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BetterRead·非虚构

文｜张廷竹

一

温馨的画面展现在一百年前，私塾门前有一口池塘，春末夏初，垂柳懒洋洋地轻拂水面,一头大牯牛甩着尾巴驱赶嗡嗡飞舞的苍蝇。放牛娃修缘坐在粗糙的青石门槛上，倾听从屋子里传出的书声琅琅，从“道可道非常道”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私塾先生读得抑扬顿挫自得其乐，学生们随之摇头晃脑。放牛娃拿根树枝在地上写字，写完一个字了，站起身来向屋子里张望，屋子里有个学生名叫鹤皋，看见窗前出现了修缘的脸，就将手中的书本高高举起。先生走了过来，“啪”地一声响，将戒尺打在鹤皋手上，书本落到课桌上，窗前的小脑袋消失了，修缘飞快地跑到池塘边，解开牛绳，大牯牛驮着他向洞庭湖边碧绿的草场和田野慢腾腾地跑去。

私塾先生走到门外，望着那远去的牛和在牛背上颠簸的孩子沉思叹息。这孩子早逝的父亲是一位落第秀才，也曾当过私塾先生。原本耕读世家的修缘，却因为幼年失怙而成了财主家的小长工。私塾先生的心中，因此而产生了一种物伤其类的忧伤。

这是1913年，我父亲张鹤龄刚满十岁，他当时的名字就叫修缘，比他大一岁的鹤皋则是他的东家少爷。这位少爷后来成了中国第一批马列主义的信徒，再后来改名叫做邓洁。1922年，邓鹤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即便按他转为正式党员后计算，1923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中国的中共党员也只有432人。

相比我们青少年时代受到的阶级斗争教育，我宁愿相信鹤皋与修缘的关系，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一种比较和谐的存在，更像是一种童年玩伴的关系。修缘三岁丧父，八岁丧母，挑担卖豆，田野放牧，绝对是孤苦伶仃；他最初的识文认字，只能来自于这样的窗下听书。当然，他被雇之于放牧的东家不止邓家一户，而且幸运的是，这些雇主大多跟鹤皋、跟鹤皋的私塾先生那样，对他的好学给予了同情和宽容。不仅是乡绅们，还有他十六岁当勤务兵时的第一任连长，叫他去打酒，结果发现他没把酒打来却将钱买了书时，也没有打骂他，而是将他送进了随营学校。

1950年7月，我在襁褓中告别香港，离开了父亲，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但是我读过他当年写给我母亲和姐姐们的信。那一手潇洒遒劲的毛笔字令我惊讶。母亲生前，有时会跟我说几句日语和英语单词，有时会说起父亲跟陈纳德等盟军将领交往的往事，那些词汇，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可以想见，少年时的父亲有过一个很扎实的学习基础。

“左挹洞庭,右接兰澧”的湖南省安乡县历史悠久，荆楚湖湘文化特有的忧患意识积淀深重。屈原、范仲淹走过的遗迹催人萌生忧乐天下大济苍生的志向。澧水河在汩汩流淌，修缘趴在草地上，听鹤皋讲从城关、常德乃至长沙传来的新闻。少爷的见识自然远远超过小长工，父亲常常被他忽悠得张大了嘴，如同茶馆里听大书入迷的茶客。

全中国那么多县，如安乡这般，在中共建党之初的几年里，就拥有颜昌颐、邓鹤皋、何之瑜、林承恩、邓必开、陶季玉、樊哲焕、刘绍锋、刘子刚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党员的，怕是不多。这些人当中，后来的发展自然各有不同，有叛变的，也有脱党的，其多数，则是一直跟随着他们的信仰与组织。

比方说颜昌颐。这个比我父亲年长五岁的安乡士绅子弟，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因参加学生斗争，1921年底被押送回国。1922年初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第二年与叶挺、聂荣臻等二十多人被调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9月，颜昌颐回到上海，参与筹组中央军事部（后改称中央军委）。1926年9月，他协助周恩来和赵世炎组织和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决定南昌起义时，颜昌颐任临时前敌军委委员，起义后，他任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党代表。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汕一带遭到对方围攻失败，颜昌颐等集合二十四师余部一千余人，艰苦转战在广东东江地区，又参加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武装暴动。 1928年11月，颜昌颐回到了上海，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军委秘书，1929年8月，因叛徒告密，颜昌颐与彭湃、杨殷、邢士贞一起被捕。四人被枪决于上海龙华后，周恩来在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撰文，痛心疾首说，“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

这些中国第一批马列主义的信徒，都出身于安乡的殷实之家，跟我父亲其实属于两个阶级。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前，多数人对他没啥影响，即使有一点也是很泛化的。他们在交换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严复译的《天演论》、章士钊办的《国民日报》、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马克思主义原著及《唯物史观浅说》、《共产主义ABC》等书刊、探讨国家的前途命运时，我父亲还是一个懵里懵懂的少年郎。假如不是因为丢了那头大牯牛，十三岁以后的修缘或者还有可能受到更多造反有理的熏陶，但是没有假如，这头牛丢了，我父亲的放牛娃生涯、甚至连同他的良民身份，也就随之而去了。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见到了鹤皋的女儿邓烨，她生于1949年，长我一岁，作为她家昔日雇工的儿子，我谦恭且不无高攀地称其为“世姐”。回想父亲惶惶然如丧家犬逃离东家的那个黄昏，我笑着说，你爹是要帮穷人闹翻身的，想来也不会对我爸怎么样，你爷爷奶奶就难说了，不然的话，十三岁的修缘又何至于害怕得连夜潜逃，宁可逃到湘鄂交界的黄山头去当了一名小土匪呢？

天色一点点地暗淡下来，嗓音已喊得嘶哑泣血的修缘在田埂湖岸之间，来来回回寻找那头失踪的大牯牛，筋疲力尽。千里平原一望无际，山不高，但是三十余座峰峦蜿蜒凸起，北望长江，烟波浩淼惊涛如山，南边却是湖舟横渡渔歌唱晚。山上大树遮天，古刹宝寺升腾袅袅香烟。母亲生前告诉我，许多年后说起这个傍晚，我父亲的神情还是那样茫然不知所措。

风从山谷和江湖上空吹来，夹杂着松脂清香和水草味的晚风已经变得很冷，修缘打着寒噤抬起他赤裸的双足，原先是穿着草鞋的，连续的奔波寻觅已将它跑烂了。父亲说，他最后看了看身后的湖堤，它们在暮色中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在很远的地方与散布的村落连接在一起。父亲听见遥远的村庄的池塘边有喊叫声传过来，好像是鹤皋在呼喊他，又好像是一起放牧的其他小伙伴。没有财主本人和他堂客的喊声。我父亲站着想了想山脚下还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事物，他摇摇头，虽然他从八岁开始给好几个东家放过牛，虽然有的东家和孩子也曾和颜悦色地对待过他，但总的来说，他仍然感到这个世界对一个孤儿是那样的陌生和冷漠。

一盏灯笼突然从山道的拐角处出现，昏黄的灯光剪出狰狞的树木和扛着大刀长矛的汉子的轮廓。修缘的腿软了，牙齿嗒嗒打颤，他知道这一带有几股绿林豪客，却搞不清谁强谁弱，更不晓得跟着谁更有替天行道的“前途”一些。一股辛辣的酒气在他面前弥漫着，一条为首的汉子打了个饱嗝，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说，老实交代，你找谁，想干么子？

找你。修缘喘着粗气说，找你入伙来了。

细伢子，对方笑起来，转过脸对他的同伴说，你们听见了吗？这个连一担谷都挑不起的细伢子，也想来加入我们的队伍了。

月光和红灯笼照耀着这些汉子发红发青的脸，他们讨好地跟着头领大笑。修缘的肚皮里咕噜响了一声，他再也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倒在青石条阶上。我丢了东家的牛，修缘垂头丧气说。我找了一天，一天来连水都没喝过一口，找不到牛我就不敢回去见东家。修缘摇着头，嘟哝着，声音越来越轻，他的肚皮里又发出了一阵咕噜声，他抬起头，瞧着周围那些面面相觑的脸，能不能先给我搞一碗入伙饭吃？

他看见那群人咧着嘴在笑，笑得最欢畅的是头领，于是他只好尴尬地陪着他们笑起来。但是，他看见那头领挥了挥手，紧接着就使他就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他们突然扑过来，将他摁倒在了地上，“把他绑起来，关上两天再说！”头领发布命令说，“派人去打听一下，那户东家到底丢了牛没有！”

修缘感到无比的沮丧与失望。雪亮的钢刀架在他的脖颈上，他被推推搡搡，押进一座古庙。风高月黑，他哆嗦着，体会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深深痛苦。从这里可以发现，喜欢造反的其实往往不是穷人，而是殷实家庭出身的读书人。如我父亲这般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其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是往上走，经过努力去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无产阶级通过个人奋斗向有产阶级攀登的这种正统想法，有利于统治阶级维稳，因而在那些读过书的叛逆者眼里，恰恰是他们应该坚决反对的封建糟粕。

二

走投无路的修缘终于被绿林接纳，成了一名小马弁，或者说小喽啰。黄山头强人中最大的一股势力其头领名叫张玉龙，修缘是直接给他当了勤务兵，还是曾经跟在其他头领身边，今天已经很难考证。父亲生前很少跟我母亲说起在这个山寨度过的日子，一则以正统社会的眼光看来，这是他历史上为人诟病之处，二则张玉龙是个狡黠残忍的枭雄，朝三暮四有奶便是娘，曾经给这种人扫地抹桌提壶续水，后来的张鹤龄将军很难引以为荣。

将近三年，修缘难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更多却是风餐露宿，饱一顿饥一餐，史说“自民国以来，安乡境内帮会丛生，盗匪成灾”，经济落后，社会动荡不安。安乡地处洞庭湖北隅，多有狂风暴雨，又为长江四口泄洪与澧水注入洞庭湖的必经之地，垸小堤矮，此前，从1901年至1911年，曾经连续十一年水灾，“灾民千百为群，络绎于道，死亡枕籍”。如此天灾人祸，常常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终于令修缘再次逃离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丢了东家的东西。那是一支勃朗宁手枪，时值二百担稻谷。修缘被吊在山寨门前的古树上，被关进黑暗的土牢，他咬紧牙关，强忍泪水。不是因为肉体的痛楚，而是觉得无比的屈辱。张玉龙召集全体部众，指着修缘大骂说，这猴崽子将那支枪盗卖了，我要杀他的头来维护山寨的规矩！

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我说他是不是真的把这支枪盗卖了？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回答我的人名叫唐纯银。他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他说，幺公子我没必要为令尊大人避讳对吗，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如果是他盗卖的，后来他不会送来那一船枪支弹药，以示当年的委屈和清白。

那是1989年春天，我到了安乡，设想过也许会见到哪一位远亲，或者父亲的老部下之类给我做向导，没想到当天便遇见了这位被百姓们尊称为“唐劳模”的老人。我在安乡寻根的那几天里，这位老人每天都陪伴着我。

童年时我们就读过唐纯银的故事。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植棉劳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多次接见过他。这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老人，1997年，八十岁的唐纯银还指导徒弟钱本孝培育出单株结桃1161个的“棉花王”，被收入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像我父亲一样，唐纯银八岁就给财主家放牛。大革命时期，他阿爸是农会的积极分子，他是儿童团员，还给贺龙做过勤务兵。

1989年，七十二岁的唐纯银还没有退休，虽然不再担任中共常德地委委员了，仍是地区植棉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如此身份和经历的老人，确实没必要为一位早已离世的国民政府将领作任何避讳，他的政治立场应该是毋容置疑的。

丢了一支枪、还一船武器的故事在湖风中回荡，唐劳模说这给他少儿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那时他毕竟还是一个细伢子，只能远远地观望。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使他近距离接触了我父亲，他在我家临时寄居的宅子里帮工，劈柴做饭。四乡八村的选民纷纷跑来城关投张鹤龄一票，昔日的苦孩子感激地说，请每个人吃一碗肉丝面再回去吧。后来我在某本揭露旧政权腐败的“史料”上读到这一段，将张鹤龄说成回乡搞贿选。唐劳模对此并不认同，他说，“鹤公是‘带帽子’下来的抗日将领，其他参选者的资历跟他相比连个零头都算不上，他有必要向乡亲们行贿吗？！”

讲义气，爱面子，好打抱不平，希冀报效桑梓。这是唐纯银对我父亲最直观的评价。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否则真的很难解释逃离绿林多年后，修缘为什么还会送来那一船枪支弹药？

有人说是看守者一时大意被修缘钻了空子，有人说是张玉龙的小老婆心软而私下放了他，也有人认为，张玉龙的睁一眼闭一眼才是关键，因为他心里其实很明白，一向心高气傲的修缘不可能真的将那支枪盗卖了。我个人觉得，后者的推测可能也比较符合修缘当时的感受。

十六岁的修缘跌跌撞撞逃下山去，惊魂不定的他甚至不敢回头张望一下，山远了，周围是一片浩浩荡荡的湖水。修缘爬上一艘船，疲惫的身子像一束稻草那样漂浮在甲板上。夜空中的星星和远方的桅灯在看着他，那里是常德，更遥远的地方是长沙。

有一支熊克武辖下的部队正在长沙招兵买马，修缘别无选择地投奔过去。少爷和雇工的区别再次鲜明地表现出来。1919年慷慨激昂的5月4日来到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焰映红北京天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迅速传遍各大城市。5月下旬，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倪品真来到湖南，发动省城学生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时在长沙读书的安乡籍学生颜昌颐、邓鹤皋、何之瑜、陶季玉、林承恩等，奔走于湘江两岸、洞庭湖畔，整日忙于上街演讲组织游行示威；而在咫尺之遥的兵营里，好不容易重新变成“良民”的我父亲，却正捧着连长的一双皮鞋心满意足地擦呀擦着。

命运既安排他俩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又布置再次重逢的机会，这让人很无语。不要轻视生命中那些看上去偶然的邂逅相逢，有时候这样的偶然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长沙多雨，穿得起橡胶套鞋的市民毕竟是少数，傍晚时分骤雨初歇，满街木屐撞击麻石路面，发出清脆的嗒嗒声。修缘从一家旧书店出来，抬头的瞬间脸色大变，他结结巴巴地说，鹤皋，对不起，我听说你考上了长沙兑泽中学，我、我打算等有点钱了再去找你。步履匆匆的鹤皋猛地收住脚，惊讶地上下打量他。修缘？你真是修缘！他喊。你怎么来的长沙，怎么穿上了这一身二尺五？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等有钱了才去找我？！

修缘说有钱了我才赔得起你家那头丢失的牛。鹤皋皱起眉头盯着他看，半晌才挥挥手，恨铁不成钢地教育他说，胡扯淡，什么赔得起赔不起的，迟早有一天天下大同，世界都是穷人的！

已成翩翩少年的鹤皋将小丘八修缘带进一家茶楼。茶楼建在吊桥上，店堂地面铺的是厚实的木板子，颤悠悠的地板下是一条通往湘江的便河。遥望橘子洲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不难想象这位对阶级斗争和马列主义理论还一知半解的当年的愤青，是如何迫不及待地给他的童年玩伴进行起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启蒙。

我父亲后来跟不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共产党人打过交道，1931年父亲被戴笠密捕囚禁于南京中央陆军监狱地牢时，夜间悄悄上门向我母亲通报消息的就是这些“朋友”。抗战时我家住在重庆璧山，那些从曾家岩渡江而来的人时不时也会跑来尝尝她做的杭州菜。1919年夏天的这场邂逅相逢，在我看来就是这一切的源头，它造就了一个家庭一个世纪的左右为难。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是一个军警在学生面前相对缩手缩脚的时代，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敢阻止。章宗祥遭到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大总统徐世昌今天抓了为首分子，第二天就派官员连同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前去道歉。布尔什维克通过这场运动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使国家与人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天崩地裂的政治动荡。

疾风暴雨却令人迅速地成长起来，那时也没有什么官二代富二代硬是挡着草根出身者上升的社会通道。地主家的少爷和雇工向着各自的路径迅走，在这次茶楼相聚的短短几年后，两个少年郎身上发生的变化皆可谓天翻地覆。

1922年，鹤皋考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4年任青年团北京地委组织委员，中共北京西城支部书记。1926年被李大钊派到大连，担任中共大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4月赴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职工委员会秘书长。会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大连市委书记。 

改名为张鹤龄的修缘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青年军官，在北伐战争中因战功卓著擢升为陆军教导师第三团连长、营附、营长，打败孙传芳后，黄埔六期迁至南京改制为中央军校，修缘任军官教育总队总队长徐培根将军的副官，兼任建设杭州笕桥机场专员。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攻防设施。3月18日，北京民众五千余人，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北京执行部主任徐谦和中共党员李大钊、赵世炎等人领导下，于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日舰罪行，强烈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终于下令开枪了，有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跳墙而出，奔赴北京沙滩红十字会，居然弄到了救护车开回铁狮子胡同抢运伤员。此人便是邓鹤皋。受伤获救的李大钊赠给他一首诗，开头两句是：邓生今杰士，英名天下闻。

鹤皋忙着这些活动时，修缘在干什么？

同样的1926年3月，原湖南督办唐生智驱逐了听命于直系军阀的赵恒惕，代理湖南省长，宣布拥护广东国民政府领导。4月，吴佩孚的军队进攻长沙，唐生智被迫退守衡阳，向广东求援。广东国民政府为解除直系军阀的威胁，决定将唐生智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并派革命军北上驰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首先经韶关入湘，揭开了北伐的序幕。

军前半生死，寒夜思乡途。修缘大气长呼，终于要打回老家去了。战马引颈长嘶。修缘提枪登高，遥望北方，眉宇间凝结着深深的忧思与冀盼。故乡的山啊故乡的水，将如何刮目相看她的归来游子？

三

修缘骑马挎枪回到家乡时，安乡已经成了共产党人的天下。1926年9至10月，中共湖南区委派陶季玉、刘绍锋、周小康等人回安乡，从事地下活动，秘密筹建中共安乡地方组织。国民党湖南省执委会派党务特派员熊珊、樊哲焕（均系中共党员）到安乡组建国民党安乡县党部。该党部成立后，第一届八名委员全部是中共党员。

毛泽东所称赞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等等，安乡无不有过之而无不及。组织农协会员在地主家开会吃大户，焚烧英国、日本的呢布、香烟、洋火，捣毁日商投资的戴生昌的轮船，赶走西班牙传教士，没收天主堂的田地，查封作坊老板的财产等等，安乡城镇乡村狂热的喧嚣与骚动，或许跟1793年的巴黎相差无几。

泥腿子们湿漉漉地从田里上来，胸前佩上了“农民自卫军”的符号，他们扛着红缨枪、扛着带有浓重血腥味的大刀神采飞扬地走在城关的街巷间。在中共安乡县委书记陶季玉的策动下，已被招安当了安乡县团防队队长的张玉龙也再次接受了改编，由县工人纠察队统一指挥。如此情势之下，昔日的小喽啰修缘，而今的北伐军军官张鹤龄送来一船枪支弹药，究竟算是赔偿当年丢失山寨的那支勃朗宁手枪呢，还是变相资助给共产党领导下的湘北工农武装？

唐纯银告诉我他的看法：这船武器真正到达湘鄂交界的澧水河边，应该稍迟一些，否则不会引起他那位“两把菜刀起家”的老长官的高度重视。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张玉龙投靠共产党的时间很短，1927年5月21日，在湖南省主席张翼鹏的支持下，第35军独立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安乡的国民党右翼分子遥相呼应，张玉龙立时变脸，威逼陶季玉叛变遭拒后，开枪将其杀死。白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暴力革命，但是，左右两派都非常憎恶这条变色龙，张玉龙最后的下场竟然是被第35军军长、湖南省代省主席何健抓走，脑袋还被挂在了长沙城墙外的旗杆上。

前年有一位将近一百岁的老人佐证了唐纯银的说法。这是旅居纽约的一名安乡籍黄姓老华侨，黄埔出身，当过国军少将，其夫人是我安乡张家祠堂的一位族姐。那天我在美国探亲旅游的二姐接到他电话，说是有一件事藏在心中很久了，希望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告诉我们。我二姐匆匆地赶到其寓所，老人家握着她的手沉默良久，才轻轻地说出了这个在他看来应该是讳莫如深的、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人的名字。

“他和我父亲、你父亲拜过把子，”他说，“就是他奉命到湘鄂西创建苏区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在教民中很有号召力，你父亲则送给他一批枪支弹药。”

二姐回国后很谨慎地将此事转告我，那神情令我不由自主地心酸，我二姐七十多岁了，这种事，如果出现在她的中青年时代，是福是祸还真的很难说。半个多世纪历尽艰险，我们没有去找过后来掌权的任何大人物，一方面先父曾说过士可杀不可辱，人总要留下一点最后的自尊，另一方面，在一个人人但求自保的年代，人家或许避之唯恐不及。

历史的这一页早就翻过去了，我告诉我二姐，没必要太当它一回事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于团体的利益需要，这种“拜把子结兄弟”的场景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位自身也从草莽出来的人物，据我所闻，他结拜过的这一类“弟兄”至少能达到二位数。

月亮洒下清辉，辽阔的苍穹下，船上的桅灯和警惕的眼睛在远处的河面上闪闪烁烁。 有人举起桅灯发出了信号，接应者赶紧迎上前去。修缘站在船头，风吹起他灰色军装的下摆，一柄勃朗宁手枪在腰间微微颤动。他跟前来接枪的人点点头，两条船靠拢。修缘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船舱空了，对方的船舱满了，俄国造的1891型莫辛·纳甘步枪，德国造的毛瑟手枪，还有汉阳造，有新的也有旧的。修缘自嘲地对他黑暗中的洞庭湖故乡说，当年欠下的一头牛、一支枪真是不便宜，为了还债，把我这些年积攒的家底全掏空了。

行文于此，我眼前再次出现了长沙城里的那座茶楼，我猜想那一刻我的父亲也在想着那茶楼窗外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风光，一位少年郎喋喋不休地向他念叨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少爷给放牛娃一番启蒙灌输的结果是，见面时无所谓赔不赔的小债，告别时却因为“迟早有一天天下大同，世界都是穷人的”，而增长了无数倍利息。

人多嘴杂，这件事迟早会发酵，成为中央党部调查科和复兴社特务处严查他的一个缘由。当然，他的罪状远不止这一条。徐培根将军有个弟弟徐祖华，这名字一般人大概没啥印象，但提起他的笔名就让人如雷贯耳了。他的笔名叫殷夫，著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等。从1927年到1929年，这位革命诗人三次被捕，他的大哥徐培根想方设法营救，具体奔走的自然是其副官张鹤龄。尤其是1928年那次被捕，徐培根在国外，其夫人张芝荣心急如焚乱了方寸，打探消息托人保释等令我父亲日夜无休地奔波于南京上海之间，精疲力竭。

“俗话说一二不过三，”父亲跟我母亲说过其人其事，这个出生于1910年从十七岁起就不断进出班房的愤青，实在是将他的兄嫂及其部属折腾得够呛。“我想他总该安分一点了吧，没想到了1931年年初，他又被抓了进去！”这第四次，殷夫是与柔石、冯铿等八人一起被英租界巡捕逮捕并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他的大哥徐培根已无力相救，而我的父亲更是束手无策，因为随着殷夫等人的被捕，他自己也被五花大绑地押进了监狱。

早就被戴笠盯上的张鹤龄被特务们蒙上眼睛，直接带到了南京鸡鹅巷戴公馆的地下室。父亲说他营救徐祖华只是在替长官尽一名副官的职责，戴笠付之冷笑。这个黄埔六期的学生，当年在校时见到总队长副官就立正敬礼的，现在完全换了一张脸。“你是共产党重大嫌疑犯，你的罪状远远不止这些。”威逼利诱，毒刑拷打，可怜我的父亲，被整得奄奄一息死去活来。他的罪状到底还有哪些？我母亲不知道。父亲只是告诉她，除了那些无可否认的行为，我什么也没承认。

母亲带着才一岁多的我大姐住在夫子庙附近一间破房子里，不能探监的日子就在门口摆个小摊给贩夫走卒缝补衣衫，杭州娘家送来一点接济，也有自称“张先生的朋友”的人，隔几个月送来一点粮米或几块银洋。母亲将丈夫的话转告他们，母亲说，我要留在南京，我必须常去探监，因为只有在会见亲人时，他才能从地牢中出来见见太阳。

从1931年春天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作为政治犯获赦，张鹤龄身陷囹圄将近六年。一条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壮汉，被折磨得苍白孱弱瘦骨嶙峋，解开脚镣手铐迈不开脚步。深沉的黑夜，他透过一扇两本书那么大的小窗仰望外面的水门汀，水洼里映出惨淡的月亮。那时他会回想起他的童年，想起财主家的少爷鹤皋跟放牛娃修缘交谈的情景，脸上便不由自主漾起一抹苦笑。

修缘早从报章上知道，鹤皋1927年6月赴奉天设立中共省委机关，7月下旬即因叛徒出卖在大连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判刑十年。1927年9月19日，日本地方法院开庭公开审理，鹤皋却在法庭上宣传起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法官问他：“被告所信奉的是共产主义？”他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略为不同，是由孙文的三民主义产生的，限制资本家的暴利，分配均等，平均地权，限制资本为其目的”。法官又问：“据说要从资本家手中没收铁路、工厂等等归为国家公有，劳动者按其技能就业，劳动时间要缩短？”他说：“如果这样，不但职工可以得到恩惠，一般人民也可以得到安定生活。”9月28日，殖民当局在对邓鹤皋等十七名共产党员和激进分子进行宣判时，鹤皋把全部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要求法庭赦免其他同道。10月10日，日本大连地方法院对其中二名免予判刑，其余人得以减刑，对邓鹤皋则维持原判禁锢十年。

“七七事变”后各界人士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我父亲终于走出魔窟。出狱后即打听鹤皋的消息，原以为他在监狱中要被关上整整十年，不曾想日本人也有大赦减刑，邓鹤皋于1934年9月就出狱了。人们只知道他先到杭州，接着去了上海。其实，在我父亲出狱之日，改名邓洁并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的鹤皋，早由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冯雪峰派出交通员将他护送到了延安。

多少年后见到鹤皋的女儿邓烨，说起她父亲的前妻，我一愣，记忆中我母亲常说起的一个人名对上了号。安娥是当年可谓家喻户晓的文化人和社会活动家。我的哥哥姐姐们放学时一路唱着她写的《卖报歌》回家，我母亲直到晚年还会哼哼她作的《渔光曲》。1937年落叶时节，刚恢复自由前路茫茫的父亲对我母亲说，我不方便，你替我跑一趟上海吧。我母亲说，我去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她，就是找到了又能说些什么呢？听说她在苏联时就已另嫁了，回国后起先是跟任光，后来又跟田汉住在了一起。

安娥本名张式沅，跟鹤皋是北京美专同学。1926年7月，这对新婚夫妇从天津乘船抵达大连，半年后，安娥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不久即听说鹤皋已身陷囹圄。这个看上去多才多艺又多情的文弱女子，秘密身份却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就是先前的“契卡”后来的“克格勃”的东方部首长助手。1929年12月，安娥回国后即参加中共特科，受过陈赓的直接领导。

我父亲却曾经当面质问过安娥：没有一点确切证据，你就匆匆忙忙地“误以为鹤皋已牺牲了”吗？问题提得直接而尖锐，纵然一向对人事应付自如的安娥，也窘迫得无言可对。其实那时历尽艰辛的邓洁已于1936年在上海找到了她，但是，他俩的缘分早已成了往事如烟。

那是1939年初冬，应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彼时，我父亲就在第五战区担任高参兼总务处长。出狱后的张鹤龄在中央军系统已难以存身，经老长官张治中推荐给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参加了台儿庄等战役。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湖北老河口，多少知晓一点安娥真实身份的我父亲，惆怅地遥望南边，想起风雨飘摇的安乡老家，内心中比她更为无语。

1934年的被日本人大赦减刑，迟早会让邓洁付出因为“莫须有”的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辛酸代价。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组织思维所决定的，作为个体的党员绝对无法抗衡。另外邓洁1936年9月在上海还曾再次被捕过，一个多月后经保释出狱。按照他中共建党初期入党的老资格，到了延安、尤其是从西柏坡进入北京以后，其职位似乎不该停留在副部长这一级。但事实就是这样：从上海到达延安后，最初对他的安排是担任中央党校高干班班主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抗战初期，邓洁短时间的出任过中组部秘书长。1940年中共中央成立直属财经经济处，他被任命为处长，从此成了负责直属机关生产行政福利的干部，如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还兼任过延安评剧院院长。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后，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组成中央纵队，邓洁担任副司令员，跟随毛泽东辗转跋涉，黄土高原上时常飘荡起他们的湖南土话。一个早期的革命者与其领袖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是否能帮助他躲过日后的劫难？

二十年后，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他的更为狂热的第二代拥护者们挥手致意，漫天飞舞的红旗和标语传单覆盖了所有的城镇乡村。挨整的首先是这些湖南老乡，比方说彭德怀，比方说刘少奇。年轻时为农协会员冲进地主家吃大户而挥拳高呼万岁的邓洁，被革命小将们反剪双手拖出了家门。其实家已不家，而是一只笼子，邓家的孩子们在里面提心吊胆地等待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街巷中传来的口号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常常令他们不由自主颤抖，生活在随时可能被人抄家批斗的悬念之中。戴着“叛徒”、“特务”等帽子的邓洁，晚年时被关押八年多，受尽非人折磨，牙齿被打掉了，耳朵被打聋了，全身伤痕累累，还被长期流放到陕西省汉阴县。

邓洁当过中央直属经济建设部部长、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最后的职务是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

四

1934年初冬时节，杭州阴雨连绵，欢乐巷一座幽暗湿冷的墙门里，我病中的外公躺在床上，匆匆从南京赶回的我母亲正在厨房煎药。听见有人在墙门口打听她，母亲从厨房走出来，看见一个个子不高头发蓬乱的男人，一只手扶在门框上，另一只手将一块肮脏的手帕捂着嘴，不停地咳嗽着。

街上滚动着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雨中已带一点极薄的雪纸。寒风从西湖上空吹来，风声如同监狱高墙外囚徒家属压抑的哭泣。你就是修缘的堂客？母亲点点头，说，你是从他老家来的亲戚吧，快进屋里去坐。客人跨进门槛，打量这个简陋杂乱的院子，显出略感惊讶的神情。除了卧室厨房，所有地方都是我外公和他的徒弟们的作坊，到处是刨花、尚未完成的木制品和散乱的工具。客人若有所思地说，我听说过，修缘在笕桥机场当军代表时认识了你阿爸，老人家是建设机场的木工班头。

母亲有些狐疑地瞧着他。虽然天气已冷，南方还少有穿着这样厚实棉袍的男人，尽管这棉袍已撕破挂落，这里那里露出花絮，一双皱巴巴的旧皮鞋也沾满了泥浆，但这个潦倒的男人镇静地坐在那里，毫无一般千里奔波投亲靠友者的尴尬。母亲问他安乡老家的情况，他重新咳嗽起来，苦涩地笑了笑说，我跟修缘差不多时间离开老家的，他还回去过几次，我却是多年不曾回去了。

母亲终于将她丈夫已坐牢三年的情况告诉他，他怔住了。外面的雪纸变成了雪花，风在屋顶上呼啸，他走到窗前，那落寞的身影被灰暗的天光投射在湿漉漉的三合土地面上，久久地凝固不动，就像石化了似的。母亲说，“他摇着头，双眼微眯着，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能否找到那些送过米粮来的朋友，这是他急于了解的问题。但是母亲却爱莫能助。这些人能找到她，她却找不到他们。这是一些神秘的朋友，悄然而来悄然而去，母亲跟他们几乎无话可说。母亲曾经问过个别人，她说你认识我丈夫吗，我从没听他说起过你呀。对方说，你去探监时就说我是受人之托好了。母亲说受何人之托？对方歉然一笑说，朋友的朋友转托过来的，我也说不清了。

时间长了，我母亲对这些人自然也有某种猜测，因此而联想到眼前这位仁兄的背景，母亲胆怯地叹了一口气，建议他住下来守株待兔。这个走南闯北的男人木然摇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他说，憔悴的脸上显出一种迷茫和无奈。母亲注意到他的脖子和耳朵上还沾着点煤灰的印迹，好像扒在货车上来到杭州似的，母亲瞧着窗外飞舞的雪花说，不管怎样，你今天总归是走不了了，吃餐热饭洗个澡，好好睡一夜再说吧。

外公起不了床，陪他吃饭洗澡的是我母亲的小阿哥，一个老实本分的银行庶务。明湖浴室就在离欢乐巷不远的迎紫路上，赤条条的男人们在蒸汽中走来走去。小娘舅看见他手腕和脚腕上紫黑色的伤痕时情不自禁地惊叫出声。小娘舅给他擦背，一边擦，一边小心翼翼地问他，这条褐色的伤疤是不是他们用鞭子抽打你时留下的鞭痕？

小娘舅记得他吭吭地咳嗽，发出一声短促而暗哑的笑。日本人。他说。侵占我东北的日本人打的。小娘舅向他翘起大拇指说，你是英雄。

他比我小娘舅大六七岁，他对小娘舅说，只要你有心，你也能成为英雄。我那小娘舅尴尬地沉默片刻。我可做不了英雄，他自嘲地笑笑，若是我也像我妹夫那样进了班房，他说，谁来侍奉我老爹老娘呢？再说我生来胆小怕死，只能是做一个小老百姓的料。

等不及那些送过米粮的朋友再次出现，那天凌晨，这位不速之客在天蒙蒙亮时起了床。我母亲给他烧了一大碗阳春面，碗底有三个荷包蛋。“和高”，这是他告诉我母亲的他的名字，跟我父亲的关系则是小学同学。后来我父亲说，这两个字倒是没错，因为简单易认，乡亲们曾经将其当作他的别名。“小学同学”就有些牵强了，那时只有私塾，哪来的小学。

他确实是先到杭州、然后才去了上海的。他在寻找他的同志们。两条铁路在曙色中像蛇一样的向前延伸着，远处信号灯变幻着绿色与红色的光亮。我的小娘舅穿着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衫，冻得抖瑟瑟地将他送到月台上。一辆绿皮火车驶来了，它的方向是由南向北。后会有期，“和高”抱起双拳对我小娘舅说，他的表情隐没在火车头喷出的烟雾后面，那剧烈的咳嗽总算好了些。许多年后，小娘舅告诉我，自己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但是他毫无办法，有的人生来是做弄潮儿的，而大多数人永远地只能是随波逐流。

这位“小学同学”来去匆匆，母亲后来去南京探监，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她只能向父亲简要地提了一下，父亲眉毛一挑，脸色一阵变幻，慢慢的又平静下来。鹤皋自由了，修缘仍在狱中，日本人抓鹤皋还经过公审以后才判了十年徒刑，修缘却一直被戴笠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过着一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日子。此情此境，他唯有从心底深处发出沉重的叹息。

到了1940年，新华社电讯忽然传来延安的消息，说是中央直属财经处长邓洁同志荣获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奖状。那时我家住在重庆郊外的璧山，几间矮小的瓦房，坐落在镇边的山坡下，我大姐大哥每天都站在镇外的山坡上仰望天空。远远地传来了发动机的嗡嗡声响，我大姐霍地站了起来，一架美国制造的P-40战斗机从他们的头顶飞快掠过，低低地盘旋了一圈，大姐对我大哥说，肯定是阿爸回来了，他就在这架飞机上。

上世纪四十年代,张鹤龄身上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的草莽痕迹，经过陆军大学与西点军校印度分校将校班的学习，使他变成了一名颇有欧美范儿的将军。不打仗时，他身上的哔叽军装总是让我母亲给熨烫得很挺刮，皮靴擦得鋥亮，还喜欢喝一杯英国白兰地酒。他跟着指挥桂南战役的白崇禧从昆仑关大捷的战地归来，随即担负了与盟军的联络任务，每个月都要乘坐战机往返中国与印缅之间。他是第一批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国军官之一，在整个抗战的中后期，被盟军飞行人员称之为自杀之旅的驼峰航线，已经成为他随时准备杀身成仁的悲壮征程。

选择他担负这项任务有几个原因：他曾任航空署署长、军委会空军事务处处长徐培根的副官多年；他当过建造笕桥机场的军代表、熟悉从杭州迁往云南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的那些老技师；他是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将军十分信赖的部属，跟着白副总长先后出任军训部、军令部的处长、厅长、主任等职。“没有比你更合适担任盟军联络官的中国军官了，”美国佬陈纳德上校咬着烟斗对他说，“我的航空队需要一位真正帮得上忙的将军。”

父亲乘坐陈纳德航空队第一中队的战机抵达白市驿机场。从飞机上下来已近黄昏，他上了一辆道奇吉普匆匆地赶往码头。高空缺氧造成的头痛欲裂的感觉还在折磨他，他松开衣领贪婪地呼吸车窗外嘉陵江边潮湿的空气。被日机轰炸过的店铺和工厂的废墟从他身边掠过，江面上漂浮着人与牲畜的尸体。他听见男女老少的哭声像呼啸的浪涛那样汹涌在空中，他感到胸闷，窒息。他看到江堤上的孩子们都把眼睛蒙住不看，有个孩子没蒙，但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就这样傻傻的站在充满血腥味的热风中。

父亲走进家门，看见我母亲站在堂屋里，面对着桌上一台德国产的根德收音机出神，父亲说怎么啦，又有什么新闻了？母亲难以置信地说，“你那位‘小学同学’在延安当了劳动模范。”

父亲跟母亲说过，邓洁就是鹤皋、和高。母亲从父亲的行囊翻出几个美国产的午餐肉罐头，我的哥哥姐姐们欣喜地叫嚷起来。一家人围着火锅吃饭，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令父亲感到心酸。他问母亲，邓洁如何当上的劳模？母亲说，搞大生产，开垦南泥湾，做贸易，贯彻执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边区建设方针。父亲哈哈大笑，说，“早知如此，我俩就都留在安乡不出来算了，他一定可以成为大财主，我跟他干，起码也会吃穿不愁嘛。”

他的笑声中充满苦涩。被日机轰炸坍塌的店铺和工厂的废墟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吃不下饭了，有个没蒙住眼睛的孩子在饭桌前看着他，嘴张得很大，合不拢。今晚，这些孩子去何处就食？

大片领土沦陷,中央政府被压缩在以四川为中心的一小片地区,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就是嫡系部队也经常接济不上。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编制是三个师加一个卫戍军区，人员不过三四万人,但是其扩军能力惊人,从1938年到1939年，部队转入敌后游击，很多小团,从千把人一下子扩充到六七千人,有的甚至上万，一年多时间，要吃军饷的人就增长了十余倍。

第二次国共合作，除了国民政府供给，友军接济中共的例子屡见不鲜。卫立煌就一次性赠送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及三个师的夏衣、大批医药用品和电话通讯器材。阎锡山、傅作义也曾如此。1938年冬，兼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撤离武汉途中与白崇禧同行，交谈中向他提出，希望桂系高层支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白崇禧将军慨然应允。后来的两三年中，经桂林“八办”向其部输送的军需品，如汽车、汽油、毛毯、被服、电讯器材和药品等就有数百种之多，输送的干部、青年则达千余人，特别是延安的无线电台、广播器材等，主要由桂林方向提供。

父亲曾是桂系的总务处长，从这个职位看，他与邓洁在延安所担负的工作颇有相同之处。我母亲记得住在桂林时，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姓殷的行政科长找上门来，手里拿着一封“张先生的老朋友”写的介绍信，父亲接待了他。殷科长的口音跟我父亲很相象，母亲给他沏茶说你们是老乡吗？殷科长略显拘谨地站起身将双手接过茶杯，我老家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湖北崇阳，他说，与张将军的口音是比较接近。

母亲的记忆中，这个年轻的“九头鸟”来过好几回，有一次来得很急，因为廖承志在香港筹集了一批经费和紧缺物资，打算寄运到桂林后再提出来分发到各地去，殷科长问我父亲能否保障安全，父亲说没问题，必要的话可以用我部的名义办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母亲坐在家门口一张竹椅子上看报，一个人的照片使她突然陷入沉思。我凑过去看，见是一位面容清癯的军人，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物资部部长，国务院财政部军管会主任、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他的姓名叫殷承祯。母亲感慨万千地说，原来他也当了这么大的官啦。

1940年，在西北，邓洁忙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而在西南，日本的战机刚过了元旦后便开始轰炸滇越铁路。这是中国当时仅存的一条陆上有效国际通道，如潮水般涌来的军事、航空、重工企业，以及内迁的高等学府大部分师生与教学器材、科研设备，都须经滇越铁路迁移入滇。张鹤龄夜以继日地忙于联络盟军和中国军队合作加强防空火力网，直到中美战机升空迎击，连连重创日机，迫使日机远离滇越铁路而不敢轻易进犯。

八年抗战的独特经历，使我父亲与窑洞中的革命者不同，与青纱帐里打游击的人不同，乃至跟一般国军将领的视野与感受也颇有区别。盟军在远东战场的每一仗胜败，都可能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耳濡目染，不仅使他的中西文化修养，他的民主和自由意识都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中国的两派领袖其实都不会喜欢这一类人，因为他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共同点：这个国家必须由我说了算。

昔日的鹤皋与修缘各忙各的，渐渐地,在我母亲的印象中，似乎不再有所交集了。

五

现在是2013年5月。北京。太阳正从浓密的雾霾后面钻出来，这是一个气象预报仅为“轻度污染”的好日子。

西长安街六部口，北京音乐厅旁边有一家素菜馆。我的老朋友韩军、何小鲁夫妇是引荐人。去年我的三卷本自传体小说《湘九的历程》出齐了，书中提到邓洁，虽只有寥寥数语，小鲁这个有心人却将它告诉了邓洁的女儿邓烨。她俩是北京育才中学的同学。

三十多年前，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进何小鲁家，见到她父亲何克希将军。令我惊讶的是，老先生年轻时居然见过先父且对其印象不错。这位1929年由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介绍入党的老人，1935年在峨嵋组织暴动，失败后去上海中共特科搞过情报，抗战时任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使浙东成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1949年4月，在何克希指挥下，由济南战役中易帜的吴化文部改编的解放军第35军占领南京。两个月后，何克希被任命为三野特种兵纵队政委。1950年改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不过，我见到他时，他的职务，却早已变成了浙江省政协众多的副主席之一。

何克希加入中共前就是刘文辉麾下，他的入党介绍人车耀先更是熊克武属下的老兵。老先生能对我这个“反革命子弟”以礼相待，令我感慨不已。宝石山麓一栋小楼是何家所在，周围光线柔和幽暗，微风从西湖上吹来如泣如诉。何将军问起1949年以后先父的情况，我的神情如夜色降临的湖山一般黯淡。

我说，1949年11月，我们全家去了香港。1950年春天，蒋中正在台湾“复职”，随即“免去总统府中将参军张鹤龄等人本兼各职”。是年7月，母亲带着子女们返回大陆，刚满月的我也被她从罗湖桥的铁丝网下塞了过来。父亲却于1954年年底飞往台北，下机即遭到当局监视，据说五个月后“突患重疾离世”，年仅五十二岁。

何克希将军想必已见惯了历史的各种恶作剧，默默地听着，没有问我为什么。“你也算得我大革命时期老战友的后人了，”老人对我说，“今晚咱们喝一盅。”

老人如此待我，韩军两口子更为热诚。父辈的宦海浮沉与世态炎凉，使这对干部子女的“红二代”、“官二代”意识相对比较淡漠。这一回，为了让“财主与贫雇农的后代”百年一遇，小鲁给两边约了多次，不是我回杭州了，就是邓烨另有安排，或者天气太差，不宜出门。“轻度污染”确实算得上好天气了。

我到达素菜馆十分钟，邓烨翩然而至。寒暄过后，我说，你的身高大概有一米六五，这点不像你爹。邓烨一愣说，你见过我父亲吗？我摇摇头。我娘说你爹个子不高。我说，1980年，我第一次来京即去拜见令尊大人，不料，他已在半年前去世了。

我查阅当年的笔记本，邓洁逝世是1979年7月26日。1980年早春时节，我从一家造船厂的锻工车间出来，当了分厂的供销科科长。母亲听说我将去北京出差，沉吟半晌，写了几个人的名字给我，“告诉他们，最艰难的日子我们已经熬过去了，”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对我说，“现在，只是去看望一下老人而已。”

这些老人的住处都差不多，大多是四合院，也有住楼房的。进门有个小车库，有的停着一辆红旗或伏尔加轿车，有的是嘎斯吉普。我记得邓家就停了一辆老式吉普车，厨房很小，吃饭间也很小。好像是邓烨的弟弟，或者姐夫妹夫之类，陪我吃了一餐饭。

也许我记错了。邓烨说她父亲去世时，她家已经不住四合院了，而是住到楼房里。不管住在楼房还是四合院，邓洁的晚景都给人一种凄凉之感。好不容易熬到从流放地回京城了，熬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他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站在他那挂着黑框的遗像下面，回想他的一生和我父亲的一生，我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受。是的，鹤皋比修缘多活了二十四年，但这二十四年的个中滋味，唯有他自己知道。修缘是英年早逝，走得蹊跷走得迅速，耳朵没被打聋，牙齿也是完整的。鹤皋呢，被关押和流放加起来十几年，其晚年所受到的精神侮辱与肉体折磨，甚至远远超过年轻时在日本人监狱的遭遇。而这一切，却是那些“自己人”所赐予他的。

我们读过太多的英雄末路故事，多得千篇一律，已无多少悲壮可言。鹤皋与修缘，说来也是平常，其显性的事迹和隐性的情节，都已静悄悄地淹没在沧海横流的大潮中。他们来到这世上，活过，爱过，奋斗过。他们在清水里泡过，在血水里浴过，在碱水里煮过。求生存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或主动或被动，为民族也为自身，在一个常令梦想幻灭的世界里，他们以顽强的毅力跑完了各自命定的马拉松路程。坐在素菜馆遥望窗外，我仿佛看见历史盘根错节地将一百年前两个少年的影子，古怪地扭曲在天安门广场的砖地上。

这个世界，不要多想，尤其不要往深里想。有些历史关节，想得太深只会陡增烦恼，我告诫自己。

令我略觉讶异的是，邓烨没有去过安乡，她的姐妹和弟弟也没有回去过。“老家后来只剩了一个姑姑，也嫁到湖北去了。”这个姑姑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该是一百多岁了。

我与邓烨的经历毕竟相距甚远，主话题唯有共同的洞庭湖故乡。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堤旁草蒿拂风，湖上渔舟影影绰绰。唐劳模说，1937年冬天，你父亲从监狱里出来了，他回到安乡，就站在这段湖堤上发表演讲，要修堤垸，造福桑梓，还要组织抗日自卫团。周围乡村的人都从阴暗的草屋里跑了出来，从湖上田头涌了过来，我也站在在人群中。你父亲举起一只手，说，国难当头，张某人我恢复了杀敌送死的自由！各位兄弟子侄，有种的跟我走。

唐劳模领着我在堤岸上寻找一块昔日的功德碑。当年出钱出力修建堤垸的士绅乡民，他们的姓名都刻在这块碑上，张鹤龄名列前茅。这块碑，早已不知去向，我离开安乡后，这条堤，经历过1998年特大洪水的滔天攻击，迄今依然屹立在洞庭湖上。

终于到了我的祖辈生存繁衍的村落，走出来一位年轻的村支书，身穿一件笔挺的毛料中山装，两条裤腿却绾到膝盖上下。村支书说，欢迎欢迎，欢迎你回来投资捐赠！1989年的我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我说，我是军人，靠工资生活，哪有什么钱投资捐赠啊？

村支书愣了愣。你们一家不是都逃到台湾去了吗？他瞧瞧我头上的八一帽徽，沮丧地说，我还以为你干的是国军呢。

故乡如一首音韵深沉调子古老的哀歌，猎猎长风漫卷战旗已是过去式，一切终将归于平淡，而今，我们坐在那里，其实就是几个退休老人在吃饭聊天。小鲁说你还在忙啥呢？邓烨说唱歌跳舞。小鲁说哪个组织呀，“将军后代合唱团”还是“开国元勋子女合唱团”？排练场在哪儿？小鲁转过脸问我，你听说过那地方吗？我拿起茶杯喝一口水。略有所闻，我说，文津街13号，过去也叫养蜂夹道。

我在北京上过学。我知道上那个“会所”去休闲娱乐的人必须是什么级别。当然家属也可陪同。不是家属怎么办？可以由够得上级别的首长介绍，办理专门的舞伴证。今天听来有些腐朽，有些可笑：彼时，在我上学的那所学院，能够上那儿去和首长们跳舞，却是一些女教师女学员最华丽的梦想。

白头宫女说玄宗。我看着她们。啥时去看看你们的演出。我没话找话说，脸上带着一种自以为很像卓别林的笑容。

邓烨是个挺平易近人的人，将我一路送到地铁站口。行色匆匆的路人从我们身边走过，风吹来热烘烘的带着浓重的汽车尾气。灰蒙蒙的天桥，脏兮兮的地下过街通道。我站住了，她礼貌地注视着我的眼睛，等着我说再见。你和你的姐妹兄弟回老家去看看吧，我轻声对她说。感觉自己就跟一头大灰狼似的。我说，去看看你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吧，去看看稻田葱绿,白鹭飞翔，蓝天碧水，乡人善良。

我乘地铁回到位于北京东北四环的望京，那里有我女儿的家。我有个两岁零两个月的外孙女，跟她爸爸姓王，那天去医院打针，护士叫到她，她突然说我不叫这名字，我是张小姐！我抱起她，别这么说，我告诉她，姓张的是我，还有我阿爸，你的曾外公，他离开我们五十八年了。我的手机响了，是何小鲁打来的电话。她说，明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有你那天说想看的演出，我们给你搞了一张票。我愣了几秒钟，尴尬地回答说，谢谢，很感谢，但那是我在开玩笑。我很认真地对她说，真的，那可不是我去的地方。

一切已归于平淡。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护士给孩子打完针走了，孩子还在嚎啕，我说，不要哭了，我们赶紧悄悄地出去吧，别让医生看见。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她抬起右手蒙住自己的眼睛，将左手牵着我往外走。医生护士们在走廊上看着这一幕，先是讶异，接着乐不可支。我的小外孙女却对她们的笑声置若罔闻，她觉得自己看不见别人了，别人也就看不见她了。她带着毅然决然的表情一步一步地走出去，就像她的祖辈沿着乡村泥泞的土路跋涉在逃亡途中，前面就是自由的曙光，就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和天空了，她会像一只小鸟去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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