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法律史学家王召棠先生：执著追求为事业，淡泊名利当表率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华东政法大学

著名法律史学家、新中国法律史学科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王召棠于2017年2月9日12时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在此，让我们共同缅怀先生为中国法律事业执着奉献的一生，亦追忆先生的崇高品格，以表悼念。

王召棠先生生平：

1926年3月，王召棠（曾用名王伯棠）生于浙江东阳六石镇西后里村。受“读书为上”的家庭传统影响，王召棠幼年时便已开始识字，并在哥哥监督下每天诵读中国古典文学，坚持练习书法。此外，他在少年时就展现出对民族音乐的爱好，民族乐器是他一生的钟爱。

王召棠13岁时，进入中学读书，后转入浙江宁波中学就读。1942年，日军占领宁波，遂转入浙江昌化借读。

1947年，考入国立安徽大学政治系。不喜政治、性格内向的王召棠在1948年转入法律系学习，开始了其一生为之追求的法学事业。

1951年7月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大学华东区高等学校毕业生集训班学习后，被保送进入当时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法律系研究生。

读研期间，王召棠师从苏联法制史专家瓦里哈米托夫教授。按照苏联教学要求，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为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1953年8月，王召棠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制史教研室任教员。1953年11月至1959年，到华东政法学院任教。由于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接受了社会主义新学科的系统理论，学校要求他开设法理、法制史以及基本政治理论等课程。在此期间，王召棠起到了学科带头人的作用。

1958年院系大调整，王召棠转入研究中国法制史问题，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了《唐律》和《历代刑法志注释》的注释工作，完成100多万字，后来还完成上海《辞海》有关中外法制史的条目200多条。

1972年，华东政法学院被撤销，王召棠被分配在复旦大学的英语翻译组做翻译。王召棠说，他的英语不太好，且新中国成立后学的都是俄语，但学校安排的工作必须做好。于是，46岁的他天天拿着英语词典，坐车学、走路学，遇到问题就请教外语专业的教授。凭自身努力，王召棠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明天的战略》一书。可能与翻译此书有关，王召棠被调到复旦的国际政治系任教，主要讲授“西欧政治”课，后来还带领法语班同学一起编写《法国政府机构》并公开出版。该书经当时中联部有关领导审阅，认为是“为法国政府的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

1978年，王召棠被推选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并担任国际政治系西欧教研室主任。同时，还获准招收西欧政治硕士研究生。这在当时从华东政法学院调去复旦大学的人员中是唯一的。

1979年，华东政法学院再次恢复，王召棠回到了华东政法学院，并于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召棠先是担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后又担任了法律系第一任主任，并同时兼任法律古籍研究所所长。

在华东政法学院工作期间，王召棠还先后担任和兼任了：院工会主席、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上海市长宁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理事及学术委员，上海市法学理论与历史研究会总干事，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律史特邀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特邀研究员，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法学学科和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等。1986年王召棠被聘为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6年，70岁的王召棠退休。同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司法行政银星荣誉章。1999年9月18日，王召棠被授予华东政法学院“功勋教授”。2005年8月，学校为王召棠教授举办了八十寿辰。2017年2月9日，王召棠教授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

学生笔下的王召棠先生

王召棠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尤其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近六十年的发展历史，是与王召棠老师的名字分不开的。

与王老师的“两次谈话”

1981年11月24日下午，经过华政原国际法系老师孙进丰的引见，我（此处“我”指该文作者何勤华）第一次拜访了王召棠老师。王老师的家在华政老校区东风楼的后边，一座老式的连排花园洋房里面，我印象中（已经过去了30年，印象也可能有误）门牌号码是34号甲，是底楼，面积不大，外面一间大约有十五平方米左右，里面还有一间。王老师有四个小孩，故显得很拥挤。但师母很会打理，还是为王老师留出了一方写作的空间，在当时环境下，给人以大知识分子的印象。

我去王老师家主要是讨教研究生面试（复试）应对的方法，以及了解华政招考研究生的政策。当时，我已经通过了笔试，这次赶回上海就是要参加一周以后进行的面试。虽然在事前我已经见过徐轶民老师，但王老师是教研室主任，故我认为他掌握的考研政策会更加全面一些。王老师话不多，但非常实在，每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层很明白的意思。虽然他不参加外法史的面试，也不知道外法史具体考哪些内容，但他还是关照我好好复习华政的外法史教材，特别是要好好复习英语，因为华政的外语教研室在陈忠诚老师的主政下，对考生特别严格。见过王老师之后，我虽然对面试的问题并不是很清楚，但自信心增加了不少。

图为2012年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硕士招生三十周年、博士招生十周年纪念庆典上，王召棠教授（中）与何勤华教授（右）在交谈，左为陈鹏生教授。

11月31日，面试结束后，我第二次拜访了王老师，这次是去教研室。当时好像是在东风楼的东侧，是二楼，现在国际法学院老师办公的地方。我一是询问面试的情况，二是向他道别。这一次王老师同样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他主要负责考中法史的学生，但听外法史的老师透露，我的专业面试成绩很高。外语面试（复试）的口语表述一般，但复试中的外语笔试成绩也很好，平均下来后估计问题不大。总体而言，教研室的老师们很看好我，录取应该没有问题，等通知吧，回北京后安心料理毕业事务就可以了。

王老师的这一席话，很朴实，很暖人，给我很大的信心，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图为华政1986届硕士研究生的毕业照。前排右二为王召棠，右五为史焕章，左二为苏惠渔，左三为徐轶民，左四为陈鹏生。第二排右一为叶萌，左一为孙潮，左二为曹建明。后排右一为何勤华。

众望所归任法律系主任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王老师所言，我以高分考入了华政，就读第一届研究生。在这期间，我和王老师接触不是很多，但孙进丰老师和王老师私交极好，他对王老师非常尊敬，经常在我面前讲起，王老师的讲课在华政是名列前茅的，话语平实，内涵丰富，史料扎实，堪称大家。有一次我去拜访当时的华政党委副书记吕书云，他不仅盛赞王老师的讲课水平非常高，是华政几位讲课最生动优秀的老师之一（当时他提到的讲课效果好的其他老师还有苏惠渔、陈鹏生、孙克强、强远淦等），而且反复强调，王老师人品非常好，是个厚道人。

王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外法史的研究生授课，但他作为教研室主任，对我们的学业也很关心。我记得那是1983年4月9日，教研室开会，专门讨论我、高桐（外法史）和徐永康（中法史）三个人写的三篇论文，王老师谈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对我非常有启发：第一，写论文必须注意资料的积累，不能讲空话、套话，一定要有的放矢，用史料说话；第二，写论文一定不能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论述过的东西，一定要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

王老师不仅这样要求学生，而且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记得那是1982年，王老师和陈鹏生老师合作在《法学》（1982年第2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中国法系初探”一文，观点鲜明地提出“法系”不应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专用语，而应是整个法学领域中应该着重研究的一个课题。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法系，既不是英美法系，也不是大陆法系，而是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开始，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独创的社会主义法系。此文由于观点新颖，内涵丰富，功力深厚，故一发表就轰动了我国学术界，影响还波及到了日本。许多日本学者来访中国时，还专门提出要拜访王老师，交流对此问题的看法。同时，王老师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唐律疏议》的点校、注释和翻译工作。此外，王老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律学研究，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正是因为王老师教学、科研、人品都好，后来华政成立法律系（当时华政只有这么一个系，经济法、国际法等，都只是法律系里面的一个教研室）时，王老师众望所归地担任了法律系主任。之后，王老师又担任了华政的工会主席（这个职务也是为大家服务的），其为人做事的品格都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

获得“华政功勋教授”称号

光阴似箭，一转眼王老师满70岁了。他反复表示，自己应该退了，不能再干了。1996年12月11日中午，我们教研室聚餐，欢送王召棠、徐轶民两位老师光荣退休（徐老师是离休）。那天场面很热闹，教研室的人几乎都到了，有陈鹏生老师，王立民、徐永康、丁凌华、赵元信、殷啸虎（当时殷老师已经调到宪法教研室工作，但因为是王老师指导的研究生，故友情参加。我记得，那天我和他是一起骑自行车去赴宴的）、周伟文、李秀清等（郝铁川老师是否参加我已记不太清，好像也参加了），法律系的党总支书记刘正浩也参加了。

王召棠先生在家中接受采访

大家谈得非常开心。我记得平时话不多的王召棠老师，那天也很兴奋，说了许多话。大体意思是法律史的教学和科研都要有改革，体系上要改，内容上也要改。法律史的教学和科研一定要有创新。而这些工作，我们年龄大了，已经退休了，无法完成了，就要靠在座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他特别指着王立民、我、徐永康、李秀清，再次强调说，就靠你们了。

1999年9月18日，华政举行了复校20周年庆典，王召棠老师和徐轶民老师双双获得了“华政功勋教授”的荣誉称号。庆典上，我记得是由王立民向王老师献花的。那天，王老师也是非常兴奋和开心。之后，我也到王老师家里去看望过他几次。但由于平时杂事、琐事缠身，以及后来每年春节，对老领导、功勋教授我们都有团拜会，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拜个早年，不再一个一个单独家访，故我就很少去王老师家里了。

对法制史的钟情与执著

王老师退休后，虽然我和王老师见面不多，但心是相连的。王老师最可贵的品质：厚道、朴实、善良，淡泊名利，甘当人梯，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他培养的学生，如王立民、殷啸虎、徐永康、程维荣、姜永琳、胡银康、杨心明、蒋集耀、李本森、金敏、顾俊杰等，目前都已经是我国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第一线的中青年骨干了。

2008年开始，我组织一批研究生，陆续采访了我国多位著名的法学家，其访谈录于2010年初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老师是第一批接受采访的法学家，其访谈收录在该书第一卷之中。王老师在访谈最后，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门学科，无论中外法制史都是很重要的学科，所谓法制史这门学科的存与废，那是无稽之谈。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或外国法制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内容、体系的组织都存在不少问题，这不是一两个专家所能解决的，应该有计划地专题讨论，尽快解决。”

王老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法制史的钟情和执著，尽显于此矣。

子女眼中的王召棠先生

父亲的一生，处处体现的是刻苦、勤俭、认真、努力、低调、善待社会的中华传统美德。

父亲一辈子在读书。父亲虽然多才多艺，年轻时还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民族乐器样样会玩，但他却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享用这个爱好。只要不工作就在看书；或者说，看书就是他的工作。他一年到头从没休息，既使春节假日，他也是在埋头看书、备课，他曾自豪地说，我取得的成绩完全在于我的努力与刻苦；或者说，我在读书上所花费的时间，比其他人都多。

在他70岁退休后，我看他天天坐着看书对身体不好，便说，现在退休了，也不用写文章了，天天坐着看书对身体不好，应当多出门走走，锻炼锻炼。但他却说，作为知识分子，不读书，活着与死了有何区别呢？

父亲教书育人一辈子，但却认真对待每一堂课。他上课用的讲稿，每年都翻新。而这种每学期重新写讲稿的治学方式，其实特别费时费力。我们知道，当时讲稿都是用手一字一字写出来的。但这种讲课方式，却能够使学生收获更多的新知识。这种讲稿年年换新的方式，即使在今天，几乎也很少有老师能够做到。

父亲勤俭了一辈子。父亲不仅在个人生活上节俭，无论穿着、饮食等都从无要求。即使在对待公务上，也处处体现节俭的品德。他很少出去开会。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开会顺便还可以玩玩。他却说，我一个人出去开会坐飞机所花的费用，可以供其他两三个人去开会。

他的节俭还体现在他的备课用纸上，学校给每位教师都有备课用纸。但他一般不用新纸，他备课所用的纸都是在旧讲稿的反面重新写。很多人都记得，父亲抽烟后的香烟外盒都被用来当纸用。父亲这种勤俭的中华美德将为我们永远铭记。

父亲遵循助人为乐的好品行。热情款待、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学生、同事是父亲一贯的美德。有些从外地来考研的，或者其他事情相求，无论认识不认识，总是热情帮助，提供方便。

父亲一生从不麻烦别人，甚至自己的子女。这次生病，我们陪夜，他也要我们子女都回家不用陪夜。父亲辛苦一辈子，这次生病，我们想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他，但他却只给了我们10天时间，就走了。

父亲是位思想教育家，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使他养成了思考的习惯。85岁后，他在一次摔跤后，就基本不出门了，只是在家天天看书。但却依然关心着国家和学校发生的新事情，经常会问我们现在学校怎样。即使这次住院，病危的前几天，他还在坚持看报。

父亲的这种认真、刻苦、勤俭、善待他人的精神，其实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美德。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我们将世代传承。父亲的一生为新中国的法学事业作出的贡献，足以使我们感到荣光；父亲的一生是完满的一生，他做到了我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我们作为子女深深地感到自豪。

在20世纪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王召棠先生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尊严。在建构华政法律史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他与诸多同事、学者共同筑起了华政的脊梁。王召棠先生的内心是理性坚硬的，同时又是感性柔软的，其一生虽未有惊天之伟业，但他甘为人梯的精神足以感动每一个熟知华政发展历史的人。

“执著追求为事业，淡泊名利当表率”，这是王召棠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注 | 内容整合自王召棠先生家属提供材料；何勤华《淡泊名利，甘当人梯：王召棠老师二三事》（原载于《比较法学史》）；王建东《执着追求，淡泊名利》（原载于《王召棠法学文集》）

部分图片源自微信公众号@雅理读书

制图 | 熊颖杰

责任编辑 | 叶子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