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毛猩猩 | 如何评价“不止人类”的照护
在人与动物的互动中，什么样的关爱是“好”的关爱？本期红毛猩猩的故事讲述了激烈冲突着的种种关注目光[1]：异宠贸易只是看中它们奇货可居，应被明确批判；但本地居民将它们当作宠物与家人，不愿与之分离，或应得到理解；而动保组织珍视这些濒危野生动物，要求将其与人类社会隔绝并进一步野化放归，亦有重要道理。当我们充分考虑各人、动物、甚或地球未来等不同立场，人类学者又应该秉持怎样的伦理-政治诉求去思考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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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环境，严重地改变了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也激烈地重塑了人类的可能未来。当代人类学要求正视这一全球危机、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与“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结绳志“它们”栏目）。Fieldsights近日刊载了“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文章（以下简称“多物种关怀”系列），正属于这一探索。这些民族志短文易读却不轻松，它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反而不断抛出新的问题。但我们正需要具体的故事、细致的讲述，来思考复杂与矛盾，来保持开放与拥抱潜在可能。
“多物种关怀”系列注重与英文学界关怀（care）研究理路对话。延续之前的翻译思路，我们不刻意统一“care"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Haraway 2010），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原文作者 / Liana Chua
原文标题 /
(E)valuations of More-Than-Human Care
原文链接 /
翻译 / 周雨霏
校对 / 王颐姗
编辑 / 叶葳
面对电视台记者，她害羞地笑了，即使并没有在拍摄。她平静地开始了讲述。“他现在三岁了，”她欢快地说，搂住A——一只幼童大小的、穿着蓝色帽衫的红毛猩猩。她一边讲着关于他的事，一边抚摸他毛茸茸的头，眼中却盈满了泪水。“我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孩子，”她颤抖着宣称。“即便他是一只红毛猩猩，可他就像我自己的孩子。”A用鼻子轻轻拱她。她回忆起跟他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给他买奶粉以及给他穿尿不湿的场景。“他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
上文所述的相关视频记录
摄像机跟随着她抱着A走向一辆停靠的车，停下，然后给了他一根巧克力棒。在机场，她流着泪拥抱了他。然后A挣扎着，被移交给官方。他被关进笼子，空运往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某地的野化训练中心，在那里他将学会如何像野生动物一样生活。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狩猎、偷猎、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是红毛猩猩种群降低的主要动因(Voigt et al. 2018)。幼年红毛猩猩经常沦为受害者(见Freund, Rahman, and Knott 2017)。当它们的妈妈死去，它们就被贩卖给村民或镇民做宠物。一经发现，这些红毛猩猩就会被官方收缴，运至野化训练中心。这些中心大多由NGO运营，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在那里，红毛猩猩们被检查、治疗，并为它们“重返野外”做准备。
收缴的正当性建立在红毛猩猩是野生动物这一事实之上。它们属于森林，而非人类。官员和保育主义者们告诫道，小红毛猩猩的确可爱，但过度的人类接触却会阻碍它们的发展，造成营养不良、疾病甚至死亡。当它们长大、变壮、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后，它们就只能被囚禁。在这种逻辑之下，宠物关系不论多么温情脉脉，都包含错误的照护形式。这会使红毛猩猩陷于可能是非常致命的跨物种亲密关系中。
的确可爱的小红毛猩猩。
（Rhett A. Butler / Mongabay）[2]
反过来，红毛猩猩野化训练被视为正确的照护方式。野化训练项目虽然各有不同(Palmer 2000)，却围绕同样的逻辑展开：在这里，兽医、“保姆”以及其他人类照看护毛猩猩，目的是让它们获取在森林中求生的技能。在这些由人类和猿类组成的古怪小团队中，跨物种的照护和亲密被宣称是暂时的，是为了达成一个惠及个体和整个物种的有价值的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在野化训练的目的论之下，分离只是对红毛猩猩而言最仁慈的结果：切断它们与人类之间的纽带、恢复人与其他物种的区隔。然而分离并不总是成功(Parrenas 2018)：一部分红毛猩猩永远不会被释放，而释放也不能保证其能够在充满人类和非人类威胁的森林中生存下去。这些可能性从而引出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样的结果真的是对红毛猩猩更良善吗(也见Palmer 2020, 134-66)?
这是红毛猩猩的前任主人以及其他村民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像他们有时也不明白为什么富裕的外国人关心红毛猩猩甚于关心人类(Meijaard and Sheil 2008; Howson 2015, 143)。宠物收缴行动让这些质疑更加凸显，因为相似的养育方式(喂养、怀抱、交流、玩耍)被区别对待，依不同层次的接受度排序。这样一个评价过程受制于西方自然主义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意识形态正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运行框架 (Adams 2004)。这个评价程序歌颂野化训练的照护体制，而使宠物饲养变为不正当的非照护，视其为一种无意的残忍。
这种排序不止于抽象层面，而是会带来物质性后果。全球保育是一个不规则的竞争场域。当作为照护的善良(kindness-as-care)被评估/估价，红毛猩猩与其宠物主就沦为正当干涉的对象。这危及的不只是被照护的对象，更涉及谁有资格照护，谁的照护能够定义为“照护”，以及是谁或者什么在进行这样的定义。
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的一个野化训练中心的幼年红毛猩猩们。
（Rhett A.Butler / Mongabay）[2]
红毛猩猩的宠物化养育作为一个民族志例证，让人类学界的各种伦理-政治诉求更加复杂。首先，人类学传统上主张对普通人给予关怀，比如A的“妈妈”这样的人。这种关怀时常持道德相对主义立场。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他们没有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结成他们想结成的跨物种关系？第二，近来人类学也对“不止人类”（more-than-human）的共生以及非人类的主体性产生了兴趣。红毛猩猩的主体性、自主性及其与人类之间的情感纽带为什么就不应该纳入考虑范畴？然而，这一切都受到第三种顾虑的调和，那就是宠物化养育最终的确会对红毛猩猩造成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后果。由于这种危险的存在，在照护转变为囚禁、疾病和死亡之前就带走这些宠物，难道不是更善良的做法吗？拯救一个濒危物种的使命难道还不比收缴必然涉及的“暴力性照护”(violent-care) 更重要吗(van Dooren 2015) ？
这些不同的伦理-政治诉求通常是隐含的，但当冲突来临时，它们却激化到刺眼，割裂着我们的立场、优先项以及伦理边界。它们尴尬地拼凑在一起，提醒着我们照护并非一种绝对的善。相反，它指向一系列纷繁的实践、观念、关系和本体论。它们的提出和评价方式往往各异，有时还相互对立(e.g., van Dooren 2015)。不只是在保育领域，在人类学内部也是如此。
通过练习将我们的反思性视角投向人类学自身的理念、价值和对照护的评价/估价，我们将能够悬置并撼动它们，质疑它们所支撑的概念和伦理-政治秩序 (Chua and Mathur 2018)。但如此也意味着承认人类学的照护实践所带有的风险和潜在弊端，以及它们有意无意的影响。在我们提供关怀的努力中，优先考虑的是谁/什么，忽略的又是谁/什么？我们是否在疏忽之间，将关怀变成了伤害，或者不小心剥夺了他人关怀方式的正当性。甚至，是谁给了人类学家照护的义务或权利？以及，我们如何为具有伦理争议的照护形式，保留分析、理念和民族志意义上的空间？我们不是一定要解决这些令人不适的张力。相反，让其成为我们的研究的基础，或许也会带给我们某种收获。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小心地(carefully)、满怀关心地(care-fully)地进行思考，思考我们的伦理、惯习和民族志如何相互形塑。
[1] 编注：冲突的关爱之外，也涉及“缺席”了的关爱：本地社群通常并不与国际环保组织共享价值观，也不会优先关注和保护这些濒危动物；而环保组织聚焦于野生动物保护，往往无视在地社群的困难与需求。本文作者所领导的“新型人类学与生态保护合作”项目，旨在改善婆罗洲人与猩猩的共存关系。她强调当地人所关注的更广泛的问题，也同样涉及到猩猩保护。比如油棕种植造成毁林与污染，压缩了猩猩的生存空间，正是导致人与动物矛盾冲突加剧的原因。只有去关注对当地人民重要的问题，才能制定更好的保护政策。
[2] 编注：插图来自James Fair. Studying human behavior to protect orangutans: Q&A with Liana Chua. mongabay. 2019
Reference:
Adams, William. 2004. Against Extinction: The Story of Conservation. New York: Earthscan.
Chua, Liana, and Nayanika Mathur. 2018. “Introduction: Who Are ‘We’?” In Who Are “We”? Reimagining Alterity and Affinity in Anthropology, edited by Liana Chua and Nayanika Mathur, 1–34. New York: Berghahn.
Freund, Cathryn, Edi Rahman, and Cheryl Knott. 2017. “Ten Years of Orangutan-Related Wildlife Crime Investigation in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 79, no. 11: e22620.
Howson, Peter. 2015. “Slippery Violence in the REDD+ Forests of Central Kalimantan, Indonesia.”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16, no. 2: 136–46.
Meijaard, Erik, and Douglas Sheil. 2008. “Cuddly Animals Don’t Persuade Poor People to Back Conservation.” Nature 454, no. 7201: 159.
Palmer, Alexandra. 2020. Ethical Debates in Orangutan Conserv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arreñas, Juno Salazar. 2018. Decolonizing Extinction: The Work of Care in Orangutan Rehabilit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van Dooren, Thom. 2015. “A Day with Crows: Rarity, Nativity and the Violent-Care of Conservation.” Animal Studies Journal 4, no. 2: 1–28.
Voigt, Maria, Serge A. Wich, Marc Ancrenaz, Erik Meijaard, Nicola Abram, Graham L. Banes, Gail Campbell-Smith, et al. 2018. “Global Demand for Natural Resources Eliminated More Than 100,000 Bornean Orangutans.” Current Biology 28, no. 5: 761–769.e5.
译校者简介
周雨霏，伦敦政经人类学博士在读，研究藏獒
王颐姗，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在读，关注在都市观察花鸟鱼虫云的人
“多物种关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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