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反思“新冠”：现代城市规划治理如何防控传染病流行
秉承公共健康“初心”的现代城市规划，在庚子年似乎又轮回到了诞生的原点……
19世纪三四十年代霍乱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蔓延推动了城市规划对公共卫生防疫的关注，
在庚子年中国再次意识到公共卫生防疫的重要性。防疫不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而是防止传染扩散，防止人传人。因此本文从人的防疫需求出发，根据传染病在人群中流行的过程：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以及医疗保障四个方面，探讨现代城市规划治理可以如何防控传染病的流行。
一、如何防控传染源？
目前关于“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仍有争议，但根据华南海鲜市场的管理、环境、位置等问题以及被检出大量新冠病毒的信息来看，该市场似乎早就为疫情的蔓延埋下了祸根。
华南海鲜市场位置︱图片来源：百度地图
华南海鲜市场的区位缺陷启发我们思考城市空间规划的目的。要从固守传统的空间设计转变到切实关注“人”的需求。城市规划应将人与空间融合，因此在空间规划中我们要双重识别易感人群和易致病空间，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空间的分布格局形成有效阻断的防控布点。同时建构起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综合土地使用、城市交通等方面形成“多节点布控”的可防疫体系。
这需要通过公共卫生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理论，把城市空间环境的被动性“可防疫”和主动性“健康支持”融为一体、双效叠加。“可防疫空间”可以采用健康风险叠加分析负面影响因素，甄别“易致病双重耦合”的静态防疫体系及防疫等级区域。“健康支持空间”可以采用健康要素品质分析对公共健康的正面效应，提升空间环境的健康程度，引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识别易致病空间的风险和规避人群感染风险，仍需要空间规划基于哲学、科学与技术三个层次，促进多学科方法之间的合作。
华南海鲜市场日常︱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二、如何降低传染风险？
从人的迁移扩散角度出发，做好交通防疫可以防止传染大范围蔓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等应急措施为本次防疫提供了点-线-点的全程防控机制，因此交通运输防控有条不絮。同时从长距离运输到短距离运输，都能发现相关单位灵活采取最新技术来防疫。比如铁路票务平台12306采用实名制车票大数据技术提取旅客信息、浙江省交通集团在高速路交通流大数据技术追溯车辆，广州公交安装人工智能设备测温。
浙江交通流大数据平台︱图片来源：央广网
应急规定通过及时更新技术，与时俱进，快速精准地防控了传染的蔓延。但应急规定防控的前提是各地启动应急响应，若响应滞后，再完善的机制再硬核的技术都难追上传染的速度，因此交通运输还需要日常的重视和预防，化被动为主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要求紧急运输要使用交通部印制、发放的《紧急运输通行证》，这可能会对紧急物资的运输带来阻碍。为此，湖北省相关部门发出紧急通知强调不得造成应急防疫等物资及相关人员运输通道受阻。
同时孝感市、广西、海南等地应急物资也有受阻情况发生，总结运输过程就是受阻/停运-投诉/求助-保障通知/护送。这提醒我们反思是否建设了刚弹结合的城市交通防控体系为生命护航。
为了实现防控疫情的快速响应，构建精准防治体系，遥感、AI、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在疫区排查、传播溯源、传染者活动范围识别布控等方面。此外，运用创新技术对社会和公众需求、公共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分析、评估、预测，才能合理配置和布局各类用地和公共设施，以满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发生时公众对应急管理服务多层次、均等化需求。
图片来源：百度地图
三、如何避免易感人群感染？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此次杭州就较早采用“大数据+网格员”模式快速确定了在乔司的26087名湖北籍人员。将重大公共卫生安全统筹纳入网格化管理，着实提升了社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响应速度和能力。
杭州社区网格员︱图片来源：浙江在线
此次疫情多地采取了小区封闭式管理的防疫手段，对小区单元进行隔离。这体现了城市精细化规划治理的需求，因此未来的城市精细化规划要考虑组团式空间布局，加强绿化隔离带建设，增强城市通风廊道建设。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通过责任规划师、责任建筑师等形式推动社区共同缔造，配置齐全小区单元的基础设施。
四、如何保障患者得到治疗？
武汉作为我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却没有适应大都市人口发展需求的医疗设施。这又一次警醒了我们大城市规划配套高质足量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必要性。通过合理规划发热门诊、专属医院、应急医院和提供家庭医生服务等都可提高大城市的医疗服务水平。
面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除了配套相应的公共卫生服务设施，还应做好应急空间的准备。
响应最迅速的是建设复合利用空间、以便改造成应急场地。如武汉利用体育馆改造成方舱医院，但体育馆还是有一定交叉感染风险的。因此有学者提出要考虑分散化与集中化建设应急方舱医院的多种可能性，比如利用一些科研用房、疗养医院、酒店。
其次是预留一些较大规模的空地，提供急避难之地。比如武汉的“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应急医院的建设用地。更重要的是城乡规划考虑的应急避难场所除了应对火灾、爆炸、洪水、地震等突发公共事件，还应回归到19世纪公共卫生防疫的初心，重视传染病疫情的大型应急医疗设施建设。
武汉火神山医院︱图片来源：海外网
疫情严控期，湖北疫区医疗物资告急，随后国家采取一省包一市的方式支援湖北救治工作。这反映了城市治理的一个重大命题，无限的需求和有限的服务。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不能局限于一个城市的规划范围，应将更大的区域纳入研究范围，拓宽城市的服务版图与胸襟。
当然，防疫是复杂的，对应的城市治理、空间规划方法也不止以上所说，如果通过对比分析每个环节各种方法的成本、可行性、技术限制、附加效益等，先切断最易防控的一环，也许就能极大地提升防疫效果。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每人，命运共同体的每行每业，同样能够在每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应对，真正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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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研究院以自然资源管理改革、生态保护修复、土地政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制机制为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及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发改部门等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责任编辑：林冬娜、邓小云
文章审核：赖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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