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軍《4-6世紀朝鮮半島研究》出版（附：高福順序）
作者: 楊軍
出版社: 吉林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5-5
頁數: 188
裝幀: 平裝
ISBN: 9787567736009
內容簡介：楊軍教授撰著的《4-6世紀朝鮮半島研究》可視其為《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有關4-6世紀朝鮮半島問題的精細加密版，全書跳出了目前我國學界著述“中韓(朝)關係史”的基本範式，立足于區域史的理論與方法，闡釋朝鮮半島區域內的諸政權之間的紛爭，以朝鮮半島區域為中心闡釋問題，實現了研究範式的突破，實為難能可貴。這部頗具學術創新價值的專著，無疑將為學界所重視、所關注，並對朝鮮半島古代史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作者簡介：楊軍，回族，遼寧朝陽人，1967年生。1989年畢業于遼寧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92年畢業于吉林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并留吉林大學歷史系任教。1997年于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獲博士學位。現任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院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關係史、東北古代民族史。
目 錄
序言（高福順）
導言
第一章 4世紀前的半島政局
一、朝鮮半島的郡縣體制
二、三韓諸“國”的演進
三、倭與朝鮮半島
第二章 群雄角逐的4世紀
一、高句麗進入朝鮮半島
二、前燕與高句麗
三、百濟的早期發展
四、加耶（任那）諸國的出現
五、加耶（任那）諸國的地域
第三章 好太王與高句麗稱霸
一、高句麗與百濟爭霸
二、半島北部漢人移民社會的解體
三、附說“七枝刀”
四、新羅的崛起
五、好太王的稱霸戰
六、高句麗獨霸格局
七、高句麗的南部疆域
第四章 百濟、新羅同盟時期
一、百濟、新羅同盟
二、百濟請封的背後
三、新羅的戰略
四、百濟對加耶諸國的爭奪
五、倭人的動向
第五章 真興王與新羅的崛起
一、加耶諸國的變化
二、新羅的強盛
結語
跋
序 言
高福順
由楊軍教授撰著的《4－6世紀朝鮮半島政局研究》即將付梓問世，承蒙撰著者之雅意，難以卻之，勉為“絮言”，抒之共勉。
于學術，楊軍教授視閾開闊，涉獵廣泛，大凡國學典籍、宗教、民族、中外關係均有論著發表，然用力最勤者、最為關注者乃為東北亞民族之歷史與文化。近年來，于東北亞學術領域撰述頗豐，先後有《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高句麗民族與國家的形成和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渤海國民族構成與分佈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高句麗與拓跋鮮卑國家起源比較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夫余史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朝鮮王朝前期的古史編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高句麗官制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等出版，同時還主編有《東亞史》（長春出版社2006年）、《中國東北民族史》（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等，真可謂用力頗勤，著作等身，影響甚廣。現得知，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朝鮮半島古代史研究”之中期成果《4－6世紀朝鮮半島政局研究》書稿已殺青定稿，既為撰著者用功之勤深感震動，欽佩之極，又覺得這是撰著者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首席專家之研究歷程中不可或闕、水到渠成之事。歎哉！
在我所熟知的學人中，楊軍教授是用力最勤者之一，既勤於讀書，又頗會讀書，有著自己特有的學術敏感性、問題意識以及學術研究範式，他總是能從浩繁的史料中“嗅覺”到被學者忽略、回避或未能及時發現的史料與問題點，以其獨特的研究視角、敏銳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確定研究方向、內容與課題。當恩格斯的部落聯盟理論與塞維斯的酋邦理論並行于中國學界時，他便申請了國家課題《高句麗與拓跋鮮卑國家起源比較研究》，選取東北亞史上的拓跋鮮卑與高句麗二民族作為個案，總結中國北方民族由前國家形態向國家形態演進的模式，以比較上述兩種理論的異同與正確性。當學人在津津樂道地討論渤海政權的社會性質與歸屬問題時，他卻獨闢蹊徑，以渤海的建國集團與民族構成作為研究對象，撰成《渤海國民族構成與分佈研究》，提出渤海國的建立者既不是中國學界傳統所認為的粟末靺鞨，也不是韓國、日本學界通常所認為的高句麗遺民，而是伯咄、安車骨等部靺鞨人，以及《三國史記》所載“靺鞨”不是指肅慎系分支的靺鞨族，而是指活動於朝鮮半島東北部的穢貊族等新觀點，不囿傳統，自成體系，影響甚為深遠。當學人在努力梳理中國中原諸王朝與朝鮮半島諸政權之關係及歸屬時，他卻從理論的視閾分析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之發展演變過程及其特點，撰成《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首次提出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形態可劃分為前國際體系、方國體系、郡縣體系、羈縻體系、宗藩朝貢體系等五大歷史時期，進而論證了朝鮮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長期屬於中國的組成部分，尤其是西漢時期，甚至統轄了整個朝鮮半島，郡縣制體系瓦解後，高句麗、新羅、百濟等政權雖已步入成熟的國家形態，然他們與中國中原王朝間仍保持著朝貢關係，承認為其屬國，此特徵歷王氏高麗、李氏朝鮮一直延續至清末。是書的貢獻除關係形態劃分外，還在於提出了研究區域關係史的新方法，研究中韓（朝）關係史的新視角，此更具有理論意義與學術價值。
在我所拜讀過的楊軍教授的著述中，大凡皆有上述所舉隅者推陳出新之意味。當《4－6世紀朝鮮半島政局研究》書稿擺于我面前時，頃刻間隱約意識到又有“新知”、“新論”需要去收穫了。果不其然，讀罷書稿，佇於案頭，凝視窗外紛飛的初春白雪，難掩亢奮之貌，撰著者之獨特的研究視閾與深邃的洞察力又一次令我領略到學者風範與學術意境。就是書言之，可視其為《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有關4－6世紀朝鮮半島問題的精細加密版，然與《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相比，又頗為迥異，特色鮮明。是書跳出了目前我國學界著述“中韓（朝）關係史”的基本範式，立足于區域史的理論與方法，闡釋朝鮮半島區域內的諸政權之間的紛爭，以朝鮮半島區域為中心闡釋問題，實現了研究範式的突破，實為難能可貴。在以往的研究中，無論是通史性的還是斷代史性的著作，如楊通方《中韓古代關係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該編寫組編《中朝關係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蔣非非等《中韓關係史（古代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楊昭全等《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魏志江《中韓關係史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拜根興《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党銀平《唐與新羅文化關係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拜根興《唐朝與新羅關係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等，均以中原王朝為核心展開“中韓（朝）”關係的闡述，而是書則立足於朝鮮半島區域，以朝鮮半島區域內的古族方國嬗變為研究對象，運用區域史的理論與方法系統梳理與研究4－6世紀期間的半島政局。眾所周知，4世紀以降，朝鮮半島上的郡縣制體系崩壞後，予朝鮮半島區域內之古族方國以自由發展空間，競相雄長，紛繁如絮，頭緒多出，形式上有類于中原之春秋戰國時代，僅見於《三國志·魏書·東夷傳》之馬韓、辰韓、弁韓所統區域內就有78個古族方國，此後見於《三國史記》、《日本書紀》的三韓區域之古族方國僅存50個左右，足見朝鮮半島上郡縣制崩壞、政治上出現真空狀態後，原來的78個古族方國經歷了怎樣的兼併、整合、裂變、重組的複雜過程。這僅存之50余方國又於高句麗勢力、倭勢力介入後，繼續上演著兼併與反兼併的鬥爭，最終嬗變為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成熟國家鼎立局面。在史料相當匱乏的朝鮮半島區域史研究的情形下，將4－6世紀朝鮮半島政局實態清晰地梳理出頭緒來，實屬不易，沒有扎實的文獻功底與深邃的洞察力以及辨證求實的學術素養是難以完成的。坦率地講，以我目力所及，於國內尚未有如此細緻縝密地考察4－6世紀朝鮮半島政局嬗變的著作問世，尤其是其視角置於朝鮮半島區域內的諸政權間之關係，而不是中國與朝鮮半島諸政權間的關係，誠為突破之作，充分展現了4－6世紀的朝鮮半島紛繁圖景。
拜讀是書的最大感受是撰著者對問題闡述、分析之細微深邃，發潛闡幽，躍然紙上。國學大師梁啟超說：“史學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學者，蓋其得資料之道，視他學為獨難。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者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8頁）誠然，在史學研究上，只有窮盡史料，精耕細作，尋前賢之所未覓得者，發前賢之所未闡明者，才能突破前賢研究之學術理路，才能不囿於前賢之舊說，發現新視閾，提出新見解。是書就是這樣一部令人展卷難合、新知迭見、意猶未盡之著述。就窮盡史料而言，有兩點是我感受最深的：
一是對史料中“隱匿”資訊之發掘相當突出。《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有“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服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之記載，1959年之中華書局標點本可能因其晦澀難懂，未予標點，治“中韓（朝）關係史”恐怕也因晦澀不明未加利用，而是書卻給予了釋讀，認為“臣”、“支”、“邪”三字皆重複出現，若將此理解為臣智尊號中類似的尾音，則此記事可標點為：“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服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結合弁辰“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之記事，大國之長“臣智”與小國之長“邑借”之間的“險側”、“樊濊”、“殺奚”應為臣智的尊號。從發音看，“險側”與“雲遣支”很可能出自同一語源，“險”實為“雲遣”的促讀；同樣，“樊濊”與“服安邪”可能出自同一語源，“樊”為“服安”的促讀。通過此釋讀，撰著者不僅解決了史料標點難題，還得出了三韓內部諸國之間呈現出相同的等級分化之結論。
二是注重域外史料之運用。《三國史記》、《三國遺事》，自不必言，諸如《東史綱目》、《朝鮮世宗實錄》、《海東繹史續》、《日本書紀》、《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朝鮮金石總覽》、《與猶堂全書》等鮮引學人注意的史料也多有運用，尤其是《日本書紀》的運用予人以深刻印象，這是此前研究著述所鮮見之者。撰著者利用《日本書紀》卷九《氣長足姬尊（神功皇后）紀》關於“新羅王波沙寐錦”記事之史料的翔實解析，修正了《三國史記》卷一《新羅本紀》記事系年之舛誤，認為《三國史記》記年可能比實際情況提前了208－240年，此論徹底顛覆了金富軾對新羅、高句麗、百濟立國時間與記事之安排，可謂是證據鑿鑿，無可辨非，重新檢討《三國史記》記事之系年問題顯然又成為學界需要關注的新焦點。
再如，撰著者利用《日本書紀》卷五《禦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崇神天皇）紀》、卷六《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垂仁天皇）紀》、卷九《氣長足姬尊（神功皇后）紀》、卷一〇《譽田天皇（應神天皇）紀》、卷一七《男大跡天皇（繼體天皇）紀》、卷一九《天國排開廣庭天皇（欽明天皇）紀》等相關記事，考證出見於《日本書紀》的三韓國名有近40個。經對這些國名及其活動地域之考辨求實，不僅廓清了先前我國學者對朝鮮半島古族方國之考證困頓的尷尬局面，同時還得出了“至4世紀末半島南部至少還有比自㶱、南加羅、㖨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南蠻忱彌多禮、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峴南、支侵、谷那、東韓等古族方國獨立於百濟和新羅之外”的結論。
就精耕細作而言，是書對4－6世紀朝鮮半島政局諸問題之發潛闡幽已全然超越了前賢之著述，如《宋書》卷九七、《梁書》卷五四、《南史》卷七九所載百濟略（據）有“遼西”、“晉平”問題，撰著者通過《梁書》卷五四《百濟傳》與宋摹本蕭繹《梁職貢圖》於百濟使旁題記之比較，參以《北史》卷九四、《魏書》卷一〇〇、《南齊書》卷五八的記事，指出《宋書》卷九七《百濟傳》稱其“略有遼西”，為一誤；將晉平縣與遼西拆分，為二誤；在晉平縣上加晉平郡字樣，為三誤；《梁書》進一步稱百濟“據有遼西、晉平二郡”，為四誤。百濟自有“遼西”，與中國東北之遼西郡無關，乃借用中國郡縣名之結果。後人不察，見到遼西之名，即誤為中國東北之遼西郡，進而推斷百濟曾據有中國東北之遼西郡，遂致以訛傳訛。類于此之考辨求實，糾查文獻之舛誤，頗有清代趙翼之遺風。
再如，對加耶（任那）問題的考證更為精細化，從加耶諸國之分佈實態、加耶聯盟之原委，乃至新羅對加耶之整合，梳理得相當清晰而有條理，破解了我國學者對加耶問題“扯不斷，理還亂”的困局，是目前我國學界研究加耶問題最深入者。類似于舉隅者滿於是書，這是是書最具價值之一個方面。
在窮盡史料，精耕細作的學術氛圍之下，發前賢之所未闡明者乃成為順理成章之事，無論微觀闡幽還是宏觀論說，處處體現著撰著者的新見解、新創見。如考察高句麗向東擴張時指出“高句麗佔據單單大嶺以東，或者說今朝鮮鹹鏡南北道一帶，可能就是在西元276年前後”。針對東川王二十一年（247年）“築平壤城”的認識，依據諸文獻的綜合考察後認為“此平壤城應在今朝鮮咸鏡北道的沿海平原上”，得出了與前賢研究完全迥異的結論。在考察新羅真興王對地方行政區劃的調整事件後認為“這明顯是一種適應戰爭需要的地方區劃，與其說是一種行政區劃，不如理解為是戰區更為合理一些”，一語中鵠。
至於宏觀論說者，撰著者更是高屋建瓴、提綱挈領，如在“結論”中總結朝鮮半島實態時說：“傳統認為，朝鮮半島的歷史，在中原郡縣體制瓦解之後，就迎來了三國鼎立時代，這種認識即使不能說是錯誤的，至少也是過於籠統的。朝鮮半島郡縣體制在西元4世紀初終結，給半島政局帶來的最大變化是，半島內部諸政權間陷入一種無序狀態，半島的政治格局開始呈現出群雄角逐的特點”。“在朝鮮半島西部地區進行的百濟與高句麗之間的爭霸戰，構成西元4世紀最後30年半島歷史的主旋律，而半島的東部地區也處於激烈的對抗之中，前期表現為新羅與加耶諸國以及倭人的對抗，後期表現為新羅南抗倭人、加耶，北禦高句麗的南北兩線作戰”。類似於此的評論既中肯，又符合歷史實際，體現了撰著者對宏觀認識的總體把握與問題意識的強力洞察。
總之，楊軍教授《4－6世紀朝鮮半島政局研究》這部頗具學術創新價值的專著，無疑將為學界所重視、所關注，並對朝鮮半島古代史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期待著治民族史、疆域史的學者及廣大有志于朝鮮半島古代史研究的人士加入到此研究隊伍中來，加快我國對朝鮮半島古代史的研究步伐。
高山仰止，上述“絮言”僅為我拜讀是書後的一些體會與感悟，至於是書的新方法之嘗試、啟迪後學之裨益，還是留待讀者任由評說吧！
高福順
2014年3月15日
附註：本書信息轉載自『高句丽渤海研究资讯』微信号（gaogoulibohai）、『民族史』微信号（shaoshuminzushi），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