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期望择偶与低生育陷阱:当代青年婚育困境的社会学反思

摘要:婚姻市场中的两性匹配一直是道难题。中国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得婚配家庭的阶层差异放大，客观上同质婚匹配需求上升;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与两性观念嬗变带来主观上的高期望择偶，不切实际的异质婚渴望放大婚配供需矛盾。因此，婚姻挤压除了可由传统的人口性别比失衡以及婚姻择偶梯度理论解释外，代际阶层分化与高期望婚配心态同样导致两性资源“失配”，形成日趋严重的婚姻挤压。世界范围内督促育龄人群成婚愈加困难，“单身社会”愈加流行，东亚社会又与西方社会“性-婚-生育”三者分离的社会发展趋势不同，极其排斥非婚生育，由婚配困难可能诱发的低生育风险必须加以重视。对此，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全面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将是重中之重。

关键词:高期望择偶;婚姻匹配;婚姻挤压;低生育陷阱

青年择偶与婚育问题是人口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到26.3岁、26.9岁，20~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此外，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8年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减少40%。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下降至1399万，减少41%。登记结婚人数大幅下降固然有适婚人口总量下降的原因，但更要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普婚”文化的社会里，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剩男剩女”现象不断蔓延。相比东亚其他国家，尽管中国目前仍保持较低的终身不婚率，但历史数据代表的只是过往，因而无法推断未来趋势。随着新生代婚育观念嬗变，父辈对子辈影响力下降、宽容度提高，参考日韩以及国内大城市经验，“晚婚-普婚”到“晚婚-不婚”的转变可在短时期内完成，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甚至积极鼓励生育，生育提升效果依然欠佳。在婚育无法分离的东亚社会，婚姻匹配困难是造成生育水平持续低迷的根源之一。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生育问题的核心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生育，而不是生几个小孩的问题，未婚、不婚、拒婚人口的日益增加，很可能会加剧当前中国的低生育风险。

一、文献回顾

男女之间的择偶婚配是一种资源竞争(同性别)，也是一种资源合作(两性之间)，主流婚育模式都将生育置于成婚之后，非婚生育或奉子成婚在东方文化中被强烈排斥。国内外研究均已证实，同质婚是当代人类婚姻生活的主流模式，它包括教育同质婚、社会阶层同质婚、家庭背景同质婚、户口同质婚、独生子女身份同质婚、收入同质婚等多种类型在内的婚姻匹配模式[1][2][3][4]。与此同时，同质婚(homogamy)和异质婚(heterogamy)中的“男高女低”是中国城乡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5][6][7][8]。但随着物质消费主义兴起、社会思想开放、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同质婚越来越不能满足青年男女日益增长的物质与心理需求，他们需要异质婚(“高质婚”)来弥补自身以及原生家庭的不足。尽管大众传媒希望通过“凤凰男”与“孔雀女”的悲情故事言传身教，提醒公众选择“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可能更利于婚后和谐，但是某些“乡下土猪拱城市白菜”的宣言更是引爆了社会舆论的痛点—跨越城乡与阶层的婚姻缔结与维系是何其的困难[9][10][11]。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普遍贫穷的阶层扁平化社会，社会成员以及家庭之间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异较小，择偶看重家庭条件并无太多依托，甚至在特殊年代，嫁给“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反而是“荣光的”具有政治觉悟的表现，不少知识青年当时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但最终的结果，或许却是难言之痛[12]。可以说，“向下兼容”异质婚只是特殊时代的昙花一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历经可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李煜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三个不同时期婚姻同质性程度的变迁，发现无论在个人间的自致性匹配还是在婚姻双方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匹配上，均呈现改革开放后双方同质性匹配的上升态势[13]。Xu(2000)通过对三代人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在匹配择偶方面上的改变非常少[14]。进入新时代，不同个体外在条件、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成长环境都对择偶有了更加“个性化”的要求，以“择偶线索偏好”检索文献，多数研究显示，男性择偶时更看重对方生理吸引力(如相貌、身材)，而女性更看重对方的经济前景与承诺信息等[15][16][17]。择偶偏好的变化可能与生物进化和社会文化因素相关，结构资源选择理论与进化心理学给我们提出一种有力假说—婚姻除了本能与性情相投外，家庭的合作互惠更加重要[18][19][20]。因此，婚配模式嬗变不仅会影响婚姻质量、家庭和睦与财富积累，还会导致代际间的不平等、人口结构变迁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社会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社会各阶层进入新的分化阶段，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居民中，不同阶层在资本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阶层区隔也主要体现在与经济资源高度关联的外在资本维度，阶层划分的壁垒主要是由金钱等外在资本构筑的[21]。随着贫富差距扩大，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和交往鸿沟也不断加深，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特征[22]。薛宝贵和何炼成的研究发现，我国居民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聚，导致高低收入阶层财富差距悬殊，而遗产税延迟征收等社会政策加剧了财富的代际传递，导致高低收入阶层子女之间初始财富的差距，进而导致其竞争机会的不平等[23]。而通过婚姻缔结双方的社会地位随机匹配来降低社会整体不平等程度，可能只是学术界的美好愿景，现实中，同质婚越来越成为主流，异质婚不仅越来越难以缔结，即便成婚，婚姻的稳定性也很难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资源对于个人和家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4]。中国40多年的经济奇迹在激发人们物质欲望的同时，社会资源的丰富性大大提升，社会阶层分化也由隐性变得显性，心理欲望在物质欲望的催动下亦不断高涨。当择偶资源少时，人们主要考虑未来理想伴侣的忠贞和健康状况等必需品;当拥有资源较丰富时，人们才会考虑伴侣的创造力等奢侈品[25]。陶涛、李丁对北京市夫妻配对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丈夫职业地位高于妻子的家庭幸福感最高，而妻子职业地位较高的家庭幸福感最低，婆媳关系也最差[26]。为了追求婚姻幸福，如何根据自身有限的资源来选择最优伴侣是择偶者面临的现实问题。通常情况下，“相似相吸”是择偶的基础，但在传媒聒噪、物欲高涨、价值观多元的情况下，选择各方面均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似乎已经不合一部分现代男女的胃口，高攀心理在青年婚配行为中屡见不鲜。试图通过跨越婚(intermarriage)用更小的成本在婚姻中获取更多的收益，让这一时期的两性婚配博弈模式与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社会”的婚配行为模式迥然不同。

二、当代青年婚育困境的推手

1.婚恋领域的“低欲望躺平主义”

由日本传入的“低欲望社会”是当下一个颇为流行的潮词汇。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在不断提升，加之现代职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再背负风险与成家责任，丧失成功欲且消费意愿低迷，追求晚婚化、少子化的婚配观念，进而导致其结婚和生育欲望的降低，“低欲望社会”这一观点越来越被公众接受并广泛传播。但笔者认为，用“低欲望社会”解释生育水平低迷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对此，张婷皮美、石智雷在《“996”与低欲望社会:加班对结婚和生育影响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利用2016年CLDS数据和2015年CGSS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探讨了在业劳动力的加班与结婚、二孩生育意愿的因果关系，Logit回归和倾向值匹配的结果表明，加班不会使初婚年龄推迟，亦不会降低劳动者生育二孩的概率[27]。工作愈加繁忙的确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但并不能推导为低欲望、低生育意愿。新生代婚育意愿低迷归因中，类似值得商榷的观念还包括:房价太高导致男女婚配困难，并抑制生育。事实上，中国商品住宅最低的东北地区，生育水平一直在全国垫底，离婚率也比其他区域偏高，且人口流失严重。日本经历近30年的房价下跌，生育水平仍不断走低，舆论聒噪降低房价就能刺激生育水平回升，这种说法显然很难站得住脚。只有真正的贫穷才会造成彻底的低欲望社会，极端贫穷的欠发达国家，人民欲望仅为“吃饱穿暖”，极低的欲望满足反而有较高的生育水平。因此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欲望高企却得不到满足的“伪低欲望社会”，在婚恋领域的典型表现即“低欲望躺平主义”，其本质上是一种婚育需求的异化，追求“不婚不育”解放性反抗，只是一种压抑释放通道或者是话语托词。

2.“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棘轮效应”

经济发展既能满足欲望，也可以催生新的进阶需求，俗话说“欲望无止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经济繁荣衰退周期形成欲望差，容易诱导能力和欲望不匹配的高期望社会。以日本为例，20世纪70年代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为日本国民满足欲望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欲望水平上涨具有“刚性”，一旦上升就很难大幅下降，即使经济发展增速降低，国民消费水平由于“失落的三十年”被迫降低，但国民内心的高欲望也迟迟不愿削减。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所谓“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又称制轮作用，它是指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周期中会经历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欲望本身上升容易下降难，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欲望下行不但会滞后于经济衰退过程，而且下降幅度远小于经济景气指数下降幅度，此时的欲望越来越难被满足。同时，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社会阶层分化会更加剧烈，拥有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财富占有者会获益更多，普通劳动者阶层却因经济不景气失业或者劳动报酬下降而步入“下流社会”，参照群体对比之下会产生剧烈的反差，导致新生代的被剥夺感更强烈。

客观来看，在社会发展螺旋式上升中这种矛盾可以调和，但在经济发展掉头向下时，由于前期经济繁荣作为铺垫和积累，发达国家只需要少部分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大多数社会成员，也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年轻人才真正有资格“躺平”和“低欲望”。在类似日本、韩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速放缓、阶层流动性下降的成熟社会，“躺平”族面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年轻人普遍对“一夜暴富”不抱希望，但内心深处期望被家庭与国家社会福利体系保护。而在发展中国家，青年一代只能为生活所迫不断“内卷”，“躺平”或者“低欲望”只是一种奢望。

因此，用看似“低欲望”这种方式逃避财富与人口再生产，其实是一种被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溺爱纵容下的社会适应。不婚、不育符合“人类行为倾向沿着阻力最小方向前行”的动力机制:择偶、婚配与育儿是件耗费心力与消耗大量财力的爬坡路，而人性的本质是下坡容易上坡难，“单身社会”的流行就是年轻一代避免家庭责任和减少个人麻烦的重要手段。

3.大众传播鼓噪的消费主义思潮

传媒发展导致社会思潮嬗变。消费主义思潮的兴起在社会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微博、微信、快手、抖音、小红书等已然成为年轻一代社交娱乐与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互联网传播作品中不仅出现大量的俊男靓女，而且他们还时时刻刻向人们展示着乌托邦般的浪漫爱情，“霸道总裁爱上我”“从一无所有到一举逆袭迎娶白富美”等影视桥段深受宅男宅女们欢迎，外形、才华、个性、财富、地位追求等成为婚恋市场消费主义思潮扩散的助推器。传媒通过建构不合实际的爱情童话故事令青年男女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恋爱和择偶标准也随之不断提高。大众传媒在消费主义影响下，通过各种传播策略建构了一种深层的社会关系—通过消费便能获得认同，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那个群体，那个阶层[28]。由此，传统保守的婚恋价值观体系被现代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所解构，恋爱观、择偶观和婚姻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嬗变。男性不仅要求女方颜值高、身材好、温柔体贴，还得学历高、工作稳定;女性往往不仅对男方有学历、收入、房、车的要求，还对身高、外形、性格、原生家庭等有很高的期待。很显然，同时具备这些元素的“头部优质人群”并不会选择资质平平的高期望男女，而两个普通男女的结合却又会招致彼此嫌弃。

特别是在大城市，由于精力与经济成本的原因，年轻人很容易模糊虚拟社交和现实社交的区别，现代青年人更善于通过电子产品、社交媒体甚至是虚拟游戏进行社会沟通。而当他们真正走进现实社交时，往往会因为财力、时间和空间限制，感受到强烈的阻碍与困扰。年轻人社交能力较弱与财力限制互为因果，而择偶与婚配恰恰需要一定的社交能力和社会资源储备，这导致新生代的结婚意愿和能力大大下降。

4.教育扩张与家庭结构变迁

高期望社会最重要的推手是教育扩张以及多子女家庭形态式微，两者联合建构一种巨婴式的养育模式。一方面，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大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年轻世代的知识水平与以往世代人群相比有了较大提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度也得到提高。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信息获取的渠道更加多元、内容也更为丰富，能够接触和了解更为广袤的世界，但自身却无法到达更高的社会层次，因而其个体的失落感就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教育扩张导致青年人口在校时间大幅延长，年轻一代在教育机构被父母持续供养并保护20年，让他们更有惰性逃避残酷的就业市场竞争，并越来越陶醉于外部资源供养带来的舒适享受，婚姻要面对的琐碎现实和家庭重任被舆论放大，“恐婚”逃避甚至解构婚姻意义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文化。

低生育水平还与教育扩张、就业推迟导致的婚育推迟效应高度相关。传统社会，“成家立业”为标准的人生次序，现代社会则需要立业之后，才能考虑婚姻大事。因此，教育扩张使得年轻人在就业市场的磨砺推迟，子女越来越成为父母手中昂贵的消费品，以“消费”为中心的价值认同正成为现代年轻人两性交往的潜规则，自我解放、自我欲望满足是第一位的，婚姻所需的换位思考、自我牺牲、彼此成就成为苍白无力的老套说教。教育过度扩张表面上看对年轻人是一种保护和投资，但客观上造成温水煮青蛙式的溺爱，处于过度供养状态的年轻人，不太可能脱离原生家庭庇护而自愿进入需要独立直面生活困境与处理复杂人际关系挑战的婚姻状态，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育独苗”家庭形态让家长开始放弃“重视教育投资”这一文化传统，供养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丧失“主动劳动”能力，终日无所事事的“尼特族”。因此，从多子女到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育独苗”模式纵容巨婴式的成长培养方式，“独子难教”的家庭环境，也容易催生年轻人“就业与婚配”领域中欲望与实力不匹配的高期望择偶行为。整体来看，“80后”“90后”父母一代年轻时的婚姻和工作都相对稳定，社会分层并不明显，但上一代婚姻的稳定并非源于人品和素养这种个体性因素，而是源于较低的社会流动性以及相对固化的外部性结构因素，是过去社会阶层的扁平化与普遍贫困压制了高欲望。现如今，青年一代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不仅社会流动性增强，人们的欲望也在不断加速进化，这对建立持续稳定的两性关系形成潜在障碍，一旦挫败积压会不断地扭曲自我，让人变得焦虑、恐惧、患得患失且心灰意冷。因此，低欲望社会托词实际上很容易被“证伪”，大城市中优质行业“996”奋斗反映的根本不是低欲望社会，青年人愿意为更高的物质生活追求放弃一时享受，就业场域激烈的内卷化竞争导致身心疲惫，面对职场与婚恋市场的不如意，一些失意者用低欲望托词掩饰高期望才是真相。因此，低欲望社会表征看似“无欲无为”，但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的高期望得不到满足。

三、婚姻挤压中的高期望择偶

婚姻挤压指的是适婚青年男女人口数量相差较大，性别比失衡导致某一性别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婚姻挤压本质上是一个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问题。由于生育率持续降低、男女性别比结构失衡以及传统“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导致男性存在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29][30][31]。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与家庭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年轻一代在婚配中是否能够享用父辈的财富积累以及其他资源变得更为重要，婚姻挤压也不再单纯是人口结构问题，而是两性资源“失配”的制度性“交易摩擦”。随着现代性社会的来临，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讲，原本两性结合的交易成本从简单生物学意义的“基因匹配”到“物质财力、文化、阶层甚至信仰、情感层面”的“登对”，诸多组织制度、道德规范与文化禁忌因素给婚姻本身带来了许多“交易摩擦”。这种摩擦大幅度抬高了婚育的机会成本与门槛[32]。

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是一种契约合作关系，在低欲望的平均主义社会，婚配困难相对较小: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社会成员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较小，社会分层并不显著。由于不同社会成员及家庭之间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较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人人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青年的婚姻观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男女双方在嫁娶过程中并不会产生像今天这般强烈的比较心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在市场运行规律的作用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逐步呈现向少数社会精英集聚的趋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并且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不断提升，不同社会成员以及不同家庭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被彻底放大。由于社会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婚姻不再是单纯满足个体组建家庭、生育后代、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需求，甚至部分人群希望通过婚姻来实现自身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跨越。因此，适龄青年在婚配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用具体指标化的方式(如财富、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来对另一方进行评判和衡量，这种由婚配主体主观定位偏差产生第三种类型的婚姻挤压，大大增加了新生代的婚配难度。处于婚育年龄的青年人中，独生子女开始成为主要人群，从小备受呵护，习惯性地觉得自己应该一直被宠溺，没有做好组织家庭、经营复杂家庭关系、孕育子女的心理准备，加之子女生养成本、教育成本越来越高，两者合力影响了青年一代对婚姻以及育儿的信心。

更糟糕的是，婚姻形式找到了其他低成本的替代选择。在现代社会，传统宗教的影响力式微，科技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新宗教”，看似紧密联系的人们实际上却是社会网络节点中异常孤独的个体。传统婚姻制度面临巨大的替代性挑战，恋爱类网络游戏、“付费陪聊”“虚拟恋人”，这种更“省心、省力、省钱”的虚拟两性关系，折射出当下部分年轻男女的“去婚育化”倾向。在传统乡土社会，家庭不仅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组建家庭是刚性需求。但在现代社会，个体独立性更强，传统男女双方构建家庭以抵御生活风险的需求被弱化，婚姻不再是必需品，而只是人生的一个可选项。特别是对于现代女性，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已经发生巨变，过往女性如果不结婚就没有生活来源，但现在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接纳使女性完全可以养活自己，无须依附男性，结婚意愿较过去大大降低。而对婚姻挤压中的男性来说，当代社会中的婚姻成本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朱考金等指出，当代青年的结婚成本存在畸高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许多家庭的正常生活，甚至有可能推动反传统生育模式的盛行，迫使青年人选择单身，进而导致生育率的降低[33]。陈友华等对某农村2016—2020年的婚配消费状况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该村的平均婚费收入比高达12.4倍，农村的婚配消费水平与家庭收入严重不匹配[34]。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在男女双方婚姻支出中，婚姻成本的性别差异较大，男性是婚姻成本的主要承担方。所谓婚姻成本，广义上是指男女双方在完成婚姻过程中，所花费的一切时间、精力、金钱、情感等物质和非物质成本的总和;而狭义的婚配成本则是指经济物质成本的总和。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所需花费的婚姻成本相对较低，而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婚配成本急剧增加。相关研究显示，改革开放前，青年结婚所需花费的人民币数额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是14元、177元和500元;而在改革开放后，80年代的花费为2300元，90年代则上升到15000元，到2016年则剧增至15万元[35]。畸高的婚姻成本不仅是传统社会制度、物价上涨、性别结构性失衡等社会性客体因素导致，同时也是过渡逐利、拜金和攀比心态等主体价值观失范作祟的结果。可以发现，当下过高的婚姻成本已经远超青年人群及其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婚姻支出不再是过去满足基本婚配过程的需要，而是成为家庭资本炫耀、财富攀比的展现方式。这种畸高的婚姻成本，必然会促使青年群体产生婚姻无力感和逃避婚姻的心理，降低其婚配发生的机会和可能性，进而导致社会整体生育率的下降。

四、低生育风险—婚育高期望与阶层流动性降低

在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应当是畅通的，不同阶层之间可以实现自由流动，即社会下层有机会和可能性流动到社会中层或上层。换句话说，只有在一个阶层可以选择自由流动的社会中，个体或家庭才能够通过自身努力缩小与其他人的差距。然而当下社会的阶层固化、物质财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相关社会调节政策的缺位，导致婚配主体家庭背景的差异被进一步放大。家庭背景的巨大差异加剧了青年人群的婚配困难，引发严重的婚姻挤压。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推进又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与眼界，年轻人择偶的眼界不再局限于某个村镇，而是扩展至更大的区域，挑选伴侣的要求也逐步由同质婚向异质婚(“优质婚”)迈进，教育扩张与大众传媒鼓动更是异化了青年男女的择偶需求，期望自己也能遇上合乎自身要求并配得上自身条件与阶层的良伴。在现实场景中，“合乎自身要求”多半意味着“跑题超纲”，许多高知青年的择偶观看似“宽容”“随意”—如“遇到性格相符、能够谈得来就行”，但其实婚恋高期望心态隐藏于内心深处才是导致其婚配难的本质原因。

而对于婚配困难的人口学后果，谢宇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有限人口的环境里，当结婚的人越来越多时，未婚人群与已婚人群在各类特征上的差别将是系统性的;未婚人群结婚时，他们将在更为相似的未婚人群中寻找配偶[36]。也就是说，未婚人群的群体内部特征差异小于群体间差异(因为他们未结婚)，并且这种特性随着未婚群体规模的缩小而更加明显，因此，同质婚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因此，持续博弈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是这些未婚者最终都选择不结婚，维持与已婚人群最大差异，保持群内部最小差异，剩男剩女彻底沦为“齐天大圣”，最终拥有高度的同质性，其群体特征主要为:男性外在与家庭经济条件孱弱，女性年龄外貌与性格不佳等，这些人群将与传统婚姻模式彻底无缘。婚姻不但无法削弱个体间不平等程度，而且通过代际传递将既有不平等结构复制到下一代，最极端的不平等将以终身不婚和“无后”作为代价，以日本为例，近1/3的男性、1/4的女性终身不婚。

客观来看，日、韩等东亚发达国家，城市化、工业化业已完成，年轻人面临成熟社会严苛的经济约束，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增量财富博弈机会渐行渐远，存量博弈的难度远高于增量博弈，东亚“儒家等级森严”的文化传统也导致阶层定型，给予年轻人的结构性“向上”机会匮乏，年轻人在如此不利的“制度约束”下很难发生个体“逆袭”。个体生存都如此困难，繁衍议题自然会被压抑并推后，本文从另一个视角阐述了日本等东亚发达国家所谓的“低欲望社会”，其实并非是低欲望，而是人们经历过繁华之后，欲望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浮躁的传媒鼓动，人们的欲望会跟着相对参照群体出现系统性的“向上漂移”，心理调适不当，自然会激发“拒不合作”的消极社会文化思潮。因此，可以判断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佛系、丧文化、躺平文化的蔓延很可能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总之，东亚社会低生育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动荡，高期望择偶心态让适龄男女青年彼此嫌弃以致婚配困难，东亚社会普遍反对婚外生育，婚与育的高度捆绑，造成婚姻制度成本飙升，生育水平骤降。

五、结论与反思

1.结论:高期望导致的婚配困难使东亚社会陷入低生育陷阱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高期望与低生育率陷阱是共生的、相互促进的两面体。本文拓展了传统婚姻挤压概念的内涵，婚姻市场中婚姻挤压除可由人口性别失衡以及婚姻择偶梯度解释外，代际的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的两性资源“失配”，同样会对婚姻市场的交易产生制度性的交易摩擦，两性关系在欲望高企的阶段并未对这种资源“失配”做出妥协，当前高单身率、高离婚率和低生育率的社会现象，并非是年轻人的欲望降低所致，反而是物欲过度膨胀、优先考虑个体需要，并在个人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也不愿将就的行为结果。婚配供需之间的鸿沟被婚配主体的定位偏差放大，两者合力导致城市男女婚配困难，引发严重的婚姻挤压。

从性别视角来看。现代社会，尽管两性之间的职业分工不同，收入差距明显，但两性的经济独立性都大大加强，现代婚姻合作的制度成本太高，且有高择偶预期的人为阻隔，导致两性间彼此排斥的可能性不断增大。男女之间的择偶婚配是一种资源竞争(同性别)，也是一种资源合作(两性之间)。当两性之间不再热衷合作，而是选择等待彷徨甚至对立冲突时，一方面，说明婚育资源的竞争太过激烈，部分成员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婚恋期望与能力的不对等”使青年男女彼此拒绝，无奈选择走向了“两败俱伤”。但繁衍后代仍是人类的底层需求，婚育行为由于其鲜明的社会属性附带了许多高层次欲求，在没有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选择不婚的可能性越小;但是在相反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选择不婚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男女婚恋困难可能是传统婚姻观念得以保留的标志，以终身不婚不育作为抗争，需要做出非常大的个体牺牲。

从城乡视角来看。婚姻如何匹配到达最优解是“谜一样”的难题，同质婚也好，异质婚也罢，“命运”与“缘分”之外，与其称之为科学，不如称之为玄学。当前，中国至少有3000万左右适婚年龄男性因娶不上老婆而成为单身汉，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贫困农村或者偏远的县区，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可能一生无婚、终老孤寂。大城市同样因为男女彼此嫌弃导致数百万的大龄剩男剩女，在目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发展趋势下，城乡之间异质婚发生的概率可能会更加渺茫，虽然中国社会仍坚守“普婚”文化，但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对子代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对子女不婚不育的宽容度上升。婚姻市场中，男性与男性竞争，女性与女性竞争，男性与女性合作的主流框架并没有改变，男女婚配困难并非完全由于两性冲突，而是在各自性别领域竞争力不足所导致。“欲望和实力”不匹配导致严重的认知偏差:男性“光棍”主要诱因是个体孱弱的经济实力而非女性势利，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的无解也不在于可供选择的优质男生太少，而是其自身条件并不匹配优质男。但这些男女并不能进行正确地认知自我，而是把自身婚恋不顺的原因推给对方，并用“低欲望”为托词逃避婚育责任。婚姻市场自带某种优胜劣汰机制，并不会因社会个体的“一厢情愿”以及“主动失配”而发生改变。除少数家庭条件极其优越者外，多数“剩男、剩女”的最终结局可能是悲观的:一方面，大龄未婚身边的适龄异性早就成家立业，可供选择的范围在不断缩小，逐渐沦为老年无着的困难群体;另一方面，偏远地区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生活窘迫、无家、无产、无后，也较易成为滋扰社会甚至违法犯罪的高危群体。

从家庭与社会阶层变迁视角来看。婚姻具有显著的阶级性，婚配模式受社会结构及文化结构的影响，婚姻的匹配过程又是社会结构进行自我建构、复制和再生产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异小，社会分层不显著，无论城乡找对象不用过分挑剔家庭社会资源，因为彼此差距不大。进入现代社会，乱花渐欲迷人眼，人人都想拥有“白富美”“高富帅”固然是不太可能，但的确人和人的差异、家庭和家庭的差异被彻底放大，如果恋爱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与合作，反而让自己背后的原生家庭成为“博弈”的一环，催生“天价彩礼”婚姻买卖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甚至诱发人口拐卖等犯罪行为。因此，无论城乡与性别，家庭阶层分化导致婚配的难度大大增加，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减速下增量蛋糕越来越小，存量财富的价值就愈加凸显，如果不能正视自身优势与劣势，选择更为理智的“同质婚”，婚恋高期望导致的婚姻挤压以及低生育困境将成为无解的难题。

2.反思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口形势与婚姻形势都堪称“严峻”，从埃利希的“人口爆炸”到达雷尔·布里克的“空荡荡的地球”，人口观念与人口政策发生360度的大转弯只花了不到30年的光阴。在婚育领域，人类的欲望追求不仅无止境，而且无法由外界掌控，欲望高低也不完全取决于客观物质条件，而是“能力与现实差距”的自我认知偏差，两性和谐社会需要纠偏机制和节欲机制来保护欲望不被过度透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利用国家政策介入对微观私人婚配领域的干预成效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由高期望带来的低生育率问题几乎无解，“晚婚-普婚”到“晚婚-不婚”的转变可在一代人时间内完成。

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各领域也展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受社会阶层日益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以及性别结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适龄青年婚配困难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年轻一代婚恋观的变化，使得当下主流独生子女群体普遍面临欲望高企与支付能力增长倒挂的窘境。对处于事业初级阶段或者上升期的“80后”“90后”来说，新时代婚配不仅要有颜有车有房，短期、显性的结婚成本高昂之外，而且长期隐形的成本也在逐步攀升，独生子女一代老人养老及医疗成本让没有一定物质基础的青年男女婚配选择更为困难。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婚姻是“人生大事”，任何时候都不应草率，须慎重对待，努力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人，而不能“为结婚而结婚”，在不健康的关系里“凑合”了事。现代社会讲究婚姻自由，在婚恋问题上尊重当事双方的自主自愿，应是基本原则。而个体自由与婚姻责任孰轻孰重，只有在人生磨砺与困境中才能得到认识升华。

与西方社会对“婚育分离”的宽容态度不同，东亚社会极其排斥非婚生育，因此，我国应对当下由婚配困难诱发的低生育风险保持万分警惕。对此，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把“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作为重中之重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指导原则是两性婚姻关系缔结本质是互相欣赏，通过婚后的用心经营来自我实现和彼此成就。婚姻无法追求最优选择，在合适的时机与合适对象做合适的人生转向非常重要，婚育的黄金年龄非常宝贵，择偶的机会窗口稍纵即逝，只有看清自己找准定位才能做出合适的选择。婚姻幸福与否在于婚后两性合作是否融洽，经营是否得力。无休止的筛选，自感不适后频繁切换筛选对象，只会激发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自毁良缘。只有当人们不再将庞大的欲望压在婚姻之上，婚姻才能轻装前行，才能真正地实现它的使命:情感与陪伴。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ZDA120)、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重点学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苗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黄永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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