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百年历程

【作者简介】金民卿，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生平与思想、中国近现代史等。

[摘  要]  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自主创造性结合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进程中创立并不断完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创立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中创立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和理论开放性。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历史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的获得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接续奋斗中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互动中不断形成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不断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这就是要完成“站起来”的重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就是要找到科学的指导思想，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先进的政治组织，把人民群众团结凝聚起来，打破一盘散沙的局面，形成强大的历史发展合力，正确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和世界发展态势，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特征，确立正确的发展道路，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沿着历史正确的方向前进，最后取得彻底胜利。

1．在挫折和失败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在一定程度上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艰辛曲折的“问道”和“寻路”的历史，一代一代的有识之士上下求索救亡图存的“大道”，探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路”。但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一次次求索都没有成功，都没有找到科学思想和正确道路。中国人民继续在黑暗中摸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P1471)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最先进的中国人从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人类进步的曙光，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国人找到了实现“站起来”目标的“大本大源”，开始极速“转道”，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先进的中国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并在新政权、新制度的保障下朝着共产主义理想奋力前进，就是首先实现“站起来”，而后朝着更远大的目标前进。党的一大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要采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党的二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列宁的殖民地革命思想，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完成民主革命，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如何探索和开辟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方面历经坎坷。大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国际的某些不正确指导、党自身理论准备不足以及主要领导人的重大失误，中国共产党未能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主要矛盾及各阶级的特点和态度，没有正确认识和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出现了严重错误，大革命最后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探索革命新路的任务：“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2](P290)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艰难“寻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中初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同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1-112)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涵。但是，这些重要观点并未成为全党共识，更没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相反，党的主要领导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严重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高度神圣化，导致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时间，毛泽东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限制和打击，党和革命事业遭遇严重挫折。

正是在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觉醒，这就是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并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和内容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4](P658-659)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具体的、活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放弃并坚决反对抽象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理论自觉。

2．在艰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创立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行长期艰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并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创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著，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土地革命初期，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创建了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期间，毛泽东创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论著，科学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作用，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农村与战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初步形成。在教条式和实事求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激烈交锋中，尽管毛泽东及其理论成果遭到压制和打击，但也在实践中得到初步验证并逐渐被人们接受。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问题，从而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思想史意义。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指导革命实践的同时，撰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思想日益走向成熟。他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哲学著作，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等哲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创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深度揭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性质，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规定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系统阐明了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创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著作，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形成了丰富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创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著作，形成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丰富思想。创作了《反对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著作，成功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少而战斗力强，而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3．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在艰苦的斗争实践和深入的理论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理论提升，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5](P333)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系统论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精髓，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5](P335)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5](P332)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教训作出的重要决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卓越的理论创新能力和高度的理论自主自觉。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快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尊严，人们获得解放，成功实现了“站起来”的奋斗目标。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朝着“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奋斗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起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伴随着新型政权建设、国家治理实践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全面深入展开，一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必须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开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新的创造性结合，在制度、道路、思想的艰辛开拓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制度保证、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经验教训。

1．阐述过渡时期的基本内涵、总路线、总任务，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领导中国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理论、历史发展趋势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过渡时期理论等，创立了中国化的过渡时期理论。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毛泽东经过一个时期的思考、交流和调查研究，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的内涵、总路线和总任务做了清晰完整的阐述。此后，经过半年的讨论、宣传和完善，过渡时期理论得到全党全社会的认同。12月，毛泽东在审改《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宣传提纲时对过渡时期问题做了准确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P316)

这个理论创造性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用到中国的过渡时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化”和“三改”的良性互动，“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7](P701)毛泽东曾把“一化三改”的关系概括为“一体两翼”的关系，代表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根本任务和目的，在过渡转变中处于基础和主体地位，代表生产关系变化的“三化”就是要为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

2．科学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的特殊性，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快速展开，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讲道：“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8](P218-219)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紧抓住农业合作化这个枢纽，形成了不同于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引导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逐渐习惯集体生产方式，比较自然顺利地接受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对私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也是采取合作化形式实现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等政策，创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和平革命”道路，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对于这种有自己鲜明特点的、和平方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方法，毛泽东讲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9](P1-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不仅成功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创新意义：“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6](P409)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和平赎买方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在中国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突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开辟了新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6](P502)

3．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进程中，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9](P114)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8](P202)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联为戒鉴，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1956年4月，他基于我国建设实践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弊端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0](P9-10)经过几年的曲折探索后，他在1962年年初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结合起来”。[11](P302)

在“第二次结合”的艰辛探索中，毛泽东创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十年总结》《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论著，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他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哲学根据和方法论基础；作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准确判断，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根据；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雏形；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源头；制定并大力推动实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重大原则，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思想前提；阐述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探索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这些理论成果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做了理论准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客观情况的影响，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由于主观认识方面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遭遇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些挫折，正确的理论没有得到贯彻，一些错误的思想又影响了探索实践，“富起来”的追求并没有得到很好实现，但探索的历程必须继续。

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创立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需要人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作出抉择。经过短时间的矛盾和彷徨，中国共产党人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理论创新的思想氛围；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初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理论创新的发展主题；克服了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批判了错误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廓清了误导方向的思想迷雾，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了理论创新的政治准则；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避免了神化领袖或割断历史的错误，保证了理论创新的过程连续性、发展继承性和体系开放性。经过这些努力，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快速拉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新的创造性结合的历史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开展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实践，在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中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主题，创立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开篇之作

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第一次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揭示了新理论的核心主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并概括了12个重要观点，描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1989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12](P10)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了13条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使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9个方面概括了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阐述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重大意义。199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公开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系统论述它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牢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对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五大作出高度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3](P8)报告根据当时的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3](P12)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个重要篇章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期间首次提出“三个代表”。2月25日，他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讲话，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提出。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4](P2)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14](P272-28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2012年，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地位做了高度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4](P536)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2006年8月，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15](P487-502)

3．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重要篇章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

2003年4月在广东考察时，胡锦涛提出和强调要“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包含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雏形。2003年8月底在江西考察时，他把科学发展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首次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概念，“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6] 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的地位和内涵做了阐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15](P166)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理论内涵、根本要求等做了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5](P622)

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主题，深入探索和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核心问题，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内容在内的完整理论体系：科学发展的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动力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主要内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政治保障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外部条件是构建和谐世界。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执政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明前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实施新发展理念，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奋进。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及其重大时代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7](P9)新时代既是对重大历史成就的继承，也是对长期积累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之否定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崭新阶段。

新时代不仅标证了辉煌成就，同时提出了新的矛盾挑战和任务要求。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7](P9)这个重大变化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更好适应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要求，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任务和要求，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当代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等重大时代问题。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应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重大时代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中国，同时也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强大活力，以雄辩的事实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失败而且正以蓬勃生机昭示着人类发展的方向。中国的成功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智慧启迪；同时也给那些力图摆脱资本主义控制、渴望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7](P8-9)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并不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和平发展的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充满复杂矛盾的世界，这是由当今时代的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习近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8](P66)这就是说，当今时代在本质上依然处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 [19](P32)列宁所说的“大的历史时代”，[20](P91)也就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两个必然”依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总趋势。对此，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21]在这个时代本质下，当今世界正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22](P14)资本主义虽然仍保持着一定生命力，但国家内部问题重重，国家之间矛盾日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还面临重大挑战，但在“西高东低”“资强社弱”的总态势下，“社兴资衰”“东升西降”新势头已经展现并快速发展。由此，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面对百年变局，负责任的政治家、思想家必须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等重大时代问题，引领世界走向光明的而不是黑暗的前景。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3](P289-29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当代中国向何处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何处去”“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等具有本质性意义的重大时代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聚焦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在一定程度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这些重大时代问题的深层次揭示和本质性回答，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24](P9)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牢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既放眼人类大历史和全球大视野，又牢牢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党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重大基本问题，并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活的灵魂，又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要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性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解答，也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度把握，既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合理性，也具有深邃的哲学探索性和巨大的理论创造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指针和行动指南，是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和重大指导意义。它既看到了当今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态势，更抓住了当今时代的本质内涵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既符合人类共同愿望、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观点和行动方案。它既牢牢立足中国实际又放眼全球视野，既坚定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又为世界人民谋发展，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概言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自主创造性结合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这个过程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内在统一，社会实践运动和思想理论发展的良性互动，随着社会革命的重大飞跃而形成了重大理论飞跃，产生了一系列标志性的重大理论成果，而这些重大理论在指导社会实践发展的同时又不断上升到新的境界，从而构成了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历史连续性和理论开放性。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形成新的重大理论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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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红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