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大观】一桩可笑的“文字狱”：“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作为“文化统制”的一种手段，清初的皇帝们，特别是雍正和乾隆，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像著名的年羹尧案、吕留良案和王锡侯案等等，不啻予汉人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心灵震撼，亦是中国文化的又一次浩劫。但其中的案件，也有十分可笑的，比如发生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的“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此案的主角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听说乾隆要拜谒泰陵，就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欲图呈进，不料却以“形迹可疑”“冲突仪仗”被先行逮捕了。他要上呈的著作是关于《易经》和《诗经》的，据说是“以《易》解《诗》”，我们先不管其著作的内容如何，可以先看一下他在呈子结尾处类似“自传”的一大段文字，就可以略知这个人的行状了。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一个小小的生员，拦驾的名义虽说是要“献书”，但其真实目的，说白了却是想让皇帝老儿为他保媒，这不是太荒唐了吗？如此不通人情世故，其著作之混账，是可以想见的了。
但话说回来，这何尝又有丝毫的恶意呢？按照鲁迅先生的讲法：他“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但其结局却是可怖的，署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的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可怜这样一位“大才子”，竟然脸上刻字，被发配到遥远的宁古塔去做下级军人的奴隶了。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对发生这类案件的背后原因有精到而幽默的分析。他这样说：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
就鲁迅先生的写作初衷来说，如此分析，当然深刻揭露了皇权专制，特别是异族的皇权专制的“博大和恶辣”（鲁迅《买<小学大全>记》），故其“揭批”的力度的确是强大而骇人的。但作为一个像冯起炎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既然号称研读过《易经》这样一部“忧患”之书，竟然于世道之真相 茫然无知，亦可悲也。我们再看鲁迅先生，他虽然是建议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这“中国书”当然首先就包括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但即使在这篇小文中，通过他不经意间引用的“思不出其位”（语出《周易》艮卦《大象传》）及其独特解释，我想他老人家对于《易经》的熟练程度，恐怕比号称研究《周易》的冯起炎辈肯定高出不知多少倍了吧。
（长按二维码，关注玩易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