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是灾难性的：论美国伊斯兰研究的发展（上）
库纳尔省, 2010年，摄影Moises Saman/Magnum Photos, 图源Washington Post。
伊斯兰这个名词，几乎每天都会在新闻中出现，而数百万穆斯林，也构成了美国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伊斯兰思想家们的思想，和伊斯兰科学家们的贡献，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内嵌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哲学与科学的背景之中。
美式英语中使用的、起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也要比源自日语、中文、或印地语的词汇更多。美国西南部的砖坯建筑，也通过其形式、建筑技术以及“砖坯（adobe，طُوبٌ，砖、土坯——校注）”这个词本身，清晰地反映出伊斯兰对它的影响。在这片土地上，人们也在广泛阅读伊斯兰各民族的诗歌，聆听伊斯兰各民族的音乐。
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1904年5月4日－1975年2月3日），埃及女歌手、音乐家和演员，主要活跃在1920年代到1970年代，在阿拉伯世界和世界音乐届均享有盛名。图源网络
然而，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实，美国伊斯兰研究的状况，还远远算不上令人满意。在本文（本文仅限于讨论美国学院和大学中的伊斯兰研究）中，我们希望对使伊斯兰研究不能在美国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些因素进行思考，而这样一个涵盖分布范围从亚非大陆一直延伸至欧洲，如今更是进一步延伸至美洲的十多亿人的文化与历史的领域，是理应在学术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伊斯兰研究中心，甚至都没有把像东南亚那样的整块伊斯兰世界区域给考虑进去？为什么在有这么多教伊斯兰研究的大学的情况下，美国培养出来的，这个领域的可以和像路易·马西尼翁、汉密尔顿·吉布爵士、或昂利·科尔班那样的欧洲伊斯兰学家相提并论的学者，却如此之少？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为何穆斯林会如此强烈地反对美国伊斯兰研究的大部分学术成果——尽管相比于经典的欧洲东方学发展出来的那种态度，其实许多美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培养一种对伊斯兰更为同情的视角。
现存的事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伊斯兰研究在美国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史的角度来解释。
早期研究伊斯兰的美国学者几乎全是传教士，他们经常公开、直言不讳地反对伊斯兰。不过，在早期学者中，也有一些是从犹太教研究那边过来的，因为他们生活在1948年巴勒斯坦分治的那个时代，所以，他们并没有感觉必须去做一些两极对立、“带有目的性”的学术，而这种学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对伊斯兰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学者中，有一些对伊斯兰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比如说，哈利·A. 沃尔夫森（Harry A. Wolfson，哈佛大学的学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美国犹太研究中心的首任主席——校注）那样的学者。尽管他首先是一位研究犹太思想的学者，但沃尔夫森对伊斯兰神学（凯拉姆，kalam，كلام，原意为言语。历史上各家争论《古兰经》是否为真主的永恒言语，形成了凯拉姆学，也叫教义学——校注）和哲学史的贡献是值得关注的。伊斯兰研究的先驱还包括一些像菲利普·希提（Phillip Hitti，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闪米特语文学教授和东语系主任。著有《阿拉伯通史》等书——校注）那样的马龙派教徒。
《阿拉伯通史》中译版
他们虽是出色的阿拉伯学者，却并非穆斯林——尽管在美国，许多人把他们视为真正能够代表伊斯兰学术的声音，因为大多数人几乎是自然地把伊斯兰等同于阿拉伯人。在这些早期的学者中，有许多人对他们研究主题当中明确属于伊斯兰的维度无感，然而，他们依然协助推进了阿拉伯研究的事业。
尽管表面上有一些出色的学者，但美国的伊斯兰研究从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特征，使之区别于例如中国研究、日本研究或印度研究。这个特征就是，这个领域的许多学者，都倾向于反对甚或贬损伊斯兰及其文化。
通常，在一个美国人进入远东研究这个领域时，除少数传教士外，这个人一般是为那个文明或宗教的某个方面所吸引，他/她因热爱那个文明或宗教的某些方面，会为之辩护。比如，从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的态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后者在二战期间保护京都不受轰炸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种爱而同情的态度，在伊斯兰研究领域，则要罕见得多。
二战后，随着美国主动进入国际舞台，美国伊斯兰研究史的一个新阶段也随之而开启了。这个阶段，伊斯兰研究虽然得以拓展，但其代价是牺牲了缺乏历史和宗教维度的关注，也缺乏相关视角的深度。
该阶段期间，全国许多大学，从哈佛大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区域研究中心——通常是在中东研究名下，有时也以近东研究为名。这些中心大多以当下为导向，以社会科学而非神学、宗教学或人文科学为基础，它们教授许多与伊斯兰世界相关的主题，却几乎不提伊斯兰本身。
整整一代学者就这样被训练出来了。他们中的一些，成为了美国的决策者，并对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历史产生了经常是恶劣的影响。而他们中的多数，则成为了研究伊斯兰世界主要区域的专家和学者。但是，除一些显著的特例，这些学者中几乎没有谁对伊斯兰研究做出什么杰出的贡献，也几乎没有谁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重大变化作出预言，比如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各种形式出现的伊斯兰复兴那样的变化就缺乏远见。过去十年来伊斯兰世界发生的事件，才迫使许多这些研究中心才更多地关注中东的伊斯兰。
然而，甚至直到今天，在许多主要的中东研究中心，学者们秉持严肃态度去教授的，还是除伊斯兰本身之外的一切知识。在这些中心，我们经常看到大量关于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类似主题的课程，却很少看到任何对作为宗教的伊斯兰的深入研究，而恰恰就是作为宗教的伊斯兰，形成了被这些中心研究的社会和文明这具躯体的心脏和动脉。
在美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只在几所像芝加哥大学和天普大学那样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人们才在宗教学系，把伊斯兰当作宗教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来研究。而且，尽管在过去四十年里，宗教研究在这个大陆上迅速扩张，把“非-西方”的宗教也囊括了进去，并且像哈佛、科尔盖特和克莱蒙特那样的大学也建立了不少世界级的宗教研究中心，但伊斯兰的处境却始终不如印度教、佛教或中国的其它宗教。比较宗教学这门学科，事实上也只培养了寥寥几位著名的伊斯兰学家。
乔治·华盛顿大学人文科学院宗教系下属的伊斯兰研究项目，这也是目前美国唯一一个对什叶派和逊尼派研究同等重视的该类项目。图源GW官网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在历史上，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对伊斯兰持反对态度，这种对立可以追溯到十字军和西班牙再征服运动，这几乎无意识地影响了包括那些甚至都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在内的许多现代西方人的态度。此外，这还涉及宗教研究本身演化的问题。
十九世纪期间，在“宗教科学”（Religionwissenschaft）领域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宗教从所谓的“原始”宗教向更高的形式进化，而基督教，则是这一进化的顶点。这种对宗教史的构想一直延续到了本世纪。这种框架虽然把伊斯兰作为附言对待，但显然很难直面伊斯兰的重要性。
作为对这种历史主义的回应，现象学学派发展起来了，这一学派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米尔恰·伊利亚德（M. Eliade，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科幻小说作家、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校注），他对宗教研究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伊斯兰。与伊斯兰相比，现象学学派强调神话和象征，更关注像印度教那样的传统，这些传统的真理，大多是用神话的语言来表达的，而伊斯兰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学说，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一门“抽象的”语言来措辞的。并且，伊斯兰的教义包括神圣法，后者是理解这个宗教的关键。
除这些因素外，还有这样一个由来已久的因素：人们习惯于把伊斯兰扭曲为“剑的宗教”或沙漠里“干涸的”宗教，认为它极其清澈的信仰乃借鉴于外来的资源，嫁接在伊斯兰的躯体之上。结果就是，在教印度教的时候，学者们讲授的是像《薄伽梵歌》那样崇高的文本，而不是形形色色的种姓和亚种姓的继承法；他们讲印度教的艺术，而不是社会和商业的冲突。而在教伊斯兰的时候，学者们讲授的却只是这个宗教的最外在的面向，和从持续的冲突和战争角度观察到的一段歪曲的宗教史。
如此一来，伊斯兰研究作为宗教研究的处境并不好，虽然与印度和远东的宗教相比，伊斯兰与基督教的西方共享更多共同的历史，但或正因这种相似性，伊斯兰研究甚至比不上印度教研究、佛教研究或中国其他宗教研究。无论是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还是其他穆斯林治下的文化，都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综合。在伊斯兰的土地上，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和平共处了数个世纪，共同创造了一个璀璨的文明。然而，人们对此都或多或少地避而不谈。几乎没人会提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传统。在忘记了亚伯拉罕系一神教的现实中，为支持转瞬即逝的政治目标，大多数学者反倒把犹太教-基督教的遗产，和伊斯兰的遗产对立起来。
伊斯兰研究在宗教领域处境不好，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或多或少遭到了忽视。无论是在哲学还是历史学、文学还是艺术领域，美国的伊斯兰研究，相较于譬如日本研究，都没有以任何显著的方式兴盛过。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里，伊斯兰的人文学科所占的比重，都要比在今天的美国大。甚至，在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期间，人们对（至少是）伊斯兰各民族的文学的兴趣，都要比今天大。
在美国，与伊斯兰相关的主题，只有在社会科学的领域，才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讨论。然而，在这里，也有西方的模型是否适用于伊斯兰世界这个大问题。在涂尔干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伊斯兰社会，或在列维-施特劳斯理论的基础上对伊斯兰世界的某一部分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可能吗？当前，学者们正在就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争论，我们希望，作为结果，在那些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科学的领域，学者们能够对伊斯兰研究做出更加严肃的贡献。在那之前，甚至在这个学者们付出巨大努力的领域，学术研究的结果也经常与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和宗教现实没有多大关系。
至于在伊斯兰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法律，也只是在过去十年里，才有一些美国法学院开始教伊斯兰法，而且大多还是出于实用目的。然而，神圣法，或者说沙里亚，还没有成为伊斯兰研究的一部分，几乎没有美国学者对这个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
伊斯兰研究的核心不只是伊斯兰宗教，还有研究该宗教及其创造的文明需要用到的各种语言。
阿拉伯语是最重要的伊斯兰语言，自十八世纪起，美国就有人在教这门语言了。最近几十年里，有一些像乔治·马克迪西（George Makdisi）和伊尔凡·沙希德（Irfan Shahid）那样出色的阿拉伯学家，他们本身或者父母来自伊斯兰世界，也有一些像詹姆斯·贝拉米（James Bellamy）、威廉·布伦纳（William Brenner）、维克多·丹纳（Victor Danner）、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Frank）和尼古拉斯·希尔（Nicholas Heer）那样的美国阿拉伯学家。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下，与伊斯兰研究相关的阿拉伯语教学还是变得越来越差了。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以（放弃）古典语言为代价，强调“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直到最近，在大多数阿拉伯研究中心，人们都还认为，古兰经所用的阿拉伯语都次要于《金字塔报》（中东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875年开始发行至今——校注）的散文。人们也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在许多识字的阿拉伯人那里，阅读和理解古兰是首要的，然后才是掌握现代文学的阿拉伯语。在过去十年里，这些中心也朝古典阿拉伯语的方向做了一些改变，现在，更多的学生能读古典的文本了。不过，相关的培训还不完整，因为实际上，甚至有高学历的学生，也没有几个能够深入地理解他们阅读的古典阿拉伯语文本。
电影《波斯语课》
波斯语作为伊斯兰的第二大语言，情况还要糟糕得多。首先，直到现在，甚至连这门语言的名称也还没有被叫对。它经常被称为“Farsi”，就像在英语中，法语一度被称为francais或德语一度被称为Deutsch那样。其次，人们经常忘记这点，即，波斯语（无论你怎么称呼它）不但依然是伊朗、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国，和伊拉克境内许多民族的口语和书面语，而且，千年以来，它也是亚洲的通用语。中国的古兰经注就是[部分]用波斯语写的。而甚至在二战后，在阿尔巴尼亚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之前，这个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前哨，都还在继续出版波斯语的书籍。
没有波斯语知识，就很难理解印度的穆斯林文化，也很难理解其大部分中世纪史（其中既包括印度教徒的，也包括穆斯林的），而之后在伊斯兰的东部土地上铺展的伊斯兰思想，也无法对其进行研究了。在许多美国大学中，这种明显对波斯语教学的冷漠，大大削弱了伊斯兰研究，并使许多全面发展的学生没法得到应有的训练。波斯语不仅对对东方的历史、文学和艺术的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伊斯兰研究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在伊斯兰中，一些最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安萨里，就是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来写作的。
穆罕默德·安萨里，在波斯呼罗珊图斯出生及逝世。他是波斯裔伊斯兰神学家、法理学家、哲学家、宇宙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是逊尼派伊斯兰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被认为是怀疑论的先驱，在他的主要著作《哲学家的矛盾》中，他改变了早期伊斯兰哲学的方向，将它由伊斯兰玄学带入因果论的时代。
其他主要的伊斯兰语言，譬如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和马来语，虽然这里教一点、那里教一点，却几乎不被当作是伊斯兰研究的一部分。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东方宗教和西方之间的不幸区分——这个划分对伊斯兰研究来说是破坏性的。在许多大学里，伊斯兰尽管是“非-西方的”，但它却是被当作一个西方的宗教来教的。就伊斯兰教是亚伯拉罕系一神教之一、而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另外两个分支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那两个分支主要成长于西方，而伊斯兰却注定是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同等传播的。如今，东南亚的穆斯林，比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加起来还要多。在南亚、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数千万穆斯林有着他们的宗教生活和文化。但在美国，关于伊斯兰的概论课几乎不会提及这些，这个领域的高年级学生也不清楚（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
《非洲的穆斯林社会：一段历史人类学史》（2013），作者Roman Loimeier。
类似地，非洲的伊斯兰也很少被当作伊斯兰研究的一部分。关于伊斯兰及其历史的概论课只会偶然并浅尝辄止地提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至于与非洲相关的课程，也很少把非洲伊斯兰的到来和历史，联系到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来讲。你可以在对马里各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或在中国生活的数百万穆斯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拿到伊斯兰研究的最高学位。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作为最有天赋的美国伊斯兰学者之一，在其作品《伊斯兰的历险》（Venture of Islam）中，在时间和地理上涵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但这样的作品实属例外，通常，人们在这个主题上下的功夫要小得多。
未完待续
作者
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伊朗裔，乔治·华盛顿大学校级荣誉教授，伊斯兰研究专家、伊斯兰哲学家。在哲学、宗教、音乐、艺术、建筑、科学、文学、文明对话和自然环境等主题均有涉猎。
译者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阿语校对
马文慧，宁夏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研究生在读。
译自
Seyyed Hosein Nasr,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the U.S.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rends and Institutions”, 原载Mumtaz Ahmad, Zahid Bukhari, Sulayman Nyang, Mumtaz Ahmad, Shiraz Khan eds., Observing the Observer: The State of Islamic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lamic Thought (IIIT), 2012, Chapter 2, pp. 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