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疯癫”：现代中国的百年“精神病史”
在二零一二年，一则“上海将对常住人口进行疑似精神病患调查”的新闻引起了微博上的热议。“对人过分冷淡，寡言少语，什么事情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床上”成为了调查精神病患的线索之一，令不少网民调侃“原来自己早就是精神病了”、“我会不会被当成精神病抓走？”这则旧闻由于其“段子”属性过重，时常会被误当成“新闻”在新的语境下（例如“佛系”、“躺平”）被重新讨论、转发。
从事医疗人文社科研究（medic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学者或许会对这一报道有着不同的解读：尽管大众对于“嫌犯因精神病史免责”等新闻早有认知，也对“灾后心理疏导”等举措表示认同，一旦“精神病患”的身份（identity）落到自己头上，仍不免抱抵触态度。“寡言少语、整天躺在床上”明明是个人性格特质或私人生活，为何从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的角度出发却成了要被排查、治理的病理对象？“被抓走”的“担忧”又恰恰说明不少人仍将精神病患和传统意义上的“疯子”混为一谈，仿佛一旦被诊断有精神障碍（mental illness）就要被关进疯人院。大众对心理咨询师作为医者的诊疗权威也常常抱着怀疑态度，“心理咨询师看谁都有病，我看他才有病。”
尽管“精神病”对于不少当代中国人来说仍是个避之不及的话题，“疯癫”、“发狂”等现象却始终存在于中国历史书写之中。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的埃米莉·鲍姆（Emily Baum）教授在她的《发明疯癫：现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和精神失常》（The Invention of Madness: State, Society, and the Insane in Modern China，2018）中便梳理了“精神病”这一医学术语在现代中国知识谱系中扎根、生长、蔓延的历史过程。鲍姆毕业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历史系，并师从于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两位中国近代史名家，她以细致的档案梳理为读者勾勒了国家、社会、商业文化、西方医学如何共同“发明”了“精神病”，从而改写了传统中国对于“疯癫”的认识和实践。
有趣的是，鲍姆先从一则人们熟知的清代故事《范进中举》入手，探讨传统中国对待疯癫的态度：范进中了举人，笑了一声“噫！好了！我中了！”，随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众人一齐道范进“欢喜疯了”。在众人手足无措之际，报录喜讯之人却想出了个法子：“范老爷平日可有怕的人？他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录的话都是哄你的，你不曾中。’他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
正如鲍姆指出，《范进中举》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对于“疯癫”病理归因和诊断的独特态度：首先，“发疯”在传统中医看来并非神经、大脑的病变，而是身体的机理异常。诊治“痰迷心窍”的处方，往往以泻药、催吐、“去痰湿”为主。其次，人们普遍认为“发疯”有其明显的社会生活诱因，例如恶化的婆媳关系、妻妾矛盾、常年的应试科举压力。即便范进“欢喜疯了”，众人也觉得他的疯癫不难解释。并且，人们认为“发疯”仅仅是情绪骤然变化导致的短暂“发作”，并不改变一个人对自己“正常人”的身份认同，只需要情绪的调节转换。在《范进中举》中，报录之人提出的治疗方法，就是基于中医对于情绪相生相克关系的论述，“恐胜喜”。一旦恐惧压过了狂喜，范进的疯病也就好了。此外，由于传统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医院”，更没有“精神病院”，人们也并不认为需要将疯人送至特殊的社会机构收容诊治。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描述“狂人”，也未被扭送至疯人院，而是在家请人看脉。
鲍姆在翻阅史料时发现，除非病患发作伤人触法，清代政府很少有治理疯癫病患的需求，即便疯人犯法也仅仅是交代其家人严加看管。晚清传教士对疯癫中国人“要么在街上横行、无人看管，要么被残酷关押、被铁链锁在鸡舍猪圈”的现象大为诟病，普遍认为中国需要专门收容疯癫之人的公共场所。当然，虐待病患的现象绝不像传教士认为的那么普遍，大部分疯癫病患仍然得到其家人和社群的同情和接纳，无需被单独治理。但随着晚清现代化的进程，“精神病院”逐渐被视为“文明世界”的必要机构，疯癫之人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如牲畜般囚禁虐待，必须由国家出面安置、治疗。最终，晚清政府在北京的安定门附近设立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疯人院，从此疯癫病患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之中。
但这所疯癫收容院尚未发挥其社会效益，清王朝就覆灭了，北京从此进入了军阀政府不断更迭的“动荡时期”。虽然军阀政府班子如走马灯式地变换，现代国家官僚机构却渐渐成型、稳固，这一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例如现代警局的设立，就扩展了国家（state）对市民生活（urban society）治理的范围。既然警局担负着维护公共秩序（public order）的责任，街上肆意游荡的疯癫病患便成了警察眼中的需要规训的不稳定因素，这一时期疯癫收容院也顺理成章地由警局直辖。现代中国对于疯癫病患的态度，也从消极应对转变为积极干预，趁早将危险病患关进疯人院。
然而此时的疯人院并未承载精神病学的意义，判断一个人是否“疯癫”也没有现代医学上的依据。鲍姆从档案中找出不少类似的收容案例：巡警在大街上发现有形迹可疑、鬼鬼祟祟的外地游民（“盲流”），便带回警局审问，如果刑拘期间没有亲人来认领，这些游民就会被转送至疯人院。正如鲍姆指出，这些来京打工的游民，想要证明自己“没疯”，就要提供自己牢嵌于当地社会关系的证据（proof of their embeddedness within a recognizable social structure）。而与此同时，“疯癫”也从短暂发作的症候，变为了一种被国家规定的身份，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就要提供自己安定于亲缘熟人社会的证据。
尽管疯人院超出了传统中国人对于公共机构和疯癫的认知，“疯人院吃住不要钱”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吸引了一大批饱受病患家属之苦的北京底层贫民。他们不得已将疯癫发狂的家人托付给警局，或干脆自称疯狂搬进收容院，疯人院很快就人满为患、经费紧张。这一超负荷运营的状况，直到北伐结束、民国政府重新治理北京才得以好转：疯癫病患收容院的管辖权从社会局转交到了卫生部手中。与此同时，嗅觉敏锐、有志于传播西方精神病学的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主动提出与民国政府合作，将收容院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院，既有助于医生、学生观察病患，也缓解了协和医学院独自扩建精神病院的财政压力。除了这所合办的大型精神病疗养院，不少诊治精神疾病的私人诊所也纷纷成立，专门收诊来自富裕家庭的病患。
鲍姆写道，晚清至军阀政府时期的疯癫病患往往来自于赤贫阶层，疯癫病患收容院和贫民收容所几乎承载着同一功能，然而到了民国政府时期大众认知出现了转变，开始将“脑力劳动”和“精神病患”联系到了一起。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神经衰弱”成为了大众印刷媒体上的流行词，种种日本进口的“健脑丸”涌入中国市场，帮助知识分子阶层缓解失眠、焦虑的毛病，连鲁迅、徐志摩都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服用鱼油、保健品。精英阶层以更具西方医学色彩的“神经衰弱”、“精神抑郁”形容自身，而“疯”、“癫”等传统医学词汇则保留给普通民众，精神病学话语便这样兵分两路，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而从国家层面讲，民国政府也开始将“精神卫生”、“心理卫生”纳入其公共卫生事业，发现了心理学对于社会规训的作用，任命心理学家吴南轩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行为主义心理学者郭任远为浙江大学校长。然而这两位心理学家的主张与今日治愈型心理咨询南辕北辙，纯属严苛治理：深受优生学影响的吴南轩认为要向德国学习，绝育精神病患，扼杀精神病扩散的萌芽。郭任远则认为“不遵守规定”就是精神病的标志，旷课、衣着不合规的大学生心理大有问题。不过被贴了“有病”标签的学生也不买账，两位“误用”心理学的校长，最终都因为严重的校内矛盾引咎辞职。
正如鲍姆指出，国家、医学界、学术界、药商、普通市民都出于自身利益不断“发明”和“再发明”疯癫这一生理现象：现代国家通过将精神病学纳入其公共卫生、公共秩序的议题之中，更深一步地介入了市民社会生活；医学界则看到了国家利用现代生物医学（biomedicine）为其巩固合法性的需求，主动与国家合作，从传统中医手里夺走对“疯癫”的独家病理解释权；普通市民利用精神病疗养院的公共属性，缓解自身经济困难；药商为了挖掘知识阶层的市场潜力，引入“神经衰弱”的概念洗去“疯癫”的污名。形形色色的行动者最终令精神病学的知识话语植根于现代中国。
然而西方精神病学始终没有“战胜”传统医学对于疯癫的解释，这或许与西医在精神病方面的低治愈率有关。根据当时协和医学院的一份报告，在292个病例中，仅有40人“治愈”出院，而这40人中还未统计事后再次入院的病患。从治愈率的角度讲，协和精神病疗养院并没有比军阀政府时期脏乱无序的收容院提高到哪里。与协和医学院一同进行的研究的社会学家戴秉衡就对西方精神病学只重视药剂、器质性病变的取向颇为不满，认为重心全部放在“脑”上的西方精神病学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并主张由社会义工收集病患的生活史、对其家庭关系进行调查。此外，传统中医也对西医过于强调“脑”的论点不以为然，认为西医没有重视各器官之间的辩证关系，“气郁、补心”等传统医学论断仍有其治疗上的效益。事实上，西方心理学、精神病学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也吸收了不少冥想、禅定、“无为”等东方哲学。精神病学的“治疗无效”意外地赋予了传统医学认识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今天的中国人，仍然会用“安神补脑”、“疏肝解郁”等“躯体化”词语形容心理、精神的病症。而冥想、瑜伽、针灸、太极拳等东方医学实践，也在试图填补西方医学现代性的缺口。
人类学家张鹂在其新著《焦虑中国：内在革命与心理治疗的政治》（Anxious China: Inner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of Psychotherapy，2020）中以民族志手法描述了西方心理治疗在当代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张鹂教授认为“心理咨询”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她的父辈在和人“谈心”、“做思想工作”时也在承担着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一些本土的精神分析师，也将莲花等佛学意象融入精神分析，把佛洛依德东方化。尽管学科上存在差异，张鹂和鲍姆一样都采用了知识谱系学、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精神病学、心理学在中国发展：西方心理学话语的介入实际上重整了传统社会对于“心”的认识；个人的心理咨询则是在消化社会经济剧变对人的影响。精神病学、心理学对于人文社科学者的吸引之处便在于，它们是少数传统与现代话语势均力敌的医学语域，也是国家/社会在个人身心层面的规训与协商，它们的暧昧、交互特征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对此进行新的诠释。
近些年来，不同政府、研究机构都将中国精神病患人数推算至1亿至1.8亿，精神健康服务甚至成为了日后投资的热点。然而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所提出的问题仍多于答案：除了“国家/社会关系”和“知识话语”的常见学术路径，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解释精神病患人数的激增？笔者在写作这篇书评期间补了两部美剧，《大小谎言》和《东城梦魇》，发现其中都有心理咨询师角色，如同《麦克白》中的预言三女巫般引导剧中角色行动，推动情节发展。另一方面，大陆作家毕淑敏的旧作《女心理师》被翻拍成热播电视剧，也反映了心理学、精神病学话语知识全球性地逐渐被接受为权威的过程。2021年底，李靓蕾与王力宏拿“私人定制式”心理诊断控诉对方精神病，各路心理咨询师蹭一波流量，也意外让“自恋型人格障碍”、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等医学术语、学术术语爆炸式传播。心理学、精神病学知识一方面在大众流行话语中延伸、扎根为不容置疑的权威、舆论斗争的决定砝码，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理论纵深，被“挪用”为道德审判、控制他人的轻便武器，批评者也隐身于心理咨询师的“客观角色”身后。
鲍姆百年前的精神病史（或“被精神病史”）书写在今天的华人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心理学、精神病学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在为自身谋求利益。这幅知识与权力相互交织的图景，在新型医疗资本、新媒体话语生产、更广泛的国家干预参与之下，或许会为鲍姆的解释框架提供更多补充与革新。尽管鲍姆的论述精致地描述了不同行动者对于推广精神病学的作用，精神病患这一现象本身是否在统计学意义上扩大了仍需相应的实证研究。变化的城市建筑、空间关系、物质生活和精神疾病（例如鲍姆书中提到的“外地流民”）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联？巨变的信息环境又对中国人的精神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何大众时至今日仍对心理咨询抵触狐疑？这些问题，还有待新一批医疗人文社科学者予以解释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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