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陈天明是个怪人，看到他建造的小楼你一定这么想。他的小楼在一块低洼的农田里，因为附近填埋一条公路，雨季的水都流向这里。楼层数上去是有困难的，层与层之间的分界并不那么明显。小楼一共有九层，主体是红色的合成板，向阳那面褪了色。木棒不规则地杵着，小楼周身垂下绳子，有的接在楼后的树桩上，有的压在院子的石堆下，这让小楼显得轻盈，像是腾空欲起，使得周围的破败失去了真实性，让人理所当然地忽略那些建筑垃圾，杂乱无章的小路，整齐排布的菜苗，散落的高大的墓碑（都是空坟，随着房子的拆迁，它们也被迁走了）。地表上一团团草是陈天明种的，密集，蔓延开去。鸽子在楼里穿梭、出没。靠近它，会听到鸟叫声以及纯音乐。陈天明喜欢音乐，音响放在第七楼，他的卧室里。卧室大概七个平方，正好放下一张木床和桌子。八九楼的挡板因为防风需要被拆掉了，只剩下框架，否则，他一定是要住在最高一层的。通往小楼的路有两条，一条堆满了建筑垃圾，另一条倒是还能走，是他从杭州回来后清理出来的。2018年，永兴村二组的房子被陆续削掉，村民们搬进了出租屋，同时在分来的新屋基上搭建四五层的新房，未来空房间还能出租。但陈天明一家没有。先是家里的围墙被推了，接着是樱桃树、枇杷树、梨树、石榴树、桂花树和橡皮树。陈天明接到电话，收拾行李，辞掉闪送的工作，寄出电瓶车，从杭州回到了贵州兴义。他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但没想过会待六年，还建起来这座楼。陈天明看起来很普通，一点都不显怪异。他42岁，样子是个典型的做农活的人，个头不高，穿着格子衬衫和迷彩鞋，精瘦干练，是个平头，他戏称是“劳改犯”发型，轻便，不用打理。他友善，欢迎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进入他的房子，和我交谈时，他的贵州话一点点切换成普通话。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或许与他多年来在城市里当销售，卖刮胡刀、台湾酵素、极薄面膜、木别墅、娃娃鱼以及书法作品有关。我第一天去，没有注意到门后午睡的狗。它惊醒时，我已经离得太近了。它狂吠着向我扑来。这只看门的黄狗是陈天明从沟里救出来收养的。陈天明出现，拉住了狗，将铁链的中间一段挂在墙上。但栓在房子周边的三条狗也跟着吠了起来。它们各自看守菜园、后院的牧草以及牛圈。严阵以待陌生人。毕竟这样的九层房子，前来参观的陌生人并不少。一开始陈天明还带着他们上楼，后来疲倦了，也怕发生危险。如今就任由狗的叫声吓退他们。更多的人是在不远处，从西边那条新建的道路上打量和观望这座房子。那里是这片区域地势最高的地方，原本是个野心勃勃的文化艺术旅游项目，也是永兴村拆迁、土地被征收的直接原因。项目的第一期计划在3000多亩土地上建设大剧院、文化艺术学院、博物院、科技馆、图书馆，还要在中间挖两个人工湖。外围的公路是建完了，路灯也立了起来，打出了大大的广告牌。但两年前，项目停工，用铁皮围了一圈。有人切割出了一个门进出。如今那道门成了对这九层楼的观景地。有人把车停在那里，坐在一把折叠椅上，面朝着房子打游戏。有来写生的美院师生，也有饭后出来散步的人扎堆着，对着小楼指指点点。陈天明见惯了，他打算只听好听的话。网上说这楼是哈尔的移动城堡，是兴义的布达拉宫。每天下午四五点，天空透亮、明朗，云容易成团出现，蓝白分明。但这是一个阴天。他知道从哪个角度欣赏他的房子。我们走到距离房子一百米西北方向的小土坡时，小雨停了，半边彩虹出现在阴沉的天空上，微弱，隐约，但让他的房子显得更清亮了。晚饭后，他会独自一人走上楼梯，回到自己在七楼的卧室，或者去八九楼的亭子里吹吹风，享受一个人在高空之中。这大概算是一个怪异、简陋但也并不缺乏美感，可令人安居的地方。02陈天明带我攀登这个房子。一层老瓦房是陈天明的外公在1982年建的，用沙子、石灰和稻草夯筑了半米厚的墙，粉刷，一共有三间。父母结婚时打的木床如今放在空荡的中堂，用白布包着，风一吹，布飘起来，弄出声响。1982年，陈天明在老瓦房出生。2018年，陈天明买来红色合成板和几根八米长的老电线杆，就着老瓦房的框架搭建出二三层，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老瓦房那时已经开始漏水。当时的建造，陈天明大概也为了发泄愤怒和恐惧。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在签拆迁协议，他不满意赔偿，给父母和爷爷租了房子，自己守老房，睡觉时枕头下面压了一把杀猪刀。弟弟陈天亮过几个月也从杭州回来了，帮他分担体力活。陈天明从网上学习了榫卯技术，在柱子上手动凿孔，不用机器，花了三天时间，再把横梁穿过去，固定框架。再往上就要慢慢走了，陈天明提醒我。他很自如、自在，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里，但对外人而言则像是攀登。楼梯都是手作的，前期还加上脚板，后期都是一根根木头。扶手到处都是。四楼是整座房子的关键，顶住了来自五六七八九层的压力，有两个向下的楼梯，还有两个向上的，都不在一个垂直面上。南边他建了一个小阳台，放着几个盆栽。屋后的树林残留了两棵橡树。四面八方都是安置区的楼。2019年，陈天明开始建设四楼，把南北两边的房子连通起来。南边是父亲陈朝元在平房上砌的一层砖房，陈天明又在上面搭了两层木阁楼。他用树脂瓦和支撑柱，还有三根横梁，将两边加固成一体，中间部分像个长廊，建造时他故意空在那里，当做通风口。陈天明在四楼住了两个月，搭了张床，顶上拉个毯子作为防灰的吊顶。他开始建设第五楼。住到五楼后，四楼的床拆掉，床脚可以作为支撑柱也可以作为横梁。如今四楼的支撑柱又多了几根，是陈天明后来加固的，“因为上面压力大”。“你是怎么计算压力的？”“凭感觉。”木房子的重量轻，最怕的是风。半个月前，陈天明买来几个100升的桶，装满水，放在房子各处，增加房子重量。除了看天气预报，他也靠直觉和经验判断风力——比如七楼去往八楼的活动梯子还没有被吹偏，比如花桶还没被吹落下来，说明风只是8级以内。五楼用旧实木封墙，北边会漏水，陈天明放了几个接水的脸盆、锅，还挂了一个床单兜水。床单原本有个口子，一对鸽子在上面做窝。口子也就撕裂开来，现在还垂着一个鸽子窝。五楼原来算是一个书画室，还有一张长桌子。风太大，陈天明把书画收了起来。在杭州认识的书法家偶尔还给他寄作品，让他帮忙卖，但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陈天明在五楼住得最久，两年，从2019年冬天到2022年初。因为养殖繁重而无法抽身。他在这里搭建了厕所，接了下水道，但他一年难得用一次，除非拉肚子。“什么声音？”到了五楼，自知到了某个高度，我开始紧张。“风吹，有的那种小的瓦片划掉了。”“又有什么声音？”“运输车的翻斗落下，碰撞的声音。”那是在不远处的工地上。他耐心向我解释。一个人住在高处，他对声音也很敏感。从建造第四层开始，弟弟陈天亮就不再帮忙了，他认为那是毫无必要的建造。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陈天明就在脑海里构思，不画图纸，没有章法，也不跟任何人商量，想清楚了过程就去买材料，一个人搬运，大件的就用绳子吊上来。建第六楼时，他在附近被拆毁的小学、田坝的农用房里捡来不少材料。当然，他也一个人施工，从未用过安全绳。房子内部看起来愈发随意了，轻而易举就成了一个迷宫，还有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精心设计——五楼往上南边，又是一个小阳台，“好玩吧，”陈天明说，“偶尔想起来了就加一个”。父母一开始也只是由着他去。但2022年，陈天明打算建造第六楼。“他们就有点反感了，就这么高了，还往上面建，就有点会骂人，但是骂也没办法”，他说，“我一个人在上面弄，他们只在下面看看，不知道我在弄什么，后来弄着弄着弄成型了，框架都打好了，然后又开始封顶了。”六个月前，2023年11月底，陈天明开始施工第七楼，也是一时兴起。那时他把下面楼层抽空，手头上多了一些材料。鹅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他又空闲下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七这数字就更让他兴奋了。七楼建完一个月，陈天明想在上面弄一个围栏，之后又想要个亭子，他理解为这是顺其自然。于是八九楼又有了，他在八楼弄了两条长凳，还费劲搬上了一个圆桌。“谁来了？”我说我听到了脚步声。只是风吹动九楼篷布的声音。“我弟他不会上来。”他说，他的母亲最高只去过二楼，而父亲则在前段时间为了给发烧的他送秋裤，才上到了六楼。平日里，整座楼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在八楼坐下，陈天明拿抹布擦拭长凳。每一层都有一个抹布。今年三月，大风多，他察觉到了摇晃感，于是拆掉挡板，现在八九楼都成了凉亭。你看那个小山坡，小时候我们去那里采野生的核桃。你看它就像一个人的脸，头，嘴，鼻子，那边是额头，就像一个人睡下了一样。我们在八楼，陈天明双臂张开，整个人依靠在栏杆上。他邀请我上第九楼。除了他，九楼只有弟弟去过，但也只去过一次。陈天明登上一个台阶，再上一个，双手抓住顶上的木头，再把脚踩在两根悬空的木头上，一越，轻松地上去了。我犹豫了许久，出于恐惧，最终没有上去。也许除了陈天明自己，没有人可以完全信任他的房子。“如今是不怕了”，他经常说这句话。每隔几天，陈天明会从下往上巡视和检修他的房子。柱子下陷半公分，或者木棒稍微有些弯曲，他都能察觉并及时补救，在柱子和横梁之间拉斜条，做固定。九层似乎是这座楼的极限了。有一次，我们打车到楼下，陈天明特意敲开车窗，对司机说，我家在这里，这个房子是我家的。司机从驾驶座缩着脖子仰视才能见到房子的全貌，先是赞叹一声，然后转头问我：不是不让随便建，他怎么能建？0318年前，2006年，陈天明回到老家，修建牛舍，养土黄牛。当时他住在了瓦房的隔层，几头黄牛生活在他的下方。他勤于冲洗，牛粪没有产生什么不可逆的臭味。父母、弟弟和都住在平房里，他独自在瓦房的隔层安了一张床，一个矮桌，在半米厚的石墙上凿了一个洞，为了通风，也为了迎进月光。灯被拉了上去，陈天明在夜里读书，用CD机放音乐给黄牛。大学时，除了理学院的必修课外，陈天明旁听了一些农业课程，读了关于中国肉牛生产链以及数据市场分析的博士论文，他写了一份10年的养牛创业计划，交给了辅导员，在大四那一年离开了学校。考上南京农业大学，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陈天明自己也知道。初中毕业后就去念师范，早早出来赚钱养家，原本这才是他的人生轨迹。但他考上了高中，还哭着要去读，外公心疼，给了他500块钱。但那之后他就要为自己的学费负责——去工地里拌砂浆，提砂浆，常常累得在板子上睡过去。每周放假回家，陈天明都要搬50斤的大米去卖，才能凑够下一周的生活费。为了省下住宿费，高二他每天骑自行车回家，几次差点出车祸。选择农业类大学，是因为助学贷款好拿，补助也多一些。到了南京，陈天明去市场批发CD机、耳机、充电器，也给新生安装座机电话，发传单，寒假就去金鹰大酒店当服务员。他报的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听人说是个新兴专业，去了才知道归在数学系里。毕业后一些同学去华为当网络工程师，也有一些考公进体制，或者去当老师。陈天明当然也被寄予了如此的厚望——要考上民政局的公务员——去当官，要光宗耀祖。最不济也得去当个老师吧。怎么读了大学，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养牛？回乡养牛不到一年，甚至熬不到那一年的除夕，不得已，陈天明又出发前往城市。要赚钱还助学贷款只是其一。这次是上海。两天一夜的火车，陈天明到了上海立刻就开始工作，做街头直销。他每天在大街小巷走动，爬高楼，挤电梯，在写字楼里挨个敲门。上海除了崇明岛他都走过，脚底长出厚茧。他在那时习得了在公交车上与人攀谈卖货的本领。剃须刀卖，小学教材也卖。超越自我，永不放弃，每天上班前主管会带着他们一起喊。卖越多，赚越多，又一次他理解成在创业。但也有不妙的时候，有人报警说他们卖假货或者侵扰。不过也没什么大事，主管去联系，人很快就放出来。他强调那不是传销。陈天明是坚持最久的员工，干了10个月。此后开始不断地换城市，做的几乎都是销售——2007年，在南京卖人寿保险，又去宿迁卖台湾有机蔬菜速溶冲剂。2010年，回到南京，卖艾灸、精油和一些美容院产品。2011年，去了杭州，卖超薄蚕丝面膜、口服酵素，还有除皱项目，常去嘉兴、绍兴。2013年，去了卖多功能全营养料理机的公司。类似豆浆机，他说。他去西安的分公司做招聘、培训，开拓市场但也去安装制水器，留下一封信不告而别，回到杭州，同年离职。2013年年底，在西湖边上认识了一些书法家，他开始做书画经纪人，摆摊卖字画，也做网站，在网上销售。收入太少，只能当兼职。2015年，在杭州卖家乡的土特产，菜籽油、花生油、葵花油、萝卜丝和红糖，卖给农贸市场的老板，也在去农贸市场的公交车上卖给陌生人。2017年，去了理财公司，卖木别墅和娃娃鱼。后来被调到另一家做债券置换的公司，变相卖出一些质量不太好的房产。2017年秋天失业，没休息几天，开始跑闪送。他勤劳，三个月从初级闪送员升级成高级闪送员，每天工作10个小时，收入两三百元，他很满意。2018年，接到父母的电话，扔掉衣服，收拾行李，陈天明第二天就坐火车回到兴义。挣钱少，房价高，他说反正自己也没想过能留在杭州。他还说自己不想考公务员，也不想去当数学老师，网络工程师就更不用说了，脑力活动太多。这是陈天明在万峰林景区的一个咖啡馆跟我讲述的，勤奋，认真，几乎不怎么休息，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而且，“挫败是没什么挫败的”。如今平日里如果不是要修理机器，他几乎不进城。这个咖啡馆有一整面的落地窗，空间狭小，手冲咖啡贵，还卖一些手工艺品。他平日里说话的声音在这里显得太大了。在这种场合他感到局促、拘谨。直到我在兴义的最后一天，陈天明才告诉我，其实他没有拿到大学的毕业证书。大三时，几个科目挂科，辅导员让陈天明去走个形式补考，但他最终也没去。而在2006年底，养牛的时候，之所以仓皇离开，像逃一样去了上海，妹妹陈天秀认为是因为旁人的非议。养牛并没有赚到钱，陈天明认为他的逃离还有另一个原因——养牛太残忍。面临宰杀，牛会流泪，边挣扎边盯着人。在牛市，为了卖出更高价格而被塞满膨化品、灌水的牛，肚子胀得像个气球，眼睛翻白而死。陈天明不愿接受自己的牛是这样的命运。后来一些年，陈天明尝试吃素，读佛经。04

孙三是浙江某县城的一个普通内科医生，今年是工作的第十年。工作之余，他常常在值班室里写东西。我们都要面对Life

“我看见了那口池塘所在的地方，如今却是一块光秃的平地，也许是被填平了，四周没有田，没有树，荒草丛生。我有些疑心它是否真正存在过。”你还记得那次The

两年前，本文作者把母亲带去北京打工。母亲说，梦想就是有套自己的房子。两年后的现在，女儿带着母亲回到了湖北恩施农村，真的建造了一栋房子。这是“小团圆”专题的第一篇文章。“你能想象这个全是男人的家里，将由一个女儿建起一套房子吗？能想象，并且能接受。”建造房屋的A

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中，胡安焉记下了他所从事的十九份工作。他在北京送快递，在物流公司上夜班，在上海自行车店、便利店等地打工。这不仅是一本有关人如何看待工作的书，更是一个年轻人寻求自我和自由的记录。书里，胡安焉引用了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的读后感：无论是在她游荡的日子里，这种游荡是一种家常便饭，还是在她失意的岁月里，那些失意都很伟大……她在一生的历险过程中经历沟沟坎坎、反复无常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保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勇敢。这种精神、教养和勇敢在她短暂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让她能够谈笑风生，能够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除此之外，她的一生都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许德金译）而他对此的感受是：“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在毫无希望的绝境中的爱，这就是照亮生命的光。尽管她的社会地位在一生中不断下坠，但她的灵魂始终高贵、纯洁。我想在这里向这位曾经感动和安慰过我、为我拨开迷津的利蒂希亚女士致敬，也向她的“伟大的失意”致敬。在《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里，我们同样读到了那些隐藏在琐碎日常中的“伟大的失意”：无论是被偷的车顶上的快递；送件时的混乱、等待与愤怒；还是那个提供休憩、像是剧院里被幕布遮盖的后台的京通罗斯福广场。“因为对自由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我们在此推荐书中第二章的八至十一节，文本有删减。时间成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见的。反正我和我认识的快递员都不是那种人。一般来说，只有在发工资的时候，我才会感觉自己付出的劳动值得，而不是在比如说客户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头表达谢意的时候——虽说那种时候我也很欣慰。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在我们周围一带，快递员和送餐员在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平均工资是7000块左右。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决定的，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场行情。低于这个报酬，劳动力就会流动到其他地区或其他工种。那么按照我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这就是我的劳动价值——我避免用“身价”这个词。然后我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其中早上到站点后卸货、分拣和装车花去一个小时，去往各小区的路上合共花去一个小时，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那么剩下用来派件的九个小时里，我每个小时就得产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反过来看，这就是我的时间成本。我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须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假如达不到，我就该考虑换一份工作了。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比如说，因为我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我小个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我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其中十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在派件的时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约有一半的住宅没人——我花一分钟打个电话，除支出0.1元的话费外，还付出了0.5元的时间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递柜，我将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而且往快递柜里放一个快件，平均还要付0.4元，那么这笔买卖我就亏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我将亏损更多——不仅打了电话，还将付出双倍的劳动时间。这些还只是顺利的情况；假如电话没人接听，我将在等待中白白浪费一分钟，也就是0.5元。还有的电话打通后就很难挂掉，客户百折不挠地提出各种我满足不了的要求。有时打完一个电话后，花去的时间成本已经超过了派件费，可这快件还在手上没送出去。比如有一次，还是在玉兰湾，我在客户预约的时间上门取一件唯品会的退货，但客户并不在家。电话接通后，是一个亲切的中年女声，她说要晚上七点后才到家，让我到时再过来。不过七点后我已经下班了，所以我让她把预约时间改到第二天。可是她又说，明天也是七点后到家，她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您把退货带到工作的地方退。”可是她告诉我，她在医院上班，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处理私事。像这种情况，她只能自己把退货寄回了，唯品会的上门揽退不支持夜间预约。不过那样她会有点儿麻烦，因为玉兰湾的快递员除S公司的以外，其余的都不上门收件。但S公司的运费远高于平台补偿的10元，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发S公司。而发其他快递，她要自己带去快递站寄，她不一定能找到，或者不愿意费这个劲儿。相比而言，在电话里动员我是更省心的解决办法。何况她显然是个乐于沟通的人，相信凡事只要争取就有可能。在我拒绝了她的几个提议后，她问我能不能下了班吃过晚饭之后，到玉兰湾来散散步，顺便把她的退货取了。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态度，措辞很得体，语调温婉，富有感染力，简直无可挑剔。不过，晚上到她的小区去并不像她说的那么诗情画意，我来回得花上一个小时，还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拥堵、喇叭、废气、红绿灯……谁会选择散这么个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专门为她的一个订单跑一趟也很不明智。我们收一个退货的提成是3.5元，我当然不想花一个小时挣3.5元，而且还是在加班的情况下。或许她自己是个工作狂，义无反顾地愿意为工作付出和牺牲，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她认为我理应和她一样。可是我的觉悟没有达到她的水平，而且我还想反过来建议她：不如你晚上吃了饭出来散个步，顺便找个快递站把退货寄掉。当然我没有真的这么说，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拒绝了她。后来我还给她送过几次货，面对面的时候她仍然很礼貌，丝毫没有因为我曾拒绝过她而心存芥蒂，或者起码没让我感觉出来。有一个事实是，我并没有因为切身地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而赚到更多的金钱。实际上我的基本工作方式并没因此有所改变，我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所有快件扔进快递柜里，也没有不接电话或索性屏蔽掉陌生来电——我像是变得既在乎钱同时又不在乎钱了。投诉与报复有天我和同事在站点里闲聊，一个同事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快递员，有天在路上把一辆奥迪给砸了。因为奥迪的司机在他后面拼命摁喇叭，把他给惹毛了，于是他摸出一根铁棍，把人家车前盖和挡风玻璃完全砸烂了。我也有过近似的冲动，而且不止一次，或许不如他的强烈，但已足够伤害人。那冲动就像一根钢缆绷断后疯狂地反弹，不顾一切地反噬身后的压力，发泄对世界的不满。那个快递员据说后来蹲牢房去了，因为他赔不起，可能也不想赔。也许，这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张梦真从小跟着妈妈在上海生活，在上海读书，在上海长大。初三那年，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她不得不转学回老家，到连云港东海县参加高考。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身份的差异：虽然身在城市，却不属于这座城市。十年后，她又回到了上海。这回，她拍短视频，教人如何坐高铁、坐飞机、坐地铁，也就是教人如何成为城市的一员。她因此意外走红。上海有个MY

王笛是当今中国微观史学的领军人物，正是他把“微观史”这一当代史学界的重要门类从西方引入中国。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大学里、媒体中推广关注下层、关注普通民众的史学观。

“地球边缘”的最后一篇，来自淡豹的小说。我不愿意，似乎不可以，我是个一概普通的人，不是圣人，普通到做不了什么非凡的事，普通到会被折磨，不想对不起你。热Hot

“18年前我见到的是军政府统治下的仰光，18年后又一次见到军政府统治下的仰光，像一个轮回。年迈的昂山素季这回不是被软禁在仰光湖景房，而是进了首都内比都的监狱。”今天发布的是作家赋格的随笔，写的是两个月前他的缅甸之行。一次失败的Myanmar

今天是“地球边缘”的第四篇文章，故事发生在东北边境一个小城；去年，有个年轻人躲到那里，躲在自己的房间，想一个人待下去，后来她藏得太深太远，最后真的只剩下了一个人。无人nobody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叫作“地球边缘”的地方，那是海拔超过3600米的龙头山大断崖，三面绝壁，云雾缭绕，上下落差千米。因其壮丽，登上《中国国家地理》封面后，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但断崖附近的美姑县、昭觉县，年轻的女孩却无心观赏风景，她们在传统婚俗的重压下，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我们以“地球边缘”为题，制作了这期随笔、小说和诗歌，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在东北边境城市孤独离世的故事，有一位旅行作家在东南亚国家的游记，有对一位安徽老人如何坚持农耕生活的细致打量，也有许知远对边缘和中心的理解：“我如此渴望外部世界，却常忽略自身的传统，变成某种祖国的陌生人。”

这应该就是我人生中第一篇专栏文章了。首发于《时尚先生Esquire》2023年十月刊过时的事昨天喝多了，几个朋友来我家继续喝。有个第一次认识的，喝得格外多的女生，很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的书架说，你真的看这么多书吗？大家笑。她又说，我不信。从书架上拿了三本，放在酒杯旁边，说，你给我讲讲这三本书都讲的什么。大家又笑，有熟的朋友说，我简直要怀疑你是李诞请的托儿了，怎么喝多了还专门给他安排一个十分钟装逼环节。我非常理解这个朋友的困惑，读书好像是一件过时的事了，比读书更过时的，可能只有写专栏了。然而也就十年前吧，我好像依然在看专栏。以前看专栏是件很快乐的事，我看的第一个专栏不算专栏，是《读者》广告页前面那几篇，文摘？不知该怎么称呼。小时候拿到《读者》，先翻开广告页后面一页，笑话与漫画（当年那里是有轻度黄色笑话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居然有种蛮荒气息，电视点播里香港电影也全是黄段子），赶紧看完，然后翻到前面一页，有些短短的文章，我还记得我是在那里认识的王朔，那篇文章写了插朋友两刀之类的句子，很喜欢。后来大学喜欢看看包括本刊在内一些专栏，内容基本没有记得的了，总体就记住两个感觉，一，这些人真的生活在城市里，他们过着一种诱人的生活。二，这些人都挺聪明。（怎么总结完了感觉这就是现在小红书的功能，难怪我成为了一个小红书生活方式博主。）现在写字多了，知道夸人写东西聪明，多数时候不是好话，说人是专栏作家，就是骂人。我还记得我喜欢语出刻薄的时候，私下跟朋友讨论刚出版的《人类简史》，评价是，像专栏。这话一说，显得我可聪明了。所以也有很多人夸我聪明，我活该。这毛病自认为现在改多了，结果被人请来写专栏了，活该活该，我的狗嘴吐出了太多我不该吐的象牙（摘自《候场》）。过时的事情也蛮好，我还没到从前慢的年纪，我怀疑我也永远到不了——从前那么慢到底有什么好的啊我真的不明白——只是发现过时的事情，自己还是喜欢，可能就是真喜欢了，心里挺踏实。我还是爱看书，只是确实几乎不读纸质书了，那天那个朋友拿来的一本，是今年唯一看的纸书，《地虎噬天王》，副标题听了让人想喝白酒：后金崛起的地理与自然环境因素综述。奇怪啊，就像看着笑话与漫画的我想不到自己长大了会爱喝白酒一样，真没想过自己会爱看这种书。所以我会不会也有可能哪天突然从前慢起来？不敢想不敢想，尽量不要活到那天吧。关于时尚——广告公司出身职业病了主编说你想写啥写啥但感觉第一篇是不是还是得写点儿点题的——我读过最好的定义有些说来话长，人家也没想给时尚下定义但我觉得这个小故事把时尚说明白了。我慢慢讲。作家米兰昆德拉（今年才去世！太能活了大哥）有篇写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文章，特别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虽然我不喜欢培根的画，太吓人了。他的画没版权吧到时文章里插一幅，你们自己看吓不吓人。培根不喜欢抽象艺术，不喜欢安迪沃霍尔，他说，“毕加索之后，我就不太知道了……看到那些画作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看到。”然后采访他的人打起了精神，问了一个很长的问题，“如果抽象画只是一些形状的组合安排，您如何解释有些人，就像我，有时候会对那些作品有发自肺腑的反应呢？”培根回答，“时尚。”我觉得培根骂人太难听了，太精彩了，太准确了，但又没有前文提到的那种聪明，他是真的聪明，真的这么想，也真的有道理。这个回答里有种朴实刚健，有种拙。我被朋友送过一个茶杯，写着存拙养妙，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太想拙一点了，太难了。好，这应该就是我人生中第一篇专栏文章了，我记得专栏就是这么写吧，弄点书名号，讲些名人故事，再自嘲两下。应该就是这样。我又开始说聪明话了。不能再说了。喝酒去了。拜拜。撰文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追随伟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传记写作的诱惑

在安徽黟县，我认识的这些人都有过城市的生活经验，他们来到乡村，有的是为了做生意，有的是想躲起来，也有的只是想逃离城市。1从北京到黄山的航班只有一班，晚上九点，出机场后，我见到了吴永泽。他开一辆银色的理想SUV，接我的同时，也要接另一位从广州飞来的政府官员，尽地主之谊。237国道没有路灯，山谷中几乎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吴永泽谈论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说村里人没有交通概念，走路常走在马路中间，有时这让他恼火。车灯下，237国道和右侧的横江若即若离。横江是新安江的源头之一，明清时期，徽商走新安江水路抵达苏杭，销售山货土产，徽州地区流传着“不忙不忙，三日到余杭”的民谣。现在长三角仍然是安徽人口流出的主要目的地。吴永泽的选择与此相反，他离开上海，来黟县待了3年。他1994年考到北京，念法语系，毕业后在非洲、欧洲做对外投资方面的工作。留在安徽一开始是偶然。文旅行业因疫情重创，他没法继续在上海投资，便转而到黟县做实业。一小时后，有了路灯，我们进入了黟县县城。还没看清什么街铺，几个转弯，几分钟后又到乡下了。黟县是安徽省人口最少的县城，只有两三万人常住。县政府很喜欢从大城市来本地创业的精英，称他们为“新黟县人”。吴永泽作为典型，常出现在政府报告里，逢年过节，受到领导的走访慰问。吴永泽就住在老城区的麻田街，离碧山村村口五分钟车程。当晚，我住进了碧山村村口的一家民宿，这是老吴的朋友王一寒的产业。王一寒与吴永泽的合影2第二天早晨，一位叫“静”的管家准备了早饭。她26岁，本县人。她住在县城，早上先送孩子上学，然后骑电动车，带着水果蔬菜来村里上班，月薪3200元。客房阿姨50多岁，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婆婆。她们告诉我，这家民宿之前只招待老板的朋友，最近为了评选全国甲级民宿，才接订单。我的客房叫“菩提”，房费1280元，在二楼的5间客房里是中等价位。我也是作为“老板的朋友”入住，没花钱。餐厅是玻璃屋样式，摆了两排柚木餐桌。玻璃门外的青石板上摆了一张灰色木长桌，两张躺椅，几只瓦罐。眼前是大片油菜花地，几棵松树，徽派民居。吃完饭，我参观了民宿内部。王一寒花了五十多万买下这座明宅，又花了六七百万修缮、改建。改建时保留了中式的天井、中堂和马头墙，也新建了西式的壁炉。传统徽派建筑内部空间紧凑，楼梯紧贴侧墙，既陡且直，王一寒用东侧厢房的空间，重建了更为平缓的双层楼梯。在拥有44个古村落的黟县，将老房子改成民宿不是新鲜事。对于隐居乡村的艺术家和文艺青年来说，经营民宿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政府鼓励商业力量介入古建筑的抢修，视其为乡建的起点之一。这家民宿与碧山书局只隔着一条两米宽的巷子。碧山书局是先锋书店的第一家乡村书店。这里原本是汪氏祠堂启泰堂，清代修建。碧山村村委会和先锋书店签了合同，允许后者免费使用祠堂50年。现在，碧山书局已经是碧山村的旅游地标。前一天晚上，我在机场已经见过王一寒。她个子高，穿匡威帆布鞋。下午3点多，我在她的另一家酒店又见到她，她正躺在草坪上晒太阳，面前是百亩油菜花田。“电线杆以这边的，全部是我们的地，我们店里吃的菜油、米，全是自产的。”她说。那家酒店建在丰梧村，是新式徽派建筑，白墙黑瓦，一些客房带有独立的日式庭院，每晚的价格在2000元以上，主要接待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在王一寒住的别墅“寒舍”里，她把泉水引到室内，泉水在日式榻榻米下流过，她拿木勺取水煮茶，招待我喝冰岛红茶，据说那茶一斤要一万二。

北京自7月29日开始连续强降雨，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定河上游的门头沟区。永定河及支流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时尚先生Esquire》编辑前往门头沟新城，以及受灾更严重的南辛房村，记录了暴雨前后人们的生活：一位保姆徒手清理马路的下水道；在医院，护工们居住的地下室被雨水淹没，混乱中度过一夜；受灾严重的桥东小区，轿车陷在淤泥之中，人们正忙着将家中的水扫出来；而在南辛房村，大水冲垮了房子，一名大爷仓皇逃生，另一个男孩正坐在倒下的电线杆上看着远方。8月1日下午，门头沟区南辛房村，宿舍、汽车都被冲走的年轻人。保姆徒手疏通井盖7月31日夜里，门头沟区新城，大峪中学门前的水沟溢满，泥水淹没西苑路，流进附近居民区和学校。水退后，岸上的西苑路整体布满淤泥，河沟边的几处观景台被淤泥和垃圾塞满。水草、树枝、垃圾挂在步道栏杆上。8月1日下午，西苑路两侧，环卫工人有序地用铁铲清淤，泥土在路边堆砌成堆。前一天下午，雨小了，出门的徐玉莲看到道路被水淹没，垃圾堵住了下水井盖，有些人正在自发疏通。她也蹲下，徒手扒拉垃圾，她数着一共疏通了9个井盖。她有块指甲磨掉了一块，出血了。当时她一直蹲着，今天察觉爬楼时大腿酸痛。疏通垃圾时，有几条鲫鱼蹿出来，她抓住了。徐玉莲第二晚把鱼煎了。她是附近小区的住家保姆，四川自贡人，来北京一年多。她说昨天是她人生见过的最大的水。一个路口外，滨河承泽苑小区门口停着北京自来水集团的应急供水车，取水的人站在周围。因为缺水，昨天夜里，沿街超市里的矿泉水已经抢光了。独居在承泽苑六楼的赵女士在小区广场的喷泉里提了两桶雨水，打算回家冲厕所用。现在，喷泉里的积水已经快没了，她担心晚上继续停水。取水的喷泉淹没的负一层李景丽是门头沟区医院的护工，7月31日夜里，她位于医院主楼负一层的宿舍全淹没了。负一层主要堆放医疗器械和药品，另有一个房间当宿舍，共住了11位护工。前两天，院长连夜找到她们，提醒她们尽量别待在地下室。李景丽昨晚就在病房陪床。7月31日晚上，她们护工都呆在病房，只有经理还去了地下室。经理纹眉，有个十三岁的孩子，晚上10点打饭回来，跟往常一样，准备带孩子在地下室吃饭。她以为没多大事儿。一会儿，听说外头街上的车已经飘起来了，她拉着孩子跑出来。刚到一层，她又想跑下去拿东西，但已经来不及了，水来得太快，已经灌满地下，来到了地上一层。她们不知道水到底从哪儿流下来的，这一晚上李景丽她们没人睡觉，都在陪床。今早她们又去了急诊那边帮忙转运病人。医院忙乱了一夜，120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地转运危重病人。夜里11点停电，靠发电机供电。一位孕妇剖腹产，生了双胞胎，转走时插着氧气管。医生、护士、护工都没休息。病情稳当的病人留下了，有的留在病房，有的站在走廊上。几个护士围站在一起休息。院子里水已经退了，只剩十几辆轿车歪歪斜斜地陷在淤泥里。两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试图把一个一米多高的绿色垃圾箱推到墙角，推不动，只好任它继续挡在路中间。等了一天，艾女士还是决定带丈夫来做透析，这里是离她家最近的医院。她托邻居开车送他们来，用蓝色垃圾袋裹住丈夫的鞋。一位保安坐在楼道口守着，背靠墙，不时合上眼睛养神。他说昨晚12点才吃上晚饭。消防通道尽头，墙壁上沾满污泥，下面是灌满的黄色泥水，之前是楼梯，现在成了水池。李景丽们，11位护工，她们几乎所有的家当都淹在水下面了。李景丽是西安人，快六十岁了，她损失了一台三千块的华为手机，还有两个行李箱——里面是她和丈夫的被褥，二十多件衣服。所有的日用品都没拿，现在她就剩下身上一套衣服和一个烂手机。“啥都没有了。”李景丽无奈地咯咯笑，露出几颗银牙。“都没了。”这些护工都是西安人，不在一个村子，来北京之后才熟络起来。李景丽来北京只有一年，一直在门头沟区医院做护工。她最近的工作是照顾一位脑梗的老人，负责擦身子和洗澡。这会儿，下午四点多，李景丽走出病房，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嗡嗡作响的抢险车。抢险车正在抽地下室里的水，两条直径有三十厘米的水管从医院连接到水沟里。几台挖掘机在医院正门和水沟间的地面上清理淤泥。门诊室还没供电，逐渐昏暗下来，人们打开手机照明。李景丽住的负一层，灌满泥水。保安在这里值守，“下去了人就没了”。医院门口。两根大管子正在从负一层抽水入河沟。水漫到门锁眼的夜晚桥东社区紧挨的水沟通向永定河，泄洪水过，河里漂浮垃圾、树根和水草，一辆白色轿车陷在河底，近乎垂直。空气里满是腥味。桥东社区地势低洼，是附近受害最重的小区。8月1日下午，两辆挖掘机正分头在小区里清淤，几名工人手持螺丝刀和钳子抢修有线电视信号。一位居民站在楼下，用喷壶冲洗他的山地自行车。他估计这车要报废了。旁边站着他的妻子和女儿，他们住三楼，家里没事，但一楼的住户几乎全部泡水，居民楼墙体留下的水位线痕迹超过了一米二。很多一层住户敞开门，往外扫水，收拾家当。9号楼在小区停车场后面，一层住了7户。赵女士在家门口的白色水桶里洗脚。昨天中午1点，她赶回家时，家里已经淹了。她把柜子最低一格的衣物搬出来放到床上，扔掉沙发垫，把水泡过的纸币贴在镜子上晾干。看到有人在小区拍照，一位居委工作人员曾经出面制止，后来又出现在赵女士家里，要求拿相机的人删掉照片。赵女士的家人围住了这位工作人员，厉声质问：“昨天下午怎么没见你来帮忙？”78岁的侯先生推着他的雅迪电动车在小区门口。车被雨水泡过，没电，但他还想试试，坐在上面用脚发力。车头套了三个塑料袋防水，现在积满水。他戳破袋子，水哗地流下来。昨晚，因为住一层，老侯家里泡了接近一米。晚上，他和妻子待在床上，不敢睡。他看着门口的水从第一个台阶涨到第二个台阶，再从第二个台阶到第三个台阶，呜呜地往里头灌。水很快到腰深，再涨就到床上了。他庆幸那是张一米高的铁床。水灌上来，再推门推不动，他打电话求助，12345，110，有的没人接，有的说忙不过来。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过不来。老侯那会有点灰心了，水都漫到门锁眼位置了。所幸凌晨水开始退。看着水涨上来，又看着水退下去，老侯和妻子就这样度过了惊险一晚。邻居介绍，老侯退休前是区委的干部。他自己说，现在雨停了，想提醒居委会搬些沙袋过来堵水，也没人听。如果自己还没退休，老侯认为，他们一定不是这样的反应。洪水冲上了别墅二层从门头沟区新区北上，潭柘寺镇的潭墅苑小区位于天门山景区正东，是别墅小区。小区内部以河水为界，分了两期。7月31日早上8点左右，住一期的蒋丽还在打电话，想请物业疏通管道，两小时后，洪水就来了，三五分钟，家里就进了水。蒋丽的丈夫正在地下室，想拿发电机，水堵住了门，费力才上来。水位很快上升，来到膝盖高度。丈夫是机电工程师，习惯在一楼工作，家里有上万元的研究设备。他们把设备搬到二楼，又把屋里的水往外舀，忙到晚上10点。睡了两小时，没睡着，起来继续忙活。过水以后的小区布满淤泥，树连根拔起，东倒西歪，有的砸在汽车上，有的戳破了窗户玻璃。有些联排别墅的大门被冲走了。二期地势低于一期，站在高处能看见洪水一度冲上了18号楼的二层。小区院里不见人，只有挖掘机正在清淤。物业经理说，小区的管道冲坏，配电箱损坏严重。目前小区停水、停电、停气，中国移动没有信号。一些住户临时走了。找不到的新车雷欧欧坐在一根洪水冲倒的电线杆上，盯着河道对面作业中的挖掘机。7月31日半夜，看见水涨了，雷欧欧从床上爬起来，到路上去开车。水来得快，路堵住了，一排车都开不动。眼看水一米一米往上涨，他来不及熄火就钻出车，跑向南新房村的高处。车转眼没了，今天早上，洪水退了，他没找到车。除了车，雷欧欧的住处也没了，他和同事住在南辛房村的平房里，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尽管看到网上的预警，他和同事起初都没在意。“在四川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水。”大半天，雷欧欧都在找车，但他估计暂时找不到了。河道上下，远远近近有不少被冲成残壳的小汽车，但都不是他的。房屋废墟、淤泥、树木和山石在四处堆得很深，他觉得几个月内可能都找不到了。车是他半年前刚买的，红旗，办完手续花了20万，月供三千块，要找到车身才能保险公司才能理赔。“人活着就不错了”，他说着往水里扔石子，等着几个同事过来，他们正在用挖掘机在宿舍的院子里，想找回几个埋在下面的机器配件。雷欧欧印象里，7月31日的夜里，自己住的这片地方睡着不少人，“应该有人没有跑出来”，要不是担心车，他自己可能就不会出来。因为南辛房村牌坊附近的路已经被冲断，挖掘机出不来，打算直接从河道上横穿，雷欧欧和他的同事捡起石块，往河道里扔，测水深。他们既是同事也是四川老乡，几年前一起来北京，住在南辛房村，主要工作是开挖掘机。他们是达州人，他的车也是四川牌照，上牌以后，从四川开来了北京。雷欧欧坐在电线杆上，河对面原本是他住的平房。70岁老人惊险求生从潭墅苑小区沿潭王路继续往上走，五百米，就是房屋被洪水冲垮的南辛房村。7月31日夜里，洪水从山上冲下来，南辛房村受害惨重。牌坊前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电线杆被连根拔起。牌坊往里的巷子里，粗壮的树枝被刮垂在地上。一个女孩说，“希望小卖部能冲回来”。巷子里三三两两坐着村民。祁大爷和家人站在巷子尽头的两辆车旁，两辆车拦死了巷子，再往前已经被水冲断。一辆车处在断裂处，正在下坠边缘。村民们谈论着在屋墙冲塌后被救援队救出来的老人。老祁亲眼看见墙塌。老祁马上七十岁，一家八口人住在平房里。他生在南辛房村，在这里也待了快70年了。他的上排牙齿缺了几颗，系着红色裤带，跟村里的男人一样，光着膀子，在雨后闷热且没有电的巷子里站着。7月31日早上9点多，老祁发现屋顶开始漏水，他穿上雨衣和高筒靴子出门去，想去村大队找塑料布。出了门，高筒靴没用了，积水已经跟车一般高，直往靴子里灌。走到了拐角处，就走不过去了。一个邻居拦他，赶紧回家，别去了。大爷转身回家去了。过了一会儿，家里人想着的车还停在外头，要去看看。老祁走到了小路上，原本停在前面的白车和红车，在洪水里来回晃悠着，几下就朝他冲了过来，卡在门边，把他卡在了门洞里。这时候，对面老房子的墙开始倒塌。河沟里的水漫上门窗。老祁一手把着墙，一手把着车顶，两胳膊撑着，脚蹬着车，从门洞跳了出来。（文中李景丽、蒋丽、雷欧欧为化名）

博物馆及“机构院子”已经全部拆除。夕阳下，从首都机场出港的飞机划过院子上空。摄于6月15日傍晚接到拆除通知后，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于5月20日举行了告别仪式，接下来一个月，我每周末前往皮村，观察了博物馆及所在院子清空的过程。我认识了博物馆的多位工作人员，他们一边做着收尾工作，一边寻找新家；有大学生志愿者从上海专程赶来，义务参加收尾工作，我后来也加入了他们，一起在灰尘里整理馆藏资料。从告别仪式那天，到挖掘机回收砖块，我见证了这个博物馆缓慢的告别过程。5月20日：《送别》，流浪猫，找房子馆长王德志手持话筒，一件蓝色polo衫配黑色外套，在博物馆门口主持告别仪式。在附近首都机场的飞机轰鸣里，人们合唱《送别》。参加仪式的多是青年学生和媒体记者，大约一百人。馆前的杏树下，人们站在王德志的周围，几乎挤满空地。临街小卖部老板说，他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陌生人，也不知道还有个告别仪式。这里是北京五环外，是全国唯一一家“新工人”主题的民办博物馆，2008年劳动节创建，已有15年。今年五月初，博物馆接到了拆除通知。院内的新工人剧场、工友影院、同心公益商店、两户住所，以及临街的平房、“工友之家”办公室和前皮村文学小组场地，都将一并拆除。王德志在现场感慨，大学生对工农话题的关注度这几年在减弱。“这一块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阶层之间的鸿沟更深了一些，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打破这种（鸿沟）”。这个现场是工友们多年争取，辛苦打拼出的空间。早在2002年，王德志与孙恒、许多等几位工友成立了“打工青年演出队”，同年注册了“北京工友之家”。2005年，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在皮村建立，“工友之家”随之搬到皮村。“工友之家”原本一共三个院落，一处名称叫“社区工会”，用作文化活动空间，包含博物馆，一处是住宿和办公区，还有一处是库房。“工友之家”的人习惯称这里为“机构院子”。疫情前，工人在这里休闲娱乐，比如跳广场舞。除了放映演出，剧场也组织工友唱卡拉OK。附近几户人家的小孩也把这里当作游乐场。仪式当天，同心公益商店管理员贾晓燕最焦虑的是全家人的下一个住所。2007年，贾晓燕从内蒙古搬到皮村，孩子来到同心实验学校上学。起初她在餐馆打工，现在在同心公益商店工作。商店主要向工友卖二手衣物。十多年，贾晓燕和丈夫住在院子的平房里，她工作了十几年的库房也在那里。五月初，贾晓燕家的平房和库房先于院子拆除。贾晓燕有四个孩子，老大在呼和浩特读大学，最小的读小学三年级。孩子们寒暑假会来皮村团聚，需要住宿。但现在皮村的公寓楼租金很高。贾晓燕说，一间进门只放得下一张床的房子月租也要1200元。接到拆除通知后那几天，一只怀孕的流浪猫突然来了，“撵也不走”，贾晓燕收养了它。母猫很快生了五只小猫。找房时，贾晓燕也要考虑它们。机构院子地图上标注的“传达室”是付秋云原本的家，她也面临找房难题。付秋云一家四口，大孩子四岁，院子空地也是她的活动空间。刚来皮村时，付秋云在博物馆工作，现在主要负责同心图书馆。她五月初才知道拆除消息，开始找房，到仪式这天还没找到。付秋云说，她是附近这几天看房最多的人。如今在皮村，一家人住，月租金1000到1200元难有采光，1300元才有基本采光，既有采光又有套间的话，就得2000元左右。5月23号，付秋云终于找到了一间20平左右的房子。以前住机构，付秋云对住进公寓楼有过想象，那里洗澡、上厕所、做饭用水方便。现在她发现，公寓房间的采光很难和院子比，晾晒衣服也不方便。以前，出了门，院子里全是熟人，也放心小孩子在院子玩。现在，院子拆除，一家人只能搬进公寓楼了。“社区工会”院落平面图博物馆旁边一家门口木板墙上的图画，题为“我们的明天”。在他的想象里，明天，人们在杏树的沙发下玩耍休息，杏果榨成的果汁储藏起来，埋在地下。办公和住宿院落门口5月27日：博物馆仍然24小时开放5月27日傍晚，我再次来到皮村。傍晚，在皮村西口，我和下班回家的工人一起下公交。穿过皮村环岛，在没有红绿灯的马路上避开来往的大货车，穿过显眼的“皮村”门楼，走进皮村。今年以来，皮村的商业街热闹了很多。与北京五环内城区的街道不同，这里只有人和摩托，机动车极少。街道虽窄，行走空间却很多。夕阳时分，人头攒动。这是一条适合散步、买菜、打牌、吃夜宵，或者驻足观望的街道。往里走200米，在一排翻新过的平房里，有两家人在摆喜宴酒席，觥筹交错。告别仪式后，博物馆仍然24小时开放。虽然展品相对完整，但进门右侧的“义卖厅”里已经有些狼藉。义卖厅储存了很多尚未展出的资料、过往媒体报道，以及免费分发的博物馆周边。比如印有“天下打工是一家”的明信片，打工春晚的影像碟片，新工人艺术团的CD和歌词集，以及新工人文学相关的资料。沾满灰尘的置物架上有游客留言本。大多数留言都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2009年5月10日，有人写：“沉默，忍气吞声，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只有争取过才属于我们的。不要再沉默了，大声说出我们的心声。大伙们，加油！还有我呢”。2010年9月10日，有人说：“今天受帮助的是你，明天，就可能会是我，所以我帮助你就等于帮助了我自己”。2012年6月6日，一个没有署名的人写：“发大财

新闻业前辈在工作第二年就跑遍了中国所有省份，我们工作一年了，一次差都没出过。折纸盒子没有任何意义，但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痛苦，在那些串珠子和折纸盒子的时刻，我的情绪是稳定的，不用管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撰文

，如果将来当一个教授——先生制造：影响有限？白睿文：不止是有限，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当时上学时有位康纳教授，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逻辑学大师W.V.奎恩（W.V.

十月，北京的十月，秋天要来了，我们想象这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阳光很好，于是某个周末下午，你打算骑车去参加一场公开活动。一次讲座（还有吗？），一个论坛（还有吗？），一场艺术展（偶尔还有）。你塞了一袋口罩到背包里，但忘了做核酸。忘记是因为想忘记。于是你被拦在了活动之外，展览之外，公共生活之外。你被监控，被人脸识别，被各种黄码绿码弹窗，被告诉你不能买火车票，被告诉十月不能结婚。这是个非人的城市。因此我们要逃离。逃到哪里呢？你曾逃往上海——失败了是吧。你曾逃往海南——失败了是吧。你逃到云南，逃到西安，逃到河南，逃到贵阳，没有地方可逃。逃出去？夏天你逃到了成都。你碰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逃来的人，像一场盛大的回光返照式的夜宴。两个月后，成都也无处可逃。没有一个地方有能力嘲笑另一个地方。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短暂的记录。——

2022年清明节，我去了一趟武汉，走进了殡仪馆。墓园很大，也很安静。碑大大小小的，上面写着逝去的人的零散信息，几个月的小孩，少年，青年，一个军人，殉职的交警，妈妈，年轻的妻子。有的墓碑前有花，有零食和蜡烛，有的墓碑前空空荡荡。在我的家乡，人死之后都有一场隆重的葬礼和仪式，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死亡是一种安慰。一个人死去，大家接受，然后去纪念，死亡就像往水里投了个石子起了点波浪，但很快，水面就会恢复平静。所有的死亡都是这样吗？都是平静的？都是有尊严的？不对，很多时候死亡突如其来，沉默，断裂，而且毫无尊严。撰文

在十八年的应试教育中，老师和学校一直努力让我们相信一个真理：只要够努力，就会有好结果。但真的是这样吗？李思宇并不这样认为。李思宇是巴黎政治学院的讲师，从2014年起，李思雨在宁夏和北京的三所高中做了很多年田野调查，最终写完了她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叫做《择优录取》。在这篇论文中，除了描写各地高中巨大的差异之外，李思宇还提出了一个很多人没想过的问题：我们中国学生每天都在强调的“努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讲述者

的形态吗，这首歌还是有一些能出圈的流量密码在里面的。但最近我看到《卡路里》作曲人彭飞在一档综艺里说，所谓的流量密码都只能用一次，下一次就改密码了，还得再蒙一次。不可能复制下一个《卡路里》。2018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车主群体像蔚来那样，共享着类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凭借着令人惊异的忠诚和热情，紧密维系在一起。这个集体是封闭的，因为在面对质疑和攻击时，容易抱团取暖。这个集体也是开放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那些类似的人，吸纳，拥抱，直到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是一种双向的选择。蔚来在寻找他们，他们也选择了蔚来。如果用我们采访的几位车主不约而同提到的一个词来描述，这是一种精心的“筛选”。一个车企、一个App、两百多个线下空间、十几万车主，共同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打造了“蔚来车主”这个标签。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分别在追寻什么？撰文

为了活下去，我开始学习防身术，拳击。教练说，男女体力差别太大，一个一般体格的男人你都不可能打得过。我想他说的是真的，不管我怎么练，我最终都没办法打败他们。我打不过任何一个男人。我甚至意识到在很多方面我都打不过，还得在很多地方持续忍受他们对我的压迫，就像多年前的下午，那个男人把我弄在地上一样，那个男老师扇了我一巴掌一样。撰文

我们谈论世界局势时，总是用宏大的名词，讨论的东西非常抽象。但当我们接触到具体的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所有概念还原到具体的个人时，我们会抛弃很多偏见和刻板印象。做房东和房客，会让我对世界保持一种基本的信任，尤其在这个局势风云突变的时代，这种信任其实特别可贵。讲述者

新冠病毒爆发已两年半，封过武汉，静过上海，城市里的消息要么传得很快，要么传着传着就没了。但在中国更广阔的农村，只是偶尔传来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我们来到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跟B村的驻村第一书记、C村的组长、D村的网格员见了面。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农村的疫情防控和乡村振兴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也请你在最后看一看两个A镇的村民有何反馈。欢迎来到A镇。撰文

5月25日，我带上出门证，在一张空白表格上登记了自己的姓名、住址和电话之后，终于获准走出小区。我路过了超超果蔬店、蜀地冒菜、喜士多便利店、Fascino面包店、喜而乐水果店、朋朋宠物店，依然关门。我看见一些保供商家比如胡子大厨、福福饼店、M2F咖啡只能线上营业。但更多更多的门都关着。三棵樱花树在今年枯死了，白蚁飞到了十二楼。路灯下，几百只白蚁形成旋风，像雨点，像雪花，人们畏惧着绕道走开。一个骑着单车的孩子靠近，仰着头问，这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6月1日起，上海进入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复市、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撰文

5月24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一段视频中宣布，鉴于俄乌冲突持续蔓延，匈牙利将从25日零时起，延续紧急状态。今天是“探寻欧洲价值”的第三篇，关注匈牙利。4月初，欧尔班成功连任匈牙利总理，开启了第五个总理任期。德国《明镜》周刊认为，他正在把匈牙利变成一个“专制国家”。在“破坏欧洲价值”这件事情上，进步主义者们眼中的欧尔班简直是劣迹斑斑。而在新右翼和保守主义者眼中，欧尔班则又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斗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欧尔班曾经是匈牙利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表人物。他是如何转变成今天的右翼保守主义领军人的？“欧尔班模式”真的有颠覆欧洲的能量吗？撰文

5月18日，瑞典和芬兰正式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议会发表讲话，重申不会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理由是两国反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激进组织的立场。今天是“探寻欧洲价值”专题的第二篇。宗教、保守、反美、反俄、威权、独裁。执政至今的近二十年里，埃尔多安被外界贴上了彼此矛盾的各式标签。有关他的时代将要终结的预言也越来越多。但他总是通过投下更多政治赌注，一次次成功延续了政治生命。2023年将是土耳其的大选年，也是凯末尔创造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百年。人们好奇：埃尔多安会在这个时刻再次胜出吗？这个从总理变成总统，又变成人们口中“奥斯曼苏丹”的人，还会如何改变土耳其？撰文

2022年2月24日，普京授权俄军在乌克兰进行“特别行动”，兵分三路进攻了乌克兰。随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已经持续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全球秩序也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走向一个经济分裂的世界，也突显出一个政治上更分裂的世界。接下来几天，我们将推出一个专题，“探寻欧洲价值”。这一组文章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从布鲁塞尔到伦敦德里，从北欧到南欧，从匈牙利到土耳其，以及一个正失去灵魂的城市，莫斯科。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地方正在被各种力量摧残，也包括我们身处的这块土地，希望在未来能看到更多远方的消息传来。但本周，先让我们聚焦于欧洲。今天是第一篇。我们邀请记者王磬讲述她在欧洲十年的经历。在我们的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已有些写作倦怠，不止是写字这件事本身，也因为近来世界局势的瞬息变化，她身处其间，对如何自处的不确定，对表达意义的怀疑，那种说什么都感到不合时宜以至于失语的状态，也许我们此刻都能感同身受。她说，讲述欧洲是一件多么诱人又多么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她愿意试试，就从四个小故事讲起。撰文

我有一种自己被疫情撵着屁股踹的感觉，一脚把我踹到这里，一脚把我踹到那里。好像自己是“脱口秀界的哈雷彗星”，就是特别地不吉祥。讲述者：勺子

4三年后，2017年夏天，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了夏常河。他穿黑色西装，粉红色衬衣，绛红色条纹领带，指甲修得很干净。他大约一米七高，微微驼背，西装垫肩撑大了他的身形，一双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

4月1日，上海浦西封控第一天，她牵了一只穿着红色衣服的狗，背着包，提着一些东西，走进了小区对面的红色电话亭。整整一个月，她都住在里面。4月29日，两个身穿防护服的男人把她赶出了电话亭。她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拿，抱着自己的小狗，光着脚往南边走了。撰文

从3月1日，第112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算起，上海这一轮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与两年前一样，医生护士们最先遭遇了病毒，并接二连三感染，这加重了医护的紧缺。不同的是，余下的医护群体，忙碌程度大相径庭：急诊科忙得滴水不进，一个人顶一个外科；轮岗休息的医生抽调去社区，一天做上千份核酸检测；肿瘤科大夫几乎没有门诊病人了；而平时做手术的医生，正在方舱里闲得看论文。至于普通患者，如果顺利走出小区，仍要面对城市交通阻断、多个科室关门的难题。撰文

于师傅是个卡车司机。他从义乌运了一批隔离服到上海，又拉了一批航空物质到湖南株洲。现在他卡在路上。小猛在西安，他们一行四人开车往返两千多公里，前往苏州接一个朋友。全程不能下高速。还有一个路人。这是2022年春天的高速公路。撰文

因为封城被迫推迟婚礼后，婚礼当天，一对小夫妻上午依旧穿了全套防护服，做志愿者，给异常户上门扫码。下午穿了全套礼服，去大楼的天台照了张相。他们在过去半个月内，学到最实用的技能，是如何紧急帮邻居老人呼叫120，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眼睁睁看着急救人员走了。当晚婚礼这件事被别的志愿者传了出去，全楼的人开始在微信里祝福他们，开始往门口送“新婚礼物”。这些礼物都很独特，比如，自热米饭，挂耳咖啡，酒，水果，薯片和巧克力。讲述者：Tutti

景先生在上海有两家工厂，生产护肤化妆品的包材。封控之后，他一直在封闭生产。现在，他的难题是大约有千万数量的货堆在仓库里发不出去。王先生是一位和牛进口贸易商。他在上海有四个原料库，囤了将近十吨牛肉和牛排。仓库被封之后，他还有一个额外的保供仓库能运出货。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打算按成本价出售，如果有孤寡老人吃不上肉可捐赠。赵女士是咖啡生豆的供应商。现在，她有五个集装箱滞留在上海洋山港，还有一批特别急的豆子滞留在浦东机场。对很多公司和企业来说，除了复工，最大的难题仍然在物流：港口和公路。除了滞港费，最难的是如何办到一张通行证。撰文

封控第五天，我在这个两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区里建了一个群。我是群主。但随着团购方式的变化，志愿者的加入或退出，居委会的隐身，这个群似乎在自救的同时陷入了混乱。当上海的各种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常感到愤怒、疲惫，甚至怀疑建群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什么是“谣言”？什么是“间谍”？什么又是“胜利”？谁来判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文

波兰与乌克兰的边境，是一条长达约530公里的曲线。它蜿蜒在肥沃的中欧平原上，望去一马平川，偶有丘陵起伏，却没有国境之处常见的自然险阻。一百年前，这里是波苏战争人为划定的“寇松线”。过去二十年间，这里是欧盟的东方边界和北约的东部前线。现在，这里是数百万乌克兰人逃离战场，奔走流亡的生命线。俄乌全面开战的第二周，我来到波乌边境。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有400万乌克兰人逃至国外，其中230万人进入波兰。波兰政府开放了8个对乌克兰的过境口岸，我与朋友一起探访了其中3个，包括人流量最大的梅狄卡（Medyka）。我们在边境上遇到了很多人，她们来自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切尔尼戈夫等等。但直到几天前，当布查惨案的照片登上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时，我可能才真正理解了她们逃亡背后的残酷。媒体披露的一些细节让我惊觉，也许正是在我们到访波乌边境之时，屠杀正在基辅附近发生。而我们遇到的那些难民，如果那时没有果断选择离开，等待她们的可能会是相似的命运。在波乌边境的那一周，我希望为两个问题寻找答案。一个关于乌克兰：那些刚刚逃离战争的人是怎样来到这里？接下来又将去哪里？另一个关于欧洲：那些从各国涌来的救援力量如何汇集到这里？对波兰人和欧洲人来说，这场冲突又意味着什么？撰文

三月下旬，上海的劳务公司陆续接到了一些工厂、街道社区与核酸检测点的大量用人需求。主要需求的岗位都与疫情相关：临时防疫保安、新冠检测试剂笔女工。前去应聘的这些人，之前都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网约车司机，快递拣货员，或者无业，等等。他们两人一组，看守着小区里的楼道口，白夜班交替。有时他们感到幸运，毕竟盒饭是有的。有时也担心，工钱最后能拿到吗？现在，劳务公司几乎已经招不到人了。文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岁的大崔高考志愿报了中文系，那时韩国年轻人认为，学中文好赚钱。毕业后他来中国工作，娶了中国太太，落户望京。大崔完整体验了中韩20年经济来往，他说，以前是在韩国挣钱来中国花，现在是来中国挣钱回韩国花。他在中国奇遇不断，和文在寅总统自拍，误打误撞出演了《流浪地球》。2010年代，韩国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转移，大崔一家曾考虑落户越南，最终又回到中国。而在胡志明市，已经复刻了一个全新的韩国城。2022年，大崔在望京的韩国朋友已经回国一大半，疫情让原本便捷的中韩往返变得成本高昂，他和妻子也在考虑，是否要离开望京。撰文

被动封闭在家里，人会有一种失去自由的恐惧。起初是物质方面的，随后是精神的无所依托，渐渐的，一切都变得荒诞，现实被扭曲。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一个主动封闭在家里的人。他曾经在工厂修飞机，但后来他闭门不出，沉浸在物品和电影的世界中。你也可以称呼他们为“家里蹲”、“躺平的人”，或者像我们一样，把这些人叫做当代的“隐居者”。不过，隐居者也各有不同。我们依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他们（或我们）走向了封闭的生活？——也许没有答案。撰文

2021年秋天，我们的同事旁立把妈妈从南方老家接到北京务工。她陪妈妈找工作、讨薪、在圆明园唱山歌。她妈妈的经历也向我们展示了北京零工市场的另一面：高劳动强度、高技能要求、年龄歧视等等。但母女俩性格中最欢乐的那部分，常常让我们忘记现实的残酷。你很难不被这巨大蓬勃的生命力感染，然后重新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播客可以听两遍！文

2019年，我从摩尔多瓦出发，穿越“德左”地区，前往乌克兰的敖德萨。“德左”，就像是被苏联遗弃在摩尔多瓦与乌克兰之间的弃儿，成为了世界地图上不存在的“国家”、国际关系术语形容的“冷冻冲突”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苏维埃露天博物馆。2022年3月1日，在电视直播的白俄罗斯安全会议上，总统卢卡申科展示了一张看起来像是作战计划的地图，显示俄军的进攻方向：从敖德萨到“德左”的陆桥将被打通。一旦成功，乌克兰西南部和摩尔多瓦东部地区就再次成了“大德左”，或是“克里米亚2.0”。文

2019年3月出版，中信出版社其他人去做了一些采访，我们也在基辅的独立广场一起玩。乌克兰有樱桃饺子吃，甜甜的，特别好吃。我当时21岁，傻傻的，脑子里是罗塞蒂、拉斐尔前派、乌克兰音乐家Mykola

政府网站提示：有症状的人不能去社区检测中心。私人诊所职员说：“我们不能收你，你去医院等急诊吧。”急诊室医生说：“医院的住院病房全满，如果X光结果无异常，就要回家等待检测结果。”医院职员说：“你可以去门口坐小巴到地铁站。”“居安抗疫”接线员说：“你也可以自己下楼买日用品，在接到确诊通知前，都不犯法。”卫生署职员说，现在排队等候的确诊患者很多，全港医院病房全满，你可能要在家等候数个工作日才能去隔离。撰文

社区，或者居委会，以及里面的工作人员，在疫情爆发之后迅速切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最近两年被频繁提到的人，被骂，也被称赞，有时也被当做一种象征。但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快忙疯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进去，有人后悔，有人迅速离职，也有人还在坚持。我们梳理了一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的日记。在将近一年半时间里，她经历了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创建检查、不可预期的疫情。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他们是谁？都在做什么？生活是否有意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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