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真迹87通，共161纸，赵之谦的悲喜苦乐，才情态度都在这里！

本书首次对上图藏赵之谦尺牍进行系统性的鉴别，将真迹87通，总计161纸刊布

上海图书馆藏名家墨迹《赵之谦尺牍》

戴家妙 梁颖 著

止观书局 出品

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全能型艺术家之一，赵之谦的作品和研究动向总是深受艺术圈和学术圈的关注。近日止观书局发布消息称，历时两年时间的筹备，上海图书馆藏名家墨迹《赵之谦尺牍》一书，即将与读者见面。

上海图书馆藏有手札尺牍总量约12万件，其中含赵之谦尺牍计约四十余种二百余件。本书首次对馆藏赵之谦尺牍进行了系统性的鉴别，整理出手稿147通，存疑60通。最后，将赵之谦尺牍真迹87通总计161纸（含名刺）刊布。

尺牍中记载了赵之谦的种种生活细节，对研究他在艺文方面的才情成就，理解他人生中的悲喜苦乐，都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赵之谦研究领域的专家，戴家妙为本书著《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信札研究》一文，从东瓯三叔、缪门五子、同气相求、推己及人、人书合一五个方面考订并展开论述，展现出赵之谦不为人知的人生面向。

经止观书局认可，在艺App将戴家妙所写全文刊载如下（相关注释请查阅书籍原文）。

致江湜5通（一封缺上页）、王晋玉2通、胡澍1通、鲍康1通（缺上页）、潘祖蔭1通（附跋文1则）、赵藹庭10通、戴望5通、唐仁寿6通、胡培系6通（两封有缺、一封有沈尹默题跋）、宗源瀚6通、许增1通、谭献1通、倪带铭12通、方少庵2通、欧阳文卿3通、赵子安大侄2通、同僚友朋11通及佚名9通等。

上海图书馆藏

赵之谦信札研究

上海图书馆素以庋藏明清尺牍丰富而著称，其中赵之谦的尺牍有87通，是最近整理公布的，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这87通信札分别是致江湜5通（一封缺上页）、王晋玉2通、胡澍1通、鲍康1通（缺上页）、潘祖荫1通（附跋文1则）、赵蔼庭10通、戴望5通、唐仁寿6通、胡培系6通（两封有缺、一封有沈尹默题跋）、宗源瀚6通、许增1通、谭献1通、倪带铭12通、方少庵2通、欧阳文卿3通、蔡耀翁3通（一封缺页）、赵子安2通、友朋同僚11通以及佚名9通，总计161纸（含名刺）。这些信札中，致鲍康、唐仁寿、宗源瀚、倪带铭、欧阳文卿等，均是第一次发现与赵之谦有书信往来，可补其生平交游。兹概述如下：

东瓯三叔

咸丰九年（1859），赵之谦参加己未恩科乡试，以第三名高中举人 。考官甘泉汪承元对赵之谦的策问诗赋推许备至，顿时声名鹊起，“未入都而名已动公卿间” 。次年，正逢咸丰皇帝三十寿庆，朝廷将特设恩科会试。赵之谦本想借乡试第三名的东风，北上入都一试身手。春月开始北行，途中听説太平军侵浙，便由重兴（淮阴附近）返归。未到家，听説太平军已退，又北上来到江苏清江浦，时太平军已占领该地，只得再次仓皇南逃至海甯长安，得悉太平军已兵临杭州城下，只好改道嘉兴澉浦，经余姚回到绍兴。

赵之谦小像 张震摹 上海图书馆藏

万般无奈之下，赵之谦接受傅以礼的建议 ，於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上旬，动身前往温州。至於是介绍他去投奔时任永嘉县令的陈宝善，还是仅建议他奔走东瓯谋食，不得而知。本拟携眷同赴永嘉，其妻范敬玉心有所顾，加之赵之谦对此行的目的地――温州，很是陌生，前途未卜。所以，决定只身先行，打算“去即归” ，想不到一呆就是将近两年，与夫人则一别成永诀。

赵之谦一路沿括苍古道，经缙云、丽水、青田而下，约在二月底抵达温州府治所在地永嘉县，即现在的温州城区，在时任温州府同知兼署永嘉知县的陈宝善署中停留，遇见久已闻名的江湜，“新知遇江总，词章斗璀璨” 。

江湜（1818—1866），字弢叔、持正，一字弢尗，别署龙湫院行者，江苏长洲人。咸丰七年（1857）江湜由其表叔彭藴章为他援例捐了个从九品“分浙试用”的差使，来浙任职，候补浙江县丞，并在杭州都转盐运使营务处掌管文书。咸丰十年（1860），江湜为军从事，随运使缪梓守城。二月下旬，太平军攻破杭州城，缪梓战死。江湜避居横河桥僧寺。越三日，别僧归省，步行至嘉兴。后又从苏州逃回杭州，喘息未定，太平军又破余杭，杭州再度告急。江湜只得带着弟弟江澄，於七月廿五日逃往温州投奔陈宝善，中秋前一日抵温（早赵之谦半年）。未几，噩耗传来，其父在苏州城破后，被太平军所杀，其母和一妹亦投水身亡。

江湜在温州住了一年又两个月，辅佐处理县署事务。次年十月十五日，他取道青田，逃往福州，在榕城一住就是三年。同治三年（1864）四月，被任命为乐清翁垟长林场盐课大使，董理盐政，寓塔山寺。次年五月，离开乐清，调杭州佐治海运。过了一年即病死，终年49岁。死前自作挽联：“天赋清才，不登上寿；诗追变雅，自居古人。”“穷塾师、小官吏、大诗人”——陈衍所称道的“咸同诗坛之雄”，就这样凄凉地了却了一生。

咸丰七年（1857），江在缪梓幕府，但此时赵之谦因其妻身体不好，未留府中，二人未能结交。次年，当赵之谦随缪梓驻守常山随军佐幕府时，江在杭州另谋他职，再次错过会晤之机。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两人才得相识於温州。

赵之谦在《伏敔堂诗録后》中称:“江南畸人，浙江小官。余兄事者，长洲江弢叔。弢叔来吾浙，岁在丁巳。余知弢叔来，以戊午溧阳师之称属吏才者，故知之。辛酉，余客温州瑞安，过永嘉，始见弢叔。”之后，两人旦夕相见，成为莫逆之交，“上下议论”，简札往还，因此而撰成《章安杂説》。赵之谦在瑞安画了两张有关海産异鱼图：《异鱼图》《瓯中物産图卷》，一件赠陈宝善，一件赠江湜，可见他们之间的患难之情。江湜为其中的《异鱼图》题跋。十月十五日，江湜前往福州谋生。 

异鱼图与江湜题跋

致江湜第一通信的主要内容是赵之谦求江湜题写有关雁荡山的对联，信里有“不虚至东瓯”句，当是赵客寓温州时所写。赵在另外一封写于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十六日的信中説：“弟大约五日内来郡，仍住仁丰栈，可得数日聚。” 本书第三通也提到“今日已移寓仁丰栈矣”，刚好吻合。实际上，赵之谦到温时间是九月廿五日。本书第四通信中提到“画毕即当晋郡”，説明写信时，人在瑞安。

致江堤：

蛮笺小帧，敬乞墨妙：割雁荡立石，云衣了青；驱龙湫飞泉，雪练非白。藏诸箧下，信有千秋;张於壁间，当游万里。昔日竟先知北苑，今兹不虚至东瓯矣。手此，祗请道安，不一。小弟赵之谦顿首。

弢尗先生书侍。

弢叔先生阁下：弟今日已移寓仁丰栈矣。扇面一个，敬请赐挥，恕不署签。雷雨满盈，不敢速驾。专泐，即请晚安。弟谦顿首。平叔坿候。

江太老爷。

弢叔先生书侍：今晨接昨日手书，已悉。前有复书，想已达矣。册页仅书六纸，即与先生论书，或不见摈也。蓝叔来件均收。天气渐晴，即当作画，画毕即当晋郡，希转告之。此请素安。谦顿首。

上述两封信中提到两个人：平叔与蓝叔，都是赵之谦的好朋友。平叔即梁衡，字平叔。咸丰十一年（1861）与赵之谦同客瑞安 。《悲盦居士诗賸》中有两首诗与梁氏有关，分别是《梁平叔有约于上海拟以九月间往娶以归属余画梅花帐额戏图丹桂连理复缀一诗用东坡先生松风亭下梅花诗韵不忘本旨也》与《九月二十五日同梁平叔入郡将作归计不复返里安矣行已迟薄暮始过永丰口占一律》。在瑞安的四个多月间，赵与梁交往颇密切，赵为梁作书画多件。

蓝叔即丁文蔚（1827—1890），字豹卿，号韵琴、蓝尗等，浙江萧山人。工诗词，著有《栖碧词》 ，收词55首。根据赵之谦作《蓝尗属题大碧山馆图诗以广之》诗：“今年见蓝尗，豪兴不减前。前后七八年，少壮终相悬……己未八月既望，灯下书此，但存其意而已，不足言诗也。”可知，赵与丁相识於咸丰元年（1851）或二年（1852）。丁家有大碧山馆，赵之谦、李慈铭、任熊等一时名士常与往来。丁先於赵到温州府学任职，赵一到便向丁借钱纾困。两位老友在乱世之中，相聚於东海之滨，一起探讨书画文字，曾制有“三生石上赠答之墨” ，其情趣之相投，可以想见。从一帧任熊作《莲花图》 上赵之谦的补款“丁豹卿以任渭长少作贻平叔大兄”来看，丁文蔚到过瑞安，与梁衡亦相熟，赠以任熊的画作。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与丁文蔚重聚于福州。半年后，赵之谦再次回到温州。而丁文蔚则在闽中任职到同治六年（1867）以事 ，而其故居大碧山馆则在战乱中盛景不再了。江湜比赵之谦大11岁，丁文蔚比赵之谦大2岁，三人都以金石书画擅名江浙，同聚温州，诗文唱酬，交往密切，以兄弟相称，时称“东瓯三叔”，传为佳话。

第五通信中写到“住郡中十日，不得畅谭”，可知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十月五日前后。赵之谦在信中与江湜探讨两件事：太平军战事与处世态度。“兄学问极纯，而凡事有粘字为祟。弟於禅未深，而静中竟能彻到悬崖撒手地位。每遇事之轇轕不开者，初念亦觉眷恋，转眼得空，因空得忘，故险阻当前，伏枕即熟睡，无所谓忧患……吾知弢叔必定睛视，益甫必仰天笑也。”赵劝江凡事要看得开，要“解脱”，“勿时时忧患”，字里行间透露出真率与机智，也看出赵之谦在流离岁月中的激荡才情。江湜在《伏敔堂诗续録》中有一首诗《答赵益甫》，可视为此信的回音。诗曰：

嗟我念两弟，烽火见面难。昨得书一纸，读之泪丸澜。我方愧为兄，君愿为我弟。何德以兄君，并以伤我意。昨岁越州乱，君亦无家室。无家两相似，得非兄弟耶？同君生东南，相对穷海曲。且算天壤间，有两江弢叔。 

缪门五子

据赵之谦儿子赵寿佺《皇清诰授奉政大夫晋封朝议大夫同知衔江西议叙知县先考撝叔府君行略》（简称《府君行略》）所述，赵之谦在任缪梓幕府时，“一时同门之士如绩溪胡丈（培系）﹑胡丈（澍）﹑溧阳王丈（晋玉）﹑余姚周丈（白山）暨武烈群公子﹐相与稽考辨难﹐质诸武烈，以定是非”。

另据胡培系给胡澍撰《户部郎中胡君荄甫事状》中记：“培系与君客缪武烈公，前后六七年，与同门余姚周君双庚、会稽赵君撝叔、溧阳王君西垞、缪君芷汀、穉循昆季，以文章道义相切磋，数君俱负隽才，然皆雅爱君，每考古订今，搜奇选胜，非君在不乐也。” 可知，王晋玉、胡澍、胡培系都是赵之谦青年时期的“战友”，一起追随缪梓，学文习武，可称之为“缪门五子”。

王晋玉，生卒年不详，字西垞，号瓒公，江苏溧阳人。年纪恐是“五子”中最小的，非常崇拜赵之谦。两人关系当在师友之间，因而赵之谦信中称王晋玉为“老弟”。在佐幕期间，跟着赵之谦学写字，治《説文》。《悲盫居士诗賸》之第二首即是《答王瓒公问学六首》（賸一），作于咸丰三年（1853），时赵之谦25岁。诗云：

于古有四民，以士为上尊。今惟农工商，名乃实之宾。识字务觅举，八比且称文。如妆复如戏，鼓掌遂摇唇。其幸自获选，否亦潦倒均。千百约师弟，一再误子孙。奄然死牖下，六十竟不闻。英雄入彀中，祸甚於阬焚。地下秦祖龙，游魂来小人。

既劝读书取仕，又抨击八股文之害人，显得很无奈。连云港龙潭涧有块摩崖石刻记“咸丰六年（1856）五月八日，长洲陆世潮、会稽赵之谦、溧阳王晋玉曾游其里”，亦为两人交游之补证。

上海图书馆藏有胡澍书《説文解字部目》一卷，即是同治五年（1866）王晋玉谋刻。另何澂辑《説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目》，据宋刻大徐本写定刊刻，扉页由赵之谦题字，后有王晋玉跋文，也是同治五年，説明他们都喜欢刻书，互相之间有合作。

赵之谦所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序中提到:“岁在辛未﹐溧阳王瓒公已补官上虞﹐寄书申约，乞岁损百金为刻书费，瓒公许我。明年壬申﹐得见新化邹氏《读书偶识》﹐欲持属瓒公。书未发﹐瓒公又缘事解职。”王晋玉刻书以《説文》为主，这也佐证了他早年跟随赵之谦治《説文》的依据。本集信中内容提及《助字辨略》以及《毕九水集》，皆是文字训诂之作，即为问学往复之书。

致王瓒公释文：

内安要函，敬乘勖翁父台大人荣便，即希饬送为感。同知衔署嘉兴县正堂王（官印 晋玉）安报。治愚弟赵之谦缄于闰七月十二日

胡澍（1825—1872），字荄甫、甘伯，号石生，安徽绩溪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胡澍以古学受知于督学季芝昌，补诸生。咸丰九年（1859）登举人第，与赵之谦同年，亦从学缪梓，结交杨岘、赵之谦、戴望等人。咸丰十年（1860），胡澍携眷逃到绍兴，与赵之谦比邻而居，两人“乱离得欢喜，团聚从患难。寄居於我室，谈笑恒彻旦。僦屋更比邻，酒食互相唤。” 

同年八月间，太平军兵临杭城，绍兴危在旦夕，胡澍又携眷准备返家，中途被阻隔在金华里郑一带，与赵失去联系。直至次年夏天，赵之谦在温州收到了胡澍的来信，喜出望外，马上作诗成六百字向胡澍报告近况以及对他的思念与牵挂。同治元年（1862）底，赵由温州北上，与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相聚於北京，旦夕相从，其乐融融。两人会试均落第，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胡澍后得友人帮助捐升户部郎中，分发山西司。

同治四年（1865）八月，赵之谦出都返浙，九月经金陵返绍。次年，赵有温台筹款之行，他在致陈宝善的信中详述筹画印结部费的计划，信末署款为“杭州寓次灯下”，与本书札接近。加之书冩风格，大致可以推测此信作于同治五年（1866）八月初九日，时胡澍任职户部山西司。惜仅存信封，内信散佚。

同治八年（1869）八月至十年（1871）正月，赵之谦虽也数次过杭州，或客居曹籀家，或往温台借钱，均未作长留。目前看到几件作於这期间的书画作品，署款常冩“时客杭州”，与此札署款略为不同，可为参考，不能简单依据。

胡培系（1813—1888），字子继，号坞霞，安徽绩溪人。赵之谦与绩溪金紫胡氏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在《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中为胡云林撰传时写到：

之谦与培系同受业先师溧阳缪君之门，求其先世行谊至悉。时方驰意禅説，好谈清虚。自识培系，得聆绪论，管穴之窥，实启此日。

同治四年（1865）夏，赵之谦出於对当时文坛“盛行性命之谭，满街都是圣人” 的不满，准备撰写《汉学师承续记》，欲挽狂澜於既倒。在撰稿的过程中，得到了胡氏的很多帮助，往复问学，要求提供胡氏一族学者的行状与著述。除了两人关系密切外，安徽绩溪学派尤其胡氏一家学风朴实，承绪汉学传统，也正合赵之谦的旨趣。所以，《续记》中胡氏家族就有十余人，为第一大宗。

本书中致胡培系五通书札时间跨度较大，约自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七年（1881），内容也不若前几年出现的《论学丛札》之有系统、有规模。这几通信或议家事，或论刻书，或问学术，无话不谈，尤以第三封为最，可证两人之间情同手足。信中请托胡培系於“传道之外，约略劝谕”月乔在人情世故方面稍加历练，并为“凑集几文”，助其归乡。“月乔”其人待考。信中还提到他主纂《光绪江西通志》之事，称：

《通志》秋后可毕功，前半部系一手经理，似可突过前人。后半部（列传也）因中丞不愿更张，半传甚多，芜秽难忍。然旧志已是此例，颇亦相类，与无识者观之不觉也。

同治十一年（1872）冬，赵之谦以国史馆誊録议叙知县分发江西赴任，在刘坤一的协助下，被委办省志局差，主修《江西通志》，前后苦干七年，成稿计185卷。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册《赵撝叔赣省通志遗稿》稿本，约有14000来字。扉页有赵之谦自题：“我尽我心録，同治十二年二月，通志局。”“我尽我心”四字，可谓真实写照。

此志在江西省通志编纂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光绪）《江西通志》中的凡例，选举表、经政略、前事略，皆出其手。他在修志实践中总结出録宦绩的‘四难’之论，对后世修志者有一定影响。” 

第四封信中提到“蒲孙”即程秉钊（1850—1891），又名秉銛，字公勖，号蒲荪，胡澍的学生，晚清绩溪三奇士之一，精研“三胡礼学”，潜心金石，曾与赵之谦一同编修《江西通志》，曾为赵之谦所著《勇卢闲诘》作序。赵之谦殁后，作《清故江西知县会稽赵君墓表铭》，亦算得上是对赵之谦比较了解的朋友了。

同气相求

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於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仅居其半。据《府君行略》所述：“著《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未成，其成者《六朝别字记》一卷、《悲盦居士诗賸》一卷，为府君自定之本。《悲盫居士文存》一卷，《四书文》一卷，不孝寿佺所辑。《补寰宇访碑録》四卷，同治初刻於京师，寻以所采未备弃之。校刻之本，则有新化邹氏汉勋《斅蓺斋遗书》如干卷，德清戴氏望《谪麐堂集》如干卷，《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如干卷，内《勇卢闲诘》《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张忠烈公年谱》三种，则府君所自撰也。又《江西通志》《凡例》《选举表》《经政》《前事》二略，全出府君之手。自余著述，或遭兵燹，或散播迁，其所获存者止於此，不能尽府君学问十分之一，呜呼！痛哉！”

另外未成稿的著述，后人只能从他给友人信中获得消息，如在《章安杂説》里提到：“余尝有续《经世文编》之志，频年奔走未暇作，姑録其目以备择。”在致江湜信中写道：“撰《补访碑録》《铜佛记》皆垂成，明秋当有刷本。”现《铜佛记》稿本下落不明，恐已佚。在致魏锡曾信中説：“弟从前作《见意书》及《称举通释》两种，近竟不能再作，深悔当时虚心……《金石萃编刊误》，弟从前曾有十余纸稿本。然作之非易，必得全有王氏所録之本乃可。”《称举通释》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而《见意书》与《金石萃编刊误》二稿未见矣。在致孙憙信中称：“拙著《说柁》，山东友人有愿任刻资者，奈无暇写出，将来或寄印本奉览也。”在致潘祖荫信中云：“将来当尽心撰《藏书记》也。”《説柁》《藏书记》稿本，皆未得见。

有关赵之谦的刻书，郭立暄先生有专文作过论述，前后可分三个阶段：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年（1871）、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年（1884） ，可谓是一生不离刻书事，于文献整理与传承有卓越贡献。

其中对赵之谦刻书有过帮助的人有孙古徐、潘祖荫、王晋玉、胡澍、戴望、沈容之、胡培系、张鸣珂、龙皞臣、鲍康、唐仁寿、许增、谭献等。上述人中除孙、张外，余皆见诸信中，如他在胡培系的信中提到“瓒公縁事撤任，子高之事此时更无须説矣。弟所得邹氏书中有论宫室制度者二卷，大足为尊着之助，此时未能钞寄。”即《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序》中所言：“岁在辛未，溧阳王瓒公已补官上虞，寄书申约，乞岁损百金为刻书费，瓒公许我。明年壬申，得见新化邹氏《读书偶识》，欲持属瓒公。书未发，瓒公又缘事解职。时余亦以县令试仕江西，始遇攸龙皞臣，为刻邹氏书。”“龙皞臣”即致胡培系第四封信中提到“其人学问颇好，亦不附侯伯之説”者，被赵之谦视为同道中人。

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致力考据训诂，治学严谨，后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局编校，校勘周秦诸子。著有《论语注》二十卷，《管子校正》二十四卷,《谪麐堂遗集》四卷。

赵之谦约于咸丰四年（1854）前后与戴望相识于杭州。咸丰十一年（1861），戴望亦因太平军进犯浙江而逃往闽中，与赵重逢，交往日密。同治三年（1864），赵氏刻成《补寰宇访碑録》五卷，刘履芬校补并跋，戴望为之题款。

同治四、五年间（1865—1866），赵之谦、魏稼孙与戴望在杭州乱后再度相聚，纵论艺文，甚得默契。同治八年（1869）七月，戴望为何澂于同治二年（1863）编成、胡澍书端的《二金蝶堂印稿》题记，称赵之谦为“絶特之士，其学於经训书数，罔弗金石，已著有成书。而於一艺之微，亦精能乃尔，是何神明盛而魄力强也” 。《谪麐堂遗集》中亦有诗曰：

高文冠絶淛河东，能艺通神事事工。

吾与赵君生并世，真惭煮酒论英雄。（诗注：至杭州赵撝叔方移家瑞石山下诒此诗）

同治十年（1871），戴望于南京刊成《顔氏学记》，赵为书眉。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戴望病殁。越两年，赵之谦辑戴望遗文及诗238篇，编成遗集，刻于江西。赵在序中写道：“甘伯长余四年，君（指戴望）少於余十年，容之且少於君八年，自遭寇难，故交零落。窃念诸君壮岁强力，孟晋迨群，靡可隅域。今两载中，又丧其三，留余后死，掇拾残编，滋益悲悼抑志，拟天地果不祥耶？君性不谐俗，寡交游，足迹不越大江以北，然当世贤士大夫多识君。见君所论著，推服无异辞。虽遇困厄，年寿不永，视坎坷终身、姓氏不出闾巷者，尤有幸也。”  

本书中虽仅5通致戴望书札，但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他録入《汉学师承续记钞撮本》的就有14位，分别是：李善兰（壬叔）、冯登府（柳东）、徐养原（心田）、严元照（九能）、严可均（铁桥）、丁杰（升衢）、施国祁、杨凤苞、张鉴（秋水）、张星鉴（问月）、凌堃、胡澍以及戴望等，可证赵之谦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可惜大多散佚，不能窥得全貌。赵撰《续记》的目的在这几封信中也有清晰的表述：

往在京师，曾与荄甫论《续记》大意，窃自谓引经决狱如堂上听堂下，无私许，无偏执，万人环伺，少具知识者自能悦服，其悍然不顾者皆愚顽之民，不足责也。此意即与昔之方姚、今之名臣大儒相反，而实确守观过知仁之法。邹鲁之学，本非濂洛关闽之学，可谓知者道，不能约慕羶之蚁説肉味，见逐臭之蝇戒粪秽也。

以近来讲愚诬之学者，惯责人过，故方、姚派作志传以空衍为主，乃讳莫如深之妙也。弟等宗汉法述事，必从其实，则凡纤细琐屑，变故离合，须处处安置妥贴，既可以质鬼神，又以絶若辈三尺之喙，乃称絶谊，想兄必以为然也。

上述两段文字透露出赵之谦既“反方、姚”，又“反理学”；既不主张“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木雕泥塑之考据”，可佐证《论学丛札》中的思想脉络。《谪麐堂遗集》前有麟书题记“赵撝叔为子高刊遗集，谋於衆，谓非与子高同气类者勿与”，可见赵之谦与戴望两人是“同气相求”，“虚怀相接”。

在第一封信中，赵之谦写到“当住过夏月方归”，又问到李善兰“已赴都否”，“生此数十年中，仅见此举（指李善兰得保举事）尚有人理。昨读条议，则已废然，盖又是奔走门路之一”，这可能是他决心南归筹款的原因之一。

次年七月初，赵之谦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给戴望的信中讲得很仔细，信末记“闰月六日”。经查，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同时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亦云：“前发书后即拟赴省，而酷暑困人，湿热上蒸，痰疾壅於肺鬲，致右耳聋，左耳亦大鸣……大约须出月方能至杭州。” 

致戴望释文：子高足下：自初四病，初五而大甚，初六更甚，初七死而复苏，初八呕痰数升，气欲绝矣。而神识始清，乃自治痰证，药愈重而病因之以重，凡不食者八九日。友人来视疾，望颜色皆大惊，谓何不寻医？遂有荐老医杨九皋者，延之诊，乃言君心神耗散，阴阳并亏，脉微眇如游丝，元气垂绝。若仍以痰治，则祸速矣。用大剂补济，初亦疑之，服三日而能起坐。先是病甚则两耳聋，夜不能寐；口渴，饮不能止。至是耳渐聪，夜能寐，渴止且知饥。凡服药十余帖，每帖辄重至四五两者，而后饮食如常，人亦能起坐，行动如故。惟手足疲软，医戒以无困心、无劳力，静养一月后自安。刻惟终日静坐，无所用心，效彼愚诬之学而已。因程六皆即日来，不得不搬寓，当于明日搬王瓒公寓中暂居。王寓四条巷。月内如身体已健，即当买舟至镇江，由镇江至金陵度岁，但须元卿为我寻一住处，不可如前此之为难者。度岁后，正月间再附江宁轮船赴沪，迳入都矣。病中自念猝死去，则与君别时，乃成永诀。今已幸免，或天不杀我，尚假数年，以毕所业，未可知也。王生禹堂卷呈上，渠有全柬来，已代璧之矣。元卿处不另致书，望告之。弟如定期，再知会也。此承起居，弟谦顿首。闰月六日。
开翁、叔俛诸君见时，统望道念，不及一一。

据笔者考察，赵之谦在杭州的落脚点主要有曹籀家（宝善桥附近）、程六皆家、王晋玉家（四条巷）以及他在家书里提到的另外一处住址“太庙巷内，紫阳书院间壁，前临安县正堂陈公馆（即陈韵楼家）内，有‘会稽赵’门条。”

他在信中提到“太隺先生《周易指》板存温州，已访得”。“太鹤”即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鹤田，号太鹤，浙江青田人。端木国瑚娶瑞安陈氏女为妻，并於道光十七年（1837）迁居温州瑞安。生有一子二女：端木百禄、端木悟原、端木顺，皆有才学。端木百禄与赵之谦认识较早，咸丰八年（1858）戊午三月，赵就已经为端木刻了两方印。端木百禄继承家学，也一生治《易》。

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至九月，赵之谦守城瑞安之际，与端木百禄重逢，这一时期两人交往颇密。现瑞安市文物馆还藏有一件赵之谦写给端木百禄的扇面书法，款记：“叔总仁兄（端木百禄）索书，走笔应命，寇警未已，相见期难，临别无言，留此手迹。”《周易指》是端木国瑚的名作，计有45卷，赵之谦离开温州后，一直在寻找雕版的下落，以谋再刷印。

金陵书局是晚清最为知名、最有影响的官书局之一，聚集了一批学者一起编书、刻书，尤其同治年间，少长咸集，荟萃一时之选。况周颐《蕙风簃二笔》中记：“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於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住冶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甯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

上述学者中，除刘寿曾、曾沅圃外，其余均见诸这次信劄中，皆与赵之谦有交往。同治四年（1865）八月，赵之谦出京师，途经金陵，与局中诸君相识，惜目前所存文字甚少。是年，赵之谦准备开始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去金陵拜访戴望的同时，想拜汪士铎（梅村）为师，亦为谋刻书事前往考察，这应是赵之谦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访学游历。

唐仁寿（1829—1876），字端甫，号镜香。浙江海宁人。他是钱泰吉的学生，追随多年，得其亲炙，深研六书音韵之学，雠校经史文字疏讹舛漏，毫发差失皆能辨之。同治四年（1865），唐仁寿随钱泰吉的儿子钱应溥来到金陵。因书局正要谋刻《史记》，准备用周学濬过録的钱泰吉校本，唐氏因此而荐入书局，声名益闻。后来，金陵书局谋刻《二十四史》，唐仁寿负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晋书》《南齐书》《后汉书志》等。

唐仁寿与赵之谦结识於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这六通信皆是赵之谦在江西任职通志局所写。第一、二封当写于同治十二年（1873）。是年三月，戴望病殁。冬，张文虎“感知己凋谢”，以老辞局。数事都在信中提及，皆吻合。信中提及“李仲约学使”即李文田（1834—1895），字佘光、仲约，号芍农、若农，广东广州府顺德人。他是咸丰九年（1859）的探花，最后入直南书房，官至礼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同治九年（1870），任江西学政。十一年（1872），他在南昌觅得《西岳华山庙碑》本（一説宋拓，一説元拓），请赵之谦“补摹阙叶九十六字”，“越一年重治成”，又请赵之谦题记，此即为“顺德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目前“顺德本”前有赵、李题记各一，从书迹上看，李氏运笔似受到赵氏的不少影响。

第一封信中説：“其时正值学使李公试毕返省，又兼有閲经训卷差，终日奔走。”又为戴望遗作《顔氏学记》求李文田作序，“似不肯作，以系弟代求，学使即须逊让，然亦难得，不作序无碍也。”根据信中内容，同治十二年（1873）李文田尚在江西任学政，与赵之谦有密切往来。

李文田也仰慕唐仁寿的学问，特地向赵之谦打听：“详询尊名及字、籍贯甚至并深为称叹。所云补刻证文之举，学使先助三十金，兹先寄上，乞即为校正付刻。如不旉尚钜，亦望速示，以为筹画。钜则仍求学使助之，如所少无几，将来归弟一人任之可也。”李文田还特地让赵之谦写信告诉唐氏，“过江宁当访君也”。信末还提及潘祖荫“亦有书来询君名氏”，可知唐氏之学问，是大家认可的。

第二封信中写到“啸老归去，书局诸君有不仍权舆之叹，方为旁皇四顾，作有心无力之踌躇”，是指原由金陵书局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淮南书局合刊《 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 。

“啸老”即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啸山。他是金陵书局中最为年长的学者，自同治二年（1863）入局襄校《王船山遗书》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冬辞局而去，前后达十年之久。张文虎虽未中科甲，但学问淹博，“溯自惠、江、戴、钱诸家而后，可谓集大成也已” ，素以校勘精审而著称,尤以《史记》最为知名。同治四年（1865）七月，金陵书局提调周学溶提议刊刻《史记》，并提供他所过録的钱泰吉校本。李鸿章、曾国藩先后主其事，李先命唐仁寿负责校勘，曾接着任命张文虎辅助唐氏一起同校。而唐体弱多病，基本由张负责。而《史记》校勘工程巨大，艰辛可知。张与唐两人是金陵书局中的中流砥柱，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曾国藩曾对门生洪汝奎説：“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大费工夫 。”赵之谦在江西通志局任职一年多后，深感“江西亦有书局，校书多土著。惟此间理学之乡，流弊有二，曰陋而悍。得先生（唐仁寿）来此，使后生或知校雠家法，功德无量也”。所以，以吴盐宪的名义写信邀请唐氏来南昌指导，言辞诚恳，足见殷切之情。不知后来有没有成行？期待有新的资料发现。

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着，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顔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麐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施、谭诸君之议有未合者，弟不知其详，则不能决其是非。惟售书事，似稍骤。盖戴君本无嗷嗷待哺者，此事不妨俟麈遗（凌霞）来审处之也。”唐与赵是戴望的至交，二人“为死友谋者，仁至而义尽，更何间然”，足见三士之间情同兄弟，义薄云天。

赵之谦在江西期间，除了为戴望刻遗集、为自己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还为邹汉勋刻《斆艺斋遗书》。此事在第六通信中提及，由攸县龙皞臣出资，赵之谦为之“著录次比”。《谪麐堂遗集》于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刊成，《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分六集，於光绪六年（1880）刻成。《敩艺斋遗书》“全分亦发刻”，因赵之谦奉檄权令鄱阳，略有曲折，光绪四年（1878）冬由张鸣珂（1829—1908，字公束，号玉珊，浙江嘉兴人）帮助完工。按照赵之谦自己在信中的説法：“来此（指江西）三年，惟此等事，为有实在处耳。”

邹汉勋（1805—1853），字叔绩，号绩父，又号叔子，湖南隆回县人，咸丰举人，以博学名，五经、地理、音韵等，无所不研、靡所不究，著述宏富，是近代与地学奠基人。“所著《读书偶识》三十六卷，自言破前人之训故，必求唐以前之训故方敢用；违笺传之事证，必求汉以前之事证方敢从。以汉人去古未远，诸经注皆有师承，故推阐汉学，不遗余力。” 赵之谦因认可他的学术理念，进而关注他的遗著。可惜，邹氏著作大多毁于同治二年（1863）“土匪焚其居”。赵之谦辑刻了五种：《五韵论》《读书偶识》《颛顼历考》《红崖刻石释文》《斆艺斋诗》等。

由上可知，刻书是赵之谦念兹在兹的事，在他看来，是关系到“二千年气脉”之大事，尽管经济拮据，仍竭尽全力谋刻种种罕见书籍，与其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同一目的，力挽狂澜，匡正时风。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苏州人。作为晚清重臣，其政绩素来不被人道及，惟其庋藏之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宋椠元版，称甲士林，闻名古今。赵之谦约于同治三年（1864）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结识了潘祖荫，潘氏很赏识赵之谦的才华，他在给赵氏《悲盫居士诗賸》题辞中曰：“大集捧读三日，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觉二百年来无此手也”，此话恐非一般应酬之语。

潘氏所用印章，几乎都出自赵氏之手，前后计有12方，皆与藏书有关。始自同治甲子（1864）二月，终于光绪八年（1882）。赵之谦自赴江西任职后，封刀不刻印十余年，破例为潘祖荫刻“赐兰堂”长方朱文印，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可见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与友谊。潘祖荫曾在赵之谦最困难时，数次慷慨解囊，资助赵氏解燃眉之急。

刻书方面，赵之谦也常求助潘祖荫，如《论学丛札》中第二册第四通：“金诚斋（鹗）遗书、龚定盦《大誓答问》均刻一本，系请潘侍郎出资为之”。而赵之谦也为潘祖荫做了不少事，现存一册赵之谦《致潘祖荫书札》，里面基本都是与收藏书画善本有关的内容。潘祖年为潘祖荫所编《潘文勤公年谱》于同治十年（1871）条下注：“是年，兄与赵撝叔、胡甘伯（澍）访求古籍，得宋元椠本甚多。从撝叔得胡仁圃（祥麟）《虞氏易消息图説》、叶润臣（名澧）《桥西杂记》稿本付刻。” 上述龚自珍《大誓答问》与金鹗《求谷録礼説补遗》刻入《滂喜斋丛书》，为该丛书的题端也是赵之谦。

本书中仅一通致潘祖荫信札，附在《张忠穆手札》（现藏上海图书馆）跋文之后。张忠穆即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主将，前后坚持抗清斗争近二十年。最后被捕，于杭州遇害，谥号忠烈。潘祖荫请赵之谦为三十三通张煌言的信札作跋，赵在跋文考证出张氏的信札“皆在濬时作”，并提到“札中言《保黎録》一书未得见，诸家记事亦鲜及之者”。

致潘祖荫释文：

张忠穆手札已跋数行于末，《明史本传》甚略。此三十三札中，尚有足资考证者。黏札册子以日映之，为明尚书祁念东墓表，其文已阙，然亦有可广记闻者，疑是胜朝遗老收藏旧物，历数百年未经揭褾，真可宝贵。旧签题字，亦非数十年中手笔也。之谦谨上。伯寅世叔大人。

赵还发现粘贴信札的用纸，“以日映之，为明尚书祁念东墓表，其文已阙，然亦有可广记闻者，疑是胜朝遗老收藏旧物，历数百年未经揭褾，真可宝贵。旧签题字，亦非数十年中手笔也”。赵之谦还因感佩张煌言的壮烈气概，在全祖望所辑年谱基础上撰成《张忠烈公年谱》，“闻疑载疑，愿有述焉。证诸本集，期可徵信；旁及异闻，有资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诬罔，别为《年谱》一通，以竟全先生之志，亦慰忠烈於九京也” 。并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中，以传久远。

其余像鲍康、许增、谭献等，皆是赵之谦问学之友，关系不及上述诸家之亲密，然亦非泛泛之交。

鲍康（1810—?），字子年，安徽歙县人。道光间举人，官至夔州知府，以忤上官归里。毕生研求古泉，被誉为第一古泉学家。著有《观古阁泉説》《泉注》等。同时还精通政书，辑有《清朝谥法考》五卷，附续编、补编一卷。同治三年（1864）纂辑成正编，补王士祯《国朝谥法考》之未备，袭潘世思《易名録》之例，按《会典》谥字序排列，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文臣，三品以下文臣，武臣五类，各一卷。记述姓名、官阶及其谥号1518人，详加参订，凡传闻与国史底册异辞者，均两存之。《续编》记同治四年（1865）至五年（1866）五月谥僧格林沁等46人，后又辑此前赐谥之奕诒等64人为《补编》，这三编是研究清代政治制度的工具书。

赵之谦这封信缺了上页，好像不是专门写给鲍康的，而是附系在鲍康名下。而信的内容似是赵之谦在校书是发现“谥”与“諡”用法之区别，跟鲍康探讨。至于赵之谦与鲍康何时结交？目前还没确切的资料。

许增（1824—1903），字益斋、迈孙，浙江仁和人。曾入马新贻幕府，与谭献同校刻《唐文粹》，精核无比。辑有《榆园丛书》，与赵之谦有共同志向。两人相识较早，赵客寓北京，许增常托其寻觅书画。同治五年（1866）八月，赵之谦自京返浙，在杭州为其行书一联“通经自有富，作善心无休”，大概也是赵对许的简要评价吧。本书中仅有一通，是赵之谦在江西时所写，可见二人之间的交谊保持了很长时间。

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赵之谦与谭献在咸丰六年（1856）前后即相识 ，时赵在缪梓幕中，随军转战杭州、衢州一带。谭献自咸丰八年（1858）开始游闽，入福建学使徐树藩、厉恩官幕府，前后达七年。赵之谦赴闽，两人重聚于福州。同治三年（1864）九月，谭献索胡澍书法，赵之谦为之集《绎山碑》字“为著作材天不禁，除功利念世无争” ，意欲讽刺，谭表示“直受之而已” 。谭献也喜欢藏书，有龚自珍《龚定盦先生集外文》180余篇，赵对龚十分崇拜，想借钞録副本，后由魏锡曾代抄，赵作画酬谢。戴望亦曾録一本，三人“因各有搜讨之约”。

此外，赵还向谭借钞了宋本《淮南子书》以及后来刻入《鹤斋丛书》的《韩诗遗説》，即据谭献传抄足本而刻，而《虞氏易事》是谭献与戴望在福州访得而借予赵的，而赵又转借给潘祖荫刻入《滂喜斋丛书》。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廿七日，在赵之谦将赴江西任职前，两人在杭州团聚。谭向赵借得《平津馆丛书》，补其所缺。

《复堂日记》光绪五年（己卯，1879）中记：“予往在闽中，欲与魏稼孙撰《六朝别字》数卷，未成。” 同治三年（1864）十月，赵之谦在北京撰成《六朝别字记》。考其成书之初，或是在福州时曾与魏、谭二氏商讨过，受其启发，入都后倾力而成。

赵之谦另在致魏锡曾的一信中曾评价：“谭仲修，阁下之同乡也，自命为古文作手。仲修之文，骨力不厚重，然下字命意，极有斟酌，非空头大话者比 ”。赵死后，谭日记中曰：“（赵）与予相交卅年，王元美所谓‘妄则有之，庸则未也’” 。赵与谭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是特别融洽，这在致唐仁寿的信中就有提到。言及戴望殁后，谭献觊觎其藏书一事。总之，两人之间未像赵之谦与江湜、胡澍、戴望那样亲密无间。

推己及人

赵之谦一生奔波，个性鲜明。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録》中记：“人言撝叔盛气难近，其实遇名实相副者，亦虚怀相接。” 不仅如此，他对家人也是呵护备至，事事为之筹谋，无微不至。这些品行可从他给友朋同僚的信以及家书中，得到验证。

宗源瀚（1834—1897），字湘文，号三异太守，江苏上元县人。是晚清一位有名的循吏，一生几乎全在浙省各地任职，先后担任杭、衢、严、湖、嘉、宁等地知府及杭嘉湖兵备道、温处兵备道，敏於吏治，勤於政事。公务之余，雅好收藏，著有《颐情馆金石跋》《颐情馆书画跋》《燹余所见録》等。本书六通信札也几乎全是书画古籍善本收藏之事，审书迹当是同治八年（1869）前后。

同治八年（1869）七月，赵之谦决定再次离京南下，往还绍兴、杭州两地，售卖书画筹集款项。并计划在该年八月底由武康经由杭州直趋温州，再由温而入台，找陈宝善商议筹款 。十月，抵达温州，寓居张小孟如园。信中称“徐寿翁”者即徐寿蘅（1824—1900），名树铭，字伯澄，号寿蘅，又号澄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年间，曾在温州任职，赵之谦想找他借钱纳捐。现存《且园赓唱集》集中作者多是当时官吏，其中就有江都郭锺岳（外峰）、长沙徐树铭（寿蘅）、会稽赵之谦（益甫）等。第三通信中提到的“郭司马”即是郭锺岳，由此可以推测第二、三封信是他第三次客温时所写，其余四封根据内容像是在杭州写的。同治七年（1868），宗源瀚在衢州任职，并有书招沈梧（1823—1887）来游富春江 ，沈即信中还提到的“旭庭”“旭翁”，一作沈吾，字旭庭，号古华山农，又号九龙山樵。江苏无锡人。精金石之学，著有《石鼓文定本》《汉武梁祠画象考证》等。

从这六封信中，可以看出宗源瀚与曹籀、许增等都有交往。宗数次向赵之谦求印，赵在第五封信中説到“刻印破例”，可能是他累试不第，日夜图谋捐官，无心篆刻，故有此説。但许诺“将来当以旧存青田石作一枚收藏印奉赠，不食言也。如明年无须奔走，则临行必了此事，以一岁为期”。也有可能是心灰意冷之后，早在同治八年（1869）前后已经萌生“封刀”之意。

致友朋同僚信札中，如欧阳文卿、倪带铭、蔡耀翁、德斋、戌牧、逸庐等，以及佚名9封，尚待考证。在这些信中，或叙日常，或议官场，或详或略，或喜或怒，都体现在字里行间，不由得让人感叹赵之谦是一位写信高手，勤奋非常。

致欧阳文卿释文：

《书谱》已取来，价廿六吊，彼不肯让也。印泥盒，甘伯云迳归吾兄，渠再取他盒可耳。复请文卿仁兄同年安。弟谦顿首。

致欧阳文卿释文：

内复函，敬祈饬送欧阳大老爷文卿甫升。撝叔自饶州缄。十月十二日。

倪带铭的信中，以非常愤怒的心情讲述他由鄱阳赴奉新任时，家里仆妇“以行李及其幼子不到，哭囔未已”，而被其继子（寿佺）斥逐后自缢身亡之事。称“今使弟受大累，天报昭彰，前生冤孽也……逆子俟案讯后，办则听办后再驱逐，不办请其到扬州作始祖。此时不能放伊也。弟平生不欺穷人，不忘一本，不背亲亲之谊，今受恶报，适值一大相反之人来做，天道难知，岂做人必应刻薄凶狠耶？可谓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矣。若系亲生，定即处死，不必待该屍亲之来哭嚷也。写此一段，可以为有人伦者戒，可以为豺狗行为者劝”。赵之谦刚接印，尚未安顿，“百事猬集”，就遭遇此等棘手事，又是哭又是闹，使得他既要赔钱，又得做好撤任的准备。

致赵蔼庭二哥释文：

二哥大人启字：弟于十八日由蒿坝动身，一路大雨，不堪其苦。到台州府后大雨而且无船，耽搁两日，出重价讨船，始至黄岩。身体尚好，惟行李湿坏矣。翼文书院在离城三十里地方，山长必须往彼，不能兼管县中事，以故束修三百，火食在内。看去不能有多少赢余。子余本欲留弟在署而该地绅士以书院肄业为词，不能推卸。现在留此阅县试毕，即行赴馆。赴馆之后情形如何，当再告知。此地局面，自钱粮改短以后，弄成苦缺，署中徵收。朋友三人无束修以外，规为束修。朱墨系帐房兼办，不比从前永嘉万分，以故兄事未能开口。闻鹭桥厘局颇多，书院即在其地，不识外县人可以谋一席否？俟弟往彼再看可也。再，此次弟馆甚不上筭，伙食一月须十五千，以有厨子故也。然秋间一款必当办到，请放心为要。惟一数之外，万不能多，亦属时势使然耳。此请二哥、二嫂大人安，弟谦顿首。月侄、诸侄女、常官、桂官均好。二月廿九日，雨旸差便。

赵之谦写家书事无巨细，交代清清楚楚，算得上是劳碌命。正因为此，他的家书中记录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如同治五年（1866）二月，赵之谦赴台州找陈宝善谋计筹款。陈帮他介绍给黄岩县令孙熹，安排教职。他在致二哥信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弟于十八日由蒿坝动身，一路大雨，不堪其苦。到台州府后大雨而且无船，耽搁两日，出重价讨船，始至黄岩。身体尚好，惟行李湿坏矣。翼文书院在离城三十里地方，山长必须往彼，不能兼管县中事，以故束修三百，火食在内，看去不能有多少赢余。子余本欲留弟在署，而该地绅士以书院肄业为词，不能推卸。现在留此，閲县试毕，即行赴馆……此地局面，自钱粮改短以后，弄成苦缺。署中徵收，朋友三人无束修，以外规为束修，朱墨系帐房兼办，不比从前永嘉万分……

致二哥

赵之谦客寓黄岩七个月后，於九月末回到绍兴办理家事。十一月初再赴黄岩，年底回绍。客寓黄岩前后约八个多月时间，虽积得酬劳，但总体还是仅供敷出，不尽人意。幸好陈宝善、孙熹、吉子振等待赵之谦颇厚，为他安排了许多书画应酬，笔润亦丰，现传《赵之谦铭志集存》中有多件作品是他在黄岩时所作，可为佐证。

赵之谦在致戴望与胡培系的信中，都提到了“王生禹堂”“门下士王禹堂”，王生即王彦威（1842—1904）原名禹堂，字弢夫，号藜庵，浙江黄岩人。他们的师生缘即是赵之谦寄食黄岩时开始的。同治七年（1868），王彦威负笈湖上，肄业诂经精舍。赵之谦还专门写信给谭献引荐他 ，信中称：“王生禹堂赴省书院肄业，将由君以识当代知名之士，理学之儒。伏望引而置之，如孙公、高公、及张君景祁之列……王生昔亦受业于王子庄，然不及为子庄所学。虽是科名中人，而其品邃然，其文字沛然，一洗黄人陋习，实此间鸡群之鹤也，幸大君子优容而教诲之。”护犊之情，溢於文字。

同治九年（1870），王彦威中举人，后历任工部衡司主事，营缮司员外郎，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少卿。光绪十二年（1886），为军机处汉官领班章京。辑编《筹办洋务始末记》，著有《西巡大事记》《清朝掌故》《清朝大典》《枢垣笔记》等，是近现代外交的重要文献。

王子庄即王棻（1828—1899），字子庄，浙江黄岩人。著有《经説偶存》《六书古训》《台献疑年录》《东椤献征录》《冰雪文》《柔桥文钞》等。自光绪七年开始编纂《台学统》，至晚年成书100卷，蔚为大观。赵之谦与他也相识于同治五年，目前《东椤献征录》稿本还录有一封赵致王的信札，曰：“匆匆话别，未克送行，歉歉。求询太鹤山人书，果如何？示之。括苍有佳士可谭艺者乎？甚念。诚斋（金鹗）先生书，胡户部培翬有。书后一篇为刻本所不及，兹属潘生録出奉览，请坿尊藏之末。楹帖已觅纸，得时即书以寄 。”

他在致赵蔼庭第五通信中，还提到：

去年（同治七年）接十月所发之信，时弟适拣发福建，已蒙挑取，满望引见后录用，即可归来，讵料运气不佳，十二月初七日引见不用，空费车马气力……现在拣发既不能得，只得从誊録着想，拟捐同知衔，议叙同知，后年可以分发指省。所费千金，须京中先筹三百金，再从南边筹款，决计如此。潘伯寅侍郎已助百金，此外惟毛煦初尚书处尚有可借，如不能借，当借债一办，再筹归款。近日为此事日夜图谋，故不及计到盘费也。

这段文字与他写给陈宝善的信，几乎一致。他在致陈的信中，关于筹款数目则更加明晰，“印结部费必须一千七百余金。与潘侍郎商拟出京筹款。侍郎首助百金，毛煦初尚书闻此举亦助五十金，宋雪帆侍郎复助百金。潘侍郎又给一书，令见徐寿蘅学使及方子颖观察。事已起头，不容中止。弟拟先见寿翁，再往王西垞老弟处商定。由温入台，即面求老哥为我筹所不足。顷见寿翁数次而未有眉目……”适值陈宝善入京，赵之谦入台借款的计划也落空了。

家书中的其他内容，如：邀二哥来游西湖、城隍山，进出盘川，“有弟在此，可无多虑也”，这份豪气在赵氏信中较为罕见。又如：安排家里幚工桂官来杭州就医，“寄出洋五元、帐一纸，望属其检点行李”。还再三叮嘱，“船内吃夜饭一餐，伙食过柯桥可买。过江时候须穿棉袄，切勿受冷。萧山轿铁攀最宜留心，千属桂官勿将手指误套为要。过江千万两轿同一船，须在行内动身时説明。帐内所要买件及带件，又阿常来取物件，均望带出。”他到了江西后，希望二哥赵蔼庭前去帮忙打理，“天下可靠者无过弟兄，以其知紧宽而存心好也”等等。可以看出赵之谦性格温存的一面，絶非“傲气”“不近人情”可以概括。

人书合一

南朝宋时，羊欣与王僧虔都把钟繇的书法归纳为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 王僧虔则是对第三体“行狎书”做了一个定义，称“行书是也” ，貌似给后人省下了不少口舌之争，实际上还是范围圈大了，“行狎书”当指古时人往来的尺牍，此即羊欣所谓“相闻者”之意。而东晋以来，尺牍书又往往以“行书”居多。羊王合述，才是“行狎书”的准确定义。像俞樾那样坚持用隶书写信的人，毕竟少之又少矣。

钟繇的“三体”后来成为历代书家的“标准”要求，凡是称得上一流书家者，无不三体皆能，赵之谦也不例外。像《潘公墓志铭》这样碑版书迹，属于“铭石之书”；像《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这样的稿本，属於“章程书”；像此次整理的尺牍，属於“行狎书”。赵氏三体之间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铭石之书”端庄严肃，庙堂之气；“章程书”规矩齐整，自然遒丽；“行狎书”则下笔真率，出於意外。当然，赵之谦还有大量的书迹不能简单地归於“三体”之列，但内在的审美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万变不离此宗。因此，上海图书馆珍藏的这批尺牍除了文献价值外，在书法艺术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赵之谦的书风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自青年习书始至同治三年（1864），二自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十一年（1872），三自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十年（1884）。目前看到赵之谦较早的书迹，如杭州博物馆藏的《卧龙山补松歌》，出入唐人端楷，初露顔字痕迹。

而咸丰十年（1860）到同治元年（1862），则顔字味道越来越重，看到了何绍基的影子。尽管他在同治九年（1870）给魏锡曾的信中説：“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 

这段话似乎流露出与何绍基意见相左的味道，实际上寓含两层意思：一、同治九年（1870）时，他的书法已由“顔底”转到“魏面”了，且正在苦苦求变途中；二、何绍基运笔有特殊的手段，用“回腕法”，追求提按的起伏，所谓“虚灵”。而赵之谦追求的是以笔画平实为主，与何氏大相径庭。虽源出一宗，而支流各异，一以篆书用笔为入，一以隶书用笔为出。所以，“必致大争而后已”。

事实上，赵之谦的“顔底魏面”书风是离不开何绍基以及那个时代的书风影响。有清一代，习顔书风贯穿始终。究其原因，顔真卿的人品与书法风格正符合清代士人的需要，其书法中所藴含的“篆籀之气”又是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后，连接碑学与帖学的桥梁，习之者众，赵之谦也不例外。像本书中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自温入京赶考，虽试而不售，但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二书。在这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顔书转向北碑。其中取径于邓石如、包世臣的痕迹是比较明显，可从以下他给魏锡曾的信中得到验证：

此时始悟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乾净。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同治三年春）

书中之妙，山人尽之。书之外，妙亦无尽，山人未之有也。安吴包先生，山人弟子也，其於书已有得於书之外者，竟已不及山人。学非专不精，精且专矣，意未尽而力尽，天限之也，万事皆然。（同治三年二月）

八分大有进境，即作书更多见地。（同治三年夏） 

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赵之谦对邓、包书法下过功夫，并把二氏书法作为自己超越的目标。像他题《完白山人书司马温公家训残本》那路书风正是这几年的代表，洛阳博物馆藏有他致江湜书札二通也是同时期的写件，可资比较。而这次《跋张忠穆手札》与《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録》非常接近，此三件书迹与题跋、尺牍风格的区别，正是“章程书”与“行狎书”的区别。

同治四年（1865），赵之谦的书风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一是阅碑带来的审美变化，二是人生苦闷所带来对艺术的感悟。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称：“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竪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甚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於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於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 同治七年（1868），他给孙熹的信中也讲到“弟体原包氏、张氏，而心摹手追在郑文恭，此后汉第一人也”。

据他自言，北魏郑文公以及时人阎研香的书法对他这一时期书风变化的直接外因。目前所见他给孙熹写的楷隶书作品，以及本集中他给许增、宗源瀚、胡澍等人的书札，则明显看出赵之谦用“卷锋”起笔，转折处讲究修饰，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长，未脱邓石如体势。这一书风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赵之谦历经千辛万苦，终於等到赴任江西的机会。然而，环境并未变得对艺事有利，反而官场的倾轧、生活的困顿、身体的病痛，使得他封刀，也不见他在金石上的发现与建树。虽然求书画者接踵而至，但他内心已没了昔日的鋭气与豪情，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已。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他的书法变得更加沉郁，增加“无所顾忌”，只写我心。其书体势由同治年间的欹侧修长变向平宽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满纸斑驳，不再像过去那样讲究点画使转，而是一种一边写信一边哭诉的情景，后人读之，不禁同情三分。本书中在江西任上致友朋同僚以及家书等，即是例证。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以此话来阅读本书所有信札，是最为贴切的。

《赵之谦尺牍》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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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戴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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