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丨从瓦砾废墟中寻找有趣的灰姑娘——批评阐释与文献、文学史构成方式摭拾
文学批评可分为两种时态，既可以是及时性的，也可以是后发性的。前者属于时评，需要批评者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后者则需要批评者站在一个更高的文学史角度，将作品文本文献和批评文本文献加以重新整理和鉴别后，朝着一个经典性的方向进行评点，使其在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的长河中具有长时段的权威性。毋庸置疑，我们两千五百多年来所做的文学批评史工作，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古典阐释学”的理路进行的。
然而它却产生了一个不易觉察的批评与阐释的悖论——作为文献史料的运用，我们还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那就是将资料整理和研究（即“批评”）割裂开来，在近十几年来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申报中，我们习见的后缀词就是“整理与研究”。而能够将这两张皮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且让其释放出批评的独见和发掘出文学史潜在价值才能使文本呈现出整体意义，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说：“批评的辩证轴心，其一极是全面地接受文学资料，另一极是全面地接受那些资料的潜在价值。”毫无疑问，前一极是十分容易做到的，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古典阐释学”中，早已深入人心，已然是植入所有学者心灵中的“集体无意识”，无须赘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后面的“另一极”上，谁能从资料堆里发掘出具有文学史经典的“潜在价值”，谁就占领了批评和阐释的制高点，谁就成为批评的胜利者。反之，你就是一个平庸蹩脚的图书资料的整理者和梳理者，没有思想的植入，你所收集的资料再全面，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为他人提供发现文本“潜在价值”的“原料供货商”而已。这一点在近读姚文放先生运用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来阈定“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深化”范畴一文（《文艺研究》2020年第10期）中也被提及，其中论及其理论对“古典阐释学”的超越，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将“症候解读”理论引入批评。以我的理解，“症候解读”就是姚文所提到的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的核心元素：“沉默和缺席问题”以及文本史料阐释过程中的“无言、空白、缺失、遗漏”。所有这些，皆是构成文学批评生产过程中深度批评与阐释的重要环节，用马舍雷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能使沉默说话吗？没有说出的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被隐藏的可不可以召唤出场？沉默是表达的源头，我是真正地在说我没有说出的东西吗？”这一连串的诘问都是指向文本缺失深度批评和阐释的弊病。窃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则是文本中大量的未经充分阐释的“潜在价值”，这种“潜在价值”的召唤是批评家对待“沉默和缺席”的过往批评和评论，包括被以往的文学史所认定的误判和错判的文本批评与阐释的纠正。批评家要让被淹没的潜在文本内涵浮出批评的地表，“使沉默说话”是指让有识见和见识的批评进入一种新的艺术发现的阐释状态之中，说出与历史上定评的批评与阐释结论不同的话语结论来，历史“没有说出的是什么”应该是批评家最重要的阐释动机和源泉，而“它的意思”却是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没有被以往的批评家认识到并说出来的意思；二是没有被作家自身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那个隐藏着的潜在内容。无论是哪种“没有说出来的”潜在内容，一俟被批评家在二次阅读中所发现，那就是对“潜在价值”文本阐释的一种新的学术贡献和批评与阐释的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以为作为一个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还在于他能否具备对文学作品保有的一种“艺术趣味”——能够从作品形而下的欲望化描写形象中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理性判断上去。前者是基础，需要批评家具有一双“内在的眼睛”，用“艺术趣味”去体验有血有肉的作品肌理，只有真切地感受到了作品形象的脉动，你才能进入对形象学理化和学术化的规整；而后者的理性判断，并不是往你所见到的将艺术作品贴上某种理论和方法的标签，它的一切判断都不应该脱离你对文本作品形而下的感受和经验性的判断。即便是援引先贤的批评与阐释理论，也是那种水到渠成、不着痕迹、润物细无声的流入，这才是批评的“活水”之源头。
一个好的批评家的批评理解能力、阐释能力与其所具有的“艺术趣味”并不是相悖的，无疑，有很多这样的批评文献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同属于文学艺术的哲思范畴，所以诺思罗普·弗莱才会说出这样精辟的话语：“任何一种想要确定它或证明他的欲望所支配的批评，只不过是艺术趣味变迁史中的一个旁证。在过去的文化中无疑有很多这样的文献，它们对现在常常只有微不足道的价值。但是，即使以全部批评经验为基础，值得重新加以发掘的艺术之间的区别，还是不能从理论上阐释清楚。诗人中有不少灰姑娘，有不少是从一栋时髦的楼房中被摈弃的石头，但它们却已经成为邻墙角的顶端。”如何理解这一段的深刻含义呢？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认识。
首先，文学批评家并不是简单地对作品文本进行机械的分类整理和套路式的阐释，而是一种在有着强烈阐释欲望的冲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批评与阐释，欲望和冲动才是好的批评与阐释的真正驱动力，所以弗莱才将这种原始的冲动看成它进入文学史的一个标准，一个规范流程。一俟“艺术趣味”成为批评与阐释重要的元素和前提，就给批评家提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要求，这就是批评家和阐释者必须具备文学性的能力。无论你是批评、阐释还是鉴赏，都不能离开对文本作品的文学性的叙述，也就是其论文的话语体系中要涵盖文学性的元素，改变那种沉湎于哲学话语和文化话语结构中的批评与阐释范式，才是我们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的当务之急。
其次，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我们恰恰陷入的就是哲学批判和文化批评的话语套路和模式之中，屏蔽了的恰恰就是文学性的批评元素，所以，“在过去的文化中无疑有很多这样的文献，它们对现在常常只有微不足道的价值。”换言之，在以往的文学史中，我们的批评与阐释生产出的大量文本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批评与阐释废品，这种不断叠加的文学批评与阐释文献，其生命力的“微不足道”就是它们除了没有新的史料的发现外，更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文学的趣味性，没有文学思想的洞见。其要害就是我们将它们纳入文学史序列之中，是对文学史极不负责的平庸行为。
最后，如何从批评与阐释的废墟中发现文学性的诗意文本，让其成为文学史的正典，才是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最重要的任务，用弗莱的标准就是：“诗人中有不少的灰姑娘，有不少是从一栋时髦的楼房中被摈弃的石头，但它们却已经成为邻墙角的顶端。”寻找“灰姑娘”，发现他们作品的特殊价值，才是一个有独特眼光的批评家；寻找“被摈弃的石头”，善于做“点石成金”的批评与阐释，才是批评家与阐释者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不要使其成为“邻墙角的顶端”。我理解的“邻墙角”的意思是相邻墙壁的交角，批评与阐释不能就是只看到墙角顶端的一线，而忽视了整个墙面中蕴含着的巨大内容。
其实，归根到底能够让诗人臣服的批评与阐释就是弗莱反复强调的——“真诚的批评家总是不断地在他们的趣味中发现盲点”。因为我们的批评史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盲点，无疑，这些盲点则变成了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史和批评史的规范，这才是文学批评与阐释最悲哀的事情。
毫无疑问，我们的批评与阐释方法面临着两难选择——陈旧呆板的“古典释义法”和鲜活有趣的“理性与感性交织的阐释法”的取舍，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大部分“学院派”的批评与阐释论域里，要打破那种陈规旧习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在体制历史循环中形成的话语系统，已经让文本的批评与阐释固化，一俟话语的单一性成为制度的规范，甚至是一种潜规则，这些都是与批评阐释者的切身利益密不可分的，因为其文章的学术“影响因子”就决定了一个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这种书写的“集体无意识”已然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话语规范和行为模式，以致成为各个学术杂志的书写模板，由此带来的是学术话语的僵化和固化，这已经是一个难以改变的现实，就连原先作协系统和民间系统的批评者，也都基本归顺了这样的批评与阐释的方法和模式，因为只有适应这样的方法才能获得发表的权利和较广泛的影响。当然，那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批评阐释法”是可以在文学类的报纸上发表，但是，尽管能够赢得普遍的社会反响，却在占据着批评队伍百分之九十几的高校当中是不算“工分”的。好在这种现象已经被学界所重视，据我观察，全国只有一块小小的“自留地”能够发表这样文体的文章，那就是在一些批评杂志上开设的“批评随笔”专栏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高头讲章式的鲜活批评，让人看到了这种文体复活的一线希望。
批评与阐释走进了21世纪，其悖论就在于哲学和文化的理论批评方法与“直接经验”和“感性”批评方法之间的背离分裂。如何解决这样一种逐渐“一元化”的批评与阐释状态，应该是批评界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我不完全同意M.A.R.哈比布在他那部巨厚的《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里的结论：“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有大量主张，认为理论已经死亡，我们栖居在一种‘后理论的’环境之中。但是，如我们所见，文学理论并非出现于20世纪；它至少已经有两千五百年那么古老，它不可能简单地与偶然出现在我们近来历史中的一批理论站在一起。此外，认为理论已经死亡的主张设想，实践——文学批评的实践——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在没有某种对其基本原理系统反思的情况下，可以按某种方式进行下去。这样一种实践，即使有可能，也将是一项完全贫乏的和肤浅的事业。它将伴随着在知识上退化到某些文学批评的态度上，即拒绝阐明它们本身，坚持第一级的直接印象，坚持在哲学上不足为信的‘直接经验’等概念，以及‘感性’等模糊概念。”（《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美]M.A.R.哈比布著，阎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我们不能否认理论在批评与阐释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哲学内涵的批评是没有思想的文学批评，也是没有学术和学理基础的文学阐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典理论阐释方法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批评，这应该是常识。但是，倘使面对人类科技和思想日新月异、纷繁变幻的新世纪，我们的批评仍然停留在古典理论的批评与阐释方法之中不能自拔，你就不能阻止别人惊呼“理论已死”了，当然，“后理论”如果也是沉溺在哲学文化的“理性思维”的圈子里打转，亦仍旧不能给文学批评带来活气。新鲜出炉的21世纪“新批评”应该是站在“古典阐释学”的肩膀上，突破纯理论的理性思维的包围，将理性与感性思维融合在“新批评”的方法框架之中，让僵死的“学院派”的“古典阐释学”与鲜活有趣的“感性”批评话语媾和，产生出一个杂交的宁馨儿，最终让新世纪有活力的“新批评”方法走进“学院派”批评与阐释的殿堂，使其焕发出青春的力量。这样才不会“伴随着在知识上退化到某些文学批评”上来，而让“第一级的直接印象，坚持在哲学上不足为信的‘直接经验’等概念，以及‘感性’等模糊概念”经过理性的洗礼，成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批评与阐释的嫁接后的新方法。
亦如哈比布自己也意识到的“构成文学批评几乎所有这些探究之基础的是一种关注——理论上的和实践的，即对语言的关注，对写作过程的关注，对阅读和阐释过程的关注。在这种意义上，涉及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各种活动与问题，构成了各种探究的基础”。我在这里要补充修订的只有两个字的词，即“文学”二字。如果在“语言”“写作”“阅读”和“阐释”前冠上“文学”二字，一切文学批评与阐释就更加完美了。
我们的“新批评”是否可以在实践性的文学批评和阐释中获得批评理论话语的认可，从而进入“学院派”批评体制话语之中，获得学理性和法理性的认可是首要问题。倘若如此，我们的批评与阐释的前景才有广阔的道路。
刊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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