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嫄：女性困境背后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失灵

撰文/浮琪琪

今日，唐山多名男子在烧烤店暴打多名女子事件引发热议，目前唐山警方通报已锁定嫌疑人，公安部门正抓捕嫌疑人。

这一事件在社会共愤中将女性的安全与权益问题再次提到社会公共议程中。人们还没有忘记2022年开年引爆舆论的“徐州八孩母亲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如此轰动背后，与近些年发酵已久的女性主义思潮不无相关。回看过去几年，每年都有激起舆论热议的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事件。

比如2021年脱口秀女演员杨笠调侃男性被网暴恐吓；2020年网红博主拉姆遭前夫纵火去世；2019年仿妆艺人宇芽公开控诉男友家暴；2018年席卷中国抗议性骚扰的“MeToo”运动等等，还有许多引起社会关注女性权益的公共事件。

身处其中可以感受到，女性主义已经出圈，从中国女权主义者群体走向广大范围的互联网大众。越来越多人性别意识觉醒，开始关注女性，从女性角度审视、反思周遭的一切，为受到不公待遇的女性发声，积极捍卫女性权益。女性主义思潮涌动，但也产生很多误解、分歧与矛盾，女性群体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也在不断撕裂，性别对立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雷区。

何为理想的女性主义？从女性主义角度如何思考女性的处境？女性主义又如何弥合群体之间的裂缝？《社会创新家》专访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副讲师何嫄。她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并于2018年获得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近年来因感受到社会议题的迫切需求，将性别也纳入研究重点，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性别议题的推动。

（何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副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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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女性崛起”

忽略了女性生命的复杂性

《社会创新家》：近几年很多人感受到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女权主义思潮涌动，一些人称之为中国女权主义崛起。什么是中国女权主义?或者说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女权主义？为什么这几年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思潮变化？甚至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都能感受到女权主义思潮的涌动。

何嫄：中国女权主义有自己的发展脉络。

董一格老师曾梳理过几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秋瑾、何殷震、梁启超那样的一批社会改良家最早将女性权利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提出来；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自由倾向的女权主义占主流，一些女性走出家庭，有自己的社会角色；

1949年共产革命之后，自由倾向的女权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出现妇联这样的体制内机构；1980年代之后，社会上出现女记者、女教师、女律师等，女性形成广泛的社会连接，甚至参与建立NGO。

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关心女性权利的非政府组织正式被国家官方认可，可以在体制以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此后，女权主义开始积极推动反家暴、生育权利、农村女性权利、国际合作等议题。

而在西方，女权主义也经历了几波浪潮：

19世纪末，西方女性发起了以争取政治权利，尤其是投票权和受教育权为主要目标的第一波女权运动；二战以后，第二波女权主义将女性的平等诉求拓展到了文化层面，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终于能将性和生育分开，掀起了一次性解放运动，很多人将这个年代称为“the age of sex, drugs and hippies” ，反对主流的白人中产保守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

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三波女权运动，女权主义又继续自我突破，跳出白人异性恋女性主导，开始强调多维度、交叉性地理解女权主义，以及对性/性别突破二维认知的重新审视。

《社会创新家》：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是一回事儿吗？在国内，似乎感觉这种思潮的兴起是近几年的现象。

何嫄：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对应的都是英文“feminism”，翻译不同可看出重点不同。女性主义，从性别角度出发，强调的是一种gender（性别），而女权主义，是从权利出发，强调的是一种权利。我更倾向从权利角度理解“feminism”。国内在使用“feminism”一词时，经常叫作女性主义，可能出于审查的缘故，从权利角度的讨论比较敏感。

女权主义让人感觉是近几年兴起，其实观照的是网络女权，因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多人了解了女权主义。但女权不仅仅存在于网络；在网络之外，它有着更广泛、更实际的存在形式。

其实国内女权主义思潮及推动力量，这几年因为网络得到迅速普及，尤其是2018年以来的MeToo更是将网络作为主要阵地，会给人一种新兴的错觉。但它已在中国有多年基础和积累，至少有百年历史。虽然中间有过断层，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切实改变，如2016年《反家暴法》的正式实施，就是像冯媛那一批更早的女权主义者从90年代开始推动的，而网络时代的受众可能只看到了结果，没有了解这中间几十年的过程。

《社会创新家》：在女性主义浪潮下，一些人认为中国女性崛起了，您怎么看？女性崛起包括哪些面向？怎样才可以认为是真正的女性崛起？我们还存在哪些差距？

何嫄：中国女性是不是崛起了？这个问题很难从单一角度考虑。假如从女性性别意识觉醒这个角度而言，更多年轻女性有了性别意识，从这个层面，也许可以说有了些许改善。

我想分享的是多维度和交叉性两个视角。多维度是说，对个体女性而言，她的生命轨迹是立体的，既有纵向的时间维度，包括她从成为胚胎到走向晚年的这漫长一生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也包括在其中任何一个时间点，组成她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看到她的生命历程的丰富性。

交叉性是说，对女性群体而言，我们处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不同年龄、地域、教育、宗教、经济水平的女性群体的体验千差万别，甚至有时候会有相冲突的利益，或群体内的不公或歧视，女性群体不是同质的。

因此，只有多维度、交叉性地认识到女性生命的复杂性，才能够具体谈论女性是不是崛起了，才有据可依。

这个崛起，说的是女性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了吗？说的是女性有更多的自由表达空间了吗？说的是女性婚育自主能不被逼婚逼生了吗？说的是女性有了公平的职场环境吗？说的是女性能拿跟男性一样多的退休工资了吗？说的是女性不用背负家务负担而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吗？

只有具体界定好，说的是哪一个女性群体，哪一个维度层面，我们才能再来谈论一个女孩从出生到死亡，一生经历的仅仅是因为其性别带来的困境究竟是得到改善了还是倒退了。

《社会创新家》：谈到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很多国家都存在，那么在中国，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压迫有哪些是独有的？对中国女性而言，最需要被关注并被突破的困境是什么？

何嫄：对中国女性而言，特别困难的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是制度结构的阻碍，没有办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并将它们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从权利的角度审视女性遭遇的困境，突破这些困境的过程就是在为女性赋权的过程。然而，争取权利的过程，在国内，不仅对女性是困难的，对其他群体一样是困难的。

当然，西方女性争取权利的过程也不全是顺畅的，但她们面对的限制是更隐蔽的。这对我们国内女性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困境，其他群体同样如此。

《社会创新家》：比如不久前的丰县八孩母亲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何嫄：针对这个事件，很多评论指责这家人道德水平低，十恶不赦，甚至直接把贫穷跟道德挂钩，这点是我不太认同的。发展到令社会共愤的地步，不仅是这家人的问题，他们能那么做是因为长久以来都被纵容那么做，甚至有时候是共谋。

这里面有太多公权力的失职，当地政府、警方、妇联、残联……每一个本应保护这个女性的公权力机构都失灵了。所以，当我们谈论女性困境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困境背后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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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应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社会创新家》：你之前提过一个数据，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滑速度比男性高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何嫄： 一方面是，相比过去，女性花费更多时间在学校读书，不像过去那么早进入市场工作，女性受教育水平整体提高，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原因。

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因为女性比男性下降得更多，两性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扩大，这是非常让人担忧的趋势。女性就业仍然受到隐性或显性的制度性限制，私营和公共部门在招聘和薪酬方面并没有能公平对待女性，使得越来越多女性不情愿地、非自主地离开了就业市场。

同时，社会在育儿方面的投入也不足或者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今父母的理想标准，迫使很多女性在生育后一方面找不到理想工作，另一方面考虑到孩子的成长不得不选择全职带娃。

另外，当经济波动性强、不稳定时，女性通常都是最早被牺牲的群体，通常被迫退出正规就业，变成非正规就业，或者利用闲暇时间打零工，比如从事淘宝客服、网店等工作。可能在统计时，这部分非正规就业或零散就业的女性未被完全统计进去，而她们也因此失去了相应的劳动福利和保障。

同时还有很多女性付出了很多的无偿劳动，如家庭照料、志愿者、社会倡议等，因为她们没有从这些劳动中获得应有的报酬，而目前的GDP统计还局限于数字价值，所以她们的经济贡献和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承认，但这些劳动并非不重要。社会需要重新去思考和发现不同类型劳动的价值，并设计更公平的补偿机制。

《社会创新家》：一个说法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并加剧了巨大的性别不平等。你怎么看疫情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何嫄：疫情在不同国家、不同隔离政策及不同阶段对性别造成了不同影响。很难一概而论，最好针对具体的情况分析。

我看到一些研究，讲到有些女性对疫情居家办公挺满意，因为有更多自主空间来兼顾家庭和工作。但也有研究表明，疫情期间遭遇暴力对待的女性数量明显上升，当社会管控非常严格时，女性被迫长时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矛盾高发，同时她们无法在社会严密管控的条件下，离开家庭寻求社会支持。

还有研究表明，疫情期间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我看到一个女性研究期刊的编辑感叹，疫情间其他类型的期刊收到的投稿量都在增加，因为男性研究者在家里有更多时间做研究，而以女性投稿人为主的女性研究期刊的投稿量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女性被关在家里，不意味着她们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反而需要承担更多家务或者照料责任。

《社会创新家》：近些年另一个热议的女性话题是“母职的惩罚”，女性成为母亲的同时也意味着要承受来自很多方面的损失与惩罚。你怎么理解很多女性开始对母职进行反思，并产生抗拒的心态？

何嫄：长期以来，我们对生育的认识以正面赞扬为主，并没有讨论清楚女性为生育付出的代价。很多问题都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会想要生育？这是不是一个社会文化长期灌输的结果？生育对女性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无论是身体的、心理的，还是对工作、社会角色等全方面的影响。这些都应该被充分讨论，在充分知情，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再由女性自己决定是否生育。

《社会创新家》：很多年轻人口口声声说不婚不育， 你怎么看待这种观念的流行？

何嫄：不婚不育可能是对现行的强势婚育政策的一种情绪性反弹。作为口号，它可能是有力量的，但作为实操并不能解决很多女性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无法解决女性面临的生育困境。

其实，很多年轻女性可能现在觉得自己可以不婚不育，但等她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可能会觉得婚育不是她最糟糕的选项，因为我们的整套社会架构，从税收到观念到养老，都是严重倚赖或偏向家庭的，它并没有给单身女性创造平等的生活空间，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体系。

所以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是给女性更多选择权，比如单身女性生育权，比如女性同工同酬，比如对女性的安全保障，比如对老年人的照料，比如提高医保社保福利使得人不依赖家庭子女也能有的安心的晚年。社会能做的是，是在拓宽女性选择权范围的同时，在每一种情景下都能给她们提供充足的保障。因为真实的人生终究是需要关心柴米油盐，关心生活质量，关心生存问题的。我们需要从女性面临的实际困境出发，把每一种选择都落到实处。

《社会创新家》：对此也有延长产假这样的鼓励生育政策被建议出台，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鼓励性政策，效果会怎样？

何嫄：从国家历史的人口政策来看，人是始终被看作资源的。不管是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还是如今的鼓励生育，始终缺位的是生育主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和意愿的探讨。如果女性的意愿不被尊重，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谁有权利将女性当成资源让她们去做牺牲呢？而这样的牺牲又是为了谁的利益呢？

至于延长产假的政策，假如只是针对女性单方面延长产假，没有配套其他社会政策，无疑会加剧女性面临的就业歧视。生育本身是一件复杂且没有后悔选项的事，它意味着对另一个生命的责任，也是在为社会的延续作贡献因此理应得到社会的帮助。这个帮助要避免成为女性被歧视的来源，这份责任需要作为父亲的男性和需要新生儿的社会共同去承担。

重要的是，不能将所有生育和养育的责任都转嫁给女性和个体家庭。社会应该尊重女性自主选择生育的意愿，并将政策的落脚点放在为女性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以及为她们做出的选择提供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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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女性困境与解决男性困境

未必冲突

《社会创新家》：网络上对女权主义有“女拳师”“田园女权主义”等污名，你怎么看待这种身份污名？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

何嫄：我觉得我们无法设立一个标准，并用这个标准来鉴定谁是女权谁不是女权。女权主义总是附带污名，污名女权的人试图以此来取消女性的话语权资格。在这套逻辑下，不管你说了什么，人家只要给你贴上一个“田园女权”“女拳”的标签，你说什么都变得没有意义。这种污名，是取消女性公共发声的一个话术或策略。

女性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呢？要拿回话语的主导权和公共议程的设置权。不管你给我贴什么样标签，无所谓，都不能阻碍我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真实的经历和感受说出来。

女性的发言一向是不被鼓励的，人们总会批评她“不够严谨”“太情绪化”“内容不够好”等等，社会总用各种方式来打压女性的表达，或者要求女性用更符合固定性别角色的方式去表达。我们首先要鼓励女性，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要努力尝试公共表达。公共发声是一种需要练习、在实践中获得提高的能力和习惯。

当然，我不认为所有女性的网络发言的质量都是相等的，还是有高低的，在鼓励女性诉说自身体验的前提下，女性也需要自律并提高公共讨论的质量。不要说假话，更不要操弄舆论，真实本身就是很有力量的。同时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在“你说我说”争论不休的基础上，提炼出更多深层次的内容。

《社会创新家》：也有很多人对女权主义产生反感，认为她们太激进太极端。

何嫄：在一个能够充分表达的社会里，很多思想都是光谱式呈现的，有温和的声音，也有激进的声音，甚至不那么正确的声音，这才是自然的常态。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来自于实践又致力于改变现实的思想，它不光是学院派的，不需要时刻精致，也因为女性现实境遇的千差万别而有多样化的理解，这才是女权主义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女权主义本身是反对定于一尊，屈从权威的。如果说女权社群中有些更“有名”的人，也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和实践引起了更广泛的女性共鸣，是一种集体的回响。这跟男性主导的知识界喜欢把智识贡献像家谱一样整理出有长尊序幼的线性“传承”，是很不一样的理念。

所以，如果谈到是不是有些以“女权”为名的观点其实是损害女性权益的？这可以在女性群体内部进行讨论，通过辩论来达成共识。但如果不讨论，只是建立一个生硬的标准来套女性，用一个尺子来量这个女性说得好，那个女性说得不好，这本身是很不女权的做法。

这种做法没有意识到每个女性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可能发言让你产生反感的一个女性，她有她独特的境遇，仅凭网络上越来越短篇幅的三言两语是很难理解她的，只顾着用尺子衡量她的对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不到她发言的语境。

更有价值的是，大家都可以对一个社会话题进行讨论，所有女性都可以诉说自己的体验和观点，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会意识到自身观点的局限性，看到其他人不同的表达。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提炼出什么是更好的女权，对此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也是说服的过程。

《社会创新家》：现在国内这种讨论的氛围基本没有了，随处可见的是互相攻讦和谩骂。

何嫄：你看到的都是攻击谩骂，那是因为其他理性讨论的声音都不被允许了，被剩下的只有攻击。这并不意味着大家的讨论水准只限于互相攻击。当理性讨论所需的空间不复存在，有质量的东西被消声了，剩下的就只有这些了。

《社会创新家》：人们面对剩下来的女性主义讨论，确实观感很差，尤其是很多男性为此感到愤怒，认为女性要“骑到自己头上来”，认为女性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整体情绪是非常对抗式的。

何嫄：女权主义本质上是主张性别平等。在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女性通常面临更多困境，但女性不是唯一受压迫的群体。男性也面临很多困境，比如一些男性因为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而被嘲笑排挤。女权主义应该帮助所有因为性别原因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解决男性的困境跟解决女性的困境，未必是冲突的，女性要形成更广泛的连接，打开格局去更新整个社会对性别的认知。

比如在韩国，女权主义者那英曾在我组织的“亚洲的性别与繁荣”系列讲座中，分析过为什么现在韩国的性别对立如此严重。刚刚结束的韩国总统大选就可见一斑。年轻群体中，几乎一半的韩国女性投票者投给了支持女权主义的李在民，而几乎一半的男性投给了公开反对女权的尹锡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性别界限。

其实，男性面临的很多困境是真实的。比如国内很多年轻男性感到人生没有出路，工作难找，房价高企，就业不稳定，好像人生没有定数。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里写过，班上的男生都不敢追女生了，觉得自己没有条件去追女孩子，跟几十年前大家都很穷却敢为爱而爱大不同。很多男性感到的被剥夺感是非常真实的。

但问题是，男性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的困境是女性或女权主义者造成的，并怪罪比自己在社会中更弱势的女性群体。其实他们或许描述对了问题，却找错了原因，把愤怒转嫁错了人。

男性和女性面临很多共同的困境，而女性的处境是更艰难的，她们面临更普遍的职场骚扰和歧视，她们的住房拥有率也远不如男性，她们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更容易被辞退，自力更生对她们更有挑战性。这些年轻男性的困境是由社会性的结构性的原因造成的，而且他们还没有充分享受到社会既存的性别红利，所以一味怪罪女性。那么，女权主义者在寻求自己境遇改变的时候，可以号召男性，“你有的困境我也有，甚至我的困境比你还多，我们应该一起去改变社会的结构。”

女权主义者在寻求社会变革的时候，也呼吁大家不要只看到性别问题，女性面临的诸多困境也无法仅从性别角度加以解决，希望大家能有意识地去寻求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创造对所有人都更公平友好的世界。

《社会创新家》：确实，很多男性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政治正确，甚至是制造性别对立，造成底层男女互害。

何嫄：性别对立，不是女性造成的。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人歧视女性，他们将女性性别化地看待和差别化地对待，他们才是在制造性别对立。面对仅仅因为性别就遭受歧视和不公，女性反抗了，这是性别对立的结果，不是源头。如果没有社会弥漫性的性别歧视、性别对立在先，就不会有女性的反抗。

至于底层互害，需要明确的是，当下女性和男性都面临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女性受到的是社会结构性压迫和性别压迫，是多重的。当女性在反抗性别压迫时，你不能期待女性也要全部承担起推翻社会结构性压迫的任务，虽然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在。

既然社会结构性压迫是套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共同的枷锁，那么其实更大的责任是在男性身上。因为男性在现有社会已经是享有一些社会特权的，为什么不使用这些社会特权去推动社会更大的变革？而是要期待女性把套在所有人身上的枷锁全部解开？如果男性更有资源，是更强势的社会群体，觉得是社会结构性出了问题，男女不应该底层互害，那么男性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难道只是掉转矛头，指责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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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不应该产生压迫

《社会创新家》：本应增强女性连接与团结的女性主义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效果，比如不同处境女性之间的对立，互相指责与谩骂，催生出“婚lv”“接男宝”“大房”等流行语。你怎么看待这种女性群体的复杂性及群体内的撕裂与分化？

何嫄：女性群体内部的撕裂，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可以连接女性的能量被压制了。当我们观察社会，不仅要注意自己看到了什么，也要想到图景当中有哪些是缺失的，以及为什么会缺失。就像拼图，拼一个和平鸽，用现有的图块只拼出来鸽子的嘴巴和眼睛，可能会困惑鸽子怎么看起来咄咄逼人，其实是因为能拼成鸽子翅膀、身体的图块被拿走了，你现在看到的是你被允许看到的，但未必是鸽子的全貌。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年轻女性群体感到焦虑，也没有系统思考，就以一种近乎应激的方式把自己能想到的解决方式给提了出来，也要求别的女性也这么做。但她们没有意识到：女权主义最终的目标是给女性更多的选择自由，而不是用一个标准来限制别人，形成新的禁锢。

但我不是特别愿意去批评她们，更不愿意污名化，尽管我不认同她们的一些观点。很多女性处于资源匮乏的处境，学习、沟通的空间被一再压缩，有价值的讨论无法积累留存，也无法形成新的良性讨论氛围，才会产生这样一个撕裂的局面。如果只是简单地批评，又不能给她们提供更多的资源，说来说去就是打口水仗，不如看看自己能为此做点什么。如果你不认同她们的女权主义，那么你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去实践自己理想中的女权主义。

我觉得，理想的女权主义不应该用新的禁锢去取代旧的模式，追求性别平等最终应落在给女性更多自由和选择上，去不断开拓和保障女性多种多样的生存空间。

《社会创新家》：在女性群体内部，还有一个现象是强竞争性，甚至为此有一个术语——“雌竞”，你怎么看待雌竞这种现象？

何嫄：女性不是天然具有性别意识，女性同样会内化一套现有的社会价值观，这更容易。在一个男性掌握绝大多数资源的社会里，女性为男性而竞争。但问题是，那些大家都在追逐的东西究竟值不值得呢？与其欣赏一个男人的才华，不如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才华的人；与其欣赏别人的财富，不如自己去创造财富。

很多时候，一些女性没有意识到，自己靠围绕男性的争夺而幻想出来的捷径，其实是一个陷阱，让女性把时间花在讨好他人却对提高自己没有贡献的竞争上。如果将些时间和精力用来充实自己，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会更有价值，也更稳妥。

《社会创新家》：消费主义社会，女性被塑造为重要的消费主体，广告上都是年轻女性，社会要求女性要年轻、要时尚，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对女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女性可以为之做点什么？

何嫄：我觉得这套东西之所以对女性有用，是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女性换来资源，是因为社会就是这么定义女性的。如果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或认为女性的价值就是容貌，那女性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容貌焦虑。如果一个社会觉得女性的价值是生育，那女性就会产生很大的生育压力。这些都是女性被社会欣赏的价值点。

而男性则不一样，他可能会因为才华或财富或地位而被欣赏。社会还远远没能学会真正尊重和欣赏女性的价值，比如智识层面，女博士不成为一个污蔑称谓也是不到十年的事。

只是拒绝消费主义是不够的。女性要重新定义一些问题：你希望自己如何被他人欣赏？你希望自己如何被社会承认？你希望自己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女性应该找到自己跟社会的连接点，更勇敢地去开拓一些新东西，去重新定义自己的闪光点。

比如我喜欢做力量训练，因为我希望女性也可以是强壮的，女性的力量是需要被认可的价值。我读过很多书，喜爱听讲座，对各种事情有了主见，找到了我在整个世界的位置。每个女性都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不要轻易把评判的权力让给其他人，尽量保存完整融洽的自我。

《社会创新家》：对个体女性而言，我们具体可以做点什么？

何嫄：作为社科领域的老师，课堂上会有很多批判性的内容。近年来，经常会有学生问我，“老师，我们已经知道社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对此的批判也很多，可是，出路在哪里？”年轻人面对当下的现状，有时会有深深的无力感和迷茫。所以我也越来越迫切地觉得，社会创新很重要，在批判的基础上，要努力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建设性的、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去年我组织 “亚洲的性别和繁荣”系列讲座，演讲者来自于六个不同国家。我之前只认识其中两位老师，但在确定好理想话题结构以后，我主动给陌生的异国学者们发出了邮件，阐述了想促进亚洲女性间互相了解的想法，没想到过程异常顺利。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被打开了，又向外不断拓展了，这个建立连接的过程给了我很多力量，也感受到了女性间的支持和善意。我们是可以主动去创造有价值的事情，是可以影响一些人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社会感到不满或不耐烦，如果你不愿意合流，那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行动，去创造，去改变，去建立更广泛的连接。这些尝试很可能会失败，但只有尝试，你才可能找到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