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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请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

2016-12-09 学者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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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的融合与重组不可避免。近年,有不少人担心“文-革”卷土重来,但我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身处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霸道的、“万山不许一溪奔”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实际上已不可持续。中国不可能永远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香港浸会大学成立60周年和《明报月刊》创刊50周年,分别可以追溯到两个历史节点:1956年和1966年。中国大陆在1956年发动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研讨会主题宏大——“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文化的重新组合。1956年发生了经济制度的巨变,10年后爆发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灾难,被称为“十年浩劫”。这就是制度与文化之间发生了问题,制度病了,文化也一定会有病。


熊十力悲鸣:“中国文化亡了!”


有这样一个历史场景:“文-革”初期的上海,一位老人,身着旧长衫,腰间系着一根麻绳,在街头悲鸣:“中国文化亡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在“文-革”狂潮的冲击下,精神失常了。细想当时的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疯人院?制度失常了,社会失常了,文化也失常了。与此同期,金庸先生在香港创立《明报月刊》,也是出于“存亡继绝”的精神,为中国文化保存血脉,传承薪火。


每一场历史巨变,都会波及到文化。例如《南渡北归》这本很有名的书,记述了1949年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的血脉实际上是南迁了,迁到了台湾,有一部分迁到了香港。例如傅斯年先生主持台湾大学,钱穆先生创立香港新亚书院,等等等等,这些文化变迁都是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变动而发生的。熊十力先生当年哀叹“中国文化亡了”,我们今天来看,其实中国文化没有亡。文化还是很顽强,每一场巨变之后文化都会有重组,都会重新找到出路。


我注意到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历史变局中的文化思考,例如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兼容性,主张“守旧开新”,守住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粹,同时要接受新的外来文化。唐君毅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且强调一元,排斥多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缺陷都有所反思。刚才刘再复先生讲到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境遇,我也有同感。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在打倒孔家店之后,要重新反思文化。张申府先生也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要还原真正的孔子。


文化的融合与重组,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也会带来文化的变迁。例如五胡乱华是一次很大的文化破坏,但士族南渡也有利于中原文化的播迁;异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博大兼容的大唐盛世准备了条件。女真和蒙元的入侵,令两宋“典章文物,扫地都休”。在蒙元废墟上重建的大明王朝,承袭了前朝的文化专制,再无唐宋之气度风韵。满清入关以后,征服者剽悍的游牧文化,又逐渐被农耕文化融合消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狭隘民族主义解读。


两位小学教师的“山寨版”改造


从清末开始,我们的文化所遭遇的问题,首先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传统农业文明被外来工商文明打败了,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在内忧外患的焦虑中启动,“中体西用”式的文化重组也同时发轫。其次是重组中发生两次变异,打乱了变局进程。第一次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第二次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有两位小学教师,把外来的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改造为中国式的“山寨版”,以暴力革命建立政权并造成文化的颠覆。曾国藩所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其实对这两场颠覆都适用。


1949年后“一边倒”的国策,中断了“半盘西化”的文化重组,突变为“全盘苏化”。北方红色文化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结合,长期占据庙堂。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向人类文明主流重新靠拢。中国告别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至今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当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制度问题,即党文化(或曰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问题,诸如:先秦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五四以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文化理念,等等……。面对当代的多元文化潮流,信仰危机中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还有没有力量将“我花开后百花杀”坚持到底?


“制度决定”还是“文化决定”?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有人主张“制度决定论”,有人主张“文化决定论”,我认为制度与文化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制度有时会带来对文化的摧残与颠覆,但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这种纠缠的关系从未间断过,也不大可能彻底终结,只不过是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已。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始终存在。


最后归结到精神出路问题,钱穆先生曾谈到,中国文化在科技和宗教方面具有兼容性。当代中国人一直在分享科技文明进步的成果,从IT技术到机器人,科技文明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令我们的文化发生嬗变。历史上中国人一向是“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缺乏宗教精神,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得很成功,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互补。近代以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曾遭遇排斥和抵抗,但现在形势已然改观。


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的融合与重组不可避免。近年,有不少人担心“文革”卷土重来,但我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身处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霸道的、“万山不许一溪奔”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实际上已不可持续。中国不可能永远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


(作者根据2016年11月2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提纲及录音整理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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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湖传说

学者荟编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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