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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二十年,《人来书往》

渡十娘 2020-11-1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木卫二文化 Author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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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杨青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杨青


深圳著名文化记者,《深圳商报》文化新闻部资深评论员。专业码字30年。立足新闻主业,兼修文化经典。近年于深圳大学等大中小学机构,开设《论语》、《老子》、《庄子》、《作者电影》等课程,并客串深圳木卫二文化传播机构的文化讲师。著作《人来书往》为作者多年采访文化名人之结集。





 写在前面


我的第一本书《人来书往》印刷完成后,9月30日从太原出发,绕道北京,长假结束后一周,终于在我们来深圳20周年纪念日当天抵达手中,原来所有的延误都是为了凑齐这份圆满。感谢无数人的努力和辛苦才成就了这本书。这是我在深圳20年收到的最好的纪念日礼物,也是我在深圳20年结的一个小果。拉到最后有卖书信息。


到2020年,我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呆了近20年,其间发生了很多事,留下深刻印记的有三件。    


《论语》采访:找到了可读一辈子的经典   


200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前,当时的部门领导,也就是给我写序的胡洪侠(人称大侠)以北大李零教授向读者推荐的四本传统经典《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和《周易》为题,策划了“重读经典”专题。     


我不记得这个任务是什么时候布置的,准备时间又有多长。但到现在我都记得把家中各种各样的《论语》注释版本,在长长的餐桌上铺摊开来,一一对照读来的情形。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新闻专业,虽然在学校学过先秦文学,但直到这个时候,才是人生第一次从头到尾读通读完这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仅有1.5 万字的《论语》。当我读到“食不言,寝不语”这句话时,像被雷击中一样,因为这六个字正是我家老奶奶从小耳提面命,一再念叨的家规。


原来大字不识的老奶奶念叨的家规居然是从《论语》来的。这让我吃惊不小。接下来更多熟悉的成语、俗语接踵而至,我这才明白,这部我错过这么多年的《论语》,原来早就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在我们的身体里流淌了这么多年,外化为社会风俗礼仪,几千年流传至今。    


这次采访让我遇上了《论语》,也遇上了我可以读一辈子的书,这本书我后来反复看,常读常新。后来客串【木卫二文化】的讲师,开始讲《论语》都是这次采访引发的阅读打下的底子。


都说记者工作是“万金油”,什么都知道一点儿,又什么都不精通,再说记者的工作性质总是急急忙忙追着新闻跑,没有深入学习的环境,可是我的经历却正好相反,因为工作,认真读了很多书。    


现在想来,一个人能被工作滋养,是蛮幸运的一件事。


(作家小宝,大名何平   韩墨摄影) 


《读书》30周年专题,写作先下笨功夫     


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的《读书》杂志,到2009年4月10日,正好是30周年,对这本影响了知识界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本刊物,如何致敬?大侠开会策划报道,分配了四个专题,四个人四个版。    


是的,那个年代我们部门策划专题起步就是整版,三千到五千字,日子相当阔绰。     


我年龄大,打头阵,负责写头版内容,大侠给我的要求是把《读书》的创刊号与最新的一期通读后对比,透过两期相隔三十年的杂志,从栏目、作者、风格,分析《读书》三十年的变化。当然不是我自说自话,要遍访两岸三地的文化学者和名家,让他们发言。


大陆很多读者觉得《读书》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学术和思潮的窗,我采访香港学者梁文道时,他却觉得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对他只有观摩价值,他反而喜欢汪晖和黄平时代的《读书》,虽然这两个阶段《读书》的可读性下降了,但多了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东西,至少看到内地有先锋的学者出来发声,能让他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汪晖热衷宣传的东亚文化让他受益良多。


兼听则明,这篇文章的调性,就因为梁文道这把尺子的均衡,重新评判校正了一下立场。完成这个选题要下笨功夫,需要从头到尾认真读完两本杂志,发现差异、列出问题,认真思考,完成一个策划感觉就像完成一个硕士论文题目一样,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是必须的,有种被逼着被推着往前走的感觉。 


版在,题有,速来。基本可以概括纸媒曾有的黄金时代和一去不复回的奢华岁月。

(作家止庵  韩墨摄影)


一万字的述评 :长度也是一种力量    

 

每年11月深圳读书月来临,它是城市的大party,但对我们文化记者来说,却是一年一度的磨难月,每年为了报道的新角度绞尽脑汁,尤其到了2009年,深圳读书月要迈入第十个年头时,需要一个回顾。    


记得那段时间,大侠一开会就反复强调做新闻要避开“烂苹果”。一旦发现新苹果,就要先下手为强,不仅要冲上去吃第一口,而且要从各个角度把新闻打捞得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剩。写完报道要制造出李白搁笔的困境:“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不能给别人留丝毫下嘴的余地。如果你慢了一步,苹果被别人啃了一口,占了先,接下来不管你做得再充分再全面也像啃烂苹果一样,各种不爽。新闻就是要一步先,才能步步先。


(诗人余秀华  韩墨摄)

 

我当时是部门里惟二的文化评论员,每逢重大文化事件就得冲上前线,配合主力部队发声。这次大侠给了我布置了一个超硬的骨头,让我写读书月这十年的回顾总结,在一个建市仅有30年的现代化城市,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项创举和奇迹是如何起头,又如何坚守的?让我不能再用老资料,不能再说老腔调,要大量发掘历史资料,从第一届读书月的历史开始写起,贯穿起来,用事例来具体说明读书月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变化。一句话,要有新材料,上天入地去找,要有理论高度,还要有事实支撑,更要有新的提法,要凝练要提升。关键词是:要写一万字的大长篇。我当时听得脑袋轰轰轰,一句话,逼死人不偿命。     


以前动辄写五千字左右的,按说对一万字不是个事情。但是这次要的是一万字的述评。我平时写一篇评论的长度大约在1500字左右,这下子要写一万字的述评,还附带诸多要求。要知道当时我们记者一个月的作务是一万字,让我一篇稿件完成一个月的任务,不是不可能,是太难了。 


我遇到了这辈子当记者最大的门槛。


 

时间给了,题目有了,要求很具体,剩下的就靠自己了。     


我那段时间基本淹没在资料的海洋中,写深圳读书月先得从了解深圳的历史和发展开始,不知道搜了多少资料,一点点往下截,一点点往起拼。    


以前写稿总被编辑抱怨话痨,稿子出来总要和编辑讨价还价,不舍得稿子被删,哪怕缩小字号能保留全文最好。现在机会来了,一万字的盘子等你码,才发现字字千钧, 第一次觉得一万字像一座山,要跨过有多难。 

那段日子非常煎熬,我第一次清晰地掂量出文字长度的力量。
     


大侠属于甩手掌柜,布置了题目只是开例会时问一下进度,有一次问找到哪些新素材,我把搜罗到的念叨了几句,大侠听了说,起码和以前的不一样,继续。大侠从来不追稿,他知道编辑会替他追。    


我不记得那篇稿件如何完成的,但交出一万字的长稿后,人像脱了层皮似的,连走路都觉得有点飘。    


大侠看完全稿很兴奋,标题改成了“高贵的坚持 执着的守望”,稿子准备分上中下三篇连发三天,第一天报题的时候被老总发现,直接从“文化广场”的头版提拔到《深圳商报》的一版。报纸头版版面何其金贵,三篇文章占据了核心位置,但有一小部分文字就被甩到后面版面了。


第二天看见报上的版面,我觉得文章分割得有点可惜。大侠也说,早知道还不如在我们自己的版面上,可以完整呈现。那时候当记者,只需要认真写稿,交出好稿子,编辑和部门领导会合力做最好的版式,自己根本不用操心版面的事情。


三篇稿子发完后,有一天同事喊我接电话,接起来是市委宣传部打来的,转达部长的表扬,说这三篇述评写得好,有高度有见识。我在电话这头脸红耳赤,不知道该怎么接腔,只记得说了谢谢。

(台湾作家杨照  韩墨摄影) 


采访作家的技巧:读者永远比记者更受欢迎


现在收录书中的这些稿子,比起万字长文硬骨头来,都是日常小菜。


但每一篇的出笼并不容易,有人曾问过我,你采访这些名人和作家难吗?有么技巧?我说,真的有技巧。作家对记者的态度可能百花千样,但可以保证的是每个作家都会真心诚意善待他的读者。我的技巧是先做读者,再做记者。     


我完成的这些采访,通常都会提前读过他们的书,带着问题去采访,采访过程中时时提醒自己,作为记者要有公众意识,不能只局限于读者的小我中。所以往往一篇报道,打着读者的旗号开路,再加上记者的好奇、观察、感受,每一次采访都是非常愉快的过程。


(华东师大陈子善  韩墨摄影)

 

借着《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招牌,在两岸三地,甚至全球的华语圈里采访文化名人也好,专家学者也罢,都无往而不利。那时候,我希望每次采访结束,稿件发表,会因自己的努力让“文化广场”的招牌更亮一些,可信度更高一些,生怕给这块金字招牌抹黑。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部里人多,各人风格不同,每周例会,大侠总会如数家珍般指名道姓,提醒年轻记者学这个学那个,这个的文风,那个的观点,感觉他手里攥着一把王炸天牌,而你正是其中之一,那种感觉真的好极了!

(香港学者金耀基  韩墨摄影)

 

当时好多外界对稿件的反馈,好多都是开会时从大侠那里听来的,比如他说凤凰卫视杨锦麟《有报天天读》读了我的一篇评论了,他很高兴,接下来连着追看了几天,发现没再读了。


有一年读书月期间,陈子善老师来当评委,看到我发在报上的一篇有关张爱玲的评论,打听何许人,大侠略带得意说,他们华东师大未必有这样的选手。    

其实都是一星半点,偏偏夸自己的就记得特别牢。日子久了,不免露出马脚。    


有一次,大侠派我去采访一位台湾来的著名国学大师。我说,我看过他的书,连句读都点不对,怎么能称得上大师?我不去。大侠噎在当地,气得开骂:我们是报社,你是来当记者的,不是研究学问的,有没有搞错?我厚着脸皮就是不去,他只好另派了人去。

(台湾作家张大春  韩墨摄影)

 

这本书整理过程中我其实蛮怀疑,不知道这一束文字收集起来,除了对我,对读者和他人有没有意义?


我找大侠帮我写序,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没有之一。他现在是《晶报》总编辑兼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事务繁多,但一听说是在是我在《文化广场》的旧文字整理出版,觉得是好事儿,答应得很痛快,要支持。还要了我的书稿,看过内容后才动的笔。大侠的序言在他忙完深圳读书月后终于来了。读完后,我一直悬着的心踏实了,也知道自己找对了人。他不仅肯定了报纸文字的文献价值,给这些稿件找到了集合的理由,认为这些文字是为自己也是为时代备案存档。像大侠说的那些没有被时间的风口吹散的文字,重新集中在这里。我在重读过后,觉得它们仍有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因为书不会老,书里的人和事,会和书一直在,读者也会一直在。     

                                                   

 杨青, 2020年3月20日于深圳



《人来书往》(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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