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袁青：《论语》“五十以学《易》”章辨正
作者简介丨袁青，哲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出土文献与道家研究。
原文载丨《周易研究》，2016年第6期，原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儒学”。
摘要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存在“易”和“亦”两种异文，作 “亦”的异文晚出，与孔子思想存在矛盾，故当作“易”。此章是孔子在六十八岁以后所说的。此章中“过”通“祸”，意思是如果再年轻几岁，从五十岁开始研习《周易》，就不会遇到大的祸患。
《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论语》中唯一一条关于孔子直接评价《周易》的记载，意义重大。关于此句的解释，历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者们关于此句话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易”还是“亦”；第二，孔子何时说这句话；第三，如何理解“大过”。
一、“易”还是“亦”？
《论语.述而》所载孔子的话，本是是孔子学《易》的一条铁证，但恰巧的是此句存在异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载：“鲁读‘易’为‘亦’。”近人黄焯说：“鲁《论》作‘亦’连下句读，惠云：‘《外黄令高彪碑》云：恬虚守约，五十以斆。’此从鲁《论》‘亦’字连下读也。”依此，若从鲁读，则此句当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惠栋还举出《外黄令高彪碑》来验证“五十以学”的合理性，近代疑古风气浓厚，许多学者如钱穆、李镜池、郭沫若等均据此否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若作“五十以学”，则此句完全没有涉及孔子是否学《易》，《论语》中明确提到孔子与《周易》关系的可靠资料也成问题了。因此，确定此句到底作“易”还是“亦”就成为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关于“易”还是“亦”的问题，这涉及到所谓鲁《论》和古《论》的问题。关于鲁《论》与古《论》，何晏说：“鲁恭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隋书.经籍志》也说：“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由此可知，《古论》与《鲁论》只存在分章上的差别，鲁《论》二十篇，古《论》二十一篇，但两者在字义上没有根本的差别。《鲁论》的异读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高亨、董志安先生认为《古论》相对《鲁论》时代更早，可靠性更大，而且《释文》说“鲁读易为亦”，而非《鲁论》“易作亦”，说明《鲁论》原本也作“易”，只是汉人将“易”读为“亦”。李学勤先生通过详实的论证认为，此处异文的产生是由于音近通假或传讹所致，“亦”的异文乃晚起，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廖名春先生承袭李先生之说。郭沂先生通过分析，认为古《论》出现于景帝时期，而鲁《论》出现于宣帝时期，《鲁论》当是《古论》的改编本。刘大均先生也认为当作“易”。既然古《论》比鲁《论》出现更早，“亦”的异文是晚起的，因而此处当作“易”。
从逻辑上分析，作“易”也比作“亦”更加合理：其一，如果作“亦”，则此句读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而孔子追溯其一生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孔子十五岁就“志于学”，三十岁时就在学业上有所成，孔子又怎么会说出“五十以学”的话呢？而且，孔子评价自己是“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篇》），可见他对自己的好学是颇为满意的，应当不会发出“五十以学”的感叹，因此作“亦”的《鲁论》是难以读通的。其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帛书《要篇》也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可见，孔子晚年确曾学《易》，而只有作“易”，《论语》中才有涉及孔子直接评价《易》之语，如果作“亦”，则《论语》中没有涉及孔子对《易》的直接评论，既然孔子晚年对《易》已经痴迷到“读《易》，韦编三绝”、“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地步，连子贡都发出“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帛书《要篇》）的疑问，作为记载孔子事迹的《论语》应当有孔子关于《易》的直接评论，“五十以学《易》”符合孔子晚年学《易》的事迹。因此，综合两方面考虑，作“易”都相对作“亦”的异文更加合理。
二、孔子何时说这句话？
关于孔子何时说这句话的问题，学者们的分歧主要有四种：一种认为孔子五十岁说这句话，如何晏说：“《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一种认为孔子五十岁之前说这段话，如皇侃说：“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学者加功于此书也。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五十岁之后说这段话，如朱熹认为孔子约在七十岁左右说这话，郭沂先生则认为孔子在五十六七岁至六十岁之间说的，廖名春先生认为这是孔子在自卫返鲁之后（即孔子六十八岁以后）所说。那么到底哪种看法更合理呢？
何晏说孔子五十岁说这句话，因为他是“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对此崔述《论语足征记》反驳道：“‘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后追述之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晚年赞《易》之辞，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耶？”崔述的反驳很有力，“五十知天命”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都是孔子晚年所说，又怎能以此为据来说孔子五十岁说这句话呢？但是崔述认为五十岁之前说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孔子既然意识到学《易》如此重要，又为何非得等到五十才学呢？这与孔子“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的好学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其次，帛书《要篇》引子贡说：“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可见孔子早年是排斥神灵、卜筮的，从子贡“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的话语可以推断孔子早年是将《易》也当作卜筮之书的，所以子贡才对孔子晚而好《易》产生疑问，若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就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话，子贡就不会对孔子“晚而喜《易》”之事产生疑问；而且郭沂先生也说：“‘加我数年’必为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如果孔子在五十岁之前出此语，其前提必须是他意识到自己天年已终。否则，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须‘假年’？”因此孔子五十岁之前不可能说此话，“五十以学《易》”之必是孔子五十岁之后所说的。但孔子到是如郭沂先生所说在五十六七岁至六十岁之间出此语，还是如朱熹所说在七十岁左右出此语呢？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司马迁将孔子喜《易》的事件编在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公元前484年）之后，也就是在孔子六十八岁之后。帛书《易传》也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两则材料都说明孔子到了晚年才开始喜欢《周易》，与孔子所说的“五十以学《易》”似乎存在矛盾，因此朱熹认为“五十”有误，“五十”当作“卒”，并说：“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还有学者改“五十”为“吾”、“九十”、“七十”等。刘宝楠则对“五十以学《易》”和“晚而喜《易》”加以调和，他说：“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及晚年赞《易》既竟，复述从前‘假我数年’之言，故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若是者，竟是之辞。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解者多失之。”我们认为“五十以学《易》”与“晚而喜《易》”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就如“五十而知天命”乃是孔子晚年追溯之语，“五十以学《易》”也是孔子晚年追溯之语，是说他后悔没有早点学《易》。既然《史记》将“五十以学《易》”编在孔子六十八岁以后，《史记》和帛书《要篇》又有孔子“晚而好《易》”或“老而好《易》”之语，据此则此句话应当是在孔子六十八岁以后所说的。
至于郭沂先生所说的五十六七岁至六十岁之间，仔细加以分析，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郭沂先生说：“如果孔子是在七十三岁去世之前出此语，他一定会说‘加我数年，八十以学《易》’。”这一推论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孔子晚年追溯其生平时完全可以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之类的话，而且郭沂先生从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一句，推论孔子六十八岁之后就没出远门，完全没有必要将《周易》放在行囊中，这一推论也值得商榷，因为孔子虽然六十八岁没有离开鲁国，但孔子返回鲁国后离去世还有五年，没有离开鲁国并不代表孔子没有出行之时，《论语.宪问》就记载在听闻陈成子弑齐简公之后，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之事，《左传》记载此事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时年孔子已七十一岁了，可见孔子在返鲁之后仍然会出行，孔子晚年十分喜欢《易》，出行时放在行囊中又有何不可呢？
但是否如朱熹等人所说，“五十”有误呢？我们认为朱熹等人对“五十”的改动也是有问题的，“五十以学《易》”是孔子晚年追溯之语，孔子说“五十”是有特定含义的，之所以追溯到“五十”，而不是“四十”或“六十”，是与孔子在五十多岁开始周游列国之事相关的，这点下面我们还要详细加以阐述。
三、大过如何解释？
关于“大过”的解释问题，朱熹解释说：“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学《易》可以明吉凶消长、进退存亡，故能无大过。但问题又来了，作为圣人的孔子有何大过呢？我们来看朱熹是如何解释的。
《朱子语类》载：
问：“‘学《易》无大过’，圣人何以有过？”曰：“只是圣人不自足之意。圣人此般话，也如‘道者三，我无能’、‘圣仁吾岂敢’，不是圣人能如此，更谁能如此！程子谓‘学《易》无大过’，文势不然。此章‘五十’字误。然章之大旨在‘无大过’，不在‘五十’上。”朱熹认为“无大过”之语是孔子永远不自足之意，乃孔子自谦之辞，他又说：“此孔子系《易》之时，自谓‘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者，为此自谦之辞，以教学者，深以见《易》之道无穷也。”朱熹说“可以无大过”乃孔子自谦之辞，稍有些牵强，孔子既然既然发出“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的感慨，表明他确实意识到学《易》的重要性，“可以无大过”不仅仅是自谦那么简单，当有所实指。但如果“无大过”不仅仅是自谦，那么是否说孔子此前有何大过呢？陈天祥《四书辨疑》就说：“予谓若以此章为孔子七十时所言，假我数年以学《易》，则又期在七十以后。然孔子七十三而卒，直有大过一世矣。只从‘五十’字说，亦有五十年大过，小过则又不论也，何足为圣人乎？”这也就是说，学《易》之前有大过与孔子圣人身份难以相合，有鉴于此，又有学者提出他说，陈天祥《四书辨疑》说：“又有说学《易》为修《易》，过为《易》书散乱者。复有说学《易》而失之无所不至，孔子忧之，故托以戒人者。皆为曲说。”总之，“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确实难以理解，廖名春先生说：“‘大过’系何？史无明文，不便揣测。但从帛书《要》篇看，孔子‘老而喜《易》’前，对《周易》的认识是偏颇的，亦可谓之‘过’。”但对《周易》认识的偏颇顶多可以算作“过”，但很难说得上是“大过”。郭沂先生又提出另一种看法，他说：“孔子的大过当指五十四岁以后周游列国一事。孔子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的。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没有一位诸侯真心用他，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这不可不谓之‘大过’。”可是问题又来了，孔子若是五十岁以前学《易》，就不会周游列国了吗？孔子一生本来就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孜孜不倦，直到晚年还感叹：“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可见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使明知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不了仍然为之努力，时人评价他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因为在它看来，“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孔子这么看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又怎么会认为周游列国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大过”呢？故而此说也是难以说得通的。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此句呢？笔者认为，“过”当通“祸”，“过”、“祸”通用的例子屡见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照中，如《战国策.赵策一》：“而祸及于赵。”马王堆帛书本“祸”作“过”。《战国策.魏策三》：“是受智伯之祸也。”马王堆帛书本“祸”作“过”。《战国策.燕策》：“其祸必大矣。”马王堆帛书本“祸”作“过”。《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景公将伐宋梦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谏第二十二》载：“过非婴之所知也。”银雀山汉简本“过”作“祸”。由此可知，“过”通“祸”是没有问题的。“过”通“祸”，则此句是说孔子感慨如果再年轻几岁，他从五十岁开始学《易》就不会有大的祸患了。
那么为何说孔子认为学《易》可以避免大祸呢？这就涉及到孔子对《易》的看法，帛书《要篇》记载孔子之语曰：“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段话涉及到《易》的用途以及产生时间，在孔子看来，《易》是文王不得志所作，其目的是“讳而避咎”，即隐藏其志而避祸，所以孔子认为《易》之作本就是避祸之作，使人时刻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今本《系辞下》载孔子之言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认为，忧患意识始终贯穿《易》，故而他特别重视《损》、《益》两卦，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读到《损》、《益》两卦时，未尝不废书而叹，他说：“《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喜。”《益》卦开始吉，但最后凶，《损》卦开始凶，但最后吉，可见吉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故而需要永葆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祸患。所以《系辞下》又记载孔子之言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君子要居安思危，才能实现“身安而国家可保”的目的。总之，孔子认为《易》本身就是周文王避祸之作，忧患意识贯穿其中，只有永远保持一种忧患意识，才能避免祸患，因此学《易》可以避免祸患，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孔子为何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祸）矣”。再者，《易》还有卜筮的功能，本就具有避祸的功能，据帛书《要篇》记载子贡之语：“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论语.子路》也载：“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教导子贡远离卜筮，应是他学《易》之前的事，孔子早年对卜筮应该是不屑一顾的，但到了晚年，对卜筮的看法有所改变，帛书《要篇》载：“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刘大钧先生据此认为：“这段文字证明了孔子相信占筮，且经常占之，并对应验率有自己的统计，达到70%。”可见孔子到了晚年对于《易》的卜筮功能并不排斥，只是强调更应该注重“观其德义”，文献中也有关于孔子占卜的记载，《论衡.卜筮》载：“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孔子占之以为吉。”《孔子家语.好生》也载：“孔子尝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如果说孔子晚年对于《易》的卜筮功能并不排斥，那么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祸）矣”就更加合情合理了。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孔子为何说“五十以学易”而非“四十”或“六十”“以学易”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结合孔子生平来加以论说。据《史记.孔子世家》等书记载，孔子于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至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期间周游列国，孔子于五十六岁开始周游列国，期间遇到许多祸患，如孔子过匡，匡人将孔子当作阳虎，拘禁五日；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孔子在陈国时更是出现“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惨况。所以孔子晚年回顾其生平时，发出“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祸）”的感慨，认为如果从五十岁开始学《易》的话，体会到了《易》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并善加利用《易》的卜筮功能，那么在周游列国期间可能就能避免许多祸患。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就话当是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所说，是其晚年追溯之语，“过”通“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年轻几岁，从五十岁开始学《易》，在周游列国期间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祸患，是孔子对自己没有过早学《易》的一种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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