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底层文化资本”到“底层的文化资本”——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
摘要:学界目前对“底层文化资本”的界定涉及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和意义体验，以及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但把它们都归到文化资本的名下却会导致诸多含混与疑难。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是与当前基础教育场相适配的“惯习”，在“启动资金”的意义上起到文化资本的作用。另外两者属于布尔迪厄的“幻象”概念，把它们归到“底层文化资本”的名下不仅是概念上的误用，而且还导致“学究谬误”。该“学究谬误”把底层子弟对于教育场中的权力斗争的主观反映误认为底层文化实践所具有的某种内在价值，从而掩盖了教育中的不公平。底层子弟可能拥有的文化资本跟底层文化实践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用“底层的文化资本”来代替“底层文化资本”，既能彰显文化资本理论对于“寒门贵子”现象的解释效力，又能避免学究谬误。
关键词:场域理论;底层文化资本;惯习;幻象;学究谬误
近来，针对底层家庭子弟如何能够突破阶层壁垒而进入精英学府的问题，“底层文化资本”成为一个新的解释路径。有论者指出，有助于底层子弟教育获得的文化品性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在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拓展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底层文化资本”，同时也指出这种“底层文化资本”可能存在误导风险与理论陷阱，进而导致严重的实践后果[1]。尽管已经得到了理论上的反思，但“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中的含混与疑难仍然没有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底层文化资本”究竟指的是“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还是“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资本”，抑或是“底层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底层子弟教育获得的诸文化因素全部都能作为文化资本来发挥作用吗?即使在理论创新的意义上把这些因素全部归到文化资本的名下，又为何反而导致掩盖教育中的不公平这样“严重的实践后果”?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考察“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含混与疑难，并通过揭示出其背后的概念误用与学究谬误来回答以上问题，将有助于厘清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应用于“寒门贵子”现象的合法性及解释效力。
“底层文化资本”涉及底层情境中有助于“寒门贵子”学业成功的各种文化品性，这些文化品性或多或少地带有底层特征。但是“底层文化资本”的两个提出路径却分别在普遍性的前提和方式中，把这种特殊性的文化品性归到“文化资本”名下，由此所造成的含混与疑难就构成了“底层文化资本”的内在矛盾。
1.“底层文化资本”的内涵
纵观学界目前的讨论，“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对学校教育的意义体验和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底层情境对于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具体表现为:“与命运相抗的先赋性动力”[2];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中对于“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的强调[3];重视读书和升学的家庭氛围、家规、家教、家风、家传等[4]。底层家庭及其子弟对学校教育的意义体验具体表现为:把学习体会为一种道德事务的“道德化思维”[5];“知识改变命运”[6];“出人头地”等[7]。这两方面因素体现的是底层家庭及其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是“上学”所意味的意义在他们意识中的反映。底层情境中与学校教育相适应的性情倾向具体包括:“学校化的心性品质”[8];肯吃苦、肯多学几遍的个人努力[9];“个人独立、自律、坚韧、担当、勤俭和成熟品格”等[10]。这些东西体现的则是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客观适应性，是“上学”所意味的意义在他们性情倾向中的反映。
研究者在一个特定的制度情境与互动结构中观察到了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适应性，并把它们操作化为若干文化品性。这些文化品性对于底层子弟的教育获得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把它们理论化为“底层文化资本”的根据何在呢?
2.“底层文化资本”的两种提出路径
目前学界对“底层文化资本”的阐释实质上是对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两种不同理解路径:一是向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回归，以余秀兰等人为代表;二是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拓展，以程猛等人为代表。
向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回归，指的是“文化资本并无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学校教育虽偏好某些文化资本，但更看重的是这些文化资本带来的成绩，而不是与阶层相关的文化”[11]。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回归，是因为这样来理解的文化资本概念符合布尔迪厄的本意:“文化资本的独特之处，我也已经分析过了，这个观念有很大的普遍性......”[12]。对于普遍性的强调“使这个概念摆脱了批评者在它的早期使用中注意到的高级文化的含义”[13]。在同社会中上阶层的“高雅文化”脱钩以后，文化资本又是如何来发挥作用?余秀兰等人指出，即使是高雅文化资本，也可能是由于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从而有助于教育获得，即背后起作用的可能还是人力资本机制。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文化实践，无论来自于哪个阶层，都能够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发挥文化资本的作用。如此一来，底层情境中“积极向上的内驱力、独立自主的意识”作为一种“惯习”，就可以归结为具有寒门特征的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另一方面，程猛等人在理论上质疑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均质化”，且出于对“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决定论色彩和悲观主义论调，以及“弥补说”所意味的底层阶级的“文化缺陷论”的不满，而提出“每一种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意志、与生俱来的骄傲以及确证自我价值的渴望，也都可能创生出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独特筹码”[14]。底层情境的这种“独特筹码”表现为“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和“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它们是在意志驱使下生产的一套独特的性情系统，而惯习作为“性情系统”与“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如此一来，它们也铸就了一种独特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与互动结构中，即使是底层的文化实践，本身也内蕴能够起到文化资本作用的某种特质或内在价值。
3.“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含混与疑难
若仔细考察“底层文化资本”的上述两种提出路径，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诸多含混与疑难。首先，鉴于上述两种提出路径的根本不同，“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含混的。如上文分析，余秀兰等人根据文化资本不具有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提出的是“具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而程猛等人根据文化资本的“非同质性”，提出的则是“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前者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提出的，而后者则是在特殊性的意义上提出的，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在第一种提出路径中，余秀兰等人之所以提出“带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是因为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适应性的确带有底层文化实践的特征。但是把这些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品性归到“文化资本”名下的根据却是“文化资本不具有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带有底层特征的东西又如何能不具有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这里面自相矛盾的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理解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却在特殊性的意义上使用它。
再次，在第二种提出路径中，程猛等人一方面指认在布尔迪厄那里与“惯习”相连的是一种“均质化”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又以“惯习”为桥梁把底层情境所特有的文化品性归结为“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这里面自相矛盾的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理解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却在特殊性的意义上使用它。此外，既然“底层文化资本”是由底层情境本身所创生的，那么就会产生如下推论:一方面，那些没有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流动的底层子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激发起这种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对这种文化资本的肯定就是对使得“底层”成为“底层”的社会不公平的肯定，并且为了更好地激发它，应该让社会变得更加不公平。
“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内在矛盾归结到一点就是“文化资本”与“底层”纠缠不清。两种提出路径都把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适应性不加批判地归结为“惯习”，进而根据惯习与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之间的关联来把它们归结为“文化资本”，又根据它们的确带有底层烙印而将之归结为“底层文化资本”。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方面，“底层文化资本”的内涵中到底哪些可以作为“惯习”归到文化资本名下，而哪些不能;另一方面，归到文化资本当中的“惯习”究竟是普遍意义上的，应该称之为“底层的文化资本”，还是特殊意义上的，应该称之为“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资本”或“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底层文化资本”中的含混、疑难以及合法性才能得到澄清。
“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那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作为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有在具体场域中才具有效力。因此，为了澄清围绕“底层文化资本”所产生的种种含混与疑难，有必要就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考察。
1.场域与资本
布尔迪厄把“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个关系空间。场域中的位置由两方面的因素来界定:一是占据某一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及其类型的结构;二是这些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场域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被布尔迪厄称为“社会小世界”或“游戏”，具有相对自主性和封闭性，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不同场域的支配逻辑之间不可通约。正是这种根本特性，决定了每一个场域都有自身特定的资本形式。场域作为一个关系空间由资本的分布结构来界定，反过来资本也只有通过场域才能够得到界定。
“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15]。也就是说一种稀缺资源只有在某一具体的场域中才可能是一种资本，因为正是该场域的逻辑和必然性决定了这种资源跟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可兑换性。场域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市场，使得其中特有的资本形式流通起来，正是这种流通起来的稀缺资源才作为力量/权力的表征而决定着场域之中的位置关系。
2.场域中的惯习与幻象
社会行动者要想在特定的场域中积累相应的资本并占据一定的位置，必须心照不宣地接受由这一场域的特有逻辑与必然性所决定的“玩法”，这是他们进入场域游戏所必须缴纳的“入场费”。这种“入场费”在行动者的身体上表现为一套性情倾向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惯习”，它是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身体上的产物。“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这是种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16]。可见惯习也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某种特质或秉性作为性情倾向，只有在相应的场域内才能被建构为“惯习”。对于一个特定的场域来说，惯习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所有契合该场域的行动者都会形成对应的惯习，无论他们在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行动者与场域的契合关系在他们的意识中的反映，也就是上文所引的惯习与场域之间关系的第二个方面，被布尔迪厄规定为“幻象”。“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而这些利益形式和幻象，也就是人们对游戏中彼此争夺目标的价值心照不宣的认可，以及对游戏规则的实际把握。再进一步说，对于参与游戏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特定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因为每一个人在游戏中占据的位置不同(支配与被支配，正统与异端)以及获得这一位置的轨迹也各不相同，所以对他们来说，利益也同样是千差万别的”[17]。也就是说，尽管某一特定场域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彼此默契地接受该场域对于合法资本形式及其价值的定义，也都会内在地建构起一套适配于该场域的性情倾向系统，但是他们基于各自位置以及过往经历而对该场域的逻辑及其中的资本、位置的主观感受却是不同的。这种主观感受决定了他们对于场域中的“利益”的评价和定义，决定了他们对于该场域的感情“投入”，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尔迪厄又把“幻象”称为“里比多”。
3.场域中的权力斗争
场域不是一个静态的关系空间，而是一个时刻都在进行着权力斗争的动态结构。这种权力斗争一方面表现为对场域中的位置的争夺。每个行动者都凭借自己所占有的资本去跟其他行动者竞争，以谋求更高的位置和更多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个场域的产生就在于它具有了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但这种内在的必然性却不是天经地义的，其合法性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占据统治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不仅占据了最多的资本，而且垄断了对这种资本形式的合法性的定义。这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行动者在某一场域中所形成的特定幻象也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行动者基于其特定位置和过往经历而形成的对于场域的主观感受和感情投入，也只不过是对这种权力关系的反映而已。
把“底层文化资本”三方面的内涵分别放到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之中进行检验，就会发现底层子弟所形成的适应于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的确符合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而他们对于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和意义体验其实是一种“幻象”。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与互动结构中具有效力的“底层文化资本”，就其结果而言意味着那些“寒门贵子”非常善于在当下的基础教育场中“玩学习游戏”。这表明他们形成了跟这一游戏相适配的惯习，无论这一惯习是从原始家庭场中继承来的，还是进入教育场以后被形塑的。结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底层文化资本”三方面的内涵中，“学校化的心性品质”、独立自主、勤劳、坚韧、自律、担当等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正是与当前的基础教育场相适配的惯习。有研究表明，中国基础教育阶段采取客观的考试形式，以规律性、竞争性的考试分数作为教育获得的评价标准[18]。在这样的教育场中，注重重复性、机械性记忆和时间投入的学习方式显然更加有利于学习者占据较高的位置。也即考核与评价体系的客观化和标准化程度越高，主流观念中作为“高雅文化”的那种文化资本作用就越弱，而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自身努力程度则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场不像当时的法国那样，偏爱雄辩的演说传统并强调对文学语言风格的精妙掌握[19]，那些底层家庭的子弟才有机会以较低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塑造让他们在学习游戏中如鱼得水的惯习。也就是说，适配于当前基础教育场的惯习并不为某个阶层所特有，而底层情境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惯习，也并不是因为底层情境或底层文化实践本身的特殊性，只是由于培养起这一性情倾向系统的门槛没有那么高罢了。
不同的家庭及其子弟会因为各自的阶层地位和过往经历而对同样的学校教育赋予不同的感情、态度和意义，这也就是他们对于“教育游戏”所形成的幻象。有研究表明，农村籍大学生更加重视学业成绩，而认为参加学生会这样半官方的校园学生组织没那么重要[20]。而精英阶层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资本的支持下对于课业学习反而有所懈怠，他们更有意愿通过运作文化资本来谋求学生干部经历和更好的英语成绩[21]。社会中上阶层的家庭当然也可能非常重视其子女的学业成绩，但他们不大可能赋予上学以“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意义;也只有底层家庭才可能对学校教育产生“与命运相抗的先赋性动力”和“道德化思维”。尽管这些东西是在一个关系性的场域中产生的，但它们却具有跟底层地位密切相关的特殊性，因而不属于“惯习”。底层情境所特有的这种对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显然应该归到“幻象”的名下。
考入精英大学意味着底层子弟在基础教育场中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只能来自于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自我积累。文化资本的这种自我增殖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因为“只有那些拥有最低限度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人，也就是对他们应该控制的机制具有最低限度的权力的人，才能适应经济空间的暗中要求”[22]。结合前文分析可知，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恰好满足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作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来发挥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资本一来并不为底层情境所特有，二来仅仅意味着寒门子弟具有了“玩教育游戏”的最低资格，并不能够保证“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如果拿水果来隐喻这些文化资本的话，相比于中上阶层所拥有的大苹果，底层子弟的确只有一些青涩的果实，但人们往往忽视底层子弟还有一颗中上阶层子弟所没有的单纯而充满‘忧伤和愤怒’的心”[23]。底层子弟那“单纯而充满‘忧伤和愤怒’的心”虽然不是一种文化资本，却能够作为幻象来发挥作用。也只有在这种特有幻象中，他们才能以“忍受某种匮乏、克制自己、某种牺牲”为代价来投入“社会性建构的里比多”[24]。没有这种近似于自我剥削的过度投入，他们即使在原始家庭场中能够继承一种靠近于学校场的惯习，也难以取得优异的成绩。
综上所述，在“底层文化资本”中，只有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才是与当前基础教育场相适配的“惯习”，而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和意义体验则属于布尔迪厄的“幻象”概念。前者在“启动资金”的意义上，因而也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能够起到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的作用;后者则在特殊性的意义上有助于底层子弟的教育获得。不加批判地把它们都归到作为惯习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名下，就是把“幻象”当作“资本”，这显然是概念上的误用。正是这种概念误用，导致即使在对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或惯习概念采取一种普遍意义理解的前提下，仍然把底层子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跟底层情境本身的特殊性或内在价值关联起来，并据以提出“带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或“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这种关联无论是理论的不彻底，还是理论的“创新”，都陷入了布尔迪厄所批判的“学究谬误”之中。
“在社会科学中，忽视暗含在‘学究观点’中的所有问题，会导致我们犯最严重的认识论错误，这种错误就在于所谓‘在一部机器中安置了一个学究’，用科学家的形象勾画所有的社会行动者(而且是对人类实践进行推理的科学家，而不是从事各种活动的科学家，行动中的科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将科学家用来说明实践所必须构建的模型，置入行动者的意识之中，这似乎意味着，科学家要想理解实践、说明实践所必须构建的模型，倒成了各种实践的主要决定因素和真正起因”[25]。无论是“惯习”还是“幻象”，乃至“文化资本”或“场域”，都是科学家作为事后的观察者对行动者的实际活动所进行的理论化产物，都是为揭示和理解行动者的实践逻辑而服务的。如果不是从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出发来检验这些概念的合法性和解释效力，而是用这些现成的概念从结果去倒推原因，就无异于将逻辑中所构建的模型错当成事物本身的运行逻辑。
底层情境中有助于“寒门贵子”教育获得的文化品性，在事后的理论化中被表述为一系列明确的原则，比如“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等等。如果把这些原则置入底层子弟的意识之中，认为他们就好像是一台电脑一样来执行“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程序”，那么自然地就会把那些有助于他们的教育获得的文化因素，看作是来自于底层文化实践本身的“文化遗产”。于是事情就呈现为这个样子:似乎底层家庭父母只要把源自于底层文化实践本身的对学校教育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一些明确的话语或原则灌输给他们的子女，或者底层子弟在各种具体情境中切身地领悟到这些原则，他们就获得了一笔“底层文化资本”。
但底层子弟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和意义体验是作为一种实践幻象来发挥作用的。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中上阶层的子弟，只要他们真正地投入“学习游戏”，就会基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过往经历而对学校教育形成特定的幻象。并且，“对于归属、对于发自内心地参与游戏的理由问题，参与者最终无言以对，而且在类似情况下能够援引的原则不过是事后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用来为自身同时为别人证明一种无法辩解的投入”[26]。也就是说，底层情境中的教育幻象在当事人那里并不表现为明确的原则—尽管在事后的访谈中他们可以说“好好学习是我改变自身命运，报答父母恩情的唯一出路”[27]。这些幻象恰恰是当前基础教育场中权力斗争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是某种内在于底层文化实践中的东西，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化遗产”。如前文所引，当前的基础教育采取客观的考试形式和评分标准，这是由基础教育场本身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缺乏经济资本的底层子弟也可能由于占有较多的文化资本而处于较高的位置。正是这种权力关系决定了他们可以说:“你的衣服是比我好看，可你的成绩比我好么?”[28]相反，当底层子弟不能凭借这些文化资本在大学场的权力结构中占据较高位置时，他们的心声则典型地表现为:“(这些标准)其中的猫腻我懒得说。因为我对这个已经失望了，我已经不再认为有什么是我应得的了。作为一个不太爱说话和表现自己的农村学生，这种游戏没法玩”[29]。
在“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误用中，把有助于底层子弟教育获得的诸文化因素的客观效力归结为一种植根于底层文化实践的文化资本之运行逻辑，就是把“底层文化资本”的“学究”安置在“寒门贵子”之中。这样一来，他们基于自身家庭在社会中的不利位置而形成的教育“幻象”，就被置换为由底层文化实践本身所激发出来的“底层文化资本”。换言之，就是把底层子弟对于他们所遭受到的权力/力量关系的主观反映，置换成他们自身所据有的一种客观权力/力量。在“底层文化资本”背后，对于底层文化实践内在价值的同情和肯定，其实是对底层子弟在当前教育场的权力斗争中所处不利地位的肯定，从而也就是对当前教育不公平结构的肯定。如此一来，有论者提醒“研究者需要深刻警惕陷入对既有教育机制及其运转如何有助于隐匿社会等级秩序的误识，并进而成为二者合法化过程的组成部分”[30]，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综上，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照下，“底层文化资本”的两种提出路径都存在着把底层子弟对于学校教育的“幻象”当作“惯习”的概念误用，并把这种幻象与惯习的产生建立在底层情境本身的特殊性之上，最终导致把普遍性的“文化资本”与特殊性的“底层”情境纠缠在一起。但实际上，底层子弟在当前基础教育场中的特定幻象与惯习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先验地来自于底层文化实践本身的特殊性或内在价值;文化资本跟某一特定阶层的文化实践之间也并无内在联系，哪个阶层的文化实践所赋予的性情倾向更靠近于学校场的惯习，这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文化资本”与“底层”的纠缠，一方面肯定了底层情境对于教育获得的内在价值，从而可能导致指向失败者自身的归因逻辑;另一方面把底层子弟对于他们所遭受到的权力/力量关系的主观反映置换成他们自身所据有的一种客观权力/力量，从而掩盖了教育中的不公平。
当下的基础教育场域特有逻辑决定了它具有较低的进入门槛，因此底层家庭及其子弟也有可能以较低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来塑造与之相适配的惯习，这种惯习在“启动资金”的意义上起到了文化资本的作用。就此而言，底层子弟“可以有”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无论是来自于底层情境中适应学校教育的性情倾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从外界弥补，都不是“带有底层特征的文化资本”或“底层所特有的文化资本”，而只能是“底层的文化资本”。如此，既能避免由理论上的学究谬误所导致的“严重的实践后果”，又能明证文化资本理论对于“寒门贵子”现象的解释效力之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文化发展理念的哲学创新”(项目编号:18JJD720001)的阶段性成果]
韩怀珠: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韩志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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