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突然实现1个亿的小目标，这钱该怎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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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困惑之一：素质低下的富人如何使用财富
在人类世界，所有财富最后都要陷入思想与物质之间的空隙中，财富凝聚成物质形态，但最终却受思想支配。象许多看起来简单的经济概念一样，财富在它那金光闪闪的华丽外表下面，隐藏着一堆令人颇感困扰的问题。前面谈的只是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富人对财富的使用与国家对财富的管理。眼光短浅、素质低下是现阶段中国富人一个根深蒂固的缺陷，这些人对财富的使用方式常使人考虑一个问题：财富集中在素质低下者手中到底对社会有什么意义？
中国的西部和中部少数地区在受贫困困扰的同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少地方却在受“富裕”的困扰。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种田，不象农民；没有生活技能，也不用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生活色彩，也不象城市居民。以深圳市罗湖区的农民为例，该区16～40岁的原村民（在农村城市化以后成为农村集体股份公司的股民）的失业率高达42.6％，政府虽多方劝导他们工作，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工作欲望，因为对他们来说，每月1,000来元工资只好当作“茶钱”。于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而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造成家庭不稳定。不少女村民也依靠打麻将、赌博等打发漫漫时光。这种情况不独只在广东出现，一份对浙江义乌10个超亿元村的调查报告，也谈到当地农民虽然富裕，但 “精神文明建设”（官方用语，指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准）却相当落后的事实。该报告说，当地青年农民和中小学生成天就泡在集镇的各种娱乐厅里，观看各种黄色录相和书刊，打架斗殴等刑事犯罪案件不断，建造坟墓圈地越来越多，阴宅越来越大－－仅在1996年的一次清理“青山白化”的政府行动中，浙江就拆除了25万座豪华坟墓。更还有人不惜斥资数百万元，购置镀金家私，一圆其“富贵之梦”－－这哪里象一个刚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国度里公民所应有的消费行为？
现实中的种种事实都说明财富集中在素质低下者手中对社会没有什么促进意义。就以最简单的事实来说，就在报纸等传媒宣传贫困山区的孩子因没有钱念书而绝望痛苦之时，这些地区富裕农民的孩子都不愿意念书。笔者曾到几个修有豪华祠堂的村庄里去调查过，这些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村落里，祠堂里为族人设有数额可观的奖学金，如考上大学奖励5万元整，考上中专奖励2万元。但这些奖学金虽已设立多年，却从未有人拿到过，因为从恢复高考以来，这些村庄就没有人上过中专或者大学。笔者曾问过一位农村集体股份公司董事长的孩子，为什么不念书？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念书有什么好？在我老豆（爸爸）公司里有三四个大学生和研究生，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挣的钱还不如我拿的红利一半多。我老豆说，我这一辈子就算什么都不干，钱还可以养两代人。再说我有钱，可以雇研究生、大学生帮我打工。”
天道循环，以前“富不过三代”的周期对于中国现在这批暴富者来说是太长了。由于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致富或是机缘──因为坐在某个位置上，有权势可以捞钱；或是地理位置－－就象深圳的农民们在睡梦里发了财。正由于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这个故事一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财富带来的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更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有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个个富裕的农民村庄里重复演绎着今天的败家子故事，数百万家财和房产，最后都化作海洛因等毒品，以及一个一个形同废物的“白粉仔”、“白粉妹”。这是历史对暴富者的惩罚。
2、困惑之二：国家如何管理财富
对一个国家来说，创造财富和管理财富一样重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同前几章所述，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从财富总量和资本积聚的程度来说，中国经济起飞的条件已经具备。据1996年上半年央行公布的材料，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已超过35,000亿，以后这一数额逐年上升，到 2001年高达72,000亿，这说明中国国民十分善于储蓄。但是千万不要忽视一点，即储蓄是否能兑现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能不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取决于到未来消费时，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生产消费品的能力。也就是说，储蓄能否兑现，取决于在提取存款的那个日子里，这个社会有无足够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
那么中国人是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财富呢？且看下列几类事实：
首先是要看这些存款中有多少会转化为投资。那些零星散户的存款，都是存户们根据自己的生命周期，为子女读书，自己养老及各种不时之需而存款备用，这些钱只可能由国家“借”去给企业用；而大额存户的钱，有一部份的最终流向不会是生产领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表明，不少来源不透明的储蓄不可能投向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成为社会再生产资本。这些陆续外逃的资本只是当代中国原始积累时期的财富幻影。中国没有办法管理和运用这部份财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部份财富化为国外的购买力。
可以断言的还有一点，对于暴富者们来说，还有一个如何善用财富生财的问题，因为财富是由那些可以保证将来有源源不断收入的资产构成的。上述那位农民董事长 “教子经”的错误，就在于他将财富看作静止的金钱，而不是以财生财的资本。他的更大错误在于，他没有将孩子的素质看作财富。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仅有储蓄还不能形成资本，因为资本还包括人的工作积极性与国民受教育程度，只有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商品生产。否则，以金钱为主要形态的财富最终只是虚幻的光环。
即便是对国有资产，中国政府也缺乏管理能力。没有比现在这种情况更让人困惑：一方面是大量国有企业的工人发不出工资，新生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在酒楼歌厅里，每天都有大批红男绿女们享尽人间艳福。而这日掷万金的“豪气”，基本上是靠挥霍公款来支撑的。据辽宁省锦州市1994年对该市15家夜总会和歌舞厅的调查，发现公款消费在夜总会收入中占80％以上，每天消耗公款达22万元，相当于该市困难企业3,500名待业职工每月从该市基本生活保障周转基金借取的基本生活费。一名夜总会的老板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挣的就是公家钱，个人掏腰包来玩的有几个？”
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剩余的产业；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对于这个善于储蓄的民族来说，创造财富竟成了一件相当艰苦的工作，许多市场竟拱手让给了外国人：外商不但抢占了中国的微电子、通讯器材等市场，即便在服装、食品等传统长项产业也大举进攻，不但迅速挤占了原有国产名牌的市场占有率，还形成强大的进入壁垒。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自身生产的商品支撑的储蓄，最终只是一堆纸币而已。
一个每年在公款吃喝上要挥霍2,000亿元，在洗桑拿浴上要花掉100亿元，因假冒伪劣商品造成的损失至少达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超过2,000亿元，[54] 在吸毒上要消耗上百亿的国家，绝对不是一个善用财富的国家。有数据为证：中国各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任意滥用本系统的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形成巨额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竟占GDP比重的14.5- 14.9％。[55] 面对这样一组数据，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无法不想到一点：形成这样一个巨大财富漏斗的国家，其社会制度无疑有巨大弊端。观诸世界历史，那些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如此大肆挥霍财富。
3、困惑之三：在财富面前的道德困窘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做一历史的纵观，就会发现，自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这一段时期内，与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变化相比，中国人的经济伦理变化得最为缓慢。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动乱中，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始终没有陷入崩溃状态。而自1978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比过去一百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还要深刻，还要大。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毛泽东时代之经济伦理剧变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对此曾作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追根溯源，经济伦理的剧变虽发生于现在，但促其变化的原因却绝不是这些年才种下的。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这样的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这里还得要看到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可以说，这种破坏人性尊严并使人丧失道德羞耻感的告密，早就在中国公众意识深处种下了道德畸变的因素，否则不会有今天这种道德大滑坡的局面出现。
在一种文化的经济伦理中，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观，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经济行为模式。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中国近年来道德失范现象是非常惊人的。如前所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物质匮乏的贫困状态中，在教导人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方面有一整套道德信条。80年代对安于贫穷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大多数人也没有想到那时的中国公众心里，沉淀的已不再只是儒家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更没有人会想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中国公众，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道德劣变，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会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走到另一个极端。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富裕者和贫困者相比，谁在道德上更有优势？自80年代初以来，富裕阶层在绝迹了几十年以后，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大多数富裕阶层中人素质低下，其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以及心态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大都是消极的。如追求财富过程中种种寡廉鲜耻、不择手段的行径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犯罪行为；“富易妻”、嫖娼养“小蜜”的婚姻家庭模式；奢侈性的消费方式；以及富裕家庭中第二代的不健康成长，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富裕阶层的特殊“社会病”。这些“社会病”有充足的理由使人发问：财富集中在素质低下的人手中，对社会到底有什么好处？不少人看到这些富裕阶层的道德缺陷后，惊呼“富人除了钱之外什么也没有”，“救救富人”！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困窘并不是哪一个特定阶层的。上述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富人中，这些富人和大多数穷人在道德操守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大多数没有富起来的人，还没有办法象富人那样表现而已。他们的不道德，多是以另外一些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年社会上“三无人员”，即附生在城市边缘的流氓无产者和大量次生社会集团成员，为获得财物而抢劫杀人、偷盗扒窃，对他人生命财产或家庭构成破坏的事例随处都是，大中城市的刑事犯罪案件多是这类人所为。就连在“保姆”这类看起来似乎对他人最没威胁的妇女当中，也经常发生拐卖雇主家小孩、偷盗雇主财产，甚至伙同他人杀害雇主以抢劫财物，或绑架雇主家小孩以勒索金钱的案件。由此足见贫穷阶层在道德上并不见得有什么优势。[56] 可以说，当前在追逐财富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并无多大的本质不同。只不过有权者用权，无权而又愿铤而走险者用暴力而已。素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为人格理想的中国文化，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困窘，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困窘，而是整个文化在财富面前的困窘。这种困窘令研究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经济伦理观念变迁的历史过程。
从伦理学角度看，中国人现在奉行的功利主义观念是导致实践负效应的前提。一旦缺乏伦理约束，人类实践活动就必然会出现盲动。所谓“功利主义”的观念，就是主张在考虑行动后果时，考虑的是行动可预期的直接后果，而不是那些未来的后果。这就是说，它注重的是直接利益，而不顾人类长远的利益。一方面，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它造成人和自然关系的失衡，如只考虑眼前利益，不顾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从而破坏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与环境失调；另一方面，它加剧了国家机会主义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的短视行为。
目前中国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观念已主宰了经济生活，最恶劣的影响乃是在通过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实教育着人们：只有适应这种严重扭曲的经济秩序，人才能生存下去。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命题就是当代青年对腐败的看法：腐败虽然在道义上遭到贬斥，但如果只有通过腐败才能办成事，那它就没有什么不好。这种“有用即善”的看法事实上漠视了一切伦理规则的限制。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的出现总是在时代潮流、世界事变已经结束之后，因此总是迟到，不能给世界以任何教导意义。从这方面来看，也许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经济伦理严重失范的状态。但是也正因认识到这种状态，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也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各个人的自由都以自我为出发点，每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动机及目的必然会引起相互之间的冲突。因此坚持自由市场机制的原则并不等于完全的自由放任。一种社会需要一定的规则约束交易的双方去遵循它，而没有外界的制裁，这种规则往往是实现不了的。这里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规则和裁决交易双方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在长期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伦理观念也对人们的行为起一定的约束作用。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统治合法性时提出，每一种真正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成份。但只有这一点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统治，必须要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通过信仰体系可以将物质控制转变为合法统治。而所谓信仰体系，指的是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治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
一个社会要生存，在追逐财富、使用和管理财富方面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行为准则，亦即经济伦理规范。如果不少人在追逐财富时危害国家利益，或以破坏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无视他人权利，败坏社会风气，危害他人的生存为手段，只能说这个社会已堕落到了“人皆为盗贼”的可悲境地。在这种时候，如果还想为这一国的国民提供正常的生活环境，除了法制建设等制度建设之外，必须还要考虑重建经济伦理的问题。经济伦理的建设应以终极关怀为核心，包括经营哲学、行为准则、人格追求等内容。只有建立了充满人文精神的经济伦理规范，才能使浮燥飘荡的人心有所依归，使茫然无措的行为有所参照。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建设。中国现在的信用失常是从政府开始，行业协会与信用中介机构步政府后尘，全社会信用消费者均参与其中。所以中国如果需要重新建立经济伦理，也必须由上述四方共同行动。政府必须率先垂范，建立政府信用，并让自己遵守法律，改变目前这种政府凌驾法律之上的状态。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才能在市场力量的博奕下，创造出秩序与伦理。因为诚信不是全能权力所制造的秩序，也不仅仅是义理灌输和道德教化的产物，它是社会公众选择与培养的社会果实。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文章来源：节选自作者《现代化的陷阱》一书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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