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论语易解》后记
《论语易解》
后 记
回想本人接触《周易》等国学经典的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1982年到1986年，我正好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有幸亲耳聆听过刘大钧先生讲授“周易概论”课程，由此对《周易》这部“经典中的经典”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等课上，有关《论语》等经典肯定也是接触过的。
但说实话，那时我似乎对西方文化经典更感兴趣，特别是读了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之后，对康德哲学愈加景仰起来。当然，我之所以那么景仰康德哲学，如果再进一步追溯起来，还应该和我在少年时代就读过康德的著作有关。我指的是，大概在“文革”后期，作为农民的父亲曾经花四毛五分钱在公社书店购买了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当我偷偷地、囫囵吞枣地拜读过这部奇书之后，顿时对这个叫康德的外国人及其哲学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情愫。所以在即将大学毕业、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外国哲学史专业。这样从1986年到1989年，我就开始跟从李质明先生学习德国古典哲学；我最后选择的毕业论文也是有关康德哲学的，题目是《论康德的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毫无疑问，我对于西方哲学（或西方文化）的基本认知，就是在那三年中奠定下来的。
既然这样，或许有的朋友会问了：那你后来怎么又回头开始研究国学了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复杂的。
首先，这可能和我的工作环境有关。自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至今，我一直供职于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这是一所以普及大众化高等教育为办学宗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教学手段、以在职成人为主要教学对象的新型大学；对于建立学习型社会来说，这类大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由于这所大学的特殊性，教师们的教学和学习支持服务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而学校对其科研的方向和任务倒是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定。比如就本人来说，长期以来我的科研方向一直分为两大块：一是结合本职工作开展的远程教育研究，一是结合自己的兴趣对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学校对此是充分鼓励的。
其次，我要谈到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以及阅读范围的加大，我对中西文化本质的认识也在加深之中。其中有这样几件事，对我的思想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一是自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我曾自费申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访学一年，从事的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研究，家中至今依然保留着由楼宇烈先生签章的结业证书；2004年3月至5月，我又受教育部委派，到比利时参加了名为“有效学习环境（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的课程培训，学习期间游览了不少欧洲国家，对欧洲文化的感悟大大加深；2009年9月至2010年1月，我还曾在英国开放大学访学，期间对英国开放大学的历史发展以及英国文化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察（由本人主笔、于2015出版的《英国开放大学研究》就是其成果之一）。由此带给我的思考是，中西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会通乃至于互相补充的。这些想法，在本人1999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关于中西文化辩证关系的思考--从“体用说”到“融贯说”》以及此后发表的各类文章中，均可见其端绪。
最后，这当然还和新一轮传统文化热的兴起有关。这次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固然是对“文革”极左思潮破坏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动，但它更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而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特别是借助信息时代社交媒体技术的“加持”，其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全国各地关于传统文化的培训班和微信学习群越来越多，本人时不时地被请去担任导师，这也逼迫自己不得不下决心对传统文化下一番功夫。特别是到了2014年，我已是所谓“知天命”的年龄了。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尚秉和则说：“老而学《易》，自古如斯，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慈溪老人传》）对我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正是从2014年春季被朋友鼓励而举办第一次《周易》讲座起，我开始有意识地广泛涉猎各类易学著作，研《易》的热情不断高涨，同时于2014年10月开设了微信公众号“玩易斋”，渐渐至于愈陷愈深，乃至不能自拔矣！
那么，具体来说，我又为什么将《论语》和《周易》的会通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呢？回想起来，除了这两部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之外，其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和自己在“论语汇”和“周易明解”两个微信群担任导师有关。在导读的过程中，我逐渐对这两部经典的对比研究发生了兴趣，在网友的鼓励下，遂发愿对《论语》进行逐章的易学解读。从2016年2月22日起笔，到2017年7月29日截止，基本上每天一章在本人微信公众号“玩易斋”上连载，这就形成了本书的初稿。此后当然又经过反复修改，才形成了现在的定稿。其间的辛苦自不待言，但由此获得的精神愉悦更是巨大的和奇妙的。比如由《论语》所彰显的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强大人格魅力、由《周易》所呈现的“通天彻地”的大智慧以及这两部伟大经典的奇妙关系等等，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时时刻刻激荡着我的心灵。因此对我来说，本书的写作其实既是一次朝圣之旅，更是一次学习之旅。而且，通过本书的写作，我也对自己以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观点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思和总结，这在书中的不少地方也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这无疑还会对本人以后的研究起到帮助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还要说：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之所以能够得以完成，完全是朋友们鼓励的结果。想想吧，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要在微信公号上发布一章“论语易解”短文，其工作量和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期间本人常有无法支撑之感，但正是因了那些为本人的文章持续点赞的朋友，我还是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为此，我想首先对“论语汇”的创始人崔茂新教授、“周易明解”的群主温海明教授表示感谢，同时对这两个微信群中诸多相识的或者不相识的网友表示感谢。要是没有你们，写作这本书的灵感甚至都不会产生，更别说完成它了！
同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任大援、崔圣、东方汗青、马振宇、王德岩、刘强、谢金良、张国明、曾凡朝、张文智、丰铭、欧阳飞永、李龙筠、杨吉德、张弛弘弢、寇方墀、于闽梅、李放、刘惊铎、王承先、邹峻等诸多好友的支持和鼓励，也一并致谢。
北京师范大学的郑万耕先生是著名的易学家，分两次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书稿，并给予很多中肯的指导和建议，这是本人不敢忘记的。
本书完稿之后，得蒙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王新春教授赐序，又蒙恩师刘大钧先生题写书名，感激之情，实难言表！
本书能够以如此速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萧祥剑先生的大力推荐和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梁光玉先生的欣然接纳。
由于学养所限，自知本书还存在很多舛误和不足，热切期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予以修订。
最后抄录一首本人在2016年元旦填写的七律《新年抒怀》，稍表一下本人此时此刻之心情：
鸡人夜柝伴无眠，忙里偷闲又一年。
敢忘苞桑拴六马？须知虎尾演三玄。
人微竟也承天命，力大方能效地谦。
君子忙来为底事？桃花源里且耕田！
孙福万
2018年5月27日改定于北京玩易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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