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天：近在咫尺，也远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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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一天
虽已是五月将末，但午后的烈日却不减势头。三个月的暴晒，我的皮肤已经变成了褐色。这一天，我和托马斯坐在他最喜欢的一家路边茶摊前喝茶。阿拉伯玻璃杯晶莹剔透，煮好的茶泛着红色。我用小勺将沉淀在底部的蔗糖慢慢搅开，顿时“沉渣泛起”。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拄着拐走来，向我们伸开双手，托马斯从口袋里找出两镑零钱塞给他。
我摊开今日的《朱巴箴言报》，头版和二版的头条新闻分别是《朱巴教学医院陷入停电》和《公立大学宣布公开罢工》。教员们三个月领不到工资，朱巴大学面临关停。医院的医护人员亦是如此，再加上十天都没有发电，许多手术难以开展，躺在病房里的那些生命风雨飘摇。
托马斯忽然愤然地说：“我对他们失望透顶。总统副总统。还有那些高官们，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对国家毫无责任感。他们侵吞国库、中饱私囊。他们把子女们都送到了国外。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实现变革。我们要努力工作，教育人们不再懒惰和懈怠，也不再因部族主义而相互残杀。”
我们的身后就是天堂酒店，这是南苏丹官场人物云集、高朋满座之处。橘红色的露天伞盖下，当官模样的男人们三三两两坐着聊天。从他们的身形，便能看出这是丁卡和努尔人的天下。藏青色的衬衣和裤子是标配，不由让我想起朝鲜的那些官员们。常有外地来首都觐见的官吏，围着高台上的一张大桌开会。女人们是这场面上不多的点缀，一袭土黄色连衣裙，蓝色的花饰随风摇摆。
托马斯说：“我真想到国外去读书啊。我想读经济学，或是当个记者。我是我们大家族中唯一一个读到高中，然后考进大学的，可是学校现在关门了。教授们说不来就不来。只有那个荷兰的人类学女老师在认真教学。我要是那些苏丹内战中的‘迷失男孩’就好了。”因为学校不断关停，很多学生七八年也毕不了业，学校里三四十岁的学生俯拾皆是。
我想起了曾经认识的一个“迷失男孩”，纽奥勒·吕斯·通。在第二次苏丹内战中，他先去了北苏丹，得由高人引荐，去了加州念高中，然后进了杜克读哲学。之后他去了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写作坊，他的梦想是成为南苏丹的塔班·洛（Taban Lo Liyong）那样的名作家。可是，有多少人能被上帝之手如此临幸？另一个“迷失男孩”伊曼纽尔·贾勒（Emmanuel Jal），因为第一副总统马夏尔的前妻、英国人艾玛的扶持，成为南苏丹红极一时的歌手。托马斯当然没有吕斯·通那样显赫的酋长父亲，但他总说，总统基尔是他的邻居，因为他们的老家相聚只有几百米之遥。
我给托马斯看过报上的一则奖学金信息。南苏丹学生可以申请去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读大学，免除一半或全部学费。托马斯兴奋地拿着报纸去找到奖学金办事处，但等了一天也没有人接待他。要想获得奖学金，没有大人物的提携，对于平民来说实属登天。尽管我只是个学生，但托马斯却说，我就是他的“救赎者”。认识一个外国人，就似乎与世界的另一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梦想搭上了线。
五月的这一天，也是丹尼尔的一岁生日。全家人装束一新，开车去希腊餐厅“南方”吃饭。丹尼尔出生在美国，他的父亲瑞克1987年随家人去了美国，然后在华盛顿的乔治梅森大学念了本科，之后从事建筑行业。南苏丹建国后，瑞克的父母想要叶落归根，就回到了朱巴。瑞恩也随之回到了朱巴，希望能够开辟商机。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兴国家，加之丰富的石油资源，很多人都想从中掘上一桶金，特别是那些本有些根基的南苏丹人。但对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瑞克来说，想重新融入南苏丹，也并非易事。
“在美国，你只要跟随一个成熟的体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但在南苏丹，这是远远不够的。时局瞬息万变，这一秒钟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下一秒钟就会发现，你的选择是错的。”虽然瑞克不会讲朱巴阿语，但还算熟练的丁卡语帮了他的忙，能够在这里拓展自己的人脉，加之还有外交部的朋友指路。“否则你就是个局外人。”
瑞克的父亲安德鲁是银行家，他和妻子已多年住在宾馆。这并非个例。家里有些背景的南苏丹人，很多人都会出于安全考虑住在酒店，而不是自家的院子。朱巴四月份的入室案件，比三月份增加了一倍。市中心的皇冠酒店是朱巴最为高档的五星级酒店，那里住了不下二十个内阁部长，实属一道奇观。家眷在国外，自己在朱巴，这成了许多南苏丹高官的生活常态。对他们来说，围墙里面，隔离出了一个安全的飞地。
这一天，还是乌干达人德雷克在朱巴的最后一晚。次日，他就要结束经济顾问的合同，返回坎帕拉。吃过晚饭，他带我去尼姆莱度假村见乔治。乔治来自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是世界银行聘请的经济顾问，在南苏丹财政部负责策划经济项目。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桌上堆满了南非干红、威士忌和大象啤酒。显然在我们来之前，他已经接待了一拨客人。
东非小国卢旺达已经不复为那个因种族仇杀而饱受诟病的国度。经济的突飞猛进，已然让一些捷足先登的卢旺达人成为南苏丹的智囊军师。世行的结构调整政策虽然受到许多反全球化人士的批评，但南苏丹的经济顾问们显然还在执行着这一方针。比如，他们更看重商品开发和出口，而不是种粮。理由是：种庄稼不挣钱。
在乔治的眼中，生活就是一张实打实的关系网。“工作？如果你认识人，学历和能力就完全不是问题。”女儿结婚时，他的几个朋友专程从肯尼亚飞到基加利道喜，每人奉上了五百美金。风生水起，扎的就是架子，要的就是排场。社会和财富资本，如此才能运转起来。
离开尼姆莱度假村，德雷克带我去了美孚转盘（Mobil Roundabout）的六十四号酒吧。六十四号和巢（The Nest），连同Vegas，是朱巴最为热门的几家酒吧。很难想象，在朱巴也有如此高档的场所。霓虹闪烁的大投影，还有DJ，让我以为来到了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会所。酒水的价格比外面贵了至少一倍，这还不算门票。不愁吃喝的富家子弟，坐在沙发前观看水晶宫对阵曼联队的比赛。如果愿意，还可以选择更贵的包厢服务。
因为市内安全局势难料，我们少坐了片刻，就离开了。但女招待们说，晚上11点后酒吧才是真正的夜场开始。回来的路上，另一个经济顾问卡密萨问我的专业是什么，我说是人类学。他大笑起来：“人类学？非洲现在正在大变革、大调整，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学和发展学。人类学是个穷学科。你们太穷了！”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他大概忘了，世行的现任行长金墉（Jim Yong Kim）正是人类学家出身。
在五月的这一天，朱巴的三个经度和纬度，分割了不同人的生活。近在咫尺，也远在天涯。
学了四五年人类学，人类学是什么，我依然很难说出个一二三。一万个人类学家就有一万种解释。不过，现代人类学发端于田野工作（fieldwork），这是所有人类学家都必经的成年礼（rite of passage）。在此过程中，那些原本陌生的符号变成熟悉的存在，看似熟悉的日常却又变成不那么熟稔的新知。有时，“祛魅”也会殃及人类学家自己——马林诺夫斯基死后被公之于众的田野日记，揭示了人类学家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田野与书写，这是人类学的两端，丈量的是动态与静态、实践与话语、他者与本体的关联，更是一个自我审视并重新对接世界的过程。
这是我第四次来非洲了，在南苏丹旱季与雨季的交替中，写下《朱巴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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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三千，取一瓢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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