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荣丨论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在当代美学理论建构和审美批评实践中依然有着重要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本身迄今还包含着有活力的元素，另一方面它对于现代学者也具有积极的可探索与阐释的空间，以推动它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我们不仅要在当代中西交流和中西融通的学术背景下继承和发扬传统意象思想的精髓，而且还要对20世纪以来中西交流语境中的意象思想予以继承和扬弃。20世纪以来，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叶朗、汪裕雄等人一直谋求从现代视野去阐释意象，都为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走向现代，在当代实现其价值，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在当代有无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潜在价值

从《易传》到清代，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始终都是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封闭僵化的。《易传》的“立象以尽意”1，既包括审美的象与意，也包括非审美的象与意，但并未凝聚成“意象”这一专有名词。《论衡》所谓“礼贵意象”中的“意象”也不是专指审美意象，而是指示意图像。魏晋时期佛教的盛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尚象传统的发展，包括象喻手法的运用等。佛学强调所谓“无象”或“无相”，推动了无中生有和有无相生等传统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从《文心雕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开始，意象概念就逐步专指审美意义上的意象了，即从以认识论意义为主的意象，进入到审美意义上的意象。中国古代诗论、画论和书论等文献中所使用的意象，都是指审美意象，其中所指称的审美对象，体现着审美的趣味和价值，并且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它抱有成见，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到了当代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意象概念的界定和运用，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动态过程。包括兴象乃至评价其内在层次境界的意境等概念的出现，就是意象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明证，说明意象概念生生不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审美意象一本万殊，“本”就是指它作为审美活动的成果，在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中一以贯之；“万殊”则指古往今来纷繁复杂的感性形态，这些感性形态万变不离其宗。审美实践有其延续性，审美趣味也有其延续性，意象当然也有其延续性，而那些作为审美对象的感性形态至今依然有着审美价值，意象对它们的阐释能力依然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即使时代在变，物象在变，语境在变，但是人们的情感机制和审美活动却始终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意象作为审美活动的成果，有其变的一面和不变的一面。意象中所包含的物象、事象与主体的情意有古今相通的一面，尽管具体客观的物象和事象在变化，具体的时代和语境也在不断演变，但是意象对审美现象的阐释能力依然存在，具有普遍的阐释力。意象概念在当下依然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我们需要对意象进行阐释和现代解读，让它焕发出新的活力。自古以来的意象含义虽然有不断发展的一面，但不可割裂，应当延续下去。我们应当激活古代意象的内在生命力。我们以当下的知识结构，在当代语境下对中国古代意象概念加以阐释，这本身就是在彰显意象的当代价值。

意象在现代语境中具有表达审美价值的潜能，应当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中国古代的审美现象和现代的审美现象，与西方的审美现象肯定存在着相同或相通的地方，古今中西用来概括相关审美现象的许多概念，也是有着广泛的适应性的。因此，我们可以判定，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对于西方的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的阐释，对于中国当代审美现象的阐释，有可能具有有效性，如同许多西方古代的美学概念能够一直沿用至今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可能的有效性，古代意象的概念不可能延续上千年，迄今仍然被我们所讨论。当然，其含义也可能与时俱进，包括在阐释和误读中丰富甚至变异。因此，意象概念需要进行现代转型，而不能停留在古代语境中。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审美对象不仅仅是物质实体，也不仅仅是物形，而是关乎感受的象。春花秋月、高山流水是象，海市蜃楼、水中月、镜中花也都是象，它们通过主体饱蘸情意的能动感悟，借助于想象力创构成意象，并且借助于文学艺术的媒介物化为文艺作品。这种传达在作品中作为心象的意象，不仅存在于迄今尚具有审美价值的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而且存在于现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更是当下主体通过欣赏体现在审美活动中再创造的成果。我们所面对的审美对象不仅包括各种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物象和景象，还包括静态不变的艺术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现代的艺术作品，传递着现代的文化气息。从中国现代的文学与艺术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常常承袭着许多中国传统的艺术元素，并且与意象思想的发展往往也是息息相关的。而西方的现代艺术，其重表现等方面的特征，与中国古代的诗情画意等特征，也有着相通之处，和意象思想所表述的审美现象也有着相通之处。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从尚象传统中逐步成熟和独立，其间受到了外来文化刺激的影响，也在古代长期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变迁和发展。但尽管如此，审美活动中所创构的意象则在纷繁复杂、精彩纷呈中体现出一以贯之的道。这就是所谓的“一本万殊”。其中既包含着人类审美活动中的共同特质，也包含着西方美学理论中尚未概括到的审美规律。中国现代审美理论本身就包含着对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传承，中国古代意象思想也与西方审美理论有相通之处，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意象思想进行深入发掘和现代阐释，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它必将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创新发展所依据的重要基石。如同过去两千多年中一直在丰富发展一样，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思想迄今依然可以与时俱进，依然有着当代价值，并且在今后对审美规律的阐释中，对于未来文学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中国古代意象概念的当代阐释

我们知道，真正的学术发展，都不是空中楼阁式的发展，而是站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发展，意象概念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不仅有一个在当代使用的问题，还有一个当代阐释的问题。在当代语境中，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需要通过当代阐释，以适应当代美学话语语境。这是当代美学学科建设的需要。近百余年来意象思想的探讨，和当代语境中由于翻译“image”等外来词汇，使得当代意象概念在使用上出现了复杂、含混的局面。这是美学界已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我们必须予以正视。但无论如何，中国古代审美意象丰富的内涵，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从而在当下语境中将传统精粹发扬光大。

中西美学中有许多概念从古代一直用到今天，什么样的概念是有生命力的?这些概念为什么能沿用到今天?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在当代能不能被普遍使用呢?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当下中国学术界对“意象”概念的使用，有着不同的内涵。其中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古代的意象含义，二是西方的“image”(或“imagery”)等单词的含义，三是20世纪以来西学引入后中西文化融汇的成果，包含在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探索和实际运用中的含义。在通常情况下，国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美学和哲学的学者，大都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的含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和美学理论的学者，其所使用的意象大都是“image”(或“imagery”)的含义，其中有一部分当代学者用的含义实际上是朱光潜等先生中西融通的意象含义，如朱光潜在《诗论》中明确指出：“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还有学者使用以上三者兼而有之的含义。这三者的含义显然是不同的。如何弘扬古代意象思想的精髓，在中西融通的学术背景中继承中国古代的意象传统，对20世纪以来的意象问题的思想予以继承和扬弃，是当下的一项重要任务。关键的问题是，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美学研究成果中，对于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总体上还缺乏具体而深刻的研究。只有充分认识到其中的价值，才能谈得上充分认识其当代价值，充分运用它的当代价值，仅仅得知其皮毛，或者只有误读，就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这是对传统美学资源的暴殄天物。

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是不是必然地可以在当代使用呢?这不能仅仅从逻辑上加以推论，而应该从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和学术事实中加以考察。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实讲，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中所使用的“意象”概念，主要并不是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而主要是用中国古已有之的现成的“意象”一词来翻译西方流行的“image”(或“imagery”)一词(当然，也有把“image”翻译成“形象”的)，这个含义在中国现代学术界非常流行。朱光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朱光潜曾经用中国的文学艺术实例阐发西方的概念，他在《诗论》中曾经提到“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他这里的“意象”概念显然用的就是西方的“image”(或“imagery”)的含义，因为中国古代的“意象”含义中，是包含着“情趣”的。中国现代早期，曾经有人把意象与物象、形象和表象等概念混同，显得不够严密，不够准确。但是后来，学术界更多地趋向于用“意象”这个词翻译“image”(或“imagery”)。

但是我们要肯定，在“意象”概念的含义上，中西是有异有同的。前辈们既然翻译“image”(或“imagery”)的时候利用了“意象”这个词，说明中国的“意象”与西方的“image”(或“imagery”)这两者在含义上有类似和相通之处。中西意象在想象和象征等方面都是相通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以意象翻译“image”(或“imagery”)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学术界在对“意象”的格义和领悟上出现一些含混之处。也就是说，学界有些学者只看到了“image”(或“imagery”)一词在含义上与“意象”一词相通，继而会把“意象”一词与“image”(或“imagery”)一词混为一谈、等同使用，出现以西释中的不恰当阐释。显然，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意象”概念与西方的“image”(或“imagery”)概念被混用了。这就造成了学术界有的时候会把“意象”这个词的不同含义混为一谈，或者是拿中文“意象”的含义来理解西方的“image”(或“imagery”)，虽然每个人提到的都是“意象”这个词，但是每个人心目中意象的含义有一定的差异。于是不少人以自己心目中的“意象”含义来看待其他学者的“意象”含义，就会出现鸡同鸭讲、争讼不已的情形。这种混用，从语用的层面上属于正常现象。在现代文学艺术批评中，意象常常既指物象，也指通过事象表达人物形象，这就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了。当然现代诗歌创作中也有含蓄隽永、意味深长的中国古代审美意义上的意象。“意象”这个概念在经过了与西方“image”(或“imagery”)的对译和现代的混用之后，被变异和扩容了。这种变异和扩容，有探索，有尝试，有优点和不足。因此，到了当代，汉语中的“意象”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了。这个过程也是意象这个词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与西方美学的概念相比，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和其他概念一样，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含混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含混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意象概念严谨的程度不够，但是也给意象的当代阐释带来了一定的空间。包括当代对意象和形象概念的混用，也存在着含混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批评中，曾经包含着“形象”的概念，如叶燮《原诗》中就多次提到“形象”。形象与意象本来是一家眷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象”一词因为用以翻译俄苏相关文论概念，曾经颇为流行，但与中国古代的“形象”含义明显不同，而与中国古代的“意象”含义并不矛盾。当然，其中的形象观显然不适合描述文学艺术中的意象特征，更不能适宜理解审美活动中的意象。而中国古代非学术语言的“形”和“相”等，如陆机所谓“穷形尽相”等，常常都用来指“物象”和“意象”。这些形象概念在当代经常与意象混用，从严格的美学意义上讲，必须加以区分，这也有利于中西的比较与融通。

中国现当代对“意象”概念中西混用的情形，固然在探索和尝试中有利于“意象”概念的含义及其相关思想的拓展，但在严谨的学理探讨中，应当把“意象”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看待。特别是在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我们依然有必要对“意象”概念进行规范和约束。这种规范和约束同样也是学术探讨和尝试，可以从多个方向和不同侧重点进行。在这规范和约束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只知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的皮毛，而应当让中国古代“意象”概念的基本含义丰富、完整地保存在当代的运用中。我们尤其需要探索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内涵是否可以适用于当代，它的当代价值何在?我们在对中国古代意象概念的使用过程中，是否可以融入西方相关的含义?是否可以满足当代审美现象和文学艺术现象指称和表达的要求?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可见，“意象”概念虽然源自中国古代，但它却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熏陶下，在西方文化和理论形态不断涌入的过程中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足以证明，“意象”概念对中西方共同审美特征的概括具有适用性，并在审美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也就具备了被西方学者所接受的可能性。中国现代美学对意象的探索，既包含着当代审美实践和文学艺术实践中的成果总结，也包含着从西方引进的“image”(或“imagery”)等含义的接受，当然也包括对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继承，这些探索虽然显得驳杂，但是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且其中也包含着诸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

三、中国古代意象思想当代价值的进一步发掘

中国古代意象概念的界定和运用，一直是不断丰富发展的。我们要提升意象在当代的阐释能力。意象的当代价值，取决于我们的阐释能力和阐释方法，这就涉及我们如何揭示其当代价值和普遍意义。我们要把传统的意象思想知识化，要让意象思想超越原有的语境，在当代获得生命力。

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现代性价值，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中西融通的过程中实现。在意象思想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揭示中国古代意象自身的独特价值，把其中有价值、有活力的思想元素在当代语境中发扬光大，深化其中的中西普遍性特点，为最终建构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理论体系做出贡献。我们揭示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当代价值，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接着说，在当代语境下将古代意象思想向前推进。我们对意象应当基于本义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阐释，返本开新是我们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我们不可能在学习西方皮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对于西方美学方法和思想的影响与接受，我们一方面不能排斥西方思想的融入，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中西美学之间毕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例如中国古代“意象”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超越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这一点与现代西方的现象学思想也是相通的。同时，中西美学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产物，中国古代的意象与“image”(或“imagery”)两者的差异可以互补，也需要磨合。

20世纪初期，英美意象派诗歌学习和借鉴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实践，不仅在现代视野，而且在异域，探索其全球普遍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应地，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鉴赏实践基础上形成并且指导诗歌创作和鉴赏实践的中国古代意象理论，也同样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表现主义诗歌和绘画方面，有着更多的类似于中国艺术中的元素。而中国现代的文学艺术，不可避免地有着西方影响的烙印，但是依然有着中国传统的审美基因。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中西会通的痕迹。意象的概念涵盖了当今审美活动和艺术作品及其艺术活动中的基本元素，包括客观的物象与事象，也包括主观的情意与想象，其中也包括象征等特点。

由于中国现代以来的美学学术范式借鉴了西方的学术方式，在此背景下，意象概念能否在当代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它能否与当代美学话语体系兼容，甚至不仅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兼容，同时能与世界美学话语体系兼容。一些当代美学著作试图引入意象等中国古代美学概念，做了积极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一定是多元的，如变异和扩容等，而不应是试图改变意象概念本身固有的含义。

关于“意象”概念在当代如何理解的问题，其实我们用现代的审美体验和生命思考的方式来阐述“意象”，本身就肯定了意象的当代审美特质及其当代价值。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不仅要积极适应当代语境，并且在现实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要具有针对性。例如，现代艺术中是否包含着意象?意象是否可以解释西方现代艺术?意象能否作为一个现代范畴，在当代语境下使用?当代意象理论要能够有针对性地回答这些问题，从而将意象理论契合于当代艺术体验和批评实践，通过当代艺术体验和批评实践加以证明。如挪威20世纪表现主义艺术大师爱德华·蒙克的作品《呐喊》，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象符号。同时我们要坚持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固有传统，以此作为发展的立足点。例如中国古代的意象批评本身往往以诗性的方法，而主要不是以逻辑的方法进行探讨，这种方法同样是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价值，不仅作为遗产而存在，而且可以作为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资源。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其中包括意象思想，是我们当下建构理论的资源，而不仅仅被视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宝贵财富。而且与西方古希腊以来的美学思想资源一样，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也是世界美学界的宝贵财富。在古代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意象具有遗产价值，其当代价值以遗产价值为基础。意象思想的当代发展，需要我们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做出积极的回应。

因此，我们要尊重中国古代意象概念作为遗产的特点，但是我们当代学者不能只停留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古代含义的阶段，把它作为遗产和博物馆的陈列品。在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中，我们还要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学资源观，反对对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歧视。我们不能以国别和文明形态歧视中国古代意象思想资源本身的价值。中西融通是今后中国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西融通的方式，我们在过去一百余年已经做了种种的尝试。我们通过中西融通的方法，尤其要重视揭示意象本身的独特价值，把其中有价值、有活力的思想元素在当代发扬光大，深化其中中西普遍性的特点，并且揭示中国古代意象思想的独特性，最终为建构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审美意象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个案，要有中国视角、世界眼光，应当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出发，站在多元一体世界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高度，在当代语境中加以深度阐发，让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成为国际美学界的共享资源。

总而言之，意象在整个审美活动中始终具有普遍的解释力，贯穿古今，在现代艺术中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优秀艺术作品，是古人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活化石，如诗词、戏曲、小说等都有其不灭的价值。文学艺术历经上千年的演变，至今依然存在，包括绘画和音乐等各类艺术，说明古今中外的艺术有相同和相通的一面，有前后传承的一面。而从审美和艺术活动中所概括的意象思想也不例外。古代艺术作为意象的物化形态，它们在当代的价值即是意象的当代价值。同时，意象在现代艺术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甚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我们在当代将中国古代意象思想向前推进，正说明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有潜力，有活力，值得古为今用，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要立足传统意象资源，面对20世纪以来“意象”概念的运用实践，接受现代意象运用实践的成果，并汲取其经验教训，充分重视中国古代意象概念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建构资源的价值，同时也尊重其作为历史遗产的特点，从而建构一个继承传统、借鉴西方、面向当下的意象理论。

刊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