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难出贵子”的时代困境与逆袭之路
摘要:“寒门”能否出“贵子”是近年来社会热议的话题。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对“寒门出贵子”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考察，分析了当前寒门学子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与上升的时代窘境，并从社会资源占有、教育资源分配、家庭教育投入等方面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寒门子弟阶层流动的逆袭途径。
关键词:寒门;贵子;逆袭;阶层流动
2019年初，一篇名为《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的微信推文刷爆了朋友圈，在博取了大量眼泪和感动后，发布文章的公众号因虚构造假被微信官方封禁，其创作团队也在微博上公开道歉并主动关停微博。故事虽然是虚构，但是破百万的阅读量却真实反映了社会对寒门学子的关注。近些年，围绕“寒门”和“贵子”的讨论一直占据话题榜，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次问题涉及社会公平、资源分配、阶级固化等。
“寒门”是否再难出“贵子”，这一话题实为寒门是否可以实现“逆袭”与阶层向上流动的探讨。
对于“寒门出贵子”的讨论，尽管许多学者从文化观、教育观、历史社会学、资本论等不同维度进行探讨研究，但对于寒门与贵子的界定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周勇从历史社会学出发，以权贵家族斗争和社会地位演变为视角剖析了魏晋至北宋这个时期的寒门学子的晋升路线[1]，但未对寒门和贵子进行定义或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学者直接给了定义，如余卉认为寒门学子指的是家境贫寒，又希望靠自身努力尤其是希望靠高考考入名校，毕业求得高薪体面工作，从而实现阶级跨越的一批广大普通民众[2]。刘玲认为寒门是指经济基础薄弱的家庭，一般多处于相对城市而言的农村偏远地区，也包括城市的贫困家庭[3]。有学者把寒门默认为农村生源，如刘鹏通过对农业大学农村生源锐减现象的观察，认为社会文明的发展使得“寒门”之路被堵，寒门子弟成为“贵子”的机会也就随之遇阻[4]。刘尧认为清华北大对农村考生进行政策倾斜[5]，“寒门学子”能更多地圆梦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也有学者认为寒门应该按照经济、社会等地位来综合考虑，如蒙冰峰认为“寒门”并非农村家庭的特殊标签，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行业分化与阶层分化也造成了城市人群内部的分化，城市当中也存在着一批人由于各种原因致贫[6]。童馨乐从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文化地位、职业地位、经济地位)来构建模型，分析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教育观的影响[7]。尽管以上学者对“寒门”“贵子”各有说法，但不难发现，“寒门贵子”与教育这一主题是密切相关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对于寒门学子的研究，探讨通道路径的文章居多，而追根溯源深入探究的文章偏少。
笔者通过《辞海》考证发现，对“寒门”的解释有两个，一是指贫寒的家庭，二是指阶层地位低微的家庭。对“贵子”的解释是指显贵的子嗣，多用作敬辞，是指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结合文献依据和词义演变，笔者认为应对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界定“寒门”和“贵子”的含义。从历史演变来看，“寒门出贵子”定义的出现与门第制度的确立有关，体现了社会地位的等级。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以家世出身选拔国家官吏的风气渐盛，门阀士族垄断政府官职，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权制度，即“门阀政治”。门第势力较低的世家为庶族，也称寒门。晋初刘毅在《请罢中正除九品疏》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西晋虞溥在《江表传》写道:“幼平意快为之，勿以寒门自退也。”“寒门出贵子”的定义随着社会制度而演变。隋唐科举制的兴起使氏族瓦解、门第概念淡化，“寒门”一词的词义渐渐演变成贫寒百姓的含义，但由于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有着一定关联，“寒门”一词仍有社会地位的词义体现其中，比如唐代李白在《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中有“粲粲贞女，孤生寒门”、元代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有“你道穷民到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门”的表述。
数千年来，寒门学子一直在为获取社会资源、寻求社会升迁而努力。从先秦世卿世禄制度下的“血”而优则仕，到隋唐科举制度下的“学”而优则仕，再到高考制度下人们对“教育平权”的呼吁，社会阶层的流动特别是底层的向上流动，总体上呈现出追求开放与公平的取向。
先秦时期，人才选拔和官吏任用主要采用世卿世禄制，官职通过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在家族内部世袭，以维护王室和贵族的利益。虽春秋战国时诸侯为了在乱世称雄而“养士”，重视人才，但政治体制整体处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相对封闭状态，平民子弟很难拥有入仕机会。直至两汉时期，察举制成为主要的选官制度，才将选拔对象扩大到布衣子弟。但由于荐选人与被荐选人间错综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贫寒学子被荐选的几率不高，“两汉孝廉中，官贵及富豪子弟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8]。可见，察举制也是一种半封闭的选拔制度。
宋代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面向全民的具有一定平等竞争性的选官取士制度[9]，沿唐之制又有诸多变革，使其更为完备并臻于极盛，废公卷、公荐，锁院、糊名与眷录，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这种选官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完善于宋，衰落于明清。隋唐时期，考试面向社会底层的寒士文人，允许士子“怀牒自举”，弱化家庭出身，淡化阶层差异，扩大了人才选拔范围。宋代开始更是直接取消门第限制和荐举制度，而以考试成绩作为标准，读书人不论地位出身，不必再由官吏推荐，均可报名参加考试，最大限度地保障“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在为寒门学子打开仕途大门、有利于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形成并固化了“官本位”的价值评价体系。北宋皇帝赵恒的《劝学篇》中写道: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劝诫读书人通过学习而获取功名利禄，实现“寒门出贵子”。虽然科举制给阶层流动设计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制度，世族的力量也有所削弱，但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的50%，清代占37.2%;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明代占50%，清代占62.8%[10]。可见，封建统治阶级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此时的阶层流动依然有较大局限。
1905年科举制被废止后，辛亥革命创建了民主共和政体，通过考试制度使社会底层享受教育权和公平上升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旧高等教育体制及观念进行了改革，高校将政治标准作为选才的重要标准乃至首要标准，之后受苏联模式影响及本土精英教育传统回归，业务水平在一定程度内成了高校招考的重要条件。前者以推荐或保送的形式作为学生进入高校的途径，后者则推崇以考试作为衡量标准以确保生源的业务水平。身份、能力、政治出身等都成为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资本。
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延续至今。人才选拔标准以知识为主，到知识与能力并重，再到个人综合素质;考试形式从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到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再到建立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机制;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价值取向从国家本位到以人为本，以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的步伐从未停止。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急遽转型，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教育制度、民主政治建设等逐渐完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社会总体呈现开放兼容的态势，人才评价标准也日趋多元，阶层的上升流动脱离了制度性和实践性的障碍，进入了比较自由、开放、公平的全新时代。
从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卜式，到北宋时期的欧阳修、范仲淹等，众多寒门学子何以通过教育的途径实现阶层跃升?这与国家层面启动的一些教育改革和人才选拔措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武帝推行的地方举荐制，汉末魏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以及宋代的三级考试制度，等等，都为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阶层上升提供了路径。虽然这些教育制度的创新本意是为笼络士人，维护皇权统治，而并非为了解决长久以来寒门学子社会上升的问题，但正是上述的制度改革促使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了由门第出身的社会结构向文化才能和教育奋斗为重的社会结构转变。然而，由于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困境没有就此消除，“寒门难出贵子”的论调依旧存在于教育发展的时代浪潮中。
随着时代的变化，寒门学子的上升之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近年来，“农村孩子上清华北大难于上青天”的报道频见报端，社会上批评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过低的声音越来越多。这让笔者感到，寒门贵子的上升之路愈发复杂，而“寒门难出贵子”的时代困境更值得探究。笔者认为，寒门难出贵子的时代困境，与社会阶层流动环境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的转变、社会教育资源分布，以及家庭教育投入等方面息息相关。
1.社会阶层流动环境不通畅
寒门学子的社会流动环境可以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进行探讨。社会阶层是依据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社会特征的差异而划分的层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11]。社会阶层具有以下特征:(1)同一阶层的人群具有相似的行为;(2)社会地位高低不同;(3)社会阶层是职业、所得、教育、经济等综合因素形成的结果;(4)社会阶层会随着个人的发展而呈现向上或向下的变化。社会流动理论是指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发生变化，其中包括“代内流动”(即一个人自身所经历的地位变化)和“代际流动”(家庭内部几代人之间的地位变化)[12]。不少研究也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尽管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流动并未减少，但代际流动机会似乎在降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中，单位制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流动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当平等的市场机制被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期待时，这些机会却被单位制停留在某个高墙深院之中，从而社会流动的机制一度停滞，寒门学子的上升之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和阻碍。
此外，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还包括市场转型、制度转型、权利再分配、教育文化资本等。改革开放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利益调控等手段在短期内很难发挥明显作用，除非力量与利益格局进行再次配置或较大改动，否则市场转型和制度转型很难改善阶层流动环境。这种情况下，社会阶层流动渠道是不通畅的。然而，为了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目标，中国社会构成的非定型性成了关键所在。所谓社会构成的非定型性是指每个人在社会中可以担任不同的角色，人们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并不会以传统或一次选择而固定。因此，寒门学子的社会流动会基于学历的变化而改变，使他们可以通过教育和进入社会后的继续教育对自己的发展进行再一次或多次的规划和选择，从而实现一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目前而言，寒门贵子的上升通道虽然不那么通畅，但也有路可寻。
2.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呈现固化趋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激励、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社会矛盾与冲突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之一[13]。探讨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的转变，实则探讨的是社会阶层结构是呈现固化还是流动趋势的问题。其中，社会阶层固化是指因阶层之间对资源分配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导致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受阻的一种社会现象[14]。它是社会利益趋于固化的结构表征，表明社会发展进程日渐被“优势”群体或强势阶层所控盘并出现代际传承的趋势。同一个社会的分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变化，传统中国依靠出身来划分阶级，而现代中国社会的阶级身份界限已经不那么严格了，这时职业分层的特征则更为明显[15]。而社会阶层流动概念则与之相反。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因此社会成员间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等相差较小，社会阶层分化不明显，社会阶层结构较为单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双重转型，即现代化转型和体制转型，中国社会从计划到市场、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到多元、从固定到流动、从封闭到开放的重大变革，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6]。笔者试图从三个维度对当下寒门学子的阶层跃迁之路进行分析:一是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转变为财富、收入差距逐渐增大的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2018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6~0.48，高出国际警戒线的0.40，社会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此外，龚芮等人对1989—2015年间的CHNS数据采用对数模型测算出我国代际收入弹性在0.45~0.56之间，说明我国目前子辈收入受父辈影响较大，社会代际流动相对较低[17]。二是从政治学视角来看，我国从国家集中再分配资源和利益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结构成分和市场化的分配机制。如何将日益分化、矛盾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有效整合，是当前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作为阶级的利益群体，因占有某种资源或资本而形成以封闭与排斥、合作与竞争、对抗与冲突性的形式追求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从而寒门学子也将因不同利益群体的排斥和挤压而遭到阻碍。三是从阶层视角来看，过去国家建构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架构转变为复杂的阶级阶层社会。在复杂的分化过程中，阶级阶层构成权利主体，社会权利结构分化，对于寒门学子而言，要想获得阶层的跃迁需不断靠近权利的中心地带，才有机会实现阶层的跨越。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下国家越发重视阶层流动下的民生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教育、医疗、住房、扶贫等民生问题进行了总体部署。党和国家不断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环境，为出身寒门的青年向上流动提供政策保障。
3.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
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是目前寒门学子面临的极大困境。此处的资源，既指教育资源，也包含就业、医疗、社保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其他资源，本文重点从教育资源角度进行论述。相比农村，高质量的教育、种类繁多的教育辅导机构和丰富的公共教育资源大多分布在城市地带，导致寒门学子在起点上就低于高阶层的家庭。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年)的数据显示，农村小学的专任教师11%是高中毕业或高中以下水平、42%是大专水平、37%是本科毕业，镇区小学的这一比例为6%、46%和48%，城区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30%和66%[18]。可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专任教师的师资力量城区学校高于乡镇、乡镇学校高于农村，师资力量分布不均衡。而在硬件设施上，无论每百万名学生拥有多媒体教室间数、教学电脑数量、图书册数，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城区均高于镇区和农村。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客观性，导致寒门学子考入重点高校的比例降低，这从部分高校对省外偏远地区招考分数线高、对省内学生招考分数线低就可明显发现。
4.家庭教育的投入不均衡
家庭教育的投入不均衡也是寒门学子实现阶层流动的一大困境。首先，家庭差异导致了教育机会的不对等问题。一线城市的许多家庭每年甚至能够有几十万元的教育经费为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但云南、西藏等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连基本的教育经费都不足，许多困难家庭将更多的关注放在衣食住行上。
《2015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者图谱》数据显示，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家庭近五成每月教育支出低于500元，月收入15000元以上的家庭平均月教育支出超过1000元，而38%月收入30000元以上的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0元[19]。可见，家庭教育投入的不均衡性。对于寒门学子而言，只有完全通过自身努力，才可以得到和他人相同的机遇。在高等教育期间，优越的家庭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而贫困家庭无力承担，寒门学子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才有机会实现阶层流动。在毕业就业期间，较好的企业一般会选择学历较高或教育经历较好的学生，寒门学子若在背景上就不如他人，就更少能得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了。医疗、就业、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贫困落后地区弱于富裕地区，寒门学子连基本的吃穿住行都要先担忧，要想在学习上达到富裕家庭的同等水平，则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寒门学子实现阶层流动的时代困境。
1.以经济资本为根本的资源差距
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在不断扩大。除了阶层再生产机制作用变强以外，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构成效应的衰减也是近年来相对流动率下降、代际流动固化的重要原因[20]。社会成员享有不同的资源与权利，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上的差异让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增加了难度，社会分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制等制度的缺陷对寒门学子的流动造成了阻碍，大城市落户需要积分、好工作限户籍、读书限学区、新环境的融入与适应等都限制了寒门学子的发展。在目前的环境下，各类群体获得资源的机会是不均等的，教育、工作、婚姻等各方面不公平现象也较为普遍，代际流动的不公平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封闭。对于出生寒门的学子来说，要想获取更好的资源和机会都比富裕家庭难得多，从而寒门学子的跃迁遭到了阻碍;寒门学子也因不同利益群体的排斥和挤压，导致上升路径受到阻碍;社会权利结构的分化，寒门学子要想获得阶层的跃迁需不断靠近权利的中心地带，才有机会实现阶层的跨越。不论是经济条件的差距，还是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制等制度缺陷造成的差距，其体现的是以经济资本为根本的资源差距和社会权利结构的分化。
2.以教育资源不均为根源的素质差距
教育在个人实现阶层跃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目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十分明显，直接表现为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并直观反映于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差距和师资流动性上。教育经费投入少的地方，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相对落后，师资流动性也较大。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教育教学质量的差距及学生知识能力等的素质差距。寒门学子大多来自农村、城中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一般就读于当地的学校，无论从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教学设施上都无法与城市学校相比，由此也导致区域间教育水平不平衡，教育质量有差别，学生在学业成绩、计算机、外语能力及阅读知识面等综合素质方面差异也较大，这些都对处于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地区的寒门学子的向上流动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了大多数名师和名校等优质教育资源，而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则相对稀缺，部分农村学生难以享受公平教育权利。众多大学地处较发达地区，在招生时不可避免地将更多名额分配给了当地，而地处偏远的农村考生获取的入学名额较少，因此造成国内多所大学包括农业大学农村生源比例减少。
“寒门子弟距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是当前无法回避的事实[21]。不仅如此，余秀兰指出，当前甚至还出现这样一种更令人担忧的动向，众多寒门子弟不再相信教育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即使接受教育，也是“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22]。这些现象均表明，全社会通过教育设置实现社会合理流动的渠道遇到了阻碍。
3.以家庭境况为直接原因的机遇差距
家庭层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家庭背景、家庭教育投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上，而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在这三个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从而形成了寒门子弟与富裕家庭子女在教育与职业发展上的机遇差距。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代社会，家庭的经济水平、父母的社会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子女地位和可利用的资源。家庭不仅从单纯的经济收入影响子女的学业和职业获得，还会通过代际传承在很大程度上长期保持现有状态。三者中家庭背景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优越的家庭背景连接的是丰厚的社会资源以及强大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增加了家庭教育投入。良好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能够获得更加广泛的教育及就业资源，这使得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更加缓慢，社会阶层进一步呈固化趋势。家庭背景的强弱决定了家庭教育投入的比重，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会在子女的教育方面投入更大，因持续的教育投入其子女更容易就读优质小学、中学及大学。从目前的初等教育而言，寒门家庭会就近就读所属学区的学校，无法选择教育水平和升学率更高的学校，而富裕家庭会购买昂贵的学区房让其子女进入更好的小学、中学，甚至幼儿园。此外，课外辅导班、课余各类竞赛也都需要以大量的财力支撑。对于高等教育，寒门学子在专业选择、社会实践、实习经历上明显弱于富裕家庭的学子，这些平时不突显的隐性资源却对学子的未来发展和收入有重要的作用。如金融行业，尽管劳动者平均收入更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需依赖家庭甚至家族的经济资源，一般家庭的子女往往风险规避意愿更强，进而选择与家庭资源联系程度较低的其他专业，期望收入也很可能因为专业选择更低些。
“逆袭”为舶来词汇，原为网络用语，指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逆制胜，而后用于指代社会生活中身处逆境而能反败为胜，表达了自强不息、勇于抗争、不言放弃的精神。由于固有的传统观念，“逆袭”似乎正沦为某种形而上学的成功学标签，毕其功于一役的导向让众多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茫然失措，甚至铤而走险。从表现形式来看，逆袭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节点，对逆袭的判断不可以一事的成败为标准，因此必须历史地看待;逆袭是一个动态运作，而非一个静态的结果，对逆袭的判断不可以一时的成败为准绳，因此要发展地看待;逆袭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范畴，因此要辩证地看待。此外，从评判的标准来看，逆袭是一个个体行为，因此要微观地看;逆袭又是一个社会行为，因此要宏观地看。同时，还要看到追求个人的幸福必须建立在服务社会的基础之上，对逆袭的判断不可完全以个人的得失为依据。总的来说，社会的进步促使对逆袭社会评判的科学化发展，这种科学化发展是对形而上学的评判方法的矫正以及对单一而功利的评判标准的扬弃。寒门学子如何实现逆袭，笔者给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1.形成开放流动的社会阶层结构
从“寒门出贵子”到“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舆论变化中可以看出，社会对寒门能不能出贵子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即已从对“寒门出贵子”的个人奋斗的标榜，转变为对“寒门难出贵子”中对社会阶层固化和利益固化的社会性担忧，以及对“寒门难出贵子”的时代性恐慌。社会能不能给予寒门学子以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公平的竞争规则，以其严格的制度规范和明确的上升通道给予所有人同样的标杆衡量，从而弱化原有家庭所携带的各类资本对家庭成员的影响，是形成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关键。首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制”和旧有户籍制度的体制壁垒，消除或降低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的区别，增加国家财政对贫困边远地区的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其次，持续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努力挖掘西部和农村地区发展潜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政策配置，从根源上为西部和农村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再次，社会应该大力优化就业创业环境，给寒门学子制度上的支持与倾斜，培养上的投入与引导，从而增加寒门学子在社会中发展自我的机会。此外，国家的扶持政策应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真正地惠及寒门学子;有关部门应对贫困学子群体进行深入有效的甄别，使相关优惠政策惠及真正的寒门学子并给以扶持。
2.促进均衡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仍是促进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关键途径。杨三喜在研究中提到，目前我国高考录取率从40年前的5%，提高到了现在的70%多，高等教育普及率也超过40%，预计到2019年将达到50%，中国社会已不再从极小比例中选拔高等人才，也展现出一幅广阔的阶层流动图景[23]。然时至今日，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日趋多元化，教育促进寒门学子向上的阶层性流动的功能不断被弱化[24]，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在我国仍然突出。当教育这个路径充满着无数的艰辛与变数时，对于寒门学子而言，如果没有考入名牌大学，就面临着为争夺工作机会而要进行激烈厮杀。因此，需要对教育机会和教育制度的公平性做进一步完善和变革。首先，农村及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教师资源配置上努力向城市及发达地区看齐，弱化城乡之间的差异;其次，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出台有利政策，引导城市及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适当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流动，并积极鼓励市场主体对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加强投入，构建多元的教育资源投入机制;再次，要继续向生活在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的学子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的机会，适度提高高等院校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招生比例，缓解教育不均衡的问题。同时，社会要给予寒门学子以更多的关怀与关注，加强教育及职业发展规划指导，做到扶贫且扶志。
3.引导理性多元的家庭教育投入
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是多方面的，除了经济投入之外，感情投入、社会资源投入等也是必需的。处于社会阶层中上端的家庭，在家庭背景、家庭教育投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上均处于优势，主要表现在家庭具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其父母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投入更为关注，方向更明确，力度也更大，因此孩子未来的出路相比寒门学子也会明朗很多。那么对于城市中的贫寒家庭以及大多数的农村家庭，至少要从如下方面予以努力:首先，重视子女教育是前提，贫寒家庭父母应多花精力并注重挖掘子女学习和向上发展的内动力以及独立自主意识;其次，要尽力弥补家庭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的缺陷，提高社会资源争取意识，尽可能地借助外力提高子女教育水平;再次，从教育观念上来说，父母不应仅仅局限于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更应该鼓励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人生梦想，从而引导孩子正确的方向。在引导家庭进行理性多元的教育投入时，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就业观、职业观，以及加强对贫寒家庭的教育社会关怀，也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支持。
4.树立积极健康的发展价值观
寒门能不能或难不难出贵子，就内因而言最关键的还在于寒门学子的个人努力。由于自身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寒门学子在资源占有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要想实现更大化的和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必须付出更多的个人努力，等待有利的发展环境，创造合适的上升机会。蒋亚丽等学者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无太大的相关性，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首要因素还是勤奋与个人的努力状况[25]。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贵子”通常被定义为作为“官”“士大夫”等的社会管理阶层。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占有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从而在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高的阶层地位，成为评判“贵子”的重要标准。因此，当前意义上的“贵子”与传统意义上的“贵子”相比，其外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以及拥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各种专业人才等，均在“贵子”之列。就此而言，寒门子弟要与时俱进地树立正确的发展价值观。首先，要调整自我心态和提升自我格局，创造机会争取社会资源;其次，正确看待自己的出身，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尽力弥补以及弱化先赋性因素的缺失;再次，提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适当调整择业目标，积累扎实的知识基础，敢于在社会的大熔炉中不断壮大和发展自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寒门学子的阶层流动既事关学子自身的前途命运，又关乎国家社会发展大局。一方面，在权力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寒门学子的上升压力不断增强，发展之路艰辛坎坷;另一方面，时代呼唤公平正义，寒门学子的上升空间明显改善。新的时代，成功与失败并存，上升与回落共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寒门学子向上发展的原初动力，融入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是他们的基本诉求。因此，寒门学子如何在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固化与流动的形势下突围，不仅是寒门学子的个人问题，也是国家和社会重点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中元: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团委书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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