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职灾（中国惯常称为工伤）抗争是近年来韩国劳工运动的重要主题。要对抗像三星这样的跨国垄断企业，是十分不容易的事。通过SHARPs（韩国“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欢迎联络SHARPs：Sharps@hanmail.net）行动者的分享，可以看到韩国的工伤受害者、市民团体、学者和民众历经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崔圭镇教授讲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间市值近百兆的物流公司如何隐瞒疫情、不负责任地剥削工人，最终导致集体感染和死亡病例的事。韩国行动者们不断强调“团结/连带”（solidarity），只有当我们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创道路”。
本场讲座系列首发于《澎湃·思想市场》，由“短波实验”提供，结绳志经授权转载。“短波实验”在今年五·一期间邀请了韩国的一线行动者和学者，向中国听众分享韩国工伤抗争历程、三星集团白血病工人的集体工伤诉讼运动，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人权争议。短波实验是一个摸索前行的新计划，尝试打造开放的线上合作空间，分享与记录亚洲各地的公共经验与当代情绪。
SHARPs在三星大楼前露宿抗争，摆放所有过世劳工者的照片。2015年，SHARPs发布“无尘服宣言”：“75名的世界消失，221名受着苦痛。三星，请记住我们的生命和苦痛。”
讲座翻译｜王雅芳、松松、小涵
讲座整理｜Alex、三牛奶、makgeoli、GIS杀手
原文编辑｜伍勤
【讲者简介】
李钟兰 Lee Jong-ran，韩国“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SHARPs）全职行动者。负责电子产业劳工的职业病相关谘商，努力让生病的工人获得工伤认定取得补偿以治疗疾病。另外也进行各种让劳工能健康地工作的活动。
权宁玉恩 Quan Ning-eun，韩国“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SHARPs）全职行动者。原本在人权团体工作，2013年起加入SHARPs。关注国际连带活动，女性劳工健康问题，SHARPs活动纪录及整理等活动。
崔圭镇 Choi Kyu Jin，医科大学毕业后，没有成为在诊间看病的医师，而是进入研究所攻读人文医学。现为韩国仁荷大学医学教育及医疗人文学科的副教授。对疾病-人-社会，以及在其之间的医疗人员特别感兴趣。
王雅芳 Kat Wang（翻译），韩国仁荷大学医疗教育及医疗人文博士班学生。在业界工作7年多，因缘际会之下和韩国工运及马克思主义相遇。经营脸书专页“凯特王左眼看世界”，希望能将韩国珍贵的社会运动经验传达给更多人们。
大家好，我是在“守护半导体劳工的健康和人权”（SHARPs）工作的李钟兰，很高兴在这么有意义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抗争。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三星半导体工厂工作之后罹患白血病或癌症等疾病的劳工，以政府以及企业为对象做抗争，最后获得工伤认定的过程。在没有路的地方，经过2007-2018年这漫长的十年，我们和职业病受害者团结在一起，开创这条道路。2007年，在三星器兴工厂前召开SHARPs大会，要求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认定工伤。（图片由SHARPs提供）
2007年3月6日，在三星半导体工厂工作不过一年多两年时间的黄宥美就以罹患白血病而去世，她当时才23岁。她的父母是计程车司机，她在计程车后座从医院回家的路上过世。她的父亲黄尚基和女儿就做了一个约定：“我一定会帮你出这一口怨气，帮你完成工伤认定。”黄宥美在无尘室里工作，作业员都穿着无尘服，但这件无尘服并不是为了保护劳工，而是为了防止产品不受灰尘污染；他们戴上口罩也是为了要保护产品。黄宥美的工作就是将晶圆片（Wafer）放进装有化学物质的水槽，不断地取出和放入。和黄宥美两人一组一起工作的作业员也因罹患白血病而去世。也就是说，在同一工作地点的两名工作人员都因罹患白血病而死亡。她的父亲要求三星对于女儿的白血病依照工伤处理。但是，三星的高层以“你赢得过这么大的公司吗？如果可以赢的话，你就试试看”为由，拒绝依照工伤处理。三星的管理者跟她的父亲说：“如果你写辞职书的话，我就给你四千万住院费，在白纸上签字吧。”当时他们需要钱治病，不得已就签字了。但是三星却违背自己的约定，到宥美住院的地方，提出给他们五百万（约两个月的薪水）以了结此事。父亲黄尚基醒悟了，他认为三星这个满口谎言的企业在隐蔽工伤问题，所以他决定要和三星抗争。
刚开始，父亲黄尚基去拜访很多政党和媒体，希望他们能报道这件事，但大家都不敢触碰三星的议题，不敢帮助他。在奔波数月后，他找到了19个人权团体、NGO、劳动安全保健团体，以及工会和政党等。在2007年11月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即现在的SHARPs。
黄宥美工作的三星半导体第三产线，工人需要不断用手将晶圆片放入水槽，以致同一条产线上两名工人均罹患白血病去世。（图片为黄宥美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照片，由SHARPs提供。）
3月6日是黄宥美的忌日，所以每年3月6日SHARPs都会举行电子产业工伤死亡劳工的追悼会。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2008年追悼大会，当时是第一次在三星本部大楼前举行追悼会，让社会知道有这件事情。当时抗争的口号是“不要再有任何人被牺牲，为还活着的人抗争”。为了要找到更多的受害者，SHARPs在网络上开了一个可以让大家检举的窗口，没想到很多都来检举“我们也是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共同的特征是，他们都是需要用到手动劳化（注：用手接触化学物质）的第1～3条生产线上工作的人，而且他们都罹患白血病。实际上的受害者一定比浮出水面的更多。三星半导体工厂不只是在半导体晶圆的生产线上出现白血病案例，在最后组装的生产线也有相似的白血病案例。三星半导体温阳工厂工人朴智英，在2007年被诊断出白血病，她向SHARPs检举称自己也是受害者，最后在2010年过世。三星不断以提供大笔治疗费为由劝阻受害者申请工伤，不断怀柔劝诱。三星跟受害者说，“不要再跟SHARPs联络了，换了手机号码吧，如果你不再跟SHAPRS联络，我们会给你一大笔治疗费，还会帮你修房子。”但最后朴智英决定跟SHARPs一起申请工伤。
2008年4月28日是很重要的一天，SHARPs第一次向勤劳福祉公团（注：即韩国审定工伤的政府单位）集体申请工伤。第一次申请包括4名三星半导体白血病受害者以及一名淋巴癌（血癌）受害者，共五名集体申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要求政府正式承认白血病是工伤的举动。从2008年到2021年为止，通过SHARPs申请白血病、脑瘤、癌症、自体免疫疾病等电子产业工伤者有156名，其中有70名已经获得工伤认定。不仅是白血病，还有乳癌、女性的卵巢癌以及罕见疾病等。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政府的反应。黄宥美的父亲黄尚基向勤劳福祉公团申请流行病学调查，政府便针对黄宥美一个人的工作场所进行调查，但没有发现会引发白血病的有毒化学物质。不过，因为一起同组工作的两人均罹患白血病，所以他们保留判定结果，宣布要花费1年的时间来进行集体流行病学调查。2008年底，政府公布集体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和一般人相比，半导体劳工罹患白血病的风险高1.3倍。但这个数字在统计上没有意义，属于模糊不清的结果。当时调查的结果非常不明确，工伤也因此没有得到认定，三星更是以此大做文章，宣称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当时SHAPRs抗议称，一年的时间太短，需要做更长期的追踪调查，所以政府决定用10年的时间重新做一次追踪调查。2019年，政府公布了10年的调查结果，追踪1997-2015的状况，确认半导体劳工罹患血癌、胃癌、乳癌、肾脏癌及罕见疾病等概率和死亡的风险都比一般人高，即在半导体工作环境中很可能罹患血癌。为什么抗争之路走了这么久，正是因为2008年公布的调查结果太模糊不清，所以才又多花了10年。“我希望不要再出现下一个受害者，也希望接下来我能不担心住院费和生活费地活下去，为此，勤劳福祉公团理该认定(我的疾病为)工伤。”以上是我们刚刚所提及的温阳组装工厂的劳工朴智英，在勤劳福祉公团判定会议上最后说的话。但她最后并没有获得工伤认定。在2009年，脑瘤的受害者也申请了工伤认定。这位劳工韩蕙敬6年间在三星LCD工厂接触高温焊锡和化学物质，最后被检查出脑瘤。韩蕙敬小姐在进行切除脑瘤的手术后成为了身心障碍者，但她依旧坚强生存，也是最积极跟我们一起抗争的一名受害者。她的申请工伤认定之路也走了10年，7次败诉后都没有放弃，坚持上诉。
刚刚我们有提到，集体工伤申请都被拒绝，所以在2010年1月时SHARPs跟6名受害者决定把勤劳福祉公团告上法庭，对其不作为进行行政诉讼。朴智英在2010年3月，年仅23岁时过世。她在向勤劳福祉公团做最后的陈述时依旧非常铿锵有力，她因病重过世后SHAPRs在她的葬礼上抗议三星，要求三星承认工伤时，警察拿着枪包围抗争者们（讲者回想起当时的状况而落泪）当时我们在三星的工厂前抗议三星否认工伤，最后我们均被警察逮捕了。警察跟三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三星知道SHARPs跟受害者开始向公众宣传时，立刻找了一个可以为他们背书的专家。他们找了一个名叫Environ的安全保健顾问公司重新做调查。一年之后，三星透过Environ发表调查结果，声称三星跟白血病完全没有关系；但调查过程没有受害者的参与，也没有公开调查的数据，所以SHARPs认为这样透过Environ来否认白血病的发生只是在玩弄舆论而已。Environ做的调查，跟后来首尔大学及政府找到有致癌物质的调查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调查后发现，Environ是一家有名的专为企业和资方背书的傀儡公司。在声讨三星隐匿工伤的证言大会上，受害者纷纷痛哭。他们的内心非常挣扎，因为三星一直以提供资金为由劝阻他们申请工伤，而他们都是没有钱的人，非常需要钱的情况下也希望得到工伤认定；所以面对三星的这种伎俩时，他们无法承受、内心非常挣扎，所以召开了证言大会。当时SHARPs和受害者都会去三星工厂前抗议，三星都会出动大巴封锁工厂出入口，并派出彪形大汉加以阻挡。三星工厂为此调动劳工的上班时间，让他们看不到受害者团体举牌抗议。2009年，首尔大学产学协力团发布一份《三星半导体工厂危险性评估报告书》，有市民团体接获这份报告书后召开记者会。这份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是：发现三星电子单是一条生产线就使用了超过百种的化学物质，但完全没有管理履历；协力团任意搜集的六个三星半导体感光剂材料上都检测出苯（诱发白血病的致癌物质）。
刚刚我们提到SHARPs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经过一年多，黄宥美和李淑英两位劳工的白血病获得认定为工伤。虽然当时5名劳工中有3名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得到认证，但从整体来看我们依然认为这是一个胜利。勤劳福祉公团在法院判决出台后跟三星一起提出上诉，三星白血病劳工受害者去抗议要求不要上诉。结果勤劳福祉公团还是决定要上诉，所以他们又在法院诉讼上花了三年。在抗议诉讼的艰难过程中，患病的工人不断去世。2012年这一年，每两个月就有一位女工死亡，她们罹患卵巢癌、乳癌、脑癌或血癌等疾病。三星半导体工厂里有很多的女工，因为化学品而严重受害。因为SHARPs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成员来参与这场抗争，所以他们跟受害者在街头上举办各种情愿、联署运动，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抗争。2013年，他们行政诉讼第一审胜诉后，三星害怕受害者最后真的被认定工伤，私下联系SHARPs表示愿意对话。SHARPs表明不会放弃法律诉讼，但也可以在法院之外跟三星商讨。
2014年，有两部相关电影或纪录片上映。电影《贪婪帝国》讲述三星劳工职业病相关问题，在港台等地都有上映。电影《另一个约定》则是以主角黄尚基和女儿黄宥美的故事为原型，当时总共有50万人观影人次，对SHARPs的抗争起了非常大的正面作用。以三星白血病工伤诉讼为故事原型的电影《另一个约定》刚刚提到，因为勤劳福祉公团不服上诉，他们又多花了三年的时间,在2014年8月，高等法院终于判决黄宥美和李淑英两名劳工者的工伤认定。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三星不停地在SHARPs和受害者中挑拨离间，最后SHARPs、三星和另外一名受害者变成三方协商。虽然SHARPs跟受害者因为三星的挑拨离间，一度无法共同行动，但最后经过很多的努力，三方还是在2015年1月开始协商。虽然三星跟他们说要坐下来协商，但最后提出的协商方案却不被三星接受、履行。三星单方面组成补偿委员会，而SHARPs跟受害者提出的是更大范围的补偿，所以三方谈不拢。2015年，SHARPs决定在三星瑞草大楼前展开无限期的露宿抗争。SHAPRs的三大诉求是：三星诚心道歉、全面补偿（不排斥任何人），并制定预防再度发生的对策。
2016年反朴槿惠运动（烛光革命）期间，SHARPs发表《时局宣言文》，控诉朴槿惠与三星财阀勾结。（图片由SHARPs提供）
2016年，韩国爆发反朴槿惠运动（烛光革命）。倒朴运动期间，最大的议题是朴与三星财阀之间的官商勾结，交易数字堪称天文数字。所以当时大家要求朴槿惠下台，并逮捕三星副会长李在镕。当年11月，SHARPs发表《时局宣言文》：“朴槿惠-崔顺实-三星财阀的数百亿官商勾结是数百名在三星工作、生病死去的劳工的血泪！朴槿惠下台！”2017年，最高法院出台《三星电子多发性硬化症（罕见疾病）工伤认定判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过去，工伤举证的责任在工人身上，而现在举证责任在企业一方。如果企业拒绝合作，或相关行政单位拒绝调查，法院必须考虑以有利于劳工的间接事实判断工伤因果关系。
2018年7月，历经数年抗争后，在三星大楼前露宿超过一千天，SHARPs和受害者终于争取到三星提出的三个方案：代表理事公开道歉、补偿受害者、制定预防对策。
我们靠着团结连带的力量走到了这一步。
刚刚李钟兰也有介绍黄宥美的工伤认定抗争。为了准备这个抗争，我们参考了美国IBM工厂以及其他工厂的先例，发现半导体生产基地由美国移到东亚后，职业病发病案例随之在东亚出现。半导体电子产业很难找出有毒物质的直接证据，再加上工人的经济和健康上的理由，企业的怀柔压迫等因素，这是一个单凭个人很难进行抗争的事情，需要多方集体行动。所以我们SHARPs的活动是以受害者为中心，加上行动者、专家、市民、劳工以及地区的居民一起展开的职业病抗争。2017年，SHARPs举办了纪录片《无尘室故事》的放映活动。这部纪录片收录了20多名在三星电子、SK Hynix、LG Display等高端电子企业工作并罹患白血病、脑瘤、罕见疾病等职业病的年轻劳工和其家人的珍贵证词。我们也了解到，在中国当地的三星工厂也出现了职业病问题，比如在三星LCD光学电子工作的工人罹患多发性硬化症。还有去中国工厂早期装机时来回中国的韩国人在飞机上脑出血等案例。虽说我们还没有力量去直接处理这些在韩国之外发生的问题，但我们希望SHARPs的经验在世界各地被知道后，可以成为如何做抗争的学习对象。其实我们在跟三星协商时，看的不只是在韩国本地劳工问题；像是在其他国家的三星工厂工作的劳工无法获得补偿，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非常希望SHARPs在韩国争取到最高法院的胜诉判据，以及补偿、道歉、赔偿这些事情，可以在其他地区被更多人知道，成为借鉴的对象。台湾地区的职业病认定抗争团体、工商协会、RCA（美国无线电公司在台湾的污染和工伤案件）与SHARPs曾进行交流。我们跟台湾这些团体的交流上溯至2008年，13年以来我们不断在互相学习。特别是在2018年，我们跟三星达成协议，台湾RCA也在最高法院取得一部分胜利，我们对彼此的经验很有兴趣。我们交流也有具体成果，比如我们将台湾制作的、讲工伤如何影响一个家庭中的小孩的儿童绘本《陪妈妈兜风》，从中文翻译成了韩文；我们也翻译了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关于RCA案件的判决文。台湾方面也对韩国的《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很有兴趣，也做了一些连带的活动。前几天，在台湾。一千多名RCA受害者把一部分赢得的赔偿金捐出来作为公益基金，供之后环境或工伤运动团体使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2020年以及2021年SHARPs将进行的一些活动和课题。SHARPs这边持续收到很多受害者的检举，我们依然感受到想要把这些案例成功认证为工伤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我们发现工伤的保险制度依然有很多漏洞，即使获得工伤认定后，问题仍层出不穷。我们另外的烦恼是，三星透过国会制定了可以保护三星的法案《改善修正产业技术保护法》。这个法案要求国会不能公开企业机密，实际上侵害了职工的知情权，这也是我们烦恼如何处理的部分。到目前为止，SHARPs关注的还是三星这种比较大型的工厂，接下来我们在思考一些外包或小型工厂的相关劳工问题。我们另外一个课题则是跟女性相关，比如流产、不孕、后代受到毒素影响而罹患先天性疾病等劳工第二代的职业病问题。SHARPs今年的工作重点在于改善工伤保险制度、确认劳工知情权、半导体产业第一代及第二代（即劳工后代）的职业病认证的抗争，以及刚刚提到的小规模工厂相关的抗争。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有限，没有办法一一详细介绍，我们有一个网络群组叫做“반올림 카페”（https://cafe.daum.net/samsunglabor） 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大家可以参考。因为语言和地区的关系，中、韩之间想要做一个交流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依然很强，我们也有理由互相学习和交流。其实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到现在，也归功于韩国各界以及国际的团结连带活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联系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连带的精神汇集成更加强大的力量。我今天的演讲就是希望听众们可以思考一下连带的精神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活动。
崔圭镇：透过新冠肺炎集体感染来看新冠肺炎和劳工人权今天我的发言是以 《coupang集体感染，富川物流中心劳工人权实况调查报告书》为基础，向大家介绍coupang企业的新冠肺炎集体感染案例，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我以谘询委员的身分参与“新冠肺炎医疗空白人权实况调查团”，直接和coupang的劳工做深层访谈。今天所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我们的访谈。coupang是韩国最大的物流业者，今年该企业在美国上市，利益高达90兆韩元。它成功的秘密只有一个，就是压榨劳工。今年，coupang也到中国开业。韩国物流公司Coupang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实况，公司未采取防疫措施，导致许多工人感染新冠肺炎。（图片由崔圭镇教授提供）
产业安全保健法第5条规定“事业主(老板)需维持增进劳工的安全和健康，并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伤预防政策”。再者，coupang发生集体感染时刚好是2020年5月，那时首都圈扩散情况最为严重，连雇用劳动部都强调“职场须遵守的五种社会安全距离”，包括：1.活用各种工作方式以保持安全的社会距离。2.除非必须否则请将团体行动延期。3.每天监看职员的健康状态，如有发烧请立刻处理。4.彻底管理个人卫生，使用区内餐内时须小心。5.改善环境减少办公室的密集度，职员之间保持1m以上的距离。但是，coupang并没有遵守政府规定的防疫措施。工人在排队领餐时，没有遵守保持1米以上距离的规定。我们去调查的富川物流中心主要在处理冷藏食品，是一个不通风的密闭环境；即使是5月，也要穿防寒服和厚重的鞋子。但是这些衣服和鞋子竟然是工人共用的。在来回交通车、电梯、餐厅和更衣室等地方，工人完全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这样的劳动条件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实际上，在共用防寒衣和手套上检测到了新冠肺炎病毒。实际的工作过程导致即使劳工个人彻底注意防疫但仍无法预防感染。中阶管理者无佩戴口罩到处走，不断督促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在采访时，工人说：“连一秒都不能浪费。要不断地包装、出货。”因此劳工往返各作业台，忙到连将因汗水滑落的口罩拉上来的时间都没有。我尤其注意到，工人不是只在固定的位置工作，而是随着货物的流动，不断移动工作空间进行操作，而且需要脱下手套使用不同地方的电脑输入物流资料，这增加了管理难度和感染风险。劳工连保护自身最后的方法——口罩和手套都无法好好使用。以保健医疗的角度来看，没有集体感染新冠肺炎反而奇怪。一位工人受访时说，他知道coupang完全没有做好防疫措施，所以他不坐交通车，而是开车上下班，完全避开人潮密集处，例如餐厅、电梯、更衣室和厕所，也准备自己个人用的防寒服装和手套，但仍感染新冠肺炎。他比医疗人员更彻底地进行个人防疫，却仍然感染新冠肺炎。这凸显出coupang公司疏于防疫的责任。2020年5月23日，一名coupang劳工确诊。Coupang在24日收到富川市保健所的正式通知，但没有告诉劳工，也无采取关闭物流中心、送员工去检测等紧急处置。coupang对媒体说谎，甚至开了一个新闻室发布声明：“coupang于5月24日接获富川市保健所通知，富川神仙物流中心的员工中有人确诊之后，告知环境监督层级以上的负责人及富川神仙物流中心的全部劳工。有人说coupang在23日已经知道状况但却隐瞒的主张完全非事实。”（coupang newsroom，6月18日）在富川中心工作结果罹患新冠肺炎的A回想，5月24日那天，公司让他们去别的地方排队。当场有几位被叫到名字然后被送回家。这表示，coupang知道富川中心有感染者，但是当天未向A和其同事说明理由。工人们仍在密集地排队、工作，A记得他当天还加班2个小时。5月25日A照常上班。但工作到一半物流量却突然停止了。这是他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的事。不久后，coupang把劳工叫到休息室，说要关闭中心。A和同事那时才知道coupang有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也就是说，coupang在获知新冠肺炎感染者消息一天之后才告诉劳工这个事实。25日，新增2名确诊者，coupang才在傍晚决定要关闭物流中心。Coupang说在24日有采取拣选密集接触者并予以自家隔离，但27日的全数调查发现，大部分确诊的劳工的活动工作空间和公用空间都重复，却没有被分类为密集接触者。结果，coupang富川神仙中心的感染者数总共152名，其中coupang劳工84名, 追加传播68名，可谓灾难性状况。追加传播的感染者中有很多是劳工的家人和朋友。coupang漏洞百出的防疫措施不只威胁劳工，还有他们珍爱的人的生命。
我访问了一位女性劳工，她在25日上班感染病毒，她的丈夫和孩子也被感染，丈夫最后出现了脑死亡的症状。这位劳工去coupang上班还不到一个月，她本来是想要减轻丈夫养家的经济压力，到coupang打工补贴家用，可是没想到，她的丈夫却因此变成了植物人。coupang如果在24日得知员工感染时立即关闭物流中心并告知员工，那这位女性就不会在25日仍去上班，结果被感染，这个悲剧本来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例子在我的访谈中不断出现。新冠肺炎不仅造成身体的苦痛，感染新冠肺炎的劳工在隔离和治疗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恐惧和压力使他们出现PTSD(外伤后压力障碍)的症状。特别是因为自身导致家人和友人感染时，那种精神受创之大不可言喻。一位coupang劳工因为经济困顿，和家人一起借住在朋友家，朋友的母亲因此被感染而去世。为了防止因为这样的精神受害导致极端的状况发生，今后社会需特别予以关注及保护。
韩国政府和企业对于被感染者的支援远远不够。在韩国感染新冠肺炎的话，政府会资助医疗费和住院费；但核算检测转阴后，就会停止资助。刚刚提到的那位脑死亡的案例，他在两周后核酸检测转阴，此后沉重的医疗支出都只能由患者自己负担，状况十分凄惨。
coupang不仅在对外宣传上说谎，而且为了转嫁企业的过失责任，还将23日确诊员工的上一位传染者，一位仁川补习班讲师，告上法庭。coupang集体感染爆发之后，只要有市民团体提出批评，coupang就会极力压制媒体的负面报道。政治圈对此也漠不关心。直到coupang在美国纽约证券中心上市，看到新闻我才明白，原来coupang之所以不顾劳工的生命和健康，美化企业宣传的原因都在于保住自己的市值。现在，许多市民团体和被感染的劳工，都团结起来对抗coupang，令coupang起诉那位仁川补习班讲师的案子败诉，并且需要支付生活安全支援金给自家隔离的劳工。目前coupang代表负责人金范石被以危险产业安全保健法的嫌疑告发。
对于coupang这样不断扩张的物流资本势力，与之对抗的力量也要不断扩大才行。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
问：请问韩国工伤维权在右翼政府时期（李明博、朴槿惠）和在左翼政府时期（卢武铉、文在寅）时期有没有区别？左翼政府有没有更重视对于劳工权利的保护？李钟兰：在李明博和朴槿惠当政时期，劳动福祉团体的任何现场活动都会被持枪威吓的警察阻挡。卢武铉、文在寅执政时期，虽然少了警察，可能会有更多和平对话的机会。但问题在于，总统听了这些劳动者的心声后，是否会在立法、政策中反映？我对此没有那么乐观。由于即使是烛光革命之后，朴槿惠下台，文在寅上台，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还需继续努力。问：曾跟过某地的安全检查，老板/管理层普遍将安全隐患归咎于工人的安全意识不足，但对花费成本及时更换隐患设备颇有抵触，检查方考虑到企业税收贡献和以GDP考核为基准的业绩等因素，往往不会采取严格措施。考虑到GDP核算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向后的强大影响，我想了解韩国劳工团体在抗争中是如何处理这种“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和舆论阻力的？李钟兰：以前韩国也会有这样的叙述：将安全隐患归咎于工人的安全意识不足。但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人认为，劳工的安全应该由企业来负起责任。我们持续推动的《重大灾害处罚法》，在劳工团体、受害者家属和国民的共同努力下，于2021年1月通过了。这是改变的契机。权宁玉恩：但非常可惜的是，在半导体产业，公司仍旧常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资料，而政府为了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比较站在企业一方，使劳工们争取权益的路上遇到阻力。这方面的抗争需要仰赖市民团体的努力。但目前的社会氛围下，市民团体的声量也是不太够的。
崔圭镇：在韩国，工伤运动历史发展得很久了，从1987年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在这几十年里，韩国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斗焕独裁政权期间，尽管劳工的处境十分艰难，但还是有人会无法忍受而站出来。例如1988年，一位水银中毒的15岁少年文松勉死亡后，有医师团体和劳动团体站出来为他说话。还有源进株式会社的工伤事件，也催生了社会抗争。最重要的是互相协力的社会气氛，以及法律的推动。2010年左右正是三星公司高速发展的时期，《重大灾害处罚法》这部法律的通过是不能想象的。当时，“韩国没有三星就活不下去”的想法十分普遍。在SHARPs等团体的持续推动下，气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近三星副会长李在镕被判入狱。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很希望问题也能尽快改善，虽然很不容易，但总是要有人提起这些问题，大家一起参与，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