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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读】“他的暧昧而古怪的笑容”(读书札记 41-50)

孙福万 玩易斋 2024-02-08

 


 


41.庚子西狩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是中华书局“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一种。口述者吴永(1865——1936),字渔川,是曾纪泽的女婿,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逃,时吴永正在河北怀来知县任上,是迎驾的第一个地方官,因其仓促之间预备供张而能应对有方,故深受信任,得以由知县擢升府道并随扈西行,奉旨办理前路接驾事宜,此书所记载的正是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与此相关的清末官场故事。此书初版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据云后被译为英、德、日等国文字,旋被“中外推崇,视为信史”,且笔记者刘治襄“笔致纵横,词采磊落”,全书“于拳乱之始末,行在之起居,仕途鬼蜮之情,政事得失之故,详征博载,巨细靡遗”(吴永语),又是完全可以作为小说来读的。比如此书所载吴永在河北怀来与拳民周旋的故事,许景澄和光绪皇帝就是否向洋人开战而竟至于在慈禧太后和众大臣面前“相持而泣”的故事,张荫桓被冤枉赐死的故事,以及作者对李鸿章的回忆(其中包括曾国藩撰写《挺经》的那个著名段落,后人似多有征引),还有吴永和岑春煊的纠葛(所谓“我为彼福星,而彼乃为我恶宿”云云)等,均惊心动魄,不啻于惊险小说也。

 

42.雨果的中国花瓶

 

雨果和伏尔泰一样,似乎有很深的“中国情结”。1851年12月1日,雨果写了一首小诗《中国花瓶》,赠给中国的小姑娘易杭彩,其中有句云“你来自茶国的小姑娘/你做的梦又奇又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雨果写的一则手记:“此时此刻,欧洲正在砸碎中国。这个可怜的大花瓶,早已是满身裂痕了”;1864年,雨果和情人朱丽叶在流放地英国的根西岛购置“高城仙境”,并亲自装修了其古色古香的“中国客厅”;1865年3月23日,雨果在根西岛“买下了一大批中国的丝织品”,据说其“卖主是个参加远征军的英国军官,东西是他从中国皇帝的圆明园抢来的”;1867年,雨果收到并亲眼目睹了友人寄来的自己的中文译名“夷克逫诩拗”,这个名字比曾朴的雨果译名“嚣俄”早四十六年,比林纾的雨果译名“预勾”早五十四年;1877年4月4日,雨果写了另一首关于中国的诗《跌碎的花瓶》,首句云“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跌得粉碎/这花瓶又白又细,像一滴闪光的水”,等等。当然,最能体现雨果的“中国情结”的例子,还得数1861年11月25日雨果所写的那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该信对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进行了猛烈的谴责,对圆明园的“幻想的艺术”大加赞赏,其中文译本已经入选中国的中学生语文教材。但据该信的中文译者程曾厚教授所著《雨果和圆明园》一书的认真考证,此信纯属雨果“创作”的作品,不仅收信者巴特勒上尉此人子虚乌有,而且连写信的日期也是伪造的,因为1861年正是雨果因创作自己的巅峰之作《悲惨世界》而心无旁骛的日子;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那个时间内,雨果并没有写出过这么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件。但也许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表达自己强烈的愤怒态度,作为小说家的雨果才将这篇文章以信函的方式、以提前写作日期的方式发表出来。但无论如何,雨果的“中国情结”是真的,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之情是真的,他因“中国花瓶”的跌碎而痛心疾首也是真的……这足以表明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人格,也许这就够了。(以上引文均出自程曾厚《雨果和圆明园》,中华书局2010年10月版)

 

43.有一只黑鸟掠过中国的夜空

 

1972年出生的东莞作家王十月以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2010年度鲁迅文学奖。我还没有看到评委们对该小说的评语,但刚刚浏览完了这部小说,觉得这部小说在当下的情景中获奖是毫不奇怪的。《国家订单》描写的是南方某个城镇上的某个小老板(他在小说中就叫“小老板”,没有名字),在911期间为美国人加班赶制星条旗的故事。本来这个小老板以为靠了这个巨大的订单(介绍生意的香港商人赖查理叫它“国家订单”),他就可以咸鱼翻身,事业从此一帆风顺了,但由于连续几天来的紧张加班,一个叫张怀恩的工人却疲劳致死,这个小老板惹上了官司,这样他就再一次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在故事的结尾,“小老板”在傍晚的时候爬上了高压线架上,这时他又接到了赖查理的电话,原来来了一份新的加赶制作星条旗的订单。这一次“小老板”似乎彻悟了一切,顿时豪情万丈。“去他妈的国家订单! 小老板突然激动了起来,把手机扔得远远的,引得底下的人群一阵骚动和惊呼。小老板从口袋里摸出了那面星条旗的样版。国家订单!他苦笑了一下,把那星条旗用劲扔了出去。星条旗像一只巨大的黑鸟,在这南中国小镇的夜空中掠过。”故事至此结束。这个故事有太多的中国元素值得玩味、值得深思,它不获奖,难道会是袁磊的《在东莞》获奖吗?如果那样的话,不但各路官员不答应,人民也不会答应啊。

 

44.中国,1567年

 

北大中文系教授、“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韩毓海的近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版),以其汪洋恣肆的文笔纵论明清兴衰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新见迭出,读来饶有趣味。其中韩氏综合黄仁宇、宫崎市定、滨下武志、孟席斯、阿瑞吉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这样一个关于明清覆亡的深刻洞见:明隆庆元年(1567年),中国解除“海禁”,将国家货币委之于美洲白银,这标志着世界史和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按照韩氏的分析,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主权货币,以及中国社会背后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等特点,致使中国的经济虽然号称强大,但其“国家能力”却十分孱弱,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质上却是一种“军商合一”的体制,故而其社会组织能力颇强,这才使得英国人居然以7000人的队伍长途奔袭,将庞大的中华帝国一举击溃……

 

45.“失败事业之家”

 

有一篇对牛津大学的祝酒词,它被美国学者雅罗斯拉夫·帕利钦称为“在描写全部学术秘密的故事中也许算得上是最美丽一篇的开端”,其中说道:“牛津一向被称为失败大事业之家;如果说为学问而热爱学问在世界各地都是一种失败的事业的话,那么,就让我们注意,至少在这里,这样的爱能够找到栖身之地。”(转引自雅罗斯拉夫·帕利钦《大学理念重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牛津之为牛津,秘密也许就在于此。

 

46.“聋人多笑”

 

钱钟书《管锥编》之“毛诗正义·旄丘”引郑《笺》云:“人之耳聋,恒多笑而已。”并谓“盖聋者欲自掩重听,辄颔首呀口,以示入耳心通。”又引俗言“瞎子趁淘笑”,甚是有趣。

 

47.一个肾衰病人的临终关怀

 

陈乐民先生逝世后出版的《启蒙札记》一书,据说甫一面世,即告脱销。此书卷首引作者原话云:“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终于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此书书后附有作者女儿晨枫(陈丰)的一篇“代后记”,其中提到,陈氏这组有关启蒙的札记,其实是“作为他的临终关怀”来写的。这35篇札记,大部分完成于作者逝世前的几年(2006,2007,2008),也有少部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梳理了启蒙的历史及其在中国的命运,不是高头讲章,而是“闲话”般的文字,犹如老翁聊天,娓娓道来,却自有其深沉的理性和浓厚的感情蕴含在字里行间。比如说,作者对康德《何谓启蒙》一文的分析,径直拈出“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和“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两句话来,真是一语中的!又比如,作者对英国启蒙于法国启蒙的影响及其关系的研究,可以说纠正了很久以来人们的一个偏见。作者指出,当时英国社会有三点是领先于大陆的法国和德国的,这就是“自由经济、自由贸易”、“个人自由和人权观念”以及“法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导师恩格斯明确这样说:“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因此,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权利,在这一点上法国人是夸不了口的,德国人更不用说了。”(《英国状况·英国宪法》)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狂妄不羁的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何以对英国赞不绝口了——不过“启蒙”这个东西,要说起来是件于国于民的大好事,但她在中国的名声和命运却始终不是太好。一般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启蒙的黄金时期,但后来据说“救亡”压倒了“启蒙”,以至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又有人在谈“新启蒙”,时至今日,陈氏以一个老迈的肾衰病人的弱笔,还在絮叨“启蒙”这件事,可见要让人们接受她是多么地不容易……

 

48.“最完美的蟹”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著、中国诗人黄灿然译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转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庄子多才多艺﹐包括善于画画。国王要他画一只蟹。庄周回答说,他需要五年时间、一座乡村房子和十二个仆人。五年后﹐他还没画。‘再给我五年,’庄周说。国王准许。在十年结束时﹐庄子拿起画笔﹐在一瞬间,只用一笔,就画了一只蟹﹐那是人们所见到的最完美的蟹。”这个故事究竟是从哪里演变来的,姑且不去管它,但其中的况味、禅味、情趣、意趣却很值得咂摸。庄周毕竟是庄周,故事中的国王也堪称伯乐,竟能许以庄周十年之期,于是也就有了庄周积十年之功后的一时挥毫。在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庄周般的天才固然少有踪影,而那国王般的伯乐,又何曾得见?

 

49.他的暧昧而古怪的笑容……

 

海豚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的格非作品《蒙娜丽莎的微笑》,其中收入的两篇小说都是已经发表过的,上篇《李家杰》就是原来的《不过是垃圾》,下篇《胡惟□》则是原来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如果说《李家杰》所叙述的乃是一个关于美的毁灭的故事的话,那么,《胡惟□》所叙述的,则是纯洁这种东西在俗世当中如何地无法生存的故事。顺便一提,后者的主人公胡惟丏显然是以上个世纪自杀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博士为模型的;本人手中至今保存着胡的两本著作:《灵地的缅想》和《胡河清文存》,故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常有似曾相识之感。《胡惟□》中描写最动人的地方,也许是作为叙述者的“我”在西藏做的那个梦,在那个梦中,胡惟丏居然化身为旺堆喇嘛复活了。但即使是在胡河清生存的那个年代,他的存在也是一个异数,这就像他脸上的“暧昧而古怪的笑容”——“它是一种矜持的嘲讽,也含着温暖的鼓励,鼓励我们在这个他既渴望又不屑的尘世中得过且过,苟安偷生。”作者以此为本小说作结,不小心暴露了作为剩存者的“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苟安”关系。

 

50.下雨的地方
 

当1984年卡尔维诺接到参加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的邀请之后,他即着手准备他的讲稿,并于1985年元旦起,“不做其他事情”,“简直废寝忘食”(卡尔维诺夫人语),进行讲稿的撰写工作。到了1985年9月,当他启程前往哈佛大学的前夕,其中的5篇讲稿已经撰写完毕(原拟是8篇),但这时他却因脑溢血猝然辞世。这样看来,《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可以当得上卡尔维诺的遗作;又或许,我们可以推测,正是因为创作这部睿智的著作时过于激动,卡尔维诺才突患脑溢血而死亡。在这部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雄辩的文学辩护书”中,卡尔维诺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简直是妙语不断,滔滔不绝,彰显了一个既向往“整体性写作”又追求“锐化差异”的伟大作家的伟大个性。卡尔维诺在其中《形象》一篇中有个“断语”:“幻想是一个下雨的地方”。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创作《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时候,卡尔维诺的心中一直都在下雨?

 

(此为前些年写的一组读书札记,在这里重发一下,聊作纪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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