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多位学者齐聚杭州，呼吁首次面世的高僧大德所写唯一真迹真正能“重回故里”
这是首次面世的高僧大德所写唯一真迹。17324字，每折5行17字，字字不苟。
克勤无逸(1321-1397)，俗姓华，明绍兴萧山(今杭州萧山)人，天台宗讲僧，天台宗性澄湛堂的法裔，师从杭州集庆教寺原璞法师。
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
此《佛说无量寿经》二卷即为日本京都东福寺旧藏，即其写好后长期供奉于该寺之内，现存木制书箱题名下尚有“东福寺献納宝物”字样，难得一见其珍视之程度，当类似于明末董其昌38岁所写、寄给莲池大师为其父母祈福的《金刚经册》，其一直秘不示人而被奉为云栖镇寺二宝之一，至今仍然存与灵隐寺之内一样。
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后来“海禁”政策的背景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方式；从艺术收藏的角度，此《佛说无量寿经》二卷对于我们了解六朝隋唐以来特别是明代写经书法传统，皆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与艺术欣赏价值。
沙龙嘉宾合影
嘉宾现场观看展品
学术沙龙特别邀请首都图书馆原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倪晓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古籍研究专家翁连溪；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主任、东京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哈佛大学南亚学系合作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何欢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编辑部主任能仁法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潘文勰；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颜晓军；萧山图书馆馆长孙勤七位嘉宾，以永乐春拍即将重磅亮相的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二卷为主题，进行学术沙龙与探讨，沙龙由在艺科技及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主持。在艺App特别整理本次沙龙内容，以飨读者。
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
《佛说无量寿经》学术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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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华克勤高僧发愿的产物
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的见证
在艺科技及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
谢晓冬：今天要讨论的是元末明初的高僧克勤无逸的《佛说无量寿经》，他的俗名是华克勤，在元末明初的中日交流史上，他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但他的墨迹非常少见。这二卷《佛说无量寿经》的发现对于重新认识明代初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当时明代初期政策，及整个佛教写经书法传统都具有非常全面的意义，同时华克勤的籍贯是浙江萧山人，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二卷《佛说无量寿经》在杭州的展出也是“重回故里”，所以今天是特别有意义的日子和场合。首先请潘文勰发言，他专文有详细地介绍这本册页的情况。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潘文勰
潘文勰：我大致对这段史实做了梳理，通过相关史料的查阅发现，华克勤在明初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相当于对尘封的历史又进行重新认识。
当时他整个写经的背景是：洪武五年，攻下天下的朱元璋要展开周边外交，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新王朝定鼎后都会有面临一个问题：“华夷之辨”，如何和周边的国家打交道，当时就涉及到和日本关系的处理。日本和元朝的关系非常特殊的，元朝最后失败在日本，这次是朱元璋第四次派出使者去日本。
很特别的是这一次同行的人，另外一位高僧仲猷，是禅宗高僧，也是浙江人，还有一位人物赵秩，自称是赵孟頫的孙子，目前因为家谱有人考证还不能确定他究竟是不是、还是他去了日本后他的权宜之计，因为在崇尚书法的日本，他自称是赵孟頫的孙子，也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洪武年4月，他们从宁波出发到了日本，在日本盘桓两年多时间才回来，这是超出预计外的，当时日本处在南北战争时期，据《明太祖实录》、宋濂等人记载的史料和当时使团在日通信等资料，使团于当年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日本博多（今福冈），博多原属南朝怀良亲王，本已建立联系，但此时已被北朝占领，使团一行遂被北朝扣留于圣福寺。
按照当时无逸的说法是“以衣贸食、翘足待命”——把自己的衣服卖掉后换吃的，当时情况危急，无逸是当时使团的主使，他就想办法如何通过佛教本身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他非常特别之处，他通过和东京佛教界的交流，写信说这次出使是为了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并不是有其它企图，后来延迟很久才得到回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就写下这个经卷，当时情况危急，前途未卜，他自己在发愿文里也说到，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会不会完成使命。
中国古代出使，“不辱使命”是对使者非常高、也是基本的要求。他在愿文里想通过写经方式祈求接下来的行程能够平安。他给延历寺的天台座主尊道入道法亲王写去一封密信，之后这封信被转给北朝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使团方才获自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写下这个经卷，这是基本的历史史实。
当时朱元璋颁下选僧出使日本的圣旨，全国五百僧人应征，最后选中了克勤无逸和仲猷祖阐等八人，仲猷祖阐当时是明州（今宁波）天宁寺住持，仲猷祖阐以禅理见长、无逸写经义出名，这件东西恰好通过日本回流这种方式留下来，这是从鉴赏本身的角度看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个时代流行雕版印刷佛经，写经已不太流行，雕版前有《碛砂藏》，后有《南北藏》，现在看到《佛说无量寿经》的写经样式是较为传统的“经折装”样式，每折5行17个字，与传统《大藏经》的刻法一致，从款式上非常接近佛教本身的传统。装潢至少可以推到“小山林堂”之前，因为此前一直在东福寺保存直至战乱后流出变为日本私人收藏。
无逸回来后还俗，朱元璋觉得他不辱使命，当时有政策利用佛教高僧来治国，所以他还俗从政做了山西布政使。他任山西布政使六年时间，将山西治理的非常好。
学术沙龙现场
谢晓冬：谢谢潘老师就这部《佛说无量寿经》包括刻经无逸法师的整体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尤其介绍他在日本有临危之变之才能，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看中他让他回来还俗当官主政一方，不光是普渡众人，还能处理很多世俗事务，这正是这位高僧了不起之处。接下来请翁老师聊一聊看法。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古籍研究专家翁连溪
翁连溪：第一，从感觉看，装潢是双层的经签，这是从明代到清早期的传统，蓝签和黄签，不是描一圈，而是贴两层，先贴一圈蓝签比黄圈大一点，再把黄圈贴到上面。明代《永乐大典》就是用这种方式清代顺治以后就很少用了。所以以贴签的方法推测，最起码是清早期。还有织锦肯定是修过，这个书是修过的。经织锦是驼黄色折枝纹牡丹纹锦，这也是明末清初有，后期没有的这种方式。有虫蛀但不是太多，修的非常好，从纸看也是清早期，不是明代修的。写经用纸是日本的皮纸，非常好看，托裱也是日本的工。
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装裱
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
另外，这经是5行17字，这种接法中国没有的，一般中国5行17字是5版或者是几版连接起来，一张纸接，一定要接缝在带书口的地方，但它这个“接”接在中间，中国很少有这种方法，经观察是经早期装潢形制应为卷轴装后改为现在的形制经折装，但对经的价值没有影响。
从唐、宋到元代，中国大和尚的字非常稀少，都在日本藏着。原因之一是在当时作为宗教的使者是非常重要，只有以取经之名，用宗教、佛教和日本进行沟通，过去也是如此；另一原因是日本对中国书法的崇拜，所以这几位大师能交流、最后圆满完成任务。
它东福寺流传后经过两个名家递藏，属于流传有序、有渊源。从杭州萧山，到日本、又回到这儿，不管是对中日文化交流，还是佛教交流，都是互鉴的，意义非常大。它后面的款非常重要，落款是洪武五年5月17日，这与这段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比较吻合。希望能留在杭州是最好的，能留在萧山更好。
谢晓冬：翁老师每次开会总会发起针对性的呼吁，包括谈到克勤无逸、仲猷法师，听翁老师的分析是时代的选择。一是两位高僧在佛教位置里面很高，同时有很深的书法传统，名声在外，在中日交流之时更容易为日方所接受，才能达成目标，所以今天看待这位高僧墨迹，需要重新看待他在历史特定阶段所扮演的角色。第二，是对于装潢的精到分析，改成册页后反而更有利于保存，很多传世的作品册页相对保存的条件会更好一点。
在中国写经传统里，大部分都是职业写经人、抄经人写经，而对于高僧有名有款的写经很少见，从这一角度来讲确实较为难得。
首都图书馆原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倪晓建
倪晓建：华克勤既为僧又为官，为僧、为官都到极致，这么传奇的人物写的这部经书，不仅是经书本身，围绕这部经书可以有很多研究：
首先，在中日文化交流上，从历史角度可以进行交流；不仅是一部经书，而且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和今天都有意义。
第二，之前我和释永信大和尚也交流过，他说，“对佛教的尊崇不仅仅在于一种捐赠，而重在对他的一些宣传和传颂。”抄经、写经本身是对经书的一种传颂和弘扬。一是发愿；二是弘扬。这部《佛说无量寿经》既是华克勤高僧发愿的产物，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的见证。
我和翁先生都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在那么遥远的时间，能够发现这么一部手抄本的经卷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中国古籍界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同时也得感谢日本，因缘际会能够保存下来让今天得以目睹，难能可贵。
谢晓冬：它虽然是一部元明间的高僧写经，时至今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中日文化交流依然产生作用，它依然可以承担文化桥梁的角色和功能，这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论点。
谈到保护，无论目前这套写经卷是否修过，目前品相还是非常不错，东福寺放在木盒子后虽然流传到私人手中，保存非常之好今天打开之时非常令人惊讶，今天我们应该庆幸既然能够流传至此，未来也需要把它的价值继续发挥。接下来请能仁法师聊聊想法。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编辑部主任能仁法师
能仁法师：我有三点体会：第一点，顺着倪老师所说的“时间”。写经的时间是洪武五年13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1972年，明年是2022年，从1372年到1972年正好是六百年，从1972年到2022年正好是五十年，650年，这经从时间上，确实有重要的意义，包括2015年总书记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他提到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民间文化的交流跟交往，是特别重要的桥梁和渠道，尤其是在特殊的时刻。回到历史看，洪武元初为什么特别重视外交？这和元以来历史发展脉络有整体关联。
元代三次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蒙元帝国征服半个欧洲，征服朝鲜半岛，唯一没有征服的就是近邻日本，元代中日之间是战争状态，但民间文化交流一直在进行，中间的重镇江浙尤其是杭州地区。
在明初要重续与日本中断的交流，潘老师的研究里面说克勤写给延历寺座主的信，里面有提到当时朱元璋请他们去外交之时有一个密诏，想重建中日官方的交流，尤其是重修唐宋旧好，这是官方层面。
但官方层面用的恰恰是民间方式，所以是采用官方跟民间结合的方式。从中华文化的外交史来说，这凝结着重要的时间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其中佛教无论在官方、民间、亚洲文化交流和东亚内部文化文明互相促进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二，这部《佛说无量寿经》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佛教的角度看，这部抄经的译者是曹魏的康僧铠，这部《佛说无量寿经》是中国、日本净土宗里很重要、最核心的一部经典，历史传承有五个译本，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曹魏康僧铠的译本，从佛教思想史、观念史上看，这部经典有特别神圣的意义。
但是因为有唐宋译本的存在，所以明代前后译本的流传到底尊的是哪个译本？是汇集本还是其它的另外四个译本？从这个译本写经的角度，恰恰补足了佛教观念史和佛教思想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明初流传的也是曹魏康僧铠译本，补足了佛教观念史、佛教思想史和佛教文化史当中特别重要的不太清晰的又尤为重要的一环，从经典的意义上来说它特别重要，从文化史、佛教思想史来讲，这部神圣性的经典作为中国净土宗立宗之本，神圣经典体现神圣性价值和重要性，这部写经的出现，有缓缓拉开历史帷幕之感。
第三，“人物”无逸克勤，在明初洪武，朱元璋为什么特别重视以僧人为官，从事外交工作？明史大家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谈过，朱元璋自身出家经历，以及他对佛教的情感、和重视的角度，以至于他对建国之初明初之时，对佛教僧团、人物尤其是佛教人才特别重视。
除重用无逸克勤、仲酞祖阐出使日本外，还推动另外几位高僧去尼泊尔，包括去印度从事外交工作。在佛教内部，他在南京举行蒋山法会，另一部分是关于颁发儒僧的诏书，重视把僧人用作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人才来使用，这是他在明初的政策。
这一政策在洪武十五年后发生改变，改变的关键在哪儿？明初继承的是元代忽必烈时期的政策，忽必烈特别重视以僧人为官辅政。朱元璋明在明初政治体制里面以中书省下设六部，同时另立善世院。善世院是僧司机构，与元代的应宣政院对应，明初继承了这一政策。洪武十五年后，朱元璋重新整顿佛教，包括禅、讲、教寺分设，取消中书省，直接统理六部，政治体制更趋于集权制的成熟。
朱元璋洪武初期从自身出身、情感的角度，继承了元代的诸多政策，后期则重新做了改变和政策调整，这一改变影响波及到了整个明代到近现代佛教的发展进程。
明末清初，杭州的东皋心越禅师、福建的隐元禅师等，跟日本进行了佛教文化交流，这些基本上都是民间的，不再是官方跟民间结合的方式。这部写经铭记了这么重要的重大历史转折和历史进程，为我们缓缓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它既体现佛教文化、佛教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亚洲文明形成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铭记下重要历史转折性的时刻，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都从这里逐步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最重要的是“他力信仰”
明代佛教史上浓抹重彩的一笔
谢晓冬：能仁法师用他的分析给我们阐述了一幅历史的画卷，接下来有请何老师谈谈他的看法，她对日本的情况比较了解，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论点。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主任何欢欢
何欢欢：在看到实物之前我首先产生一个疑问：克勤无逸法师为什么是抄的《佛说无量寿经》？而不是抄佛教界及民间更加流行的《金刚经》或《心经》？他为什么要抄这么重要的一部经典？高僧大德在抄经的时候不是随便拿来一部经就抄的，抄任何经典都是有目的的。
无逸法师在出使日本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障碍和困难，通过抄经来祈求后面更加顺利，跋文里非常明确地表示出他希望通过抄这部经能够求得佛的庇佑，他自己用的词是“诸佛答报”获得菩萨的保佑，“顺心除障，不辱使命”顺利地完成这次出使的任务。我主要是做佛教思想和佛教哲学的研究，我想补充一点是，《佛说无量寿经》是净土经里最重要的一部，最重要的是阿弥陀佛的“他力信仰”。
净宗祖师善导大师的故事中有一位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屠夫。当年善导大师在长安城里倡导老百姓吃素，卖肉的屠夫就很生气，拿着他的屠刀跑到寺院里去骂：“你让老百姓都吃素了，我的肉就卖不出去了，你让我怎么活？”善导大师就劝导屠夫要吃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屠夫也听劝了，但是他在寺院里大闹引来了很多老百姓围观。
非常幽静的寺院，中间有一颗很高的树，屠夫听劝后就要念佛，但下边人太多，他就爬到树上念佛，念着念着不小心摔下来，当场摔死，这时在场所有的老百姓都看到屠夫的头顶冒出来东西（神识），同时阿弥陀佛从西方亲自过来接引他，屠夫就被阿弥陀佛亲自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是讲当下往生的故事，也是净土信仰在中国蓬勃兴盛的非常有名的故事，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一俗语的来源。
无逸法师抄经是在祈求阿弥陀佛的保佑，想借助佛菩萨的力量来使自己摆脱困境。这象征着当时元末明初信仰阿弥陀佛的“他力”，我想也是无逸法师选择抄这部经的重要原因。
玄奘大师去西天取经，在沙漠里遇到困难时，他念的是《心经》，因为《心经》讲“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渡一切苦恶”可以帮助玄奘大师摆脱在沙漠里所遇到的困难。同样，高僧大德在抄经之时，尤其是单抄一部经的时候，是有着特别大的愿力和祈祷的。
无逸法师的这部经作为东福寺的镇馆之宝，能成为镇馆之宝是一方面是抄者无逸法师本人非常厉害，另外从宗教或是信仰的角度讲，这部经具有特别的法力和功效，因为抄完这部经之后，无逸法师顺利地完成了比预期高的出使的目的，所以这部经必须好好保存下来，它见证并护佑了无逸法师克服重重困难、最后成功实现出使任务，这部经包含着帮助他完成任务的非常重要且崇高的宗教意义。
从此意义上看这部经，对于现在很多寺院或民间兴盛抄经也有一定启发，我们往往是选择字数最少的《心经》，很快就能抄完了，再花时间和功夫多一点的就抄一下《金刚经》，但也花不了太多的时间。而《佛说无量寿经》有17324字，是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来抄的。如每个人在佛教的抄经时，根据经文本身所讲的义理、传承信仰等方面看，抄经的意义和目的就能有所提升，这是我看到克勤无逸抄《佛说无量寿经》首先产生的问题。
总而言之，为什么偏偏选择这部经来抄？元末明初的净土信仰非常兴旺。无逸法师抄这部经是要祈求阿弥陀佛的“他力”，在阿弥陀佛的帮助下完成这项非常艰难的出使任务，这部经它有宗教上的含义，这非常难能宝贵的，从现存的落款上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信仰的力量！
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
我也在日本看了不少的古写经，有这么完整的落款，且目的明确的抄经是非常少见，往往是工匠在抄，可能也会有当时和尚“校了”、“校订”或是非常简单的各种落款，但没见过说为什么偏偏选某部经来抄，这一落款很大地提升了这部经不只是古籍版本学的价值，也是研究思想和信仰的价值。
第二个感想：这部抄经非常漂亮，保存非常之好，虽然有一点点的虫蛀，但修复得也很好。我想补充的是17个字的格式，在日本一般是属于官方的格式，再早一些唐朝的民间写经一般是19个字甚至21个字，它的规格很可能是官方的。
日本大量的写经虽有中国高僧大德在中国抄后带去日本，也有遣唐使、留学僧到中国来把中国高僧大德的抄经带去日本后仿照中国原件自己进行抄经的，中国高僧到了日本之后在日本抄的，这件是特别例外的，更惊喜的是这部经经过这么多年传承，还能非常完整地回到无逸大师的家乡，这就更加得难得。
第三点，这部经对于研究明代的佛教有较大帮助，从佛教史上来看，明代佛教常被认为在中国是衰落的佛教。明代佛教的研究，基本止于明末四大高僧，除了四大高僧外，很难找出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克勤无逸哪怕留下的东西不多，但仅这一件，就足以使他在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特别是明代佛教史上留下浓抹重彩的一笔。
谢晓冬：谢谢何老师讲的精彩又生动，您谈到最后说这本册页保存到现在又回到杭州、回到萧山，说明这个经的愿力还在发挥作用，这是令我们感慨赞叹的一点，也是何老师所说的：他抄完此经确实是最后不辱使命是实现目标，17000多字要花很多的时间、心力去做这件事情，他是带有非常神圣信仰的宗教行为，这其中信仰发挥着作用。
何老师开头抛出的问题，为什么抄《佛说无量寿经》，不抄《金刚经》？颜晓军老师专门研究过，董其昌38岁抄的是《金刚经》给他母亲祈福，他做过专门的研究，接下来请颜老师谈谈心得。
艺术史博士，书画鉴定学者颜晓军
颜晓军：抄经历史非常悠久，在版刻佛经、印刷佛经流行前佛经的流传主要是靠抄的。由此也诞生抄经手以及跟抄经有关的抄经体这种书法。
版刻佛经广泛流布后，抄经慢慢式微，抄经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一些文人士大夫有佛教的信仰，因为各种目的参与到抄经当中来，就像宋代后禅宗广泛流行，很多的士大夫都与佛教有密切接触，像著名书法家，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都有抄经作品保留下来。
关于禅师在日本抄经，我的问题是，他是默写的吗？他可能应该平时要做日课，或者带有印刷的佛经在身边，版刻的佛经是书法写上去的，是一种“版刻书法”，反过来从书籍、古籍再抄下来又变成墨迹书法作品。这样其实是版刻古籍和书法艺术间的互动。
以董其昌为代表，明晚期佛教又有复兴，出现明末四高僧，董其昌抄的《金刚经》是抄好后送到杭州给莲池大师，是为其死去的父母荐冥福。他抄《金刚经》是为荐福目的的，就像何老师讲的选经有他的目的，《金刚经》的教义与他荐福的目的更为吻合，后来这本《金刚经》就一直保存在云栖寺，乾隆后来几次下江南每次都要去云栖寺欣赏并且加以题跋。其中有次他把后面的余纸全部题完了，不得不带出云栖寺，带到了孤山圣因寺的行宫，接续宋代的藏经纸继续加以题跋，而后这本经一直也没有出过云栖寺，有皇帝的御题，外面想看到或是伪造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云栖寺在上个世纪取消后，全部归到灵隐寺收藏，一直藏在寺院里面。古代没有博物馆性质的机构来保存这些珍贵的文物，寺院相当于类似于博物院的保存机构，这一传统在日本非常久远的，他们的东大寺、东福寺都有大量宝物，能起到很好的保管和管理的作用。
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
就写经体的流传看，写经体是追求始终如一的，不能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文人抄经，包括僧人抄经（抄经手一部分是僧人，一部分是职业抄经人）——他们追求书法也是一种修行。董其昌的《书论》中说，“只要有佛经所在的地方就是佛塔庙所在”。如果抄了佛经就是供在这儿（就是佛塔庙在这儿），是一种信仰。但董其昌抄经采用多种的书体，是他作为书法家的要求，这部经我们看到没有选择多种书体，但他有每天接续下去不同的状态，有的写的比较娟秀，比较细一点；有的比较粗壮一点；可以看到他有心绪和状态的变化。
谢晓冬：谢谢颜老师从比较视角重新梳理这本册页在佛教和书法的意义。
刚才各位老师反复强调这部经与杭州、萧山的关系。能仁法师谈到这本抄经的时间，到明年是整整650周年，今年是649周年，是非常完整的日子，在今天特定的时点、地点，这本册页来到了杭州，在这一地方，是与佛有因的地方。
萧山图书馆馆长孙勤
孙勤：首先要感谢啊。第一，感谢收藏家把这么好的佛经从遥远的日本带回来，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盛德大业。第二，要感谢潘老师把这部经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一遍，就像能仁法师说的感觉历史拉开了一个序幕，真的很美。还要感谢翁老师对这部书进行了鉴定，给了它很好的身份证。
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潘老师对于这本佛经的前身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我刚才就想，他是萧山人，尽管他到山西做了官，他有后人吗？这是萧山地方文献研究者要研究的，后来到哪里去了，或者是有没有后续的发展？这是萧山地方文化研究的新任务。第二，就是翁老师刚才的呼吁，以前的萧山和杭州是有很大的不同。萧山图书馆一直做地方文献研究，钱塘江以前是一个天堑，所以浙江的上八府跟下三府是不一样，杭州是属于下三府，萧山是属于上八府的，属于绍兴那边，它的风俗有很大区别。这里我想呼吁的是高僧已经从日本回来，回到了钱塘江的北岸就差最后一公里，如果可以回到南岸，才是真正回到萧山。
现在萧山经济在东南沿海也很厉害，能仁法师说拉开历史的画卷和序幕。可以想见六百多年前的东南沿海也是经济很发达，萧山也是人才济济，经济发达的地区，才能在这么多人的海选当中选出这么一位高僧来。他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位，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萧山一直是人杰地灵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回归萧山，才真是回到故里。
谢晓冬：希望您的发愿能够实现。
北京永乐拍卖古籍善本部负责人张曦
张曦：这部经是无逸克勤在出使日本的时候遇到困难后发愿写的。从他的字迹上看，运笔沉着、法度严谨，身处危难当中他还能从容不迫，可以看到这位高僧大德素质非常高，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 17324字，每折是5行17字，字字不苟。
出于高僧大德之手，尾款有明确的记载。作为现在留存下来的佛经大部分要么是刻本，要么是发愿出资请写经手或者是僧人代写的。也就是说他的发愿可能有一定的间隔，这是无逸法师亲自写的，作用相比那些流传下来的抄经手写的更是更独一无二，这是首次面世的高僧大德所写的唯一真迹。
因为无逸是萧山人，萧山最开始是越王勾践跟吴王战争失利，他的兵卒在萧山歇脚，四顾萧然，所以最早命名叫萧然山，但是越王并没有因此而堕落，卧薪尝胆最终是击败了吴王，萧山的人民不服输，不被任何困难所吓倒。
无逸写经也是一样，他在日本出使日本，前面的三次出使已经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出使是宫怀良根本没有接见明大使，第二次是砍杀了五位使者，第三次是赵孟頫后人，差一点也被杀了，但是他言词激励最后赢得了宫怀良的尊重，最终是有惊无险的回来了。无逸法师以两国邦交为己任，真正是想完成一番大事业，他毅然决然将生死置之度外，又遇到很多的困难，他诚心发愿写下这部经得到了诸佛答报，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并且这第四次是第一次跟室町幕府直接谈判，取得了前面三次所没有带来的成果，也是此后的一百年中，中国明代和日本共同治理倭寇，给东南沿海的人民带来了福音。这是他作为萧山人他跟越王勾践有着同样的性格，就是不服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这项使命，非常珍贵，如果能回到萧山就诸佛答报圆满了。
翁连溪：日本东福寺有什么著录？
张曦：后面的题款提到“写于东福寺”，经盒上是东福寺的献纳之宝。据它的保存情况来说，这件东西没有多少人打开看过，仅仅是有一点虫蛀。
谢晓冬：刚才提到说这一件写经尤其是高僧的写经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这块来讲何老师在你的日本包括在中国的所见目前这件是属于大的高僧亲自抄经的目前你见到的唯一一件还是也看到过别的，可以交流这一想法。
何欢欢：我看到的高僧大德直接抄的有明确记录的应该是没有。
张曦：我们查资料唯一的一件是天台宗宗师智者大师手写《方等陀罗尼经》，这一件现在已经失传了，只是在王士祯的《居易录》里记载过，这件可能不久的将来应该会出现，但是目前所存的高僧大德写的就是这部无逸写经。
何欢欢：很有可能，如赵孟頫抄了很多经送给他的师父中峰明本和尚。中锋明本和尚自己的字也很好，但没说他抄了什么经送给其他人，他和赵孟頫之间有很多尺牍，书信往来留存下来。高僧大德自己抄经保留下来的还是非常少，我不知道能仁法师有没有见过。
能仁法师：这个可能倪老师和翁老师更清楚。元代西夏僧李惠月禅寺发愿泥金银写《华严经》，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抄的，其他部分是写经僧抄写的。明末憨山大师有手书《证道歌》。历史上也有高僧用血和朱砂写成的“血经”。但总的来说，完整的高僧抄经，流传下来的非常罕见。有一点刚才何老师也谈到，在日本抄写、日本保存、流传回来中国高僧写经，在目前绝对是唯一的一件，这是肯定没有疑问的。
潘文勰：能仁法师讲到血经在苏州有两卷，我在灵岩寺看到一卷宋人血经是有的，基本上明确为高僧写经者非常少见，一般都是刻版，像灵岩寺保存的很多《大藏》都是版刻的经典。当时我在灵岩寺见到的另外一卷写经是吴湖帆的母亲供奉给灵岩寺的，这件东西在我们自己馆里有一个对卷，后面有吴湖帆的题跋，也是《敦煌卷》流出去以后再进奉给寺院的。像这种确为高僧所写的确实是比较少。
谢晓冬：最后的问题是确实谈到明初期这个字受赵孟頫的书风影响较大，如何看待写经传统里面的书风，它与文人传统不太一样，怎么看待这种反差？
颜晓军：写经体是相对封闭传承的体系，最接近颜体的是《多宝塔碑》，这是当时唐代最基本功的书写，跟写经体是差不多的含义。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如大量的北朝写经，写经体本身也有很多风格变化。有的像魏碑，有的从刚开始具有隶书趣味，至后来慢慢楷化，书体有一个自我演变的过程。
书法史上看到往往是名家的书体，就好像是海面上冰山的一角，它特别的高，突出到海面上来，我们看到它伟大的成就，但其实下面有很多不知其名的经手，有的是有落款的僧人抄经手，他们才是写字书法的主体，他们往往沉没在海面以下，不容易被看见。
在明初至明中期，颜体都非常流行，由写经本身自我传承的传统再吸收名家的风格，这个经的特色之一，是它和董其昌不一样，董其昌是学古代名家书法的各种体来抄经，他是书法家的追求，他有两种目的。而僧人去抄经，他的书写是一种常态，是生活的日常和书法家的创造不一样，越是平常越是倾注着自己的宏愿，这样的书法带一种愿力在其中。
何欢欢：一共是17324字，有没有涂改的痕迹或者是有没有错字？
张曦：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涂改。
何欢欢：很多日本写经难免会有涂改、写错字的，日本同时期或是再早一点的古写经里面抄错行的不少见，见过好多个本子都是职业的抄经手，发心、愿力或者说静心的程度欠缺一些，抄着抄着某一个字就抄错了或者是抄漏，需要旁边高僧校对的时候再补进去，如果无逸法师17324字如果从头到尾没有涂改，非常了不起。
能仁法师：何老师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从佛教的角度看，无逸克勤法师写部经可说是进入了“写经三昧”。完成整部写经一丝不苟，没有任何慌乱，中间没有任何涂改的痕迹，一气呵成，用佛教的说法这是“如入禅定”。达到这种境界的写经非常难得，不管是《敦煌卷子》还是现存其他写经，几乎很难见到。
谢晓冬：由此可见静心愿力之强，现在流行《星球大战》里讲的“原力觉醒”一词，法师的原力一定是非常强的。谢谢各位将近两个小时非常精彩的沙龙，每位老师都贡献非常独到的见解，使我们对这部写经卷有非常全面和深入的认识，相信对这本册页的研究还将继续，因为它的愿力还在发挥作用，最后也希望这本部经能真正意义重回故里，实现法师和萧山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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