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闻趣事】朱熹在南宋的“高考”中是如何取胜的？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

      昨晚临时编写了一篇关于朱熹参加科场考试（古代的“高考”）的小文，供大家欣赏。

      古语云：“ 窗下休言命，场中莫论文。”现在已经不能再劝孩子用功了，惟有祈愿孩子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拥有好的运气，取得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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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朱熹科场得意的秘诀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和我们现在的高考一样，当然有其残酷的一面，但其中也不乏考场得意者，比如后来几几乎被尊为“圣人”的朱熹（1130—1200），就算得上考场上的一个幸运儿。

      南宋当时的科举考试已经相当成熟，大致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朱熹选择的是经义科进士，所治本经为《周易》，要参加三场考试：《周易》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论一首，策三道。绍兴十七年（1147）秋，朱熹参加了建州的乡试，三道策论得到考官赞赏，曰：“吾取中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二）朱熹此年得中举人。绍兴十八年（1148）春，朱熹参加省试；同年四月，参加殿试。结果很不错，朱熹殿试中等，中第五甲第九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时年十九，可谓春风得意矣！

      那么，朱熹考场得意的缘由是什么呢？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窃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可能是最值注意的。

      一是当时朱熹的思想和士林的风气是合拍的，这使得他的答卷受到了主考官们的欣赏。当时南宋政坛主和派当政，主战派备受打压，士大夫普遍养成一种说禅谈老的嗜好，风气侵入科场，举子在试卷中多好用禅说耸动考官耳目（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第80页）。而当时的朱熹，一方面曾经受到刘子翚“三字符”（即复卦“不远复”）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绍兴十五年他又结识了道谦禅师，受到了他的“昭昭灵灵底禅”的深刻影响。朱熹后来回忆这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说：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日在病翁（即刘子翚）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语类》卷一百零四）

      道谦的这种思想，当然和正统的儒家思想相悖，也是为朱熹后来所反对的。但或由于自己的思想发展阶段使然，或由于时代风气使然，当时朱熹正处于对佛道大感兴趣的时期，他在科场上由此思路去答卷，自然大受赏识。据说当时的主考官像周执羔、初考官沈该、覆考官汤思退等又都是佞佛好老之辈，朱熹援佛入儒的答卷博得他们的青睐是必然的。此后十余年，朱熹出入佛老，颇为自得，直到遇到李侗，才逐渐成为一个理学信徒，并反思自己当年的答卷为“胡说”。但就当年的那次科场考试来说，尽管朱熹的回答可能是“胡说”，然其正是凭着这一派“胡说”而歪打正着、得了高分并高中进士的——或许这正是造化老儿的杰作吧。

      二是朱熹在经书的学习方面那是真正下了功夫的。上边已说，当时的科举考试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诗赋进士的考试内容相对比较灵活，所以选学者较多，而经义进士不易攻习，其选学者就少得多了。而朱熹选择的就是经义进士，他大约在绍兴十三年或十四年进入刘氏私塾学习，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是绍兴十七年和十八年，因此他仅仅为了应举子业而温习儒家经典的时间起码就在三年以上（参见王风《朱熹易学散论》第53-56页）。比如对于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他肯定是下过苦功的，这从他参加省试的一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周易》经所出的题目是“刚中而应”。朱熹回忆说：

      “戊辰年省试，出‘刚中而应’。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将《彖辞》暗地默数，只有五个。其人坚执，某又再诵再数，只与说：‘记不得，只记得五出，且随某所记行文。’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语类》卷一〇四）

    不错，  “刚中而应”四字出自《周易·彖传》，共计出现了五次，分别在师卦、临卦、无妄卦、萃卦和升卦当中。事实证明，朱熹的记忆是正确的，而他人的记忆则是错误的。要不是对《周易》经传下过一番“苦功”，达到了如指掌的地步，对于像“刚中而应”这样并非必考的“核心知识点”来说，是断无可能记得这么清楚的。

      古语有云：“窗下休言命，场中莫论文。”就一个人的科举考试甚或现在的高考来说，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寒窗苦读肯定是必需的；但到了真正考试的关口，你写的文章到底算好还是算差，究竟会不会被考官或阅卷人所欣赏，那就由不得你了，这里边肯定是有几分运气存在的。朱熹的科场得意，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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