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气球

“地球边缘”的最后一篇，来自淡豹的小说。

我不愿意，似乎不可以，我是个一概普通的人，不是圣人，普通到做不了什么非凡的事，普通到会被折磨，不想对不起你。

热

Hot Air Balloon‍‍‍‍‍‍‍‍‍‍‍‍‍‍‍‍‍‍‍

气球

//  撰文 淡豹‍‍

职业会怎样塑造人的性格？或者，反过来，职业是怎样筛选出那些适合它的人格？我如今很崇拜医生，五体投地。内科医生是非凡的侦探，特别擅长提问。影像科医生要有高度的敏感，并且以超越边际的敏感去和锻炼出高度的耐性所要求的那种钝感作战。外科医生是建筑师，也是手工艺人，也是儒勒·凡尔纳，了不起的幻想家，是19世纪做飞天梦的蒙戈菲尔兄弟和胆大包天的小哥罗齐埃，一定要热气球篮子里装上一只公鸡、一只鸭子、一头山羊升空，飞越凡尔赛宫，再换成人类去往高处飞，实现本不可想象的幻象。

我母亲陆高红主要从事过的两种职业，军人和大学教师，都很适合她。

军人，是六七十年代里从十三岁当兵到二十多岁，身边多数是情况类似的娃娃兵，没有到求晋升求进步，相处更像校园，是个与外界比较起来，相对荣耀安全的庇护所。

大学，属于地方上的师范院校，设有外语系（如今叫外语学院了），教未来的英语老师，也有“公共外语系”，教各系学生的大学英语。她在公共外语系，简称“公外”，一年年教数学系等理科系的大一、大二英语大课、这样的大学教师职业，纵然在职称评定时有科研、第二外语等等要求，也还是以教书为主。

这样，初看差距很大的当年的部队和大学校园，又有了相似性。权威比较恒定，上下级关系清晰，日常关系相对简单。工作内容上，执行为主，不需要太发挥创造性，没有后来社会一步步改革后那种不断调整自我的压力。图书室、食堂设全了，人进来了就基本赶不走——除非到了年龄，或是个人较有野心，想要求进步。而且单位的正当性很容易论证，自身对社会的价值也无需证明，底气总是很足，还带一些优越感。面对新兵、面对学生很有威严，服从的必要性没有异议，也不容反驳，规则成文，分数明确，一团黑云压下去。

所以我母亲在语言上总是很硬气，不大觉得自己需要别人的支持。也不用担心性格、情绪、学习能力、团结人的能力之类是否影响事情的效果，通常考虑的是别人需要达到哪些标准来满足她的需要，有些是客观的，或者文化颂扬的标准，有些是她定的标准。

无论是传统一些的单位中与人相处之苦、身段灵活之苦、服务领导之苦、协调沟通之苦、争取资源和支持之苦，还是现代一些的KPI之苦、比拼竞争之苦、硬标准之苦、构造与破坏与重建之苦，或是偏创造性一些的学习之苦、自我突破之苦，我母亲都没有太尝过（到四十多岁换去出版社后，就不大适合她了。当时尚未改制，那里比较“单位”化，能去是因为家人的庇护，去后和主管领导处不来，经常哭鼻子，后期不和领导交流了，我爷爷和舅舅就去找上级协调。一套编辑技能没有完全掌握，不过当兵早、工龄就长，低气压捱到提前申请退休）。

讲起来工作，她也觉得忍过耐、吃过苦。不过那些苦是肉体和个人处境的辛苦，当兵时值夜班的苦，特殊年代饮食清汤寡水、轮值食堂时切菜切到手，准备高考拼命读书，当年轻大学教师时参与编字典，在没有电脑的时代查资料、一夜夜抄写、在稿子上粘贴小纸条的苦，教课站立太久、单位离家又远、久而久之站不动了的苦（因此想调去出版社坐办公室）。不涉及对他人的妥协、共处、争取资源和支持、试图相互理解、消化别人的态度情绪，那些与“社会化”相关的苦。

亲戚家来旅游，我母亲和亲戚家的保姆一起带一个三岁多的小娃娃去公园。她边走边教孩子关于埃菲尔铁塔和埃及法老的知识，孩子不愿听，扭来扭去的，又嚷嚷，又哭。对这么不懂事、不领情、让人手足无措的孩子，她气坏翻脸，在公园甩手走人，外地第一次来这个城市的保姆带着小孩在公园不知往何处去。

保姆慌了，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出差，和大学同宿舍的W走在上海一条很洋气的马路上。我这边买电子票让保姆带着孩子先进去一个室内乐园，方便相互寻找一点，那边打电话安排。W在身边听着，说，“阿姨很少女啊！一般老人可能会担心保姆把孩子弄丢了。”又说，“哎，阿姨社会化不是太充分。”

我和W年纪也都不小了，开始讲起各自的生活，恍惚之间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难免疲惫，可我们两个多少年前学的三脚猫社会学能够用在解释身边的小生活上，好久没用嘴巴说出来的书面语，而今说出来，遥远落地，又有一点尴尬的有趣，两个人一起在街头笑了会儿，靠着洋气栏杆，身体都轻了。

我姥姥、我姨妈讲起来她，就说，人天真，也是福气啊。

再讲，就说，依赖性强，想一出是一出，做了后又没主意，倒总还是能够依赖上！这也是福气。你长大了可要有出息，往后让她能依赖你。

又说，她这一辈子，苦啊。这样说，多半是指她小时候被送养，从东北送到了西北一个军区家庭，在大院里懵懵懂懂长大，弄不清楚自己的生身父母究竟是谁，有幸在下乡的年代里去当了娃娃兵，不过，到二十多岁，又带着不得已回到了生身父母家。苦也是指她结婚后很快离了婚。在法律意义上，婚姻算是持续了一两年，因为身处两地，实际不足三个月，剩余部分的婚姻都是在办手续。孩子出生后，她带着我回到娘家，之后和父母同住到她四十几岁。这故事很长，也没必要讲得详细，首要是结婚时，父母不同意，没拿到户口本，她人先过去了，打电报到养父养母家，请他们以父母身份写同意结婚的说明。养父母来和亲生父母商议，两边一考虑，既然如此，就把户口本寄去吧。

“既然如此”的背后，不是今天个体主义观念下讲“个人权利”的意识，认为一个人有理由主宰自己的婚姻，而是更复杂的一套具体于家庭的小历史。他们都真真切切地相信女儿需要父母的同意，甚至颇有底气地认为，女大也中留；不过，既然女儿清楚父母不同意，还过去了，这大概说明女儿留不住了。更重要的是，两边似乎都无法对她完全说了算，都不完全是她的父母，她没有听亲生父母的，并且去向养父母要证明，更说明了这一点，随即谁也不敢——不愿为她作主，不能够拍胸脯说，这是我的孩子，我不同意，我对她负责。

在一种近乎“囚徒困境”的局面里，两边父母都退了一步，都怕她未来怨恨自己，都不管了。不管就是同意。户口本寄了过去，到开学，她返回大学上班，再去那边，就是待产。生出孩子，也就是我之后，一个多月，在外地与婆婆相处得很痛苦，发电报过来，娘家看受了这么大的气，我爷爷和小姨就一起过去，把她和小孩相迎回来。

后来她说，当时并没有想好要离，就是气太大了，在那边忍受不下去啦，人要有尊严，必须得走。

她又说，结果他们气哼哼去接我，弄得这一辈子，我都是离婚妇女，还带个你。因此她又怨恨我爷爷以及小姨，把生米煮成了熟饭，浑浑噩噩离掉了，吃了这么多苦，他们又并没再给她安置一个好婚姻，甚至全家对此都有些讳莫如深，在宿舍大院里不愿意碰触这个女儿很年轻就离了、带一个孩子的话题。你姥姥可从来没给我介绍过对象，她说。人家有来说的，对门张姥姥就问过，你姥姥就说，让她自己找吧。

如今的人可能会把这种态度理解为这是尊重自己的意愿，或者，不怀疑父母与自己关系的人可能会那样理解。不过对于她，则是呼应了她对自己“左右都不是自家人”的印象。

如今我也能理解她当时的感觉，可能四面楚歌。二十多岁回到生身父母身边，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家，全家人的秩序、习惯、记忆都形成了，也没有熟人朋友。以刻苦考上大学，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扬眉吐气，也给家庭带来了荣耀，毕业分配时，她非常想回沈阳，想在家里，父母边上，没有去北京或者读的大学所在地的单位。结果，然后是晃荡的婚姻和孩子，她很要强，敦促新婚丈夫上进出国，想自己也出去，但没处好。而孩子，我也渐渐理解，人看孩子，常常是顺利时看着就好，不顺利时就是负担。这样住着，依附于父母，没什么人能说话，最向往的就是每周骑车子去已经转业来到沈阳的养父母家，亲切熟悉。我还记得上小学时在杂志上看到的顺口溜，“九等人，是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比它低的是老百姓，比它高的是司机，打打方向盘就来钱，更高的，还有吃完原告吃被告的，以及其他。那还是钱很值钱、大家想成为万元户的时代，家里的其他亲属，舅舅姨妈，单位发了香肠洗衣粉卫生纸就拿回来，为家庭作贡献，爷爷姥姥也一样，单位发“福利”回家，只有她在学校，清汤寡水，带着孩子住父母家，天天消耗，自己心里是不舒服的。人腰杆直了才舒服。而孝顺父母也需要能力。

总之，前面的这个话题，再一说下去，难免要提到我父亲，她说，根本不可能过得下去，你爸那个人，太次了，小气，心胸狭隘，你爷见一面就说他不好。我跟他早晚要离，怎么可能过得下去。

我对于最后这一项没有异议，虽然也见过我父亲，内心觉得是陌生人，反正世间总有坏人，他是坏人我毫无意见。对他只有想象，缺乏实际的情感。人就是这样，恰恰是对于自己没有实际情感的人，才愿意去幻想。

但对于我爷爷姥姥，以及舅舅姨妈，听到他们的不好，而且是背后的、我所未亲见的不好，这又与我所见到的亲睦相抵触，并且必须要选边，相信他们是不好的、对不起我母亲、对我母亲或有冷漠或有蔑视时，我是很痛苦的。许多年里那种痛苦不知道怎样解释。“其实”这个词很危险，通常都伴随着不良的转折，让你觉得你看到的不是真相，你很珍惜的音乐盒里面有腐坏才是真相。必须去恨自己不恨的人（而且自己不恨的人往往是自己的拯救者），形成敌我关系，还需要既亲且敌，心里深深记着他们的不好，而不是明言之后真刀真枪地干一架，这是很大的压力。并且，人往往更喜欢不逼自己选边的人，背后可能是某种公平观念，某种对于正派的观念，也可能是享乐主义对于内心轻松的要求，用喜欢来平衡负罪感。

讲完天真，再讲完苦之后，她们又会说，她心里倒是没吃什么苦。总是不高兴，但一不高兴就立即发泄到别人身上了，这样也是对身体好，内心不压抑。

那也是一种硬气，怎么说呢，和现在女孩子讲的“独立女性”也不算毫不相干。不过，比较重态度上的硬气，立即要黑脸摔电话，摔门响亮走人，断交情，以狠话保卫自己的正确（用我姥姥的话说，“拿起腿就走了”）。不是一定要把技能掌握、一定要把事情办成的雄心，也不是市民小说里常见的那种楚汉川渝女性人物大事小情一把抓、心里清清楚楚、态度灵活坚决的泼辣。肿瘤手术和化疗都做完后，我母亲去家乡的医院办“门诊慢特病”的手续，再看肿瘤门诊能报销额度高一点。我查了流程给她，到那后，北京的医院做的病理报告形式上跟本地要求的不一样，办事人员官僚冷淡，往墙上贴的说明一指，她气得回家。下次再去得怎么准备材料？不知道，生气，没有问，再也不想和办事的说话。又焦虑万分，内心想着一定要把这个手续办成，未出医院门就委屈得哭着给我打电话。我说，办不成没关系，我有钱，咱最不缺的就是钱。我妈很相信。

“在外面怂的，都是在家里横，” 以前我姥姥还在世时就叹气。

敢于翻脸，算不算一种如今在出现了“断亲”这个词的时代里，人们标榜追求的某种决绝勇敢？我实在不知道。人生是很多层次、很微妙的，这也是为什么小说由于它的复杂性而不可替代，就像真实的生活不可替代。无论虚构或非虚构，若像真实的生活那样复杂，就很难再服务于概念，也很难成为宣传材料（无论官方的，还是大众风潮和流行文化中的宣传与自我教育，都需要刻板），也不容易成为社会科学总结的某种数据。我不能完全信服非虚构这个词伴随的暗示和要求，至少不遵奉，或者说，再现是虚构。你问我写的任何一样东西，我都会说，当然是虚构。就算论到这几年我赖以为生的那些教育机构文案，大大小小加起来几十万字，课程介绍、会议总结、楼栋导览，确然字字真实，可那些抽象与组织过程，把这枚圆点和那枚圆点连起来，认为这项元素是那项元素的结果，排除了另外那些元素，也就形成了造物，也就是虚构。有人目睹了这件事，就说明这件事是真实的吗？他看见了吗？不知道。真实的唯有“他，在那一刻，对此人说，他曾看见过”。这些关于陆高红的造物都是小说，如果这个术语太堂皇、配不上，也至少是虚构，是“虚构非虚构，非虚构虚构”的结果。

无论如何，回到刚才的问题，如果令叙事服务于概念，服务于引领新时代风潮，那么，抽象出一些环节后，我母亲可以代表一种“独立”，毕竟我在没有父亲在场、单方面的经济支持下和抚养下长大。但又哪有那么简单呢？譬如说，是爷爷姥姥为我们提供了房子，提供了食物，以及庇护（还为我提供了温暖）。我母亲不需要担心饭从哪里来，她吃完就低声赶我下桌，摔门进屋，爷爷姥姥自会去收拾碗筷。她也不需要修什么东西、考虑家庭生活用品、为安全操心。她带着我和我爷爷姥姥同住到了她42岁时，到那时低气压已经很久了，我和爷爷姥姥讲几句话，有笑语，她会把我拽回房间，要让他们知道她一辈子都对他们不满。在外面有人说什么，我姥姥就说，二女儿神经衰弱，长期睡不好。神经衰弱确实是一种在没有抑郁这个词的年代，长久代言了女性忧郁以及女性暴躁的病症，不过这里暂时不说那么远。42岁，她借了我小姨的房子，搬出去住，先等单位解决住房问题，后来想要买商品房，打电话去向我生父要钱。他没给，她很生气，摔了电话。这些事我不知道，后来得知了，非常愤怒——你跟他要什么呢？这么多年没联系了，对方有了新家庭，有了孩子。而且你们并不是那种恩怨纠缠、财产也分不清的老夫老妻离婚后的状态。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前夫，你现在说有需要，跟他要钱，这个说不通。主要是人做事要有依据，例如，你若是跟他计算当年你独自抚养我付出的费用，按你说的，他从没有出过抚养费，那么，积累到18岁成年是可观的数字，再怎么折算一下，变成今天“钱更值钱”后的货币价值，这是可以向他要的，要好好算一下账，好好坐下来，他也理应还你，一笔还不上，花十年还都是应该的。突然打个电话，说你这一辈子都欠我的，我买房子你要给我一笔钱，这样真是，明明是他该“还”你，有理变成没理，变成你跟他“讨”了。没讨到，还很气，更怨恨，觉得他欠你的，困在情绪里走不出来。她对我父亲的怨恨排解不开，扯起三十年的恩怨，找到我姨妈诉苦。姨妈安慰她，说，确实，你这些年不容易，不过，确实，也不合适跟他这么要，这件事办得不妥当（姨妈主要从我父亲已经有了新家庭考虑，不要打扰人家；并从实际考虑，他也拿不出来钱）。我母亲更气了，真正地动气，脖子一时都松弛不下来（来自于姨妈的转述），毕竟你们所有人都欠我的。

后来那个房子还是买了，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硬气了一辈子，这种事不觉得要和我商议，当时我年纪也不够大，还没有“证明我自己”，而且正在外地上大学，家里的事轮不到和我商量或是通知我，包括我爷爷去世，我也是第二天下午才从短信里问到的。当然，假若我事先知道这房子的事，确实会阻止她：小产权的，部队干休所的小区，转制后拿到房本的希望很渺茫。卖是很难卖，租还算可以，拐角有所好小学，不少家庭上学期间在邻近租房。但干休所改制后，物业不太好，又是高层，每个月要额外按人头交电梯使用费才能领电梯卡，一家若多几个人，就得交好几份使用费，不然就得一个人在下面等，另一个下来接。这几百元在沈阳是很像样的开销，影响租出去的机会。

我母亲还是喜欢这房子。她一辈子怀念在部队度过的童年和青春期，人格上自认是名退伍军人，后面70年代末上大学、当大学老师的经验没有把她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亲近也是和当年大院里一起长大的朋友、战友更亲，跟后面的同学同事、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没那么亲。她喜欢房子外面挂着干休所牌子，院里有干休所食堂（虽然转制后不营业了，变成了物业办公室），喜欢这房子是从一个部队家庭手里买来的，具有象征意义，她觉得踏实。确实，房子对她来说不是买一件物品，不处在金融过程中，是尽量去靠近她回忆里童年的家。她也喜欢这房子离养母家更近一些，她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有两个妈。”

流行文化叙说的独立女性都工作能力、生活能力很强，通常属于成功者，也不知道意思是只有具备在这个社会里成功的潜质的人，才有资格独立，还是独立就能够锻炼出更强大的力量。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许多独立是被迫独立，或者随着命运随波逐流，成为靠自己生活、也未必“成功”或多么幸福的人（骆驼祥子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老舍一再说祥子是名“个人主义者”）。现实中的有些独立是清简的，有些是孤单的，有些是怨毒的，或者说，现在的人有时梦想的”斩去一切社会关系”、无需依赖他人，有时会和“独立”这个词混用，但这几者的含义并不相同。我母亲生活能力不强，没有见到她的人，听到她早年离婚，一直没有再婚，孩子长大了，她独居了好些年，以为是强人，不过，她是电灯泡也害怕换的。到现在，家里玄关处的灯，还是卖给她房子的那个部队家庭当年作为婚房安的蓝红紫橙的各色彩灯，亮起来像迪厅，过了快二十年，也很多都不亮了。我要彻底换掉，她说不符合她的价值观，毕竟门口的灯很少开，“你回来你才打开”。她以简朴为傲：我是退伍军人，生活一贯朴素，不需要那些额外的东西。确实，她在我爷爷、姥姥、舅舅的庇护下解决了一些问题，又用减少需要的方式解决了另一些问题，用我大姨的话说，“你妈逮着一件衣服，就只穿那件衣服，两个礼拜不换”。我以前可以住姥姥家，从小，姥姥家就是家的意思。我母亲和爷爷姥姥决裂，四十多岁时搬出去后，对我也不忍耐，我很快住校了，周末回家也是回姥姥家，热热闹闹，十分愉快。一直到大学期间，爷爷去世，姥姥决意告别，把以前的书、家当散掉了，搬去郊区重置了一处没有记忆、小区内只有一户熟人的房子，从市中心去那里，对于北京算颇近——当天下午可以往返——对于沈阳就属于出了城市，去“新城”了。这次没有给我留房间，安排了一间姨妈们过去看望她时能留宿的客房，还有一间空置的房间作为佛堂，终日香烟缭绕，中心供着“药师佛”，这是据说我舅舅因胰腺癌48岁早早去世后转世成的佛，还有我爷爷——在我舅舅去世后18个月后，也因胰腺癌去世——转世的佛，还有遗像，以及她随念经团去西藏、尼泊尔等地奔波求来的唐卡和法器。我去探望她时就也去上香拜一拜。不过这样，我放假再回沈阳看姥姥的话，就住我母亲那里，她也很头大。有时我两个姨妈来看我，四个人坐在那，我母亲忙乎一个多小时，完成一盆凉拌菜，我们围着，拌米饭吃。做这种东北凉拌菜，确实不仅是凉拌而已，要先腌肉丝，再炒，再拌到凉菜里，再浇油，她做一圈耗时久，心理压力很大。独个人久了，生活很简单，节奏也特殊，受不了家里有人声脚步带来的噪音，也习惯了自己说了算，不需和人商量，每样东西位置固定。每次“来人”她都比较烦躁，过一会儿就没有精力与人共处，也不愿意别人上手，弄乱了秩序，客人出门，她就一句话也不想再对我说了，直截进屋躺下。现在有了外卖，就方便多了。

2021年10月，初步诊断为胰腺癌以后，我把她接来北京，看了门诊，确诊后准备手术。医院开了住院单，另有一张小条，列出一系列要带的东西。

请家属为您准备：

输液报警器；

医用三角枕；

腹部肥胖者可备弹力腰带；

脸盆两个，洗脸、洗脚各一个；

毛巾至少两条，擦脸、擦脚各一条；

洗发水；

浴巾两条，术后铺床用；

8-10瓶500ml矿泉水，术前喝洗肠液用；

卫生纸；

笔1支，术后记录尿量；

带刻度的水杯，1000毫升；

尿垫一包。

我准备出来了（后来有点后悔把那些矿泉水背去医院，这个还是来得及当日外卖过去的）。去医院前，我在家给她一样样看行李箱里的东西，她的好朋友，一对战友夫妻送她过来。之前那两天我跑手续，她也是住他们那里热闹叙旧，虽然她当时已经非常疼了，脸蜡黄的，还一起外出看了场描写部队生活的电影。他们一直住北京，做生意，夫妻俩都和她一个院子长大，一直是叫她的小名“绿绿”，而不是后来改的“高红”。也一直对她很好，好到一起出去玩都是他们给她买机票、负担酒店房间。我以前在北京上学时，如果母亲来北京出差办事，我也有时会去他们家，后来自己就不去了，感激他们的好意，同时也不想听到谁说“你妈妈苦呀”“我们有条件帮助她，就尽量帮助她”。做好心人确实很难。我和他们有十多年没见过了，这次，他们也帮她准备了一些物品，我们共同核对，重复的拿出去。我妈妈把他们准备的水果刀放到行李箱里，我说，不带了吧，进去后很快就洗肠了，术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水果。战友叔叔阿姨说，带着吧，术前这几天还能每天削个苹果吃。我说，医院切水果不方便，要是带，还得拿几个纸盘子，塞不下了。我妈妈看我不够通情达理，急了，你怎么这么不容人，这是人家一番心意，带一把刀能怎么着？我装进箱子，进医院时安检机器滴滴响，这时再还给战友叔叔阿姨，他们若拿上也就没法进医院送我妈到病房口了，最后丢在了安检机器旁边的垃圾桶里，丢掉时我甚至有一点得意，希望能开始“全都听我的”。

和“请家属为您准备”小条同时发来的还有住院陪护要求：

可以有一名陪床家属或一名护工，待确认手术时间后提前1-2天进入病房，也需要有三天内核酸结果。患者及家属进入病房后不能外出。

收到住院总医师通知准备物品，是星期三，国庆假期还没结束。收到住院通知，是星期四，“预计明天下午三点持患者核酸阴性结果到XXX办理入院”。

手术大约在一周以后，那么妈妈星期五下午住进去，周末正好遇上调休，属于工作日。这年我在上班，给一家教育机构做乙方，写材料，这份工我前后断断续续带着跨度做了四年多，一直到今年春天，后期基本是全职，上班还是很忙的。虽然进病房后还能继续线上开会、写材料，但时间没那么宽裕，还是尽早赶出来一些文稿好。我算了一下，两天时间可以尽快安排点事，趁调休上班的周末把十月中旬的一些活干出来，我周一进去，之后就不出来了。这其间两天主要是等手术，妈妈应该问题不大。

三点开始办手续，四点多，我和战友叔叔阿姨一起把妈妈送进病房铁门。当晚接到妈妈电话，16床和17床的护工太吵了，看电视，影响她睡眠。她小小声地说，“素质差”，不过我觉得她们还是能听见。三人病房肯定会有相互打扰，我送了耳塞过去。

第二天白天，姨妈做了虾、秋葵、海参等等，传统上认为是发物，其实还是营养的。姨妈送饭到病房铁门，交给门口值班的大姐，妈妈的身影在门内闪过去。妈妈打电话说其中一个护工是甘肃人，家乡离她当过兵的地方很近，她觉得亲，处得好。而且她聊天发现这位护工素质应该高一些——儿子考进哈工大了。之后不然就不用我进去，因为进去了就三个礼拜不能离开病房了，她可以请这位护工同时照顾着17床和自己，应该也可以，那样费用还比单请一位护工低。

我嘴上应承，说，你再看看，先了解一下，我反正周一会进去。如果后续你觉得这个护工靠谱、够用，我就去护士站办手续请她，我再出病房，没问题。

到了晚上睡觉时间，她打电话过来，说很焦虑，怕今晚再睡不好。她一直不肯吃褪黑素等等帮助睡眠的药，觉得吃了没有效，主要是靠比别人早睡，有时甚至下午五六点钟天没黑就睡，睡到半夜起来，后半夜在床上看看手机。现在，晚上轮番洗漱，熄灯时间固定，她说护工就趁熄灯以后洗澡，一洗洗很久，她住的18床靠近洗手间所在的阳台，水声入耳。我安慰她先闭一会儿眼睛，再洗也不可能超过十一二点，护工白天也累，不可能睡太晚，明天我看跟大夫说一下，请癌痛与睡眠科来会诊，开点你能接受的药物。

到夜里十一点，她发语音过来，“想让你听听病房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录了一段发来。过半小时再发，“声震云霄”。她陷于呼噜，无法睡，白天又因为病房开着电视难补觉。我安慰了一下，说我进去后想办法解决，来回微信发到两点多，她渐渐睡着。

到白天，她精神好些，又说，“我就看中那个甘肃的了，人老实”，“我就请她做我护工，你不要来”。我一边应承着，一边又觉得天真，情绪上上下下，精神可以时就认为都能忍耐，若真请了，焦虑起来或睡不好时就会无法忍受，凡见都是错，很痛苦了。

周一我办完手续进病房，真见到了那位甘肃护工，还有16床的四川护工。我母亲说，16床夜里喊疼，请她叫护士，她就回，“老太太忍忍吧”，翻个身继续睡。不过，三张病床，三位陪护，其中素质最低的恐怕是我——进去后睡了两晚，我发现两位“资深陪护”很懂床的好坏，原本每张病床都对应一张折叠床，每晚从阳台柜子侧取出来打开，陪护睡在病人脚畔墙根，早上六七点再收起来，让病房恢复宽敞。我们病房有两张折叠床、一张折叠皮沙发，两位护工告诉我，“沙发好，你小姑娘睡那个，软和”。我睡了一晚，发现它展不平，整夜是凉的。到第二晚，我要求三个陪护轮换，不能只把那张沙发固定给我，两位护工急了，“我们先来的”。我吵了一通，跟护士站了解陪护分配床的政策，趁护工出去，17床阿姨跟我妈妈说，你姑娘，还是年轻，你要让她调整一下，能忍则忍。这样在社会上不好生存，要吃苦头的。我妈妈再跟我说，你看，人家都说你了，你让我一点面子也没有，一点安全感也没有。她眉头紧锁，气得把床头柜的东西划到地上，拉上病床间的帘子训斥我不懂事，焦虑这些护工会对她不好。我硬气起来，我又不走，就算得罪了她们，我也一直在，那你怕什么。

我一贯硬气，许多时候也是嘴上的硬气。但经过这一遭，我真的硬气起来了。说来也怪，这两年，经过了这些，既开始相信奇迹的存在，又开始真正地相信人的力量。再看到一些科普，“胰腺癌的五年存活率只有10.8%”，“50%的患者在确诊时癌症已经从胰腺扩散到外部的其他器官，这意味着第四期转移性胰腺癌”，或者再看到跟进新发现的科学报道上写，”胰腺癌号称“癌症之王”，平均5年生存率不到10%，是中国乃至全球生存率最低的恶性肿瘤。80%的胰腺癌被发现时已是晚期“时—— 可能是因为处在算法时代，或者是因为更经典的原因，你关心什么就会注意到什么，我总看到这些——我会觉得，人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在努力下，原以为会发生的，也许就不会发生，而自己所祈愿的，也许就发生了。也许就遇到了杰出的医生，遇到了天大的运气，再伴随拼着命的努力，山海都可以移动，人也可以康复。即便那康复是暂时的，在等另一只靴子落下来，那也照样是与数据和命运作战，并且获得了胜利。化疗时我以为还不完的债务，这几年工作到了现在，只剩三分之一了。我也有了日日上班，坐在格子间，协调工作的经验，就算边照料家事、边上班有累的时候，总会有一天对写作有益。我也很喜欢和同事在一起，大家关系亲密，周末也会见面，上班时吃完饭午间去河边走走，聊些有的没的，走在正午的太阳下面，热得感觉空气稀薄，噪鹃不辞辛劳地吵人，白鹭飞起，非常美丽。

人生中长久在意义感里内耗，第一次真正努力，就一起做成了一件难做的事。这带来的满足感是非凡的。或许这也是一种想赢？我要赢过你，你需要认可我，我要赢过命运，而你要承认我的厉害。无论如何，Mayo Clinic这样统计：“大约10%的胰腺癌有遗传基础”，某位Vege医生说。“只有大约8%的胰腺癌是家族性胰腺癌，这意味着患者有患胰腺癌的一级亲属或二级亲属。”再看到这些，居然有很大的成就感，甚至飘飘然，你看，我们家有三位患者，舅舅和爷爷前后诊断出来时，我还小，不懂该怎么做，没有本事没有知识也没有发言权，看着他们告别。到我母亲患上时，我已经大了，我做成了这件事。劳动能这样有用。

我像一个牧民，看着我的牛和土地。满足的寂静笼罩山坡，世间只有我们自己。

有许多事我还没有想清楚。有一件是感受到了，但还没想清的：我的创作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人生也不是我最重要的。不是不在乎，我很在乎，非常想创作，但我宁愿我不创作而她活着，而不是疏于照料，交付给别人或是抽象的命运，带着歉疚向前走，自己活着，并且写那些歉疚。你能明白吗？

照料似乎对于男女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说得清楚。我也还没有想清楚。我只是发现照料让我快乐，歉疚让我难受。有些男人好像习惯了带着对身边人的歉意向前走。我不愿意，似乎不可以，我是个一概普通的人，不是圣人，普通到做不了什么非凡的事，普通到会被折磨，不想对不起你。

热气球上天，原本是幻象，也居然成真。成真的那一刻，一定很像假的，或许每时每刻都仿佛要掉下来。它最终也会掉下来，我们会接受它掉下来的那一刻，但只要飞上去过，我们就会记得它居然是可以上天的，那无与伦比的满足，那些大于自己的力量，居然可以与自己合一，对此惟有泪水。

//  撰文 淡豹‍‍

题图摄影 LOGAN WEAVER

题图设计 孙毅

编辑 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