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著推介】王语行：乾坤精神与人世风景——读胡兰成《易经与老子》
中国人读《史记》亦有读小说的可喜，盖因司马迁不是纯儒，他固然尊儒，根柢却在黄老，故写英雄性情如在眼前。《史记》之美，美在虚实相生，有些地方虽让人生疑，但又不离人世的风景，反觉得它是真实的。太史公以后的史家，循循然，刚严正色，多有道德审判之心，这样的史书读起来反成了负担了。华夏民族的活泼，后竟要靠演义小说来续命，如《三国》，谈笑间多少成败，却可化为渔樵闲话，连曹操、张飞都妩媚起来了。《三国》尊刘抑曹，却无对抗的仇恨，始终不失喜悦活泼，——罗贯中本身即为流落江湖的草莽之士，就是曹操这样的奸雄人物，亦不掩盖他的机智与决断，比正角刘备还要有人间情味。
历史有大信，孔子对管仲有好意，孟子却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后世儒者多从孟子，儒家的生命力遂萎缩、消沉了，待到天下大乱，往往是黄老之徒出来收拾局面，儒家则对此毫无办法。儒家是道路，黄老是气力。没有气力，打不了天下，礼乐文明又从何建起呢？黄老的气力是《易经》的真精神，感于天机，通于人心，精于术数，乃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生发出安闲的人世风光。
《易经》是中国思想的源头，成于儒、道未分之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经》难知，老子著《道德经》明之，二书并辉天地之间，千古魅力不减。如胡兰成所言，《易经》“依阴阳变数以观天地万物，依仁智以观人事，吾心常守而运势无定在”，华夏民族数次“转国运之大难于大庆，诚得力于《易经》之教”。
一九四五年，年近不惑的胡兰成于流亡途中再读《易经》，深感此书为忧患之书，可以之“格”忧患，性命寄于一剑，岂可再颠倒梦想？《易经》的忧患气息，始于周文王。文王演《易经》之时，拘于羑里，生死难测，此时，何者身亲、何者浮华，不难分明，遂推演之，定型之，弃绝戏论，去尽妄想，如此冷静，如此细密，今日读之，往往感慨叹息。胡兰成得《易经》之益，躲过雷霆之劫，到日本后，屡劝大儒唐君毅、牟宗三解说《易经》，未获果成，乃操笔为之，是为《易经探胜》，后又写《老子演义》以证《易经》之理。今春清明，小北兄在日期间，不意寻得这两篇遗稿，回国后着手翻译，编为一册，名之曰《易经与老子》，可谓得其所哉。
胡兰成晚年飘落东瀛，终身流离失所，读《易经》不倦，“死心塌地的读，惟此为乐耳”“于篇篇句句，有平等的欢喜”。胡氏读《易经》，是当成诗与文章来读，无功利之心，无学问之念，写《易经探胜》亦不带学院派的枯燥和繁琐，随时以生命经历印证，他解《易经》毋宁是闻风相悦的知己之言，随兴漫谈，不拘章法，笔下跃动着天心、人意的风日无猜。
《易经》之用，在占卜，但善易者不卜。《易经》的精神在于“感而遂通”，不是天道幽微难测，而是人心纷乱无主。何为天机？胡兰成说，一曰知警，二曰妙悟，“凶之预感为知警，吉之预感为妙悟”，可惜此二者皆被重叠的知识、逻辑覆盖了，“今日头等大事，乃是如何使民族的天机得以活泼”。天机之活泼，在于“不迷于感情的刺激”，虚其心思，清明无虑，自能体认阴阳变化之理，而恢复知警、妙悟的本能。
善易者不可惑于红尘的扰动，如《易经》言“天地不与圣人同忧”，老子亦言“天地不仁”。当着历史的横暴或世事的淆乱，更要端正心思，“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这是高于情感的觉悟。天地有形，乾坤无形，天地充实，乾坤空虚，乾坤无一物，却能支配天地的万物。有形体的运动不息，无形体的自在自得，《易经》的头等大事正是在于“观自在”呀。
无中生有，正是“乾施坤受”的过程。乾有意志，而坤无意志。乾有意志，乃有创造的冲动和力量，坤无意志，乃能顺受和成物。胡兰成敏感地意识到，《易经》有商、周之别，殷商之《易经》“坤在乾先”，他为此花了不少笔墨写“坤之德”。坤之德在“顺”，“逆来顺受”，如真能端正受命，最后连“逆”都要消失的。顺而后能通，“通德类情”，胡兰成如此解说：
一顺生百善，孝悌生于顺。如谦虚、反省、忘我、从谏如流，凡此诸德皆生于顺。……有大才气者同时必是婉顺之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被楚庄王批评为“大而婉”。开创汉朝四百年天下的刘邦，实在是个从谏如流之人。从谏如流，是婉顺的人格。张良虽是那样的大豪杰，司马迁却发见其状貌如妇人好女。……顺是知人世的庄严，故对之谦虚、亲切，与人为善，而亦必是积极的、建设的。（《易经与老子》P54）
孔子周游列国，忧患弥深而愈加谦逊、柔和，张良为圯上老人拾履亦是“循循从长者”的婉顺。道家多说坤之义，庄子的“庖丁解牛”是对坤德的体悟与礼赞。庖丁解牛，刀不割不砍，顺空隙而行，尽显无为之姿，“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其妙义全在刀对肉、骨之“顺”，不与物相刃相靡，若能是，则天地间洒然无一物，而尽物之性，尽己之性。
坤德之顺、之柔，却以乾德为骨子。且看胡兰成的譬喻：“草木之芽能破土而出，花朵柔艳，其实有它的锋锐。”乾是坤之用，若无乾德，生命则柔靡不堪。生命力是乾的阳刚之德。乾坤变化、彼此为用，实是《易经》最幽奥的地方。
《易经》至周文王，一变而为“以乾统坤”，周公继之，以男性的阳刚之气，创造了礼乐文明，华夏文化因之振拔、刚健，远离禁忌迷狂，自此不失清醒的理性与妙察的知性。自周公以至孔子，乾坤平衡，有礼教之优雅，有乐教之和悦，这才有了《系辞》开篇对人世风景的肯定与赞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人世的秩序迤逦展开，礼乐的德行优雅呈现，这是中和之美、中正之美，自此，我民族“革故鼎新，大来小往，得丧而不形于色，进退而不失其正”，与天地并生，与日月并明，可谓大矣哉，盛矣哉！
春秋纷然乱世，孔子颠沛流离而不忘从周之志。后人多以为，孔子从周是复古、倒退，殊不知，有周一代的魄力正在于制礼作乐的创造精神，其源头是《易经》的生生不息。可惜，孔子之后的儒家，门户之见太重，或失于刚硬而峣峣易折，或失于柔懦而无所作为，相反，那些杂于道、杂于霸、杂于禅的儒者更能应对时事、翻转乾坤。乾坤消长、变化、相生，或以乾统坤，或坤为乾导，大道不拘、不固、不执、不守。“执者失之”，凡自认正统正宗、掌握最后真理的，恰恰失去了正法的真义。这真让人慨叹“神无方易无体”的伟大与精深，亦可理解孔子所言“中庸”为何难行，如《金刚经》所言：“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不打掉万千执念，岂能“无所住而生其心”？
对于儒家，胡兰成三进三出，深知其好，亦知其弊：“儒家虽详于人事之机微，但在人与自然的机微有所欠缺。儒家对人讲理，使人走上一条大道。但天下之事亦有所谓无理之事，大道亦有其边外之道。一旦遇上这无理与边外，就触及了人与自然之机微，儒家就没有自信而变得怯懦，不知如何才好。”（《易经与老子》P32）考之以清末以来的史实，列强侵境，国难危急，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儒生、官僚束手无策、全无定力，其卑琐无能让人生气，新文化运动之兴，即是对此种末流之学的反动与打击。“君子不器”，何可自我设限，何可自命纯儒？
新文化一兴，西洋文化随之输入吾国，谓之“洪水猛兽”，是为弱者心虚，奉之“金科玉律”，是为仆婢无主。真金哪怕火炼，不经劫毁，如何知道真价值？西洋文化的输入，是一大刺激和唤醒，犹如一面镜子，照出吾国文化的美丽与颓废。西洋文化的蛮力，让华夏文化吃惊乃至难以承受，这才重新振作，抖落积尘，而有革新、革命之念。有劫毁，方有生成，这是《易经》的明朗与超然。乾的创造性，胡兰成以“志气”名之：“民族的志气、文明的创造性，是《易经》的乾德。”据此，他来解释“乾道作始”之义：“作始是从无生有，像数学的数字是从0生出来的。凡既存的物必是有限的，而创造则是从无限中出来。无限故能无依无碍。”原来新天新地是从乾德之动而来，故曰“乾知大始”。乾之动，是意志的涌动与创造，是“日日新”的变化无穷尽，可以发扬至无限而不息止。乾是对天机的试探，“不拘于事理，不受因缘束缚，不堕入感情”，与造化同游戏，与天地共旋转，永是新鲜之姿，永在生涩之境。胡兰成的日本友人安井应二问中国民情如何，他如此答道：“中国的民情是要在世界上开出一个新的时代。中共有创造性，还比苏联与美国更有志气。”乾的德性是开放的、变易的、未知的，这要求人世的风景在重重的累积之处忽然有一个脱落：
中国人其实不在意好东西的毁坏，不只是物质的毁坏，空色一如的毁坏，不知说有是无常，无亦无常。茶道、舞、陶器及宋代的庭园等，日本都很好地保存了这些，但中国人却毫不可惜地任其舍灭。……中国人其实善于抛弃，譬如知识亦或美术。这并非对物的不珍重，中国人若不珍重物，就不会那样地创造礼乐之学与中国美术。中国人还是因悟得了无极，而常以革命来彻底地毁弃好的东西。（《易经与老子》P87）
创造、劫毁原是一体，“取经造反原一人”，犹如孩童用沙子堆造了城堡，然后又踏平了，毫无道理可言，此即“天道无亲”。无论创造还是劫毁，乾德志气不堕，坤德安之顺之，遂可以“日日是好日”。汉民族劫难不断，最后皆能安然度过，并非全靠好运，而是发扬了乾坤的精神，隐忍有时，振拔有时，天命不绝，历数在躬，循环往复，无有穷期，如《易经》“未济”卦所昭示的：这人世风景历劫常新，永在天地之始……
2016年12月10日
作者：王语行，生长于鲁南，现居重庆。作家、中国文化研习者。撰有《胡兰成：人如乱世》、《吴芳吉年谱》、《闲情与遐思》，编有中外诗选《绝妙好诗二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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