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我们为什么不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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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易中天
易中天,1947年2月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后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2015年4月声明已经退休。
易中天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作品。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纠错机制”岂非侈谈?
1、认错曾经要资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错这事,越来越难了。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气大、粉丝多,就越难。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混,甚至把质疑他的人统统说成是“文化杀手”。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就算有,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于是国人感叹:这究竟是怎么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很鼓励认错。谁不知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其实要有资格。资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首先是贵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这样的人,犯了错误,当然都看得见(人皆见之);改正错误,当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错误,有可能“人皆见之”吗?不可能。改正错误,有可能“人皆仰之”吗?更不可能。认错,是不是要有资格?
所以,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那时,一个真正的贵族,如果有错,要么自己辞职,绝不等别人弹劾;要么自己去死,绝不等别人动手。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杀不可辱”。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是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2、认错曾经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认错。方式之一,则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下“罪己诏”。这看起来是“严以律己”,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你想啊,闹地震发洪水,是因为皇帝“失德”吗?那他岂不是神?这就正如他们的“称孤道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然而效果却极佳。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颂圣之声,不绝于耳。可见所谓“罪己”,名为认错,实为表功;名为自责,实为标榜。实际上圣贤们讲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错就改,固然因为瞒不住(人皆见之),也因为有红利(人皆仰之)。那么,没人看见,或者没人捧场,还认错吗?多半不会。就算儒家主张“慎独”,做到的也没几个。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表演,没人喝彩,谁肯粉墨登场?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目的,则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那可能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3、认错曾经很危险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赎的途径,逼人检讨也是搞垮别人的手段。因为一旦检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有了污点”,在气势上就“落了下风”。就算这会儿不整你,把柄却落到别人手里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毕竟不是皇帝,谁都担不起这风险。
其实就连皇帝也不敢。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是因为“奉天承运”。这就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认错,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皇帝都担不起的,官员也担不起。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诛心,就是问动机,比如问官员“是诚何心”,也就是问他“居心何在”的意思。这其实也是问不得的。什么叫“居心不良”?最起码也是“谋私”,弄不好就是“谋逆”,谁担得起?也只好极力洗刷自己,设法栽赃于人。大家都标榜自己“动机纯正”,指责政敌“居心不良”,也就非搞阴谋不可。最后,阴谋论和动机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常规手段。这时,还有人敢认错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的苦难记忆犹新。这就使许多人成为“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所以,我虽然坚决反对“阴谋论”和“动机论”,但对怀疑他人动机的被批评者,还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4、不会认错又如何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错。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其实他那档子事,顶多对不起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实际上,对自己缺乏反省的人,也很难真正地了解别人。自己的错误都不能发现,又岂能抓住别人的要害?也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大家都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思维能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恐怕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认错,是不是很重要?
5、学会认错待何时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直言,恐怕任重而道远。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半过不去。
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另一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别人出错,更不能容忍别人挑错。在我们看来,犯错误是丢人的。犯了错误又被“揪出来”,就更丢人。这人如果还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鳄、江湖大佬、学界领袖,那就丢死人了。不但自己丢人,还会连带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徒子徒孙,一起没有脸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认账,粉丝拥趸们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赖,誓死捍卫。哪怕说得漏洞百出、逻辑不通,也得死扛着。死扛着也振振有词: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会导致斯文扫地、体面无存,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难道我们民族的脸面是纸糊的,一捅就破?难道我们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炼,事实就是事实。认不认,事实都不会变。不认,只能显得心虚;认账,则至少像条汉子。比较一下,哪个更体面,哪个更丢人?
我同意凡事不可过头,更反对“全民扒粪”,那将变成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斗私批修”。但宽容的前提是认账。认账不等于认错。认错是承认错误,认账是承认事实。认账之后,错与非错,还可以讨论商量。但如果连事实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谈不上。因此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认账,即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纠错机制”岂非侈谈?我们前面的路,还真不知道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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