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上的恐怖与漫游者的物流鬼影
明尼阿波利斯前警察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已于4月20日得到审判，他去年跪压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脖子部位近十分钟致其死亡的行为被判谋杀。庭审及后续讨论多集中于警察种族暴力和毒品的污名化，本文则对理解现代社会街头暴力提供了另一个结构性的视角，人行道和漫游者的形象是否也蕴含着某一基于白人男性的秩序。在这一已经被高度整合进现代化城市想象中的秩序里，街道应当是宽阔的，橱窗应当是呼之欲出的，林荫和绿化应当排列得整齐而不拥挤，人行道应当是用来漫游的，漫游者应当能没有目的地探索，应当能随意走入一家店铺而不必费心是否购买，应当能在街上随意停下，漫无目的地张望打量，而非被暴力盘问，被膝盖夹住脖子，被无法呼吸。但这一本雅明畅想的漫游者并未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身上成立，也在近日恐华潮里在街头无端遇袭的谢小珍（音译，Xiao Zhen Xie）和廖荣新（音译，Rong Xin Liao）的遭遇里显得荒诞。对今年三月伦敦街头被绑架杀害的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这样的女性而言，街头也常是恐怖的空间。本文作者如是说，漫游者只能是他。换个性别，她就成了站街女。
这是一篇有力的公共人类学写作。第一部分的第二人称叙述让人想起布托（Michel Butor）与高行健，但作者的笔脉并非形式实验——毕竟法国新小说和实验戏剧多少带有未被充分反思的男性语法。随着行文渐入人行道的恐怖，模糊的第二人称也逐渐让位于批判性剖视下的漫游者和这一概念背后的种族与性别维度。作者近年来的研究集中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和物流（logistics），这些问题意识并非内卷的理论，而是捕捉人行道上的恐怖与漫游者白男鬼影的眼睛和手。
本文原文作者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朱苑瑜（Julie Y. Chu）教授，于4月2日刊于网站Counterpunch。
你正在路边等早班公交车。你正在准备过马路。你正在走出家门丢垃圾。你正在从朋友家的聚会走回家的夜路上。
这些再平常不过的行为，都可能成为城市思想家和行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口中的「人行道芭蕾」，她将其称赞为充满活力的陌生人社会性（vibrant stranger sociality）的明确标志。
但是——然后，你在公交车站前被撞倒【1】。一些陌生人在人行道上朝你脸上打了几拳【2】，你在家门口被泼了硫酸【3】，你在到家之前被绑架、被杀害【4】。
在许多人眼中，人行道并不是一个危险的社交场合。但是当新冠蔓延、全城封锁随之而来，离开你自己的地盘、走到街上，突然变成了一件需要计算风险的事。
对许多人来说，风险在于病毒在空气中的传播。但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有恐华症（sinophobia）【5】的额外风险（谢谢你，#中国病毒，#功夫流感（KongFlu）…）更不用提长期存在的性骚扰和种族脸谱化问题。
从奥斯曼为巴黎设计的壮观林荫大道，到雅各布斯所说的友好邻里街区，我们渐渐开始浪漫化行人存在的流动世界。我们赞美“漫游者”（the flaneur） —— 行走的现代街头生活化身 —— 因为它让“人群”的喧嚣充满生气。那些公开而慵懒的闲逛行为给了许多作家和学者灵感。当我们踏上人行道，我们都愿意想象自己正和他一样横穿马路。
但是，漫游者只能是他。换个性别，她就成了站街女【6】。她的闲逛是另一回事，成了一种对警察和街头暴力的邀请。天啊，她可能只是在走回家的路上，但依然被色情化为街头妓女。她可以做尽一切“正确”的事，来确保自己在街头的安全。但仍然，她依然会被看成一个“行走的女尸”（dead-woman-walking)——问问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 【4】吧。
更何况，漫游者会被错认成“中国病毒”吗？浪漫流浪的光环，以及对行动自由的乌托邦式承诺，都过于依赖对具身特殊性（embodied particularities）的抹杀。他没有性别，没有种族，更不用问他是不是移民。
漫游者是那种“认为自己是白人的人”【7】。而且他认为自己拥有走在路上的权利【8】。
看看旧金山市场街（Market Street）和布伦纳姆巷（ Charles J. Brenhman Place）交会的那个十字路口吧，七十五岁的华裔奶奶谢小珍（音译，Xiao Zhen Xie）正准备过马路时，被史蒂文·詹金斯（Steven Jenkins）打了一拳。就在这场暴力冲突之前，这个狂怒的白人男性还在路上撞倒了另一个亚裔老人。或许，和大多数被工程师控制的、按照联邦标准设计的信号灯一样，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是按照一个普通健康白人每秒 3.5 英尺的快节奏步态设计的，这和制定这一标准的工程师的走路方式一致（记者安吉·施密特（Angie Schmitt）指出，这个行业 85%以上是男性，80%是白人【9】）。
研究表明，像谢女士这样的老年人和非白人，即使在恐华症的威胁出现之前，过马路时也会面临高度危险。事实上，远在这次流行病来袭之前，人行道及其设计逻辑就已被认为是美国的公共健康危机。过去十年，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45%【10】，其中受害者大多是有色人种、穷人和老人。根据安吉·施密特的报道，像谢女士这样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在步行时死亡的可能性比二十岁左右的白人高出 35%。黑人和拉丁裔男性行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男性的两倍。
虽然那些博点击率的新闻头条往往聚焦在谢女士对骚扰者的成功反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孙子只能把奶奶的经历描述为人行道恐怖的不断回响。他告诉记者：“和你看到的一样，她吓坏了。她几乎吓得不敢再出门。”【11】
的确，知道袭击者被反击、被逮捕让人感到一丝安慰，毕竟大部分人行道上的恐怖分子常常能逍遥法外。但是，即使你能把这个白人从街道上带走，也没办法清除街道上深入物流逻辑的“白男性”（white maleness）。
漫游者情不自禁地在我们的人行道生活上空盘旋。他已经被建造在我们行走的街景之中。他是网格里的幽灵。
一个#物流的噩梦。
作者介绍：
朱苑瑜（Julie Y. Chu ）是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也是获奖作品《信用的宇宙论：跨国流动与中国的目的地政治》（Cosmologies of Credit: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estination in China）（杜克大学出版社，2010）的作者。她近期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和物流的政治问题，并发起了一场关于“新冠时期的物流”的在线对话：https://www.fieldguideto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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