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如雷：怎樣研究隋唐五代史

  題   記：昨日推送的“隋唐五代史不是這麼研究的，望廣大學子引以為戒！”已經撤銷群發，主要是想給年輕人一個改正的機會，給其所在機構一個糾正的機會。至於後續如何，我沒有精力關注，有興趣的可以繼續追踪。今天，則擬以中國唐史學會第二任（1989-1992）會長胡如雷先生四十年前的文章《怎樣研究隋唐五代史》，給隋唐五代史研究入門者指一條路，希望能夠學習和發揚前輩風範，更好地傳承學問之道。

怎樣研究隋唐五代史

胡如雷

由我寫這個題目的一篇短文，自己感到很為難。好在這些年來自己走過一些彎路，這些教訓至今記憶猶新，向青年同志們談談，也許略有裨補。

治隋唐五代史，首先要用主要的力量大量閱讀史書和可作史料的其他古籍。關於一般典籍，已有專家介紹過了，我就不打算在此重複。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汗牛充棟的古籍中必須劃清精讀和粗讀的範圍。我覺得《資治通鑑》《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亦稱《五代史記》）和《大唐六典》是應當精讀的基本史籍，其中尤其是《資治通鑑》一書，更應當經常反覆地讀，案頭不可一日或缺。在精讀上述基本典籍的基礎上再涉獵一些詩集、文集、筆記之類的書籍。象《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五代會要》《唐律疏議》及《唐大詔令集》等書，如一時無暇通讀，但起碼也要經常翻檢，熟習各書的體例和大體內容，以便在進行考釋和從事專題研究時知道到哪一本書的哪一門中去查找史料。沒有對上述有關史籍的基本掌握，不但無法研究隋唐五代史上的重大課題，就是想詮釋幾件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也會感到無從下手。

隋唐五代歷時三百餘年，而唐代就佔二百八十年，所以閱讀上列幾部精讀史書，重點在於精讀兩《唐書》和《通鑑》。為了讀好這三部書，應當首先了解一下這些書的主要史料來源。唐代最主要的歷史原始記錄是“起居注”。皇帝左右特置起居郎（有時稱起居舍人），每天把皇帝的言論、行事如實記錄下來，就是所謂“起居注”。史館根據“起居注”中的原始記錄加以整理、編纂，寫成“國史”和歷朝“實錄”。五代人修《舊唐書》，北宋人修《新唐書》和《通鑑》時，就是主要從唐朝“國史”和“實錄”中蒐集史料的。今人除能看到溫大雅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外，已讀不到唐朝建國後的“起居注”，除《韓昌黎集》保留《順宗實錄》五卷外，其餘歷朝“實錄”和“國史”已全部散佚。既然我們已經基本看不到這些比較原始的史料著作，知道這些情況還有什麼意義呢？答案是肯定的。今人雖然看不到歷朝“實錄”和“國史”，但卻能從古人的記載中知道各朝“實錄”的編纂人以及編寫和修改“實錄”的大體情況，這樣就能根據編寫者的政治態度、黨派立場、政治鬥爭的演變來判斷這些需要精讀的基本史籍在哪些問題上有所迴護，在哪些地方歪曲了史實，對哪些歷史人物進行了過分的溢美或有意的中傷。

唐代“實錄”只到武宗一朝，宣、懿、僖、昭、哀各朝“實錄”均非唐人所撰，系宋代人宋敏求所補寫。瞭解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知道，為什麼《舊唐書》一書前半部比較精詳而後半部舛錯特別多，為什麼《冊府元龜》一書大部照抄“實錄”，而宣宗以後用賈緯的《唐年補錄》補足。

為了弄清唐、五代、北宋修史時隋唐二代史料在當時保存的情況，不妨參考一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和王堯臣等人所編的《崇文總目》，知道一點古籍著錄的情況是非常必要的。其中尤其是《讀書志》和《書錄解題》二書，在中國古代目錄學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此外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也都是這一方面必讀的史書。

我在開始讀史書時，只是片面地留心蒐集史料，而對史籍本身注意得很不夠，更談不上進行研究了，後來才在這方面有意識地進行補課。因此，青年史學工作者一開始讀某一部史書，就要注意前人對這一部書有哪些研究成果。譬如讀兩《唐書》時，不但要參考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和《陔余叢考》、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及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等書，而且要讀近人岑仲勉先生的《唐史餘渖》等書。此外如吳兢的《新唐書糾謬》和趙紹祖的《新舊唐書互證》也應該加以參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更當著意吸取，不能有所忽略。除接受前人研究古籍的成果外，自己還應當繼續發現和力求掌握各部史書的特點，只有儘量做到此點，才能在選擇運用史料方面有所準繩。譬如隋唐之際的很多跨代人物，在《隋書》本傳中一般只寫到隋亡，入唐以後的經歷就只能到兩《唐書》中去查找了，這就是《隋書》的特點之一。另外，《隋書》各志本來是《五代史志》，記載內容遠不止有隋一朝，實際包括了北齊、北周、梁、陳及隋各代的史實，有時甚至遠溯晉代。讀《舊唐書》和《新唐書》，應當每紀、每傳、每志都兩書對照起來鑽研，掌握各書的優點與缺點。譬如《舊唐書》多照抄“實錄”，雖然修史的人加工較少，但保留了史料的原始面貌對我們卻非常有利，尤其重要的是許多詔令、奏疏、書信都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對我們使用史料可以說是利莫大焉。修《新唐書》的歐陽修是宋代的古文家，由於過分強調“事增文省”，所以很多有價值的詔令、奏疏、書信或則被完全刪去，或則被略寫得面目全非。李密討隋煬帝檄文是一篇農民起義的重要文獻，在《隋書》和《新唐書》的《李密傳》中均付闕如，只有在《舊唐書》中全部保留下來了。再如《新唐書》過分強調“文省”的結果，甚至連很多必要的年月都失載，而我們運用史料卻首先就重視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性，在這一方面就只能求助於《舊唐書》和《通鑑》了。當然《新唐書》列傳也不是全不如《舊唐書》，如《黃巢傳》就是新勝於舊。此外，《新唐書》的“志”一般說來都優於《舊志》，尤其是《兵志》部分為正史的首創，更具有突出的地位。讀《舊五代史》首先應知道這是清朝人的輯佚之作，並非完整的原著，所以不免有“割裂淆亂”之弊。歐陽修後來修《新五代史》，著意於運用“春秋筆法”，對史實記載不甚經意，尤其是篇幅不足，史料有限，所以今人治五代史，主要只能從《舊史》蒐集資料了。司馬光著《通鑑》、胡三省作《通鑑注》皆專取薛史，不據歐史，恐怕是有一定道理的。《通鑑》一書的特點之一是附以《考異》，司馬光在《考異》中不僅進行了大量的考辨，而且引用了很多後人已無法看到的典籍，這些資料是非常珍貴的。此外，胡三省的注也有很高的價值。因此，讀《通鑑》不能只重正文，必須同時細讀《考異》和胡注，有的時候，我簡直還把《通鑑》當做工具書使用，譬如兩《唐書》的記載有難懂難通之處，一查《通鑑》相應部分，不僅文義大白，而且有時能夠發現兩《唐書》的脫誤。有些偏僻的古地名在一般工具書及《地理志》上無從查考，不知相當於現在的何處，一查《通鑑》胡注，就知道在元代的地名，然後根據元朝地名按圖索驥，就知道是現在的什麼地方了。因此，掌握了一部史籍的體例特點，是妙用無窮的。

研究隋唐五代史，還需全面掌握近世權威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論點。陳寅恪先生是當代治隋唐史的泰斗，他的“關中本位”論、“黨派分野”論、“種族文化”論，在史學界都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有的史學家繼承。發揮和發展這些觀點，有的史學家提出一些實際是陳先生諸論的變態觀點，也有一些後起的史學工作者對陳先生的部分論點提出異議。不管怎樣，首先了解、掌握陳先生的成果是追蹤學術發展歷程的起點。如果不知道《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這兩部書的基本內容，就會對現在的一些學術爭論感到茫然。此外，讀陳先生的書，還應當學習他那種索隱探微的治學方法，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極端敏銳的洞察力，如果我們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又能象他那樣細緻地進行論證，一定可以做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成果。

我開始自學隋唐五代史，在研讀基本史籍方面走過一段大的彎路，應當介紹給青年同志們，以便從中吸取教訓。我第一次是一部書一部書地順序讀下去，先把《通鑑》徹底通讀一遍後，再回過頭來讀《隋書》《舊唐書》《新唐書》……，這樣的安排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缺點，即當讀完《通鑑》五代部分後再讀《隋書》時，《通鑑》隋朝部分的讀書印象已經很模糊了；當讀完《舊唐書·黃巢傳》後再回頭讀《新唐書·高祖紀》時，也發生了同樣的問題。而且每部書單線讀下去，對每一個問題都是蜻蜓點水，印象不深，更談不上深入鑽研了。總結了這樣的教訓之後，我又開始第二次繫統讀書，新的安排是先把隋唐五代史劃分成若幹大的段落，然後分段同時讀有關的基本史書，譬如先讀《隋書》和《通鑑》的隋朝部分，同時涉獵《全隋文》及《大業雜記》等書。其次讀有關唐初武德、貞觀時期的史書，並且每個人物都同時對照兩《唐書》的本傳來讀。這樣一段一段按時間順序讀下去，其好處是：首先，印象較深，便於記憶；其次，便於精讀，能夠仔細考慮問題，讀書的同時就隨手可做一些研究；最後，順手考校一些史料。

研究隋唐五代史不能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必須把這將近四百年的歷史放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中來探討。隋唐時期的門閥士族究竟怎樣？科舉制興起的條件和他的作用如何？勞動人民的人身依附為什麼緩和了？商品經濟的水平有多大的提高？為了弄清這些問題，不鑽研一下魏晉南北朝史是不行的。唐代後期兩稅法的出現，如果不把它同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聯繫起來進行分析，也不能對它的意義給以充分的估計。韓愈、李翱的思想如果不同宋明理學掛鉤，也不能科學地說明其地位。搞斷代史如果不把目光放大一些，單純地就事論事，至多只能描繪一些歷史現象的發展脈絡，而不可能找到引起這種發展、變化的社會根源。我的學術生涯中有一段插曲，就是一度中斷了隋唐史的研究，“不務正業”地搞了幾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學，當時覺得寫成《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確實有所得，但在隋唐史的研究方面卻不免損失太大。後來我才發現，搞一下歷代經濟對研究隋唐史也有很大的好處。因此我建議青年同志們不妨趁自己還富於春秋的時候，把眼光放大一些，考慮的範圍稍寬一些，這樣更有利於我們認識隋唐五代史在整個歷史長河中所佔的地位。象我這樣年近六十的人，就再也沒有魄力敢選定中國封建社會政經學那樣的課題了。這樣的機會在我一生中只有一次，幸好我在年青時沒有把它錯過。

我想提出的另一個建議是，今後搞隋唐五代史，不妨研究一點跨學科的課題，這也是放大一下眼界。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其發展過程有兩個主要的方向：一方面分科越來越細，門類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是各學科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廣泛，越來越複雜。這種辯證發展過程就使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目前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狀況是這種滲透非常不足，其主要表現是：研究隋唐社會政治史的史學工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需要涉及思想史和文學史的史學工作者在談到哲學、文化發展、變化的社會背景時，往往也出現薄弱環節，目前唐詩發達的原因之所以異說紛紜，不能解決，恐怕主要的原因就是搞隋唐史的人不研究唐代文學，搞唐代文學的人不研究社會政治。不僅如此，象韓愈、柳宗元這些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學家的一身而二任的人物，我們如果不同時研究思想史和文學史，也很難做出科學的結論。譬如大多數文學史著作都說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是進步的，他是中小地主的代表；大多數思想史著作都說韓愈是唯心主義哲學家，是理學的先驅，所以他是大地主階層的代表；甚至在同一本斷代史中，在文學部分說他代表中小地主、在哲學部分說他代表大地主，而沒有感到自相矛盾。出現這樣的問題，原因就在於搞各學科的人各自為政，閉門造車，而彼此互不滲透。因此為了將來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上有大的突破，最好能培養出一代興趣廣泛、能夠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史學工作者。在這一方面，我個人的條件很差，在有限的餘年補上這些課深感不易，所以在此大聲疾呼，寄厚望於大有作為的青年一代。

有的時候也偶爾聽到年輕同志有這樣的議論：翻翻解放以來有關隋唐五代史的論文索引，覺得所有的重要問題都已經搞完了，以後恐怕題目都不好選。其實這是一種多餘的顧慮。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無論哪一代人，他們所認識的真理都是有相對性，雖然其中都有絕對真理的因素，但任何人也不能窮盡絕對真理。根據這樣的理論，一千年後還會有人研究隋唐五代史，而且還能夠做出前人所沒有做出的新結論。即令象隋末農民起義和唐末農民起義這樣最熱門的問題，最近幾年不是又發表了大量的有關論文嗎？唐代均田制也是引人矚目的問題，這些年運用敦煌、吐魯番的出土文書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卻有如鳳毛麟角。開元、天寶是唐代重要的歷史階段，但仔細探討之一階段各方面問題而提出新見解的論著卻百不一見。至於唐末和五代十國史，就幾乎成了未開墾的處女地。應當說，隋唐五代史的待研究領域是十分寬廣的，在這裏大有英雄用武之地。

最後想談談如何對待學術權威的問題。在隋唐五代史的陣地上確實出現過史學界的最權威的史學家，對於這些史學界的老前輩，首先是要尊重他們的成果，學習他們的治學經驗，在他們已經奠定的基礎上爭取再有所前進；但另一方面，卻又不能迷信權威，認為他們做出的結論全部是科學的真理，因崇拜權威而把自己的思想禁錮起來。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在國學基礎方面、外文掌握方面，與這些史學界大師相比，我們這些平凡的史學工作者確實有很多自愧不如的地方。但同時也要看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今人在某一個問題上或一個問題的某一點上糾正權威學者的不足之處，在某一方面開拓以往的權威所未曾涉及的領域，是完全可能的，更何況我們這一代人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方面超邁前人的心性總應當有吧。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充分尊重前輩的史界權威，大膽解放自己的思想。輕率地否定、貶低前人的成就和輕易地妄自菲薄，都是錯誤的。每一個人的學術道路都應該是由自己走出來的，任何人都不應當模仿權威或跟在先輩的後面亦步亦趨。

（原刊《文史知識》198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