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刘同舫：实现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摘  要]  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需要继续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坚持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统筹处理，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逻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宏伟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安全；新发展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研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为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建议》从9个方面绘制了一幅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图景，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擘画了宏伟的发展蓝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新起点上，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未来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成为亟须解答的时代之问。贯穿于《建议》中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有力的解答，即“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朝向《建议》规划的宏伟目标奋进，要求我们深入理解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更加自觉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认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妥善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为达成宏伟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一、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发展”与“安全”历来是国之大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其深刻地反映了党对自身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把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总体上呈现出多元统一的发展观和安全观的格局。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发展与安全问题的初步探索。毛泽东认为，新生政权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内部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基于对国内外局势的判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现实需要，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1](P289)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特殊国际背景下把“战争与革命”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方针，致力于维护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处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试图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更加侧重于安全方面的考虑。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政策，即是出于国防安全需要，将生产力布局逐渐由东向西转移，使工业、科技、国防等生产资源向西南和西北等三线地区调整。总体而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与安全问题相当重视，但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紧张，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冲突不断，在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时，这一阶段的总体策略是“安全型发展”，即以安全为前提配置发展资源、谋划发展策略。对安全的考量占据了主导地位，“发展”是以必要的“安全”为前提的，为了保障“安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的问题作出了让步。

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同时大力实施改革开放，以经济改革为核心带动政治、科技、教育、国防和外交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向发展的“快车道”。邓小平既高度重视国防安全，认为要始终将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也强调转变对外交往的政策，通过扩大国际交往优化发展环境。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先后出访美国、日本、欧洲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主动融入世界，积极借鉴西方发达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着力改善中国的外交环境。他以发展为中心构建安全环境的策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先后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等思想，强调以发展为先导，以安全为保障，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些治国理念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的策略已经逐渐由“安全型发展”转入“发展型安全”。“安全型发展”侧重于安全方面的战略考量，“发展型安全”强调以发展求安全，将“发展”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从大战略层面的意义上规定资源配置。[2]这一阶段的执政党在处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上，将“发展”置于主导地位。以发展为中心配置资源，是对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的客观研判，满足了人民群众迫切渴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现实需求，后续的发展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经验、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继承和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安全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内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针对如何理顺新时代下的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在新时代下发展面临的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内外联动问题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安全问题上，习近平提出了包括生产安全、治安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11个方面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求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等四对关系，切实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

对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3](P5)“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表明发展之于安全的基础性作用，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自身的强大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饱受压迫和侵略的屈辱史，其真实、客观地呈现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国际社会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处于被动防御地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聚焦于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而促使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快速提升的同时，推动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表明安全之于发展具有保障性作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积极主动地转变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方式，积极改善和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而为经济建设营造了长久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九大召开，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和安全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有益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一，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已然昭示：发展与安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翼，两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没有无安全的发展，也没有无发展的安全。只有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行稳致远。其二，发展与安全之间的权衡取决于具体国情和实际需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两者的关注和侧重有所不同，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经历了安全主导—发展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三个阶段。其三，从“安全型发展”到“发展型安全”，再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彰显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执政策略。

二、把握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关系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建议》擘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宏伟目标，需要在总结、承继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坚持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统筹处理，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由新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国际局势、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所决定的，也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逻辑。

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内蕴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从宏观的哲学意义上看，唯物史观所确立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对需要解决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发展与安全都是人的现实需求，人类在满足吃、喝、睡、住等维持生命存在的需要之后，就会将目光转向自身的安全问题，并在安全的基础上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脱离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所谓的发展与安全都无从谈起，这也决定了发展与安全统一于人的现实需求之中。唯物史观认为，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经历曲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社会在发展前进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安全问题，发展与安全问题总是相伴共生的。如在原始社会，对人类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自然的暴虐，通常以自然灾害、疫病或天敌侵犯等形式显现。当个人意识到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无法与自然抗衡之后，人类便会结成共同体以群体的力量与自然相抗争，并依靠共同体组织发展生产和延续文明。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不仅适用于个体，也同样适用于以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世界为单位的共同体。生产力的发展的确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源于自然的侵害，但新的安全问题也依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接踵而来。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因为文化、信仰或争夺资源而爆发的战争与冲突以及无节制的资源索取而带来的生态恶化等，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显性安全问题；由私有财产（如资本）的掌控而造就的对他者的人身依附、“物”的依赖等因素，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隐性安全问题。显性和隐性安全问题无不在现实地威胁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必须要兼顾发展与安全，应当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发展必然将带来不安全的因素，但决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为了一时的“安全”而放弃长远发展。不发展便无法维护安全，脱离发展的安全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安全的活力因素与物质根基必将枯竭。人类若满足于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之中，那么原本营造的安全环境与积累的安全公共品将极易被打破、被消耗，以致安全的发展滑向危机的边缘。如果只关注发展而忽视安全，极有可能使得物的发展代替人的发展，迫使人沦为金钱和物欲的奴仆，进而致使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愿景沦为空谈。摆脱各种安全问题的侵扰，必然要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渐次消除发展道路上出现的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安全问题，以发展保障安全，以安全促进发展。只有妥善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人类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然王国”的飞跃，达成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宏伟目标。

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内含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逻辑。从具体国情和客观现实出发，分析和研判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客观环境，并根据变化的客观现实不断调整具体的指导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形势、历史方位和现实任务作出了三个重大判断。这三个重大判断进一步凸显了发展与安全之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现实意义。

一是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已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也意味着和平和发展的问题在现时代并没有得以解决。伴随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主导建立的“大西洋秩序”逐渐瓦解，其全球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衰减。近年来，美国在经济上的疲软和全球战略的相对“收缩”加剧了其自身全球霸权的衰落，由此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相对进入了短暂动荡周期，全球政治格局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国关系将进入全方位角力的新阶段，区域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和不可预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汹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沉渣泛起，国际安全风险和变数激增。

二是对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判断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时代方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纵深拓展，在时代跃迁的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隐藏在社会、民生、公共安全等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逐渐浮现，传统安全问题与新的安全问题扭结，发展与安全成为亟须解决的一对矛盾关系。

三是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内在包含对于个体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现实需求，安全是人们享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先决条件，也是确保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安全等价值的现实需求，则必须依靠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表明中国人民在处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上，在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上依然任重而道远。

兼顾发展和安全，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中站稳脚跟，不断消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必然需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进而通往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社会现实，习近平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认准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4]“办好自己的事”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机遇与危机并存，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更加紧密地扭结在一起。影响发展的安全因素愈加复杂，带来不安全环境的发展要素也越来越多，发展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安全问题，这也决定了不能以孤立的视野将“发展”与“安全”问题割裂开来。能否变危机为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破解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关键在于能不能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如果片面强调发展或者安全，容易在发展与安全之间顾此失彼，迷失于“变局”的风暴漩涡。只有兼顾发展与安全，以高质量的发展满足人们对更高层次生活的需求，在发展中消除各种不安全的要素，以安全维护发展的成果、推动发展的进程，才能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更上新的发展台阶。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关乎人民现实利益，关系执政党兴衰存亡、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国能否在世界秩序的新一轮重构中把握主动权，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能否顺利达成的关键事项。在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平稳前进，达致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格、战略定力和执政智慧。

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新时代是夺取新“四个全面”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战略机遇期。抓住和用好关键战略机遇期，乘势而上实现宏伟目标，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以习近平关于发展与安全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经济建设和更高水平中国建设等战略部署为着力点，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更要将对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认识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语境中予以展开，接受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坚持以发展保障安全、以安全保障发展，在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首先，坚持新的发展理念，营造新的发展格局，为维护安全奠定基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5](P21)发展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第一要义依然是发展，抓住了发展就解决了问题的关键。[6]发展是维护安全的重要保障。发展在释放出不安全因素的同时，能够生产出更多有利于安全的因子，且消除安全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发展。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发展来解决，只有不断地发展，才能保障持久的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提升发展质量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引。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经济发展也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适应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需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达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提供必要保障。践行新发展理念，要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断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将改革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着力于以创新驱动发展，大力营造尊重、保护、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加快创新成果的应用和共享；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注重发挥国营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和民营经济的重要主体力量，在发展的均衡性上下功夫，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引领社会主义建设在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其次，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为推动发展创造条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核心观念和指导方针，其整体上引领国家安全的发展方向，决定国家安全的行为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展总结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至新的高度和境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集中反映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辩证思维和整体性战略思维，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在新时代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大好前景，要保持头脑清醒、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要全面评估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和风险的复杂性，注意抢占先机、补齐短板；要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把维护人民安全作为开展国家安全实践的宗旨，坚持维护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努力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安全发展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紧抓安全重点领域，着力维护好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以维护重点领域的安全带动和巩固其他领域的安全；要紧跟形势发展，着眼于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积累叠加的社会现实，依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社会风险预警和管理机制，着力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工作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构建统筹多层次、多类型、多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框架；要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与安全治理体系相互支撑、相互强化，以完善安全制度体系作为建设安全治理体系的基础，以发展安全治理体系作为完善安全制度体系的动力，协调好安全制度体系与安全治理体系的“本”与“用”之间的关系。坚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家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和各层面治理，创建和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系统格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更加稳固安定的内外环境、形成更加坚强的国家安全屏障。

最后，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世界整体的发展与安全，为世界安全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将世界推入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宏伟目标，要深切意识到当前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现代性发展图景，中国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同世界的整体发展与安全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纷至沓来的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等全球问题和挑战的时代背景下，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奋进腾飞，就不能将目光囿于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与安全稳定的“一隅”，而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思维，站在人类命运“一盘棋”的高度，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大格局，培育推进发展与维护安全的内外环境。以“中国奇迹”的持续辉煌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7]来增进世界整体和平与安全，依托安定繁荣的世界大格局反哺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安全，在“自利”与“利他”的高度统一中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传递出中国人民对于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以及如何在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发展的智识精神。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与安全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造就的危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强权主导下的全球化刻意营造“中心—边缘”的利益分配格局，奉行“你输我赢”的零和发展模式等带来了南北发展差异、区域冲突、民族纷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等诸多现实问题，成为世界通往和平与发展的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人类社会休戚与共、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高瞻视域，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为支点，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倾斜发展资源，打通东西方之间和南北之间的经济桥梁，实现生产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拓展新兴市场、做大利益蛋糕，以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实现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在国际关系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在国际公共事务中呼唤参与国之间的主权平等，强调通过对话沟通和平解决纷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在全球治理领域，主张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必要的变革，倡导在全球公共性事务上的共商共议，凝聚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应对和化解全球公共问题，进一步强化国际性公约的约束力，督促各国按照实际能力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全球秩序构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利于跳出西方国家鼓吹的“修昔底德陷阱”，摒弃传统大国扩张、称霸的道路，重构稳定、和谐的地区关系和秩序，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主动融入并积极化解全球历史进程中的风险，协调统筹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将有力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共同发展和进步，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增添亮色。

从长时态视角和宏观视域来看，“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矛盾贯穿于人类文明进程之中，遍布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统筹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从属于中国的“个性问题”，也是困扰全世界的“共性问题”。如何厘清和把握两者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生命表达与价值实现，更关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在渴望持续进步与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下，在充满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中，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借助于实践将发展与安全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取得了辉煌灿烂的现实成果。马克思主义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认识，中国人民探索发展与安全关系凝练的宝贵经验，必将为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推进人类社会整体安全和持续进步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 钟飞腾.发展型安全：中国的一项大战略[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6）.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N].人民日报，2018-11-08（1）.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 刘同舫.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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