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随笔】105.朱子论“《易》本卜筮之书”

105.朱子论“《易》本卜筮之书”

朱子易学虽承程子易学而来，但朱子和程子有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主张“《易》本卜筮之书”。但朱子主张“《易》本卜筮之书”，到底有何创新？有何意义？历来众说纷纭，多有不着边际者。近读王风《朱熹易学散论》一书，觉其对此问题之爬疏，极为的当，转述如下。

乾道六年(1170)，朱熹四十一岁，他对弟子杨方讲论《周易》，说:“《易》本为卜筮作。古人质朴，作事须卜之鬼神。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中，故明其义。”（《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其后不久，他写信给何镐，又说：“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朱熹集》卷四十《答何叔京》）这些话，旨在判定《周易》一书之性质。

淳熙二年(1175)，朱熹四十六岁。这年十二月，朱熹写信给张栻,说:“近又读《易》,见一意思，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者。故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扣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但理无不正，故其丁宁告戒之词皆依于正。天下之动，所以正夫一而不缪于所之也。以此意读之，似觉卦、爻、十翼指意通畅。但文意字义犹时有窒碍，盖亦合纯作义理说者，所以强通而不觉其碍者也。今亦录首篇二卦拜呈。此说乍闻之必未以为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时时虚心略赐省阅,久之或信其不妄耳。”（《朱熹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这里讲“近又读《易》,见一意思”,意味着朱熹在易学上有了新发现，而“录首篇二卦拜呈”，则说明朱熹已基于新发现注解《周易》。显然，此旨在说明读《易》之法也。

王风据此总结说：“乾道六年四十一岁的‘《易》本为卜筮作’和淳熙二年四十六岁的‘见一意思’，朱熹后来皆用‘《易》本卜筮之书”一语概括之。也就是说，朱熹一生所讲的‘《易》本卜筮之书’，兼有‘判定《周易》一书性质’和‘说明读《易》之法’两重意思。其中前一种是当时常识，后一种是朱熹创新。”

淳熙三年(1176)，朱熹四十七岁，这年春天他写信给吕祖谦，进一步阐述他的这个创新，说：“读《易》之法，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则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故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私窃以为如此求之，似得三圣之遗意。”（《朱熹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这就将他的这个思想说得更清楚了。

王风评论说：“朱熹四十六及四十七岁写给张栻、吕祖谦的信,有三个要点：其一，《周易》原本是用来占筮的书,卦辞和爻辞都是占断之辞。其二,卦爻辞‘因依象类’‘虚设待扣’,故能‘包含该贯’‘曲畅旁通’。其三，学者应该像占筮者那样读《易》，方能体认《易》道之广大悉备。其中第一点不算新发现，第二点和第三点则创立新说。朱熹认为,《周易》内蕴无限义理,时人解《易》,总是从每一卦每一爻引出固定的义理，结果‘偏主一事而言’，顾此失彼,不能揭示卦爻‘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遂使《易》‘远于日用之实’。易学家应当参取占筮方法，对卦爻之辞和卦爻之象,根据不同情境作不同理解，这样才能在种种变化的情境下不断揭示卦爻之新意，卦爻之辞和卦爻之象的无穷意蕴才可以不断开显出来。朱熹倡导的这种读《易》方法,称为‘占学方法’。”窃以为，朱子的这个“占学方法”应该是契合圣人作《易》之实情的，后来王夫之主张“即占即学”，或和朱子的这个“占学方法”也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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