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丽萍 李晨曦 崔爽 王青 | 新时代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成就、探索与展望

摘要：回顾了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招生规模、教育结构、学位授权点情况等方面的发展和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在大众健康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卫生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介绍了北京大学在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的探索经验，包括重视培养医学人文精神，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推进医教协同，探索公共卫生、药学应用型博士等行业紧缺的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培养高层次全科医学、康复医学，以及高级执业护师等社会急需人才。认为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在提升供给能力、完善教育结构、构建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优化评估评价机制，以及深化医教协同健全与职业资格的有效衔接等方面继续努力。

关键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医学研究生；医教协同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来，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构建国家“大卫生”“大健康”新格局，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发力点。因此，大力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形成类别齐全、梯度合理、能力精湛、素质过硬的医学人才队伍，是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席卷全球，给全世界的卫生健康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8月12日16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报告确认病例2016.25万，累计死亡病例73.74万。截至2020年8月12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48万，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94万，累计死亡病例0.46万。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北京大学总计派出428人的援鄂医疗队，团队中包括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专家、心理专家等，在多学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高治愈率、低病亡率和医疗队零感染率的成绩，团队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形势，也引发了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领域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再思考。

在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中，北大医学勇担使命，不断探索。1984年招收我国第一批以临床培训为主的临床医学研究生，最先开展学术型研究生和临床型研究生分轨培养的尝试；1986年开始探索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于1988年培养出我国第一批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经过十余年的培养模式探索与经验积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医学学位类型和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医学学位分为两种类型，即“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其中，医学专业学位，其要求侧重于从事某一特定职业实际工作的能力，以培养高级临床医师、口腔医师、卫生防疫和新药研制与开发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至此，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医学专业学位制度确立并不断发展壮大。

进入新时代，与社会需求密切相连的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工作也应与时俱进，如何通过改革与完善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服务国家战略、满足社会需求、扎根中国大地的高层次、高素质、高水平的医学应用型人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总结北大医学在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经验，并展望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以期对未来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

一成就

（一）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成就经过探索与发展，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结构逐步优化，专业类别趋向多元，学位授权点数量增多，整体而言，教育成就显著。规模与结构。2010-2018年，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与2010年相比，2018年医学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人数增加3.4万人，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招生人数增加0.3万人（图1）。与医学专业学位硕士规模相比，医学专业学位博士培养规模较小。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硕士教育基本形成以临床医学类别为主，中医次之，药学、口腔医学、护理、公共卫生以及中药学硕士教育共同发展的结构形态。我国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教育目前仅包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三个类别，其中，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招生规模占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招生规模的83％（图2）。

学位授权点发展情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整体上医学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数量不断增长，除青海、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形成了类别齐全的医学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布现状。从增长趋势来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数量的增长速度较快，截至2018年，临床医学（118个）、药学（110个）以及护理（108个）硕士的学位授权点数量较多。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数量相对稳定（43个），增长趋势平缓。

（二）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成就

随着我国医学教育的不断进步，医药卫生人才供给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成就显著，大众健康水平大幅度提升，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大众健康水平。在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民众的健康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8.55岁提升到2018年的77.00岁，婴儿死亡率从1990年的45.65‰下降到2018年的6.10‰，孕妇死亡率由1990年的88.80/10万下降到了18.3/10万（表1）。

医疗卫生条件。国家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程度显著。卫生人员数从1990年的613.77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1230万人，医疗卫生床位数从1990年的292.54万张增长至2018年的840.41万张，2018年国家卫生总费用和政府卫生支出分别是1990年的77.6倍和87.5倍（表2）。

卫生人才队伍。我国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卫生技术人员从1990年的389.79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952.90万人，注册护士从1990年的97.45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409.90万人。与之相比较，药师（士）队伍规模变化较小，2018年人数比1990年仅增加6.2万人（表3）。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逐年减少，从1990年的123.15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90.70万人，这与全科医生队伍不断壮大相关。近年来，我国大力培养全科医生，规模从2015年的18.86万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1.38人）增长至2018年的30.87万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2.22人）。

二探索

北京大学医学部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现代医学院校，始终扎根中国大地，探索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持续性地研讨、论证、试点、改革、创新与总结，富有普适性的北大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日臻成熟。

（一）坚持立德树人，重视培养人文精神

设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1985年，北医成立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学部，目的是加强医学人文、医学伦理、医学法律相关的教育与研究工作，2018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学院致力于生物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促进跨学科的交流、教学与研究，推动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与发展。目前，学院下设7个学系，1个教育中心，拥有一支70余人的教师团队，在培养本专业人才的同时，还承担着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生、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外语课的教育教学工作，在为国家培养具有博学与人文精神的医学人才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加强生物医学安全与学术规范教育。北大医学始终重视研究生的生物安全、医学伦理、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教育。2005年，学校率先开设“生物医学安全与法规”课程，成为在读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前的必选课。2007年，学校组织编写的全国第一部《生物医学安全与法规》研究生课程教材出版。2019年学校采取多元化方式提升医学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水平。措施包括：建立学术诚信网站，为学生搭建自主学习学术诚信相关知识的平台；将“医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安全防护与相关法规”“科研诚信”“临床研究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四门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相关课程纳入培养方案，研究生需根据专业与研究方向在培养过程中至少选修一门；将论文写作指导课作为必修课纳入研究生培养环节；为拟申请学位研究生提供免费检测学位论文文字重合复制比情况等。

（二）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深入推进医教协同

自1984年率先开始尝试分轨培养医学研究生以来，北大医学教育经验在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和医教协同的探索过程中提供了借鉴蓝本。1997年，北医率先将临床医学硕士与住院医师并轨培养，形成“四轨合一”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5+3”的临床医生培养模式正式确立。2012年，率先实现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研究生毕业同时获得毕业证、学位证、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的“四证合一”。2016年，结合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项目及北京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项目，北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操作、可推广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培养模式改革，以培养“科学家型医师”为目标，确立以“厚基础、宽知识、强能力、高素质”为特色的全方位、高层次临床医学“5+3+3”人才培养模式，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与专科医师培训在临床培养、考核、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有机衔接，保证临床医学人才毕业后教育的规范性和连贯性。

（三）服务社会需求，探索急需人才培养模式

公共卫生应用型博士（DrPH）培养模式探索。北医从1996年开始探索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2001年“应用型公共卫生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探索”成果经验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为推动国家设立公共卫生专业硕士（MPH）做出积极贡献。2016年，学校探索并试点公共卫生应用型博士（DrPH）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具有潜在领导力的公共卫生领域骨干力量。该项目为博士生提供了全新的课程设置，从公共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到现场人际交流能力的培养，从科研的设计、实施与评价到系统流行病学的方法应用，从生命全过程的卫生保健服务到疾病防控和健康促进的策略与措施发展，从精准医学与精准预防到循证公共卫生决策给予了全方位的培训。2019年，试点项目的在读学生到世界卫生组织实践学习，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为今后此类学生的培养拓展了重要的实践渠道。

药学应用型博士（Pharm.D）培养模式探索。2016年，学校启动药学应用型博士（Pharm.D）培养模式试点工作，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药学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好的医学知识，系统的临床药学实践技能，较强结合临床需求的科研与创新能力，适应我国临床药学事业发展的高素质、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该项目坚持理论、实践及科研紧密结合，强调培养学生临床实践中发现合理用药的科学问题，设计课程体系，制定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技能的培养。培养过程采用导师组责任制和全组定期实践与学术研讨会制度，提升不同实践医院和不同实践专科之间的横向交叉融合，引导药学应用型博士培养以临床用药问题为导向的实践与科研训练。2019年，该项目在读学生出访日本大阪大学、东京大学，通过考察与调研日本高等药学教育第二轮改革的背景、实施方案与人才培养经验，为本项目的进一步改革与优化奠定了国际化基础。

（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北大医学教育全球化

合作培养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为培养公共卫生领域致力于解决全球健康问题的领袖人才，2016年学校承担“亚洲校园”项目。该项目由中、日、韩三国政府主导，在合作学校间采取学生短期学术交流、设立双学位等形式，促进国家间公共卫生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为了深入贯彻“一带一路”倡议，2020年，学校设置公共卫生“一带一路”项目，制定全新的培养方案，采取全英文授课的形式，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为全球人口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贡献力量。

合作培养高层次康复医学人才。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推进，高层次医学技术应用型人才队伍短缺的问题凸显，为此，在既往康复医学人才培养的基础上，2016年，北医与南加州大学正式签署康复医学研究生合作项目（作业治疗为重点）协议，通过借鉴南加州大学先进的康复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完善我国在培养高层次康复医学人才的路径和方法，为探索建立本土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合作培养高级执业护师（NP）。北京大学护理学院与英国莱斯特大学合作，就“糖尿病高级执业护师联合培养”进行探索，项目结合我国医疗现状及社会需求，借鉴莱斯特大学高级执业护师培养模式，为我国培养高端实用型专业护理人才，包括慢病管理、呼吸重症护师等。

三展望

（一）提升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供给能力

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持续输送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的重要使命。据统计，2018年卫生人才总量已达到1230.03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0.67上升到2018年的2.59。尽管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现阶段的医药卫生人才队伍规模与结构，仍然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卫生健康服务的需求（表4）。

2018年，全国医学专业毕业生超过百万人，然而毕业研究生只有约7万人，医学研究生所占比例较小。从表4可知，我国卫生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只占5.6％，本科学历的占30.6％，本科以下学历的占63.9％。我国卫生人员队伍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客观上要求大力发展医学研究生教育事业，尤其是以培养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事业。扩大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提升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供给能力，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卫生服务健康需求的着力点。

（二）完善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

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形成以临床医学类别为主体，医学领域其他类别为辅助的结构。公共卫生、护理、药学、中药学等类别专业学位硕士人数占比过低，与社会实际需求不相符合。以护理硕士为例，西方发达国家的医护比约1:4，而我国的医护比为1:1.4，并且注册护士的学历在大学本科及以上占比为18.6％，其中研究生学历占比仅0.2％。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分级诊疗制度和医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扩大护士队伍规模具有迫切性，与此同时，对高层次应用型护理人才的需求也愈发强烈，因此，优化护理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扩大护理硕士培养规模是必要的。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社会紧缺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增设公共卫生博士（DrPH）、药学博士（Pharm.D）以及医学技术硕士、博士等专业学位，完善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以医学技术专业为例，医学技术专业院校联盟（ASAHP）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提供医学技术及相关工作的专职医疗保健提供者超过500万人，其所涵盖包括影像技术、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营养与膳食、呼吸治疗、眼视光等近70个专业。2017年我国增设“医学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北京大学成为全国首批五所高校之一。但是，在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仍然缺少医学技术类别，无法开展医学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医学技术人才作为卫生健康行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医学专业学位教育中增设医学技术类别，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层次应用型医学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

（三）构建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医药卫生领域的前沿性探索和持续性发力急需学科交叉与融合，构建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势在必行。一方面，需要探索“MD+PhD”复合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选拔优秀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继续强化学术创新能力培养，使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打造科学家型医生人才队伍；另一方面，探索“MD+相关专业学位硕士”医学高层次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根据行业需求选拔优秀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接受公共卫生、管理、应用心理等相关专业培养，基于“大健康”理念，推动相关专业间人才培养的交叉和融合。

（四）优化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评价机制

医学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同，决定了两种学位类型的培养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采取分轨培养并建立分类评估评价机制有助于推动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其人才培养标准与模式应紧扣卫生健康行业需求，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重点围绕专业实践问题开展学习、训练以及课题研究。相应地，对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评估评价指标，也应紧密围绕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与重点因素设计实施，实现以评促建，推动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壮大。  

在构建与优化评估评价机制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医学相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等行业学会的作用，组织行业专家建言献策，搭建医学院校沟通交流的平台，在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模式改革、培养过程管理以及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立等方面充分讨论，实现经验借鉴，探索总结符合中国国情的医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原创经验，形成富有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五）深化医教协同，健全与职业资格的有效衔接

根据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和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在国家层面完成了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顶层设计，突破政策堵点，通过深化医教协同与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在制度建设上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更符合行业需求，保证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连贯而顺畅，避免重复培养，符合医学教育发展规律。目前，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以及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工作正在逐步推进。在协同进程中，如何保证不同地区、院校以及实践基地在人才培养和专业实践过程中的同质等效，如何加强学校与医院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密切配合，如何加强医学专业学位导师队伍建设等问题亟待探索与解决。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16年起，在北京、上海两市同时开展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的工作，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可操作、可推广的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制度，成效显著。如何在试点工作基础上，总结改革经验，形成可复制的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在全国范围能得到有效推广，建立健全我国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是近期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此外，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与深化医教协同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应逐步推进医学其他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与职业的有效衔接，如全科医学、医学技术、临床药师、公共卫生以及专科护理人才等，促进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构建顺畅的职业发展轨道，增强医学领域相关类别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动力与岗位吸引力，尽快完善我国卫生健康人才队伍体系建设。

李克强总理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批示指出，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回顾历史，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对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面对新时代发展的需求，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必须顺应历史发展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全民健康，推动全面小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

 段丽萍，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教授、主任医师

 李晨曦，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培养办公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崔爽，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青，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副院长、研究员

注：文章来源于《大学与学科》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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