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I国际会议║世界著名课程学者Ivor Goodson教授分享“新常态下的课程与教学”
11月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主办的第18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在丽娃河畔隆重举行。17位来自美国、英国、芬兰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大陆地区的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围绕“课程与教学如何应对教育新常态”这一主题展开线上线下深度对话，探讨并分享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后疫情时代的课程与教学提供前瞻性的思考。
论坛汇聚了课程人的洞见，通过线上直播扩大论坛受益面，吸引了近1.8万名观众收看。为此，课程所精心整理了特邀专家们的报告视频与相关文字稿件，并将陆续在课程所B站账号（ECNU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和微信公众号同步分享，欢迎关注！
首先是被国际课程研究大家派纳教授誉为“当今课程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的理论大家英国布莱顿大学Ivor Goodson教授的报告内容分享。
▲英国布莱顿大学Ivor Goodson教授
❖ 报告主题：Developing Curriculum and Narratives for the New Normal
❖ 报告视频：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B站观看，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跳转。❖ 报告全文：以下为Ivor Goodson教授的报告全文（视频和英文内容已获授权，中文翻译和文中观点仅为学术交流），欢迎阅读！
今天，我想谈谈课程教学，以及我们在所谓的“新常态时代”如何研究课程教学。首先，很高兴再次到上海，这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虽然是以这样一种远程的方式。
在开始讨论如何在“新常态时代”研究课程和教学之前，我们必须明确社会中的某些“新常态”标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自由市场和理性选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开始考虑如何在“新常态”下做出选择和制定政策。因此，作为当务之急，教育学家们必须构想出一种新的课程与新的课程研究方法，使之与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相适应，并从某种意义上解决这个时代的课程教学问题。在这一情景下，我们不可避免会质疑传统的教学观点，即学校教育中老师可以通过预先的课程准备向学生传授确定性和真理。在当今疫情大流行、不确定性泛滥以及变化来的持续且剧烈的时代，该模型是站不住脚的。让学生学习预先准备好的且过时的学科知识似乎越来越不合适。因此，在本次演讲中，我将尝试勾勒出“新常态”下新的学习模式和新的课程研究模式。我的演讲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01
❖ 首先，我将聚焦课程和学习中的不同传统，然后说明特定的“学术传统”如何偏重某些传统。
❖ 随后，我将继续阐述一种新方法/模式，该方法将扭转莱顿提出的传统模式，并且我认为，“教学传统”为“新常态”和“不确定的时代”提供了前进方向。这将使我们更多地专注于学生如何真正地参与课程。
❖ 在整个演讲中，我的重点之一是在“新常态”下寻找新方法，让学生参与学习，投入学习并将学习与自己的生活叙事联系起来。
❖ 最后，我将探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真正参与学习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研究，我将稍后和大家分享。
我的目的是通过结合教学传统与我们最新的叙事学习研究，来构建更加适合“新常态时代”的学习模型。下面，我将从传统这一概念讲起，你们可以通过幻灯片更直观地了解我在说什么。关于“学术传统”，我想说的是这一传统基于成熟的学术学科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些学科现在在我们的大学中得到实践和推广。因此，“学术传统”倾向于传播已有的知识体系，其目的是覆盖社会中的主要知识范围，包括艺术、人文和科学。这种学术传统已经非常成熟，它源于19世纪并扎根于古典传统。因此，从本质上讲，学校所教授的学科和使用的课程都来源于学术传统中的知识体系，老师通常使用传输模型讲授这些现有知识。
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这张幻灯片着眼于“实用主义”或“以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它关注职业知识、实用知识和日常知识。“实用知识”和不太需要专业技能的职业息息相关，其实很多成年人一辈子都从事这类工作。这一传统涵盖算术和识字等基本技能，除此之外，它还侧重商业和技术教育及它们在新时代的新样态，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科学。
“教学传统”。这是我希望在“新常态”下恢复并重新加以重视的传统，因为它始终聚焦儿童如何学习这一核心问题。这是任何学科的重要阶段，因为它关注“教学门槛”这一关键问题。无论学科的性质如何，每个孩子在参与有意义的学习之前必须跨过“教学门槛”。
在本次演讲中，我想强调在当下充满不确定和疫情的时代，关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参与度比以往都重要。这是因为，当时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方式变化时，我们必须找到灵活的方式来让学生参与学习。如果我们想要用灵活的方式应对这次的新危机，并注重应对中的创造力，教学参与则会成为一个重要工具，因为它能帮助学生准备好迎接即将经历的变化。这种创造力和灵活性将决定哪些社会能在不确定的时代繁荣，以及哪些社会将在不确定的时代衰退。那些以机械的方式传授现有知识的社会将在“新常态”中停滞不前，而那些支持学习者参与学习的社会将趋于繁荣。我认为中国会是后者，因为它将经历新一轮的创业、投资与发展。我记得上一次去中国时我与从事创业和投资领域的教授们进行了多次的交流。有一个傍晚让我印象深刻，那天我们在一个圆桌前一边吃着中国菜，一边谈论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所有在场教授有一个共识，即中国正处在第一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里你们进行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你们利用建筑业和技术产业，不仅在中国，而且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项目在100多个国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但是这个阶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一旦基础设施建立起来，你们就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推进社会福利。
我想说的是，在第二波浪潮中，社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人口的创造力。其原因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技术产业的发展，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也随之增长，人们需要巨大的创造力和灵活性来开发新的技术模式、新的金融服务模式等等。所以，在中国经济繁荣的第二波浪潮中，我今天谈及的创造性和学习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相信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会很认同我的观点。
02
❖ 莱顿说在第一个阶段中：“缺乏经验的入侵者在时间表中占有一席之地，以针对性和实用性等理由证明其存在。”这是学科发展的起点。在这个发展阶段，学生对某个主题感兴趣是因为这个主题涉及他们关心的问题。这些教师很少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却把先驱者的传教士般的热情带到他们的教学任务中。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主导教学。换句话说，在学科萌芽阶段，学科更多聚焦所谓的“教学传统”，这完全符合将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作为第一要务的准则。❖在第二个阶段也是过渡阶段，一种学术性的传统正在形成，同时形成的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专家，教师也从中选拔出来。学生们仍旧被一些学科吸引，但这种吸引力现在不仅源于这些学科切合了学生的问题和关注点，更源于学科自身声誉和日益增长的学术地位。也就是说，学科的内在逻辑对学科内容的选择和构建越来越有影响力。❖第三阶段，教师组成了具有较成熟的行业规则和价值观的专业群体。教学内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领域专家学者的判断和实践。莱顿非常巧妙地指出，在这个阶段，学生们的学习态度逐渐趋于平静和顺从，而这正预示着他们之前兴趣的幻灭。当然，这种看待学术传统的方式可能会遭到非议，但我相信你了解到了在学校学科的发展和学校课程的演变中，不同阶段优先考虑了不同传统。本次演讲我最想传递的理念是，在“新常态”时代，在充斥着疫情和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扭转这个三阶段模型的优先级。我们不再需要将学科作为顶端，将预先形成已经根深蒂固的知识作为末端的体系。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灵活的课程理念，这种理念注重灵活性和创造性，并将重点放在学生如何真正地学习以及他们对什么感兴趣的教学传统上。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方式，来回应这个被不确定性颠覆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也必须颠覆课程，重新确定教学传统的优先顺序，将精力集中在学生的学习力和创造力上。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样做不仅能吸引学生兴趣，更能优化经济模型，促进经济繁荣。
03
让我再来谈一谈我们该如何看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真正参与学习的，以及我们该如何重建以下两者的关系：人们的生活叙事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以及教授相关内容的学校课程。这是我们必须重建的关键纽带。因为如果学习变得更加技术化：如果学习变得更加远程，就像这个远程讲座一样；如果学习变得更加在线化；如果简言之，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逐渐被削减（在我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仅因为疫情，还因为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应对教育规模扩大化），我认为这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我对我们正在做的重塑个人学习与参与同教学门槛关系的研究充满信心，我相信这将为当下的“不确定性时代”提供一种新的学习模式。现在让我来谈谈我认为的非常“前沿”的研究，幸运的是当我回到我的的祖国英国时，英国政府资助了我的这些研究。在座的一部分听众可能知道我长时间在世界各地讲学，我在北美生活和工作过。我在加拿大待了10年，又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研究生院任教了6年。直到我回到英国，我才开始重新关注我今天与各位谈论的这些问题，很巧的是，彼时英国政府正好成立了所谓的“教与学项目”。英国政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试图将新的教育模式与经济增长和复兴的需求联系起来，为此他们资助了这个名为“教与学项目”的大型项目。这个项目旨在研究人们如何学习，以及我们如何制定新的策略来使所有人，无论成人还是学生，都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该项目的理念是，终身学习是必要的，人们不可能在一个领域里工作50年。他们在一生中必须多次接受再培训，而这正是“新常态”不确定时期的一个特征——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如何让学生具备多次学习的能力，以及自学新技能的能力。因为我们有生之年将从事四种、五种、甚至六种职业，如果没有灵活性和创造力，这不仅对个人不利，也对整体经济不利。
在后面的幻灯片中（我可能会很快讲到），我定义了不同类型的“阐述者”。❖ “心无旁骛的阐述者”是指那种对自己想要做什么非常清楚的人。他们可以非常详细地阐述他们需要什么技能和他们想做什么，并且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有非常成熟的判断（这与他们高自我感知有关）。
❖ 与“心无旁骛的阐述者”相对的是“纸上谈兵的阐述者”，后者缺少主观能动性。
❖ 另一个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更加常见，他们就是所谓的“描述者”，他们倾向于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像是降临在他们头上，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去做的。因此，“照本宣科的描述者”倾向于接受他们早年获得的生活脚本。“我是农民。”“我是家庭主妇。”“我是工厂工人。”“我是牙医。”他们按照赋予他们的脚本生活。
可问题在于，在不同的叙事形式里，只有“阐述者”能通过实践（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这么做）对“新常态”做出灵活且具有创造性的回应。那些习惯于接受脚本的人不太擅长使用策略制定新脚本。这使得我们很有必要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如何把课程和学校教育与人们的终身学习需要联系起来。总而言之，我想要强调的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常态”背景下，我们愈发需要将“教学传统”和策略与人们的自我意识、叙述和兴趣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新学习模式必须认真研究这些不同的叙事类型，认真研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兴趣。我们需要更多地根据学习者的需要和兴趣设计我们的教学策略，而不是根据既定学科的需要和兴趣。所以我提倡颠覆莱顿模型。我们不应该朝着静态的预先设定的学科形式前进，而是应该朝着反方向“倒退”，朝着更具教育意义的、关注学习者需求和兴趣的学科方向发展。
04
我想提出的最后一点，这也与我的演讲主旨相关，是让各位对“新常态”下的课程研究方法进行一些思考。我的一贯主张是研究课程的最好方法是对学科知识的演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仍然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我认为另外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是将课程与教师的生活构建关联起来。
我近期的很多研究都着眼于教师的叙事和教师的人生使命感，我希望把它们同教师对课程的投入和动机联系起来。各位思考一下，这与之前说的优先考虑学生的兴趣这一理念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想倡导的是，在“新常态”下探究教师的利益和需求，以及探究政府课程政策与教师的兴趣和生活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过去20年的研究中收获很大的一点是， 当课程的呈现方式符合教师的需要和兴趣时，教师将感到满满的动力，此时的教与学将以最优的方式推进。无论在何种情境下，无论是“新常态”还是“旧常态”，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都至关重要，我们真正要寻找的是不仅能激励教师，更能激励学习者的策略。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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