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
摘要:中国传统生活中的“亲不过三代”逐渐走向了当代社会的“亲不过二代”。中国的年轻世代,包括“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已疏于与亲戚发生情感联系和日常交往,进而形成了日益普遍的青年“断亲”现象。当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居住形态、社会资本、情感需求、生活方式等变迁,改变并催生了新一代青年群体的亲戚关系认知方式。但是“断亲”之后,中国年轻群体的亲戚关系将何去何从,是否会消解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亲缘关系”和“社会资本网络”结构?本文拟对此中问题尝试进行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断亲”;亲戚关系;社会资本网络
亲戚是一种基于血缘联结的社会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亲戚关系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基本指向,即围绕着血缘亲属的排序,形成社会关系距离的圈层形态。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形象地表达了亲戚关系的客观弱化现象。由于家庭规模的扩大,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增加,客观上导致了“亲不过三代”的亲戚关系结构。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家庭独生子女占据主流。较少的亲戚网络与少子化,却让原本应该更具黏性的亲戚关系加速淡化,并逐渐出现了“亲不过二代”的紧缩化形态的亲戚关系。新世代的“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的“断亲”,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2021年底以来,网络媒体出现了大量“90后断亲”现象的内容,并将原因归纳为不信任感、失去利益维系、心理创伤,等等。“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青年“断亲”背后的原因不能如此简单化理解,需要从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环境和新世代生活方式变化等多重因素去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戚关系是基于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首先是有核心家庭,即由夫妻和其未婚的子女组成,其中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其次是扩大家庭,即由血缘为纽带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或更多代际关系的家庭联合体。农业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结构中,亲缘关系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扩大家庭会极力地维护一个大家族的血缘联系以提升整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所以远亲胜过近邻,想方设法攀亲戚是一种生存智慧。当然,即使传统社会亲缘关系较为紧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俗话:“亲不过三代”。老辈兄弟间同甘共苦,父辈兄弟间亲如手足,到了孙辈,也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由于扩大家庭中老一辈的关系,会走在一起聚一聚,维系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的家庭伦理和孝道传统。然而聚会结束后,大家各奔东西,各奔前程,日常很少联系。这样的现象发生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扩大家庭中。这其中既有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1]的情感定律,也受到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居住方式、情感诉求和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人类繁衍和寿命增长,整体家庭网络的扩张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扩大家庭客观上会形成“亲不过三代”的层级往下的关系疏远趋势,体现了亲缘关系的“圈层式微”状态。
罗吉斯认为,人类关系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初级关系(如血缘的或地缘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次级关系(如具有共同利益的正式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更加非人化和科层化[2]。因此,伴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传统社会的扩大家庭在退化,核心家庭不断兴起,次级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与过去广泛而有力的亲属关系裙带性相比,今天的亲属链缩短并大大削弱。城市社会或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联系更加机械,更加依托法律、市场、社区等正式机构或制度,社会资本获取渠道更加多元。甚至在全球化的今天,核心家庭都已经全球分散化,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源和社会资本供给更加依赖当地社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扩大家庭。
“断亲”行为确实呈现了年轻化特征。本研究利用寒假期间学生回乡过年的时机,开展了随机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并回收了1200份有效样本,其中男女各600人,分为6个年龄组,分别为18岁以下、18~25岁、26~30岁、30~40岁、40~50岁以及50岁以上,每个年龄组100人。问卷共设计两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分别为“您与亲戚联系频繁程度”以及“您认为您与亲戚交往程度有多深”,主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的发生比例。按照回收数据显示(见图1),年龄越小,其与亲戚联系越少。18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基本不怎么与亲戚联系”;18~25岁、26~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人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30~40岁的被调查者,超过55%的人平时与亲戚“偶尔联系”,只有3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40~50岁的被调查者,66.67%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可见,年龄越大,与亲戚的联系程度越频繁。而绝大多数的“90后”及“00后”的年轻人,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研究,笔者尚未发现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本文拟从探究亲缘关系出发,从当代社会研究中的社会结构、居住模式、家庭结构、社会资本、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等视角,结合样本调查与媒体叙述,进行系统研究分析,以期全面理解青年“断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内在机制。
1.传统亲戚关系的现代嬗变
传统中国社会以扩大家庭为主,亲缘关系较为紧密。在互联网诞生及全面应用之前的传统社会中,交通与信息相对闭塞,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相对有限,生产生活及情感所需要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各种亲戚关系,因而使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戚是最可靠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从小就会被灌输并服从于家庭或家族体系,从而可以尽可能地获得想要的帮助、依靠及安全感。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们的生活质量较差,只能通过扩大家庭规模来抵御社会风险。堂表兄弟关系越紧密,他们承担突发事件时获得帮助的机会越大。因此,亲属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十分重要。传统社会的家庭不光重视家庭大小,还重视家庭内部合作,家庭在个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根源就在于以血缘为核心所建构的亲戚关系紧密圈层,确保了个体或核心家庭的平稳发展。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乡村社会终究是封闭的,就是一个循环而已[3]。当时那个年代亲戚之间存在着浓浓的血缘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是维系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网络[4],大家生活在较小的圈子内,彼此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但是进入了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型的社会之后,中国人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学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逐渐占据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中国基于学缘与地缘的社会资本结构长期存在,但在传统社会中学缘和地缘并没有直接替代血缘联结中的堂表兄弟关系。
这种情况在21世纪以后,正在发生变化。一是因为利益关系使然。有学者提出,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由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权力和利益因素不可能不渗透到亲情之中,亲情、友情、交情在面对利益和权力时具有软弱性[5]。为了争夺利益激发彼此矛盾。如今拆迁成了财富的等同词,因拆迁引发的家庭矛盾冲突拆断了彼此之间的亲情。同代之间为了争夺房产不惜隔断亲情,导致下一代之间相处机会变少,见面之后也会受父母的影响,彼此交流较少。除此之外,财产分割也会恶化一些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二是亲戚相互之间的攀比磨灭了亲情。当人们赚到钱之后,会与亲人对比,对方过得好自己不高兴,自己过得好对方不高兴,因此这种攀比的心理割断了亲情,彼此之间多了一些薄情寡义。孩子也变成相互攀比的工具,逢年过节总会听到“你家孩子成绩怎么样”“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等,对于孩子而言,这些举动让他们抗拒走亲访友。三是核心家庭的崛起与扩大家庭的缩减。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扩大家庭也明显地缩小化。生于大城市的“70后”“80后”,因为更严格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他们这一代人大多只有堂表亲戚,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即“00后”群体,一出生就面临着“三代亲戚”结构。因此,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重大变迁中,亲戚关系的式微,成了新一代青年群体“断亲”行为的客观社会事实。
2.“内卷化”社会生长环境的刺激
“内卷化”社会主要体现为一种朋辈群体高度竞争的现象。“内卷”一词最早出现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后由戈登威泽对其进行补充发展提出“内卷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内卷化引起人们的共鸣,同辈群体间过度竞争,争夺社会资源,引发人们的焦虑与内耗[6]。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股“内卷”氛围,职场内卷如此,学业竞争更甚。这既是激活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也客观上造成了个体竞争压力的增大。“00后”世代的独生子女常年学习并游走于各种课堂之中,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特别是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几乎从小就周旋于各类辅导班、奥数班、艺术体育素质课程班,他们的世界被学校及各类辅导班所“窄化”成为一个个的“学习机器”。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的生活,导致很多“00后”青年群体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由于孩子交往圈子有限不利于孩子成长,同时也由于互相交流学习经验之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也逐渐乐于构建围绕孩子同学之间的家长圈子。
随着社会发展,教育在家庭事务中的地位颇高。在独生子女时代里,很多家长秉持家长的圈子决定孩子的人生高度的观点,家长之间讨论的话题也离不开孩子的教育[7]。基于孩子之间的同学朋友情谊的家长孩子交往频率越来越高,包括一起聚餐、出门旅游、生日宴请等各种紧密交流的活动在城市家庭中较为常见。多重家长学生圈子又强化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同学交流与交往。“00后”青少年或青年群体在传统亲戚关系式微而新型朋辈同学关系紧密化的基础上,逐渐养成了一种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更加亲近于好朋友式的同学群体。久而久之,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里亲戚“不在场”或者被朋友替代,因而导致“断亲”行为成为必然。
3.城市化与社会流动造成的居住地分离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社会成果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和社会流动。中国的城市化从1980年的19.39%,跃升到了2021年的63.89%。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过去40多年来,超过6亿人口陆续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加速了地区间的人口流动,超过2亿人口实现了跨省市的居住流动,还有部分成了跨国移民。无论是就近城镇化的人口流动,或是跨省市的远距离迁移,客观上都造成了很多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的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城乡居民,即“00后”一代的父母与自己的兄弟或姐妹,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其中一些空间距离非常遥远。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的全新社会流动,大大加速了家庭成员居住的分离。由于都是从老家农村到外地上大学,笔者自己博士毕业留南京工作,在南京结婚生子。笔者自己唯一的妹妹,在浙江上大学毕业后就近到了浙江省温岭市工作,并在温岭市结婚生女。目前笔者的儿子与笔者妹妹的女儿即外甥女,基本上每年只有春节期间能在老家见面两三天。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很多农村孩子都努力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便分流到各大城市就业、结婚生子。这批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数量超过了千万人以上。这种历史形成的社会流动和居住地分离,导致很多农家子弟与自己本身就少量的兄弟姐妹分离,从而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即“00后”群体从小缺乏对亲戚的亲密接触与频繁交往。
城市化和社会流动同样也加速了城市居民的跨区域形态的居住分离。城市社会学者JohnPalen认为,城市化是一个人口不断聚居于城市,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8]。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城-城流动持续增加,加速了居民的居住分离[9]。核心家庭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的分离,导致下一代(如“00后”青年群体)从小就形成了亲戚之间因空间距离到情感疏离的社会交往状态。城市化解构了传统社会中的大家庭小范围空间的相邻居住形态,从而为青年世代之间的面对面交往带来更大难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种伴生过程,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青年所表现出来的亲戚关系的淡化,主要是工业化的产物[10]。因此可以说,城市化、工业化与社会流动的加速,同时也加速了青年世代的“断亲”行为。
4.经济富足催生家庭独立生存方式
市场经济与经济自主对传统社会相对紧密的亲戚关系冲击较大。近些年来,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11]。随着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进行人情往来不再以血缘、家族为依据[12]。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市场经济体制缺失,很多家庭都需要依托家族、宗族来获取谋生的资源。个体或小家庭很难有完全的抗拒各种风险的能力,一旦经济资源匮乏包括粮食、学费、治病费用、婚丧嫁娶费用不足的时候,往往只能借助于家族、宗族内亲戚网络获取帮助或援助,否则这些关乎生存和尊严的资源需求根本得不到保障。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城市或农村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陆续经历了从温饱、小康到富裕的生活状态。大量的核心家庭都有车有房,进入中产阶层群体。与此同时,国家先后推动的全民医保、社保,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大学内各种奖学金、困难补贴、勤工助学等,让很多家庭可以不再通过亲戚网络来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料。更有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推出的各种贷款工具的帮助,几乎每个核心家庭都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独立,而不再需要依托亲戚网络的帮助。所以,这种因经济独立而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中国社会堂表兄弟这种“二代亲”“三代亲”的心理认知。中国很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并通过自己努力走上中产阶层的群体,他们的“00后”子女几乎衣食无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恰是这种衣食无忧的经济生活方式,直接冲淡了新世代青年群体对亲戚之间礼物馈赠的渴求,并在情感上也降低了对堂表兄弟乃至舅、叔、姑、姨等亲戚的心理需要,青年世代的“断亲”变得自然而然。
5.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生活方式更加个人化
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交往方式。“00后”世代可以说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中产阶层的电脑家庭化逐渐兴起,到了“00后”世代上小学阶段的2006年以后,中国互联网已经全面盛行。小学生已经开始用电脑查资料、打游戏。到2015年之后,“00后”世代上中学、大学期间,中国的智能手机、电脑、平板已经普及。所以说“00后”都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世代。互联网世代的生活方式迥异于“70后”“80后”甚至“90后”,他们从小就沉浸于网络,学习、游戏、娱乐、交友等日常生活,都因互联网而改变,也都在互联网中实现。特别是随着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基本上实现了网络覆盖,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共享着同一个互联网世界。观察发现,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生活,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很多青年大学生喜欢网络追剧和观影,吃饭经常依托网络平台叫外卖,学习全部依托电子书或网络资源,交友也大多通过网络游戏、粉丝群等得以实现。笔者在一堂有44人的大四学生的课堂上,随机提问“在近3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有没有新交了超过5个以上朋友的同学”,结果只有2位同学举手。可见,大学生活也并未让青年学生增加更多关系紧密的朋友。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说话方式、获知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方式均发生了转变,使得人们交流更加广泛化、个性化以及多角色化[13]。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走亲访友这种长辈所坚持的方式,他们已经逐渐放弃。互联网抢占了青年世代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每一代人都形塑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每个青年都有自己的少年,也会有自己的中年。互联网世代的青年—“00后”在其结婚生子之前,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00后”世代在“断亲”之后,将面临中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迁所造成的“少亲戚化”现象。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之后将不可避免地结成婚姻带来的亲戚关系,进而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00后”世代结婚生子成为父母之后,将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从而构建新的亲缘关系,也将唤起新的亲缘。
1.互联网游子:新世代青年的生活方式新常态
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年轻人的朋友圈形态。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互联网并形成了互联网日常生活方式。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服务业的高度发达,大城市青少年都能够随时随地叫外卖,随时随地满足各种日常生活需求乃至情感需求。互联网世代青年群体在“饭圈文化”中的狂欢,在知乎和B站上的遨游,都高度消磨了他们的日常休闲时间和碎片时间,他们并没有父辈想象中的孤独感。特别是网络游戏盛行之后,很多“网游青年”可以借助网络游戏,与全世界各地的人天天互动,交流心得。而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亲戚网络,堂表兄弟也罢,叔舅姑姨也好,甚至与父母双亲都鲜少交流与互动。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数量超过10亿[14]。青年使用手机、电脑、平板等网络工具上网时间日均超过5小时以上[15]。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手机游戏的方便性、游戏模式的多样性使青少年成为网络游戏的主力军,同时网络游戏也成了青少年家庭生活、亲子互动和家庭监管缺位下的一种补偿行为[16]。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群体每天“以网为生”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填补了面对面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空洞。所以,“断亲”与否,在互联网世代的青年群体中基本没有明显的主观感知,他们就是一群现实世界中的“互联网游子”。“互联网游子”既是网络游戏中的青年世代,也是青年世代依托互联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购物、休闲娱乐、情感宣泄、社会交往等大部分事务的“网络流浪者”。他们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元素总能最先做出反应,尤其是近些年来有关学习、消费、时尚、婚恋、亚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趋势[17]。特别是城市里的“00后”世代青年或青少年,越来越多地成了“互联网游子”,他们的精神家园都在网络上,其“乡愁”也是网络中的各种bbs。所以,新时代的青年生活方式还将持续互联网游子化,“断亲”现象必将持续发生在他们身上。
2.“少亲戚化”时代的青年适应
社会结构决定了群体生活方式。由于中国持续的人口出生率走低,青年对二孩、三孩政策的响应度不高。整体上当代中国的核心家庭结构不会发生显著改变,“80后”做父母的二孩、三孩比例将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90后”结婚后的生育意愿也没有显著提高。逐渐进入适婚年龄的“00后”,也受自身成长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一是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晚,比如南京市2021年30~34岁结婚的占结婚登记总数超过两成,超过1万对以上。二是生育意愿也难以提升,受女性权益保护程度、经济、家庭以及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目前青年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不足50%[18]。未来较长时间的单孩或二孩家庭结构还将占据主流。因此,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独生子女或农村二孩群体,还是“00后”世代持续的低生育意愿,都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少亲戚化”时代的全面来临。一边是直系亲戚越来越少,一边是因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方式导致的“断亲”现象的日益普遍化,未来很长时期,新世代的青年从小就会学会适应中国“少亲戚化”的社会生活。亲戚减少,亲戚关系变淡,已经成为中国40多年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客观社会后果。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村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将会有所减弱[19]。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其实也是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必然后果,农村本身的空心化和衰弱,原来的亲戚越来越天各一方,加之农村生活也是互联网化,农民越来越互联网游子化,于是“少亲戚化”与“断亲”现象在农村也势必成为新常态。因此,无论城乡,新时代的青年群体对这一亲缘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小就学会了适应,最终演化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亲缘关系走向式微。
3.“成家立业”时期的社会关系适应
每一代青少年都会慢慢长大并走向成年。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时期的个体都有其相应的心理特征和情感诉求。青年群体都是从少年成长而来,同时青年群体在充分社会化之后,会逐渐立业成家。18岁只是一个人的生理上的成年节点,只有踏入社会、进入职场、独自谋生之后,才是真正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成年。当下“断亲”青年还未完全进入社会和职场,他们对于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的核心功能并未有真实体验。可以说,“断亲”青年群体还主要依托父辈经营亲戚关系,自己并不需要承担维系亲缘关系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断亲”行为,并没有损害家庭固有的亲缘网络结构。但是,当“断亲”青年逐渐走向社会,他们就必然经历各种职场竞争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他们不得不学会经营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以获取发展机会。“躺平式”的“孤雁型”青年总是少数,绝大多数青年在大学毕业进入职场之后,都要学会经营同学关系、校友关系、同事关系、老乡关系乃至之前“断亲”状态的亲缘关系,否则将无法融入社会与职场。那些立业又成家的青年,则又多了爱人父母那方的亲戚。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中国人的婚姻往往都会举办婚礼,婚礼基本上都会成为亲缘重聚或凝聚的机会,礼金在婚礼中成了显示亲缘远近的标志。亲缘关系越紧密,礼金也就越多[20]。因此礼金不仅是日后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成为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成家的青年人多出一层的亲戚关系,随着社会经验和心智的成熟,必然遵循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逐渐适应婚后更多亲戚的交往惯习。因此,随着互联网世代“断亲”青年的成家立业,“断亲”青年对个人或家庭社会资本的认知会改变,会越来越熟练地建构并维系各种社会关系。有学者提出参与者建立网络是为了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与生活幸福之间成正相关[21]。因此,越是能够扩展社会资本网络或维系好包括亲缘关系的青年人,其事业成功或家庭幸福的概率越高。所以,虽然现在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断亲”青年,但是一旦他们走向社会,踏进婚姻之后,会逐渐适应“中国式”关系规则,学会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和亲缘网络。
4.“成为父母”之后的亲缘唤醒
亲缘关系始于家庭。血缘是亲缘的基础,只有父母联姻并结婚生子,由核心家庭到扩展家庭,再到大家族,才会形成亲缘关系网络。虽然由于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中国传统亲戚关系的嬗变,年轻世代呈现了“断亲”现象,但是随着“90后”“00后”青年群体逐渐走入婚姻并成为父母之后,他们便创造出了自己一代的核心家庭。更为关键的是自己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人父母。为人父母之后,不再是未婚青年,角色、心态、责任感都需要调整和适应。在围绕孩子哺育、教育、生活、成长等问题上,都会形成家长心理。当代青年家长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教育重点转向更加注重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教育方法更注重言传身教。亲子关系越融洽,家长对孩子的道德满意度越高[22]。因此,为了孩子更好地成长,家长对于亲缘关系会更加关注。绝大多数中国的家长心里都期盼自己的孩子懂礼貌、有情商、合群、有朋友,这些心理期盼事实上包含了一种“亲缘唤醒”功能,表现为对自己繁衍后代、延续香火的自我认同并对亲缘关系有了直接的认知和体验。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同理心,唯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诚如大家皆有的共识: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懂得父母之不易。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的认知层面,即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从这个层面来看,基于血缘基础的亲戚关系,成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十分独特的家庭文化、家族文化甚至宗族文化。中国人最具特色的家谱文化,也说明血脉传承的不可割裂,需要代代相传。所以说,今日之“断亲”青年,总会有“认亲”的一天,迟早而已。当然,成为父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大多数人在成为父母的那一刻,才会真正长大、懂事,学会感恩。这种家长心理的变化,便包含了亲缘唤醒的过程。就像学术界及媒体曾经普遍质疑“80后”是“迷失的一代”、“90后”是“垮掉的一代”一般,今天再看“80后”“90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和国家建设的生力军。现在所谓“00后”“断亲的一代”的说法,等到他们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时,相信他们同样会唤醒亲缘关系,成为新一代国家和社会的中坚,成为家庭的核心守护者,承担起亲缘关系维系者的使命。
媒体和社会所关注的年轻一代的“断亲”现象,的确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等背景。同样,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和青少年,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体系中,还可能持续出现新的“断亲的一代”。但是,亲缘关系是生物性的连接和社会性的关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基础社会结构形式,在人们的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发生作用。即使亲缘关系已经不再如传统那般,但是人的本体需求仍要求亲缘关系网的存在[23]。只不过现代青年人的交往更加理性化、范围更大。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没有实质性变化,家庭伦理与亲缘关系的主体结构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没有改变,以“00后”世代为主体的年轻人“断亲”行为,会随着他们自身的年龄增长、持续社会化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而重新回归亲缘关系网络,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经营和维系着亲缘关系。
胡小武: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硕士生导师
韩天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4.
[2]罗忆源.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J].青年研究,2003(11):1-3+10.
[3]叶中华,魏玉君.再看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J].公共管理评论,2016(1):146-153.
[4]郑鸣谦.家谱文化:让血脉亲情落叶归根[J].中华民居,2017(4):70-77.
[5]何君安,刘文瑞.权力、利益、亲情的冲突与嵌合:再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J].青海社会科学,2013(3):111-116.
[6]赵洁“.自我异化”与人的复归:“内卷化”的实质、成因和纾解[J].理论导刊,2021(10):101-105.
[7]刘晶波.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特点及其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64-68.
[8] John Palen. The Urban World[M].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7:7.
[9]左昕,林李月,等.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与地域模式[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158-163.
[10]谢作诗.亲戚关系淡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J].记者观察,2014(7):36-37.
[11]韩磊,王术坤,刘长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比较—基于2011—2017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9(7):2-20.
[12]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9-121.
[13]严功军,郑婷婷.解构与建构:网络媒体与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J].新闻知识,2007(5):72-74.
[14]张保淑.中国网民规模超10亿[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8-28(2).
[15]《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2017—2018)》在京发布[J].新闻知识,2018(9):48.
[16]刘德寰,彭雪松,谢新洲.作为补偿机制的游戏沉迷—青少年游戏沉迷的家庭因素[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4(3):18-27.
[17]华红琴.网络影响下的青少年社会化与生活方式—双重机制、多元化和性[J].社会,2007(2):147-158.
[18]程雅馨,何勤.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形势下女性生育二孩意愿与女性权益保护[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6(4):99-107.
[19]王思斌.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28-36.
[20]黄鹏进.对鄂东南农村婚礼“送礼”的人类学考察[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4):151-155.
[21]李树,陈刚“.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2(8):66-78.
[22]吴寒斌,陈勃.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道德人格发展的影响[J].当代青年研究,2006(9):73-75.
[23]李冰.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J].齐鲁学刊,2021(1):80-88.
提取码:xt7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