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张瀚墨 | 黄仁宇和他的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先生
很多读者知道黄仁宇是因为他的《万历十五年》，一本八十年代初从英文译介出版、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历史著作。我也不例外。书中使用的潜水艇式三明治和夹心面包等用以描述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类比、以数目字为中介连接上下社会层级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主张等观点，想必当时让很多人都觉得耳目一新。我同样也不例外。现在回过头来看，《万历十五年》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当时的我：一是从历史研究方法的层面，这本书告诉我历史阐释的多样性和阐释视角的重要性，让我明白阐释本身也是创作；二是从历史哲学的层面，它告诉我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它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所寻求的解决方案，都跟研究者和书写者当下的社会情境息息相关。当然，上世纪九十年代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还想象不出许多年后自己的人生轨迹会跟该书的作者有什么交叉。后来去美国读书，我主攻的是早期中国历史和艺术史，跟黄仁宇探究的晚期帝国历史毕竟隔得有些远，因此也没有太关注他的其他作品。但在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有幸在他生前效力过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简称SUNY New Paltz）谋得了一份教职，入职之后还教过据说是黄先生离开之前教过的一门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便成了黄仁宇的同事，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尽管我是在他离校三十多年、去世十多年后才步他后尘来到他工作和生活过的那个叫做新帕尔兹的小镇。
《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这种生活轨迹的交叉唤起我作为一个黄仁宇作品读者若干年前的回忆，也因此激发我去搜集从熟悉他的人们那里可能得到的关于他的点滴往事。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在我到达新帕尔兹之前就开始了。得知我拿到了新帕尔兹分校的工作，一位在弗罗里达大学任教的朋友建议我到任后多了解一下黄仁宇当年在那里的遭遇，比如，他说，黄仁宇是在教授位置上被辞退的，这种情况在美国高校是比较罕见的，因为通常荣升副教授后就意味着拿到了终身职，拿到了终身职就等于取得了铁饭碗，如果不出丑闻，校方连一名副教授都不敢辞退，更别说是教授。朋友还说，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黄仁宇讲授的中国史课程选课人数不多，有时候，为能保证达到学校要求的最低开课注册人数，他竟然不得不亲自跑到学生宿舍央求贪睡的学生上他的课，等等，反正不像大家后来知道的在中国大陆引发“黄仁宇现象”或刮起“黄仁宇旋风”的《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那么风光。我多少有些吃惊。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很难想象，能写出像《万历十五年》这样从容而游刃有余的作品，其人还会是不成功的人士。当然，著名教授需要亲自去学生宿舍央求学生上课凑人数这样的事，总是被染上轶闻色彩，这在我当时看来，总觉得未必是真实发生的。说实话，朋友说的这两件事，直到我后来阅读了《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才敢相信这些果然都不是空穴来风。
读过黄仁宇回忆录的读者肯定会被书中的细节、作者的坦诚、深刻的自我剖析以及随处可见的自我辩解打动。我对想真正想了解黄仁宇其人其书的读者的建议，就是要细读黄仁宇的这部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原本用英文写成，但不知为什么，英文版一直没有出版。现在大家读到的三联版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是从英文稿本翻译过来的。这部回忆录对于黄仁宇的人生和作品，可比《太史公自序》对于司马迁和《史记》。在托名为司马迁创作的《太史公自序》和他给待斩死囚任安写的《报任安书》的信中，作者自比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吕览》、《说难》、《孤愤》等伟大作品的作者，认为凡作文者，“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就是说，人生不得志，或遭受不测之遇，故不得不发，不得不作；或者如王充所言，士有才华却不得通经致禄者，才通过著述得以传名，所以在最开始，作者并不是什么荣光之事，而是被定义为遭遇不幸的人生失败者。黄仁宇1980年完全被解聘，《黄河青山》作于1980到1983年之间，正是他失业之后志气受阻、心有郁结、在新帕尔兹这样一个小地方日夜忍受似钩芒在背般的羞辱和自责的痛苦时期，因此，虽然该书写成之后屡经修改，希望去些愤懑之气，奈何一个壮志难酬、愤愤不平、时而雄辩、时而沮丧的黄仁宇形象，每隔几行辄跃然纸上，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学术生涯、道路的选择、作品的风格、甚至是自己的缺陷而辩护。这些辩护，比他的作品更能告诉我们他真实的思想、他的人生际遇、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他所经历的苦涩和辛酸。《黄河青山》里的记事，下限截止到1983年，正好符合王充所说的事业失败者通过著述以传名的情形，反映的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作为学者和作者的黄仁宇形象。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这里强调《黄河青山》对于了解黄仁宇的重要性，跟我一开始试图通过新帕尔兹小镇上的人们来了解黄仁宇的经历有关。新帕尔兹是一个小地方，小到市民之间彼此都没有秘密可言。举个例子，2013年8月刚到此地，我就收到镇上最好的比萨饼店寄来的致新居民的欢迎信，随信还附有一张赠送整张意大利比萨饼的优惠券。黄仁宇在回忆录中痛苦地提到，自己失业后，他的太太格尔连开车上街买东西都会感觉到人们在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儿子班上的小学同学，也都能从父母那里得知黄家的遭遇，这让黄仁宇全家人都不得不忍受那种无处躲藏的痛苦。这种痛苦会莫名其妙地发生转化，转化成仿佛自己真的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的那种羞耻。而这种羞耻感，没有在新帕尔兹生活过的人恐怕并不能真正体会得到。
刚到新帕尔兹的时候，我想，在这样一个大家彼此熟识的小镇，认识黄仁宇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因此，我曾乐观地以为，只要一提到Ray（黄仁宇的英文名），大家肯定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明史专家。但到达新帕尔兹的当天，我就开始感觉事情可能并不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乐观。
那天，时任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亚洲研究部主任的施瓦茨教授临时接待了我。施瓦茨教授是个很健谈的以色列人，新帕尔兹的老居民。因为他到大学工作比较早，所以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会知道黄教授的不少轶事，因此晚饭之后聊天的时候，我就向他打听黄仁宇的事。哪知道他颇感诧异，推说以后再谈，然后就闭口不谈学校里的事情了。几天后，我参加一个当地华人社区组织的聚餐会，偶遇新帕尔兹分校一位资深华人教授。他说自己很早以前就认识黄教授，黄教授活着的时候他还去黄家吃过饭，但当我说很想知道黄仁宇为什么被解聘的时候，他的反应竟跟施瓦茨主任的一样，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说：这个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详聊。这位教授是大忙人，办公室的门几乎总是关着的，见他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后来一直都没有鼓起勇气敢再拿这个问题去叨扰他。倒是后来，到新帕尔兹一年多了，我自以为跟施瓦茨主任很熟了的时候，就斗胆向他打听这件事。当时我们正在谈论如何招徕更多的学生选修中文，我就说，我很想知道Ray当年是怎么推销他的“中国大历史”课的，是不是因为选他课的人数量太少他才被解雇的呢？施瓦茨教授不高兴地说：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没有人愿意旧事重提，我只希望类似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再发生。
还有更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学校的历史系有一门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据说很多年没有人教了，历史系的系主任安德鲁教授听说我研究中国古代史，便问可不可以由我来给历史系的学生上这门课。我猜想这门课或许跟黄仁宇有关，就答应了，但我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即希望能参考过去讲授这门课的教案和所用课本等方面的信息，同时，我请求安德鲁主任能帮忙在系里查找一下黄仁宇教授的相关资料，并强调说：只要是跟黄教授有关的信息，我都需要。
“谁是Ray Huang？”安德鲁主任一脸茫然。
“黄教授是大名鼎鼎的明史专家啊，《万历十五年》的作者，他可是在中国搞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大学者啊！”我赶紧向他解释黄仁宇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影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影
安德鲁诚实地坦白，他是作美国史研究的，从未听说过Ray Huang这个名字，但他愿意让教务秘书帮忙查一下，看历史系有没有Ray的资料，同时，他也会给自己的父亲打个电话，因为根据我描述的黄仁宇在新帕尔兹分校任教的时间，他估计那时候他父亲也在这个学校教书。
第二天，安德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系里没有任何关于黄教授的资料，“真的，一丁点也没有，”他似乎感觉到电话这端有些不相信他的话。不过他接着说，他的父亲确实记得新帕尔兹亚洲史研究专业被砍掉的事情，而且确实记得当时有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亚裔教授被解职。我说被解职的就是我们的黄教授。“很抱歉”，安德鲁说，“他当时一定感觉糟透了。”紧接着，几乎是用跟施瓦茨主任同样的语气，他说：“你要他的信息做什么用呢？事情毕竟过去这么些年了，我们应该向前看。”
是啊，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一开始我是好奇，觉得这么有名的教授被解职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至于忍不住去猜测解职的背后是不是有着讳莫如深的原因，那么在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能够体味到黄仁宇当初的痛苦了，而且似乎实地弄明白他被解聘的原因了。当然，在这篇文章里，我个人的故事并不重要，但简要交代几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作为了解黄仁宇当时处境的背景，其实很有必要。
第一件仍然跟我为历史系学生上的那门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有关。安德鲁跟我通过电话不久，我有机会跟历史系的另外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聊天。我问她知不知道上一次教这门课的教授是谁，有没有可能是Ray Huang。她想了想，说，她记得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一位老师教过这门课，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她说，但更早是谁她也不清楚。
“也许跟Ray有关系吧，”听了我的猜测，她回应说，“不过，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于是我顺便问起她知不知道Ray为什么被解聘。她说，那是新帕尔兹分校亚洲研究专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跟学校高层的立场、视野和工作作风有关，然而不幸的是，领导层普遍的专断和无能恰恰是这所学校传统的一部分，可以说一百年不变吧（SUNY New Paltz的校史一百年多一点）。当然，她说，这或许跟Ray的个人情况也有些关系。比如，学校当局表面上鼓励教员个人拿校外的资助搞科研，说这是既有利于提高教员个人的教学科研水平、也有助于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的好事，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真的这么认为。Ray因为时常得到校外科研机构的资助，可以用钱买时间搞科研，因此很长时间不用教课。但一个人的方便往往会是他人的负担。因为系里要想办法雇用代课老师，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他人的工作量，所以像Ray这样拿到很多资助的人就很容易令人憎恨，甚至激起公愤。当然，她补充说，Ray的英文好像比较生硬，讲的内容大家又不熟悉，所以有时候学生听不懂他讲的东西，这就必然导致选课人数的下降。学校当局并不懂明史，根本不关心明史是什么，他们甚至在地图上连中国或者北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唯一能理解和关心的就是选课人数的多少。毕竟，她说，新帕尔兹分校是一所以教学为主的学校，过去是，现在也是，就研究水平而言，中国史的研究既肤浅又边缘。
不知为什么，她的话让我想起来我服务的语文文化系主任唯一一次光顾我办公室时的场景。那时我刚刚搬进办公室，写信询问系主任有没有多余的书架放置我的藏书。我的书比较多，靠墙码三重一直码到天花板。她在门框边看着高高的书墙，并不走进来，不知是对我说还是自言自语：“你看，终于来了一位学者。”之后，她虽然答应帮我忙找书架，但并不理会我后来的催问，尽管我有好几次告诉她隔壁空闲的房间里确实有闲置的书架。
当然，更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有，发生在我晋升终身职过程中每两年进行一次（通常在入职第二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开始）的教学和科研评估的时候。按规定，先是由语文文化系系主任和亚洲研究专业的主任跟我谈话并了解我的科研、教学和学术服务状况。他们先看了我的教学成绩，学生评估成绩将近满分，二人均表示很满意。当我介绍自己的学术发表情况时，不知道为什么，介绍到第四或者第五篇论文的发表状况时，语文文化系系主任玛丽把头掉转向窗外，而施瓦茨主任则忽然打断我，说：在我们这样一所以教学为主的学校里，六年发表三篇文章就足以荣升终身职了，因此你也就没有继续往下介绍论文发表状况的必要了，“谁都知道你很会写文章，但是……”施瓦茨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这意味着，很显然，你在学术服务方面做得不够。”
我多少有些吃惊。记得在我刚来到新帕尔兹分校的时候，就是在同一个房间，同样的地方，两位主任一起告诉我说，根据学校长久以来形成的不成文规定，为保护新来的同事，原则上终身职岗位的老师第一年没有学术服务的硬性要求。不过，尽管有这样的规定，我还是承担了不少服务工作，而这些工作有些是跟施瓦茨主任一起完成的，有些是他直接托付我做的，有些则是我自愿参加的。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机会来介绍我到新帕尔兹后为学校、学生、甚至新帕尔兹公立图书馆所做的服务。
“您能举例告诉我哪件事我应该做却没有去做吗？一个例子就行。”我没有忍住，开始反击。
“比如……”施瓦茨主任的舌头和讲话时上扬的手僵在了空中，脸憋得通红。我和玛丽主任都在等待那个例子。等候的时间或许不到半分钟，但感觉像过了半个小时，气氛陡然间变得凝重而紧张。
“那我就先说说我做了哪些服务工作吧。作为‘亚洲研究学生宿舍中西知行合一俱乐部’的指导教师，我帮助学生完善了规章制度并且组织了两次集体活动；为配合教学，我和另一位中文老师组织了全校范围的“汉语口语实践小组”，每礼拜三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生练习中文口语；在您的请求下，我无偿为新帕尔兹分校参加纽约州教师资格考试的学生翻译了相关文书；此外，我还向新帕尔兹公立图书馆的孩子们介绍中国童话故事，为他们朗读了《小蝌蚪找妈妈》……”说着，我递给了施瓦茨主任一张记录了我过去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学术服务活动的列表，他停在空中的那只尴尬的手终于可以活动了。我觉得是我救了他。
“即使你可以列出更多的服务活动，施瓦茨主任仍然有权力认为你学术服务方面做得不够，”系主任玛丽冷冷地说，“因为学术服务做得够好不够好自有其评判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制定的。”
她说的“我们”指的就是他们自己，两位主任本人。也就是说，我做得够不够、好不好全看这两位怎么看、怎么说。
两个礼拜之后，他们对我的评价报告出来了，内容基本一致。两个人都说我顶撞领导；学生对我的教学质量打分，满分一百，我得到九十七，玛丽放过这九十七，目光聚焦在剩下的百分之三，拿其中一位学生说我上课讲话有点快说事；当然，两位都说我过于追求发表文章搞科研，因而忽视了学术服务；更有意思的是，我在个人陈述中提到了我研究《左传》的一篇文章，说是即将发表在《亚洲医学》杂志，并附上该刊主编给我的电子邮件为证，但不知道为什么，两位主任硬说我的这篇文章还没有被杂志社接受。我于是拿着评估报告请教系里的资深教员。读了他们的报告，这位教员建议我立刻去找人文学院院长说明事实真相。院长履新不久，她认真看过我提供的证据，说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不过，院长的话也不能相信，在她提交给校学术委员会的评估报告中，似乎忘记了之前跟我的谈话，只是综合了两位主任的报告内容而已。尽管由学校资深教员组成的校学术委员会对院长和两位主任的报告提出了质疑、并且高度评价了我的学术表现，学年结束后的那个暑假，七月份，我回国探亲的时候，收到了校长签发的对我的各方面表现的最后评估。这份评估重申了院长和两位主任对我的评价，而且着重强调了三份报告中指出的我“谎报”学术论文即将发表一事，认为我的陈述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但真实情况是，在校长签发那封评估报告的几个月之前，我的那篇论文就已经印刷出版了。很显然，校长办公室无视语文文化系教员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只信任两位主任和人文学院院长的报告，连上网检索查对核实的工作都懒得做。校长报告的最后决定是，把对我的第二次学术评估时间提前一年，也就是说，两位主任莫须有的指控成了我的污点，因此不是像正常评估程序的隔一年，而是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就要对我的表现继续进行评估。
我当时觉得这个结论是对我的羞辱。现在也还这么认为。羞辱我的原因，我至今也没搞明白。
但那个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前辈，黄仁宇。
近四十年前，同一个校园。虽然当时是不同的系主任、不同的学院院长、不同的教务主任和不同的校长、副校长，如果黄仁宇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评估报告，他面对的一定是跟我收到的这份类似。在回忆录里，他说，像我一样，他也找领导谈话反映事实真相了，但一开始，得到的也是像我从人文学院院长那里得到的类似的允诺，“你没有必要担心，Ray，你的位置是安全的。”然而最终我们面对的都是一纸无法改变的判决，传达的都是一个我们无法推翻的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是尊重还是有悖于事实。当然，我比他幸运，没有像他那样被解聘，而且我得到了新帕尔兹分析全体教员的强大支持，但我和黄仁宇的遭遇、我们承受的结果的性质是一样的。这让我恍然大悟。我不仅因此理解了黄仁宇为什么被解聘，而且推广开去，也明白了他的学术，他的“中国大历史”观念形成的初始原因、内涵以及因此他在美国东部学术圈里遭遇到的那些一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蹊跷事。
《中国大历史》中英两版书影
这层感悟，除了我作为黄仁宇的同事在这个位置上跟他有类似的体验，还跟黄仁宇在回忆录中坦白的他当年所处的教学、科研环境和当时美国社会的思想状况有关。作为一名前国民党军官，战败的耻辱以及战后美国民众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感，无时无刻不在敦促黄仁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的失败，不但让价值数以亿元计算的美元援助和无数战略物资支持打了水漂，而且触及到了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正义性问题。尽管作为副官，黄仁宇曾经有机会接近国民党军事权力机构的最高层，但他自己毕竟不是国民党高官，更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因此国民党惨败这口黑锅，不应由他来背。不过，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可不这么看，大学里的教员和学生也不这么看，他们所讨厌、甚至憎恨的国民党毕竟离他们很远，而且对他们来说还有些抽象，而黄仁宇，作为一名直接参与了当时战争的前国民党军官，就在他们面前。他理应是他们表达不满和愤怒的靶子。因此要讲述中国历史，这是黄仁宇在课堂上首先要面对的挑战：
“黄教授，如果国民党真像你说的那样进步、那样主持正义，怎么会那么快就被从物资和军事装备等各方面都落后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打败呢？”
而课下，他的同事们，尽管并非中国问题专家，也随时准备跟他辩论：“Ray，你必须承认，你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好话，是由你的前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决定的。这是你的偏见，也是你的局限。”
同事和学生们的问题，与其说是学术探讨，还不如说是对黄仁宇研究中国问题立场的质疑。他们认为，黄仁宇之前的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让他难以保持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态度。
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是困扰黄仁宇自己的问题。他从自己的明史研究中找到了回答学生问题的灵感。他将明末政治形态看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这一政治形态，可以用他在《万历十五年》里抽象出来的社会上层和下层构成的潜水艇式三明治形象来形容：即上下层之间缺少同期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那种中层粘合剂，也就是围绕金融系统形成的一整套可以用数字进行测量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机构。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建立以突出庞大的官僚集团的个人品德修养为特色的价值体系来维系上下层关系，但与以数目字为中介的管理方式相比，通过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通过宣扬官僚集团的节俭品质来经营帝国是低效的管理方式，不足以维系整个社会的有机运转，这就必然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高权力和下层民众的分离，因此无一例外最终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失控、动乱乃至改朝换代。在黄仁宇看来，国民党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有待通过数目字化进行整合的传统社会，但是军阀混战和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最终导致国民党丧失了这样一个整合的机会，以至于当蒋介石通过对日宣战的方式将整个国家至少表面上统一起来的时候，不少地方的税收使用的还是明代的土地和人口信息。但是共产党则不同，他们是农民的政党，通过土地改革，从社会的最底层逐步逐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可以说是踩在悲剧地充当了历史过渡角色的国民党的肩膀上，成功地消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上层和下层社会的隔离状态；共产党政权在战时的高效运转，使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动员起大量战争资源，因而最终成功地取代了国民党，走向胜利。
黄仁宇提出的中国大历史观念，简单点说，就是将以上所描述的造成中国政治形态的潜水艇三明治式结构的中国官僚管理的特点推及对秦汉以来历代王朝问题的研究，并希望最后可以用来回答为什么历史上科技的发展没有引导中国像西方社会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黄仁宇看来，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强调和强大的“伪装能力”，让庞大的官僚管理将无法解决的问题变成了美学和神学问题，而不是其实质的经济或社会问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让传统的治国之道带上了半宗教性质，也就无法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那种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数目字管理模式。
有了这样一把解释中国史和中国问题的钥匙，黄仁宇开始对自己开设的中国史课程有信心了。他认为，对于像新帕尔兹分校这样美国东部文理学院的本科学生而言，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并不熟悉，所以一定要找到一条“大历史”的线索，像一把同时能打开很多门的万能钥匙，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打开对他们而言仍然是神秘中国的大门，从而提纲挈领地达到了解神秘中国的目的。因此他为自己的课写了一本教科书，题目就叫《中国并不神秘》。虽然他对这本书期望值很高，而且当时也的确有出版者对他的书感兴趣，但最终这本书没有通过匿名评审。根据出版编辑的建议，他提供了一份包括几位东海岸常青藤名校里的中国研究学术权威的名单，希望通过他们的支持来挽救该书的出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宣判该书死刑的匿名评审者的名字，就出现在黄仁宇提供的这份救援名单中，他就是黄仁宇引以为知己的耶鲁大学教授芮沃寿（Arthur Wright）。黄仁宇驱车直奔芮教授家，幻想着通过面对面解释能够说服他改变对本书的看法。芮教授认真听完了他的解释，不但没有被说服，而且慈祥地劝他回头是岸，“别再固执了，Ray，这本书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干点别的呢？”
黄仁宇著作外文书影一览
这件事让黄仁宇明白了谁才是这个领域的主人。显然他自己并不是。个中原因，除了他执教的新帕尔兹分校无法跟哈佛耶鲁相比，还跟他不够美国有关。二战以后，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变成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区域研究的一部分。不久前聊天的时候，一位美国同行曾经不无自豪地对我说：“汉学是我们（西方人）的学问。”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玛丽主任的话：你表现怎么样，我们说了算。黄仁宇一定也深切地领悟到了这一点。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在他看来，他的归化不可谓不彻底：不但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加入了美国籍，而且娶了美国太太，跟美国人生了孩子，作了美国人的爹，开美国车，吃美国饭，住美式洋房，用美国人使用的语言教学、工作和写作。但即使这样，在别人眼里，他仍然不够美国。他身上的中国文化基因，本来是汉学研究的对象，如今尽管他心悦诚服地归化了，不但变成了法律上的美国人，而且连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美国了，但他受之前文化的塑造并从中走出来，就像他新帕尔兹分校的同事所指出的：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无法保持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当然，对美国人来说，像黄仁宇这样的学者的视角也很重要。但他必须要守规矩：当时引领中国研究风气的是个案研究，讲究对数据的列表和分析，而不是像他所鼓吹的大历史，而经济史研究不能越界到思想史领域，正像明史研究不要踩元史研究的脚。《中国并不神秘》胎死腹中，众多原因当中，恐怕跟黄仁宇研究中不识时务的越界不无关系。因此，芮教授直言不讳：我枪毙你的书稿，其实是在帮你。
现在回过头去看，最开始的时候黄仁宇通过费正清拿到的那个研究项目之所以失败，恐怕跟《中国并不神秘》一书出版夭折的原因类似。委员会的各位专家期待的，是一部能够通过沉甸甸的数据支撑起来的讲求实证的作品，一项让有能力阅读《明实录》的学者耙梳原材料、并通过分析相关济学史料而展开的明代经济史研究。但在黄仁宇看来，他的“务实”的西方同行们过于关注研究材料中关于法规、土地、人口以及价格等方面的信息，完全漠视思想史因素在传统中国官僚管理中的特殊作用，因而看不到他们关注的数据背后的传统政治形态的半宗教性和意识形态化、以及整个官僚集团在处理具体社会和经济问题时的虚伪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芮沃寿教授当初枪毙《中国并不神秘》，或许真的是出于对黄仁宇的爱护和帮助，至少在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语境下是这样。而这个语境，是由当时常青藤学校的一批学术权威设定的。无论黄仁宇感觉自己多么正确，他必须要认同这个语境、并在这个语境下采用合乎潮流的方法展开自己的研究、生产出合乎时宜的学术成果。只有这样，他才会被同行认可，才会变得更加美国。
凡是知道黄仁宇的人，无论是见过他本人还是通过读他的书，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观点，大概都不会否认他对自己研究的认真和在学术方面的勃勃雄心。过了而立之年跟小他十好几岁的本科生同班听课、写作业，没有学校资金支助的时候，就放下架子去做家政、去加油站打工，一直到十多年后，在将近知天命的时候才拿到博士学位参加工作，这些事情，都不是一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所能完成的。如果没有坚定的目标和强大的动力，如此漫长的求学生涯足以消磨掉哪怕是一个坚强的人的意志。而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黄仁宇比一般学生和学者更具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就像他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他必须利用新帕尔兹分校靠近哈佛、耶鲁等美国东部藤校的地理优势，通过跟那些学校里有影响力的教授搞好关系，通过他们手里 的资源，制定计划并抓紧时间写出高含金量的学术著作，从而尽早确立自己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一开始的时候，如他所愿，在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帮助下，他顺利拿到了研究项目经费，得到了图书资源，整个学期都无需教课，而将精力集中在研究和写作上。当然，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项目最后没有像他一开始乐观估计的那样按期完成，黄仁宇在回忆录中也曾抱怨过自己得不到像常青藤学校的学者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得到的机会，然而跟新帕尔兹分校的其他教员相比，黄仁宇申请到的校外资助已经够多了。像前面新帕尔兹分校的那个同事提到的那样，在这样一所以教学为主的学校，黄仁宇想尽办法为自己的研究找钱找时间，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系里的麻烦，因为他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系里要负责为他找到相应的代课老师。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并没有多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因此黄仁宇缺席的时候，他的课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找到人来代教，这最终必然会影响到黄仁宇作为一名教师在新帕尔兹分校的地位，这恐怕也是学校当局解雇他的部分原因。
2016年回国之前，我会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帕尔兹的中国研究专业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如果黄仁宇还活着，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但通过阅读黄仁宇的回忆录，我感觉我当时的处境并不比他好。如今，尽管来自国内的留学生数量呈逐年增长之势，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中文感兴趣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但在新帕尔兹这个地方，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依然有限。随着美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负面，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注意到新帕尔兹分校选修中文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减少。正像我的一位教法语的同事告诉我的：虽然新帕尔兹被称为一个自由的地方，但事实上只有表面上一小层薄薄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表面上的这一小薄层自由无法掩盖现实存在的种族偏见、实质上的保守和人们心中的不宽容。比如说我的系主任玛丽，她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申请研究经费，无论是来自校内还是来自校外的。我的一项研究课题，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评估委员会的初评中得到很高的评价，我也被告知这一课题获得研究经费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该课题在最后的评审中需要征求申请者所在院系领导的意见。玛丽写到：张教授的课题看上去很有潜力，而且，如果果真像他说的那样，最后的研究成果也将非常可观。但是，我担心这项野心勃勃的科研计划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教学。而人文学院院长的意见，则在预备好的套话之后加上一句：请参考系主任的意见。因此，最后的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我曾经也像黄仁宇一样迷惘困惑，问身边的同事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有同事说是因为玛丽的嫉妒。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毕竟，玛丽在新帕尔兹分校工作十几年，在学校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她怎么会去嫉妒一个刚刚毕业的穷博士呢？同事反问：嫉妒还需要理由吗？再说了，你第一年发表的论文就足以用来评选这里的终身职了。所以，一位真正关心我的同事给我的诚恳建议是，如果我想以后在这里顺利地混下去，就应该立刻明智地隐藏自己的学术成果。我不可以比他们还好，更不能好很多。
当然，最终选择回国，跟玛丽和施瓦茨由于嫉妒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给我的研究和教学造成的不良影响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紧接下来学校对我的评审进行得非常顺利，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个人陈述让院长和校长良心发现、终于意识到他们前一年被玛丽和施瓦茨的评估报告误导了。我中止为美国服务，更多地跟我的人道主义立场有关。如今的这个世界，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也前所未有地集中，中东持续几十年的战乱——伊拉克的被颠覆、利比亚的混乱、叙利亚的战乱以及由此引发的欧洲难民潮，尤其是网上流传的僵卧沙滩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科尔迪（Aylan Kurdi）的照片，让我重新思考这个曾经代表人类梦想的国家在所有这些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确，我在美国的收入不高，但我难以接受自己缴纳的税款——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变成战场上的子弹、变成伊拉克、叙利亚和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根源。我甚至想，美国已经不是美国人民的美国，而是少数几个大金融家、大资本家和大军火商组成的大财团掠夺全世界的工具。这有限的几个大财团正是通过金钱、现代科技和美国强大的军事手段，迅速地将整个世界匀质化、数字化，以方便其实现对全世界进行控制和掠夺的目的。
黄仁宇作品系列（共九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这使我想到了黄仁宇的大历史概念的核心问题。当他将中国社会的问题归罪于官僚集团管理国家模式的弊端，他是站在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立场上为解决中国问题寻找答案的。正因此，他找到的答案并不出人意料：在他看来，与传统中国的官僚管理体制相比，资本主义数字化管理方式更高效，因此中国现代化的前途也就明朗了：我们的明天就是美国的今天。如果黄仁宇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他还会不会为自己预言的实现而欢欣鼓舞。而我最担心的，是全世界的富人联合起来，用他们的资本对全世界进行肆意的掠夺，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日新月异的电子信息技术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便利，从而使资本超越国界、超越地缘政治而拥有对整个世界的绝对统治成为可能。而促成这种可能性的最本质的条件，就是黄仁宇在其大历史观念中强调的数目字管理方式。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文明社会的几千年中，从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见证人们如此普遍而深入、如此迫不及待地对自己实行数目字管理。在数字化、大数据、以及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始挑战人类本身地位的人工智能的时代，个人被抽象成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可以被搜集、被遥控、被编辑，而人与人、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在这个数字化的过程中被忽略、被消灭掉了。举个例子，输出民主就是这个数字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民主本身实质上是一个数字的游戏，伴随民主输出的是价值观的打包输出，这个输出和传播的过程，就是将整个世界匀质化以便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处理过程。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概念，尤其他主张的对国家进行数目字管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送给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出乎黄仁宇意料，超越了历史学界而被中国的广大读者热烈地接受了，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他宣扬的数目字管理所代表的一整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他在中国短时期内得到大众认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尤其是黄仁宇工作和生活过几十年的纽约州新帕尔兹镇，这位宣扬鼓吹中国大历史概念的明史专家却几乎不为人所知。其中的原因，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即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原本就是一种单方向输出的模式；相对于输出一方，接受一方理应对对方的施与作出更强烈的反应，尤其当送来的礼物正是接受礼物的一方本身缺少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对于输出方自己，输出的东西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正在被升级版的控制财富、控制权力的工具和手段代替，所以就显得不足为奇。或者更通俗地，就像一句英语俚语中所说的：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直译过来就是：一人眼里的垃圾，却是他人心中的宝贝。
（原载《读书》2019年7期，“保马”微信公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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