉思维和依存倾向，甚至造成民粹主义，而应该借鉴美国就业与职业培训项目重在事前预防，这样在每次危机降临时，与项目紧密结合的政策才能实现动态赋能，使广大青年重点群体群体在风险中主动抢抓机遇，而不是被动接受政府救济。基于美国的变“输血”为“造血”，建立事前预防长效机制的经验，因为依靠公共援助体系的青年通常在成年时就会失去所需的援助，失去健康保险覆盖、职业服务及额外收入。因此，我国在青年重点群体就业的救助体系上，要注重阶段性、精准性和多元性:一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要注重青年重点群体学业与职业、实习与就业的持续衔接，培养其高效率、不断线的学习力和工作力。二是推动青年重点群体就业服务精准化，根据各自条件并贴紧社会、产业、企业、个人发展需求，构建精确识别、精细分类、专业指导的服务模式，提供个性化就业措施和方案。比如，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依托中国特色学徒制和专项培训等方式，持续提升劳动技能和素质。三是促进就业服务主体多元化，激励和汇聚多方社会力量广泛深入参与就业服务，探索建立就业指导专家等专业团队，多渠道地为青年重点群体提供脱虚向实的职业培训，这有利于社会环境的稳定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将为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为推动高质量就业奠定储备基础。做到未雨绸缪，再次遇到全球性重大突发危机时就能打出有效组合拳。3.强化财政精准激励引导，扩围就业基本盘在我国，作为市场经济核心力量的中小微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14]，是吸纳我国青年重点群体就业的主渠道和主力军，财政政策必须要积极作为。同时，针对青年重点群体，财政还要精准施策:一是创新税收政策体系，厘定税收优惠重点，将普遍降费降息与定向减税减租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二是细化财政投资结构，强化行业导向调整，激励企业“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扩围市场化与社会化就业大盘，同时对青年重点群体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和税收优惠，提高服务业对该群体的吸纳比例。三是完善更精准的财政预算安排。通过设立涉及年龄、学历、收入等指标的测度体系来确定青年重点群体，并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合理性，强化绩效考核和问责机制，以构建应保尽保的援助体系。四是扩展就业政策的援助时段。在校阶段，激励院校和劳工组织深入调研各类企业现实需求，针对青年重点群体开设指导性强的就业前培训课程，做到“学中干”，根据用工单位需求提前实习，做好就业准备，积累经验教训，提升职场初期体验感;在职业发展初始阶段，建立“干中学”培训机制，提供助教职业跟踪及后续检验等服务，增强青年重点群体的职场适配性和就业可持续性。王少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1.

摘要: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访谈了42个丁克个案，了解他们主动放弃生育的原因，结果发现丁克是社会化的结果，而社会化是终身的过程。未成年时期产生丁克想法主要源自原生家庭的影响;初显成人期主要源自探索人生、事业和爱情时，家庭之外的因素形塑了个人的生育观;完全成年期主要源自配偶和其他已婚育群体的影响。部分丁克与低生育意愿者在生育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方面有交叉，但丁克因其社会化历程，普遍对于人生和孩子的意义有较多思考。在初显成人期逐渐延长的社会中，重视家庭的情感功能对于社会化孩子、社会化青年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丁克;社会化;初显成人期一、研究背景:本土化了的丁克概念丁克，即“双职工，没有孩子”(double

摘要: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提出了文化-社会-个体三因素模型来解释青少年网络游戏问题行为的产生，并对91例有关12~17岁青少年网络游戏问题行为的电话咨询案例进行了分析，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认为，青少年网络游戏问题行为是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变迁和个体心理需要三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社会教化模式的转变滞后于社会变迁的速度时，青少年更可能过度沉浸于虚拟世界寻求心理满足，产生网络游戏问题行为。在模型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积极引导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的建议。关键词:网络游戏;问题行为;青少年;社会教化;社会变迁一、引言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网络游戏(online

摘要:聚焦于国内文化流动现状，图绘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青年文化资本景观。底层文化资本具有浓重的阶层烙印，底层青年在不同空间内形塑身份张力的同时努力保持着底层特有的“惯习”，“洞察”着有利于文化资本生成的因素。这种“洞察”突破阶层限制与制度藩篱，将底层特质的文化资本与学校场域中的考评机制相契合，最终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底层文化资本内生于家庭、外嵌于乡村、弥补于城镇，在空间流动中不断积累形成。底层文化资本是城乡社会空间二元化发展的产物，底层青年要想实现理想健康的社会流动，还需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关键词:城乡空间;底层青年;文化资本;阶层流动肇始于宋代的知识分子对读书的功利性追求，激励无数底层青年为之奋斗，进而形成流传至今的底层青年求学文化景观。底层青年的学业成就表征着深层次的文化情感与社会流动张力，是衡量国家人才队伍质量与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标尺。“寒门贵子”抑或是“阶层旅行者”的标签彰显了其身份内在的阶层意蕴，也隐含了“底层特质”在教育机制参与社会流动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底层青年的学业成功之路，可以透视文化资本理论在当下中国社会适应的内在机理，也可以映射出城乡二元社会的区隔与藩篱。近些年学界在研究底层青年缘何能取得学业成就时，提出以“底层文化资本”(cultural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诸多限制和阻碍，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尤为深刻。2020年5月在豆瓣网上成立了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短短半年时间就聚集了11万国内一流高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他们分享学业、生活、求职等方面的失败故事，并讨论如何脱困。他们自称“废物”，并称陷入困境的绝大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小组”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疫情引发的就业、升学困境，深层原因则是教育精英形象受到挑战、阶层固化所致的青年阶层焦虑和网络丧文化的影响。该小组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应从国家、高校和学生个体三个层面综合破解大学生的“废”心理。关键词:“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精英形象;阶层焦虑;丧文化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民众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疫情给大学生带来了诸多现实的阻碍和限制，对毕业生的就业、升学冲击尤其剧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项目组于2020年3月下旬对19所高等学校的3030名应届毕业生实施追踪调查，发现大约四分之三的应届毕业生没有真正进入找工作应聘的状态。与2019年11月下旬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发现，2019年3月底，超过四分之三的应届毕业生已经获取用人单位的录用通知书。疫情对应届毕业生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招聘面试受阻;工作落实率下降;就业压力加大;未来经济预期偏向悲观[1]。疫情在带来现实困难的同时也伴随着心理冲击，2020年5月一位上海大学生在豆瓣网上成立了一个“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以下简称“985废物小组”)，是985和211高校失学失业者的新校园，他们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脱困。小组两个多月就吸引了8万多人加入，截至2021年2月小组成员已增至11万多人。小组成员们多是国内一流高校的在校生或毕业生，虽身为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却自嘲为“five”(废物的谐音)，在大学的学习、恋爱、升学、求职等重要问题上遇到挫折，处于迷茫困顿之中。“985废物小组”组员们意识到985、211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光环，名校也被组员们自嘲为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如清华大学被戏称为“五道口技校”、南京大学为“九乡河技校”、浙江大学为“老和山职校”。何以精英大学生会热衷于自我矮化呢?诚如一位组员的精准概括:985学生陷入困境的绝大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他们在家庭背景、见识、学业、实习、恋爱、交际、求职等方面都与一些同辈存在差距。精英大学生困境的出现并非突兀，2016年以来阅读量10万+的网络文章《一个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也不能这么说》就曾关注过困境精英大学生的人生境遇。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无疑放大了大学生群体的集体困境，危机意识较强的985、211高校大学生则首先通过网络抱团的形式为自身处境发声并寻求脱困出路。结合笔者自身的985高校求学经历，以及硕博期间在精英高校心理健康与咨询服务的实际经验，本文将对“985废物小组”的“废”心理的表现、生成逻辑、影响及其应对进行分析与讨论。一、“985废物”的网络呈现1.心态之废组员常常提及自己心态崩了，身为985、211大学学子，高考才是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后就一直走下坡路，甚至最终只能泯然众人。组员们在激烈的大学竞争中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但明明有改变的机会，却一次次主动地把机会扔掉，继而又陷入了频繁自我诘问的内在消耗和负性情绪的暴风骤雨之中。(1)情绪上，他们感到难以获得内心的平静，间歇性失去斗志和信心，时常对自己悲观、怀疑、自责，常常陷入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之中。开心之事转眼而过，焦虑和痛苦却长长久久。(2)在认知上，自我认识较为模糊，进入大学后无法再像中学时那样可以通过成绩优异来感知自我价值，一时无法建立多元且稳定的自我形象。他们不知道如何与真实的自己相处，时常陷入迷茫的状态，陷入对周围环境失去掌控、对自身失去自控力，继而放弃努力的自我挫败思维当中。面对同辈压力，他们认为同辈竞争出现严重的“内卷化”，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在“慕强”和“认怂”两个极端之间纠结徘徊;而面对自己，则在自我期许和自我放逐中彷徨，甚至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感到爱自己好难。(3)在行为上，他们往往自我封闭、不爱社交但热衷自娱自乐，生活作息不规律，有普遍的晚睡和沉迷手机及游戏的现象;他们多有中度到重度的拖延症，喜欢用追星、追剧、看网文的方式来逃避现实，靠虚幻而简单的快乐来麻痹自己，但过后又因自己虚度时光而懊悔。(4)更为严重的是，组内不乏一些已确诊焦虑症、抑郁症、双相情绪障碍、强迫症等心理障碍的组员，有的甚至尝试过自杀。组员大多明白自己心理行为已出现一定的偏差，也曾经试图改变;但知易行难，在实际做不到和预期做不到之下，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废物”特质，坦言海阔天空是给雄鹰飞的，而自己只是草地里的麻雀。2.学业之废“985废物小组”组员几乎都是高考的获胜者，其中不乏地方状元。他们从小学习优异，是他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在鲜花和掌声的环绕下长大，在轰轰烈烈的社会赞许下进入大学，但进入大学后的学业却并非坦途，不再像高中般游刃有余。事实上进入精英大学对个体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曾经在高中阶段被老师和家长密集管理的、以考高分为目标的学习优胜者，在精英场域的学习遭遇不适应感和挫败感。丁洁琼对北京大学典型的高考优胜者的质性分析认为，应试素质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考大学”这一目标的“阶段性”与“半强制性”特征，而缺乏对“后高考”阶段乃至长远人生发展的主动预期和想象[2]。小组成员的学业之废表现在三个方面:(1)专业认知不清。为了应对高考的压力，家长和老师在高考前大肆宣扬，只要他们考上大学，就任由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很多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只有考高分、上名校的模糊目标，对于大学专业不甚了解，志愿填报也是稀里糊涂，在大学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才发现所学专业并非自己所爱或所擅长，于是失去学习的热情。组员把大学的专业进行分级，如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被称为天坑专业，一些冷门专业被称为劝退专业。天坑专业和劝退专业的共同特征是就业难，只能通过不断的教育升级来增加就业资本。(2)学习状态和学习结果不佳。曾经的尖子在优胜者云集的精英大学的学习中面临学习排名的重新洗牌，组员们大多学分成绩排名不再具有曾经的辉煌，常常有被同学碾压的感觉。有的出现挂科，有的甚至面临退学。学习结果不佳和他们的学习状态不好关系密切，他们的学习模式是平时混吃等死，期末壮志凌云;即使绩点好看，课程学习也是为了绩点，课程结束后随即遗忘，感觉考试成绩好看，但脑子空空，自感没有取得良好的专业能力。(3)学业深造之困。本科毕业生在大四时往往面临三种选择:直接就业、保研考研和出国留学。当前在一流大学流行一种趋势，继续深造是主流，直接就业的比例反而在减少。而全国各高校的保研比例一般为5%~30%不等，只有绩点靠前的学生才可能保研，无保研资格的同学则有强烈的废物感。他们不得不在大三左右决定加入考研大军，“985废物小组”里不乏一战、二战甚至三战的考研群体。申请出国留学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他们因疫情也受到较大的影响。保研考研、申请留学失败都被统称为“失学”，“失学”则一般被归因于专业不好、性格不好、能力不足。3.求职之废教育向职业的转化是学历变现的过程，“985废物小组”内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就业。他们虽有梦想，但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努力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终找到一份好工作，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追求增加了几分功利和世俗的色彩，希望精神和物质并重，读书和赚钱共赢。“985废物小组”作为一个失意小组，组员的求职和就业经历充满挫折。表现如下:(1)求职前职业规划盲目、无序、低效。大多数组员在校期间并没有做过很好的职业规划，做事凭感觉和兴趣，即使是考公或考研，也只是掩盖他们人生不知方向的迷茫，因而从学校向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强烈的“社会暴击”。(2)求职过程拉长，求职体验消极。求职的前奏往往是实习，他们要么找不到高质量的实习，要么是在实习中遭遇他人否定。很多组员分享自己失败的实习经历，被同事和上级评价为学生气太重，不会交流沟通，缺乏社会经验，欠缺处事能力。在正式的求职过程中，总感觉自己的简历过于贫乏，既无傲人的学习成绩、又缺出彩的校园经历和实习经历。他们经历过或正在遭遇简历多次石沉大海、一轮轮的笔试面试的淘汰。有的组员经过多次失败，形成了求职恐惧症;有的则是毕业后一到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实现就业。(3)对现有职业的薪酬和职业发展不满意。已就业组员声称自己的工作只能养活自己，甚至不能养活自己;组员大多来自小城镇，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感到压力山大。职业发展方面，在工作中无法继续创造学业般的平步青云的业绩，他们自认为缺乏眼界、水平和资源，在职场上总有一种战战兢兢不得其法的局促感;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纠结中，声称“一二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城市装不下灵魂、小镇更是回不去了”。4.家庭之废考上好大学是父母和家族的骄傲，但伴随着大学生活的推进，组员在升学、留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显露出来的废物特质却暴露在父母面前。自身的废物特质与父母的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是他们的痛苦源泉，父母和自己同时难以接受周围亲朋的打击，尤其是当周围人这样评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你就是那个学习特别好的谁谁谁，现在......”。读书阶段与工作阶段，大众对于成功和优秀的评价标准不同，无论学业成就多高，如果不能顺利转化为职业上的高职位高薪酬高发展，就会被认定为社会性失败，组员难以接受此种反差。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学历在20岁的阶段是父母在亲友间炫耀的资本，在30岁时便成了大家嘲讽你一事无成的枷锁”，深感自己的人生遭遇了“捧杀”，被捧得多高就会摔得多惨。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背景下的居家隔离时期，大学生线上上课，他们不得不与父母朝夕相处长达几个月之久，而他们的升学、就业、留学等事项都变得不确定，自觉已变成了父母眼里的“家里蹲”废物。代际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冲突在家庭内上演，组员们感到代际沟通不畅导致一种窒息感，而他们学习生活中的烦恼，跟爸妈说了也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反而越说越烦，父母的唠叨和批评让他们想要逃离家庭。他们不敢在现实中中伤父母，却敢于在网络上批评批判父母，甚至认为父母才是他们人生的“祸害源”。反映“父母皆祸害”的观点不在少数，如“妈妈永远在说我”“爸爸全凭臆想瞎指挥”“父母直言我一事无成”“父母说我的人生要完”“父母接受不了我是普通人”“我是父母生下来的工具人”“父母有时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组内同伴一般都坚定站在组员一方，给他们回怼父母、远离父母、划清界限、以后一定搬出去之类的建议。组员的父母大多为普通人，对一二线城市和大学生活、就业形势并不了解。组员发现自己将来想在大城市立足成家，无论是求职、买房、结婚、育儿都必将需要依赖家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持续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协助。而这与组员及其父母在当初上大学时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差异很大。父母对孩子的指导，大多是大而化之的说教和空泛的鼓励，或是气急败坏的攻击与贬损。组员既痛恨父母，又愧对父母，即使父母是传统的好父母，自己已不是传统的好孩子。他们的状况可以总结为:“小时候大人夸你安静乖巧，不给他们添麻烦，长大后又嫌弃你不会来事儿，混不开”“学生时代，给爸妈省下的心，全都在成年后反扑了”。二、何以沦为“废物”?—“废”心理的生成逻辑1.大学生精英身份受到挑战自1999年以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颠覆了之前人们心目中的大学生的精英形象，大学生精英性不再是不证自明的特性，无论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的大学生都需要接受就业市场的检验，而更多的大学生则需要接受将来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现实。高等教育具有三项基本职能:一是培养人才，实现人力资源再生产;二是发展科学，实现科学技术再生产;三是服务社会，实现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3]。而培养人才只是其职能之一。相对来说，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985和211大学承担普遍的、大范围的选拔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功能，其培养的毕业生距离当前社会中公认的精英职位距离更近，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未来的社会精英[4]，但不必然和全然地成为社会精英。关于大学教育的“去精英化”的讨论已有十多年之久。2004年徐贵权认为，大学生精英意识的式微折射出了我国社会的进步，有利于大学生增强自主意识、自立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自强意识、自我塑造意识和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谋求生存发展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5]。2011年沈堰奇认为，大学生精英定位遭遇了多重尴尬:理论界—培养目标的定位;社会—就业率的定位;家庭—期望的定位;大学生—自我定位，而作为主体的大学生则徘徊在主观自我和客观自我、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矛盾之中[6]。2011年彭拥军等人分析认为，我国大学生精英形象的起伏埋嵌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线索，而大学在制造大学生精英过程中出现精英稀释与集中并存现象，一般性精英会淹没在大众之中甚至不再被视为精英，而一小部分胜者通吃者会成为更为耀眼的精英[7]。对于大学生自身是否需要精英意识的看法，学界存在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对立矛盾。一方面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不应该主动丢弃精英意识，特别应具有胸怀天下、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国家尤其应该注重教育精英的培养，因为他们是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突破关键难题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但在个体层面，特别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则认为精英观念是影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因素之一，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在求职中适当降低期望、放低姿态。然而，随着95后毕业生逐渐步入社会，“慢就业”正在成为新生代就业群体中的“另类”选择，“慢就业”“间隔年”等现象也越来越普遍[8]。而“985废物小组”聚集了大量的处于慢就业、间隔年和对就业预期消极的学子，他们在精英头衔与实际情况的反差之下对自己进行自黑、自嘲与自贬。2.高等教育的阶层固化倾向知识能否改变命运是学界的研究热点，高考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同阶层子女获得同样分数背后的诸多力量却不平等[9]。即使进入精英高校，精英学子的阶层差异并不会自动消除，而是在平等的假象之下维持或强化原有的阶层秩序。城乡二元框架下农村籍大学生“寒门贵子”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如谢爱磊等从2013年起，对四所985高校近2000名学生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城乡不同背景的大一和大二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是在社会成就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提示对于来自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员来说，获取竞争力、实现社会流动的难度不断加大[10]。香港教育学院大中华研究中心于2011年对6所广州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倾向于“向上流动”的渠道已变得较为狭窄，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一个人的前途发展有显性影响，代际“再生产”机制占据优势[11]。作为当前大学生主体的90后大学生已形成较大的社会分化，如生源分化明显，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几率较低[12]，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阶层的层次性分化更强，小城镇虽总体上优于乡村，但与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大城市的各方面差距仍旧很大，因此来自小城镇的大学生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机会认知也十分敏感，容易产生阶层焦虑。名校光环之所以给来自小城镇的大学生一种“虚假跳板”的感觉，同时有一种校强我弱的疏离感，是因为他们在学习、校园生活适应、毕业后出路三个问题上都体验到弱势感、融入不顺感和被排斥感。身为“小镇做题家”，上大学前通过题海战术获取的学习优势在上大学后却难以保持，尤其是专业创新能力和英语口语及应用能力方面欠缺较多。校园生活方面，组员的主要问题是人际交往狭窄、交际能力不足，难以融入官方(如学生会、党团组织)和半官方学生组织(各类兴趣协会、公益组织等)，造成校园生活中的社会成就不足。谢爱磊等研究表明，农村籍大学生在文化资本匮乏的状况下表现出在精英场域的适应问题，在参与半官方学生组织方面表现出不自信、认为没那么重要、遭遇能力和技术的门槛及面试门槛[13]。组员们的校园经历和农村籍大学生类似，组员们总结到:大学阶段呈现出来的是你前十几年累积的一个总和，你的谈吐、见识和能力在大学阶段得以外现。国外研究表明，精英学校所强调的优秀学生应该具有的特点，如思想开放、学识广博、有教养等等，都是来自中上阶层家庭所具有的，而普通大众家庭里的孩子往往不具有这样的特点[14]。组员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已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自身的诸多不足，而他们的父母也表现出资源匮乏、支持不足、见识局限的问题。在和父母的关系上，组员们呈现出与农家子弟不同的特点，程猛认为精英大学里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具有“懂事”的特质，包括爱、理解、疼惜、自立和回馈的意涵[15]。而来自小城镇的组员们则具有“任性”的一面，和父母有更多的冲突和矛盾，而他们的父母往往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急迫与归罪，与农家子弟的父母相比亲子沟通态度更强硬、阶层上升欲望更强，使得整个家庭在外在社会阶层压力的作用下内部压力过大、代际冲突加剧。3.青年网络丧文化的影响丧文化于2016年在网络开始流行，在80后、90后青年中尤为盛行。丧格言如“你这么努力，忍受那么多寂寞和痛苦，可是我们也没有觉得你有多优秀啊”“别灰心，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我基本上就是个废人了”等等，反映了青年群体主观上对自我价值和未来预期的悲观与绝望。2017年一篇题为《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也不能这么说》的推文火爆网络[16]，讲述了一个小镇出生成绩优异的年轻女孩考入大城市的名校后，在家境、外表、见识、人脉、情商等方面日渐积累自卑和无助，表达了一种越往上爬越艰难、见得越多越痛苦的心理。组内成员大多自认为是成绩未能进入前25%、手无各种奖项和资格证书、非党员非干部、社会经历平平的精英场域的边缘人，家里人眼中的不成器者。他们的“废”心态源于远端的社会压力和近端的同辈压力、父母的高期望压力。丧文化的类型既有因社会经济和城市飞速发展带来的孤独、渺小、无力感而导致“落差丧”，也有因全球性的经济脆弱和不景气带来的“低迷丧”，又有因就业、工作、购房、育儿等经济因素导致的“压力丧”[17]。而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无疑放大了“丧”的范围和程度，面对严峻的形势，组员的“丧”显得更加严肃，减少了娱乐主义倾向，而更多是通过匿名的个人成长史的书写来表达成长蜕变之殇。面对疫情，大学生群体中的毕业生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首先是毕业出路的不确定。同时，整体上疫情对大学生的心理和心态也有一定的影响。已有的对安徽省、北京市、中南大学大学生及研究生群体的研究表明，疫情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整体不良[18]，存在恐怖、精神病性因子超过全国常模[19]，最容易出现焦虑、强迫、恐怖三种不良情绪[20];研究生群体虽能够理性看待疫情，但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心情郁闷”等相对明显，“紧张、焦虑、急躁”等持续时间相对较长[21]。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是客观存在，面对严峻的生存竞争与心理压力，很多学生都存在苦闷、焦虑、神经衰弱、自卑心理，所以出现了休学者、轻生者、违法犯罪者、畸形竞争者[22]。成年早期具有心理尚不成熟、情感丰富、冲动性强的阶段性特征，使得丧文化更易于在青年中流行，他们用反自尊的思维方式标榜反主流的价值诉求。现代社会客观存在严酷性的一面，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城市生活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进入社会后青年为了应付经济压力，异化为单向的职场“打工人”。来自小城镇的大学生在成为新城市人的过程中必须面对个人能力、社会资源、职业发展、婚恋成本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当青年大学生预见到难以逃离都市生活和个人发展的典型样板时，丧文化变成青年对现代性的激烈反抗[23]，也是对“成家立业”“三十而立”等传统价值观念的防御性对抗。青年一边在丧文化的抱团取暖中“治愈”心灵之痛，一边又因集体消沉、自我放弃而“致郁”，青年丧文化从习得性无助转向自我反讽[24]，他们不仅讽刺自己，也攻击自己的父母。丧文化作为一种人格面具，掩饰了精英大学生对优秀与成功的“求而不得的不再强求”，用“失去兴致”为借口，逃离“必须优秀，定要成功”的压力。三、“废”心理影响几何?“985废物引进计划”成立仅两个月就“出圈”了，首先它在自媒体上被关注，于7月至9月引起《澎湃新闻》《光明日报》《三联生活周刊》关注，并在知乎上引发了上千万人的热议，在B站上吸引各人群分析讨论。在关注和评论的众多观点中，批评和消极观点居多。如有观点认为他们自卑、矫情、有空心病;或者认为他们高分低能、好高骛远，对人生的认知模糊不清;也有人认为他们因太追求完美而输不起;更有人从“985废物”的失学失业，看清寒门贵子的残酷真相。同时也有少量积极的观点，如“985废物”本身没有错，他们只是陷入了优秀的陷阱中，是长期得到奖赏而受到伤害的产物;年轻人偶尔丧一下也无妨，自嘲也是一种幽默，他们只要自信面对困境，不可能真的沦为废物。更有人从“985废物”里看到了一代年轻人的希望，一是肯定了高考成功突围的做题家的智力和意志品质，他们仍旧是年轻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二是看到优秀的人连自嘲都是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引人入胜，说明他们思维敏捷、反思能力和创造性很强;三是组内打卡学习的内容都是各专业最新的学科知识，他们走在时代的前沿，只是所学暂时未有回报，他们是即将发光的中国希望。可见“985废物小组”的诞生极具争议性。1.“废”心理的积极影响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尚未度过，疫情的各项影响仍然在持续，小组的存在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1)小组成员情绪上抱团取暖、互相支持以缓解心理压力，排解焦虑、恐慌与孤独感。从情绪社会分享视角来看，一起分享失败故事是一种倾诉与宣泄，同病相怜往往能够增进彼此的理解，减轻独自面对压力的痛苦。人们在遇到问题时的应对方式可分为情绪中心型应对和问题中心型应对两种方式，情绪中心型应对往往首先解决情绪压力与冲突，等情绪平复后才能更好地面对实际问题。(2)小组成员形成互助小组，行动上打卡监督、提供信息支持与决策参考。小组成员虽自称“废物”，却并未陷入消极的深渊，而是要寻求出路，积极自救。小组成员在组内积极打卡，彼此监督学习、考证、考研、求职，克服独自行动时的懈怠。信息对于大学生的诸多抉择影响较大，小组已形成一个大型信息社区，在信息搜集、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环节提供多方面信息参考，组内有不少成员在互相支持鼓励和帮助下终于“上岸”(如考研或求职成功)，达到脱困的目的。(3)小组成员在共同探讨中从认知上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成年早期是自我认识的关键期，特别是对于在学习生活上从小就较为顺利的“学霸”来说，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正确理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十分重要。组员们常常思考人生三问—我是谁，我在干啥，我要干啥。而组员声称“废物”身份对自己有积极的影响，他们开始去认识自己的性格、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和职业生涯，去直面自己内心诸如自卑、懦弱、懒惰、虚荣等缺点。更理性地看待名校光环，认识到进入大学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继续精进的起点，放下精英人设的光环，接受缺点，享受平凡;目前的失意只是一时的落寞，迟早还会养精蓄锐，东山再起。(4)对社会而言，小组希望能够推动一些社会变化。短时间人数众多的“废物小组”的崛起本身就是一股社会性的力量，虽然一部分成员只想把小组作为一个桃花源般的秘密基地，不希望被社会和媒体过度关注，但大部分组员还是希望他们的存在能够促进社会的良性改变，如引起社会和相关部门对遭受疫情影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留学问题的重视，促进高考和高等教育相关的政策的改革，拉进名校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减少一些过高的期待和单一的评价标准，创设自由平等、包容多元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氛围。2.“废”心理的消极影响从“985废物小组”的高关注度及对大众认知的颠覆性就可看出，其对大众心理冲击的剧烈程度可能造成一些深远的消极社会影响。(1)激发读书无用风潮。精英大学生的学业困境和就业困境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直觉上的读书无用感，从而对高等教育产生失望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两次读书无用论[25]，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因脑体倒挂(读书人收入不如体力劳动者，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使读书不再具有吸引力，很多青年弃学转而投身市场经济活动中。经过10多年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到90年代，脑力劳动者获得的利益超过了体力劳动者，第一次读书无用论逐渐沉寂。第二次读书无用风潮是20世纪末因“读书贵、就业难、起薪低”引发的新读书无用论。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增多，城乡教育两极分化加剧，农村出现教育负债过高和教育致贫现象。高考的社会认同度降低，城乡皆有高考弃考现象，城市优势阶层主动弃考出国留学，农村弱势阶层被动弃考外出打工。从选择机理来看，读书无用论的产生或者主体的读书选择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制约:教育机会获得的便利性程度;个人教育成本的高低;个体接受完教育后就业的难易程度及收益的多少[26]。如若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生都对前途感到渺茫，对未来的收益预期消极，将会激发读书无用思潮的重新泛起，高等教育价值和回报信心将会受到质疑。(2)加重社会焦虑和对后疫情时代社会发展的悲观预期。2020年是新冠疫情之下的危机之年，疫情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就容易滋生消极情绪。因控制疫情导致经济衰退，2020年我国一季度经济创下-6.8%的新低，二、三、四季度经济逐渐恢复，全年经济增长2.3%，但远低于2018年的6.6%和2019年的6.1%。大学生就业也在疫情的影响下泥沙俱下地受到波及，而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创历年之最，约874万人，在就业市场供求失衡情况下，叠加疫情的影响，大学生求职困难增多，就业签约率下降，多行业人员需求锐减，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特别是因全球疫情蔓延，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计算机、电子、汽车、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行业受到较大的冲击，这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行业相比往年吸纳能力大幅下降[27]。大学生就业可能面临从主要劳动力市场向次要劳动力市场渗透，大学生就业质量下降，相比寻求职业发展而言，就业求稳的倾向更大。今后疫情防控将变为常态化，大学生忧虑疫情防控可能加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失衡，给大学生就业蒙上阴影。同时，他们对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发展都持较高的不确定性和一定的消极预期，害怕自己会遭遇“最坏的时代”。(3)导致青年的精神生活陷入困顿、受到腐蚀。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最灵敏的晴雨表，而青年的精神风貌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985废物小组”成立的初衷虽致力于脱困，也能一定程度正常化精英大学生所遭遇的压力，但由于过度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失败之上，组内成员纷纷产生彼此“世另我”的失败者身份认同，反而造成了传播中的“回音室”效应和心理上的强化效应。一是空心病的蔓延。“空心病”的提出者是北京大学心理中心徐凯文副教授，他在20多年心理工作过程中发现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成长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越却内心空洞，无从感知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28]。空心病虽是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客观上却源于高等教育在理性异化的组织危机中，学生的GPA规训业已形成难以突破的铁笼[29]，导致空心病的患病率在名牌院校当中相较于普通高校更高[30]，“985废物小组”的成员大多呈现出空心病的特征。心理状态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大学生群体的精神生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状态、心理素质的高低，“废物小组”过度夸大消极心理体验，不仅不利于心理脱困，反而通过观察学习，把别人的替代性挫折经验和消极情绪纳为己有，增加大学生的身心负荷。二是加重青年群体的精神荒芜化。全民抗疫时期涌现出大量的社会思潮，如极端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泛娱乐主义等，如放大镜般暴露出疫情之下的现实矛盾[31]。青年既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也反过来建构社会思潮。“985废物小组”表现出的颓废虚无、冷酷麻木、玩世不恭的消极价值取向，呈现出一种价值虚无和犬儒主义倾向，他们还未真正开启人生的奋斗之旅似乎就已开始“向生活妥协”，在焦灼、恐惧、忧虑中选择“自废武功”;他们知行分离造成强烈的心理撕裂感但又任知行鸿沟持续扩大，造成与自我、家庭和社会的难以“和解”的局面;他们既固守于十几年一直优秀的光环，又因仅在乎个人成功与否而忽视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陷入争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泥潭，也同时陷入“不成功则废掉”的两极思维中。四、如何变废为宝?—“废”心理的应对精英大学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要引导青年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促进青年身心和谐发展。周晓虹认为，本规划给予青年以精神启示，纵观青年的价值观的百年变革，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依旧是个性的张扬与群体的制约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而“中国梦”的提出为青年实现价值观的整合和重塑提供了现实的路径[32]。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而当前世界正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冲击，青年的社会担当及大学生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于当前及将来我国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当青年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要帮助他们重拾信心。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学生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促进他们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需从多层面共同施策来破除精英大学生的“废”心理。1.国家层面国家层面需切实破解引发“废”心理的现实困境。大学生的“废”心理的导火索是疫情下的就业困境，国家应在政策层面把控制疫情、刺激经济放在首位。2020年以来国家和政府针对大学生就业已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如采取研究生扩招，增加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积极挖掘央属国有企业和各省国有企业的就业潜力，增设事业单位空缺岗位，创造基层公共服务就业需求等多项措施。并为重点疫区准备了大量的专项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需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常态下的大学生就业工作。此外，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短期靠政策长期靠改革，长期来看，仍然需要持续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大学生适应新形势下的就业能力。同时，完善人才市场制度和人才交流政策体系建设，创新平台建设，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更广阔的天地。2.高校层面高校层面应从三方面帮助大学生脱困。一是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能力，减少组员所谓的“天坑专业”和“劝退专业”。把专业建设、学生培养与市场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促进大学生专业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双重提升。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社会心态。发挥学生社团在学生思政教育中的组织作用，增强网络思政的引导。进一步推进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丰富线上心理健康服务形式;除新生入校时统一的心理健康普查外，可在大三大四年级以及研究生毕业班学生中开展简明心理健康筛查，并通过心理健康中心—院系—班级三级体系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适时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三是积极开展对困境大学生的重点帮扶，有效识别身处学业困境、心理困境和就业困境三大重点困境中的大学生，提升人文关怀、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帮助大学生提升学习能力、抗挫能力、交际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职业规划能力。3.个体层面个体层面需从认知、情绪、行为三方面增进自我认识和自我调节。一是认知上，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优势和弱项，扬长避短，主动补足短板。正确认识名校光环、家庭出身和社会制约，进行适度的社会比较，在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卓越，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自我。正确认识疫情、国家和社会，减轻过度忧虑的灾难化思维，提振面对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的勇气和克服危机的信心。二是情绪上，接纳自身的焦虑、担忧、恐惧等负面情绪，适度释放压力。要积极寻求情绪支持、学习相关心理健康知识，以增强情绪调节能力、抗逆力和自控力。三是行动上，学习和生活中做到积极的自我日常管理，形成良好的作息;增强个体自主性，克服拖延、网络成瘾、自我封闭的不良习惯;减少虚拟世界的过度沉溺，增加现实世界的接触和社会交往;积极与父母沟通，减少亲子冲突和隔阂，做好短期和长期的学业、职业和生涯规划。总之，“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诞生，既是疫情下青年对自身命运的忧虑，也折射出近几年来青年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压力加大。“985废物们”看似态度消极，其实隐藏着他们不甘失败、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强大内心和动力。青年人的成长不能仅凭一己之力，成功也非一蹴而就，平凡不是精英的对立面，普通中也可能蕴藏着不凡的力量。在疫情危机下，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大学生自身也需以积极的心态在个性张扬和社会制约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在追求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实现自我价值。[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财政资助贵州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时期社会变迁对心理健康和心理控制策略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7XZC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魏杰: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教，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黄皓明: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讲师，博士桑志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参考文献:[1]李春玲.疫情冲击下的大学生就业:就业压力、心理压力与就业选择变化[J].教育研究，2020，41(7):4-16.[2]丁洁琼.重识高考:应试教育培养了什么样的素质[J].教育学术月刊，2020(9):50-56.

摘要:各类新就业已经成为青年劳动者的重要就业选择，并带来了劳动价值交换平台化、劳动参与灵活化、工作安排“去雇主化”等一系列重要变化。由于缺乏法定劳动关系，再加上部分政策过于刚性，新就业青年的权益保障面临着普遍性“脱钩”困局。现有的调适政策张力有限，适应范围狭窄，有效保障不充分，不能系统全面解决新就业青年的权益保障诉求。应立足当前政策“短板”和青年群体需要，积极推动法定保障全覆盖，在改革集成中提升政策适应流动性程度，按需发展多层次保障，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新就业青年的权益保障水平和质量。关键词:新就业青年;权益保障;政策短板;改革建议一、青年劳动者新就业的异质性及主要形态1.青年劳动者新就业与传统就业的区别在新经济推动下，我国劳动用工形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各类不同于标准就业或者传统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青年劳动者的重要过渡就业机会[1]。数据显示，在美团骑手中有1/4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约一半为30岁以下的青年[2]。在滴滴平台新增网约车司机中，20~29岁青年劳动者占比超过40%[3]。与传统就业相比，青年劳动者的各类新就业在生产要素利用上与互联网大数据密切结合，在劳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平台化”“去中心化”特征，经济活动的参与方式也更加灵活自主，劳动产出附加值也明显提升[4]。一是劳动价值交换平台化。传统正规就业下，劳动者与某一单位的固定工作岗位相结合，围绕固定工作任务和工作流程提供相关服务，用人单位是劳动要素参与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媒介中心。而各类新就业青年的劳动价值交换媒介转为互联网经济平台，在生产的全流程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服务资源管道，利用大数据和算力实现需求信息的及时捕捉和供需有效匹配，以平台所发布的经济任务为轴心开展劳动活动，使劳动价值交换摆脱了固定组织、固定时间和固定流程的约束。二是劳动参与灵活化。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化提升，依托于虚拟平台大数据和数字工具构建，实现信息的高速流转和供需实时耦合，减少对固定生产程式和“上传下达”科层制方式组织的依赖，工作内容分包形成为以数字化手段连接的独立任务模块，交予不同的经济组织、团队和劳动者个人开展，使青年劳动者在从事各类新就业形态时，具有更加灵活的劳动参与方式和劳动提供形式，青年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偏好决定劳动投入方式、投入程度。多单位就业、多平台就业普遍，在参与形式上也表现出自雇、雇佣、众包、众扶、众创等方式，既有异于固定雇主的正规就业，也比传统自雇型的灵活就业更加复杂。三是工作安排“去雇主化”。在标准就业下的劳动关系“三要素”中，人身、经济和组织上的隶属关系是判断劳动关系形成的主要依据。由于互联网经济业态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特征，使劳动者摆脱了单一雇主、明确劳动时间、固定劳动场所的束缚，劳动者可以围绕劳动任务、生产工具灵活便利地开展工作，也可以根据个人安排灵活调整服务平台。但由于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没有明确的组织关系，劳动者劳动行为的认定、经济权益的保护、社保权益的落实等遇到了一定的模糊和困难。四是劳动者收入和保障诉求提质化。互联网经济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推动劳动要素回报的同步改善，为新就业带来了显著增收效应，美团平台超过50%合作骑手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滴滴平台就业日均收入约为170元，均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既是吸引青年劳动者从事新就业的重要激励，也造成了他们在权益保障诉求方面不同于低门槛、基础性的传统灵活就业岗位，会对劳动保护覆盖、社会保障质量有着更高期待。2.青年劳动者新就业的基本形态及权益保障需求根据青年劳动者与新经济平台结合的紧密程度和平台对劳动要素分配和交换的干预协调力度，可以将从事的新就业区分为自雇形态、合作形态和共享形态三种方式，不同就业形式的变化也同步对青年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提出了差异化的适应性要求。一是以平台为完全中介的“自雇形态就业”。是指劳动者通过平台发布信息与需求方进行对接，进行价值交换。平台作为第三方提供中介撮合机会，不直接对劳动者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收取做出直接承诺，自雇劳动者可以自主决策劳动参与，也可以根据自身合意中止服务[5]。为确保服务质量，平台可能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对劳动者基本技术和专业能力进行考察，或者规定费用标准，但并不意味着平台直接对劳动服务承担了监管及法律责任。在58同城等劳务中介平台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就具有明显的自雇特征。对于“自雇形态就业”的劳动者而言，当前适用于个体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保障规定均可以清晰覆盖，其优先需求在于“扩面”，通过提高保障的强制性和对灵活劳动提供方式的适应性，为自雇就业的青年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供给。二是以平台为中介和管理方的“合作形态就业”。劳动者与平台进行了更加紧密的结合，依托平台大数据和算力的直接安排实现交易达成，工作安排受平台规则调节。在报酬计算和发放方面，平台确定了劳动者服务价格水平，并且直接从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发放给劳动者。在服务监管方面，平台对劳动者的服务全过程进行质量管理和行为控制。目前，我国主要网约车就业机会均可以归为“合作形态就业”，平台已经超越了中介撮合服务的身份角色，对劳动者行为进行深度的规范，甚至很多维度具备了劳动关系的实质性特征[6]。对于“合作就业”的青年劳动者，目前法律模糊地带较多，权益保障主要需求在于政策“补短”，通过构建适应性劳动保障政策供给，着力回应他们需求迫切的职业伤害、养老、医疗等诉求，并构建与他们需要相适应的多元化权益保障供给机制。三是由平台关联方予以管理的“共享就业形态”。“共享就业”与“合作就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经济活动的组织方会直接安排工作内容。但互联网平台出于责任规避和管理便利考虑，不直接与劳动者发生法律关系，而是与生态伙伴企业合作，进行二次外包或众包。目前互联网送餐平台骑手多采用“共享就业”的方式，订餐平台与配送企业相互独立，配送企业又与配送站经营者合作，往往形成了平台—配送企业—众包配送站—劳动者的多重外包链条。虽然“共享就业”实质上并未造成劳动者平台就业的性质变化，但在法律上形成了隔绝平台责任的防火墙，主体关系更加不清晰。因此，“共享就业”的青年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需求既包括通过制度建设丰富提升保障内容，更要合理厘清主体权责，明确平台对劳动者的责任义务，确保权益保障能够充分实现。二、新就业青年权益保障“脱钩”的主要原因1.身份关系模糊带来了保障资格“缺位”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后，接受用人单位的组织管理、工作安排、领取工资并享有法定的劳动权益。而主要权益保障制度设计中也具有明确的正规就业关联特征，是否形成劳动关系与权益保障资格之间构成了较为明确的因果联系。由于新就业青年以工作任务为目的与平台结合，虽然平台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安排，但是并未有明确的组织隶属性和人身依附关系[7]。为降低成本、规避责任，平台越来越频繁使用共享用工形态，甚至进一步推动共享用工众包化，导致劳动者与平台的从属关系更加薄弱，主体权责也更模糊，现行劳动关系规定不能直接套用，青年劳动者无法以企业职工身份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只能按照个体灵活就业人员方式参保[8]。工伤等部分社会保险项目和住房公积金并不面向灵活就业身份劳动者开放，使青年劳动者陷入“保障无门”的困境。2.就业流动性加剧导致保障实施出现“断点”平台经济为青年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异地就业机会，也对权益保障政策适应流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国养老、医保、失业、工伤、社会救助等政策具有明显属地化特征，户籍障碍客观存在，保障资格、缴费基数、费率水平、领取条件、待遇确定等方面的规定也因地区而异，部分保障项目统筹管理层次明显偏低，仅养老保险实现了省级统筹，医保等社保制度依然停留在地市级管理阶段。这些都导致新就业青年在社保参保、待遇享有等权益保障环节出现一系列政策“断点”。一是权益保障参与存在一定的“排斥”。我国大部分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并没有面向非户籍劳动者开放，使新就业青年无法在就业地参加职工保险，只能在户籍地参加居民保险，有效保障水平偏低，与青年劳动者的经济社会特征和实际保障需要存在明显偏离，并由于参保地、就业地分离，存在大范围的“断保”“漏保”风险。二是权益享有可及性不足。青年劳动者的就医需求更多集中于门诊环节，由于各地医保制度结构不统一，门诊医疗是否报销、合规目录范围、费用报销比例差异很大，造成网约车司机、快递骑手的医疗保险可利用性不充分，发生医疗风险后保障缺口仍然突出。三是权益转移环节程序不便。由于统筹层次偏低、缴费政策差别、信息系统未完全整合等原因，养老保险待遇跨统筹单位转移接续流程长、耗时长，部分地方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参保人员在转入地实际缴纳1个月社保，使实际转移接续时限超过3个月，新就业劳动者没有单位集中办理优势，经常会陷入“两头跑”的困境。3.“去雇主化”导致了岗位劳动风险加大经济活动“去中心化”、经济参与“去雇主化”，是新就业形态经济活力的重要表现，但导致法定责任松懈，平台企业对新就业青年的保障责任近乎完全剥离，使相关就业岗位的劳动风险加大，兜底保障缺失[9]。在薪酬保障方面，最低工资制度适用工作管理主体明确、劳动时长可测量的工作岗位，而新就业的经济活动边界模糊，无法认定和获得基本劳动报酬保障。由于生育、医疗期、工伤等政策基本空白，新就业青年因为妊娠、重特大疾病、职业伤害等原因暂时离职和劳动能力恢复期间，缺乏有效的费用补偿和收入代偿。同时，青年劳动者对于生活质量有着更高期待，多元化、多层次权益保障也成为他们的共识，而企业职业年金、补充医疗、税优健康险等各类补充保障计划均以单位制为前提，与劳动关系捆绑，面向用人单位在岗在册职工“封闭”运行，使新就业青年无法惠及。此外，经济参与的非正规化还带来了青年劳动者工作年限“认定难”的风险。目前除浙江等少数省份采用了“认社保”“认档案”的做法，对青年劳动者从事新就业的时间段工龄认定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政策依据，而是由各单位自行掌握，大部分用人单位出于管理便利对新就业工作年限采取不认可态度。在各类正规就业岗位，工龄与职务晋升、奖励、职称评定密切相关，将青年劳动者工作年限“归零”的做法为他们后续转换工作造成不便，形成终身权益损失。4.强制性缺乏和筹资责任单一弱化了保障参与动力正规就业群体的各项权益保障均有法定强制力，从而确保了劳动者的“应保尽保”。而面向新就业青年开放的权益保障多具有自愿性特征，由劳动者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是否参加[10]。由于青年阶段劳动者对养老、失业等长期风险意识并不充分，新就业形态“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能力主义倾向，导致群体保障诉求分化，相当比例的青年劳动者重视当期收入胜于风险防范，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就业青年的获得保障意愿。成本负担是影响新就业青年权益保障参与的又一约束条件。虽然经过四次结构性降费，但我国社会保险单位与个人费率仍达33.95%，再加上公积金、福利费等支出，职工权益保障成本占用人单位人工成本的1/3以上。正规就业岗位的权益保障或者由用人单位在税前列支，或者由雇主雇员共担缴费成本，职工个人自负相对有限。而按照当前的社保政策，青年劳动者若以个人身份参保，个人在养老保险方面缴费负担高于企业职工12个百分点，医疗保险费率高2~4个百分点。再加上新就业岗位在收入方面具有“看天吃饭”的特征，收入规模不稳定，收入实现期限不确定，收入增长难以预期，无法按照正规就业职工的参保政策按月固定缴费。特别是伴随着新经济发展“内卷”效应初现，新就业岗位步入收入增长停滞期，进一步抑制了新就业青年的保障参与积极性。三、面向新就业青年开展的权益保障政策调适及局限性1.面向新就业青年权益保障进行的政策调适与传统灵活就业的青年劳动者相比，新就业青年面临的权益保障障碍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共性方面，均因为“去单位化”和流动性导致保障机会不平等和保障可及性不足。在差异性方面，由于传统灵活就业群体的主体关系清晰，群体边界明确，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政策来回应他们的保障诉求，《社会保险法》中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的参保权利，“同舟计划”等专项扩面措施解决了建筑业灵活用工群体工伤保障覆盖问题。而各类新就业形态和岗位更加具有开放性特征，法律关系复杂，灵活性更强，不能完全套用传统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和保障措施，权益保障有效供给不足方面的挑战更加严峻。近年来，我国也努力在现行政策框架下进行积极的政策调适，通过转换身份、政策扩面、优化结构等政策创新，在局部环节提升了新就业青年的权益保障水平。一是转换模式，将新就业青年转换为与其经济特征类似的传统就业身份。如“好活”平台建立了在线化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系统，协助各类平台就业的青年劳动者便捷登记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或者在“好活”平台直接寻求就业机会，或者以此为中介与其他平台二度合作，通过身份“再认定”解决了新就业青年面临的身份模糊困境。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参加全部职工保险项目，平等享有保障机会。在保障成本方面，个体经济从业人员费率虽然高于职工个人费率，但近年来我国为小微经济主体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申领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并按规定享有社保费用减免，极大降低了实际保障成本。二是替代模式，通过商业保障的方式对劳动者权益保障进行替代。职业伤害多发是快递物流业、交通通勤业新就业岗位的青年劳动者面临的突出劳动风险。但新就业劳动者在绝大多数统筹地区尚未被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而传统工伤保险制度所规定的工伤范围、费率政策与新就业形态也并不兼容，工伤调查中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等“三工认定”难以实施。为此，滴滴、美团、饿了么等主要平台企业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障计划，在每日的平台服务费中按比例提取保险费，为新就业劳动者提供保额为60万~10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障和3万~5万元的医疗保障。三是扩展模式，面向新就业群体拓展权益保障政策的参加范围。广东省等部分省份在推进“全民参保计划”中，放宽非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政策限制，并实行按年度缴费政策。在工伤保障方面，形成了“工伤扩面”和“单独建制”两种思路。前者以潍坊市和广东省为代表，潍坊市自2019年试点允许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工伤保险制度，参照四类费率执行，参保个人按照缴费工资0.45%缴费，在待遇上与单位参保人员执行同样的政策标准。广东省试点将家政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的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由用人单位统一按照行业基准费率浮动缴费。后者以江苏吴江为代表，采用“政府举办、商保承保”方式，面向区域内以灵活就业形式通过提供劳动获取报酬或收益的，且不符合工伤保险参保要求的劳动者，按180元/人/年标准缴费参加职业伤害保险，招标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承保。相关面向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扩面政策，既为新就业青年提供了参保可能，按年度缴费等改革举措也较大程度上化解了他们在费用负担方面的现实障碍。2.当前政策调适的主要局限一是从调适政策设计来看，政策统筹性不足带来调适张力有限。在目前各类政策调适模式中，放宽门槛、打开通路的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新就业青年的社保“保障难”问题。但相关调适政策多聚焦于社会保险政策的参保环节进行局部“修补”，明显具有“一事一议”的应急性特征，对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不清晰、法定保障政策与灵活就业方式不适应等矛盾缺少统筹回应，与劳动用工、社保等关联改革的联动配合不强，导致各项调适政策缺乏张力，既无法有效弥合新就业青年在保障资格、保障路径、保障方式方面的全面“断裂”，也无法突破属地化管理、单位化运行等现行制度架构对新就业青年灵活保障诉求的掣肘，更不能据此拓展形成系统性的权益保障方案。二是从调适对象来看，存在进一步模糊平台责任的风险。各项调适方案在筹资、保障组织方面多以劳动者个人为主体，对于平台责任考量不够。特别是部分调适方案鼓励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使他们的身份变为个体经营人员，所取得的劳动报酬也转变为经营所得，和平台的关系扭曲为B2B的市场主体间合作关系，平台企业对劳动者劳动行为和权益保障不负有任何法定义务，导致新就业青年身份定位更加模糊，各项风险和保障成本完全内化。且当新就业青年提供服务达到一定规模后，劳动者还面临经营所得课税问题，难以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三是从调适效果来看，部分调适方案有效保障不充分。一些平台希望通过与商业保险合作建立职业伤害保障计划来化解新就业青年的职业伤害风险，但保障绩效不佳。各平台职业伤害计划提取费用约3元/日，套算费率约为2%，明显高于目前工伤保险1%至1.2%的基准费率。保障范围仅涵盖意外死亡、伤残和意外医疗的一次性赔付，对劳动者因职业伤害造成劳动能力损害和长期医疗费用没有分担能力。此外，部分平台的计划还暴露出中间费用过高、免责例外条款过多、外包骑手和众包骑手“同价不同命”等问题，表明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无法实现保障的有效供给。四、健全完善适应新就业青年权益保障政策的改革建议1.完善基本制度，推动法定保障全面覆盖一是落实主要社会保险“应保尽保”。把新就业青年作为“十四五”时期“全民参保”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方向，推动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关系分离，解决“劳动关系认定”对新就业青年参保的制约[11]。在参保环节，全面放开职工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户籍政策限制，支持新就业青年在就业地参保[12]。形成适应新就业青年劳动活动方式和收入结构特征的参保缴费政策，由本人按照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的60%至300%为区间自行选择缴费基数，允许按照年收入统一核算清缴。在深化养老保险改革中探索降低个人参保对象费率水平2个百分点，将社保补贴、免缴、缓缴等政策适用范围拓展至新就业青年参保对象，减轻他们的缴费成本压力。二是形成适应新就业青年的职业伤害保障方案。以强制参保为前提、以互助共济为基础、以平台合作为支撑，在新就业主要行业领域形成强制性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坚持社会保险的根本性质，强化互助共济作用，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提高运行效率。在筹资方面，按照以支定收原则，以平台服务单为单元确定缴费水平，根据递送、外卖、通勤等行业特征进行浮动调整，在工伤保险基金下单独建账管理。在支付范围方面，重点保障因职业伤害发生的医疗、康复、生活护理费用、伤残津贴、死亡补助等。根据职业伤害保障运行成熟程度和新就业发展情况，适时将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与现行工伤保险政策并轨。三是探索劳动报酬和基本生活保障机制。根据新就业岗位特征和实际劳动投入，参考灵活就业人员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小时最低服务费用标准，确保青年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报酬权益。加强社会救助政策对新就业青年的兜底保障，对突发事件、意外伤害、公共卫生事件和平台经营波动造成新就业劳动者大范围脱岗并面临基本生活困难的情况，及时予以急难救助。2.立足改革集成，提高各项权益保障政策的适应性一是在深化改革中提升养老保险制度适应流动性水平。以国家统一社保公共服务平台为依托，基于数据比对核实参保人员缴费情况和待遇转移接续数据，进一步加强跨层级、跨地域转移经办业务协同，打通窗口服务与互联网、手机App、12333电话、自助终端等异地办理服务渠道，提高待遇转移接续便利性。在“十四五”中期全面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一步到位”推进基金统收统支，实现各地参保条件和参保对象范围、费率和缴费基数计算办法、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和待遇计发参数确定依据等政策要件统一规范，根本上化解新就业青年的养老保险待遇便携性不足问题[13]。二是加强基本医疗保障政策协同。加快提高医保统筹层次，全面推进医保省级统筹管理，参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制度的建设逻辑，充分运用德国等国家在健康保险风险平准基金管理方面比较成熟的国际经验，基于各地基金筹资、支付、服务能力和疾病谱差异，建立基本医保中央调剂金制度[14]。建立医保清单管理制度，统一支付项目、支付标准。健全完善异地就医结算政策，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形成更加便利的门诊异地就医报销机制，着力破解影响新就业青年医疗保障权益落实的政策障碍。三是完善新就业青年的劳动用工管理政策。在尊重企业负担能力和劳动者意愿的前提下，出台覆盖各类新就业用工关系的管理指导意见，明确外包、众包等新就业关系下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把已经具备劳动关系基本要素的用工形式，参照劳动关系进行规范[15]。优化新就业监测体系，将未建立劳动关系但持续为平台提供服务的青年劳动者纳入就业监测和就业统计，提高青年广泛参与的递送、外卖等行业监测权重，及时预警和化解新就业青年面临的失业风险。鼓励各地采用“认社保”的办法，将已经依法参加缴纳职工保险的新就业工作年限视同工龄，为青年劳动者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创造条件。3.坚持多层次按需尽保，为新就业青年权益保障赋能提效一是形成更加开放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考虑新就业青年的多元化保障诉求，丰富养老保障提供方式。支持有条件的平台组织新就业青年自愿购买商业养老团体险，引导平台发挥集合购买优势争取更加有利的保单定价，形成适应平台就业特征的养老保障新模式。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不会因为职业转换、就业地变化而损失，更加适应新就业灵活化、流动化要求，应探索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有一定经济基础和长期保障需要的新就业青年建立个人养老储蓄账户，实现按照年龄、风险偏好、收入水平自主配置养老金融资产。二是发展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障。以相互保险制度为基础，以平台和行业为单元，发展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健康互助基金，由新就业青年按照意愿缴纳互助保险费，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罹患重特大疾病，以及劳动者因长期从事递送、外卖、通勤工作造成的未纳入职业病目录的颈椎、腰椎伤害，予以一定的医疗费用补偿，实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担大病医疗和职业伤害风险。推动平台企业与各地总工会对接，确保平台就业劳动者参加属地职工互助保障。鼓励新就业青年参加各地举办的“惠民保”，提高重特大疾病目录外高额用药费用的分担能力。4.落实主体责任，促进新就业青年更高质量就业一是强化平台用人方主体责任。新就业涉及范围广泛，应根据青年劳动者的职业特征、经济活动开展方式、与平台结合程度，分类确定平台责任，逐步降低平台长期用工中派遣、外包、众包人员比例，对明显违法和显失公平的用工行为予以纠偏。在尊重平台经济发展内在规律、不过度增加平台经营方运营成本、兼顾劳动者高质量就业要求的前提下，参照家政行业“员工制”改革方向，打造“员工制”平台经济用工模式，引导平台与劳动者签订双方协议，明确平台用工管理责任边界和法定保障义务，把社会保险参保、最低服务费保障等作为平台用工的必要条件，形成适应新就业青年特点的新型劳动关系形式。对于法律关系更加复杂的共享用工形态，一方面比照平台企业要求规范原用工方责任，同时要求平台企业与原用工方签订协议，约定劳动者调剂数量、时间、服务地点、服务方式、报酬标准和支付形式等关键内容，消除权益保障“空白点”。二是强化公共就业服务政策支持责任。把新就业青年作为公共就业服务的重点保障对象，建立平台经济用工状况和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发布制度，及时发布薪酬、待遇、用工缺口等信息，帮助企业高效匹配人力资源，确保青年劳动者透明就业。探索推进平台经济“城企联动”高质量就业试点，以政策引导和清单管理方式，规范各地平台经济组织用工行为，打造一批高质量就业示范平台。加强公共就业服务覆盖，为因各种原因脱岗的新就业青年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一系列就业帮扶，把新就业作为青年就业技能培训的重要内容，协助规划明确的职业成长路径。三是深度发挥共青团组织的权益保障平台作用。各级共青团组织作为青年的代言人，应积极适应和参与新业态发展下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活动组织方式变革，搭建新就业青年服务和维权平台，利用新技术手段了解收集平台就业青年的保障诉求和关切，协调相关部门和平台企业提供更加明晰的权益保障清单[16]。在现有各级共青团组织的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专项中，针对新就业特征和从业素质要求，有针对性开展专业性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项目，提升青年劳动者知识技能掌握与生产力发展新需要的匹配度，为新就业青年创造更加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供需结构性耦合视角下我国多层次长期照护保障体系评估及改革思路研究”(项目编号:18CSH058)的成果]关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室主任，副研究员王哲: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考文献：[1]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0)[R].2020:1-2.

针对青年大学生关注美国大选折射出的现实问题，高校和政府要破除传统思维定式，树立国际视野、坚持系统观念，用好国际国内“两个课堂”，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育人新格局，促进青年大学生高质量成长发展。

摘要:学界目前对“底层文化资本”的界定涉及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和意义体验，以及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但把它们都归到文化资本的名下却会导致诸多含混与疑难。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是与当前基础教育场相适配的“惯习”，在“启动资金”的意义上起到文化资本的作用。另外两者属于布尔迪厄的“幻象”概念，把它们归到“底层文化资本”的名下不仅是概念上的误用，而且还导致“学究谬误”。该“学究谬误”把底层子弟对于教育场中的权力斗争的主观反映误认为底层文化实践所具有的某种内在价值，从而掩盖了教育中的不公平。底层子弟可能拥有的文化资本跟底层文化实践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用“底层的文化资本”来代替“底层文化资本”，既能彰显文化资本理论对于“寒门贵子”现象的解释效力，又能避免学究谬误。关键词:场域理论;底层文化资本;惯习;幻象;学究谬误近来，针对底层家庭子弟如何能够突破阶层壁垒而进入精英学府的问题，“底层文化资本”成为一个新的解释路径。有论者指出，有助于底层子弟教育获得的文化品性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在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拓展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底层文化资本”，同时也指出这种“底层文化资本”可能存在误导风险与理论陷阱，进而导致严重的实践后果[1]。尽管已经得到了理论上的反思，但“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中的含混与疑难仍然没有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底层文化资本”究竟指的是“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还是“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资本”，抑或是“底层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底层子弟教育获得的诸文化因素全部都能作为文化资本来发挥作用吗?即使在理论创新的意义上把这些因素全部归到文化资本的名下，又为何反而导致掩盖教育中的不公平这样“严重的实践后果”?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考察“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含混与疑难，并通过揭示出其背后的概念误用与学究谬误来回答以上问题，将有助于厘清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应用于“寒门贵子”现象的合法性及解释效力。一、“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内在矛盾“底层文化资本”涉及底层情境中有助于“寒门贵子”学业成功的各种文化品性，这些文化品性或多或少地带有底层特征。但是“底层文化资本”的两个提出路径却分别在普遍性的前提和方式中，把这种特殊性的文化品性归到“文化资本”名下，由此所造成的含混与疑难就构成了“底层文化资本”的内在矛盾。1.“底层文化资本”的内涵纵观学界目前的讨论，“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对学校教育的意义体验和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底层情境对于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具体表现为:“与命运相抗的先赋性动力”[2];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中对于“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的强调[3];重视读书和升学的家庭氛围、家规、家教、家风、家传等[4]。底层家庭及其子弟对学校教育的意义体验具体表现为:把学习体会为一种道德事务的“道德化思维”[5];“知识改变命运”[6];“出人头地”等[7]。这两方面因素体现的是底层家庭及其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是“上学”所意味的意义在他们意识中的反映。底层情境中与学校教育相适应的性情倾向具体包括:“学校化的心性品质”[8];肯吃苦、肯多学几遍的个人努力[9];“个人独立、自律、坚韧、担当、勤俭和成熟品格”等[10]。这些东西体现的则是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客观适应性，是“上学”所意味的意义在他们性情倾向中的反映。研究者在一个特定的制度情境与互动结构中观察到了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适应性，并把它们操作化为若干文化品性。这些文化品性对于底层子弟的教育获得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把它们理论化为“底层文化资本”的根据何在呢?2.“底层文化资本”的两种提出路径目前学界对“底层文化资本”的阐释实质上是对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两种不同理解路径:一是向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回归，以余秀兰等人为代表;二是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拓展，以程猛等人为代表。向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回归，指的是“文化资本并无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学校教育虽偏好某些文化资本，但更看重的是这些文化资本带来的成绩，而不是与阶层相关的文化”[11]。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回归，是因为这样来理解的文化资本概念符合布尔迪厄的本意:“文化资本的独特之处，我也已经分析过了，这个观念有很大的普遍性......”[12]。对于普遍性的强调“使这个概念摆脱了批评者在它的早期使用中注意到的高级文化的含义”[13]。在同社会中上阶层的“高雅文化”脱钩以后，文化资本又是如何来发挥作用?余秀兰等人指出，即使是高雅文化资本，也可能是由于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从而有助于教育获得，即背后起作用的可能还是人力资本机制。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文化实践，无论来自于哪个阶层，都能够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发挥文化资本的作用。如此一来，底层情境中“积极向上的内驱力、独立自主的意识”作为一种“惯习”，就可以归结为具有寒门特征的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程猛等人在理论上质疑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均质化”，且出于对“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决定论色彩和悲观主义论调，以及“弥补说”所意味的底层阶级的“文化缺陷论”的不满，而提出“每一种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意志、与生俱来的骄傲以及确证自我价值的渴望，也都可能创生出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独特筹码”[14]。底层情境的这种“独特筹码”表现为“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和“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它们是在意志驱使下生产的一套独特的性情系统，而惯习作为“性情系统”与“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如此一来，它们也铸就了一种独特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与互动结构中，即使是底层的文化实践，本身也内蕴能够起到文化资本作用的某种特质或内在价值。3.“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含混与疑难若仔细考察“底层文化资本”的上述两种提出路径，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诸多含混与疑难。首先，鉴于上述两种提出路径的根本不同，“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含混的。如上文分析，余秀兰等人根据文化资本不具有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提出的是“具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而程猛等人根据文化资本的“非同质性”，提出的则是“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前者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提出的，而后者则是在特殊性的意义上提出的，不能混为一谈。其次，在第一种提出路径中，余秀兰等人之所以提出“带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是因为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适应性的确带有底层文化实践的特征。但是把这些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品性归到“文化资本”名下的根据却是“文化资本不具有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带有底层特征的东西又如何能不具有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这里面自相矛盾的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理解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却在特殊性的意义上使用它。再次，在第二种提出路径中，程猛等人一方面指认在布尔迪厄那里与“惯习”相连的是一种“均质化”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又以“惯习”为桥梁把底层情境所特有的文化品性归结为“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这里面自相矛盾的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理解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却在特殊性的意义上使用它。此外，既然“底层文化资本”是由底层情境本身所创生的，那么就会产生如下推论:一方面，那些没有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流动的底层子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激发起这种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对这种文化资本的肯定就是对使得“底层”成为“底层”的社会不公平的肯定，并且为了更好地激发它，应该让社会变得更加不公平。“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内在矛盾归结到一点就是“文化资本”与“底层”纠缠不清。两种提出路径都把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适应性不加批判地归结为“惯习”，进而根据惯习与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之间的关联来把它们归结为“文化资本”，又根据它们的确带有底层烙印而将之归结为“底层文化资本”。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方面，“底层文化资本”的内涵中到底哪些可以作为“惯习”归到文化资本名下，而哪些不能;另一方面，归到文化资本当中的“惯习”究竟是普遍意义上的，应该称之为“底层的文化资本”，还是特殊意义上的，应该称之为“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资本”或“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含混、疑难以及合法性才能得到澄清。二、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那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作为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有在具体场域中才具有效力。因此，为了澄清围绕“底层文化资本”所产生的种种含混与疑难，有必要就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考察。1.场域与资本布尔迪厄把“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个关系空间。场域中的位置由两方面的因素来界定:一是占据某一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及其类型的结构;二是这些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场域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被布尔迪厄称为“社会小世界”或“游戏”，具有相对自主性和封闭性，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不同场域的支配逻辑之间不可通约。正是这种根本特性，决定了每一个场域都有自身特定的资本形式。场域作为一个关系空间由资本的分布结构来界定，反过来资本也只有通过场域才能够得到界定。“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15]。也就是说一种稀缺资源只有在某一具体的场域中才可能是一种资本，因为正是该场域的逻辑和必然性决定了这种资源跟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可兑换性。场域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市场，使得其中特有的资本形式流通起来，正是这种流通起来的稀缺资源才作为力量/权力的表征而决定着场域之中的位置关系。2.场域中的惯习与幻象社会行动者要想在特定的场域中积累相应的资本并占据一定的位置，必须心照不宣地接受由这一场域的特有逻辑与必然性所决定的“玩法”，这是他们进入场域游戏所必须缴纳的“入场费”。这种“入场费”在行动者的身体上表现为一套性情倾向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惯习”，它是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身体上的产物。“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这是种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16]。可见惯习也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某种特质或秉性作为性情倾向，只有在相应的场域内才能被建构为“惯习”。对于一个特定的场域来说，惯习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所有契合该场域的行动者都会形成对应的惯习，无论他们在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行动者与场域的契合关系在他们的意识中的反映，也就是上文所引的惯习与场域之间关系的第二个方面，被布尔迪厄规定为“幻象”。“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而这些利益形式和幻象，也就是人们对游戏中彼此争夺目标的价值心照不宣的认可，以及对游戏规则的实际把握。再进一步说，对于参与游戏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特定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因为每一个人在游戏中占据的位置不同(支配与被支配，正统与异端)以及获得这一位置的轨迹也各不相同，所以对他们来说，利益也同样是千差万别的”[17]。也就是说，尽管某一特定场域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彼此默契地接受该场域对于合法资本形式及其价值的定义，也都会内在地建构起一套适配于该场域的性情倾向系统，但是他们基于各自位置以及过往经历而对该场域的逻辑及其中的资本、位置的主观感受却是不同的。这种主观感受决定了他们对于场域中的“利益”的评价和定义，决定了他们对于该场域的感情“投入”，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尔迪厄又把“幻象”称为“里比多”。3.场域中的权力斗争场域不是一个静态的关系空间，而是一个时刻都在进行着权力斗争的动态结构。这种权力斗争一方面表现为对场域中的位置的争夺。每个行动者都凭借自己所占有的资本去跟其他行动者竞争，以谋求更高的位置和更多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个场域的产生就在于它具有了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但这种内在的必然性却不是天经地义的，其合法性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占据统治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不仅占据了最多的资本，而且垄断了对这种资本形式的合法性的定义。这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行动者在某一场域中所形成的特定幻象也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行动者基于其特定位置和过往经历而形成的对于场域的主观感受和感情投入，也只不过是对这种权力关系的反映而已。三、“底层文化资本”中的概念误用把“底层文化资本”三方面的内涵分别放到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之中进行检验，就会发现底层子弟所形成的适应于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的确符合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而他们对于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和意义体验其实是一种“幻象”。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与互动结构中具有效力的“底层文化资本”，就其结果而言意味着那些“寒门贵子”非常善于在当下的基础教育场中“玩学习游戏”。这表明他们形成了跟这一游戏相适配的惯习，无论这一惯习是从原始家庭场中继承来的，还是进入教育场以后被形塑的。结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底层文化资本”三方面的内涵中，“学校化的心性品质”、独立自主、勤劳、坚韧、自律、担当等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正是与当前的基础教育场相适配的惯习。有研究表明，中国基础教育阶段采取客观的考试形式，以规律性、竞争性的考试分数作为教育获得的评价标准[18]。在这样的教育场中，注重重复性、机械性记忆和时间投入的学习方式显然更加有利于学习者占据较高的位置。也即考核与评价体系的客观化和标准化程度越高，主流观念中作为“高雅文化”的那种文化资本作用就越弱，而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自身努力程度则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场不像当时的法国那样，偏爱雄辩的演说传统并强调对文学语言风格的精妙掌握[19]，那些底层家庭的子弟才有机会以较低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塑造让他们在学习游戏中如鱼得水的惯习。也就是说，适配于当前基础教育场的惯习并不为某个阶层所特有，而底层情境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惯习，也并不是因为底层情境或底层文化实践本身的特殊性，只是由于培养起这一性情倾向系统的门槛没有那么高罢了。不同的家庭及其子弟会因为各自的阶层地位和过往经历而对同样的学校教育赋予不同的感情、态度和意义，这也就是他们对于“教育游戏”所形成的幻象。有研究表明，农村籍大学生更加重视学业成绩，而认为参加学生会这样半官方的校园学生组织没那么重要[20]。而精英阶层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资本的支持下对于课业学习反而有所懈怠，他们更有意愿通过运作文化资本来谋求学生干部经历和更好的英语成绩[21]。社会中上阶层的家庭当然也可能非常重视其子女的学业成绩，但他们不大可能赋予上学以“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意义;也只有底层家庭才可能对学校教育产生“与命运相抗的先赋性动力”和“道德化思维”。尽管这些东西是在一个关系性的场域中产生的，但它们却具有跟底层地位密切相关的特殊性，因而不属于“惯习”。底层情境所特有的这种对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显然应该归到“幻象”的名下。考入精英大学意味着底层子弟在基础教育场中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只能来自于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自我积累。文化资本的这种自我增殖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因为“只有那些拥有最低限度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人，也就是对他们应该控制的机制具有最低限度的权力的人，才能适应经济空间的暗中要求”[22]。结合前文分析可知，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恰好满足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作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来发挥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资本一来并不为底层情境所特有，二来仅仅意味着寒门子弟具有了“玩教育游戏”的最低资格，并不能够保证“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如果拿水果来隐喻这些文化资本的话，相比于中上阶层所拥有的大苹果，底层子弟的确只有一些青涩的果实，但人们往往忽视底层子弟还有一颗中上阶层子弟所没有的单纯而充满‘忧伤和愤怒’的心”[23]。底层子弟那“单纯而充满‘忧伤和愤怒’的心”虽然不是一种文化资本，却能够作为幻象来发挥作用。也只有在这种特有幻象中，他们才能以“忍受某种匮乏、克制自己、某种牺牲”为代价来投入“社会性建构的里比多”[24]。没有这种近似于自我剥削的过度投入，他们即使在原始家庭场中能够继承一种靠近于学校场的惯习，也难以取得优异的成绩。综上所述，在“底层文化资本”中，只有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才是与当前基础教育场相适配的“惯习”，而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和意义体验则属于布尔迪厄的“幻象”概念。前者在“启动资金”的意义上，因而也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能够起到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的作用;后者则在特殊性的意义上有助于底层子弟的教育获得。不加批判地把它们都归到作为惯习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名下，就是把“幻象”当作“资本”，这显然是概念上的误用。正是这种概念误用，导致即使在对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或惯习概念采取一种普遍意义理解的前提下，仍然把底层子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跟底层情境本身的特殊性或内在价值关联起来，并据以提出“带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或“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这种关联无论是理论的不彻底，还是理论的“创新”，都陷入了布尔迪厄所批判的“学究谬误”之中。四、“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学究谬误“在社会科学中，忽视暗含在‘学究观点’中的所有问题，会导致我们犯最严重的认识论错误，这种错误就在于所谓‘在一部机器中安置了一个学究’，用科学家的形象勾画所有的社会行动者(而且是对人类实践进行推理的科学家，而不是从事各种活动的科学家，行动中的科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将科学家用来说明实践所必须构建的模型，置入行动者的意识之中，这似乎意味着，科学家要想理解实践、说明实践所必须构建的模型，倒成了各种实践的主要决定因素和真正起因”[25]。无论是“惯习”还是“幻象”，乃至“文化资本”或“场域”，都是科学家作为事后的观察者对行动者的实际活动所进行的理论化产物，都是为揭示和理解行动者的实践逻辑而服务的。如果不是从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出发来检验这些概念的合法性和解释效力，而是用这些现成的概念从结果去倒推原因，就无异于将逻辑中所构建的模型错当成事物本身的运行逻辑。底层情境中有助于“寒门贵子”教育获得的文化品性，在事后的理论化中被表述为一系列明确的原则，比如“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等等。如果把这些原则置入底层子弟的意识之中，认为他们就好像是一台电脑一样来执行“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程序”，那么自然地就会把那些有助于他们的教育获得的文化因素，看作是来自于底层文化实践本身的“文化遗产”。于是事情就呈现为这个样子:似乎底层家庭父母只要把源自于底层文化实践本身的对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一些明确的话语或原则灌输给他们的子女，或者底层子弟在各种具体情境中切身地领悟到这些原则，他们就获得了一笔“底层文化资本”。但底层子弟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和意义体验是作为一种实践幻象来发挥作用的。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中上阶层的子弟，只要他们真正地投入“学习游戏”，就会基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过往经历而对学校教育形成特定的幻象。并且，“对于归属、对于发自内心地参与游戏的理由问题，参与者最终无言以对，而且在类似情况下能够援引的原则不过是事后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用来为自身同时为别人证明一种无法辩解的投入”[26]。也就是说，底层情境中的教育幻象在当事人那里并不表现为明确的原则—尽管在事后的访谈中他们可以说“好好学习是我改变自身命运，报答父母恩情的唯一出路”[27]。这些幻象恰恰是当前基础教育场中权力斗争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是某种内在于底层文化实践中的东西，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化遗产”。如前文所引，当前的基础教育采取客观的考试形式和评分标准，这是由基础教育场本身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缺乏经济资本的底层子弟也可能由于占有较多的文化资本而处于较高的位置。正是这种权力关系决定了他们可以说:“你的衣服是比我好看，可你的成绩比我好么?”[28]相反，当底层子弟不能凭借这些文化资本在大学场的权力结构中占据较高位置时，他们的心声则典型地表现为:“(这些标准)其中的猫腻我懒得说。因为我对这个已经失望了，我已经不再认为有什么是我应得的了。作为一个不太爱说话和表现自己的农村学生，这种游戏没法玩”[29]。在“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误用中，把有助于底层子弟教育获得的诸文化因素的客观效力归结为一种植根于底层文化实践的文化资本之运行逻辑，就是把“底层文化资本”的“学究”安置在“寒门贵子”之中。这样一来，他们基于自身家庭在社会中的不利位置而形成的教育“幻象”，就被置换为由底层文化实践本身所激发出来的“底层文化资本”。换言之，就是把底层子弟对于他们所遭受到的权力/力量关系的主观反映，置换成他们自身所据有的一种客观权力/力量。在“底层文化资本”背后，对于底层文化实践内在价值的同情和肯定，其实是对底层子弟在当前教育场的权力斗争中所处不利地位的肯定，从而也就是对当前教育不公平结构的肯定。如此一来，有论者提醒“研究者需要深刻警惕陷入对既有教育机制及其运转如何有助于隐匿社会等级秩序的误识，并进而成为二者合法化过程的组成部分”[30]，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五、结论:一种关于“底层的文化资本”的言说方式综上，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照下，“底层文化资本”的两种提出路径都存在着把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幻象”当作“惯习”的概念误用，并把这种幻象与惯习的产生建立在底层情境本身的特殊性之上，最终导致把普遍性的“文化资本”与特殊性的“底层”情境纠缠在一起。但实际上，底层子弟在当前基础教育场中的特定幻象与惯习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先验地来自于底层文化实践本身的特殊性或内在价值;文化资本跟某一特定阶层的文化实践之间也并无内在联系，哪个阶层的文化实践所赋予的性情倾向更靠近于学校场的惯习，这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文化资本”与“底层”的纠缠，一方面肯定了底层情境对于教育获得的内在价值，从而可能导致指向失败者自身的归因逻辑;另一方面把底层子弟对于他们所遭受到的权力/力量关系的主观反映置换成他们自身所据有的一种客观权力/力量，从而掩盖了教育中的不公平。当下的基础教育场域特有逻辑决定了它具有较低的进入门槛，因此底层家庭及其子弟也有可能以较低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来塑造与之相适配的惯习，这种惯习在“启动资金”的意义上起到了文化资本的作用。就此而言，底层子弟“可以有”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无论是来自于底层情境中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从外界弥补，都不是“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资本”或“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而只能是“底层的文化资本”。如此，既能避免由理论上的学究谬误所导致的“严重的实践后果”，又能明证文化资本理论对于“寒门贵子”现象的解释效力之所在。[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文化发展理念的哲学创新”(项目编号:18JJD720001)的阶段性成果]韩怀珠: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志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参考文献:[1][30]杜亮，刘宇“.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关于学校教育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中国青年研究，2020(5):36-42.[2][5][8][27][28]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4):83-91.[3]熊和妮.底层式“望子成龙”—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内容与特点[J].民族教育研究，2017，28(5):105-112.[4]韩钰.家庭传统文化资本对农村青年阶层跨越的影响研究—以鲁西南H村和M村为例[J].青年探索，2016(2):46-54.[6]曾东霞“.斗室星空”:农村贫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经验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7):38-43.[7]林晓珊.境遇与体验: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J].中国青年研究，2019(7):15-23.[9]熊和妮，王晓芳.劳动阶层家庭语言的教育力量—基于农村大学生的叙事分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47-55.

摘要: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中，青年的消费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精致”成为青年消费的新指向，借贷成为部分青年塑造维持“精致”人设的生活常态。本文以青年超前消费现象为视角，通过分析青年群体如何因渴望“精致”形象而超前消费的动机，探讨青年为呈现“精致”人设而进行超前消费的过程，进而为青年超前消费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对策建议。关键词:“精致”;青年;超前消费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已经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升级成为必然趋势。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一些不良消费现象随之而来。《人民日报》2020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了青年群体为买名牌、吃大餐、晒精致人设，陷入消费陷阱的问题。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正在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特征，90后群体中奢侈品消费者数量增长惊人[1]。但在这些光鲜美好生活的背后，是高负债与零储蓄的窘境。研究报告显示，90后群体人均负债超过12万元，其中大部分欠款是生活消费[2]。八成以上的青年人正在超前消费，四成以上的青年无法在当月清偿超前消费债务[3]。相较于高额的负债，毕业进入社会五年以内的90后群体中，“月光族”占比19.35%，存款在5万元以内的群体占比近二分之一[4]。“月薪刚过五千，上百元一张的‘前男友’面膜用起来毫不心疼;明明不爱运动，为了拍几张‘精致’的照片花费上万元办健身卡”，追求“精致”成为青年沉溺于超前消费的关键。青年被“精致”形象附带的虚幻的幸福感引诱，开始通过呈现“精致”人设来获取“精致”形象的标签。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价值观扭曲、心理焦虑、财务困境等问题，青年的超前消费完成了从动机向行为的转化。二、文献综述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对于青年追求“精致”人设而进行超前消费的研究成果数量极少。国外研究中Veblen最早发现消费带有精致属性的商品是有闲阶级的特点之一，有闲阶级会通过这种消费行为来实现与其他群体的区分[5]。Veblen的研究表明，消费精致物品与地位消费、炫耀性消费等行为相关，因此相关研究也是围绕地位消费、炫耀性消费展开。国外学者对地位消费、炫耀性消费的解读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符号消费说。Baudrillard认为，消费已经成为一个维持符号秩序与组织完整的系统，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物品实际上“超越其纯功能的一切，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6]。Bourdieu用惯习来解释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认为消费精致物品不再主要是出于炫耀，而是惯习使然。Ottmar等学者提出当个体对自身身份领域的关注度较高时，其消费中展示物质符号的表现越明显[7]。二是情感调节说。Jaikumar等人认为，个体进行炫耀性消费能够改善主观经济幸福感，且这种改善在底层社会家庭的表现更为明显[8]。Derek、Adam在探讨权力感与消费模式的关系时发现，无权者更偏好进行炫耀性的消费，无力感成为个体进行炫耀性消费的补偿性动机[9]。国内学者关注到青年群体为过度追逐“品质生活”而超出自身消费能力进行超前消费、高消费的现象[10]，对青年追求“精致”现象的归因研究主要从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两个维度出发。敖成兵认为青年出现“伪精致”现象的根源在于对向往生活的求而不得的焦虑，个体通过对“伪”生活的视觉包装来满足消费诱惑、维系社交网络关系、掩饰真实生活与实现自我认同[11]。王莉对女性的精致消费进行研究后发现，消费主义、社会比较、工具理性以及支付手段在女性青年追求精致生活的行为中发挥了不同功能[12]。王鑫蓉认为青年被“精致”的生活所束缚是由于同辈群体的内部压力与精神的孤独导致，而信用工具与消费主义则是推动青年追逐“精致”生活的动力[13]。邹振东则认为“假精致”同样反映了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是被扭曲错位的反映[14]。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指明青年追求“精致”的现象与超前消费问题之间具有相关性，但对现象的分析缺乏经济学视角，同时仅将超前消费作为青年追求“精致”生活的结果之一，并未就两者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存在研究深度不足的问题。笔者尝试从青年渴望拥有“精致”形象的动机与呈现“精致”人设的过程入手，通过网络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辅以商业报告数据，解释说明在追求“精致”人设的过程中青年群体超前消费的动机与行为的变化。三、超前消费的动机:对“精致”形象的渴望在网络词汇中，精致往往与高额消费，追求生活品质、物质享受相关联，如精致穷、伪精致等。“精致”人设是个体在社交情景下为自身设定的虚拟形象，是将“精致”作为展示自我的标签或角色，个体的真实状况与人物设定可能相距甚远。化妆品非国际品牌不用，鞋服非奢侈品牌不穿，负债也要购入潮流新品，青年正在用消费诠释着何为“精致”人设。对“精致”形象的渴望，成为青年超前消费需求产生的“引线”。1.消费主义将“精致”概念神圣化自2007年以来，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正在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消费主义也随之在国内兴起。众多青年所追捧的“精致”，其实是受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价值评判标准的映射。(1)将消费能力等同于自我价值。消费主义的逻辑就是将社会中的一切活动简化为消费，在此环境中，人被赋予的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消费者，它要求人购买商品，为所消耗的物质支付费用，在完成支付后占有个人专属的财产，这意味着人只有进行消费才能证明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消费主义营造了一种看似自由、公平的氛围，消费者可以任意选购心仪的商品。但消费自由不过是一种幻象，不会因为日常必需品的相对一致而调和地位的不平等。相反，消费自由是通过比较而来，有些人消费自由的同时就有消费不自由的群体存在，有些商品消费自由的同时也有不能自由消费的商品，这反映出消费的意识形态。物品被以高级、中端、平价等概念来标识区分，当消费者根据自身的消费能力购买商品时，个体价值也被贴上了高、中、低的价签。我国青年的一些消费活动中也反映出这种观念，如在手机品牌的选择中，高端智能手机在青年中受到青睐，而低端手机则较少有人问津。(2)将消费品位等同于社会地位。消费主义带有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即以消费物的数量与质量来展现个体在群体中的特殊性与优越感。为了保持阶层的优越性，与其他阶层形成区隔，上层群体在消费中构建了“品位”的概念，“品位”成为高社会阶层群体消费惯习的标记。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消费特定的商品或品牌成为展示个体社会地位、获取向上阶层群体认同的最佳途径。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奢侈品市场呈现年轻化趋势，90后奢侈品消费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8%，对中国奢侈品总消费的贡献值超过20%。对品牌历史的认知是青年进行消费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15]。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精致”这一概念借助以上标准成功赋值，被视作拥有高自我价值、优越社会地位群体的标签，成为青年群体塑造理想自我的目标。一旦这种认知形成，青年就会显现出对特定种类商品的消费偏好，从而激发此方面的超前消费需求。2.争夺参照群体中的优势地位青年在探求自我时往往需要通过与社会群体的不断比较来寻找自身定位，对“精致”形象的渴望从向上的社会比较中产生，而参照群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过经济实力、文化品位、社会身份等方面的比较后，被认定具有“精致”形象的个体从群体中脱颖而出，能够享受“比较优势”带来的优越感，吸引青年个体参与到形象消费中来。而对竞赛失败的恐惧与焦虑，成为推动消费竞赛进行的心理动机，个体需要不断与更高阶层的他人开展竞赛，来争夺或保持群体中的优势地位，从而刺激了青年对相关商品的消费需求与频率。Z世代青年的时尚消费调查数据显示，青年在时尚品牌的消费中确实呈现高频率特征，也进一步验证了以上说法(见表1)。于是在不断追求群体优势地位的过程中，个体容易对自身的消费能力产生过度期望，超前消费的需求出现并逐渐强化，为最终行为的发生做好准备。3.身份焦虑下对认同的寻求人追求显耀身份的目的并非仅是获得财富、名利、影响力，而是在补偿积极情感的缺失。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大人物”与“小人物”的标签，个体因身份被区别对待也是常事。地位低下者的痛苦不仅在于物质层面的匮乏，更是因为失去认同后带来的剥夺感与羞辱感。成人主导的社会体系秉持权力与地位相关原则，而青年群体由于初入社会，无法在现有的社会规范内与成人争夺话语权，因而往往扮演着地位低下者的角色，这一现实造成了青年的群体性身份焦虑。为消除负面情感带来的心理失衡，青年群体选择开发新身份来应对社会规范的控制，将“精致”作为身份的特征迎合了青年的需求。青年认为通过塑造“精致”形象来占有新的身份，能够改变在原有社会规范中低下的身份地位，并因此从他人那里获得尊重、认同等积极情感的补偿。而“精致”形象的获得往往与高端商品的消费相关，成为超前消费行为出现的诱因。4.底层青年提升自我价值的助力社会资本的占有状况与个体的发展前景密切相关，受马太效应影响，先赋性社会资本占有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同时，求学、就业中“学历内卷”问题的出现，进一步挤占了底层青年的发展空间，致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获取成功经历的可能性降低，造成这一群体的低自我价值感问题，由此加剧了底层青年的边缘化。面对发展窘境，低自我价值感的底层青年容易出现归因偏差，将自身的失败归结于机遇、家庭背景、运气等不可控因素，在寻求发展的途径中关注弥补外部因素不足的途径。于是，打卡网红餐厅、景点，购买限量版的商品，“精致”人设的炫耀性行为获取了强烈的社会存在感，并因存在感的增加产生曝光效应，使个体的优势或能力有机会被了解，与底层青年的需求相吻合。当底层群体中某一个体通过塑造“精致”人设获得成功时，拥有“精致”形象与拥有高社会价值在此类青年的认知中搭建起联系，成为底层青年打破发展窘境、提升自我价值的助力。当底层青年产生追求“精致”形象的观念时，就预示着超前消费的需求出现。5.被高收益低投入的错觉驱动社交零售时代的到来使KOL(一般意见领袖)成为青年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KOL在社交媒体往往具有特色的人设定位，带有炫耀性质的“精致”人设较容易受到关注。青年受工具理性影响，以此为示例，预期在成功塑造“精致”人设后，不仅可以通过“精致”印象获得他人的尊重、社会的认同、群体的归属感等隐性效益，还能够获取一些物质结果，如经济收益、社会竞争力等。因此，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青年来说，塑造“精致”人设的消费被视为对个人发展的自我投资，而非单纯的物质享受型消费。超前消费是青年对未来资金配置的方式之一，可以通过调节预算约束充当自我投资的资金来源，因此青年在超前消费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倾向。同时，分期付款工具的出现，通过信用杠杆增加了青年消费的资金总额，减轻了青年一次性还款的负担，进一步放宽了青年消费的预算约束。宽松的预算约束使青年对塑造“精致”形象的行为产生了“花得值，还得起”的错觉。自我投资观念与宽松预算约束参与计算后，青年不自觉地高估了获得“精致”形象的收益，低估了塑造“精致”形象的成本，从而得出扮演“精致”人设能够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结论。6.迎合期待以获取社交资本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社交体验感成为驱动现代青年行为的需求之一，成为能够满足青年社交体验感的方式、手段或途径的一种资本。获得社交资本能够使个体在社交网络中获得归属感、成就感等积极情感，甚至变现为可用于实现个人发展的资本类型。互联网社交时代中社交互动频率快速增长，社交资本成为青年能够通过自身优势获取的最快捷、最有效的自致性社会资本。社交资本占有量的多少由在社交网络中取得的关注度决定，而人设形象的可控性使其成为社交资本的构成要素。当人设形象迎合社交网络中群体的期待时，个体受到的关注度上升，社交资本增加。拥有“精致”形象能够通过两种方式增加个体的社交资本，一是帮助融入群体。即当社交的目标群体均以“精致”作为形象标签时，拥有“精致”形象成为个体融入群体的准入条件。二是吸引他人关注。即拥有“精致”形象的个体迎合了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关注度。社交资本的获得补偿了青年发展中其他社会资本不足的问题，能够助力个体突破发展瓶颈，青年也需为维持“精致”形象不断消费，来保持在社交活动中的高关注度。四、超前消费的发生:对“精致”人设的自我呈现一旦青年对“精致”形象的渴望被强化后，就会对他们的消费活动产生持续性影响。青年往往会通过一系列印象管理策略来引导他人对自身印象的形成，并控制印象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强化，超前消费的动机也会随着呈现策略的实施而转化为行为。在对网络文本进行整理后，笔者发现青年呈现“精致”人设的策略主要包括:1.层层深入演绎“精致”人设演绎“精致”人设，首先需要引导他人形成“精致”印象。为了使人设真实可信，个体会通过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个人形象、场景、品位与理念，来使“精致”人设的呈现更加饱满。(1)呈现“精致”的个人形象。个人形象是自我呈现最为直接的方式，个体能够通过服饰、用品等符号性物品传递众所周知的信息，消费符合“精致”定义的商品成为呈现人设形象的前提。笔者通过搜索小红书APP内粉丝量超过百万的“精致”用户发现，其所发布的图文内容会对鞋服、佩饰、使用的电子设备等物品的品牌进行清晰标注，如运动必备BOSE耳机、Spelledit的T恤、KVK项链，方便他人通过品牌与型号了解商品信息。在新浪微博中搜索关键字“精致男生/女生”，热度较高的博文内容以护肤、化妆、服饰搭配、香水、精致饮食、咖啡为主。从数据来看，两者的关系更为明显。麦可思2019年公布数据显示，除基本生活支出外，大学生群体的形象消费比例为62%，成为大学生每月生活费用支出中比例最高的一项。消费品类可以反映出在个人形象方面“精致”人设的消费状况。2020年58金融报告了上半年青少年分期消费品类数据，受访者中90后群体在旅游中分期消费的接纳度远超其他年龄段群体，95后群体在餐饮美食消费中分期消费的概率更高，00后群体在医美等消费品类中接纳度更高(见表2)。(2)呈现“精致”的场景。场景是一个相对含蓄的印象呈现途径，对人设的塑造起到辅助作用。当个体将自我呈现的表演置于一个广阔的场景之中时，观众的注意力就会从寻找角色与演员本身的差异上转移，促成个体理想化的表演结果。同时，借助场景设置也能够使人设的表演行为合理化或社会化。“精致”场景的呈现往往以生活、休闲场景为主，北欧风的装修风格、卖相精美的甜品、别具情调的餐厅、梦幻的度假胜地都能够加深观众对个体“精致”的印象。营造“精致”场景的需求带动了装饰品消费的增长，2018年90后群体在杯碟上的消费较去年增长了102.84%，其次为花瓶(58.74%)与桌布(37.44%)[16]。除此之外，选择分期付款的度假人群中，29岁以下年龄段人数占比为37.3%，且出游平均消费较高。在度假地的选择上，青年度假偏爱网红景点[17]。(3)呈现“精致”的品位。在印象管理开始之前，个体之间需要完成信息的初步收集，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态度、能力、可信任度等，以帮助他在接下来的情境中顺利展开行动。品位带有社会阶层划分标记，它的呈现能够在无形中输出更多的信息。“精致”人设的受益源于制造阶层差异获取的优越感，相比其他手段，通过消费来展示“精致”的品位更符合效用原则。“精致”人设的品位表演围绕着社会资本的三种形式展开。经济能力展示，以高价商品消费为特征;文化内涵展示，以文学著作、健身休闲、艺术品消费为特征;社会地位展示，以限量、高级定制、专供商品消费为特征。艺术品新消费市场中，85后、90后人群占比最高，六成消费者消费艺术品只为增添艺术感，将装饰性作为选购商品的重要标准，同时艺术品单次消费价格不断提升，千元以上艺术品销量呈现上升趋势[18]。(4)呈现超前的理念。在社会互动中，他人往往不会被动地接受个体所造成的印象，而是会通过个体不经意间流露的态度、信念等来检验印象的真实性。“精致”人设作为被制造出来的印象，同样会受到他人的检验。用仪式感、悦己等超前的理念作为消费观念，能够进一步突显“精致”人设的优越性。仪式的出现是为了建立一定的秩序，如地位体系、等级、角色等，其表现方式带有极强的抽象性。随着现代社会对“自我”以及相关概念的强调，仪式感更符合个人的主观情感需要。这种变化与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而触发需求层次上升相关，在大部分消费者还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重要决策因素时，考虑商品的附加价值是较为超前的消费观念。新浪微博配图为精致生活环境、食品及餐具的博文中，多数以仪式感为关键字，如微博配文为“愉悦自己，享受手艺、器具和美食的复合作用，以及它们带来的精致仪式感”。在分享自己的主观感受的同时，以食材、餐盘、家居小物、咖啡机等用具的展示作为生活仪式感的强调，同时这些商品也成为青年超前消费的对象。同理，悦己也是一种超前的理念。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对生活意义的解读也由生存导向转变为幸福导向，悦己观念的出现迎合了价值观的转变。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追求充满幸福感的生活成为新潮流，这种潮流也体现在青年的消费活动中，但这种悦己须让位于商品的品质、价格等要素。“精致”人设在日常生活的展示中强调悦己，实质是在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我具有优于他人的消费能力、幸福体验及价值观念，从而突显个人的“精致”。90后、95后群体在消费中的悦己倾向显著，享受型消费占比增长，耐克户外商品、苹果手机、天梭腕表、BEATS智能数码、蔻驰箱包、SK-II美妆护肤品成为青年超前消费首选[19]。2.利用技术手段突出“精致”特征由于“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反差的存在，为了使信息能够被接受者正确解读，除通过不同层次来呈现“精致”印象外，个体还会主动借助技术手段来重点强调人设的“精致”特征，增强他人“所见即真实”的观念。网络社交平台的应用与采取第一视角叙事是青年群体在呈现“精致”人设时惯用的技术手段。(1)网络社交平台的应用。出于印象管理的考虑，个体会有意识地强化有利于自身形象方面的表现，而对有损于所要达成的印象的那些行为会竭力抑制，以此来引导他人对个体美好印象的形成。网络社交平台的信息呈现，由于缺少具体的语境而具有选择性，能够辅助实现印象管理目标，也因此成为青年呈现“精致”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网络社交平台实际上起到了隔绝表演者与观众的作用，方便“精致”人设的表演者实现观众选择与观众印象引导两项任务。在与目标观众互动的过程中，个体能够根据反馈信息来检验自身印象管理效果，修正表演策略。而印象引导则是通过在网络社交平台中强化自己想要给予他人的信息，弱化不利于自身“精致”人设呈现的信息来实现。这两项任务的执行增加了青年群体网络社交平台的使用频率，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国95后青年的主要消费渠道，而在网络社交平台的使用过程中，青年被各种营销信息“种草”的概率大大提升，提高了超前消费行为出现的可能性。(2)采取第一视角叙事。“精致”人设的呈现过程也是印象管理参与者的博弈过程，个体通过自己给予的表达来形塑他人眼中的自我印象，而他人则会借助那些不易被个体控制的行为、语言、表情来检验、质疑个体所传递信息的真实性。或者说，出于嫉妒或娱乐心理的旁观者更乐于见证“精致”人设的“崩塌”。为了回应他人的质疑，个体通常会采取自我暴露的策略来避免人设“崩塌”的后果出现，其中Vlog、直播等是“精致”人设最常用的展示手段。这种传播机制以第一视角为主进行日常叙事，通过主动向观众曝光更多的个人信息来获取观众信任，以制造“精致”人设自我呈现一致的印象。但出现在Vlog、直播里的场景也并非完全真实，90后、95后作为主要租房人群，在家居饰品消费方面，摆件、现代装饰画、相框等装饰性商品的消费上远超其他年龄段群体。对生活场景进行精心装饰已经纳入青年“精致”人设呈现的策略之中。3.采取措施维持“精致”人设“精致”人设的维持需要在每一场互动中保持自我呈现的一致性，在购入第一件高价商品后，个体的不满足心理反而会被激发。为了保持呈现的一致性，恢复心理平衡，个体会通过两种办法来达到目的:一是购入与“精致”形象相配套的商品，来逐渐替换不“精致”的物品;二是提升消费水平与品位，购入更贴合“精致”概念的商品。青年很容易因此导致收支失衡，发生超前消费行为。网友在对自身的消费经历进行分享时提到:“平时主要是购买彩妆护肤品，仅大牌口红就有将近40支，搭配口红的眼影不能选便宜的，护肤品更要上档次，现在20岁的我已经为此欠款4000元。”当“精致”的印象遭到破坏，个体会丧失他人的信任，甚至在社会互动中陷入一种混乱且窘迫的停滞。因此，个体也会采取措施来防止“精致”印象崩塌，不破坏“精致”人设呈现的一致性。首先是遵循谨慎原则，个体需要在每次互动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应对意外发生的措施。如餐具不够精美、服装缺少饰品搭配、限量版球鞋的穿着痕迹，最彻底的方法是通过消费解决。其次是激发观众对表演的保护作用。网络社交时代使印象管理过程中观众的隔离变得更为轻松，也会因此造成观众对个体信任度的差异。在他人对“精致”人设提出质疑时，信任度较高的观众会通过提供消费水平、消费习惯、消费能力等信息来证明“精致”人设的真实性，从而起到控制其他观众舆论的效果，这些信息需要通过个体的消费活动来展示。五、脱去“精致”的外衣:青年超前消费问题的对策青年群体对精致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但在行动之前应首先厘清精致的本质。精致生活不仅涵盖经济层面，更涵盖社会层面与精神层面，精致生活是奋斗而来的获得感、充实精神的幸福感、自强自立的自信心等多重要素的合集。厘清精致的本质，有助于青年全面地理解美好生活，不被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绑架，树立正确的发展目标，成长为真正精致的自我。追求“精致”人设是青年扭曲消费观、价值观的折射，是一种伪精致的消费观念与价值观念。在为活得“精致”而不断超前消费的过程中，青年容易错误地将消费能力等同于个人价值，在无休止的消费中追求幸福感。但这种快乐很快会被负债的恐慌取代，反而加重了心理上的焦虑，最终在陷入财务困境后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鉴于此，笔者基于国家、学校、家庭、个人等层面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国家层面建立包括中央文明委、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公安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席工作机制，从政策制定、舆论导向、价值观教育、预防和打击犯罪等方面共同应对青少年超前消费问题。一是制定积极健康的青少年政策，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成才为目标，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文化。二是做好新闻媒体宣传的“把关人”，对以反映拜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为传播内容的舆论进行有效管控，还青少年一个健康的消费文化环境。三是严厉打击在青少年消费领域中的“裸贷”等违法犯罪活动。2.学校层面在校学生的超前消费问题，学校是最直接的责任主体，学校要认真落实学生管理的主体责任。一是要加强学生消费理念教育，将培养学生勤俭节约意识与学生日常思政教育相融合，引导学生树立合理消费、理性消费、科学消费的正确观念。学校应做好学生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认识到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地位、友谊、爱情与金钱和消费相联系，引导青少年学生认知自身的真实需求，在消费中保持一份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方式。二是要建立日常监测机制，密切关注学生异常消费行为，及时掌握学生在生活消费、人际消费、娱乐消费等方面出现的苗头性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纠正。三是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引导学生理性应用金融信用工具进行消费，抑制不必要的消费行为的出现。四是针对目前风险频出的校园贷问题，学校应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开展不良校园贷摸排工作，配合公安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精准打击，维护学生权益。同时，要切实畅通正规校园信贷渠道，满足学生在助学、培训、消费、创业等方面的金融产品需求。3.家庭层面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的消费观念形成至关重要，家长应言传身教，做好对子女消费的教育引导工作，引导子女进行合理消费。同时，要对子女加强勤俭节约的家风教育，引导子女自觉抵制社会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思想。此外，家长还应帮助子女养成正确的财富观念，认识到财富得来不易，教导青年学会分辨消费中的虚假需求，有计划有限制地进行消费活动，减少非理性因素对不必要消费的影响。4.个人层面作为个体的青年应树立积极健康的消费观念，学会理性消费，遵从量入为出的消费原则，控制消费的最大限度。要培育科学的理财观念，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提前安排消费支出金额，做好消费预算管理。要学会辨别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尽量减少个人的非理性消费。林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李梦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腾讯营销洞察，波士顿咨询公司.2020中国奢侈品消费者数字行为洞察报告[D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25256.html.[2]搜狐网.最新报告:90后人均负债12万+?!这届年轻人真敢穷![EB/OL].https://www.sohu.com/a/309454711_100058111.[3]尼尔森数据分析公司.2019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DB/OL].https://www.useit.com.cn/thread-25354-1-1.html.[4][16]唯品会，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中国社会新人消费报告[D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893233.html.[5][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摘要:在党中央积极推进“控辍保学”的背景下，“普九”完成率大大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初中辍学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基于零零后青年特殊的成长环境，借用文化传递理论与中途辍学的概念模式，从零零后辍学青年自身的感受出发，用对五名零零后辍学青年的深度访谈材料作为基础，分析并且试图解释零零后辍学青年在辍学前的状况。关键词:零零后;辍学青年;访谈法;文化传递一、引言零零后青年是指出生于2000年到2009年之间的青年人，他们在改革开放的红利时期出生，自出生起就经历着科学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快速变革。如今零零后一代大多已经长大，也开始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自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如今已经过去了34个年头，在这34年里“普九”成果显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了94.8%，但是部分偏远地区的初中辍学情况仍然不容乐观。2016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扶贫小组在广东省的粤北、粤西南、粤中以及广州近郊的农村进行的系列调研中发现，初中辍学率攀升的现象在农村青年中普遍存在[1]。据笔者了解，粤北某农村中学仅初三第一个学期，一个班级就有五个学生辍学。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为经济原因“上不起学”的情况已经较为少见，但是农村初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辍学，这背后更多的是“自愿性辍学”。自愿性辍学是指外部强迫被动性原因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学生主动放弃学业的现象[2]。对学生由于非经济因素而导致自愿性辍学现象，已经有很多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主要有:同伴效应对农村义务教育儿童辍学的影响、家庭教育方式对辍学的影响、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从微观中观宏观分析青少年厌学成因[3][4][5]......大部分针对农村初中辍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辍学学生所在的外部环境研究上，从辍学学生自身出发的研究较少。针对零零后青少年所处的特殊的成长环境，从辍学青年在辍学前的心理状况出发，考虑辍学青年做出辍学选择的主观能动性，笔者用目的抽样结合滚雪球的方法接触到了五位零零后初中辍学青年。在与调查对象大致说明研究目的及意义之后，经调查对象的同意，笔者对五位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了记录。二、国内关于初中辍学青年的研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情况要比城市严重一些，为什么相同的教育模式下，农村的学生会更多地辍学呢?许多学者将这归结于农村家长与学生的一种理性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辍学行为是靠自我感觉和以前的经验做出的感性选择，事实上是理性化的傻子”[6]。针对农村辍学率远高于城市的现象，有学者从家长的观念出发，认为农村父母长期生活在农村生活情境下，于是产生了一整套情感与判断标准，这种性情倾向使他们面对农村学生提出的辍学要求没有表示极力反对，这是农村家长和城镇家长行为差别产生的根本源泉[7]。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辍学进行了分析，认为青少年辍学行为不乏个体因素，但也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体现着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二重性[8]，农村地区较之城市有着不一样的社会结构背景，故表现出更高的辍学率。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广以及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目前由于经济原因直接导致辍学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但柴楠、吕寿伟认为在“非贫困辍学”的背后有很深的贫困根源:一方面，虽然农村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农村经济贫困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而且农村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农村教育投入受限，并最终形成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序格局。另一方面，农村的贫困首要的已不再是为衣食担忧的经济贫困，而演变为可行能力的贫困;与此同时，长期的教育滞后，以及农村优秀人才的向城市流动引发了农村整体性的精神贫困[9]。还有学者从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结构来分析:囿于能力、经济和时间等客观资本条件，弱势阶层家庭在家庭教养上存在诸多“有心”“无力”[10]。母亲外出对小学、初中和高中留守儿童辍学概率影响均有显著的影响，且该影响在各个学龄段间有显著差异。父亲外出对各个阶段留守儿童辍学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父母均外出增加了小学、高中阶段留守男孩辍学的概率，但对任何阶段的留守女孩的辍学概率没有显著影响[11]。也有学者从其他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分析，在针对农村社区辍学青少年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表面上看大多数农村青少年及其家庭选择了短期利益，尽早地加入劳动者的队伍，放弃读书。实质上大多数农村青少年处于想象的城市化与现实的城市化的分裂状态，身在农村，梦在城市，却找不到实现梦想的路。认为尴尬的社会处境是农村青少年辍学的重要原因[12]。基于个案的深入访谈研究，前有陈向明教授的《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13]，但是当时的访谈是否可以为现在的问题做出解释?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新时代的零零后初中辍学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原因呢?三、研究设计笔者通过相关人员引荐，获得接触到符合研究目的受访者的机会，并且通过与受访者建立长时间的互动来降低受访者的戒备心。最后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接触到五位辍学时间由五年到半年的研究对象。在与五位研究对象大致说明研究的内容、目的及其意义后，笔者得到了五位调查对象的同意。访谈中，使用深度访谈的方法，适当引导调查对象回忆辍学之前与之后的心理活动。从调查对象的社会、学校、家庭经历，结合他们在当时情境下的主观感受出发，描述零零后辍学青年在辍学前“选择辍学”的心理层面的活动，尝试从Miller和Cohen的文化传递理论以及Tinio的中途辍学概念模式来分析他们辍学背后的原因。四、理论回顾1.文化传递理论文化传递理论(Acculturation

摘要:青年夫妻往往面临职业发展与家庭照料的双重压力，考察青年夫妻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及其动力性机制，不仅有助于平等主义性别分工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青年夫妻的幸福感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GSS2012数据与半结构式定性访谈资料，本研究发现:青年夫妻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呈现出明显的传统主义倾向;相对于经济交换理论，结构限定理论与性别呈现理论对青年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行为更具解释力;除了市场劳动时间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研究首次发现青年夫妻同时存在建构性别现象，由此揭示出青年夫妻通过家务劳动行为建构性别形象的努力。关键词:青年夫妻;家务劳动;结构限定;性别呈现;经济交换一、问题的提出现代社会的家庭越来越依赖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取经济收入，绝大多数夫妻都无法承担出于照顾家庭而放弃有偿工作导致的高昂成本[1]。在家庭内部领域，家务劳动通常被认为是“无偿的、重复性的繁琐劳动”，理性的社会行动者更倾向于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或者娱乐等领域，由此导致已婚夫妻在家务劳动领域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冲突[2]。性别建构理论认为，在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父系制与从夫居制特征的社会中，妻子对家务劳动的高投入以及丈夫对家务劳动的高规避建构与维持了性别的社会意义[3]。然而随着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转型中以往由单位提供的家庭福利转向家庭自身以及核心家庭比例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夫妻对于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均衡现象有了更为明确的感知[4]。上述现象对于青年夫妻而言更加明显，新近的研究发现，中国青年群体中存在明显的家庭与工作冲突问题，这一现象不仅在青年女性群体中广泛存在，对于青年男性而言同样严重[5][6]。青年是个人生命历程中重大事件集中发生的时期，青年夫妻需要面临职业发展与婚姻经营的双重压力，如何在应对繁重工作的同时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已成为困扰青年夫妻婚姻生活的难题[7]。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均衡会导致婚姻家庭出现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婚姻满意度的下降以及离婚风险的显著上升[8]。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持续考察、分析并且批判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不均衡现象，不仅有助于推动劳动性别分工的平等化进程，减少工作与家庭冲突以及离婚率，还有助于减少青年女性的家庭照料压力，使其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市场劳动中，进而缩小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鸿沟[9]。社会学、人口学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对于中国家庭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现象的研究发现，已婚夫妻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存在明显的传统主义倾向，性别观念、相对收入以及家庭结构是家务劳动分工的重要影响因素[10]。考虑到生命历程与社会情境对于个体行为的重要作用，青年夫妻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及动力性机制可能与全年龄段的已婚夫妻有所不同，遗憾的是，国内尚未有专门研究考察青年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现象。中国青年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是否呈现出明显的传统主义特征?影响青年夫妻家务劳动时间的动力性机制是哪些?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二、研究视角与研究假设关于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实证研究普遍发现，无论已婚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她们都比丈夫更多地卷入到家务劳动中[11][12]。即使在劳动性别分工理念更倾向平等主义的瑞典家庭，妻子也承担超过60%的家务劳动[13]。基于东亚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妻子是否参与市场劳动，日本与韩国家庭中妻子都承担超过80%的家务劳动[14]。基于2009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城镇家庭中妻子承担约65%的家务劳动，农村家庭中妻子承担超过70%的家务劳动[15]。世界范围内已婚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都远高于丈夫，进一步的相关议题转向了传统主义家务劳动分工模式得以维持的社会因素，研究者从不同领域进行考察并发展出三种研究视角，分别为结构限定视角、性别呈现视角以及经济交换视角。1.结构限定视角结构限定视角强调生活情境与社会角色对家务劳动分配的影响，个人通常根据他/她的角色与责任安排其行为，家务劳动投入通常被其他事务(如市场劳动)的分配所决定[16][17]。坎宁安的研究发现妻子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会提升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尽管如此，作者发现相比于工作状态(是否有工作)，工作时间对于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更大[18]。由此，工作时间作为结构限定的代表性操作化变量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实证研究普遍认为，妻子的工作时间与她的家务劳动时间呈现线性负相关关系[19]，妻子工作时间的增加还会提升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20]。於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的分析显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都与家务劳动时间呈现出线性负相关关系[21]。青年夫妻往往面临更为明显的工作家庭冲突，因此本研究认为，结构限定理论及其实证研究论证与发现的“工作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的线性负相关关系”，可能在青年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中也存在，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a:无论对于丈夫还是妻子，个人的工作时间越多，其家务劳动时间越少。除了市场劳动时间的约束外，拓展的结构限定研究将议题转向了父母身份所带来的时间约束:母亲作为社会结构赋予的“第一顺位家长”，其家务劳动时间会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上升;父亲作为“第二顺位家长”，子女数量对其家务劳动时间的作用小于母亲[22]。格伦斯坦的研究发现，子女数每增加一个，妻子家务劳动时间增加2.65小时，丈夫家务劳动时间增加1.17小时(但是丈夫家务劳动比例降低1.68个百分点)[23]。基于丹麦数据的分析显示，子女数量的增加仅会增加妻子的家务与劳动时间，对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无显著影响[24]。部分国内研究也证实了子女数量与妻子家务劳动时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此外，杨菊华的研究还发现子女数量与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呈现负相关关系[25]，徐安琪与刘汶蓉的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女性家务分配公平感知有负面影响[26]。舒晓灵的研究发现中国青年群体在劳动性别分工理念上呈现出更明显的平等主义特征[27]，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国社会依旧明显的父系制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以及性别社会化对于青年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理念的形塑作用，本研究认为子女数量对于夫妻家务劳动时间的作用可能更符合传统的研究预期，由此提出研究假设H1b:无论对于丈夫还是妻子，子女数量的增加都会提升其家务劳动时间;子女数量增加对于妻子家务劳动时间的正向推动作用大于丈夫。2.性别呈现视角性别呈现视角强调性别本身对于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的作用，一方面夫妻的家务劳动行为受到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偏离性别形象的夫妻会通过家务劳动行为进行补偿与建构。首先，性别呈现视角强调个人家务劳动行为与其性别意识形态具有方向上的相似性。如果婚姻双方长期生活在性别意识形态偏向传统主义的社会情境中，那么不均衡的家务劳动分工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且制度化了的社会规范就更容易被已婚夫妻所认同并实践[28]。布劳恩等的研究发现，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形态越偏向传统主义，她对家务分配不公平的感知就越弱[29]。如果夫妻的性别意识形态具有更明显的传统主义特征，那么他们的家务劳动分工会更偏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妻子的家务劳动投入与丈夫的差异会更大;如果夫妻的性别意识形态具有更明显的平等主义模式，上述差异将会更小。普雷瑟的分析发现，平等主义性别意识形态会减少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增加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30]。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也支持了平等主义性别意识形态对于丈夫家务劳动时间的正向推动作用[31]。综上，本研究认为，性别意识形态对中国青年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也具有影响，二者在方向上也具有一致性，由此提出研究假设H2a:性别意识形态越传统，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越多，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越少。其次，性别呈现视角将性别视为通过互动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后果，从这一意义而言，性别的社会意义是夫妻双方在互动中通过一系列性别分工行为努力达到与维持的成就，亦即主动地建构性别过程[32]。通过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分工，已婚夫妻得以展现符合父权制社会期望的“经济支柱/家庭主妇”的性别气质，进而维持了自身的性别认同[33]。不仅如此，家务劳动分工还成为在其他领域偏离性别形象的夫妻用以调整性别形象的方式，在社会经济地位领域偏离传统性别形象的个人会通过家务劳动进行主动的性别形象建构，当妻子的收入超过丈夫时，收入的增加不再伴随着家务劳动时间的下降，相反，妻子会增加自身的家务劳动时间以呈现女性气质。相关研究发现，丈夫对妻子经济依赖的增加伴随着丈夫家务劳动投入比例的下降，以及妻子家务劳动投入比例的增加，就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投入的关系而言，丈夫和妻子分别呈现倒U型与U型曲线特征[34]。本研究将考察青年夫妻是否存在建构性别这一现象，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b:经济依赖与妻子家务劳动时间呈现U型曲线，与丈夫家务劳动时间呈现倒U型曲线。3.经济交换视角经济交换视角延续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家务劳动分工的解释路径，即家庭内部的夫妻双方是具有合作关系和共同目标的理性行动者，为了实现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以及家庭目标，夫妻双方倾向于通过分工的方式进行合作[35]。经济交换理论将家务劳动分工视为合作双方基于其经济资源所进行交换的社会后果，由于默许了丈夫收入普遍高于妻子收入这一前提，经济交换视角下的夫妻家务劳动分工将呈现如下模式:首先，由于丈夫将时间集中于劳动力市场会带来更多利益，那么相对而言，妻子将时间集中于家务劳动能够实现家庭总体效用最大化[36];其次，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丈夫能够在收入与家务的交换中占据优势，从而形成对妻子的权力支配，在经济上依赖丈夫收入的妻子只能默许上述权力支配，从而付出更多家务劳动[37]。在父系制与从夫居制特征依旧明显的中国社会，收入的性别差异依旧存在，妻子的收入相对低于丈夫，她可用于经济交换的渠道也相对更少(一方面核心家庭比例的增加使得妻子更多地与丈夫交换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传统婚嫁理念的存在使得妻子在婚后获得父母的经济支持较少，相对而言丈夫更容易获得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持)，由此导致上述经济交换逻辑在中国社会中也可能存在。刘爱玉等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对于配偶经济依赖的下降会降低其家务劳动时间，这种效应存在性别差异[38]。齐良书运用中国9省已婚夫妻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议价能力(作者以妻子/丈夫工资率0.85为标准界定妻子议价能力的高低)的提升会显著降低个人(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以及家务劳动比例，而且这种效果对丈夫而言更大[39]。综合经济交换视角与相关经验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无论对于丈夫还是妻子，对配偶经济依赖程度的下降将会降低自身家务劳动时间。三、研究设计1.数据与样本本研究选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数据，数据B卷部分包括本研究所需要的核心变量(如家务劳动时间、市场劳动时间、子女数量、收入等)。本文将研究对象严格地界定为25~45岁的青年已婚夫妻，共有1385个样本进入研究模型。此外，笔者在2019—2020年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考察了15对25~45岁有子女的青年夫妻的家务分工状况，在定量分析后结合定性资料对上文假设进行检验与论证。2.变量与操作化CGSS2012问卷要求被访者报告每周家务劳动的小时数，本研究将“家务劳动时间”编码为定距变量，参考既往的研究设计，每周家务劳动时间的上限被设定为100小时(超过100小时的数值编码为100)。结构限定假设涉及两个关键自变量:市场劳动时间与子女数量。本文将市场劳动时间与配偶市场劳动时间编码为定距变量，并将上限定为100小时。本文将子女数量操作化为被访者儿子数与女儿数的总和，进而将“子女数量”编码为定距变量。性别意识形态变量的操作化基于CGSS问卷社会态度部分的一个情景判断题目，参照相关研究[40]，本文对被访者关于五个题目回答的得分求均值，从而得到被访者性别意识形态综合得分。性别呈现与经济交换假设都涉及一个关键自变量，即经济依赖，参考索伦森和麦克拉纳罕的经典操作化方式，本文也将经济依赖操作化为“(个人收入-配偶收入)/(个人收入+配偶收入)”[41]，为了考察经济依赖与因变量的关系是否存在曲线特征，本文将其平方项也放入模型。此外，一系列控制变量也被纳入回归模型，分别为年龄、户口类型、共产党员身份、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年收入对数。四、实证分析1.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25~45岁的青年夫妻中，妻子每周的家务劳动时间为16.683小时，丈夫则为7.738小时，妻子家务劳动时间约为丈夫的2.2倍，这与刘爱玉等学者基于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计算得出的2.4倍较为接近。进一步的描述性分析显示，妻子家务劳动时间的中位数落在12~14之间，超过65%的妻子每周家务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丈夫家务劳动时间的中位数则落在6~7之间，仅有20%的丈夫每周家务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综上，青年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依然呈现出明显的传统主义模式。2.回归分析本研究选择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LS)模型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实证结果分别见表1与表2，所有回归模型都通过了p

订婚以后的关系会比以前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我们的关系是确定的，就是结婚了，这边是儿媳，那边是女婿，就肯定要承担家庭责任了，要好好规划钱怎么花，要考虑父母养老，定期给他们打钱。(袁爱，教师，26岁)

案例7:赵F女士，30岁，婚龄4年。“我婆婆对我就像亲闺女一样，平时啥都帮我做，我妈带娃没耐心，不愿意带，我娃一直都是我婆婆帮忙带的，而且带得特别好，帮了我很大忙。”(20190729)

“百年历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理论研讨会征文启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百年历程，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经验，深刻阐述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勉励广大青年高扬信念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举办“百年历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理论研讨会。根据研讨会总体安排，现举办“百年历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征文活动。具体事宜如下：1．征文时间：2021年1月即日—2021年5月底2．征文主题：百年历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3．征文方向：（1）100年来党的青年工作思想继承与发展；（2）100年来党的青年工作与青年政策的演变；（3）100年来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历程。4．征文对象：党史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青团系统等党史研究、团史研究、青运史研究、青年研究理论工作者。5．征文要求：（1）紧扣研讨会主题；（2）题目自拟；（3）符合学术规范，一般为1万字左右；（4）附300—600字的“内容摘要”；（5）注明“研讨会征文”，以及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信箱等详细信息。6．投稿方式：2021年5月31日前，将应征论文的电子版发送至：211742146@qq.com7．成果形式：论坛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学者对应征论文进行评优，邀请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者参加研讨会，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并结集出版。8．投稿反馈：理论研讨会主办单位对获奖论文有编辑、使用与出版权。对此如有异议，请在论文中注明。欢迎广大党史研究、团史研究、青运史研究、青年研究理论工作者踊跃投稿。联系人：马金祥

摘要: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呈现出阶层分化的样态。研究发现，农民群体已经从均质一致的同一阶层分化为层次不一的不同阶层，且受益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公平性，受制于底层阶层流动机会稀缺等客观事实，竞争教育的意愿异常强烈，阶层教育竞争由此而产生。阶层教育竞争的联结纽带包括同辈学生群体间的攀比效应、城乡之间的经济关联、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代际间的贫困恐慌。阶层教育竞争的后果是底层农村学生教育排斥，贫弱阶层的学生因此损失掉了乡镇廉价的公共教育资源，被迫填充边缘性的教育生活空间，无奈忍受低劣教学效果的恶性后果，教育脱贫的可能性减弱。农民群体内部的经济分化正在扰乱县乡教育体制，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后果，如何从体制层面回应这一社会变迁，保障社会主义教育公共品的公平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关键词:阶层分化;教育竞争;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底层排斥一、问题的提出当下，乡村社会正在经历更大规模的进城就学潮，农民群体的特点在其中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梳理发现，早期的进城就学潮，多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伴随着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农村学生纷纷从村小转移到乡镇[1]。这一时期农民主动进城就学的意愿及行为相对不强烈。当下，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特点发生转变，进城方向从乡镇转向县城[2]，进城主体的态度也从被动转为相对主动。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出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现阶段特点、形成机制、制度基础及实践后果等，本文尝试分析以此丰富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研究可以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工业化、城市化的角度探讨宏观经济方面变量对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快进入了城镇化及工业化的重要阶段，2005年以来流动人口剧增，流动人口从最初的独自(或携伴)外出打工，逐渐过渡到举家外出打工。跟随务工父母进城接受教育的农村子女数量因此增多[3]。中国城市化大致要经历土地城市化、劳动力城市化和家庭城市化三个阶段。以举家迁徙为特点的人口城市化会加速到来，农村教育城镇化是其伴生物，“民工流”之后是“学生流”。农村学生进城就学速度、规模会因此加剧[4]。另一类侧重从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共品供给情况来探讨对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影响。受城乡之间生活条件、教育资源差距推拉力的影响，农村教育城市化成为大势所趋[5]。城乡教育质量差距过大是大量农村儿童进城上学的根本原因，农村儿童及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在农村得不到满足，而寄希望于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6]。撤点并校等教育政策也对农村学生进城潮产生影响。乡校布局调整是推动农民教育城市化的手段，地方政府通过推动优秀师资等资源向县城移动来推进城市化[7][8]。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宏观解释性研究比较丰富。影响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的微观解释变量需要进一步挖掘，阶层分化视角是其中重要的微观解释变量之一。既有阶层分化视角下的教育研究相对宏观，阶层分化对中国的教育公平产生着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对各阶层是相对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的结果在各阶层是不均衡、不公平的[9]。阶层分化趋势日益复杂的现实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专业选择、教育资源的享用和就业上，都有重大影响[10]。我国当前的教育公平问题，已经从不公平(教育权利)转到不均衡(教育机会)，集中在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上[11]。上述研究侧重宏观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结构对教育的影响，相对忽视微观的农民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对教育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农民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对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发达，农民内部出现了分化。上层阶层的农民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竞选村干部，并总体性占有村庄优质资源，构成对下层农民的政治经济排斥[12]。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及两者“结盟”之后产生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造成了农民日常生活区隔化状态[13]。同时，农民的阶层分化状况也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重要诱因[14]。微观层面的阶层分化研究众多，但细致厘清这一变量对乡村教育深刻影响的讨论研究仍然较少，需要拓展丰富。本文仅以农民群体内部的经济分化为主线，结合教育制度、村庄社会的特点等，以晋西北五关乡的“乡村学生进县城就学潮”现象为案例，细致呈现阶层分化因素对县乡教育状况及体制的影响，以便在微观场域回应宏观的教育公平问题。二、农民家庭经济分化与青少年学生进城就学潮1.农民家庭的经济分化状况本文的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发生在晋西北的一个小乡镇，五关乡。D村是五关乡的集镇村。五关乡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目前仍以县域务工市场为主要务工范围，但与绝大多数嵌入全国性务工市场的农村情况类似，农民群体内部也出现了经济分化，并形成了如下的阶层分化格局:少量经商致富主体为上层;半工半耕群体为中上阶层;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纯农群体为中间阶层;以零工或补贴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劳动力缺乏的贫弱阶层为下层[15]。五关乡位于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地带，本地煤炭资源匮乏，邻近两省煤炭资源充裕，本地煤炭运输业发达。县域工业欠发达，务工机会有限。本地经济作物是玉米。五关乡D村有300户，1115人。村庄中的收入上层以运输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在村庄中约占比10%;村庄中的收入中上层以做手艺为主，辅以少量的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在四五万元，在村庄中约占比15%;村庄中的收入中下层以农业生产为主，兼带附近打零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在两三万元，在村庄中约占比60%;村庄中的收入下层主要是因病、因残而劳动力缺乏的贫弱阶层，他们以少量农业或补贴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在村庄中约占比15%。2.分化农民阶层差异化的进城就学态度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农民在学生进城就学问题上呈现出差异化的态度。具体来讲，上层家庭进城就学的态度更为主动、从容，其多是在家庭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出于进一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的考虑，选择的进城就学。中上阶层家庭在进城就学上的从众特点突出，倾向于跟随上层家庭，保持其阶层定位。中间阶层在进城就学上则略显被动，其经济压力较大，但迫于与自身关系紧密的阶层的压力，只能被动抉择。贫弱阶层在进城就学上则往往呈现出过激的阶层追赶特点，盲目追求超出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进城教育。在五关乡D村访谈时发现，依托补贴性收入和少量农业收入维持基本生存的中下层阶层借债也要进城接受教育，理由是不想被其他家庭比下去。3.优质乡镇中心校出现规模进县城就学潮五关乡上有一所集镇中心小学，是县乡重点关注的教育区域，教育资源相对充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五关乡中心小学的教师全是优质教师，该校在岗教师人数常年保持在35名左右，其中17名是特岗教师，剩下的在校教师的学历普遍是大专及以上;二是教师工资收入较高，月均五六千元，相比本地普通公务员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相对较高;三是学校的硬件设施齐全，教学楼、宿舍等大型设施经常有政府项目维修，电教设备等小型设施也有各方力量捐助，比较齐全;四是学校的教学经费充足，除政策每年固定拨款外，地方政府还会主动额外倾斜运转经费。该中心校的办学条件较好，教学效果也较好。在全县18个乡镇中，该校学生考试成绩常年排在第一、第二，偶有波动也排在第三、第四名。但最近十多年，农村学生纷纷放弃乡镇中心小学，转而进入县城读书。五关乡是小乡镇，全乡只有7000人。1998—2008年，中心校的学生人数维持在160至140人左右;2008—2018年，学生人数迅速从140人减少到30人，2019年则继续减少到10人左右，接下来还会继续减少。农村学生进城趋势加剧，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迹象，当下当地开始出现大量村民从之前推动少量初中毕业生进城读高中，到推动大量学生进城读小学，到推动大量学生进城读幼儿园的趋势。乡镇中心小学的教育资源相对充裕，在本案例中更是如此。在此背景下，当地乡村社会的农民却做出了悖论性的教育选择，推动农村学生大规模“弃镇入县”。三、阶层教育竞争的微观压力传递机制农民群体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化，但农民群体尤其中下层群体的经济条件有限，让农户在基础教育阶段放弃乡镇教育进入县城接受教育，违背农户的理性选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微观的压力传递机制，让中下层农户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进城就学压力，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的大规模进城就学潮由此而产生。1.阶层间的面子竞争上层阶层经济条件改善之后，率先提高教育标准，将小孩送到县城去读书。中层、下层紧随其后，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开启。原本是上层阶层的自发行为，为何会产生示范效应，成为下层阶层的行为标准?这与两个关联机制有关:一是阶层分化的差距大小，二是村庄共同体的存在。阶层分化差距大小与农民竞争激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16]。研究发现，D村农民群体内部虽出现了分化，但分化差距不大。这首先表现在上层和中上层之间收入差距不太大，上层从事的运输业资金风险大、安全风险系数高，收入波动大，中上层的收入不低，更为稳定，相比之下二者收入差距不太大。其次体现在中上层和中层收入差距不太大，中层和中下层之间的收入非常接近，差距较小。较小的分化使得各群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行为连带关系。一旦上一阶层行为发生变动，相邻阶层就会异常敏感，紧随其后。另，经济分化之所以会对村庄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主要因为其是发生在“熟人社会里的竞争”。熟人社会里的关系密度高，农户相互之间非常在意彼此。且分化农户曾经处于同一相对平等的关系境况中，这一记忆使得农户对阶层分化尤其敏感，不想被轻易甩出同一关系圈，想积极参与阶层竞争。上层阶层看似无意识的行为在村庄情境中易转换成社会竞争的标的物。晋西北五关乡D村的王奶奶，今年68岁，老伴去世早，自己一个人将儿子拉扯大。前年王奶奶的儿子出了车祸，变成了残疾人，只能在家休息。王奶奶的儿媳妇看到儿子赚不到钱，还要人照顾，觉得生活太苦，跑掉了。王奶奶还有一个孙女，今年6岁。她准备把孙女送去县城读小学，想法是，“不希望比别人差，先和别人一样进城读书，如果实在没钱就去借或者贷款”。王奶奶的儿子干不了活，家里的生产生活全靠王奶奶一个人。王奶奶一个人除了种几亩地的土豆和玉米，还要四处给人帮工，但老人年纪大了，体力有限，另县城经济欠发达，短工机会较少，一年只能干20天左右的短工，一天工资80元左右，短工收入有限，家庭经济收入有限。农村学生进城就学的压力在农民群体内部逐层传导。在D村的中上层收入群体看来，他们与上层收入群体属于同一圈层，他们的日常经济互助、人情来往、娱乐活动等均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展开，他们理应与上层阶层的行为保持一致，“一起走”，以维持自己相似的阶层身份位置。中等收入及相近收入群体的农户则认为，其虽与中上层群体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其拥有相同的村庄社会身份、历史发展起点，均是同一村庄的村民，均是从不富裕的状况开始发展的，“不比他们差”。这种相似的阶层记忆使得他们积极进行阶层追赶，参与到进城教育竞争中来。而处于村庄下层的边缘群体并没有因为条件差就放弃教育竞争，反而积极介入进来，借债进城，“不蒸(争)馒头，争口气”，不能被其他阶层排斥出去，是该阶层农户内心真实的写照。如是，各阶层农户因相互之间紧密的面子竞争，逐步加入到进城教育竞争中来。2.阶层间的教育差距显化条件较好的上层、中上层、中层家庭持续不断的返乡，使得阶层间的教育选择差距显化。这构成中下层群体进城教育的压力加剧机制。晋西北五关乡D村的秦奶奶，今年60岁，儿子在县城开大车，媳妇在县城照顾儿子，老公在家种田打零工，秦奶奶专职帮助媳妇带小孩。周末或者暑假，秦奶奶就会带着6岁半的孙女回村里住。在村里，秦奶奶基本上不让孙女出门，雨天担心外面路上的灰土把小孩白色的鞋子和袜子弄脏了，晴天又担心外面的太阳把孙女的皮肤晒黑了，一般只有在晴天且往往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秦奶奶才会让孙女出门。平时秦奶奶会按照儿媳妇的要求，给孙女穿花裙子，梳好看的发型等，把孙女打扮得干净整洁漂亮。秦奶奶的孙女每次出门时都是村民关注的焦点，村民们会从各个角度夸赞她:“你看城里的小孩就是不一样，皮肤真白，真好看，不像我们村里的小孩皮肤黑黑的，不白净。你看她说的普通话多好听，村里的小孩普通话哪有她说的那么好听。你看她这么小，就会算我刚才出的那个算术题了，三乘以九等于二十七，真厉害，城里的小孩就是不一样，城里的老师教的东西多，不像我们镇上的老师，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教学生，只知道玩”。上层阶层虽然进城读书了，但其与村庄的关联并未切断。上层阶层与村庄的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关联，农民进城就学的重要基础仍是农村和农业;二是养老上的关联，上层阶层的子女进城读书了，但老年人还留在农村;三是价值意义上的关联，“生于斯，长于斯”，村庄还是农民实现价值意义归属的重要场域。借助老人及农业等，进城上层家庭与村庄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其他关联阶层亦是如此，村庄的老年人经常进城，城里的年轻学生经常返乡。进城群体的教育与村庄深嵌在一起，并构成上层阶层向中下阶层传递压力的中间联结机制。上层等阶层的返乡群体如何传递压力?作为中间联结机制，上层返乡群体让在村农户感知到了具象化的城乡教育差距，使在村群体的代际贫困恐慌加剧，阶层教育竞争随之加剧。在D村，进城返乡的主体一般是老人与小孩，时间集中在寒暑假及一般节假日，主体的活动空间是公私交错的，与在村群体保持紧密关联，同时在生活空间及方式上存在一定距离、分化，日常生活中倾向于集中在整洁美好的私人空间里。同时，这些进城返乡主体的衣着、谈吐、语言表达等外部特征均带有城市人的特点，与在村农户差异较大。此外，这些人往往自然成为村庄公共舆论空间里的话题焦点。在村农户及返乡主体均会主动促成这一话题焦点的形成，经过村庄舆论的持续发酵，进城返乡主体的特征鲜明起来。进城返乡主体传递出来的城市特征，主动表达出来的城乡教育差异，会给在村农户一种直观的印象:城市教育先进，乡镇教育落后。农户的教育恐慌被调动起来，“我们比别人差一点不要紧，万一孩子比别人差呢?”带着对子代教育的担忧，在村农户的教育选择逐步扭转。随着这一部分在村中下层群体行为的转变，农村学生进城就学潮规模加速扩大。3.阶层间的教育压力爆发规模进城群体形成压力倒逼效应，导致乡镇中心校教育衰败，农村学生从自发到被动，大规模进入县城读书。条件稍好的家庭的学生率先进城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进城教育群体规模扩大。这导致乡镇学校的生源完整性丧失，教学完整性随之丧失，教学效果下降，乡校衰败，并导致更大规模的进城就学潮。具体来讲，提前进城群体对乡镇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学生质量劣质化上。同类群体内部存在攀比和虚荣心，当条件相似的学生进城读书后，身处同样条件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并产生连锁反应。班级中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进城了，这一行为首先会影响到与其相近的群体，家庭条件较好或家庭条件较好且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学生群体中学习成绩好但家庭条件稍差、学习成绩中等但家庭条件尚可等类型学生依次受到影响，依次进城。进城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班级就会出现“优等生断档，劣等生集聚”的现象，学生质量劣质化。调研表明，留在D村所在集镇中心小学的学生均是成绩中等偏下的学生，现在班级由原来班级中的中等生-中下等学生-差等生构成，且后两种学生在班级中占主导。班级中遗留下来的少量中等生多是家庭残缺或个人学习习惯不太好的小孩，而中下等生、差等生也与此情况类似，且差等生中还有极少量智力相对残缺的学生，需要教师特殊照顾。这批基础较差的学生逐渐成为乡镇教育的主力，影响乡镇教育未来的发展走向。晋西北五关乡D村所在地的集镇中心小学，李老师，今年47岁，大专学历，教学经验丰富。李老师表示，刚开始教学很有成就感，那时候学生人数比较多，学生学习东西也比较快，自己要提前好久准备教案，及时补充资料，提升丰富教学。现在，学生人数减少之后，自己感觉非常失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非常失败，讲快了下面的同学听不懂，讲难了下面的学生学不会，很少有学生能和我互动，回应我提出的教学问题。我现在只能适应下面学生的学习情况，适量降低教学难度，并且根据班里学生的情况分类教学，将教学内容区分为比较有难度的、有难度的、没有难度的，分别给不同基础的学生讲授。即便是这样，很多时候课本上的内容都没办法全部传授给学生，更不用说给学生补充一些课外知识，进行一下拓展训练。老师要适应学生的情况”。其次，提前进城群体对乡镇教育的影响体现在学生质量劣质化后会直接影响乡镇学校的教学效果。这种效果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氛围，二是通过影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学生质量劣质化首先会影响班级学生的规模，导致竞争氛围减弱，学生竞争学习的积极性减弱。比如D村班级学生人数从之前的三四十人下降到当下的三五个人。其次会影响到班级学生的学习水平。班级学生整体学习能力及学习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学生间相互学习的基础变差，学习效果变差。学生质量劣质化后还会抑制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一方面因生源质量变差，师生之间的互动程度减弱，教师的教学缺乏回应性，探索教学的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因为学生质量变差，教师的教学层次下降，从竞争性转为适应性。以往各层次水平的学生梯队完整时，教师只需基于绝大多数学生的水平，中等水平，同时在此基础上适当拔高，并以优等生的水平来刺激、要求整个班级的水平。高标准下高产出。当下，学生水平层次断档，教师于是就从之前的竞争性教学转为当下的适应性教学，主动降低教学难度，“讲太难的学生听不懂，好多拔高题根本没办法讲”。低标准下产出相应降低。随着学生质量的下降，教师的教学难度相应下降，乡校教育质量面临下降的风险。从竞争到保底，乡镇教育转型。这当然无法满足家长竞争性教育的愿望，于是倒逼家长掀起更大规模的整体进城就学潮。村庄内部的阶层分化因素迫使不同阶层的农户做出了与自身阶层经济能力不符的教育选择。名词上一致的“进城教育选择”，在实质内涵层面却差异较大。在既有县乡体制等结构性因素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上述学生的家庭经济分化情况会进一步分化其占据的教育资源环境，进而产生分化的教育效果。这一点应值得学校和相关部门警惕。四、阶层教育竞争的制度基础农民经济分化后为何要将大量经济资源投入到教育竞争中去，即阶层竞争的标的物为何是教育，而不是炫耀性的物质消费或攀比性的生活方式?这是农民经济分化因素无法解释的环节。研究发现，这主要与以下四个因素有关。1.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公平性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公平性，给底层群体实现阶层流动预留了空间，设计了道路。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与西方的教育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公平理念的取向不同。中国的教育公平理念是公共性的，面向所有阶层，而西方的教育公平理念是阶层性的，一度面向特定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以西方的教育思潮为例，保守主义以阶层定能力，认为“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能力与其因出生而归属的社会等级或社会阶级是一致的”，每个人应对此感到满足[17]。二是教育制度与社会基础的关系不同。中国是制度引导、改造社会基础，主张保障教育制度的公平性，西方是制度设计迎合社会基础，突出社会基础的不平等性。比如美国社会是主流与边缘分明的不平等社会，种族、宗教问题突出，亚贫困文化盛行。政府在早期进行制度设计时适应了该社会基础，而非改造社会基础，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三是教育制度演进的动力不同。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始终在回应社会整体公平的问题，西方则在弥补前期阶层化制度设计产生的问题。比如美国教育制度变革时新增“补偿性原则”，起因是前期不平等的社会后果威胁到了后期的社会稳定发展[18]。对比之下，中国的教育制度形式在整体上是公平的，这给了所有阶层借由教育晋升的制度权利。农民阶层竞争教育的积极性因此被调动起来。2.底层群体阶层上升机会匮乏底层资源禀赋有限，缺乏稳定的阶层晋升渠道。从调研经验来看，底层家庭的资源禀赋包括农村土地、劳动力、区域务工机会等等。农村土地的产值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农业生产规模，二是单位面积的产值[19]。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规模总体较小，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效益不高。同时，单位面积的旱作物的经济价值相对较低，农业生产收益因此有限。另外，不论是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还是当下开放的工业社会，区域务工机会都是农户重要的资源禀赋。遗憾的是中西部农村农户的此类资源禀赋有限。同样经历了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中西部农村普遍遭遇了失败，东部农村却普遍成功了，并一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名词上同样是农村，性质却完全不同，蜕变为工业化社会的东部农村，农户经商、务工的致富机会充裕，而性质上仍然是农业社会的中西部农村却缺乏此种致富机会。中西部农村的农户若要改善收入状况，必须外出务工。但务工并非实现农户稳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李强等人对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且90%以上的城市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均是职业地位较低的边缘职业，比如城市农民、从事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及商业、服务业人员[20]。农民阶层流动困难。D村农户的情况与此类似，机会空间匮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农业资源禀赋差。人均土地不多，1~2亩;农业生产条件差，一年中有半年是霜冻期;单位面积产值低，主要经济作物是玉米，亩产500斤左右，去除成本一亩最多200元的纯收益。二是工业基础薄弱。D村所在县域的支柱工业是少量农产品粗加工企业。这只能容纳县城极少量居民就业，无法辐射周边农村，本地农户因此以零工、短工为主要工作类型。三是商业机会利润空间有限，且安全风险高。在本地农户眼中，“养大车”(运输)是较好的职业，但养大车的收入浮动大，早年一月可赚两三万元，最近几年一月只能赚到5000至1万元不等，且经常亏本;资金门槛高，一般需要一二十万元的初始资本;易发生安全事故，长途拖运几十吨的煤炭，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撞车或人命事件;工作年限短，45岁就达到工作年龄的极限了，往后继续从业风险高。四是外出务工无法实现阶层晋升。本地农户思想相对保守，但也有少量农户选择跨省外出务工。跨省务工者的务工结果不太理想，未能致富，成为老板群体。其中不少权衡家庭原因，考虑就近就业。本地农户的职业流动空间受限。在晋西北五关乡D村，农户也具有类似的底层阶层特点，资源禀赋匮乏。对比之下，教育仍是底层农户实现阶层晋升的最后机会。因此，底层农户在教育上投资，竞争教育的意愿异常强烈。3.县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这里比较的是县城学校与乡镇中心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情况。县与乡的教育资源客观上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没有那么大。笔者通过对8个省17个区的调研发现，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高级职称、专任教师培训、公用经费等指标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城乡均衡，但教师编制、中坚教师、绩效工资、生均用地面积等硬件资源上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但这种城乡差异主要集中在城市、县城学校与村屯学校之间，县城学校与乡镇中心校之间的各项指标差距不太大[21]。在生源系统完整、教师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等因素下，乡镇中心校的教育质量也是有保证的[22]。很长一段时间里，乡镇中心校在县域教育系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县域房地产开发的兴起，县乡之间的教育资源规划受到影响，开始单向向县城集聚，县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被有意无意地放大[23]。晋西北五关乡D村所在集镇中心小学也处在类似的县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背景下。一方面客观地讲，五关乡D村所在集镇中心小学的教育资源比较充足，前面从该校的师资、办公设备、办公场所、办学经费等方面，已呈现了这一内容。另一方面，相对于县城，集镇中心小学的教育资源还存在一定差距，县乡教育资源不是完全均衡的。为了弥合这种县乡教育资源差距，农户主动放弃乡镇教育，放弃了不太差的乡镇教育，竞争县城教育的意愿强烈。4.中国农民家庭的强代际责任中国农民家庭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家庭本位的，而非个体本位的。夫妻-子代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单元。在此单元中，父代对子代除了基本的抚育责任之外，还有超越性的价值责任，帮助子代结婚生子是父代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之一。另，经过现代意识的洗礼，不少地区的农户也将供小孩读书、上大学作为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之一。父代的价值意义通过人生任务来实现，子代是父代实现自身价值意义目标的重要工具[24]。在此厚重的代际伦理的支持下，父代有着强烈的冲动要为子代付出。在强家庭代际责任的刺激下，农民家庭内部三代人的阶层流动恐慌被调动起来，纷纷跟随上层阶层，竞争进城教育。在五关乡D村，供子代读书，帮助子代实现阶层流动，进而实现自身阶层流动的愿望，是父代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之一。“我穷，但我供小孩读书，感觉特别光荣。”当地父代为此省吃俭用，不买新衣服，不追求质量较好的房屋及屋内陈设等生活上的享受，将节约下来的钱拿来供小孩读书。老人亦如此。“不供孙子读书无法安心养老”，七十多岁还出去打三份工。读书是爷-子-孙三代的共识，具有超越性价值。当村内条件较好的家庭将进城教育作为新的教育选择时，三代家庭的超越性价值也被牵动，“万一乡镇的教育比县城的落后，自家孙子就可能比同龄人落后。几率再小也不可以拿三代人的希望做赌注”。农民群体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生活境遇差距较大。但作为整体的农民群体本质上还是底层，阶层资源禀赋有限，社会赋予其实现阶层流动的空间有限。而中国的教育制度给底层提供了突破社会结构的空间，底层在制度上获得了阶层流动的权利和机会。相比其他机会类型，教育是大多数农户群体唯一相对稳定的晋升渠道。底层农户也有实现阶层流动的价值追求，农户竞争教育的积极性遂被调动起来。这也是少部分农户先富起来之后优先发展教育的系列结构性基础。恰恰是有这些制度性因素作为支撑，阶层分化因素对农民进城教育的推动作用才如此显著，农村学生进县城就学潮才发展得如此迅速。五、阶层教育竞争的底层排斥后果农村学生大规模“弃镇入县”之后，其就学效果是否得到了整体性的改善?实践表明，其就学效果并未得到整体改善，而是出现了分化。不同阶层的农村进城学生分享着差异较大的进城就学环境，农村进城学生中只有少量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分享到了真正优质的城市教育环境，大量农村学生占据的是劣质的城市教育环境，相比乡镇中心校的教育环境不具备优势。农村学生的进城就学环境在县域范围内呈现“二元化”的样态。1.底层分享相对劣质的教育资源农村学生进城以前，各阶层学生在乡镇分享相对均质且良好的教育资源。在既有的县乡教育体制中，乡镇学校层级虽低，却和县城学校一样是重要的一级办学主体，承担着重要的办学功能，且地方政府较为重视，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与县城优质教育资源差距不太大[25]。农村学生进城之后，分享的却是分化的教育资源，阶层分化因素对教育资源的排斥效应凸显。上层阶层推动学生进城时通常都有过理性的分析、判断，依托其自身的经济、社会资本，上层阶层的子女都能顺利地分享到县城优质的教育资源。农村中层及以下的家庭跟风式地进入县城，县城需要就学的学生数量骤增。既有的县城教育资源布局相对滞后，无法及时回应农户的进城就学需求，故选择了策略性地应对，将相对次等的教育资源临时补充进来。新增的农村学生，尤其是类似D村中层及以下家庭的学生往往成了这部分次等教育资源的主要占据者。相比于以乡镇为中心的教育资源，农村中、下层学生分享的县城次等教育资源并不具有显著的优势。对比之下，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村上层学生分享的教育资源质量改善了，而中、下层学生分享的教育资源质量实际上是下降了。2.底层充斥相对边缘的居住空间农村学生进城之前，学生学习之余的生活空间是相对均质的。在乡镇中心校时，农村学生的生活空间依托于学校和家庭，学校空间是平均分配的，且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少部分离校时间也在分散家庭充足的空间中度过，空间质量总体较高且完整。农村学生进城之后，学生学习之余的生活空间是分化的，底层学生感受到浓烈的阶层排斥。农村学生大规模进城，县城教育资源布局尚未大规模调整，应急增加的教育资源质量相对落后，教育设施还不尽齐全，无法及时满足农村学生进城居住的需求。农村家庭为此依据自身的经济资源禀赋匹配不同档次的居住生活空间。调研发现，D村上层家庭通常倾向于购置一套距离学校较近的房屋，方便学生出行;中上层的家庭倾向于租住面积较大、采光条件较好的房屋;中层及以下的农户则倾向于租用城市居民的附属房及棚区房，房屋面积、距学校远近、采光条件、防寒保暖效果、安全系数等指标均直线下降。居住在棚户区的农户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较差，冬天还需要自行燃煤取暖，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对比发现，阶层分化推动农村学生进城之后，农村中、下层学生的居住空间质量急剧下降，上层阶层的居住空间质量下降不明显，且有改善的趋势。3.底层感知相对剥夺的消费方式阶层分化因素不仅对农村学生的学习资源、居住环境产生着影响，还对农村学生的交往方式产生着影响。阶层分化引发的生活环境转换之后，底层学生社会交往的幸福指数也下降了。未进入县城以前，D村学生的生活交往水平相对均质。一定区域内农户的经济、消费水平相对一致，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在环境相对封闭、中等消费及生活方式占主流的地方社会很难成为主导性的话语主体，农村学生总体的吃穿用度大致相似，农村底层学生因此经济条件总体不高但生活幸福指数不低。农村学生大规模进城之后，却存在生活水平的阶层排斥问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其中的重要作用机制。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农业及兼业，县城家庭的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双职工及以上经济水平的家庭居多，基于职业层次的高低，县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农村学生未进城以前，县乡之间空间相对分离，这种收入差距因缺乏具象化的作用机制，对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学生进城之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象化。县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总体较高，为了适应县城居民的生活标准，农村收入上层率先做出改变，农村中、下层试图跟随，但缺乏经济能力，只能变通或忍受。农村中、下层学生生活方式相对边缘的特点被建构出来。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原本相对纯粹，进入县城之后却新增了边缘居住空间、生活方式区隔化等问题，其中农村群体中的中、下层群体因生活消费方式的边缘特点具象化清晰化，学习负担加重，健康成长受到影响。4.底层承受过重的学习心理负担进城就学潮不仅直接影响了进城农民群体中的中、下层学生的教育环境，还通过加剧其家庭经济贫困，导致该阶层的学生对家庭亏欠过多，产生学习心理负担过重的问题。未进入县城以前，农村学生的生活空间廉价，生活方式相对朴素，学习与生产分开，不占据家庭的生产时间。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学生的学习成本整体上涨。新增房租负担、日常生活开支等，家庭劳动力数量因此减少，收入能力下降，支出压力剧增。进入县城的农村学生年龄偏小，需要家庭分配劳动力来专门照顾。农村家庭实际干活的劳动力减少之后，男性的经济压力增大，爷-父-子辈中爷爷辈的经济压力会增大，被剥削程度加剧。实践过程中家庭贫困加剧的压力会通过陪读女性的日常语言和差异化的生活状态等传递出来。上层阶层的陪读女性的生活状态一般比较悠闲，做做卫生、打打牌;中层阶层的女性的生活相对简约，倾向于选择花费较低的娱乐方式，跳跳广场舞等;中下层及下层的女性则倾向于较少闲暇或闲暇简单化，在居住空间附近闲暇等。三代家庭将希望全部寄托在进城的孙代身上，孙代能切身感受到因自己而带来的整个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的变化。D村一进城学生说:“全家人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压力很大，一到考试就吃不下饭，不能考差”。贫困加剧背后是压力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关于这一点，进城农民群体中生活状态改变最大、生活质量最为拮据的中、下层农户体会更为深刻，他们家庭中的子女对这种压力的感受最为真切。农村学生大规模进城，他们进城后其就学环境没有朝着均质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较大分化。上层阶层的学生依托优势的家庭资源禀赋，成功地分享到了县城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了家庭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中层及以下的学生家庭资源禀赋较差，进城之后分享的教育质量反而下降，且家庭贫困程度加剧。农村学生进城后进入分化的“县域内城乡二元教育系统”的内涵由此而清晰。六、结论与建议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乡村教育公平实现的消极因素。经济分化家庭通过不同的家庭经济资本存量，影响农村学生的教育资源占有量，进而分化其学习实现效果，导致教育实践的结果不公平。这也是目前乡村教育不公平的重要社会原因。目前的教育公平研究侧重讨论教育制度上的权利、资源等不公平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较少侧重研究引发不公平问题的社会因素，这一点应当引起教育及相关部门重视，并被拓展。同时，在阶层分化引发乡村教育不公平问题中，还有一点因素也值得重视，即县乡教育资源分布均衡问题。虽然县教育部门是乡镇教育的主管部门，但在教育功能实现上，乡镇教育组织与县城教育组织的重要性是相对均衡的。县域范围内的教育资源总量是一定的，按照功能实现的重要性来划分，县乡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相对均衡的，即既有的县乡教育系统在体制意义上的资源分布是相对均衡的。实践过程中，县乡教育的生源分布特点发生转变，县乡教育资源布局落后于生源分布的变化，大量农村学生进入县城之后难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城教育效果自然下降，进城教育不公平问题自然凸显。如何应对这一进城教育不公平问题，是干预农村学生进城就学的社会趋势，还是彻底调整县乡教育资源布局?笔者倾向于前者。对于这一问题，既有研究者一般给出了支持后一因素的对策，即“教育城镇化”的对策[26]，具体到县域层面就是政府主动改变教育资源布局，推动教育资源向城市单向度集中，从而达到“弃镇入县”学生均等化享受县城教育资源的目的。对此笔者存在疑虑，单个容量有限的县城如何高质量地承担起分散在县乡的千万家农户的教育供给问题，退一步讲，即便是县城扩张，但扩张后的县城供给的教育公共品必定比县乡共同供给的教育公共品质量高吗?另外，“县城教育单极化”之后带来的乡镇、村庄加速消失等问题如何应对?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坚持县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策略，在保证县城教育发展的情况下，将教育资源优先向乡镇中心学校集中，做强乡镇中心校。同时，在招生政策方面适当照顾乡镇学校，适当限制阶层分化因素引起的进城就学潮的速度，鼓励大部分乡镇学生在本地就学。如此才能在保障乡镇教育质量的前提下，达成乡镇学生就学的目的，遏制乡镇学校的衰败，阻滞乡村的迅速消失。笔者认为，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出发，做强乡镇学校，也是振兴乡村的重要教育策略之一。[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分化与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8BDJ052)的阶段性成果]舒丽瑰: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蔡志良，孔令新.撤点并校运动背景下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35(2):114-119.[2]胡俊生，李期.空心村·空壳校·城镇化潮—农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甘肃社会科学，2014(5):6-9.[3]魏广文.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摘要:随着打工经济和教育城镇化的兴起，农村中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而无力进城的寒门子弟只能聚集于农村学校，阶层差异显见于城乡学校之间。寒门子弟在农村学校遭遇了主体环境和结构环境的双重教育困境。从教育的主体环境来看，他们要面临着弱能化的家长、低质化的同辈群体和老龄化的教师;从教育的结构环境来看，农村学校秉持的是日常管理的“不出事”逻辑、学校发展的“不竞争”逻辑和家校互动的“不信任”逻辑，寒门子弟的总体性环境不利于他们依靠教育改变自身的处境。由于寒门子弟所处的是一个弱势的自闭结构，学校无法突破自身的限制，个体同样无法突破结构限制。因此，国家必须打破农村学校结构的自闭性，引导寒门子弟进入到一个正常发展的教育环境中，才有希望改变寒门子弟依靠教育发展无望的局面。关键词:寒门子弟;农村学校;结构主义;教育公平一、问题提出“寒门是否再难出贵子”是一个极易触动大众神经的议题，这一议题的肯定性论断将意味着一个国家社会流动途径的阻断。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社会流动性的阻断将破坏个体和家庭阶层跃升的希望;对于国家而言，社会流动性的阻断则意味着社会将存在稳定性风险。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寒门”与“贵子”之间的距离却因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变得更加遥远。在美国，出身于不同阶层的孩子因教养方式的不同形成截然不同的发展样态，由此影响到孩子的教育未来[1]，“社区的孩子”已经彻底变成了“父母的孩子”[2]。在中国，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使得人们感觉到寒门子弟实现阶层跃升同样变得更加困难。李中清团队研究发现，自1953年至1993年的40年时间里，工农或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新的教育精英优势群体，1993年之后，官员、技术人士、有产者等家庭又再次回归成为教育精英的主流[3]。这一发现与各大著名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状况基本相符，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在1999年至2001年间的农村新生比例在39%左右，但从2002年开始农村新生比例一直下滑，直至2007年下滑至31.2%，2011年则跌破30%[4][5]。根据统计，北京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录取农村新生的比例达到30%，但是2000年至2010年间，农村新生仅占到10%[6]。在中国著名高校中，来自农村的学生逐渐成了“稀有物种”，公众由此生发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感叹和无奈。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解释，学界形成了家庭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家庭主义的分析路径认为，寒门子弟之所以不能成长为“贵子”，主要在于家庭的经济条件、时间投入、文化熏陶和教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蒙冰峰认为，“寒门”父母的素质要低于“朱门”，他们的主要精力要用于维持生计，仅能满足孩子的基本温饱，很难保障孩子能够专心习得文化知识和发展个人爱好，课外补习的作用也被忽视[7]。相比之下，富有家庭的父母对于子代的教育目的性更强，精细化程度更高，时间投入更多，能够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为子代创造优越的教育环境[8]。在不同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因教养方式的不同，性格和能力都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差距[9]。此外，还有研究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参加非正式的科学经历，从而更有可能为子女提供积极的鼓励[10]。制度主义路径更加强调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作用，认为寒门子弟无法突破家庭束缚，主要原因是政府没有切实保障教育公平，在政策投入和政策方向上存在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当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教育资源存在差距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主要原因[11]。由于户籍制度背后附着的是社会福利，在资源配置和教师薪酬福利等资源分配上以城市为中心，因此户籍制度被看作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核心，是城乡一系列不平等体制的根源[12]，城乡学校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设施设备、可支配资源等方面存在差距，城区学生享受的资源流量和质量要高于农村学生，农村学生要到城区学校就学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存在制度性门槛限制[13][14]。家庭主义和制度主义对于“寒门为何再难出贵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问题在于，两种解释路径都遭遇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困境:前者无法解释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2010年前，为何贫富家庭同样存在差距，寒门子弟却能够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后者无法解释为何国家不断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寒门子弟依靠教育发展自身的希望却愈加渺茫。本文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进行解释。之所以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在于结构主义强调社会的各组成部分相互关联，不同结构平衡是有条件的，需要注重结构内部不同元素利益关系的平衡[15]。当前我国寒门子弟的教育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结构困境，并非单纯依靠家庭或政府就可以解决的，只有弄清楚了结构性根源，才能探寻到问题解决的方案，给予寒门子弟实现教育突围的希望。在既有研究中，“寒门”主要指涉农村家庭[16][17]。然而，当前“寒门”不再是城乡区域视野下的一个概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逐步建立起自由流动的全国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可以流动到发达地区的城乡就业，发达地区的部分农村也发展起来了。因此，“寒门”不应笼统地指农村家庭，而应有更为具体的所指。随着教育城镇化的发展，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会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无力承担到城镇学校就读的各项费用[18]，只能将子女放置在农村学校就读，因此，农村学校成为识别寒门子弟的合适场域，即在农村学校中的学生家庭多是“寒门”(本文涉及全国五省区的情况，由于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流失情况和教育布局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发达地区的学生流失更加严重，寒门子弟集中在乡镇的中小学，乡镇学校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底层。为了便于表达，本文均使用“农村学校”，但是具体到发达地区，农村学校指的是乡镇学校，而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则是指位于农村中的学校)。本文基于笔者在甘肃、广西、浙江、江苏、湖北(出于保护学校和访谈对象的考虑，下文中省级以下的地名、校名和人名均使用化名)等省区开展农村学校调研的情况，通过案例分析为何寒门子弟难以依靠教育实现“贵子”身份的转化。本文将目光锁定在农村学校中的学生身上，将从主体结构和学校结构两个层面展现寒门子弟的阶层困境，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他们所处结构的性质及其难以突破结构限制的深层次原因，继而提出寒门子弟实现“教育突围”的可能路径。二、底层沉淀:寒门子弟教育发展的主体结构困境教育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主体合力推进。家长、同辈群体和教师是学生教育过程中重要的教育主体和互动对象，构成教育发展的主体结构，影响着他们的成长状态和发展状态。由于我国寒门子弟主要集中在农村学校中，他们所面对的主体具有明显的弱势特征，家长群体弱能化、同辈群体低质化、教师群体老龄化，从而影响到寒门子弟的教育资源、教育氛围和教育目标。1.家长群体弱能化影响教育资源的充分性“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是我国转型期农民家庭再生产的一般方式，这一模式使得农民能够作为“能动的主体”嵌入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中[19]。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农民只要有劳动能力都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到劳动机会，获得相较于农业生产更高的劳动收益。农村贫困家庭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家庭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出现劳动力“缺失”或“缺能”而导致的家庭经济贫困，比如夫妻离异、家人亡故、家庭成员伤病需休养和照料等原因，都会影响到家庭劳动力融入市场的程度。寒门家长的经济能力差会进一步影响到教育能力，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学生家长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谋求生计、休养身体、照顾老人等方面，而无法为子女教育分配金钱、时间和精力。即使家长愿意舍弃在外挣钱的机会，为了小孩留在家中，也不具备引导和教育子女的能力。案例1(编号20171206JXZ):宁平县河滩小学是一所村级小学，学校有小学生104人，其中有5个智障学生，20多个孤儿，几乎每个班都有2~3个孤儿，还有许多孩子的父母离婚，或母亲在外打工跟人跑了。这些孩子不好管理，普遍比较懒散，布置作业不写，老师都没法管。案例2(编号20180523XLQ):湖北黄西县西路村的夏某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早年与丈夫在外打工，因为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对学习不感兴趣，不愿意继续上学，她害怕儿子也重蹈覆辙，故而放弃打工挣钱的机会，专程回来照顾和引导儿子。但是她回家后，发现根本管不住儿子，儿子放学回家后就是玩手机、打游戏。若要说儿子几句，儿子就说她啰嗦，然后自己走掉。对于辅导儿子家庭作业也很苦恼，她说:“我也辅导孩子，(但是)做对做错也不知道，文化低了，看都看不懂”。相比于富裕家庭的父母，寒门子弟的父母呈现出弱能化的特质，即劳动能力弱和教育能力弱。案例1中大量的贫困家庭是不健全的家庭，孩子在家中无人管教。案例2中的夏某丽，因为只是小学文化，在教育孩子上根本无能为力。劳动能力弱影响的是家庭内部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收入，教育能力弱影响的是家庭内部的文化积淀和引导力量。总体来看，农村贫困家庭的家长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所获得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都要低于农村上层家庭和城市家庭。因此，农村贫困家庭针对贫困青少年的综合投入会少于其他家庭，从而极大地抑制了寒门子弟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2.同辈群体低质化破坏教育氛围的正向性青少年所处的阶段是辨别能力、控制能力和抵抗能力都比较薄弱的时期，认知水平不高，内在的行为准则正处于形成阶段，容易受到不良同辈群体的交往影响[20]。由于同辈群体内部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不同学生之间的行为具有同化作用，同时形成外在的行为压力，因此学生会表现出同辈群体的顺应性[21]。可以说，同辈群体是孩童成长最为重要的伙伴，同辈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到孩童的成长状况。然而，由于农村人口的外流，导致寒门子弟集聚在农村学校，寒门子弟所接触到的同辈群体均为与之有着相同出身的孩子。他们受制于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的限制，眼界狭隘、能力有限、性格内向、缺乏自信，行为不受理智控制。在这个同辈群体的圈子里，他们会形成负面情绪和负向行为的传递，进而演化为对生活和未来的无望情绪。案例3(编号20180109ZTH):上官中学是浙江禹城区的一所乡镇中学，2018年上半年全校有69个学生，几乎全部来自贫困家庭。初一学生金某方说他不想学习，爱玩，每天晚上与室友一起看电影、听歌、看“很黄很暴力”的小说。宿舍4人经常结伴打架，有时为打架会策划一周。这个年仅13岁的初一男孩，已经谈了3个女友，其中一个还是初三的学姐。案例4(编号20171121YLS):甘肃宁平县长峡小学还有小学生18人，学校学生都是家庭条件差、学习成绩差的“双差生”。该校六年级班主任杨老师说:“现在班上5个学生，怕说话，听话，回答问题声音都很小。他们人少，交流也少，我鼓励他们大胆一点，不要怕，他们还是不说话，不回答提问”。同辈群体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之间的活动与友情是彼此最珍视的东西[22]。正因如此，同辈群体的情绪、行为和思想的传递性强，容易相互影响和感染。若同辈群体整体氛围积极，所处其中的个体更加倾向于积极，反之则会消极。不论是在发达的浙江农村，还是欠发达的甘肃农村，沉淀在农村学校的寒门学子，其学习能力和行为能力都比较弱，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容易被周边同学的行为所影响，比如金某方与同学一起打架、玩游戏，长峡小学的小学生们都不爱在课堂上积极发言，既是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他们自身的行为也会影响到其他同学。他们的越轨与沉寂，暗含着底层社会的消极情绪和自我边缘。3.教师群体老龄化降低教育目标的可及性国家为了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大力推动“特岗教师”计划，试图改善乡村教师结构，提升乡村教育水平。然而，农村学校以寒门子弟为主体的学生结构，实际影响到了教师结构。由于农村学校的寒门子弟缺乏家庭教育，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精力进行教育，即教师面临着投入多收益小的风险。因此，农村学校难以吸引年轻教师前来工作，只能留住缺乏竞争力的老龄教师。案例5(编号20180621WCQ):黄西县北远小学是一所位于村庄中的片区小学，全校公办教师11人，另聘请4名代课教师。多年来，该校一共分来3名新机制教师，但是只留下1名。离开的两名教师中有1名调到县城学校教书，1名回到老家教书，而留下的这名教师也准备调到镇中教书。11名公办教师中，除了目前留下来的1名新机制教师在30岁以下，其余10名教师均超过40岁，超过50岁的有8名教师。年轻教师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先进设备使用熟练，但是年轻教师都渴望进城发展，不愿留在农村学校。相比之下，老教师的进城愿望弱化，农村学校低度压力的状态更加符合他们的“养老心态”。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讲，他们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懂得使用先进设备，也不善于学习新理念和新教法，在教育能力、管理水平、积极性和主动性上都不如年轻教师。因此，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氛围缺乏活力。而寒门子弟成为被动接受老龄教师教育的主体，他们无法获得新知识的浇灌、无法享受新方法的乐趣、无法体会新技术的视野。概括来看，农村学校的寒门子弟要面对的是弱能化的家长、低质化的同辈群体和老龄化的教师，家长限制了他们受教育的基础资源，同辈群体影响着他们受教育的基础氛围，老龄教师则制约了他们受教育的基础目标。学生、家长、同辈群体和老师均处于各自所在系统的最底层，从而构成了沉淀的底层社会，影响着寒门子弟的教育梦想。寒门子弟所面临的主体结构已经十分孱弱，而在具体的学校教育中，他们还进一步面临学校结构环境对于他们教育希望的削弱。三、保底维持:寒门子弟教育发展的学校结构困境对于寒门子弟而言，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家长能力有限，来自家庭的发展助力小，如果能够通过学校获得发展的力量，寒门还有希望改变自身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底层数量庞大，整个社会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农村的经济状况尤其糟糕，但是农村中的大量寒门子弟通过升学、当兵、当工人改变了自身乃至家庭的命运。如今，我国农村经济状况得到大幅好转，但农村寒门子弟依靠学校教育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性却在不断降低，教育成为一条正在被堵塞的渠道。寒门子弟所集聚的农村学校，所实践的是日常管理的“不出事”逻辑、教育发展的“不竞争”逻辑、家校互动的“不信任”逻辑，展现出农村教育保底维持的面向，由此使得寒门子弟深陷教育发展的学校结构困境中。1.安全第一:日常管理的“不出事”逻辑“不出事”逻辑是基层治理领域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核心表现是消极和不作为[23]。学校作为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首要职责是教育学生，“教育为本”是学校的基本理念。然而，农村学校在日常管理中以“安全第一”取代了“教育为本”，将主要精力用于防范风险而忽视了教育管理和教育创新，表现出“不出事”的管理思维。由于我国在中小学的安全管理中权、责、能严重错配，使得学校管理的制度设计失去正常运行的基础，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仍处于低水平的被动回应和管理过程碎片化的状态[24]。在具体的安全管理中，农村学校为了保障学生“不出事”，一方面会加强安全监控和管理程序，另一方面则设法降低学生出现人身伤害的概率。农村学校为降低学生受到安全伤害的概率，一是尽量减少学生在校的时间，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到校离校时间开关校门，避免学生待在学校出现安全事故。比如，许多农村学校不允许学生提前到达学校，在放学后立马锁住校门，不允许学生在学校逗留玩耍。二是减少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比如很多农村学校取消了运动会、春游秋游活动，同时取消了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运动，比如撤掉或不维修篮球架、乒乓球台等，有些学校甚至已经取消体育课。三是减少对学生的责罚，当学生犯错后，老师尽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此避免学生因责罚之后出现心理问题和身体问题，老师可能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果。农村学校坚持“安全第一”的理念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安全第一”的管理实践一方面破坏了学校教育的系统性，使得学生无法成为“完整”的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多维发展变成了智力的单维发展，农村学校的安全措施遏制了农村学生以学校作为空间载体进行正常娱乐、锻炼和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损害了学校教育的本质性，即学校应以“教育为本”，教师应当以教育为主业，同时享有为学生纠偏的权利和义务，而非因安全责任放松教育主业，因安全防范而放纵学生越轨。一位退休的农村老校长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农村学校也抓安全，但是始终坚持学校是教书育人的阵地，过去学校抓教育质量，现在主抓安全，明显是本末倒置”(访谈编号20180526YXC)。可以说，农村学校在日常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使得寒门子弟在学校中所接受教育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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