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写作 | 许晶：不是完美主义者
“写作就是一个孤独的过程啊。写东西的时候没法跟别人说我在写什么，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要怎么开始写啊，我已经拖延了半天，还没准备好开始。”
“写完博士论文之后，我发誓我再也不要打开那本论文了，实在没脸面对当时自己写下的东西。现在我想基于博论修改出书，该怎么办？”
“虽然我读了博士，但以后想找学术圈外的工作，那么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怎么找到一条适合未来发展的写作方式呢？”
……
我们希望能开辟一个安全、自由、亲密的空间，邀请拥有人类学训练背景的作者，无论目前是学界、业界、自主创业、自由职业或者其他领域，一起来分享他们写作当中遇到的困惑、困难、技巧，也希望在分享写作经验的同时，了解写作和成长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我们也会一起来阅读那些关于写作的书籍和文章，交流作者的经验是否适用于实际的写作过程，并在实践、对比、反思的过程中，探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法。+++本期对谈邀请了专研儿童发展与道德主体形成的人类学者许晶。我们从具体的写作状态、对写作的理解出发，畅谈了对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思考历程，也有幸了解到她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下一步工作计划。希望这些诚恳、亲切的表达可以为大家揭开人类学工作的神秘面纱；让我们在分担焦虑困扰之后，也共享团结与力量。许晶的著作《培养好孩子》今年由华东师大出版社薄荷系列翻译出版，今天的二条推送具体介绍了这本书并为大家提供了赠书福利。
写作是人类学家无法逃避的工作形式，在你看来，写作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对不对？我觉得写作是一种自我表达，你有很多想说的话，你才会去写。但有一些是工作理由，必须要写，比如不写无法毕业，不写就不能证明这个课上好了。
但是总体而言，做学术或者是其他一些以写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行业，你得真的是有话想说才写。你想要通过写作跟这个世界去沟通，你想要留下你自己想说的话，然后你对某些问题非常有好奇心，愿意付出很多代价去追问，再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很多东西只能通过文字的形式才能留下来。
我小时候非常讨厌写作，虽然作文写出来分数还挺高写得挺好的，但感受是痛苦恐惧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读本科到研究生的时候，在社会学系就要开始写学术论文，那是我最怕的，当时就觉得是特别恐怖的事情，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然后就成了一个思想的折磨过程。但是，后来在博士期间发一篇文章，再到写博士论文，是一个进步，意识到自己是可以写的，而且了解到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面对，就没那么恐怖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可能是从小就热爱写作，然后从事这样的行业，可能没有那样的一个拧巴地把自己生命改变的过程。
作者许晶，《培养好孩子》，译者祝宇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觉得殊途同归：我小时候是那种喜欢写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小朋友，但是，当写作真的成为我的工作之后，好像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坐在或者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在一天多少个小时里，生产出文字。如果不说是异化，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从制度性角度，这似乎背离了我们的理想，写作仿佛成为了一种工具，你要看影响因子，如何有策略地规划发表之类。这样的劳动分工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工作式写作那么害怕。可能本来都是有表达欲的人，只是真的把这个变成必须写论文、按照某个规则去写的时候，就会产生惧怕和反感。
但是，你倒是提醒我了，我其实尝试过其他的工作方式。我高中是学理科的，后来，我既不想当工程师，也不想在实验室搞实验，这些都让我兴奋不起来。博士期间，我很喜欢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后期间，我还去了一个婴儿认知的实验室。真的就是搞实验。那两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不想一辈子呆在实验室。做实验搞统计那不是我最向往的事情，也不是我最擅长的，可以作为研究一部分，但不想成为工作的核心，或者让它称为定义我的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喜欢在实验室，搞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对我们这样的人而言，文字表达或许更有吸引力。而且，写作也不光是文字，在会议、讲座或其他场合，跟同行或者朋友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言语上的交流也是很让人兴奋的。
另外，写作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表达方式，能够留下来、被传播，别人可以去评论。写作可能很慢、很痛苦，有的时候会觉得超级没有意义。但是，写完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很有满足感，对吧？如果没有这种热情，我们或许就不想写了。不管是学术写作，还是其他形式的写作，对自己而言，都可能有一种疗愈的功能，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下去。
可是，写作不光是一种工作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我真的很难分清楚自己还有没有真的生活。
在学术工作中，早期影响我比较大的，是韦伯说的以学术为志业，仿佛有一种“天职”（calling）。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生活的历练和反省，也可能就是人到中年，我现在觉得，生活应该是要高于写作的。
有段时间，我先生就说，我对于家庭的关心非常少。我说，我不是还在陪着你们看电视、搞这搞那么？他说，但是你的心完全不在这儿，他能感受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当头棒喝。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有很多自己的梦想，在搞研究。但是，生活是重要的，人生苦短，可以支撑我过完这一生的不只是工作，还有爱人、伴侣或者其他生活的维度。所以，我一旦写完一个东西或者实现小目标，一定要自己放松，要把自己从那个状态中抽出来，从写作上面抽出来。
而且，提到家庭，这又回到了女性的永久挣扎，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也没有一种完全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比如，我先生是意大利人，他真的觉得事业没有那么重要，一旦工作影响到他的心理健康，宁愿不要工作。他觉得生活就是生活（life is life），工作只是工作。我俩经常会有这样的交流和磨合，我会被他影响，虽然抱怨他对我带来了“坏影响”，但也可能是件好事。到了这个年龄，慢慢意识到，生活可以是美好的，要有自己的乐趣。我喜欢跟我先生看剧旅行，跟朋友聚会，跟孩子嬉闹，也喜欢一个人看脱口秀和喜剧大赛笑到抽筋。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很享受那种状态，回不到以前只“好好学习”的状态了。所以，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每个人都真的不同。
在具体习惯上，比方说，我晚上不可能写太晚，睡觉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一定要是放松的状态才能睡得好。如果一直在写东西，在睡觉之前也在想着这个东西的话，那个会很搅扰到我的睡眠质量。
在这方面，我的硕士导师张小军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以前老跟我说，人类学跟其他的学科还不太一样，人类学是就是在理解人的生活，理解人性的。人类学家就是在看人们怎么过日子，如果你连过日子都没有了，你怎么去知道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怎么去过日子。他说的这个话，对我来说很大的安慰和确认。今年，我导师也跟我说，和你爱的人在一起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如今，除了学术，我们还是需要情感，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其他形式的情感联结，需要这种真正的生活、柴米油盐的东西，需要这些温暖的东西。
怎么写
写作日常状态一般是什么样的？
我性格比较粗线条，不会把什么都计划得特别仔细，一般是根据写作“死线”来作大致安排。截稿日在那儿，你就得逼着自己不能拖。另外，可能会提前几个月会想一下哪个死线在什么时候，这样来看大概要什么时候做分析弄材料，什么时候要再写草稿。
但我是属于不可能一直绷着弦的，我从小到大上学不是那种最刻苦的，写一个东西也一定要休息，不可能长期写。我也很好奇其他人是怎么样的。我得要有张有弛，我觉得人不能把自己耗干了，即便进入到了好的写作状态和空间，可以专注写作，每天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行，创造力和脑力都会下降。有时候效率会降到一个点写不下去，很机械，所以那时候我也会停下来。
写作日常状态是这样的：很双向（bipolar），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很愁苦，有时候充满希望，有时候只有绝望。虽然如此自我折磨，对我来说，学术写作依然是喜欢的、有意义有快乐的，甚至某种程度而言不可替代的精神出口。
你会做一个详细的写作计划吗？
我好像真是不做日常计划的，但是我大概会有一个想法，按照月份和星期做出安排。比如说，我写会议论文，就大概提前两个星期（也就是死线前的两个星期）写完。具体比如说，在一个星期内，我会计划把正文的几个部分写完就行了，每天可能顶多安排到尽量写这一两段，或者说写这一部分，很小的那种目标，但是又没有细致到每天能做出一个详细计划。
我的经验和教训是，不能太过雄心勃勃（you cannot be too ambitious）。我们要慢慢了解自己，我觉得每个人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节奏和状态，所以我不会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我不是完美主义者，挺粗线条的，让我有一个小的目标，完成了，就还挺开心，小欢喜。写作是一个非常伤神的过程，长期那个状态是非常耗能的，我就会要想办法让自己高兴一点，定一个可行的目标，也不要太雄心壮志，搞完就可以了，说出来挺丢人哈。
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就是因为总是给自己定了事后发现完不成的目标，导致效率也不够高，但是心情也不好。
是的，对我来说写作是特别影响心情的一件事情，你可能一时会很嗨，但可能长期会很低落，所以要去调整。对于我们这种写作者，这是女性自我照护（self-care）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网购，有的人是运动，有的人可能是看剧，也有人可能是找朋友倾诉，总是有这些小的能让自己能愉悦和释放的东西，可能跟学术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写作过程中心情也还好，但还没动笔时，就会特别焦虑。不知道你会有会有这种心情？
我非常理解，一直要想着要动笔又没动笔的过程是最煎熬的，你一直都在想着那件事情，但是又没有付出时间，就很焦虑。实际上，我觉得那些过程其实可能都是必要的，你在脑子里面过了很多遍，然后有很多信息，不同的文献，不同的思路。脑子比较混乱的状态，可能是必须的一个步骤，之后才可能慢慢碰撞出来、清晰出来，有一些大概的点和提纲（outline），复杂系统的逻辑，混乱之中逐渐出现了秩序。
当你真的开始动笔，哪怕就写了一段，或者写了很初步的提纲，心情都会好很多。一旦开始写了，就是一个分水岭。我自己也是容易拖延，在写之前想说再多看个文献，有时候其实就是在找借口，下意识拖延。但是，我鼓励大家到了某个时候就一定要写，哪怕写一段也好。
另外提纲也很重要。可能我们纠结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基本的思路还没理清，一旦有了一点点思路上的突破，就会有一个指导性的东西，而不是完全要从一团浆糊里面开始去码字。
有时候提纲写好了，心里知道这个文章会是什么样了，反而没有激情和动力去真的把它给生产出来。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了，反而觉得它就不再让我觉得兴奋。
你这样说我理解。一个东西到后来你都不想写了，好像你已经过了最让你亢奋、最有表达欲的劲儿。那可能你的提纲不用做的太细，边写边改。一方面，要有一个提纲，不一定写得特别规整细致的。另一方面，提纲的作用是推动你去写，让你知道我现在逻辑理清了，就可以开始填东西了。对于一些人来说，不要花很多时间在提纲上，以至于失去了最想要写作表达的劲儿。
我会花很多时间在提纲上，因为那对我很重要，整个文章最后的论点（argument）和文献的结合，也就是你的介入和贡献（intervention），其实就在那里。但是，一旦我有了一个想法，就会开始去写，一段一段的去写，中间再去调整，那样是不是会有一个平衡？
在拖延症里面，还很常见的，是一种自我怀疑。可能也是在女性经历中，有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这条路行不通，这么写不够好，还没下笔，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人生好多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会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呢？
自我怀疑是一个我们生命的历程，长期的“冒名顶替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需要的是来自师友的支持，你要找到别人能够懂你的处境，然后还能够给你支持和肯定，当你在自我怀疑的时候，如果还有人肯定你，就会好一点。
我记得我博士毕业答辩之后，跟我的一个导师聊天。他突然问我，他说你觉得写作难吗？我在想我老师都是院士了，写了那么多书，还难吗？然后他就跟我说，觉得自己到现在写作都很难。那个事情我印象就特别深，原来他这样一个我们看着功成名就的老教授，写了那么多，而且是以母语写作，然后还搞理论的，他都觉得写作那么难，那么我就会能够接受自己的挣扎和怀疑，觉得大家都在经历一样的挣扎。
另外，前阵子看到一位女性教师Rebecca Lester发的推文，她提到，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你知道时间紧迫，你也知道自己喜欢写作，但是就是没有动力去写。她特地写出来就是要分享出来要给女性同行看，而我看到之后确实很受安慰。这些东西需要让我们的同行看到，对脆弱性保持一种开放状态，其实会对女性朋友有很大的安慰，明白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行必经的一个历程。
博士论文写作是什么样的？和专著有什么不同？
博士论文当然是很痛苦，第一个最大型的写作工程，当然要脱一层皮。
我博士论文就是要把它分成小的任务。我一开始觉得在田野时简直一头雾水，不知道能怎么写。后来因为一个契机，导师从美国到上海出差，给我带了一本心理学的新书The Righteous Mind，我读那本书就得到启发怎么去组织架构博士论文的篇章，田野回来以后一个月内（答辩委员会的规定）写出一个提纲，大概知道结构是什么、研究问题一直是什么，就能把它总领起来了。
但是从知道写什么，到写出来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对我来说可能有帮助的是，我听人说在找工作之前至少要写三章，才能毕业。所以逼着我进入就业市场之前那个夏天一定要写完三章，不管怎么样。所以是变成一些小的任务，然后去写。
博士论文跟书是不一样的。博士论文面对的是你的答辩委员会，证明我符合获得博士学位的要求。但是，我斯坦福出版社的编辑就跟我说，书是一定要看到大的图景，你要给很多人看，你不是为了证明你懂得这些理论，而是要跟别人讲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信息你要非常清楚——我们人类学肯定就是左右互搏，everything is so complex and nuanced（一切都是那么复杂微妙）——但到了书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清晰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因为它不不仅仅是你小的分支领域的人在看，是整个学科、甚至本科生、甚至大众读者都会读，所以你要放弃证明说我把这些所有理论文献都搞明白了的部分。书跟那个没有关系，书是要用你的声音要说出你自己想说的话，讲你研究的故事。
博士论文转化成书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我的博论课题和理论探讨都挺不传统的，不在一个常规的人类学框架里面。儿童道德发展研究是跨学科的、当时也很少有人做，比较新，导致我的博论不需要特别中规中矩地写，到出书也相对容易。我的导师当时跟我说，博士论文你就照书写。当时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很多年后才明白，书的话，是要有一个总的东西、一个问题，要有总领的研究问题和核心论点，每一章都是为此做准备。书是说一个故事，每个章节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面向，或者说是你的核心论点的不同组成部分。
我出版的过程比较偶然，其实就是开人类学会议，然后就问了出版社。其实经常是通过开会去问编辑。但如果你们关注特定的理论风格或者话题，比如说你读的书经常是这一个出版社出的——比如我看的关于中国家庭教育的人类学书籍，很多都是来自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就可以去联络这样的出版社。另外如果你有朋友可以推荐，就多问一问已经出版的朋友。我记得有位叫Bambi Chapin的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她那本书写得很好，我也不认识她，就直接发邮件问她能不能分享prospectus（专著投稿申请书），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写prospectus——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发这么鲁莽的邮件——她就真的发给我了，这位老师真的是太好了。后来她邀请我写心理人类学的剑桥手册（Cambridge Handbook）其中一章，我们已经合作写完了初稿，非常愉快。我告诉她，你当年的这个善举我一直很记得。她挺感动，说女性之间就是应该要这样互相帮助，团结很重要。她当时还推荐我去找她的编辑，但因为斯坦福出版社已经有兴趣，我就没有跟另外那一家出版社交稿。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学术出版的编辑看作是合作者。尤其如果编辑对你的工作有兴趣，他是会想要想办法帮你的。我的编辑当时就一直跟我说“这也是我的工作”。所以你们两个是合作的关系，要共同把这个东西弄好。
作者William Germano，《从博士论文到书稿（第二版）》（From Dissertation to Book），201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在修改的时候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现在回过来去看我那个书，就发现其实如果修改时间更久，肯定写得又不太一样，会有新的东西或者会写得更好。
我当时是因为真不知道什么是书、什么是博士论文。现在觉得故事和写作其实有很多细节可以去调整。但是从博士论文到书，我没有太多的改动，因为我提纲挈领的那个东西、我想说的论点和理论框架是没有变化的，整个是沿着博士论文来的。
修改的困难可能因为真的没有写过书，非常没有经验，但其实还是可以更注重写作。你们现在如果在写博士论文，就可以注意要有意识，不仅仅是论述和堆资料的关系，还要把故事说好。第二本书我希望能有一些进步，但是更难了。写作，本来就难。
为什么会觉得第二本书比第一本更难？有了之前的经验不是会更容易一些吗？
首先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第一本书的时候你有一个论文委员会在指导你。如果是从博士论文出版，你不是从无到有。你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写，你的导师团是要负责任的，他们要给你指导、要给你定一些框架。你要通过他们，你才知道你的框架、论证是不是对的、好的。所以第二本书更难是因为你独立了，自己一个人去写。当然别人会给你提供帮助，但是没有任何人会像你的博士导师团那样去帮助你。you are left alone（你如今是自己一个人了）。
而且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无知者无畏：不知道书是怎么写的，但是就知道要把它搞成一本书才行，那样的一个心态去写，也没有抱着多大的期望，我本来性格就大大咧咧。但现在就不太一样，我的第二本书的特殊性在于它继承了我们人类学奠基者前辈的资料，我得对得起人家的期望，对吧？
另外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我慢慢开始在想写作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写出来的书是优美的，比如说卢蕙馨（Margery Wolf），她是我们人类学中国研究里面非常重要的、写作最棒的女性学者之一，她当年的志向是小说家，她写的民族志非常生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你要写得情节生动，没有这种训练，主要的目标不在写作本身，而在于要掌握两个学科（而且偏科学范式）的理论脉络，加上英文不是母语，写作能力本来就有限。第二本书现在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每写一篇文章，都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跟前辈没法比。
还有，第二本书不是我自己收集的资料，我没有去过田野，我连台湾都没有去过，我现在却在写一个20世纪中叶的台湾的村庄的故事。我不在现场，我没有第一手经验。然而人类学者我们的权威性就应该在我们经历了田野，你写出来的东西得是你自己的东西。我现在却是要用自己的声音去传达别人收集的资料里的信息。首先我得确保我真弄懂了，确保我对他们的解读是可靠的，然后用自己的框架去写，再去回答自己想探索的问题。那又是另一个难点。
正在写作：第二本书
能不能多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第二本书这个项目？
这个资料挺特殊的，武雅士（Arthur Wolf）和卢蕙馨（Margery Wolf）当年57年去台湾（58年进入村庄做田野），在第一批进入台湾的欧美人类学者里，他们想要研究的是儿童和育儿。当时在心理人类学研究里儿童研究非常重要。他们想做第一个对汉人儿童的系统研究【注：Wolf夫妇在台湾的研究集中在台北附近的“海山郡”（日据时期的名称），那些村庄绝大多数是清代汉人移民后裔，在五六十年代语境下是“本省人”。】他们的田野点是闽南移民村落。那是人类学中国研究里第一次研究儿童与育儿。但是在后来田野的过程里，Arthur发现了童养媳制度，兴趣发生转移，Margery她本来也是想写小说，最后写的是关于台湾的女性与家庭。武雅士利用人口学资料写的是婚姻、亲属制度与生物（乱伦禁忌）。卢蕙馨写过一篇关于儿童社会化的概述文章，但也没有系统分析这些以儿童为主的田野资料。
作者卢蕙馨（Margery Wolf），《台湾的农村女性和家庭》（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图源：https://www.sup.org/books/title/?id=3233
这批资料非常宝贵，有大概几千页非常系统的观察资料，每一个观察都编了号，有精确的人物地点时间信息，每个小孩和成年人都有一个编号，有非常丰富的观察细节，还有访谈，还有那个年代的心理学测试资料。在他们晚年的时候，老先生想重新写，把这部分儿童的材料也写出来，但后来得了癌症，写了两三章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学生郝瑞（Stevan Harrell）就推荐我去继续完成这个项目。这和我的专业背景是非常符合的，和我的训练取向与研究兴趣都非常一致。我觉得非常幸运，真的是一个馅饼砸到我身上。
所以我要把他们的资料重新分析去写一本书，而且我会按照我的思路去写，因为我研究儿童社会道德认知，我还是会按照我自己研究的核心方向去写，但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视角，比如说性别。因为卢蕙馨也研究女性，他们的资料里面有很多性别相关的材料。还会用一些编程的方法，会有一些比较新的科学方法去处理这些文本资料，比如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用现在文本数据挖掘（Text mining）的方法去系统地看待文本，比如社会网络与行为分析的结合。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这些材料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做。
因为资料之丰富、方法论之复杂，分析的体量很大，所以时间战线拉得很长，其实现在还没有分析完，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慢慢形成了理论和篇章的提纲，大概我知道我要写些什么。比如儿童道德认知与行为的不同方面，既有合作的、互助的面向，也有打架欺负人，甚至小团体（coalitional psychology）的方面；还有小孩怎么面对父母的惩罚，怎样用自己的策略去去跟父母互动。会写一些在所谓的传统的中国家庭研究里面被忽视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小孩子的世界非常有意思，即便在我们所认为的传统社会里、在父权制的家系里，我们会发现小孩子的世界远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更丰富。那这个思维与行为世界的丰富性，对我而言，最终是一定要追到人性的，一定是某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之下的具体表达与发展。
刚刚提到自然语言处理，这类方法似乎在人类学中还并不常见？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我还想写这方面文章。在心理学里也刚刚开始使用相关方法。我感觉在传统上注重文本分析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比如历史学、文学、哲学；以及偏定量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等，它们可能和相关方法走得更近一些。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和计算科学有天然联系，所以目前心理学也开始重视通过分析文本来理解行为与认知。演化人类学（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也有一些，但文化人类学确实很少去做这样的结合，我觉得还是有前景的。
其实在你的第一本书在前言里，就提到自己作为中国人、母亲和人类学者的身份（“I am as a Chinese woman as a mother as an anthropologist”），但好像不会特别突出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刚刚聊第二本书的时候也谈到了性别的视角，不知道是不是有思路上的转变？
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性别并不是我考虑的分析面向。我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我很清楚，但是我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分析的视角，我好像也没什么兴趣。在会议上曾经有听众提问，你研究的儿童有没有什么性别差异，大家对男孩和女孩的期待是不是不一样。当时我就懵住了，因为我之前并不关注这个分析视角。
在第二本书里，虽然我直接继承的资料是属于武雅士的， 但卢蕙馨是奠定我们中国人类学女性研究的重要人物，她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研究也是根据在这个村子里面的经历写的。而我研究的儿童话题，这个村子里的小孩又有一半的男孩，一半女孩。这真的是我不可回避的一个东西——原来我并不太情愿去做性别研究，因为这真的不是我的学术训练，好像也不是我的兴趣，但我现在慢慢意识到在第二本书里面涉及性别应该是我的责任，也是资料里面很重要的点。
其实包括武雅士写乱伦禁忌也有性别要素。后来更多钻进这些资料后，我发现性别视角本身也很有意思，现在除了责任之外，我也产生了一种主动的兴趣。另外也有自己人生的历练，我对于性别问题的意识也是在我成长和婚育经历里出发的。我慢慢开始从性别视角思考一些问题，发现也很有意思。比如我也是一个中国女孩，重男轻女我从小也都有体会。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但是我觉得我爸是很想要男孩的，这对于我从小的心理、性格各方面也是有影响的。我想这方面我也不是个例，很多中国女孩长大的经历里也遇到过。
于是，我就在想，那五六十年代的闽南人村庄里，重男轻女的环境中女孩子会是什么样的？这对我来说也有一个自我探索的面向在里面。我初步的发现是，这比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的都更复杂——当然是重男轻女，当然有很多的创伤、很多的结构不平等，但小女孩们的世界也是很丰富的。她们欺负男孩，可以追着这个小男孩就摁在地上跨过去什么，我看资料里面有好多。也有很多很有性格的小女孩，可能爸爸宠爱着她，非常复杂，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也期待继续学习今天的很多理论。
似乎你在做另外一种田野，在跟着田野一起成长。这里是不是有和历史学相通的地方？
真的。我好像通过解读这些资料，在重新做一个另外的田野。
这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性的项目。但是我没有史学的训练，不能说自己在做历史研究。历史学家做档案研究和我现在的“田野资料档案”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还是更习惯我们人类学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认识那些我们写的人，比如小孩我都知道、很熟，而我面对的资料里，小孩都是一个一个号码，我花了几年时间整理和分析这些资料，在这个过程里也是慢慢把这些小孩从一个一个号码重新建立成一个一个鲜活有性格的人物，让我自己虽然没有亲历田野，还能从文本中想象当时那些儿童生活的现场。
历史学家他们的功夫就在于他们要在陌生的纸堆里面去重构故事，可能首要在我去寻找历史，去书写一段别人不知道的历史。人类学家我们的训练似乎首要的是我们要从细碎的田野经验里提炼出对理论有所贡献的东西，好像倒不在于我们要找到或者重新构建一个不为人知或者被人遗忘的故事。但现在这个研究有特殊性，让我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学科训练和价值。武雅士晚年提笔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坦陈：“如果六十年代我写这本书，一定会照着当时的理论假设-检验范式来写；如今写这本书，我意识到当年田野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我的责任就是要重新讲述已经逝去的历史。” 所以我重新解读这批资料，一定是要去讲述那个带有历史维度的故事，当然我是带着理论的和个人的视角来讲述，也通过讲述故事去探讨人类学的问题。
在Carole McGranahan编辑的Writing Anthropology一书中，提到“理论也是在讲故事（theory is also story telling）”。可能很多人觉得理论是一种逻辑推演，但他们强调如何理论化其实也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它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叙事。这和你刚刚说的过程也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讲故事这件事上可能也有与人类学相互借鉴的成分，不管是年鉴学派还是今天的历史人类学、以及人类学中一直以来对历史与时间的讨论，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学科一直在积极互动。
对，你们说的也提醒我了，可能我们每个人进入学科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好奇的点不一样。我好像一路到博士论文，都是被理论的问题追着。当然有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文化形态和人的生活的好奇，但是说到底我好像更关心的问题是类似于“什么是道德”“什么是自然和文化”“小孩子或者说人类的思维是怎么来的？”我是被这些东西追着，去问那些问题：怎样成为一个“道德主体（moral being）”？人如果是自私的物种，为什么又会合作？或者说先天和后天到底什么关系？我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进入博士论文和做田野写第一本书。
我现在的状态有一点改变，现在当然也是那些很终极的问题在追着我。但现在我必须从很具体的故事去出发。我必须要迫使自己可能更像你们刚才说的，从经验现实里面去再去提那个问题，而不是把一些已经有了的抽象问题，再加到那种经历里面去。
主编Carole McGranahan，《书写人类学》（Writing Anthropology），杜克大学出版社，2020年，图源：https://www.dukeupress.edu/writing-anthropology
理解，因为这是别人的研究材料，不能说我围绕着我自己的问题去收集材料，只能是现有的这些材料可以回答什么问题，然后我再去思考。确实感受到了第二本书的难度。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要求比以前提高，因为以前自己的田野就稀里糊涂做了（可能博士论文的田野都带着很多迷茫？）。现在觉得“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性的学科意义的东西，我就非常的谨慎，就是我不能说任何材料里没有、或者不能充分体现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训练过程，得要非常严谨。
多元写作：学术与大众、中文和英语
怎么看待不同类型的写作？期刊论文、专著、公共写作，有什么异同？
首先你面对的读者不一样。期刊写作，你面对的是非常特别的一小群人。尤其国际的人类学期刊会特别讲究，对文献的学术规范是要求特别高。书的目的不太一样，是和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做交流，要让一个普通人能够听得懂，知道你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想表达什么观点。
关于公共写作，在心理人类学的双年会上，专门有一个小组讨论大众写作，提出人类学应该更多地进行公共写作。我听到Tanya Luhrmann的发言，觉得她讲得非常好。她就做了很多公共写作，在New York Times、Harper‘s上发表很多。我很喜欢她的风格，因为写得非常清楚、观点鲜明，也非常吸引人。她认为一定要提出清晰的观点——可能底部的精神是一样的，但是大众写作不可能像人类学学术文章那样纠结于幽微、复杂。此外还要展示权威性：你在这方面是一个专家，大众有对你的期待，作为专家的发言，要讲清楚观点。
另外她还提到一个观点：“Make the comparison explicit（清晰地展现比较）”。就是人们期待一个人类学家写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能进行一定比较。比如说你在中国写关于美国的东西，他会期待你有一个对于这两个社会的比较。虽然我们人类学家现在对这种比较有所顾虑（因为又涉及复杂的学科历史），但是她觉得对于公众写作，你还是有这个责任要去说说这个比较，因为你确实是专家，你比人家是更懂的，你都不说，让人家怎么去明白。
而且她说了两句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这可能对所有的写作都有帮助。一个是“Let every word count（每个字都要有意义）”，另一个是“Do work that matters（做重要的事）”。一定要做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公共写作还是学术写作。这两句话我记在心里了。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但究竟为什么要写作？你还是有话想说，还是觉得它重要、有意义，才会去做。
在中英文世界里怎样穿越转译？中英文写作有什么异同？
我觉得好难。我最近发了两篇中文文章，一篇纯学术，另外一篇带有一点个人历程的介绍。我发现我基本要抛开英文版重写。我一开始是想，有英文的底子，我翻译回中文就行了，后来发现这样很困难。我要表达我想表达的事情，我必须要用中文去写、去想，不能从英文直接搬回去，那样就变成翻译了，变成不是中文。可能是因为翻译太难了，我不知道怎么恰当地翻，所以就只能自己用中文重写。
还有因为学术训练主要是在博士期间，是被英文世界规训的，哪怕研究中国，这些概念还是英文世界的概念。这就变得很奇怪。包括我在审订我的中文版书稿时，就发现怎么说话那么别扭——有一些描述性的很容易能转成中文，但是很多概念性的讨论，翻回去我总觉得别扭。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只能说可能长时间是两个语言互相在毁灭。英文也没有学好，然后中文也忘了。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两年写了中文论文，我觉得有意义，我终于可以回到母语写作。一方面是及时提高，另一方面我发现中文写作有受众。我们写是为了交流，而中文里的这种交流甚至比在英文世界更多，因为我写的很多是中国的事情。这给了我新的动力去做中文写作。
另外语言从最根本上说可能还是相通的，在转换成中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英文写得非常不好，太长、太复杂。中文就得把它拆成一句一句。但英文其实也可以用短句，用简单的句式，用更有力的词，用主动而不是被动。其实在最基底的部分是相通的，你要把事儿要说清楚，能不能用一个简单清楚的语言、有动词的语言、有力量的语言去把它讲清楚。我最近读的历史学家写的书特别好，一个句子不超过20个词，就是能讲得非常好、讲明白。我觉得中文语言是不是有这样的优势，我发现写中文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去拆成小句子去说，那么英文也可以靠这个方向努力。语言讲故事的功夫是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的，你一直要在弄这个事儿。
其实我们读了你的英文写作，已经觉得写得很清楚、很好了。不知道对我们的英文写作还有什么建议？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写的英文不会让人看不懂，是能看得明白的。但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在写期刊论文的时候，有位编辑给我很大的帮助，他说你不能允许你任何一句话超过50个英文词，他说我不接受。后来我就真的每一句去改。从那以后我就有有意识了，如果我能用短一点的句子说的，我不用长句子。
另外我觉得应该要有自信，我是没有自信的。有两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帮助。一个是我博士期间，我看论文觉得看不明白，非常沮丧。而我博士导师他的写作很清晰。我就问他，是不是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总看不懂。他就跟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我也看不懂。然后他带着我上jstor查阅人类学期刊，带着我看这些标题和摘要，发现从标题到摘要你就看不明白这篇文章到底在说什么观点。我因此感到很安慰，我觉得写成云里雾里不是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写得清楚，像我的老师那样能够写得清楚，让人家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要对我们的朋友和学生说，不要去学那样诘屈聱牙的学术语言，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伤害、毒害。
在语言方面，当然我们有很多好的民族志，但是很多期刊论文的叙述是奇怪的。如果你读New Yorker，故事讲得很好，语言也很厉害，但不用写很复杂的长句子，人家有很多很好的动词去推动句子，去表达他那个意思，让角色们自己去说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多学一学那样的，或者中文里面好的非虚构写作，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学术八股的机器。
当然有一些还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还是要提出学术论点。但是在讲故事的方面，我们其实可以把自己解脱出来。从现当下人类学的这种“你看了一句话，明白每个字的意思，但是加起来你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这种状态解脱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阎云翔老师，他也不是英文母语，但是他写得非清楚，你去看他的作品，不会觉得困惑，逻辑非常清楚，观点表达非常清楚，用词也很精准。我们应该去向这样的例子去学习，而不是去把自己套到了那种万劫不复的坑里面。要对自己有信心，不是写长句用生僻的词才能显得我们够资格、有知识。说个题外话，法国认知人类学家/语言哲学家Dan Sperber写过一篇论文叫The Guru Effect，为什么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去用看不懂的方式写作，其实有认知基础，写得越让人看不懂，越让人觉得写作者是权威，是guru。
最新研究与写作计划
有什么即将发表的论文？
有一篇英文期刊文章即将上线，是我现在的项目，关于20世纪中叶台湾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卢蕙馨（Margery Wolf ）留下来的那些资料。这个期刊叫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学刊》），创办者/主编是我非常景仰的伊佩霞（Patricia Ebrey） 老师。我们这一期是关于中国家庭关系的专刊，从先秦到近代，我这篇是唯一的人类学研究，非常幸运能发在这个史学专刊。我的题目是说儿童如何通过跟兄弟姐妹之间，包括与其他小孩一起玩，来习得道德【见即将出版文章】。写这篇的意义有两方面：首先，此前的中国家庭研究很少涉及这个题目，而这次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给了我很大自由度，让我用人类学里不太寻常的方法论和理论来介入一个新题目；还有，这篇的核心人物是一对兄妹，他们是卢蕙馨的名著The Thricetold Tale女主人公的孩子。我很喜欢那本书，是民族志写作的经典，同一个故事用了三种方式写：虚构的、田野笔记、民族志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致敬前辈【见即将出版文章】。
还有一篇已经被Ethos接收，希望明年能上线。这篇内容是当代中国城市中产育儿，讲“中年老母”的幽默与共情。这篇对我自己而言有点实验性的政治意义：英文世界，从媒体到学界，一谈到中国妈妈就是苦大仇深刻板印象；我想说一点不同的东西——被人忽略、却特别打动我的东西。
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最重要和急迫的就是书，目前耗时最长最枯燥的那一部分资料编码即将收尾，明年一边做进一步的分析一边写书。还有目前在写一篇回顾20世纪中叶关于中国育儿的民族志资料，这个是写给近代中国童年史的相关文集，截稿日临近，很焦虑。
另外我希望能够开展更多合作式的写作。比如说我刚才说老师邀请我写关于心理人类学的剑桥手册，我们的集体写作很愉快。目前我有进行一些跨学科的合作，与心理学家一起写，还有与数据科学家一起写，对我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学习经验。我觉得人类学也应该多鼓励合作，不管是内部还是跨学科的合作，因为人类学好像都是自己一个人吭哧吭哧做田野，从研究到发表整个都不鼓励合作，但是其他所有学科都在都在做很多合作。将来我期望跟女性中国学者一起写作，因为意识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困境和愿景，也有共同的责任。
1980年代以来，《写文化》一书深刻影响了对民族志写作、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探讨。本书以《写文化和人类学生活》为题，收录十三篇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人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性别也成为了很重要的反思视角，当年《写文化》中极少有性别视角，且很少有女性人类学家的声音。图源：https://www.dukeupress.edu/writing-culture-and-the-life-of-anthropology
最后再给我们一些写作小建议吧
首先我就觉得虽然我们会被制度限制，我们要发表、要凑数，但还是要尽量少灌水——灌水这个词是不是太肮脏了——我的意思是要说自己最想说的话，自己觉得值得说的话，这是写作最重要的动力。
第二就是不要完美主义。说起来很惭愧，我真的不完美主义，我就是写多烂都可以去给别人看，可能先写一个草稿，不管多差，多不通顺，你有一个东西在那儿总比从空白开始要好，然后再去改。还有写作和修改可能是无止境的，我现在如果没有截止日，也可以继续改。但是我们都要适时给自己画句号。
第三是要多给朋友看，哪怕是跟自己的话题很不相关的朋友，都能有收获。因为我们往往被限制在我们自己知道的那个东西里，你给一位外行朋友去看，反而可能看到不同方向。要多和同伴进行交流和协作，
另外，投稿期刊，听到了修改意见、批评、或者是拒稿，我们会很容易有负面情绪，觉得被批评针对。我也会这样，非常影响情绪。但是慢慢地要训练自己，把这些批评看作是自我提高的机会，而不是针对自己个人的意见。这是正常的，一篇文章交上去没有批评才不正常。我们要去消化这种写作和发表的过程。
Book
Xu, J. 2017. The Good Child: Moral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Preschoo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许晶，2021，《中国好孩子：来自一所幼儿园的道德发展观察》，祝宇清译，许晶审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Xu, J. Learning Morality with Siblings: The Untold Tale of a Mid-Twentieth Century Taiwanese Famil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Forthcoming.
Xu, J. "Middle-aged Old Mothers" in China: Childrearing Anxiety, Humor and the Narrative Self. Ethos. Forthcoming.
Xu, J. "The Moral Chil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Mo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Ryan Nichols ed.,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orality,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in China. Forthcoming.
Chapin, Bambi and Jing Xu. “Children in Social CHange: Socialization and the Shifting Contexts of Childhood.” In Edward D. Lowe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under review.
许晶，2021，《文化、认知与儿童发展：跨学科研究之旅》，《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1辑，第2期。
许晶，2020，《道德从何而来：心理认知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社会学评论》，8（4）
Xu, J. 2020. Tattling (Gaozhua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rm Sensitivity, Moral Anxiety, and the “Genuine Child”. Ethos.
Xu, J. 2020. The Mischievous, the Naughty and the Violent in a Taiwanese Village: Peer Aggression Narratives in Arthur P. Wolf's "Child Interview" (1959). Cross-Currents: East Asia Culture and History Review 9(1): 180-208.
Xu, J. 2019. Learning “Merit” in a Chinese Preschool: Bringing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Moral Developmen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1 (3): 655-666.
Xu, J., Saether, L., & Sommerville, J. 2016. Experience Facilitates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Behavior among 7.5 Month-Old Infa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11): 1732-1743.
Chevalier, C., Xu, J., Adachi, K., Van der Henst, J-B, & Baumard, N. 2015.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Merit in two Asian Societies.
Xu, J. 2015. Women’s Script: Who Can Tell Where It Is From?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7):196-253. (In Chinese). （许晶，《安能辨我是雄雌：女书“族源之谜”的反思》，《中国人类学研究》 第7卷，196-253页。）
Xu, J. 2014. Becoming a Moral Child amidst China’s Moral Crisis: Preschool Discourse and Practices of Sharing in Shanghai. Ethos (2): 222-242.
Boyer, P, Lienard, P, & Xu, J.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Investing in Others and in the Future: Why Measuring Trust Is not Enough. PloS One, 7(7),
Xu, J. 2006. On the Narrative Crisis of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presentation”, Guangxi Ethnicity Studies (3): 46-54. (In Chinese) （许晶，《从“Representation”看人类学“表述危机”》，《广西民族研究》第3期，46-54页。）
Xu, J. Impact Analysis of HIV/AIDS Prevention & Care Program among MSM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ce. Chinese Journal of AIDS & STD, 12 (3): 231-232, 215. (In Chinese) （许晶，《云南四川省男同性恋人群项目干预效果评估》，《中国艾滋病性病》第12卷3期, 231-232，215页。）
Book Reviews
Xu, J. 2020. Review of Being Modern in China: A Western Cultur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Tradition and Schooling in China Today by Paul Willis. UK: Polity Press.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Xu, J. 2019. Review on Doing Feildwork in China ... with Kids! The Dynamics of Accompanied Fieldwork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kids. Edited by Candice Cornet and Tami Blumenfield.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Asian Anthropology.
Xu, J. 2018. Review on Educating the Chinese Individual: Life in a Rural Boarding School by Mette Halskov Hanse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4: 646-647.
Xu, J. 2017. Review on The Strange Child: Educa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Patriotism in Recessionary Japan by Andrea Gevurtz Ara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73(2): 351-352.
Xu, J. 2015. Review on Children, Rights and Modernity in China: Raising Self-Governing Citizens by Orna Naftali. Palgrave Macmillan. The China Journal (74): 219-221.
Translated Works
G. W. Skinner. Stevan Harrell & William Lavely eds., Chen, B. trans., Xu, J. review & revise (trans.), 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Sichuan Fieldnotes, 1949-1950. Zhonghua Shuju. Forthcoming. (In Chinese).（施坚雅著， 郝瑞、雷伟立编，陈波译，许晶审校，《解放前夕的中国乡村：四川田野笔记，1949-1950》，中华书局。）
Anthropology Newsletters
Xu, J. 2018. The Good Child: How do Culture and Mind Intersect in Mo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thropology News.
Xu, J. 2011. Calamity and Harmony in China: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of Children’s Deaths in Sichuan Earthquake, Anthropology News, 52 (6): S51-S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