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从岁月深处飘出 （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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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常罡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常罡
生於北京，長於北京。少年進廠學工；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糸；一九八五年入美國伊利諾大學音樂學院讀研究生；歸國，任教中央音樂學院十二年。一九八三年起，發表音樂譯述與短、中、长篇文學作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移居美國，研究並收藏中國古代文物，著有《海外拾珍記》。
此文为“今天”七十年代写作计划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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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九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从工厂回到家里。父亲告诉我，报纸上登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糸文革后首次招生的简告。权衡我的优势劣势，他建议我报考。
刚刚在去年深秋，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志愿：北京大学或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糸。可惜，初中三年，除了三夏劳动、冬季拉练和为学校深挖防空洞之外，所学甚少。仓促上阵，踉踉跄跄蹚过数学的泥塘，一头栽倒在“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中国科举史上最朴实大方的语文试题脚下。音乐学，则是位吊环运动员，一手抓住文史，一手吊牢音乐，在其间做出姿势，略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我从鲍家街中央音乐学院拿到招生简章，方知考试分为初试、复试、三试；每试两天，每天上、下午。每试发榜，榜上有名，才可进入下一试。考试科目有中、外音乐史、乐理、和声、音乐听辨、古文、 外语、视唱练耳、器乐演奏、音乐评论，还要交一篇音乐论文或一部音乐作品，简直要考生把十年文革中自学了些什么知识，彻底交待一回。三试通过，再参加全国统考的语文、政治考试，但由音乐学院自行出题。
父亲领我去见他在燕京大学的校友、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糸的赵行道伯伯。我捧出为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谱写的音乐呈请他批阅。他在钢琴上大致摸了摸，又留神看了看一个突如其来的转调部分，宽厚而温和地笑了，没有鼓励我献身作曲事业。
赵伯伯借给我音乐学糸的音乐史教材及其它必需的书籍，一一指出重点，并嘱咐我：音乐史的考试不会超出这套教材的范围，也不必担心和声学之类，入学后会从头训练。
考期渐近，时间紧迫。我梳理头绪，排出科目表。练一首较有难度的长笛曲；再读斯波索宾《和声学》，选作和声习题；读西方音乐史和中国音乐史，把以前那些耳熟而尚未能详的音乐家和作品，像晾晒衣服那样，依次挂在历史年表的标杆上。
我在厂里依旧八小时三班倒。机织车间里排列着百十台高大的毛毯织机，噪音震耳欲聋。我不得不戴上游泳时防水进耳的橡皮耳塞，以保护听力。和我开对台车的于师傅， 一位好心肠的中年女工，知道我想念大学，每天一上班，就挥手赶我出去读书，她一人照管两台织机。带班长庄师傅批评我上厕所的时间过长，向来不声不响的她，还顶了庄师傅几句。我得以夜以继日准备考试，多亏于师傅。
初试看榜，我是抱着视死如归的心去的。
进得原是清代醇王府的中央音乐学院，忽又胆怯起来。我坐在大殿前的汉白玉石阶上，歇口气，定定神。古槐的碧绿浓荫，遮住了雕梁画栋的飞檐。刚下过雨，青砖漫地上落满泛黄的槐花。
这时，同考的欧阳同学，推着自行车，兴冲冲过来，看来是中榜了。她朝我喊：“看见你名字了。有你！”
我很木然，并无振奋的感觉。前面的道路依然曲折，一关落马，前功尽弃。如果败北，那还不如第一关就趴下，免得多受罪。
待到二试看榜，我鼓起勇气绕到榜前，正定睛在名海中寻找。欧阳同学又过来了，说：“甭看了。有你！”
二试与三试之间，按规定要交文章或音乐作品。旧作《星海在巴黎》便派上用场。
那天早上，我拿着誊清的文稿，慢慢悠悠进了音乐学院。迎面碰上音乐学糸徐士家老师。他问我怎么在这儿？我说来交文章。他急了，说今天是三试的古汉语考试，已经开考啦！
我飞奔上楼。惊喘未定，借了枝笔，便埋头答卷。所幸还算顺利。
器乐演奏排在最后一项。我吹了一曲德国作曲家维茨格的《林中小溪旁》，获八十分——音乐学院老师们打得八十分。我默默感念，这长笛跟了我这些年，算对得起我了。
终考之后，已是仲夏。很长时间没有音讯。据传，优秀考生太多，招生名额有限，正在向文化部申请扩招。
最终揭晓的前几天，我实在坐不住了，便来到音乐学院探听消息。正好在楼道里看见赵伯伯从作曲糸办公室里出来。没等我开口，他就说：“我去帮你问问。”他进了音乐学糸办公室。不一会儿出来了，还是那么宽厚温和地笑着，悄声说：“有你！”
我差点儿笑出来，心想：怎么都这一个词儿！
我推车走到大街上，心醉了，有些头晕眼花。俄国作曲家斯克里亚宾，据称乃一通灵之人，写过一部交响乐《狂喜之诗》，历来歧解纷纭，颇具神秘色彩。在赵伯伯告诉我被录取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悟解了些许。斯克里亚宾试图表现的，应当是人的那种陶然销魂、呻吟呢喃、欲仙欲死的魂灵状态。那是人类美好情操的极致。
第一个学期末的一个晚上，我悄悄回到厂里，为了看望于师傅。我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只打听到她所在的乙班轮到夜班，半夜一点钟上，早晨八点钟下。
我找到厂里熟人，在宿舍的空床上胡乱睡下来。淩晨时分，我穿过熹微静暗的厂区，来到车间。
于师傅的织机在最边上一排。我走过一台台织机，先和其他师傅们打打招呼，停下来聊上一会儿，打算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于师傅。音乐会最重要的曲目，总是留在最后嘛。
等我走到于师傅身边，天已放亮。她或许误会我了。本来就讷于言辞的她，好像很拘束，怯生生的，问一句答一句。
下班铃声响了。她喃喃地，收拾起饭盒和茶缸，向我笑笑点点头，就朝车间外走。车间里噪音大，她越走越快，消失在下班的人流里。
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懊悔，有一种百口莫辩、百身莫赎的感觉。我想我错了，应当一进车间就先去于师傅那儿……
我从没问过于师傅的正名。她一个女工，男师傅们却都笑叫她“老二”。我不知道那厂子如今还在不在了，更不知道于师傅——也该年愈七旬了吧，能不能原谅她这好心坏事的徒弟。
5
回想起来，我在音乐学院最爱上的课，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是和声、对位、曲式、配器四大件，也不是中外音乐史、音乐美学等主科课程，竟是属于副科的钢琴课。
家里原有一台古老的德国钢琴，老到上面还有放烛台的架子，但象牙贴皮的琴键，看上去依然整洁悦目。为了学习和声，我曾对着教程自学弹奏。现在可好了，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们，正在那儿敞开手臂，笑脸相迎。
在音乐学院，钢琴共同课教研室的老师们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她们担负着除钢琴糸以外所有科糸学生的钢琴教学。我统计了一下，这些老师们均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都是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第二，都曾有过成为钢琴家的梦想；第三，这梦想都破灭了；第四，都把梦想破灭后遗存的激情，一古脑倾注到学生身上。不管你是指挥糸的还是作曲糸的，不管是学提琴的还是学二胡的，统统要训练成钢琴家。
这些老师们，尤以教学严肃认真而名闻遐迩。一次，指挥糸邵恩同学上钢琴课，大概因为昨晚熬夜用功，忽然感到面白气弱、一阵眩晕。任课的李老师连忙扶他躺下，凉水浸湿手帕，敷在他的额头。过了一会儿，邵恩觉得好多了，才继续上课。结果事后被传成：李老师上钢琴课把邵恩上昏过去了，冷水泼醒，醒来接着上。
为我指定的钢琴老师名叫梁美，个子不高，肩披外套，挟着琴谱，走路风急风快，激动脸就红。笑容开心绽放，但一般不大爱笑，嘴角一动就算笑了。
第一次见面，梁老师打量打量分配给她的这几个年纪和水平都参差不齐的学生，撂下一句：“行了，往后你们几个就交给我了。”让人心里一哆嗦。
中国古代音律学上有“三分损益法”之说。梁老师的教学方式，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损益教学法”。简言之，就是在损你的过程中让你受益。她模仿你的缺点，学得无比夸张，特别难看，以此使你明白。随时打压你的自满情绪，让你甭指望夸奖，这堂课只要不挨批，就应该感到幸諨。久而久之，我们做学生的也习惯了，甚至不骂还不行了。同学老戴，有一回课后乐呵呵对我说：“今天梁老师又损了我一通儿。”言下，通体舒泰，相当地受用。
还别说，梁老师的“损益教学法”，很见成效。老戴，年近三十才学琴，手指软似面条，走在琴键上慢条斯理、一摇三晃。经过梁老师的高压调教，蹬弹跑跳，利索多了。老修，指端粗大，硕如肥肠，弹一个音，必定擦响邻旁的音，天生是为了弹奏现代不协和音乐才来到人间的。可他特别喜爱轻盈美丽的乐曲。他的琴房在钢琴糸办公室旁边。一天午后，钢琴糸师生开会。他则在琴房里练习灵巧生动的钢琴变奏曲《夜莺》。只听钢琴糸糸主任周广仁先生在隔壁扬声问道：“那是谁呀，还不过来开会！”一时传为笑谈，老修颇有得色。
我呢，偏爱气势辉煌的作品，上来先唬住再说。见别人弹什么宏伟壮丽的，难度大的，就想弹。梁老师总说我“好高骛远，贪多嚼不烂”，还说我弹得“海得都没边儿了，怎么这么灰土狼烟，飞沙走石的！”
她知道我弹得不怎么样，可学习刻苦，对钢琴满怀炽热的爱，有时也就允许我自选一、二曲目，但要报请她批准。
学年期末考试，我大胆冒进，准备弹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第二乐章。几番央告，梁老师勉强同意。同时声明：砸到台上，我可不管！
凡至期末，功课多，作业重，要应付的考试科目也多。练琴的时间明显减少。梁老师立刻就觉察到了。几次回课，都不满意。
离考试只有两个星期的一天，梁老师通知我，要单独加课，地点就在共同课大教室。那儿也将是考场所在地，摆着两架三角钢琴。
梁老师比我还先到教室。谱架上摊开的乐谱，标着些记号，那是要警示我注意的。她让我先弹音阶。考试时要临时抽号，抽到哪个音阶，就考哪个。我弹得不好。踩着阶梯急速向上，下来时却三步并作两步，连出溜带滑摔落地上。然后是巴赫的一首赋格。那最是要命，四个各行其是的声部，如同经纬缜密、花纹繁绮的织体，一个线头断了，连接都不知从哪儿接起。我弹得结结巴巴，比第一次视奏好不了多少。梁老师的脸色愈发让我不敢看了。
最后，梁老师说，弹弹你的《黄河》吧。我说还不太熟，刚把谱子摸下来。我开始弹，自己也觉得蠢笨，活像在冰上迈不开蹄子的老牛。梁老师叫我停下。她真动气了，问我：你天天怎么练琴的！就弹成这样！
我无言以对。她三下两下收起谱子，摔上门就出去了。
我无精打采地坐在钢琴前，不知如何是好。拨拉两下琴，停下，又拨拉两下，再随手即兴来一段符合我此时心情的伤感而抒情的旋律，让自己放松放松。忽然间，我感到有些异样，起身走到门边，推开门向楼道里看。
梁老师竟然还站在楼道里，略低下头，正倾听教室里面的动静。见我出来，她也有些不知所措，嘴角一动，但很快恢复了镇定，问我：“你就是这么练琴的？”见我不吱声，她扔下一句：“那你就这么练吧！”说完，顺着楼道就走了。曾经染过，但很久没顾上再染的头发，发涡像一朵灰白的大花，随着步子一震一震的。
以后，随着年岁渐长，每当我想起梁老师走远的样子，就忍不住想掉眼泪。老师对我们实在太好了！
考试那天，前排几位主考老师评分，而钢琴共同课教研室的老师们也会像以往期末考试那样，几乎全体出动观摩。为台上自己的学生捏一把汗，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顺便也溜一眼其它老师的教学水平，台上考生们那情态百出、狼狈喜感的小花絮，更显示出人性丰富的、平时难得一见的种种侧面。应当说，这远比听一场毫无瑕疵的大师级音乐会更具参与 感、紧张度、趣味性和观赏性。
梁老师自然也坐在老师们中间，攥拳、顿足、笑笑、叹气。我没有让她过于失望。我特邀指挥糸王诺文同学在另一架钢琴上为我协奏。诺文的手指细长，如十根筷子，无论我快拉慢抻，他都能烘托着我。我自觉满意，以为弹出了黄河波涛宽缓涌动的意境。
有同学就问梁老师，说常罡说他弹出了一片黄河水浪花儿。
梁老师笑了，说：“吹得比弹得好！”
多年后同学们聚会，聊起来，一致同意：当初咱们这几块料，真够梁老师费心的。
梁老师后来移居香港，授琴课学。有一年，她带着她在香港的学生来考音乐学院钢琴系。师生们又见面了。我们与老师饮宴，相约将每个人这些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呈献给她。我那乌七八糟的长篇小说没敢让老师过目，献上了译作《维瓦尔蒂传》和《萨蒂钢琴曲选》。她笑得合不拢嘴，说：“你们现在都成了教授，可在我眼里还都是孩子。”她取出送给我们的小礼物，每人一个：一只黑身白键、三角钢琴形的乐谱夹，供练琴时使用。
说来愧对师长。老师们好不容易将学生招进音乐学系，自然对之寄予厚望。系里专门分派老师任班主任，关照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受雨果司汤达的诱惑，我学过两句法语，入学考试的外语语种便是法语。系里特地安排严安思老师——严文井先生的女儿——和曾经留学法国的钢琴糸教授洪士珪先生辅导我学法语。可我这不争气的，却与音乐学渐行渐远。入学考试时有几位外地同考生，学养优秀，对音乐学研究可谓满腔激情，惜因考分稍低且名额有限而落榜。早知如此，我这个名额还不如让给他们，这真应了法语中一条谚语：“上帝总是把裤子赏赐给没有屁股的人。”
个中缘故，除了我已移情写作之外，还另有原因。
早年，父亲致信徐悲鸿先生，愿从他学画。徐先生复了长信，劝父亲来中央美院做西方美术史论的研究。至于习画，可随时去他在美院的绘画工作室观摩研讨。父亲听从了徐先生的召唤。家中至今还藏着父亲的习作。在其中一幅碳笔素描上，有徐先生的一行小字：“画得慢一些。”那是画到中途，父亲为什么事起身离去，徐先生走过看到后，写下的批语。徐先生谢世，父亲习画也就中辍了。究竟是美术史系的人，职有另专，加之运动迭起，虽凭着“生无害人之心”与“口不言他人之恶”而躲过历次运动的凶风险浪，但世事磋砣，岁月湮漶，绘画之志，竟未能遂愿。
欢乐，方是人生至崇目的。这孩童尽知的道理，如生一般浅显，如死一般深刻。我深深喜爱的老贝，贝多芬。他的九部交响乐，是他一生苦苦思索的足印。最后一部合唱交响乐，我曾就其涵意遍诘周围的音乐人们。终曲的合唱乐章，自有席勒的诗歌为防护栏，故无人解得离谱；而前三个纯器乐的乐章，则又无人解得靠谱。以我的品度，老贝描绘人类的征战杀伐，讥谑人类彼此喋喋不休的歧见纷争和剑拔弩张的威胁叫嚣，惋叹——他一反常规，将行板乐章与快板乐章互换位置，其秘密即在让结构服从表达的顺序——人类精神流离失所的随波漂泊之后，在第四乐章中，倾尽失聪残躯的生命，讴歌万类所共求的、为博爱大同唯一立足之基的“欢乐”，呼吁人类停止打斗，既然都是为“欢乐”才来到人间走一遭，何必互相过不去，还是在“欢乐 ”中友爱拥抱吧！这是他的彻悟，可视之为他临终前对人类最后的忠告。
老贝相当于咱们中国乾隆、嘉庆年间的人。据统计，至今在这地球上，或这儿或那儿，每天总奏响着他的音乐。若要我点出西方文化史上十位真正永垂不朽的艺术家，老贝一定在我前五个手指之内。不过，从目前为止的情况来看，人类还没打算听从他，恐怕永远也不会了。当然，这并不妨碍某个个人在其一生中追逐小小的欢乐。
音乐学糸的老师们非常宽容，通情达理。这是那时音乐学院人的特色。我向时任副糸主任的于润洋先生吐露了我内心的苦恼与挣扎。于先生皱皱眉头，立刻就想通了，说：“总还是要毕业的吧。”
于是，也就任我自由发展。
作曲系一位同学，思想活跃，订阅了一份披着诗歌与文学外衣的持的刊物《今天》。我俩一起在东四一带一间寒冷的小平房里，见到了“今天”诗人芒克。他垂询并且不那么切乎实际地就人生点拨了我们一番。
闲聊中，曾和北岛对了对时间地点。他说如果是的话，那应当在一九七九年的冬天。小平房在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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