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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余英时：“国学”与“西学”
国学研究兴起于清末民初，以“五四”为界可分前后两期，这两期的研究都在尝试寻求中国原有学术系统和西方现代学术系统之间的贯通，二者虽未融成一体，但“互相推助，盛则俱盛”的发展趋势则显而易见。今天，要想重建国学园地，就必须一方面承继中国学术传统，同时，保持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在这方面，它和前两期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自上世纪90年代所谓“国学热”以来，“国学”这个观念，在消失了四十多年之后，几乎一夜之间又在中国大陆上复苏了。与其它的“热”——如“文化热”、“后学热”相较，“国学热”具有两项明显的特色：第一、它的持续性，十几年来这股“热”不但未消退，而且还在继续增高；第二、它的扩张性，即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国学热”的社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突出现象，电视上有各种“论坛”，著名大学附设“国学”训练班，培养企业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资源”，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活动。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则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如果说“国学”是今天大陆上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大概不算是夸张。
“国学热”的社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本文的主旨是检讨“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关系。“国学热”不但最初是从学术和文化界开始的，而且也在学术和文化界发生了实际的影响。最明显的，清末以来的所谓“国学大师”重新为新一代人文研究者所发现，他们的著作在淹没了三四十年之后也重新受到普遍的重视。
近几年来“国学大师”的传记和全集、选集的出版一直是大陆出版界一个十分兴旺的领域。在中国人文研究(如文、史、哲)的领域中，偃后重生的“国学”也不断扩张它的影响力，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开设了“国学研究”的专业中心，有的还成立了“国学研究院”，以“国学”命名或以“国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报也相继问世。所以我们今天已不能忽视“国学”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功能和意义。
二、“国学”与“西学”——两套学术系统的会通
“国学”一词和“国粹”一样，最初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早在德川晚期，即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已出现了一批“国学者”(kokugakusha)。他们可以说是对日本儒学的反动，强调日本本土学术的主体性。所以“国学”这个概念的起源还早于“国粹”。这两个日本名词在清末都传到了 中国，变成了“中国的国学”或“中国的国粹”。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都曾正式用过“国学”或“国粹”两字。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名词——“国故”，与“国学”大致相近，章炳麟《国故论衡》在民国初年几乎人手一编，所以“国故”一词也风行中国。“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运动便承之而起。(胡适说：“‘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缩写。”)
以上几个概念，最近讨论很多，本文不可能一一涉及。这里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一套学术(或知识)系统而言，这个问题应该稍作检讨。中国学术系统及其分科，古今颇有变迁，此处不可能详论。最简略地说，古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春秋以下即未见流行；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后世也没有认真持续下去，不过《世说新语》仍藉“四科”之名为人事分类的范畴而已。但南朝宋文帝(424-453)建立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科专门学校，则是后世学术分科的一个重要的新开端，影响很大。玄、史、文、儒四科的划分大概与魏晋之际的荀勖(？—289)将图书分为甲(经)、乙(子)、丙(史)、丁(诗赋艺)四部有关。“玄”在这一时代主要指易、老、庄“三玄”，即“子学”；“儒”包括六经；“诗赋”即“文学”；“史”则自始即自成一类，这是尽人皆知的。自唐代以来，图书分部的甲、乙、丙、丁分别写为经、史、子、集，而学术分科也顺序为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两者融合为一体，于是而有“四部”之学之称，一直延续到清代。
经、史、子、文虽代表着中国的学术系统，但这一系统在清代却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考证学”的全面发展，终于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的考证派生出许多经典文本整理的专技知识，如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等，有的后来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所以在乾嘉时期，不少人将学术分为义理(宋明理学)、考证、词章(文字)三大类，鼎足而立；其中考证最称显学，相形之下义理和词章则黯然失色。但进一步观察，义理、考证、词章的三分法并没有能够取经、史、子、文的“四部”之学而代之。有清一代考证的主要对象最先是经，其次则史，再次为子，最后更扩大到集部(如戴震的《屈原赋注》)。可知考证虽愈来愈精确，但毕竟纯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所以经、史、子、文都用得上它，当时章学诚已指出这一点了。事实上从乾嘉到晚清，考证是和“四部”之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四库提要》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清末卓然成家的学者几乎都是从《四库提要》中训练出来的，而他们早年治学入门也无不假道于《书目答问》，因为它提供了考证学者整理出来的最佳版本。
通过以上简略的析论，中国传统学术系统在清末的最新面貌可以这样概括：经过考证方法洗礼之后的“四部”之学。前引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诸人笔下的“国学”一词便指此而言，因为他们都是从这一学术系统中成长起来的，尽管他们治学的重点和范围各有不同。他们愿意转藉日本的“国学”一词作为自家学术系统的代称，这就表示他们心中还有一个“西学”的观念。事实上，他们是最先在“国学”与“西学”之间寻求会通的人。这里也应该对于“西学”的概念及其在清末的涵义稍作一点澄清。
自明末以来，“西学”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当时称之为天文、历算。晚清冯桂芬《采西学议》(见《校邠庐抗议》)仍将“西学”等同于现代科技。甚至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情况也没有基本改变。梁氏所收集的有关西学译注一共三百种，它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西学”，为上卷，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等，完全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第二类不称作“西学”而名之为“西政”，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等，收在中卷，这些书都是关于西方各国如何处理实际事务的记载，确实和“学”扯不上关系。第三类是“杂类之书”，为游记、报章等，收入下卷，更不足以当“学”的称号了。《西学书目表》是一条最可信的证据，证明到1896年为止，中国人对“西学”一般的认识大体仍未超出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范围。当时虽有“西学”大师严复，为知识界所普遍尊敬，但他的西方名著翻译是后来的事。1896年10月严复《与梁启超书》中有“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的话，可知梁在编《西学书目表》时并未见到《天演论》刊本(按：《天演论》刊本今可见者以1895年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本为最早，当时似未普遍流通)。据我阅览所及，最早扩大“西学”这一概念的，其功仍应归之于严复。1898年9月18日(阴历八月初三日，即戊戌政变的前三天)，他在通艺学堂讲“西学门径功用”，第一次对西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首先在各种专门学科之上，强调“玄学”的重要性，其次又在自然科学之外揭出“群学”，包括政治、刑名、理则、史学等，即今天所谓社会科学(见《严复合集》第一册，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页168～171)。所以这篇演讲词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即“西学”在中国知?识人心中的重要性开始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研究。严氏所译诸书，如斯密亚丹《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社会通诠》等都刊行在1901年至1904年之间，而上述“西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研究的转向便发生在严译流行全国的时候，严复在这一重要转折点上所发挥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从此以后，中国学人以“国学”与“西学”对举而进行讨论，其“西学”主要即指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
这里应该郑重指出：清末学人虽然以“国学”(或“国粹”)与西方学术系统做鲜明的对比，却并没有抗拒“西学”的意思。相反的，他们基本上承认了“西学”的价值，兼肯定“西学”有助于“国学”研究。所以《国粹学报略例》毫不迟疑地宣称：“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这不是一句空洞的门面话，《国粹学报》自始至终(1905-1911年)都实践了这句诺言。其中主要撰稿人之一刘师培表现得尤其积极。一方面，他把自己擅长的文字训诂之学与斯宾塞社会学观察互相沟通，而写了《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收在《左盫外集》，《刘申叔先生遗书》本)，共三十三则，认为“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此外又写了《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反过来以中土文字的涵义证实西方社会学的观察。在这一问题上，他也许受了严复的影响，因为严氏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已说：“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同时章炳麟也同意刘师培以进化论解释中国文字演变的次第。另一方面，刘氏又做种种努力，以打通中西两种学术系统之间的隔阂。在这一层面上，他的《国学发微》和《周末学术史序》二书最有代表性。在前一书中，他处处引用西方自希腊、罗马以至近代哲学、宗教、学术的种种观念，来阐明中国的经子诸学“合于西儒”。在后一书中他则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分别系于西方范畴之下，一一加以论述，如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法学(即政治学)、计学(即经济学)等共十六类。这明明是要将中国原有的“四部”系统转化为西方学科分类。
不仅刘氏一人如此，王国维批评张之洞主持的大学学科章程，也完全接受了欧洲的知识分类系统，主张将中国原有的经、史、子、文四部分别调入哲学、史学、文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西方的分科系统之内(见《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再就史学一门而论，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也是以西方系统为依归。他在《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中便包括了种族、政制、法律、财政教育、宗教礼俗、学术思想、国际关系、文学、美术等专史，与同时《国粹学报》邓实所提倡的“国史”以及章炳麟所构想的“通史”几乎完全一致。
清末民初是“国学”兴起的阶段，它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文研究的主流。以实质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国本土的学术系统，但它自始便要求与西方学术系统互相沟通，并且在概念化方面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所以“国学”不能简单地视为干、嘉考证学的延续。这一点在下一个阶段表现得很清楚。
三、“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运动
钱玄同论国故研究运动，分为前后二期，以1917年划界。这是因为他断定新文化运动为第二期的开始，所以他说“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他是前后两期的参与者，他的话是值得重视的。
关于第二阶段的国故研究，1922年胡适为北大《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将“整理国故”的规划和意义陈述得非常清楚。这篇宣言是代表《季刊》全体编辑人写的，(编辑共十一人：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希祖、李大钊、单不庵、刘文典、郑奠、王伯祥)，写成后又经过钱玄同的批评，然后纔修改定稿。所以《宣言》表达了当时“国学界”的共识，不是胡适一人的私见。《宣言》开头便说国学界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二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根据胡的日记，我们知道这“二五个老辈”是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和梁启超。这恰可证明“整理国故”是直接继承清末民初的“国学”运动而起的。因此无论在“承先”或“启后”方面，第二期“整理国故”和第一期“国学”都持基本相同的态度：在“承先”方面，《宣言》首先肯定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成绩为“整理国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启后”方面，《宣言》也主张从中国原有的学术系统向西方近代的学术系统转移，不过目的更明确，方法更自觉了。
《宣言》最有影响的部份是提出：“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在这一指导原则下，进行“专业式的整理”，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一共十种专史。《宣言》要求国学家先在各专史上建立起一个基本架构，然后综合成一部“中国文化史”的大间架。当然，无论是专史或是全部文化史的架构都是开放的，随时因研究的新进展而不断修订，但国学研究必以建立中国文化史的整体架构为最后归宿，则是“整理国故”的中心意义之所在。
我特别重视这篇《宣言》，并不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文研究的规划已经到了完美的境地。相反地，从今天的眼光看，其中可以批评之处甚多，专史的分类尤可商榷。我重视它，是因为这一设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确实发挥了重大的导向作用。从1922至1949年，“整理国故”的大运动大体是朝着这一方向进行的。“五四”以来出现的“国学大师”，尽管治学途径各有不同，整体地看，都是在各门专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之中，有些建立了专史的架构，有些更从专史架构上攀至通史的架构。
总之，前后两期的“国学”研究都在寻求如何打通中国原有的学术系统和西方现代学术系统之间的隔阂。在这一关联上，我必须一提傅斯年1928年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献，与胡适《宣言》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发生了实际的影响。如果说胡适“整理国故”尚徘徊于中、西两种学术系统之间，傅的《旨趣》则毫不迟疑地准备超越中国的学术系统，一心一意地进入西方现代的学术系统。不过他不认为这一新系统是属于西方的，而视之为普世系统，所以《旨趣》特别说“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这句话表面似乎是与胡适唱反调，但事实上则是把胡适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构想推到它的逻辑的终点。他已认定“学”无国界，所以说“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换句话说，凡可称“学”者必是一种“科学”，“科学”则“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所以在史语所最早分组中，历史学一门中只有“文籍考订”和“史料征集”两组可以与中国原有学术系统(清代以来的朴学)发生关系，其余都是现代的普世“科学”了。
《旨趣》如此，实践中是否能完全超越“国学”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篇《旨趣》的重要性。
四、回顾与展望
先师钱宾四先生早在1928年就已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国学概论·弁言》)这句话常常见引于今天大陆上关于“国学”讨论的文字中。但八十年了，这一“时代的名词”不但仍然存在，而且重获活力。这似乎说明：中西两套学术系统至今还没有融合为一体。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一历史现象呢？在这最后一节中，让我藉回顾与展望的机会，试着对这个问题做一检讨。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钱玄同所说的第一期国故研究，始于20世纪初年，严复通过译书将“西学”推拓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严氏译介的“西学”直接影响到当时国学的新发展。梁启超1920年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结尾处说：
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方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也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饮冰室文集之七》，页104)
这是公开承认西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为国学“添活气”，而且也必须与国学相结合，它的“真精神”纔能“普及于祖国”。所以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便以速成方式掌握日文的阅读能力，然后泛览于西方思想史与社会科学。他在西学方面所得虽浅，但眼界为之大开，很快便为国学开辟了新的疆域。1902年他的《新史学》发表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严复读后竟叹为“石破天惊之作”(见《与张元济书·十四》，《严复合集》第一册，页283)。他在国学领域中本以史学见长，所以一旦接受西方史学观念，即能触类旁通，推陈出新。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显然是从日人所撰思想史之类的著作中获得启示，与中国传统的“学案”截然异趣。胡适说他后来走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道路便是受了此文的影响(见《四十自述》，收在《胡适全集》第十八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页62)。可见这篇融会西学与国学的论文确有转移学风的大功绩。
另一支受严复译书的激发而会通西学与国学的则是《国粹学报》派，其中尤以刘师培和邓实两人的文字最有代表性，他们都对严译斯宾塞《群学肄言》十分倾服。邓实深信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完全合乎“黄人进化之阶段”。刘师培在日本期间(1907-1908)广读社会学著作，对严复的观察做更进一层的回应。严氏在《群学肄言自序》(1903年)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见《严复合集》第一册，页294)这是19世纪流行的实证主义观点，相信社会科学也和自然科学一样，最后可以找到进化的规律(“科学之律令”)，鉴往而知来。刘师培当时也接受了这一观点，所以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1908)中加以发挥，最后并指出，在西方社会学著作中，“以斯宾塞尔氏、因格尔斯氏之书为最精”(收在《左盫外集》)，“因格尔斯”即恩格斯，这是指《家族、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一书而言，代表了实证主义的最后归宿。必是沿着这条西学的思路，刘师培纔翻译了《共产主义者宣言》。这是从严复译书派生出来的另一支西学，而且和梁启超所传承的一支相同，后来也在国学研究上激起了波澜，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这一方面的开山之作，此书以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为理论依据，而充分运用了王国维卜辞研究的创获。这一发展大概不是当年刘师培和《国粹学报》派所能预见的。
在结束第一期国故研究的回顾之前，我们必须对王国维所代表的一支西学有所论述。王国维当然也受过严译西书的影响，但是他早年便已掌握英文和日文的阅读能力，而兴趣又偏于纯哲学，因此对严复的西学取径颇有微词，认为严氏“所奉为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不解纯粹哲学”，所译西书不过是“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等”而已(见《论近年之学术界》，收在《静安文集》，《王静安先生遗书》本，第四册)。王国维的批评大体合乎事实，不过说严氏“不解纯粹哲学”，则嫌下语过重。19世纪下半叶正值黑格尔在英国哲学界如日中天的时代，后来反对德国唯心论的罗素和穆尔(G. E. Moore)无一不经过一个黑格尔的阶段。严复留学英伦适逢其会，不可能逃得过黑格尔的影响。他在1906年写《述黑格儿惟心论》(原加英文“Hegal's Philosophy of Mind”)一文，对黑格尔的“心”之三义——主观心、客观心、绝对待心——加以分辨，并对主、客二心做了简要的介绍，复将日耳曼哲学谱系划出一个大轮廓，从康德、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一直讲到黑格尔和叔本华(见《严复合集》第二册，页446～455)。严复诚然不是玄思型的学人，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说他“不解纯粹哲学”。
概括地说，王国维最初虽也假途于严译而接触到西学，但是他另辟途径，不久便突破了严复的樊篱，把西学推拓到哲学的领域。自1899至1905年，他足足有六七年的时间浸润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之中。同时由于教学的关系，他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名学、法学各科，并译英、日有关教材为讲义。所以在20世纪初年，他代表了西学在中国的最高水平，无论就广度或深度而言，都当之无愧。但同时我们也都承认：在第一期国故研究中，王国维的成绩最为出类拔萃。那么他的西学和国学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呢？让我们先看他自己的说法：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收在《观堂别集》卷四，《王静安先生遗书》本第三册)
此序撰于1911年，正值他告别西方哲学转入经、史、甲骨、金文学研究之际。从“互相推助”一语推测，这几句话也许是他现身说法，陈寅恪为他的《遗书》作序，曾扼要地举出三个方面概括他的学术特色：“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证释”；“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关于最后一方面，其具体的表现是在“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陈寅恪的概括极为精到，但读者不可误会王国维所受西学的影响仅限于早年所吸收的日耳曼哲学。事实上，西学对他的影响是整体性的，不在一枝一节之间。除上述哲学与社会科学外，欧洲历史也在他的博览范围之内(见《欧罗巴通史序》，收在《静安文集续编》，《王静安先生遗书》本第四册)。因此我认为后期他从哲学、文学转入史学、考古，也依然得力于他在西方人文学术的深厚修养。罗振玉说他东渡日本之后“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又治古文字声韵之学”(《观堂集林·序》)，好像他完全局限在干嘉考证学的范围之内。按之实际，此说未免言过其实。我认为还是他的弟弟王国华的话最为公允：
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适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
这就是说，王国维已将西方人文修养融化在自己治学的整体方式之中。因此无论是以卜辞考商史，或参照他族故书以重建辽、金、元史地之学，其中都贯注了西学的精神；他提出的问题及其解答问题的方式都越出了乾嘉考证的范围之外。我们只要举《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便可以说明一切了。这篇轰动一时的名文撰于1917年，即新文化运动(白话文革命)开始之年，其中并未引用任何西方学说，但全文以“政治与文化之变革”为基本概念，而统整无数具体的历史发现于其下，层次分明。如果不是由于对西学已探骊得珠，他根本不可能发展出如此新颖的历史构想。
以上我们回顾了第一阶段国学与西学的互相交涉。大体上说，梁启超以为西学昌则“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或王国维所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恰好可以概括这一阶段的特色。总之，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国学家，除王国维外，对于西学虽都不免浅尝而止，但他们的视野却因之而大开，中国人文研究的现代化便由此发端。
关于“国故运动第二期”，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钱玄同断言，“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首先，是因为钱氏心中有“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句口号。这一口号是胡适最早提出来的，但很快便获得主流国学界的普遍接受。其次，胡适自1917年回国以来，便全力提倡“方法论运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事实上也是一部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因为它的前身即是《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原为英文)。从1917年起，他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来(1921)又扩大整理成《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收在《胡适文存》第一集)。在这篇影响极大的论文中，他不但肯定了清代考证是“科学方法”，而且更近一步把“科学方法”总括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大字，一直流传到今天。钱玄同对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是很信任的，他也相信方法愈“精密”，研究的结论便愈“正确”，所以他纔毫不迟疑地对于第二期的国故研究做出上述的论断。
如果从国学与西学的关系着眼，我们可以说，第二期与第一期最大的不同是新一代学人中很多已在西方接受了人文研究的长期训练，因此能出色当行地将西学和国学直接结合起来，不必再假途于日本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成为第二期国故研究的“典范”(paradigm)，开辟了一代学术风气，其原因便在这里。正如蔡元培为该书作序所说的，胡适一方面能运用清代的考证方法?{驭材料，另一方面又能参考西洋哲学史的形式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第二期的另一个重大特色，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全面进入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大学文、法两院的科系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特别是美国)体制而建立起来的。当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即要求将所谓“国学”研究分门别类地收入各学科之内，如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等。这一构想比第一期的刘师培又向前跨了一大步；刘氏不过试用西方学科分类以组织中国史料，但他并没有否定“国学”是一个相对独立而自主的研究领域。上述某些新一代的学人则不然，他们认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已取得了普世的有效性，可以应用于任何文化或社会。因此金岳霖纔认定“中国哲学”应该理解为“在中国的哲学”(Philosophy in China)，而不是“中国的哲学”(Chinese Philosophy)。正如“中国物理学”只能是“物理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物理学”(Chinese Physics)，因为严格地说，后者是根本不存在的。又如前面所引傅斯年的话，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这和金岳霖的观点显然是一致的。不但如此，他和李济都不承认“国学”或“汉学”(Sinology)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李济晚年与人讨论“汉学”问题，曾很坦率地说：他只知道赵元任是语言学家、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但不愿称他们为“汉学家”。
第二期之所以有此新观点的出现也是很自然的，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赛先生”(Mr. Science)的无上崇拜，至少知识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发展出一种今天称之为“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心态。这一心态在当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们深信科学(指自然科学)所取得的知识是最可信、最有价值的知识(如物理学的知识)。第二，他们也深信，人文社会科学是追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榜样而发展出来的。虽然由于研究对象不同，人文社会研究也许永远达不到与自然科学同样高度的精确性，但所建立的知识则必然属于同一性质。第三，他们又相信，有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客观的知识，无论用之于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都同样有效；这便是所谓“科学方法”。从这三项互相关涉的信念出发，于是他们之中有一部份人要求将国学研究分别以其性质?{入西方各种学术纪律之内加以处理；他们的理由是：唯有如此，国学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识纔能具备“科学的”身份。
但是这一新构想仅存在于理论上，实践中则未有着落。这是由于人文研究和自然科学之间大有分别。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和教育界已完全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的系统，将自家原有的一套抛弃了(详见我的《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收在《中国文化史通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基本上不存在中西间的歧异(除了医学方面偶有所见之外)。但人文研究在中国早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清末以来中国学人虽引西学与国学相映发，并不断寻求两大学术系统的会通，但到现在为止，二者仍未脱“二水分流”的状态。中国原有的学术系统，我在本文之始已略作概括，这里不必再说。我只想指出，这一系统有它自己特有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与技术，并不能轻易地为西方系统所吸收。这里首先是因为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后者是普世性的，没有地域、民族的界线，而前者则无不受地域、民族、文化的制约。其次，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是根据西方特有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尽管这些学科与自然科学一样，也都采取了普遍的形式，它们所概括出来的原理或规律毕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举例言之，一个在西方受过哲学史专业训练的人绝不可能把他学习西方哲学史的心得和经验原封不动地全部搬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面，甚至也不可能立即在中国哲学文本中展开工作。他必须另外接受一套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特别是经学和子学，否则他将面对着大量的中国资料而手足无措。前引蔡元培说，胡适同时受过西方哲学史和中国考证学的双重训练，因此能在一年之中写出《中国哲学史大纲》，这句话更为我们提供一条实证。不但如此，胡适中年以后决定改用“中国思想史”的名称，也极值得注意。他从中国文献的研究过程中显然已发现西方“哲学”这一概念，用在中国材料上并不完全恰当。
以实际的研究成绩来说，第二期拥有相当辉煌的纪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建立了新的典范，影响很大，但开创之作，疏略是不可避免的。深入西学之后转而在国故研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者，代有其人。以老一辈而言，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比胡适的开创之作成熟得多了。又由于西学已普遍传入中国的关系，从中国学术系统中出身的人此时也同样可以灵活运用西方的观念和著作方式，在国故研究的领域中写下传世之作。就我较熟悉的史学界而言，陈垣、柳诒征、吕思勉、顾颉刚和先师钱穆五位大师可为典型代表。总结地说，从1920年代到1949年，第二期国故研究是在新典范之下进行常态的工作，创获极多，不仅见于专书，而且以现代论文的方式出现在当时许多第一流学术刊物上面，如北大《国学季刊》、《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燕京学报》等等。因此这一期的成绩得到国际汉学界(日本和西方)的高度重视，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说了。
前已言之，在第二期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已深入中国学术和教育体制之内，与第一期截然不同。但就王国维所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一点而论，第二期和第一期则仍然是连续的。国学和西学虽未能融成一体，“互相推助”却比第一期更为密切，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学术研究自然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由于30年代学人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厚，许多名著都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如果上述趋势能延续下去，“中西二学，盛则俱盛”的局面或将有新的发展，也未可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以下30年间，“中西二学”竟同时进入“衰则俱衰”的阶段。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国故学同时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一切有关中国历史、文学、思想之类的研究，以前属于“国故”范围的，此时则全部收进了苏式的分科系统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情况开始变化。80年代的“文化热”清楚地显示：在中断了三十年之后，新一代知识人对西方人文学术和思想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与此同时，有关“中国文化”、“儒家”、“孔子”，甚至“国学”的讨论也出现了，不过远不能与“文化热”相比而已。进入90年代，代之而起的则是“国学热”。这两种“热”本身的成分都是很复杂的，二者兴起与衰落的历史背景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和“文化热”一样，“国学热”也是一个社会政治运动，因此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在结束本文之前，让我把“国学”仅仅当作一种纯学术性的活动，做一点展望。
首先我要指出，今天“国学”和“西学”的生态都已和1949年以前的情况大为不同。以国学而言，由于老辈凋谢，继起的人很少，已无法维持“国故”第二期(1917-1949)的研究水平了。过去属于常识层面的东西，现在或不免已解人难索了。所以如何重建国学这块园地，使它既有森严的纪律，又复欣欣向荣，是当前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以西学而言，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中心论和实证主义思维(科学主义即其最极端的表现)已渐渐失去以往的主流地位。英、美分析哲学的霸权之受到欧洲大陆种种思潮的挑战，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学”——“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的兴起，新左派、多元文化论等的流行更使人眼花缭乱。中国知识人如果对西方学术和思想史缺乏通贯的认识，而又急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统重新“整理国故”，他们所面临的陷阱是无数的。第二期的特色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在今天则很可能变成“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解构前现代的国故”。此事偶一为之未尝不能为匡衡说诗，足解人颐，但若真想由此快捷方式重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则国故的前途将是很渺茫的。
最后我要郑重地指出，一方面由于西方中心论、科学主义走向式微，而另一方面文化多元论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国学作为一门学术已不再有消解于西学之中的危险。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的不断刷新，却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我们只要稍稍检视一下“五四”以下三十年间国学界留下来的一些经典作品，上述的论点便可以得到充足的印证。但国学必须继续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性，在这一方面它和第一、第二期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者，西学不应再被视为“科学之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将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而出现在国学研究的领域之中。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国学家对于西学则应只嫌其少，不厌其多，这是我个人深信不移的。
（原题《“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载《国学学刊》，2011年2期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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