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中，胡安焉记下了他所从事的十九份工作。他在北京送快递，在物流公司上夜班，在上海自行车店、便利店等地打工。这不仅是一本有关人如何看待工作的书，更是一个年轻人寻求自我和自由的记录。
书里，胡安焉引用了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的读后感：
无论是在她游荡的日子里，这种游荡是一种家常便饭，还是在她失意的岁月里，那些失意都很伟大……她在一生的历险过程中经历沟沟坎坎、反复无常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保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勇敢。这种精神、教养和勇敢在她短暂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让她能够谈笑风生，能够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除此之外，她的一生都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许德金译）
而他对此的感受是：“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在毫无希望的绝境中的爱，这就是照亮生命的光。尽管她的社会地位在一生中不断下坠，但她的灵魂始终高贵、纯洁。我想在这里向这位曾经感动和安慰过我、为我拨开迷津的利蒂希亚女士致敬，也向她的“伟大的失意”致敬。
在《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里，我们同样读到了那些隐藏在琐碎日常中的“伟大的失意”：无论是被偷的车顶上的快递；送件时的混乱、等待与愤怒；还是那个提供休憩、像是剧院里被幕布遮盖的后台的京通罗斯福广场。“因为对自由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我们在此推荐书中第二章的八至十一节，文本有删减。
时间成本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见的。反正我和我认识的快递员都不是那种人。一般来说，只有在发工资的时候，我才会感觉自己付出的劳动值得，而不是在比如说客户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头表达谢意的时候——虽说那种时候我也很欣慰。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在我们周围一带，快递员和送餐员在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平均工资是7000块左右。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决定的，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场行情。低于这个报酬，劳动力就会流动到其他地区或其他工种。那么按照我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这就是我的劳动价值——我避免用“身价”这个词。然后我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其中早上到站点后卸货、分拣和装车花去一个小时，去往各小区的路上合共花去一个小时，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那么剩下用来派件的九个小时里，我每个小时就得产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反过来看，这就是我的时间成本。我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须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假如达不到，我就该考虑换一份工作了。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比如说，因为我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我小个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我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其中十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在派件的时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约有一半的住宅没人——我花一分钟打个电话，除支出0.1元的话费外，还付出了0.5元的时间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递柜，我将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而且往快递柜里放一个快件，平均还要付0.4元，那么这笔买卖我就亏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我将亏损更多——不仅打了电话，还将付出双倍的劳动时间。这些还只是顺利的情况；假如电话没人接听，我将在等待中白白浪费一分钟，也就是0.5元。还有的电话打通后就很难挂掉，客户百折不挠地提出各种我满足不了的要求。有时打完一个电话后，花去的时间成本已经超过了派件费，可这快件还在手上没送出去。比如有一次，还是在玉兰湾，我在客户预约的时间上门取一件唯品会的退货，但客户并不在家。电话接通后，是一个亲切的中年女声，她说要晚上七点后才到家，让我到时再过来。不过七点后我已经下班了，所以我让她把预约时间改到第二天。可是她又说，明天也是七点后到家，她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您把退货带到工作的地方退。”可是她告诉我，她在医院上班，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处理私事。像这种情况，她只能自己把退货寄回了，唯品会的上门揽退不支持夜间预约。不过那样她会有点儿麻烦，因为玉兰湾的快递员除S公司的以外，其余的都不上门收件。但S公司的运费远高于平台补偿的10元，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发S公司。而发其他快递，她要自己带去快递站寄，她不一定能找到，或者不愿意费这个劲儿。相比而言，在电话里动员我是更省心的解决办法。何况她显然是个乐于沟通的人，相信凡事只要争取就有可能。在我拒绝了她的几个提议后，她问我能不能下了班吃过晚饭之后，到玉兰湾来散散步，顺便把她的退货取了。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态度，措辞很得体，语调温婉，富有感染力，简直无可挑剔。不过，晚上到她的小区去并不像她说的那么诗情画意，我来回得花上一个小时，还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拥堵、喇叭、废气、红绿灯……谁会选择散这么个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专门为她的一个订单跑一趟也很不明智。我们收一个退货的提成是3.5元，我当然不想花一个小时挣3.5元，而且还是在加班的情况下。或许她自己是个工作狂，义无反顾地愿意为工作付出和牺牲，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她认为我理应和她一样。可是我的觉悟没有达到她的水平，而且我还想反过来建议她：不如你晚上吃了饭出来散个步，顺便找个快递站把退货寄掉。当然我没有真的这么说，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拒绝了她。后来我还给她送过几次货，面对面的时候她仍然很礼貌，丝毫没有因为我曾拒绝过她而心存芥蒂，或者起码没让我感觉出来。有一个事实是，我并没有因为切身地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而赚到更多的金钱。实际上我的基本工作方式并没因此有所改变，我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所有快件扔进快递柜里，也没有不接电话或索性屏蔽掉陌生来电——我像是变得既在乎钱同时又不在乎钱了。投诉与报复
有天我和同事在站点里闲聊，一个同事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快递员，有天在路上把一辆奥迪给砸了。因为奥迪的司机在他后面拼命摁喇叭，把他给惹毛了，于是他摸出一根铁棍，把人家车前盖和挡风玻璃完全砸烂了。我也有过近似的冲动，而且不止一次，或许不如他的强烈，但已足够伤害人。那冲动就像一根钢缆绷断后疯狂地反弹，不顾一切地反噬身后的压力，发泄对世界的不满。那个快递员据说后来蹲牢房去了，因为他赔不起，可能也不想赔。也许，这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尽管小心翼翼地避免，但是有一次，我还是被一个留错地址的客户投诉了。那个收件人实际上搬到了通景园小区，但收件地址写了瑞都国际北区。这两个小区实际上相隔不到两公里，我在派她的快件时，并没有察觉到异常。我记得是一个男青年开的门，我报出收件人的名字，他接过快件时什么也没说，既没说他不是那个人，也没说谢谢。不过这其实也正常，有的人就是不爱说话，这样的人我每天都遇到不少。再说我又不是侦探，我不会动不动就对人起疑心。而且我很忙，为了节省等电梯的时间，我有时会用杂物卡住电梯门，所以出于良知，我派件时得速战速决，不能和收件人磨叽，否则就会耽误其他楼层等电梯的人。然而过了两天，投诉来了。助理在微信里通知我，说这个订单的收件人反馈快件没收到，但是显示已签收。这就是所谓的“虚假签收”，一次要扣罚 50 块钱（但我可以申诉）。我马上给收件人打去电话，当时我刚从金成府小区出来，天上正飘着毛毛小雨，我坐在三轮的驾驶座上。平常我会边开车边打电话以节省时间，但生气的时候不会。
我在电话里问收件人：“这是你犯的错，你竟然还投诉我？”她委屈地说：“我没有收到快件啊，你怎么能说我签收了呢？”我说：“你写的地址有人收件啊，难道我能检查他的身份证吗？”她说：“对不起啊，我在App里找不到你的电话号码，没法联系上你，我只能打客服电话，但我没说过要投诉你，都是客服帮我处理的。”我并不完全相信她的话。客服确实会引导客户，在淡季的时候引向投诉，用这种方法督促我们提高服务质量；而在旺季则尽量帮我们开脱，以免影响促销期间的配送稳定性和效率。这些，站长和助理都提醒过我们。可是我怀疑她并没有如实地告诉客服，她在下单时留错了地址，所以客服才帮她进行了投诉处理。因为她担心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客服就不帮她追讨快件了。此外，订单的物流信息里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号码，她说找不到，可能只是怕直接联系我，我会拒绝帮她的忙。而通过客服来协调，我就无法拒绝了。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我当然不会质问她。毕竟她在电话里向我道了歉，在我看来，她并不傲慢无礼，只是有点儿过度紧张而已。于是，我又去到瑞都国际北区，帮她把快件取了回来。那个快件还搁在客厅里，另一个房客把它还给了我。然后我把它带到了通景园小区。通景园小区并不是我的地盘，但和我负责的旗舰凯旋小区只隔一条马路，我每天都会路过。见了面之后，我发现她好像难过得快哭出来了，说要赔偿我50块。因为我在电话里告诉过她，她的投诉会害我被罚50块。但这个投诉我可以申诉掉，只要客服回访的时候，她说明情况就行了，所以我没要她的钱。我的实际损失：我把快件送到她错写的地址，又上门取了回来，再送到正确的地址，这相当于为她这个快件跑了三趟。我生气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被冤枉，以及平白增添的麻烦。或许还有对所有我不认同但不得不接受的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规则和条件的不满。但我不能把气撒到她身上，否则我对她也是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赔钱
只要是长久干快递的，都有过赔钱的经历。私底下我们常常自嘲：多干多赔，少干少赔，不干不赔。我们站点里一个最年轻的小哥，就三天两头地赔钱，后来他辞职走了，听说转行了。快递员赔钱的原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谁也无法完全统计。我的第三次赔钱，是我快递工作中最惨痛的经历。之前的两次退货出错，都只赔了几十块，像这种小数目，说实话我都麻木了。但是第三次赔钱，却一次赔出了1000块，令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天我在玉兰湾送完快件出来，发现放在车顶上的一箱当当网快件不见了。我的快递车停在人行道上，和别的快递车停成一排。我每天都停那个位置，可以说，那就是我的专属车位——虽说这只有其他快递员承认。当时我在玉兰湾已经送了一年的货，大多数日子里，只要不下雨，我的车顶上都放有快件。我还算放得比较少的，京东和天猫的车顶上经常都堆出一座小山。不过我还从没听说过有人偷车顶上的快件。因为我们放在车顶上的快件，一般都是车厢里塞不进的大货，比如一大包狗粮、成箱的啤酒之类的。偷这种快件既费力，又引人注目，容易被抓住。再加上大多数快件其实价值并不高，或是只对收件人有价值。比如我被偷的那箱书，我相信偷书的人绝不会拿来读。三十多斤书当废纸卖，也就值个十几块钱。当然，小偷很可能没听说过当当网，所以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书。但无论他以为那是一箱油，或一箱米，或一箱苹果，或一箱洗衣粉，偷它所付出的体力和冒的风险对比回报都是不值得的——我就不说这对他的人格的损害了。我甚至怀疑偷这个快件的人，并不是出于贪心，而仅仅是想伤害我，就像有些人毫无理由地破坏公物或虐待动物一样。我立刻去找小区里的其他快递员、保安和环卫工人打听，但没有人看到事情的发生。有的人甚至不相信我丢了快件，他们认为是我把快件落在了站点里，根本没有带出来。当我排除了一切其他可能，确定快件真的被偷了之后，我几乎丧失了把活儿干完的动力。我像被一列火车迎头撞翻在地，精神上再也爬不起来。事后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好像一直怔在原地，但实际上我麻木地去了下一个小区，再下一个小区……直到送完所有快件。回到站点后，助理帮我查到那个快件的价值是一千零几十。他安慰我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被偷了一个电瓶，赔了一千多。”但这并不能够真正安慰我。在他的建议下，我去了九棵树派出所报案。虽说对于寻回失物，我并不抱有希望。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胖民警，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腔，态度非常好，但有点儿贫嘴。做完笔录后，我问他：“你觉得能抓到小偷吗？”他说：“这个谁也不敢保证，我肯定不能和你说一定能破案，但也不能说一定破不了，否则要我们干啥用呢？”我又问：“能让我看一下你们的监控视频吗？”他说：“那个不能给你看，我们是有规定的，我看了之后会联系你。”不过，我在S公司的时候，曾经有同事报过案，当时是可以和民警一起看监控的。于是我向他提到了这点。但这时正好是2019年的9月下旬。民警向我解释道：“现在恰好是非常时期，上面抓得很严，我们不敢违规操作。”在我走后没多久，他打来了电话，大概是边在看监控边和我通话的。他问我当时停车的具体位置，我详细地告诉了他。然后他说：“这个摄像头离你停车的位置有点儿远啊，中间还隔了好多树……我再想想办法吧。”实际上他想不出任何办法，因为从此之后，他就再没联系过我了。我丢的那箱书是玉兰湾旁边的童梦童享幼儿园订的，在确认快件找不回了之后，我上门去和收件人商量赔偿的问题。收件人是一个中年女老师，开始时她说幼儿园是连锁的，这个图书由总部统一订购，她也不清楚里面是些什么书和值多少钱。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来说，好像收到过一份总部发来的书目。然后我加了她的微信，她给我发了一个Excel文档，里面就是订单里的书目。我问她想我怎么赔，她说：“我不能收你的钱，要不你帮我把那些书买回来吧。”回到家之后，我立刻装上当当网的App，把那些书一本本搜了出来。那都是些幼儿图书，价格却不便宜。不过我发现有些书在淘宝上折扣更低，于是我两边同时下单，最后只花了九百多就把书买全了，比他们下单时少花了接近100块，也算是对我的一个小小安慰。遣散
在品骏最后的那段日子是轻松的，来自工作的压力似乎全部消失了，干活儿的时候也不再心急火燎。早上我们装好车后，甚至还聊会儿天才出发。在这之前的一年多里，我每天都按固定的路线派件——新城阳光、孙王场、金成府、玉兰湾、京通罗斯福广场、金成中心、家乐福、瑞都国际中心、瑞都国际北区、瑞都国际南区、弘祥1979文创园、东郎影视产业园、旗舰凯旋、海通梧桐苑——这对我来说是最合理也最高效的顺序。有些时候，甚至我不按这个顺序就无法完成当天的工作。但现在我可以试着反过来走，尽管会多耽搁些时间，甚至先跳过中间的一些地方——我反过来走的话，路过两个产业园时客户都还没上班——然后再折返回去。我的时间突然变得宽裕了，就像一个曾被人看不起的穷光蛋一夜暴富，我可以报复性地享受一下挥霍时间的奢侈。因为我被所谓的分秒必争压迫很久了，一直以来我的时间都是紧绷绷的，就像我的神经一样，只能左支右绌地应付工作。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还从没见过早上八九点钟的海通梧桐苑和旗舰凯旋小区，而我在这些地方都工作一年多了。如今我到达每个地方的时间都和原来墨守成规的不一样，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因此不同。事实上我发现自己正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份工作——这不仅是习惯的改变，或者时间和空间的对应变化，而是不带目的性地、从一种我从前因为焦虑和急躁而从没尝试过的角度去观看事物——我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有天我在旗舰凯旋里送货，这是个我喜欢的小区，尽管它有些破落，但里面地方宽敞，居民不算多，环境很安静。最重要的是，这里可以把快递三轮开进去，因此它是个对快递员友善的小区。那天我站在一个单元门前，正在门禁键盘上逐个地输入房号数字。不难想象，铁门背后的某个屋子里会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同时安装在门边的可视对讲屏会亮起来，我的头部或半身像出现在屏幕里——视我站位的远近而定——正尴尬地盯着摄像头看，难掩焦急地等待着屋主的发落。这常常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我和屋主来说，彼此都是陌生人。屋主可能正专心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对此安静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甚至这可能是一个刚上完夜班、正沉浸在睡梦中的人，铃声粗暴地打断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皱着眉头，恼怒地走到屏幕前，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兴风作浪。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的经验里，多数屋主在门禁对讲机里的语气都是恶狠狠的了。那天我揿响的是一户101房的门铃。那个单元有六层，每层两户，从单元门进去几步远，左边就是101房，而右边隔着楼梯是102房。我清楚地听到急促的铃声同时在对讲机里和101房里响起，然后有一个男声问我是谁。虽然我们之间隔了两层门，但他离我实际上只有几米远。在我回答了他之后，他就开始为我开门了。在他的可视对讲机上，有一个开门的按键，这个按键显然是机械式的，因为当他摁下去的时候，我能听到响亮的“啪叽”一声。我每天在这个小区送货，发现这里的门禁开关普遍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经常要反复摁多次才能把门打开。也有些屋主大概厌倦了和这些按键周旋，在问过我是谁后，就亲自跑下楼来给我开门。可是这次我遇到的这位屋主，显然是个百折不挠的人，一个在原则上决不轻易让步的人。他很清楚这个按键时灵时不灵，因此他没有奢望事情会一蹴而就。他一上来就疾风骤雨般地连击按键，于是对讲机里传出一阵连绵而密集的“啪叽”“啪叽”声，好像有一群小鸭子边拍打着翅膀边扑向水里。由于他在不懈地努力着，我只好尽力地对着镜头绽放出包含着鼓励和期待的微笑。这样，当这位藏身幕后的爵士鼓手边打着鼓点边看向屏幕时，就会感到自己的付出无疑是值得的，有人正被自己的努力所感染，一心一意地准备着迎接那个高潮的到来——也就是门被打开。于是他似乎变得更有干劲了，一倏忽的停顿是为了给接下来更猛烈的敲击作铺垫，精彩的段落恰到好处地带出更精彩的段落，而更精彩的段落向观众发出挑战，看看是观众被绷紧的神经能撑得更久，还是那因被压抑而迟迟不来的高潮能推延更久。作为这场精彩演出的唯一观众，尴尬逐渐爬上了我僵硬的脸庞。时间一秒一秒地淌过，我很难一直保持着从容自如的微笑。可是假如我这时突然不笑了，就要比一开始就不笑还糟糕得多。用一句现成的话来形容我的感受就是，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每一秒都好比一年那么漫长。半分钟过去了，接下来是一分钟——这到底有完没完？我哪怕入戏再深，也到了该醒醒的时候了。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屋主或许是在故意作弄我，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开门，并且为了惩罚我，他故意策划了这一出表演，旨在既不和我撕破脸，又能让我知难而退。这个时候，在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比我本人更小，但无疑更诚实和无畏的人已经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你个傻逼就是走出来给我开门都用不了十秒，再看看你摁开关摁了多久！可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令人宽慰地还存在着一些超越诸如优劣利弊、得失盈亏等向来被我们笃信的功利法则的价值信条；有些人因为各自莫名其妙的原因遵从着旁人无法理解的原则处世为人，并且也能获得一个安稳的立足之地，这让人愿意相信世界确实有可能变得更好。基于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博爱精神，我还是等到了开门的那一刻。我拉开门走进去，屋主已经守在家门口了。他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顺带一提，四肢健全。我把他的快件递了过去，他接过并谢谢我。我礼貌地对他说：“您客气了。”日子开始过得轻松和惬意后，我试着和客户们相处得更好——尽管开始得有点儿晚，因为我即将要和他们告别了。对一些客户我是怀有感情的，虽然还算不上是朋友，因为我们对彼此所知不多。但也不仅仅是业务关系，我觉得我参与和见证了他们的部分生活：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宠物、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以及在唯品会上的消费内容，等等。我尝试带着玩耍的心情，当然是善意地，用谦卑得过分的口吻和他们说话。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问他们几点回来，假如我等不了，我就说：“没有关系，我下班后给您顺路带过来吧。”实际上我并不顺路，我下班回家不经过所有我工作的小区。我专程多跑一趟，仅仅因为我心情好、时间充裕，还有些好奇：假如我不计成本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受宠若惊吗？事实证明只要我不在乎自己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不计较付出回报比的话，那么几乎所有客户都很好相处，都懂得对我绽放真心的笑容。这证明了假如没有利害得失，这个世界确实可以变得和谐融洽。然而即使如此，我也没有用完我的所有时间。于是在下了班之后，我又重新拿起了书来读。我读了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这花了我近一个月时间。我读得很慢，有时读着读着分神了，我又回过头重读。然后我又读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两部书都是我从前读过但没读下来的。我已经有几年没读书了——不是完全没读，是读不了费力的——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读不进去，而且也不想读。在工作的最后几周，我经常在送完所有快件后，坐到京通罗斯福广场里，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铺里的售货员，看不同的送餐员跑过来跑过去。我打量他们的举止，揣摩他们的心情，我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我观察时都是麻木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感受到，只是机械地动着，就和我之前一样。
我还发现当我获知我很快就要脱离这份工作后，我的大多数感受都是正面的、美好的，我变成了一个比原来的我更好的人——最起码比在之前工作中的那个我更好——更温和，更平实，对人也更有耐心。这说明我其实讨厌这份工作，甚至讨厌所有我做过的工作。当我被迫去工作的时候，我很容易烦躁、怨恨、满腹牢骚，而且总是不公正地把我每天伺候的客户看得比真实的他们更自私自利、蛮不讲理和贪得无厌。当然我不总是个糟糕的快递员。相反，我除了不喜欢也不善于和客户沟通以外，其他方面我可能都是站点里做得最好、最认真负责的。我并非能力出众，主要是我从不多揽活儿——有的人为了多挣钱会吞下自己照管不过来的地盘，然后频繁地被投诉——也就是说，我的收入并非最高，甚至都不属于站点里收入高的那几个人之一。但是我觉得客户在评价一个快递员好不好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到他收入高不高这个方面。在结束工作之前，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仅客户可见，告知了品骏快递的解散，还有我将不会再负责唯品会订单的配送。很多顾客在微信上给我留言，称赞了我的服务态度，并且感谢我此前长久的付出。这令我对自己的工作评价也随之提高了一点儿——此前我一直感觉自己做得实在糟糕。其中一个顾客说道：“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我对她的印象其实不是十分深，所以从没想过她对我的评价会如此之高。不过我相信她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她和我已经没有业务往来，很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打交道，她没有必要违心地奉承我。所以我想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我这段快递工作经历，它并没有夸大其词：
（图文经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授权）
责编 李颖迪
题图 Mika Baume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