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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F 中国时尚商业简史 | “毛泽东时代”,时尚都去哪儿了?

2016-01-30 BoF BoF时装商业评论

撰文_Christine Tsui

中国的时尚商业历史并不久远却已几乎被当代遗忘,本周,BoF将回顾在“毛时代”,中国的时尚行业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上海——“我昨天在公会里听到了张主任的报告之后,我就感到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有利的条件……我们一定要更好地进一步为人民服务,来报答政府给我们的恩情,”这封署名为“高根记时装成衣店”,写于1956年12月2日存于上海市档案馆的申请信,反应了当时“公私合营”背后的一幕场景。

“公私合营”,这个起始于1956年初的全国性社会主义改造工程,旨在将解放前的工商业从资本主义改为社会主义。 这意味着公家股份的渗透。原私营企业主在期初尚在合营后的企业中拥有小部分个人股份,10年后便被逐步改造为完全的“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企业则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

按照1954年国家发布的《公私合营暂行条例》,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 换句话说公私合营是需要私营企业申请的,所以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当然,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不申请恐怕也是不现实的。曾经在解放前风靡一时的中国第一间时装公司——鸿翔时装公司,也在同一时期被国有化了。

毫无疑问对于了解民国时尚史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消息是令人沮丧的。因为随着企业的国有化,国家的社会主义化,曾经辉煌的中国时尚也随之而消失——因为“时尚”被视为资产阶级产物。这个时期,政治渗透了人们生活与工作中的各个方面——一切都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去完成。 例如,根据上海市档案馆里的文件记载,1966年,上海某服装厂为越南来上海留学生制作衣服,以“为越南兄弟多生产一件衣服,就是支持越南人民多烧死一个美国佬”的政治觉悟,完成了任务。

1950年代,发展工业与保家卫国成为两大时代主题 | 图片来源:中新网

政治渗透一切的另一弊端在于,技术好的但思想不够先进的,不如技术一般但思想先进的人更受组织欢迎。而一些不尊重客观事实的管理制度,例如,做西装以“计件”方式计算工资,对于擅长手工出细活的老师傅来说,无疑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西装单熨烫工艺就涉及许多种。而为了所谓的“计件”制,最终只能省掉一些制作工艺步骤。这些因素导致许多传统技艺逐步失传。

不过,“毛泽东时代”的纺织服装业并非没有一点儿可圈可点之处。并且事实上,时装公司也不是建国后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根据一份存于上海市档案馆1963年的档案显示:成立于1933年,位于南京东路61号的朋街女子时装店,建国初期的每个季节春夏依然提供“200多种样式”,秋冬则为“40余种”。这个数字对于一家中小规模时装店来而言,可以用“款式丰富”来形容。而且该档案也说明,至少到1960年代,高级定制技术依然在中国得到良好的保留。朋街的客人至少试样2次;而且采用当时颇为先进的、源自西方的立体裁剪而非中国传统的平面裁剪方法;对于不同客人的体型:“长短胖瘦、高低肩、塌肩、扛肩、高胸、瘪胸、驼背、凸肚”均可做特殊处理;烫工也颇为讲究。而建国后定制时装的客人,主要是“文化艺术界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少数外宾外侨等”。只是随着国家政治运动的深入,这些时装公司到文革前期已经基本被彻底改造为国企服装厂,后来也无人再定制这些西洋服装了。

另一方面,自民国时代起,中国就一直有自己的服装设计师。只是在不同的年代这一角色有不同的称呼。事实上,“设计”一词,直到1980年才被中国设计教育界正式用作“Design”的译文。 在此前,这个英文单词曾被译为“图案”、“工艺美术”等其他词语。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服装厂和纺织厂里都会设有“技术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就承担了我们今日所说的设计部与技术部的功能。譬如,上海市档案馆资料显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即要“研究设计新品种……并要指导和解释这些新品种的作业方法、成本资料、消费对象……”,还需要制定“版型、规格、操作规程、方法、用布定额、排料方式及检验标准”。 可以这样说,技术研究所承担了设计、技术标准制定、技术培训、流行预测等这样的功能,并且,在设计过程中,还需考虑到提高生产效率,节俭资源等社会效益问题。

后人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另一误解则在于其对工业经济的贡献。那个时代留给当下大多数青年一辈的印象,可能除了革命还是革命。然而,对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最深刻的海外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其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的经典著作中则颠覆了我们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印象。他通过例举一系列经济数据,证明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时代”,而且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要知道,中国自己制造的“喷式飞机、重型拖拉机、现代远洋轮船”,还有“人造卫星、原子弹”都建于这个时期。并且更加难得的是,除了早期得到了苏联大哥的一些支持之外,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独自完成了这一系列工业化革命。而事实上,居于“衣食住行”第一位的纺织业,也在那个时候得到了迅速发展。

1968年,中国的一间纺织工厂 | 图片来源:Flickr

“毛泽东时代”的纺织业,属于国家的支柱产业。一方面是因为建国后百废待兴,布料是百姓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纺织对当时的中国发展外贸经济有战略意义。中国的纺织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手工艺,对于当时进口中国纺织品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纺织品物美价廉。全国一级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于2009年曾做过一次“毛泽东时代”的丝绸纹样设计展。 根据策展人徐铮介绍:该次展品主要来自于从市场收购的1950至1970年代的纺织纹样设计稿及面料小样,以及一些当年设计师的捐赠。他们经过精心的梳理及研究后发现,“毛泽东时代”的出口纺织品纹样设计有着清晰的年代脉络,并且,这些纹样设计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一律灰色。

事实上,中国当时的出口业务与国内市场相比是内外有别的。只要不触及国家原则问题,出口面料的设计并不局限于革命题材。徐铮介绍道:1950年代的出口纺织品以“梅兰竹菊”类的民族风为主,主要出口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而进入19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出口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市场,此时民族风不再受欢迎,所以面料设计向抽象、几何形等西方风格转变;而文革时,先是短暂地流行了类似于“红宝书”这样的革命题材,但终因西方市场的不接受,而最终再次回到西方人可接受的风格。

(从上至下)古香缎,水乡采菱女,杭州胜利丝织厂生产,1958年;古香缎,葵花朵朵向太阳设计稿,张雪利设计,杭州胜利丝织厂生产,1968年;交织锦缎,火腿纹,杭州胜利丝织厂生产,20世纪70年代晚期 | 图片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

而“毛泽东时代”留给后人的另一笔财富,是“节俭”。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推崇节俭,且本人也相当节俭。即使在会见国外首脑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穿着打补丁的衣裤和圆口布鞋,而非传统的新装与皮鞋。

而与其同时代的服装行业继承了同样的态度。在全国全民物质困难的时代,原本做废品出售的所有面料边角料,全部被收集,由当时的手工业管理局统一分发到各相关工厂。工厂再根据面料特点、大小和形状,分别做成衣领、围巾、童装、围兜;或者自行车垫套、布手套、夹里、拖把布等生活用品。毫无疑问,做此类调配工作需要高度的统一协调性——统一收料、统一分类、统一配料给各相关工厂。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则为这类方案的执行提供了保障。

因此,在已经高度自治化的今日纺织服装市场,这类模式可能很难被复制。然而,其倡导“节俭”的精神,对我们因为所谓快时尚的流行而产生的巨大浪费,依然有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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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F中国时尚商业简史由著名独立时装撰稿人Christine Tsui (冷芸)撰写。其于2013至2014年间,为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访问学者、美国福布莱特学者;并获得伦敦时装学院硕士学位,曾就职于耐克、百丽及利丰集团,并在帕森斯设计学院授课。同时,她还著有《中国时尚:对话中国服装设计师》中英文版及《时装买手实用手册》。本文部分素材来自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本文部分素材来自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中国丝绸博物馆策展人徐铮女士采访,并感谢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先生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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