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原住民，不是混血儿 | 原住民视角系列&世界人类学
原文作者 / 卡拉·门德斯(Karla Mendes)
原文标题 / “I am Indigenous, not pardo”: Push for self-declaration in Brazil’s census
原文出处 / 2021年6月30日刊于Mongabay，为“巴西城市里的原住民”系列文章
原文链接 /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06/i-am-indigenous-not-pardo-push-for-self-declaration-in-brazils-census/
翻译 / 黄行善
特约编校 / 周星月
编录 / 王菁
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在巴西登陆，时任皇家远征队大臣的骑士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Pero Vaz de Caminha）同年5月1日向君主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卡米尼亚报告被视为仅存的三份关于“大发现”（discovery后意味着征服或入侵）的权威记录之一。信中，卡米尼亚用“棕褐人”（pardo）来描述当地人：“他们是棕褐人，全身赤裸，没有任何蔽体的衣物。他们手里拿着弓和箭……他们肤色为棕色，略泛红，脸和鼻子也好看，生得精致。”
五个多世纪后，棕褐人一词仍在沿用，是巴西人口普查问卷中肤色和种族的一个官方分类，用来代指各类混血儿，也包括原住民-黑人血统和原住民-白人血统。但原住民领袖们认为，这个词是巴西原住民人口数量长期被低估的一个关键因素，也随之导致了针对原住民的公共政策的缺乏，尤其是在城镇地区，他们变得更加“透明”。
“到了18世纪，我们祖辈许多家庭为了不被奴役或杀戮，选用了‘棕褐人’这一表述。读过我们祖先历史的人都知道，隐藏原住民身份有利于这片领土上众多原住群体的生存。普查表上这些分类是为了隐匿我们的身份，抹去我们的记忆，”杰出的原住民领袖阿依尔顿·克雷纳克在2021年4月举行的“我是原住民，不是混血儿”（Não sou pardo, sou indígena）活动上说，活动属于一系列全国原住民动员会，倡导此前在人口普查中填报为棕褐人的原住民人群，在2022年人口普查中自主申报为原住民。活动强调，棕褐人和麦士蒂索人（mestiço，意为混血）的类别是“殖民把戏”，造成贫困，使得社会无法形成对原住民身份的认可，从而剥夺了原住民应有的权利。
据巴西地理统计局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巴西各地约有90万原住民，占总人口比重不到0.5%，自主申报为棕褐人的总数达到8228万，约占总人口的43%。但原住民领袖认为巴西实际原住民数更多，他们为规避社会对原住民根深蒂固的偏见而自报为棕褐人。
阿依尔顿表示：“我们很有必要不忘记历史进程，推动巴西构建多元共同体。诸如棕褐人、麦士蒂索人、卡波克洛人等词和其他分类的产生，都建立在殖民主义之上。它们不只是沿袭词，而是承载着所有的历史之重，也承载着殖民暴力，这要求我们也以种族主义去看待这些问题。如今可见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自17、18世纪以来就将其印记印在了我们的皮肤上，就像动物身上的烙铁印。”
历史上，除棕褐人外，还有几个与原住民有关的词，比如卡波克洛人、腹地人（sertanejo）和异教徒（gentio），它们的定义也随时间而变，但都直接影响到原住民的自我定位，反映在如今的人口普查中。阿依尔顿认为有必要就统计局如何进行人口普查以及其使用的定义肤色和种族的分类展开讨论，还呼吁反思巴西关于棕褐人和原住民的社会学研究。他指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口普查中，“谁是黑人，谁是原住民，都是很好判定的，”巴西对这一分别的不确切也反映在缺乏与原住民相关的政策上，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大多数棕褐人最终与黑人（仅占全国人口7.61%）被一起考虑。
若昂·奥利韦拉（João Pacheco de Oliveira）教授是巴西国家博物馆民族学藏馆负责人，也是里约联邦大学科学与文化论坛成员，在其《成为“混血”、离开“混血”：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原住民》一文中解释了巴西原住民的存在是如何随时间推移在人口统计中被掩埋的。在人口普查和更广义的人口政策制定中使用的棕褐人类别“似乎除了作为异族通婚话语的工具以及搜集可以强化巴西人逐渐“白人化”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数据外，别无它用。”
奥利韦拉认为，“维护混血”看似公平而和平地解决了种族冲突，但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实则被否定了，他称之为“巴西式种族主义”（racismo à brasileira），即试图装成“热情可亲”的巴西人，而棕褐人类别是“巴西式种族主义通行的渠道”，致使原住民在20世纪的人口普查中“被排除于国家大熔炉之外”。“棕褐人是不同肤色人群之间指代混血人群的通用表达，而这完全不符合原住民的状况，原住民意味着差异化的法律地位，而非某种所声称的内部同质性和基于肤色的外部独特性。人口普查受访者宣称自己是印第安人或原住民，并不是想被纳入肤色分类，而是希望确立他们的具体权利以及与国家的关系，”奥利韦拉补充道，巴西原住民“不具有肤色均一性，也没有可与其他人群区分开来的外形特征”，于是很容易被划为黑人或白人，“归根结底，原住民身份与种族或肤色一致的假设无关”。
统计局承认，在人口普查中，一些原住民很难回答有关肤色和种族的问题。在2022年人口普查的一次初步测试中，进入原住民社群的技术组员玛尔塔·安图内斯（Marta de Oliveira Antunes）发现，许多人倾向参考他们出生证明上的信息来作答。
对不说葡语的原住民，棕褐人一词也存在翻译上的问题。安图内斯指出，在亚诺马米语中，pardo意为“死气”，“我试图理解向导是怎么翻译的，他在我面前笑了好一会儿。他们把黑人和黄种人译成相应的颜色。白人则是非亚诺马米人，是我们，我们中任一个人，无论肤色或种族。原住民对他们来说就是亚诺马米人，译成亚诺马米人。所以这个问题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尽管批评越来越多，但2022年普查仍将沿用此前的棕褐人类别，然而，在方法上也有所调整，以收集更全面的原住民信息。问卷调查新增了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原住民吗？”这会在所有统计局先前认定存在不少原住民居民的城镇地区采用，此前许多原住民在回答有关肤色和种族的问题时，倾向于填写出生证明和其他官方文件上的信息，身份并未显现在普查中。
统计局还调整了“村”（aldeia）一词的概念，以涵盖更多实际的包括在城区里的原住民社区。安图内斯表示，在原住民保留地的测试中加上这一问题后，自主申报为原住民的比例提高了15.3%。例如阔带人（Cinta Larga）尽管有“建构完善”的原住民身份，但大多数人仍自报为黑人，增加询问他们是否是原住民的问题，才使他们的原住民身份被记录在了普查数据中。
“询问肤色或种族问题不能奏效，因为这是非原住民社会的一种民族-种族划分，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强加的，”安图内斯追问，“如果保留地里的居民一直被视作原住民，在公共政策中也被国家认定为原住民，但在申报时仍自称为其他肤色或种族，保留区外的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因为巴西采用的独特的民族-种族分类，这对非巴西人也不是个容易的问题。
护理人员、维托托人(Witoto)万达·奥尔特加打新冠疫苗时呼吁将城区原住民纳入疫苗接种计划。图源Raphael Alves/IMF via Flickr (CC BY-NC-ND 2.0)
新冠疫情突显出缺乏对其身份的官方认可如何影响着生活在城区的巴西原住民。在阿拉戈斯联邦大学获得语言学硕士的葡语教师和电影导演埃尔维斯·德萨又名雨果·伏尔尼奥（Hugo Fulni-ô），来自伏尔尼奥族[雅特语（Ia-tê）意为“江边人”]，住在伯南布哥州东北部美水市（Águas Belas）附近的一个原住民保留地。他说自己接种了新冠疫苗，但却看到距保留地仅半公里的城里的原住民居民没有接种的权利。
他在电话中说：“原住民村民和城里的原住民这种指称对生活在城里的原住民产生了负面影响。只有村民可以接种疫苗，就好像原住民被抛弃了一样，这是种偏见。原住民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地点不重要。”他所描述的只是巴西境内众多类似事件的一例，揭示了原住民面临的持续斗争，不仅为了在城里能被视作原住民，也为了争取和保留地一致的差异化公共政策。
2021年3月，最高联邦法院裁定，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原因，原住民更易感染传染病，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应被纳入联邦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但这一优先事项在城区的实施力度远远不够，一些地区的联邦检察官不得不提起诉讼以保障城里的原住民居民能接种疫苗，亚马孙州和亚马孙地区即是如此。
提起诉讼的检察官索阿韦（Fernando Merloto Soave）说：“在整个亚马孙地区的城市里都有原住民居民。”诉讼文件中提供了原住民协会掌握的州内原住民城市人口的最新信息，以及表明原住民更容易感染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在南马托格罗索州中西部的首府大坎普市（Campo Grande），联邦公共事务部的诉讼也推动了原住民接种疫苗。
州检察官马可·德尔菲诺在电话中说：“新冠疫情暴露了不公和歧视。无法不让城区的原住民优先参与接种。”他认为这一议题“更多是种族主义”，因为原住民和囚犯、流浪汉、艾滋病人一样，一直是包括肺结核和流感在内的其他疫苗接种运动的优先群体，“从来没人质疑过这一点。但当原住民获得其他人想要的东西时，更多的讨论是种族主义，而不是技术讨论，”人们质疑，“为什么享有特权的白人得在原住民之后接种疫苗，尤其是在城区？”
巴西2010年人口普查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统计原住民人口，在所有公民问卷中的肤色和种族类别中提供了原住民选项；之前这一选项仅提供给限定的少数群体。这次的结果展现了惊人的原住族群多样性：遍布全国的305个民族和274种语言。在城镇地区，统计出297个民族，包括此前普查中被认定已经消亡的塔帕若斯族（Tapajós）、阿依莫雷族（Aimoré）、塔莫伊奥族（Tamoio）和卡里若族（Karijó）这四个民族。
然而，真实的族群多样性可能更为丰富，43%的原住民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自己的民族，5.5%受访者的种族被划为不明确、未认定或未申报。此前数据显示，原住民数量最多的城市依次为圣保罗、亚马孙州的圣加瀑（São Gabriel da Cachoeira）、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里约、罗赖马州的美景镇（Boa Vista）和首都巴西利亚，其中只有圣加瀑和美景镇位于亚马孙地区。但数位专家呼吁在2022年普查中将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纳入这一数据，并预计玛瑙斯将成为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城市。
新冠疫情期间，NGO玛瑙斯及周边原住民协作组织（COPIME）和国际明爱会（Caritas）向3000个原住民家庭提供食物援助，检察官索阿韦据此估计，玛瑙斯至少有1.2万到1.5万原住民居民，据另一些估计，这一数目可达3万人。“几乎整个首府住的都是原住民。玛瑙斯市内有20多个原住民群，分布在一般危险区、外围地区、贩毒和犯罪猖獗甚至民防也处于风险的‘红区’，”索阿韦说，仅红琴木（Tarumã）街区就有4000居民，主体为原住民。
前路未卜是城市原住民居民的共同特征，他们努力争取让原住民身份得到承认并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然而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则在相互指责。但在一些城市，正在取得进展。
在玛瑙斯，联邦公共事务部联合其他机构发起的倡议成功推动了原住民的健康利益，例如将萨满纳入治疗。这是部际组创建后得以推行的方式，部际组聘请原住民健康代理人，除了根据社区习惯调整饮食外，还以更多方式为原住民提供差异化的医疗保健，比如在医院里摆放吊床而不是床。“我们想在整个巴西推广这一举措。差异化的服务不是表面文章。有时人们想在医院里睡吊床；有时患者习惯吃鱼，但医院的饮食没有鱼，而这有损于他们的健康，”索阿韦说。
此外，他们还在推动在所有医疗保健上修订种族和肤色分类以满足原住民需求，以及在市里建立原住民文化中心，开办原住民学校，在常规课程之外聘请原住民教师教授传统文化。对聘任原住民教师，考虑到他们的世代知识基于口传，无需他们提供任何官方证书，且将为他们制定特殊的职位和薪资等级。
原住民居民以各种方式生活在城市。原住民居民比例最高的城市名单与原住民绝对人数最高的城市名单不同，更集中在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帕拉伊巴州的马卡桑市（Marcação），亚马孙州的圣加瀑市，罗赖马州的候禽地市（Uiramutã），帕拉伊巴的叛湾市（Baía da Traição），伯南布哥州的岩蜡棕市（Carnaubeira da Penha）和阿拉戈斯州的双贝壳市（Pariconha），其中只有圣加瀑和候禽地位于亚马孙地区。
在许多地区，原住民的斗争与几世纪的殖民统治直接相关，许多原住民被迫迁往城市，或像雨果·伏尔尼奥生活的保留地那样，土地被城市蚕食。虽然美水市与他们的保护区一石之隔，总计5000人的伏尔尼奥人仍践行着他们的传统，每年都去参加长尾棕（Ouricuri）仪式，在长尾棕市从9月待到11月。他们的领地有12000公顷，但未被“强夺”前的祖辈的土地更为广阔，“我们族人被征召参加巴拉圭战争。伊莎贝尔公主来信捐赠了这片土地。但它本已是我们的了。原民会（Funai）还握着我们的75000公顷地，”雨果说。
巴西南部原住民传教委员会（Cimi）是个与天主教会有联系的游说组织，其负责人罗伯托·利戈特（Roberto Liebgott）说，城市多元化的原住民人群与殖民化过程中许多地方试图“同化”原住民直接相关，“自从殖民者来到这里，他们一直在组建村庄……这些村庄和宅邸从很早起就成为吸引原住民的催化剂。一种做法是吸引，因为当你吸引他们时，就把他们带到融合的环境中同化他们。另一种做法是驱逐，因为城市、房产、私人土地也在原住民土地上发展，推进了对那些触及城市经济利益的原住民的驱逐。”这个过程在南部和东南部更加激烈，原住民“几乎不存在了”。
即将展开的人口普查将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安图内斯说，统计局将首次委托人类学家在原住民地区展开人口普查，要进入原住民地区，普查员需要与原住民一起工作，来促进与社群的沟通，获得居民的信任，获得尽可能准确的信息。“在这些地区，我们每十年才去一次，有些地方进入成本很高。带着低质量的信息离开对我们是不公平的，对原住民也不公平，对社会亦不公平，”安图内斯表示，原住民作为向导也会得到相应的报酬，也高度参与到对自主申报的呼吁中。
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位于里约的公共卫生研究机构]研究员、国家博物馆教授里卡多·桑托斯（Ricardo Ventura Santos）表示，获得尽可能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很关键，将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也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改进细节，原住民身份相关的数据也需要完善，以便更精准地界定城市原住民居民：“城市的身份非常多样化，农村身份也是如此。个体在城市的分布、城市环境的异质性非常重要。这关乎一切......首先，如何识别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如何依据这些数据辨别不平等、住房、居住区域、社区成员、社区卫生条件和治安状况等等问题……因此得到原住民数据，无论是怎样，都将对所有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几位原住民活动人士和专家批评原民会缺乏对城区原住民的援助。原民会称“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原住民公民”与其他巴西人一样，可以求助于同样的社会援助网络，并正在根据原住民面临的不同挑战，努力“制定面向城市原住民的公共政策”。因为被警告不能接受媒体采访，一位在原民会工作了十多年的官员匿名说，虽然原民会没有提供任何面向城区原住民的具体政策，但这一需求日益增加，“自然而然”加大了对城区原住民的援助；此前与城市原住民相关的问题“没那么重要”，但现在责无旁贷，比如应向城区非正式定居点的原住民派发食物援助。在许多地区，原民会的工作主要是签发各种民事文件，在非城区的唯一真正事务，即是领地的划界。
历史教师马里泽·瓜拉尼（Marize Vieira de Oliveira Guarani）在里约出生，凭借面向原住民的配额制成为首位进入邻市隐水市（Niterói）的弗卢米嫩塞联邦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的原住民。但她的一名原住民同事申请面向棕褐人的配额时被拒绝了，被认为肤色“很淡”。面向棕褐人的有好几个名额，而面向原住民的只有一个名额。
塔尔西拉·杜·阿玛拉尔，《工人》，1933年。图源圣保罗州政府宫殿的艺术文化收藏
原住民语言教师若泽·瓜亚亚拉（José Urutau Guajajara）[瓜亚亚拉语意为“羽饰主”]拥有里约联邦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正在里约州立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但他表示很难适应学术体系，“很难有一所学校能理解我们的时代，理解瓜亚亚拉的时代。我们是分离的。我上学以来，从来没得过高分，从来没有，从来都只是及格”。
出生于巴西东北部马拉尼昂州，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西方学界和基于口述的原住民知识之间存在差异，“有时我甚至会问自己‘该死……难道我什么都不擅长吗？’我数学不好，自然科学不好，地理不好，化学也不好……每个人都得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吧？但是，有一天，天气很好，我偶然看到张地图，看见了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同族人，然后我发现我有了张完整的巴西地图，包含了所有的种族和语言，然后我停下来，想：‘哇，我有擅长的东西了。’”
儒利奥·瓜托（Júlio César Pereira de Freitas Güató）来自瓜托族[瓜托语意为“黑水鸡”]，是推动原住民自主申报的活动“我是原住民，不是混血儿”活动倡议人之一，对“官方说法原住民人口不到100万”的数据表示了强烈反对。他引用最近一项线粒体DNA研究，研究检测到巴西人具有34%的原住民基因。
原住民运动正在敦促统计局重新审视其收集人口数据的方式。儒利奥·瓜托说，许多原住民“没有申报自己是原住民，因为只有面向黑人、逃亡黑奴后裔和棕褐人的公共政策，”而如果不自主申报，就不会带来相应的公共政策。儒利奥·瓜托出生在南马托格罗索州的砾岸市（Corumbá），在圣保罗生活了25年，是名葡语教师，“我们生而为原住民，生而肩负抵抗的使命。我们出生的城市，也是侵占了我们的土地的城市。一切皆为原住，此外皆为入侵。”
特别感谢
黄行善：想成为一阵风，掠过每一片天空
周星月：到处松土的小蚯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