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陈茶：少年所见两行泪——邻人鲁家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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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陈茶
编辑｜渡十娘 Eric.T
与鲁家为邻的儿时旧居。二楼左边有绿窗帘的那间，是我当年住的房间。从窗里望出，空地上有棵高过房顶的白兰花树。好在1995年回国时拍下了这张照片。现在已经被拆掉
1995年春天拍到的儿时旧居环境。路旁的是芒果树，夏天地上掉很多芒果
鲁姆姆可以说是我儿时所见过的最胖的人，胖到走路双手都没法正常地前后甩，而是要在身后左右摆动，很像一只大鹅。鲁姆姆不仅胖，骨架还很大，个子高高的，这在广西人里很少见。她的五官也是大的，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总像瞪着，金鱼一般，且嘴大唇厚，这让她的面相看上去有点凶。广西的夏天极是湿热，她常只穿件蚊帐布质的无袖T恤——当然那时叫汗衫，下身总是一条松紧带裤头的宽腿黑色七分裤，春秋天就穿那种斜襟褂子，以铁灰或灰蓝色的居多。姆姆那时应该未到六十，可在我的印象里，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老人，皮肤松驰，头发花白，像那个时代的中老年妇女一样，剪个齐耳短发，再用两只铁质发夹在两边夹起。
我们平时都叫她鲁姆姆。“鲁姆姆”这三字要用桂林话念，全平声，非常顺口。广西农学院在南宁西郊，我母亲在院里的植物保护系昆虫教研室工作。1949年后广西首府从桂林迁往南宁，在1958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时，农学院便被连根拔起，从桂林郊外的雁山直接移植到南宁郊外。由于这段历史，与其它的广西大专院校一样，我们大院的“官话” 是桂林话，也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母语。我们小孩子如果当面用我们的桂林话叫她，免姓，只姆姆长姆姆短地喊。她本名叫刘珍——这是我上学识字后，她告诉我的，还拿户口本给我看，一边叹气说：有好多事，慢慢跟你讲，等你以后会写字了，帮我记下来。姆姆告诉我说，她小时不爱读书，只得高小文化。我听得心里生出小小的自豪感，说好啊好啊，我以后帮你写，但没想过问她要写下来给谁看。
姆姆的先生叫鲁纯，我们小孩随周围的大人叫他鲁伯。我后来才听说，姆姆和鲁伯没有生养过的，姆姆还告诉我，鲁伯早年在桂林当警官时娶过一房小老婆，但那二房也没能生下个一男半女。姆姆跟我说这些话时表情很自然，好像面对的不是个小孩。我那时对“小老婆”这词半懂不懂，根本没想起追问那女子的下落，想来必是1949年后各自飞了。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鲁伯是个“历史反革命”。这当然是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的警局里当过警察，就在当年广西大学农学院所在的雁山镇上的警察分局里，49年后给就近遣送到农学院当了小职员，之后便随农学院从桂林搬迁到南宁。在我小时候，听到“国民党”，跟听到“砒霜”的恐怖程度不相上下，何况还是国民党的警察。后来知道鲁伯当年不过是警局里的小股长，那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官阶了，薪水不会高，却还娶了个二房，想来是因急于生养。
鲁伯虽然很瘦，但腰板挺得特别直，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这让他看上去确实有点警察的派头。他的形象跟红色样板戏中反派人物的造型非常像，有只眼睛是坏的，看上去眼里总有一层白白的雾。他的脸是长形的，看上去有点浮肿，脸色暗中带点黄绿，总像在病中。在我的记忆里，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个老人的模样。刚明白他的“历史反革命”身份意味着什么时，我很有些害怕，有一阵总是偷偷地观察他，想像是他是个潜伏的敌特分子，总在准备搞些颠覆活动，特别是后来读了反特小说，有段时间甚至怀疑他那有问题的眼球里面装了发报机。他不仅看上去像个瞎子，而且几乎无话，与邻里也没什么来往，下班回家后基本就不出门了。我那时经常在他们的小屋出入，他不可能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却给我留下个哑巴的印象，可见他连跟老婆也不怎么说话。记忆里，鲁伯总是穿着有洞的老旧月白色背心，阴丹士林布做的短裤，沉着脸静坐在靠窗的木椅上抽烟，吞云吐雾。他们家里总会有不少晒干的烟叶，由姆姆拿去菜市场找人切成烟丝，然后拿回家自己卷成烟码好，那个卷烟的工具是个长匣子，很好玩，我经常要求姆姆让我帮她卷，所以鲁伯抽过不少我卷的烟。我儿时从未好奇过鲁伯静静地坐在那儿抽烟时心里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相对于姆姆而言，他在我眼里就是个透明人。而我们这些到他家如入无人之境的小孩，于他大概也是透明人，两不相干。
我的房里有个圆饭桌，一张大竹椅。窗前放着一台上海牌縫轫机，我平时就在上面写作业，房里放的是架床，我睡下铺，上铺放着樟木箱皮箱之类，床下也塞了不少东西。在寂寞的童年里，我无数次地爬到架床上翻看那些箱子，里面多是父母的信件、记事本、相册和书之类，我竟百看不厌。窗外有棵两层高的白玉兰树，夏天一树的花香袭人。房里还有个碗柜，碗柜上放着热水瓶等，也有茶杯水杯。父母总是很忙，没人不停地往那瓷水壶里加烧好的开水。大人可用热水冲茶，可我们这种小孩一是不爱喝茶，二是总是在玩疯到口渴得实在顶不住了才想到要喝水，哪里喝得下热水瓶里的热水？那年头又没有软饮料，家里更无冰箱，所以总是去姆姆家蹭喝凉白开。
和鲁家为邻的儿时。1970年代初期
姆姆家里一进门的矮桌上有两个有盖的大号搪瓷缸，里面永远盛满了凉开水。我在外疯玩跑得气喘吁吁，只要口渴了，拔腿就会往回跑上楼来，直接冲进姆姆家，不由分说，揭开搪瓷杯盖“咕咕咕”地往肚里灌水，每到这时，她会用一口标准的桂林话不停喊：渴死鬼投胎嘛？慢点慢点，慢点喝啦！等下呛到了又哭又喊，造孽啊！姆姆开始肯定只是为自己盛的凉水，大概我们小孩子来多了，她就弄出那两个大瓷缸，随时添满水凉着，待我们享用。水是室温，四季不断，随到随有。这儿时的生活经历，养成了我一年到头都爱喝凉白开的习惯，后来随父母搬了家，年纪也大些了，就才懂得自己随时往家里的大茶壶里盛开水凉上。后来来美国，我从一开始就对喝凉水和冰水很适应，就是因为从小喝惯了鲁姆姆一年四季为我准备的凉白开。
单元里喻老师一家住在大门边的两间直套房里。喻老师是学院附小的语文老师，四川人，从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随她那四川大学毕业的先生夏叔叔来到广西。夏叔叔在农学系教植物分类，小时我还跟他学过如何认中草药。
晚年的夏叔叔与喻老师
三家公用的厨房不算小，灶台上并排放着三只煤炉，有个洗菜用的水池，从厨房拐进去则是共用的卫生间，竟是抽水马桶的，虽然那抽水的机关早坏了，院里也不来修。
姆姆家的饭桌上永远罩着个防苍蝇的罩子。姆姆是家庭妇女，不用上班，每天总是早早就将饭菜做好，久不久会有个蒸肉饼或者煎小鱼，看得我直流口水，她偶尔就让我尝一口。他们一屋的家具颜色很深，看上去毫无光泽，老旧得让小小的屋子显得沉闷而拥挤。饭桌边有个脸盆架，鲁伯一回来就在那儿洗脸。跟我们一般人家里不同的是，鲁姆姆家的蚊帐每天都会认真地收卷起来，再用塑料布搭上，两头用大木夹一夹，以防灰尘，这个细节看在我眼里真是太讲究了。姆姆没事就拿个鸡毛掸在桌椅间划拉。大床一头靠着窗，边上那把椅子，就是鲁伯经常坐着抽闷烟的地方。虽然卫生间出门一拐就是，鲁伯却总是在自己的屋里用痰盂大便。每到这时，他家的门就关上了。便后由姆姆拿痰盂去卫生间倒。对我而言，他们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就是床底的那只大铜盆。姆姆总是从厨房里打来烧好的热水，倒到铜盆里兑凉水，让鲁伯在屋里洗澡。这样一来，除了姆姆用厨房，鲁伯是基本上不与邻居分享公共空间的。
姆姆是旧社会过来的家庭妇女，早已无麻将可搓，也没扑克可打，跟我们小孩子相处的时间便很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的看顾人。那时大学已经停课，周围的大人却看上去更忙乱了。外面电线杆上挂的高音喇叭抽疯一样，时不时就突如其来地狂响一番。红歌，样板戏，大批判稿不停推送，还动不动就来个紧急通知，什么批判会，批斗会，学习班，游行，应有尽有。有时半夜里高音喇叭也会突然大响，那是北京又传来了最高指示，每到这时，大人们就要立刻爬起来，套上衣服冲出去参加游行，还敲锣打鼓庆祝。那些最高指示在我听来不仅很费解，还非常无趣，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人们要那么激动。为写这篇文章，我打电话问年长的朋友为什么当年总在半夜里发表最新指示，朋友说：大概是半夜里才开完会，讲了话呗，下面的人就当接到圣旨，要立刻传扬。
我到姆姆家喝完水后，没人玩了就在她屋里盘桓，听她东讲西讲，也很乐意帮她干点穿针引线之类力所能及的活儿。姆姆看上去粗眉大眼，说话声音也粗，嗓门也大，但我很爱听她说话。她并不把我完全当个孩子，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什么都对我讲，还有问必答，不像周围的其他大人，对我们小孩以打发为主。我小时大部份的时间是在学院里的幼儿院、托儿所度过，有时半托，有时全托，从无与祖辈们共同生活的经历。可长大后与生活中碰到的老人家总容易谈得来，相处自然而愉快，从不觉得听他们说话不耐烦，这应该跟我儿时跟鲁姆姆的密切往来有关。
姆姆还给我看她抽屉里的旧物什，有时我自己去翻，她也并不介意。那时鲁家已被抄过，家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可铜制的掏耳针，粗大的老式顶针之类，在我看到还是很有意思。记得她竟将包得好好的拔下的牙齿打开给我看，说都要留好，将来要带着一起走。我问你走去哪里？她就“啪”地关了抽屉，说：“去棺材里呗！”——她总是爱讲与“死亡”有关的事情，这确实让她更像个老人，但她说这些话时，不显得特别悲伤。她还总说自己有高血压，说倒就随时可倒的，若能死在丈夫之前其实是福气啊——“死在夫前一朵花，死在夫后黑麻麻”，她强调着。“麻麻”用桂林话念，平声，如“妈妈”音。“黑”则念“和”的平声，黑麻麻是漆黑一片的意思。南宁在文革中大力推行火葬，这也是最早由她告诉我的。她那与她弟弟同住在南宁城里的老母亲去世了，就是“被烧的”，她强调说。然后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整个过程，她怎么在观察口看到焚化炉中的遗体会突然坐起来，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后来在学院或街头的布告栏里看到宣传火葬的招贴图片，总忍不住踮了脚仔细看，想要印证姆姆讲过的种种细节，回去还找她再问。长大后，我对生活中各种细节有着特别的兴趣和敏感，想来与儿时跟鲁姆姆相处的经验大有关系。
鲁姆姆的娘家人仿佛都在南宁城里，一到周末，她和鲁伯就穿戴得整整齐齐，一摇一摆地晃去坐公车，进城去看她弟弟一家。记得她弟弟一家住在中华路一带的南宁汽车总站宿舍里。她的侄女有时也来看他们。她是怎么嫁去桂林的，这点我不记得她讲过。有次去学院里的大字报棚乱窜，撞到一幅配文字的漫画，我那时并不认得几个字，但靠漫画一眼就认出了那画的是鲁伯和姆姆夫妇，可见那大字报里的漫画水平还是有两下的。漫画中的鲁伯穿着一套黑色的制服，扎着皮带，穿的是绑腿的马裤，手里拿条警棍，表情凶煞。姆姆被夸张地画得更胖了，脖子上吊着一串巨大的首饰，那是我在生活里从未见她拥有过的，耳且竟然还穿的是旗袍和高跟！可都是我那时在生活里从未得见过的东西。我请旁边的大人读给我听，说的是历史反革命鲁纯是国民党警察，老婆出身有钱人家，好吃懒做，爱打麻将。我的小脑袋完全无法将这些描写与我认识的鲁伯和鲁姆姆对上号。鲁伯在旧社会不过个低级小警官，那时也在学院的农场里也就当个仓库保管员，管管农具种子化肥之类的，却扛上个“历史反革命”这样沉重的名号。
自从上了大字报，鲁伯被批斗的日子也就开始了。他有时上下班会提个纸糊的高帽，上书：“打倒历史反革命鲁纯！” 我就知道这天他在农场不是被批斗，就是要当陪斗了。他的高帽拿回来就放在箱子上，我去喝水时见到，曾想拿下来看，被姆姆喝住，说千万不能动，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姆姆虽然看上去凶，但绝少讲话那么严厉，我当然就给吓住了，从此再不敢去碰。后来我父亲也有了一顶上书“牛鬼蛇神、走资派”的高帽，我自觉地远远地躲着它，从不敢碰一下。农场在学院的边缘地带，主要是教学实验用的农田和果园，从我们宿舍走过去要近半小时。鲁家没有当年人们常用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鲁伯便总是步行上下班，看着他拎个高帽穿过半个校园缓步而行的样子，真不知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他从此就更像个哑巴了。我上小学后，孩子间曾流行一个游戏，当拍手念到：“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大家就要做出定格状。不久，我们那个非常上进的班主任出来制止说：不要再玩这个反动游戏，这是阶级敌人在指桑骂槐，他们不满自己被革命群众剥夺了发言权。我便想起鲁伯沉默地长坐在自家窗前，面无表情地抽着一根又一根的纸卷烟，真是很像个木头人。
说到这儿，要讲到鲁姆姆的儿女了。前面说过，鲁姆姆和鲁伯没有生过孩子，鲁伯娶过的二房也没有生过孩子。这就是说，他们的一双儿女都是接养的。他们具体是什么时候接养的，在什么情况下，又是从哪儿接样的，我相信以姆姆那样健谈的性格，肯定给我讲过，我却一点没记住。只依稀记得她有一次跟邻居家的阿姨说起儿子鲁金，提到当年在桂林郊区逃难时看到整村整村饿死人，这给我留下个印象，他们的儿子鲁金就是那时在桂林郊区捡来的孤儿。
我不知道我们三家人是什么时候成邻居的，我只知道大人们都认识鲁姆姆的儿女，那就该是我有记忆之前的事了。在我见过姆姆的儿女前，我只是不时从姆姆的口中听到他们的名字。姆姆告诉我，她家女儿叫杏荣，很懂事，从小帮她做好多家事，还帮带弟弟，姐弟俩感情特别好。杏荣还特别会读书，鲁伯最爱她了，父女感情最好。姆姆每次跟我说到女儿，总是“你杏荣姐”长，“你杏荣姐”短的。她又告诉我，杏荣姐在文革前考上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把鲁伯高兴坏了，给女儿带去上学的衣裳裤子、被子蚊帐提桶脸盆等等，里里外外都是全新的。那时在中国读师范不仅免费，还发生活费，这也是姆姆告诉我的。我想象不出终日面无表情沉郁寡言的鲁伯高兴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他笑了吗？他笑起来会是怎么样呢？
姆姆拿过一张两寸的黑白照片给我看，那是他们一家四口早年的合影。可能因为不习惯面对镜头，大家看上去都很有点紧张。我的注意力落在那对儿女身上。杏荣姐扎着两条短辫，个子好像很小，儿子鲁金那时还像个小孩，但看上去很机灵，眉眼很清秀，与照片里的另外三人完全不同，也很不像。那时没有什么“帅哥”这类词汇，我只懂得讲他好看，姆姆有点不太满意，不悦地说：是英俊！说着就将照片从我手里拿回去，小心收起来。我又问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呢？姆姆说，你杏荣姐大学毕业后分到柳州，在一个中专教书。我那时想不到问她为什么杏荣姐不见回来这样的问题。就只知道他们有个女儿杏荣姐在柳州教书，偶尔有信来。那时从南宁坐火车去趟柳州要五、六小时，在我听来真是远在天边，所以觉得她回不来也正常。
姆姆又告诉我，他们英俊的儿子鲁金在读水利专科学校。学校好像在南宁东郊的长罡岭那边。鲁金在我的记忆里出现过一次。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他当时穿着一件带毛领的褐色皮夹克，很像画报里见过的飞行员穿的行头，那是我在周围的人群里从来没见过的，让他显得特别精神。鲁金留着分头，举手投足很有派头，我觉得真是很英俊。在我的记忆里，我是要抬头仰望他的，仿佛我身高只及他的腰际，可见我那时很小。按说在南宁要能穿得住皮夹克，最晚也得是在早春，因为一近“五一”，气温就会急升，穿单衣都会觉得热。那样算来，我应该是在1968年的早春见到他的。记得鲁金是提着个小箱子回来的，对我们跑来围观的小孩子很友好，给我们分了水果糖。分糖的时候，他笑得很灿烂。他显然认得我们这些围上来的小孩子，还叫得出我们的小名。按记忆的样子，今天想来他那时不过二十岁。姆姆后来告诉我，鲁金专科毕业了，分配到水利厅的一个单位里工作。我说到他的夹克，姆姆就自豪地说，那是你杏荣姐给她弟买的，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在1968年里，广西的局势开始失控，战火在全区各地燃烧起来，到五月至七月间最为激烈。广西主要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联指”和“四·二二”打得不开交，流血事件不断升级。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经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历史上著名的“七·三”布告。布告措词严厉地谴责了广西地区发生的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令箭一到，正规军力量直接参与进来。双方在南宁城里展开血腥巷战。
鲁金就在这个夏天的武斗中被打死在南宁城区“四·二二”的战壕里。我不知道那个夏天的武斗现场有多么惨烈、恐怖。很多年后，一位当年从上海到广西壮乡插队的老哥告诉我，他们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旅行，终于到了南宁火车站，可一出车站就全呆住了：“你们南宁打成了一片废墟，市中心的南宁百货大楼一带都给大炮轰平了。我们一帮小年青觉得上海已经够乱了，但这样的场面，我们还真是从未见过，完全无法想象，全部呆在那里。”
正是从这个夏天开始，我的记忆可以连接的碎片多起来。
我记得鲁金的死讯是在夏天的黄昏里传来的。我刚被家里从幼儿园接回家，正要兴冲冲地去姆姆家中打个转，就看到他们家里来了黑压压一屋子人——那肯定是因为屋子小给我的错觉，当时来的应该不过两三人。那些人拎着皮箱之类，表情都很严肃。我在门口一出现，就被大人扯回。过了好一会儿，那些人走了，我出门一转，听到楼下空地上三三两两站着的大人正小声议论着什么，我听不清楚他们讲什么，又折回家里，好奇地往鲁姆姆家看去，只见平时白天里几乎从不关门的鲁家关上了门，我和喻老师家的孩子在单元的小过道玩起来。喻老师那漂亮的女儿悄声告诉我：“鲁金死了！” 我半懂不懂，甚至也没问怎么死的，只觉的情况有点严重，难怪大人们的表情都这么难看。很快我就忘了，又在过道里跑动起来，弄出不小的响声。这时，鲁家的门开了。姆姆一出来，随手将身后的门又带上了，她挪着自己胖大的身子朝我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晃了晃，压着声跟我说：你们出去耍吧，不要吵，鲁伯想安静点。她那两只金鱼眼有点发红，说话带着鼻音，表情却看不出有特别的变化。因为平时跟她说话很随便，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你鲁金哥死了，刚才他单位的人来送他的遗物，鲁伯很难过。姆姆说得很直接，“遗物”这个词，跟她说的“英俊”一样，对我而言非常陌生。她说完转身，摇摆着回自己的屋里去了。我感到周围的空气很凝重，就踮着脚躲回自己的小房间了。
到了第二天，鲁姆姆家的门又敞开了，我趁鲁伯不在家时又窜进去，看到家里多了一只皮箱，想来那就是鲁金的遗物之一了，不知那件漂亮的褐色皮夹克是否在里面。从那天起，鲁伯抽烟更凶了。我从没听说过鲁金遗体的下落，想必是被集体处理掉了。
南宁解放路一景
由于鲁金的死，我终于见到了姆姆嘴中念叨不断的“杏荣姐”。杏荣姐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到的，是接到了谁的通知而来的，我已无从知晓。我那时应该没被全托在幼儿园里，所以夜里会在家。听大人讲杏荣回来了，就很想去看。杏荣姐显然没有时间和心情搭理我们。我远远看到杏荣姐个子不高，打两条短辫，比照片里显得老成多了，看上去普普通通。杏荣姐回来，鲁家的门又关上了，她跟父母是如何互动的，我无法得知，只清楚地记得，那个夜里我起身去卫生间，刚走近厨房，就听到喻老师和杏荣姐在里面低声说话。那时为了省电，卫生间和厨房里的灯瓦数都特别低，夜里显得特别暗。我探了个头，看到杏荣姐在卫生间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搓洗面前木盆里的一堆衣服。喻老师靠在卫生间的门边，背对着我，小声地跟杏荣姐讲着话。我听到了鲁金的名字，赶紧竖起耳朵。搓洗衣服的响声没了，短暂的静场，我在厨房门外缩回头，一下就听到了压抑的哭声。喻老师的声音愈发轻下去，显然是在安慰杏荣姐。杏荣姐的啜泣声越来越急，变成了抽泣，努力压低着，不敢放声。我的心跳在加快，小心地探头往里看，只见黑暗中，喻老师已在门边蹲下来，杏荣姐坐在小木凳上，手还泡在一盆衣服里，喻老师的声音带上了浓重的鼻音。杏荣姐说了句什么，接着是一串低沉的“呜呜”声，可能是压抑得太狠，那哭声带着呼呼的低鸣，好像嘴里塞了个布团，哭一声咬一下团布，又因乏力而没咬紧，听上去非常怪异。作为一个孩子，我之前从不知道人是会这样哭泣的。我第一次见到杏荣姐竟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她是鲁伯最爱的女儿，她心爱的弟弟死不见尸，她却不敢放声痛哭。
晚年的喻老师
我悄悄地退回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我再从托儿所回来，杏荣姐就没了人影。我去问姆姆，她轻叹一口气，说杏荣姐已回柳州去了。从姆姆家的窗口望出去，晾衣杆上搭满了衣裳，我知道那是杏荣姐前夜里洗出来的。姆姆自语道：她的孩子还很小，她要赶回去照顾小孩啊。
从那之后到文革结束，我没见杏荣姐再回来过。听喻老师跟大人们讲，杏荣姐的丈夫出身好，又很要上进，入了党，还当上了学校的领导，他坚决反对杏荣跟她那“历史反革命”的父亲来往。杏荣姐只得在那样的天枰中作出无奈的选择。
接下去的日子更差了。整个学院乱成一团。我看到很多小朋友的父母也戴上了高帽被游斗。父亲被隔离审查去了，身体很差的母亲也被弄去五七农场劳动，家里也被抄过了，连我最喜爱的一对玻璃糖罐也被抄家的人收走了。喻老师被她的前学生回校闹革命时打得流着鼻血回来。有一天我突然听说前楼的秦科长自杀了，跟着人们跑去看。到了那楼下，听说火葬场的车已经来过，秦科长的遗体被拉走了。大孩子说他们看到秦科长的舌头长长地掉出来——他们比划着，将我吓得直哆嗦，从此记住了，上吊的人舌头会掉出来好长好长。秦科长的妻子是我们幼儿院里的郭阿姨，也是当年跟着学院从桂林过来的老员工。我听到她哭着对围着安慰她的人们说：“老秦也就是接到让他下午去参加批斗会的通知啊，怎么就——”，她的独子比我还小。再后来，我亲密的小伙伴阿康的父亲也“自绝于人民”了。
到了这时，鲁伯更是无声无息，铁青着脸，与身边的世界不作任何交流。可那个拿走了他心爱儿女的乱世仍没放过他。姆姆哭丧着脸告诉我，鲁伯因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始被扣发工资，每月按每人十三元的标准给他们发放生活费，那就只够吃饱，没法像往时那样能久不久吃点鱼肉，喝点小酒了，鲁伯买烟的钱也很难挤出。他们先是砍掉周末去城里走亲戚，姆姆叹气说，坐公车要花钱买票不讲，见到侄儿侄女的小孩子也不能空个手啊，现在荷包都空了，就不要去了吧。大概见他们一连几周没去，姆姆的侄女就来了，走时给她留了十五元钱。从那以后，他们周末又恢复进城走亲戚了。他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每回出门都换上自己最好的衣裳，头发梳理得清清爽爽。果然像姆姆常说的，马要鞍装人要衣装，两人收拾一下，看上去比平时真是体面多了。姆姆的侄女不时会塞个十块八块的给她，姆姆就讲那是借的，要一笔笔记下来，以后有机会要还给侄女的。来自自家兄弟和侄女侄儿们的关照，应该是姆姆和鲁伯在那段日子里最大的安慰。姆姆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为宿舍区里的人家带小孩子，以贴补家用。
日子过到1974年夏天，家里分到了宿舍区另一楼里的一套带厨房和卫生间的三居室单元，我们就搬走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好几年了，世界一下显得大多了。搬家后，我开始还不时会去姆姆那儿转转，慢慢的就稀疏下来。
到了日子回归正常，由于忙于准备高考，我就基本没再得空去找姆姆玩了。忽然有一天，听说鲁伯查出了胰腺癌晚期，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心里觉得很难过，又不知该怎么去表达。我在宿舍区里见到了专程从柳州回来照顾鲁伯的杏荣姐。她比我当年见到时显得更年长了，个子小小的，剪个运动头，搀扶着鲁伯进进出出去看病、住院。鲁伯更瘦了，脸色蜡黄，很热的天里还穿着厚厚的外套，听大人们说鲁伯已没有希望康复了，大家叹着气，又说，他最爱的女儿毕竟能回来尽孝了，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对他肯定是很大的安慰。
鲁伯不久就走了。鲁姆姆看上去一下就老了很多。杏荣姐随后就将她接去柳州跟他们一起生活了。我忙于准备高考，越来越少有时间想鲁姆姆一家。等到了高考结束的那年夏天，忽然听说鲁姆姆回来了。我在宿舍里撞到她。她看上去瘦了不少，头发很白了，但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穿着浅灰色的短袖斜襟褂，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只是步子摇起来比过去慢多了。她见到我很高兴，唤她的一双外孙子女过来叫我“姐姐”。他们看上去比我小好几岁。姆姆告诉我，她是由杏荣姐陪着回来落实鲁伯平反的事情，院里给补发了当年扣发的鲁伯的工资。杏荣姐安静地站在一旁，话很少，只看着我浅浅地笑，说我长大了很多。我注意到她的声音是清亮的。我已经晓得告诉姆姆，我为她感到高兴。她晚年终于能跟女儿一家在一起了，又有两个可爱的外孙儿女，以她当年对小孩子们的那份热情，她一定会很享受这份次迟来的天伦之乐。她给我带来一包水果糖作为礼物，一如当年的鲁金那样。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姆姆。之后的人生，便是一路的飞奔，越跑越快，越跑越远。偶尔会想起姆姆，也总盘算着等有机会要到柳州看看她，后来就听到了她在柳州去世的消息。按她早年担心的，她是走在了夫后。我只希望她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黑麻麻”的。
2016.5.16. 记写于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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