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朗抗议：霍玛·胡德法访谈
一个新的伊朗已经诞生：一个全球的伊朗
对伊朗的思考：请叫她吉娜Jîna
关于伊朗的思考：信仰无强迫本文整合了三篇对人类学家霍玛·胡德法的访谈，从当下时局的特点出发，串联了伊朗“非法化”生存现状、女权运动历史、信仰与政权的关系等线索，并提出对此次抗争路线图的关注与观察。出生于伊朗的胡德法长期研究穆斯林社会，尤其关注其中的女性生存。她本人同时也是积极的行动者，在1980年代参与创立了“穆斯林法律下的妇女生活”（WLUML）这一国际团结网络，强调关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妇女生存。在2016 年，胡德法被伊朗当局以“涉足女权主义”的罪名逮捕，并度过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灾。
编注：第一篇访谈来自《蒙特利尔新闻报》与胡德法的对话。通过梳理胡德法本人关于伊朗的思考与行动经历，这一部分展现了伊朗政治变化的简史与女性抗争历程的线索。
“我很担心暴力。一方面，看到所有这些青年男女为女性的权利上街高喊‘女人、生活、自由’令人振奋。这证明了政治文化的成熟。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个政权有多残酷，它肯定会使用暴力。”
“这些伊朗年轻人想过自己觉得合适的生活，无论这样的生活符不符合宗教。他们不想受政权干涉。与其说他们反宗教，不如说他们是在要求一个世俗的政权。”
霍玛·胡德法一直很讨厌西方的那种刻板印象：伊朗女性顺从得可怜，等待着拯救。这首先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胡德法1951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周围不乏强大的女性楷模：“对我来说，这种把中东女性再现为受害者的做法一直很怪。我奶奶不是，我妈不是，我姨也不是顺从的女人！”
胡德法的父亲是一名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知识分子和诗人，曾参与反应运动。她奶奶对苏菲派感兴趣，但她不戴头巾。她父亲的几个姐妹也不戴头巾。“我还记得去日间托儿所的时候他们想让我戴头巾。我爸生气极了！”胡德法的父母都坚持世俗主义，他们鼓励子女尊重别人的信仰。“不幸的是，在今天，接受世俗主义就意味着你要么是无神论者，要么就反宗教。而在当时，世俗主义仅仅意味着你不想把宗教和政治掺和起来。”
胡德法在9岁时，也就是1960年的一天，接触到女性主义。她在听到老师说在伊朗“疯人、罪犯和女性”没有投票权的时候深感震惊。她觉得那不对。女性就不能投票么？但那是事实，伊朗女性在3年后，在1963年才获得投票权。在回家路上，她问父亲怎么看。他说，那是彻头彻尾的不公平，你要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先学习，再斗争”。胡德法说，“不！我不想等。我现在就要斗争！”
1971年，20岁的胡德法在父母的鼓励下赴英留学。在那里，她和一个想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的伊朗人结婚了。几个月后，她意识到那个家伙不想让她继续在英国学习，于是开始办离婚手续。“就算我们是按英国的法律结的婚，在伊朗，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不能出国。”在打了两年的官司后，她终于把婚离了，这件事情唤起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我在离婚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派队。第二天，我就和我妈飞到了伦敦。”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时候，胡德法在英国。革命推翻了沙王政权。“一开始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想要民主和自由。我们不认为以后的政权会比沙王政权更烂。”很快，在当局强迫女性戴头巾并采取其他针对女性的压迫措施的时候，她意识到出于本能反对毛拉政权的父亲是对的。“他跟我说，‘你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用宗教来对付人民，特别是女人。’”
1979年3月8日，成千上万伊朗女性走上街头，抗议强制她们戴头巾的规定，要求平等。在这个过程中，当局又引入了其他反女性的措施。比如说，在法庭上，女人的证词只抵得上半个男人；而女法官被赶了出去……和现在不同的是，在当时，女性运动并没有赢得男性或伊朗政治组织的支持。后者认为，反帝国主义斗争才是当务之急，只要反帝成功，就会有民主。而对胡德法来说，建立一个从一开始就否定一半人口权利的民主制度，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伊朗女性也一直没有停止抵抗。20世纪80年代，胡德法和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十几位女性共同创立了“在穆斯林法下生活的女性”(WLUML)运动。这个为妇女权利而运动的国际团结网络源于一个观察：虽然许多妇女在伊朗或阿尔及利亚被逮捕、监禁，甚至被处决，但当时却不可能获得像大赦国际这样的人权组织的支持。
为什么都2022年了，一个践踏一半人口权利的厌女政权还能存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国际社会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对它施加压力？这部分因为，强国经常只把女权当作借口来使用，而不是真的关心女性的权利。它们会在对它们有利的时候，用女权来动员民意，给自己提供干涉的理由。“想出兵阿富汗？它们会说，这是为了女性……”
问：这些抗议和伊朗历史上的其他抗议有什么不同？
答：从很多方面来看都不一样，这一次全社会都参与了抗议。伊朗女性一直非常政治。1905年，她们就参与了宪政革命。她们也参加了9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她们还参加了1979年革命和2009年的大规模抗议即绿色运动。但她们关心的问题，一直没能成为各种抗议的关注重点。这是第一次抗议真的以女性关心的问题、女性事务为中心，男人则靠边站。这对我来说很不一样。
而且抗议不是在城市开始的。它们肇始于小城镇然后四处传播。各年龄段的人都参加了抗议，尤其是年轻人。抗议使用的策略不是大规模示威活动，这和2009年不一样。2009年，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使安保部队很容易把他们一举就镇压下去。
现在，人们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地方和街区举行为数众多的、较小规模的抗议集会。政权和安保部队不得不分头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次抗议的伤亡比其他起义期间要少，但当然了，据估算，目前已经有一万两千人被逮捕了。其中有很多是年轻人，有很多还是孩子。
问：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些抗议会有这些特征，这些不一样的特征对未来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2009年，向政权提出要求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当时人们对这个政权的自我改革能力还抱有希望——它还有回旋余地以及与公众谈判的空间。但在2019年起义和后来发生的暴力镇压与杀戮之后，政权都不屑通报死了多少人，抓了多少人了。此时，伊朗人已经看不到任何改革系统的可能性了。眼下的抗议不是要和这个政权谈判；抗议者想要不一样的政权。
我们有各种经济问题，高通胀、高失业。政府却只关心伊斯兰化社会与女性，折腾女性的穿着、儿童在学校的活动。这在某种程度说明了政权是多么地脱离群众。二者互不沟通，因此，这场运动不是改革运动。我想，一场社会革命已经发生。至于会不会变成政治革命，还有待观望。但事实是，人民基本上已经放弃这个政权了。
男女老少、不同族群（这点在伊朗的语境中非常重要）的伊朗人都加入抗议，形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场运动最大的不同。它充满希望、令人鼓舞，但同时又非常令人担忧，因为我知道，这个政权会动用极端的暴力。以前的政权肯定是暴力的，但它非常关心自己在公众那里、在国外的形象。这个政权则恬不知耻。
问：“以前的政权”说的是革命前的沙王（Shah）呢，还是1979年革命后政权的前几任政府？
答：我说的是沙王政权。从某些角度来看，我认为眼下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民心。他们知道一部分穷人和工人阶级肯定会支持他们，但自2017年以来，连这一部分人的支持也被他们搞没了。现在，唯一支持他们的，就只有安保部队了。在只有安保部队支持你的情况下，你可以再赖上几年不下台，但我认为，这个政权不可能再有稳定的希望了。
问：你看起来是在说，女人有社会要求，她们的愤怒加剧是因为这个政权只关心社会问题而不在乎其他。
答：对，就是这个意思。但凡政权有本事带来经济上的改善，也许，一部分人就会原谅他们，容忍他们，希望他们以后会改革。但他们也没有在搞经济。事实上，在过去五六年里，伊朗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许多自认为是中产的人已经沦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连吃都吃不饱，更不用说去奢求什么生活中的享受了。这意味着，人民已经感受不到这个政权还能干成什么了，他们应对新冠、他们主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令人绝望。他们关心的只是伊斯兰化。
一个“不想要这个政权”的统一战线已经出现，就连宗教人士也持这样的态度。一些宗教人士宁可要一个世俗政权，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政权标榜自己是“伊斯兰的”，那么，把持政权的那一小部分人，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折腾把我们的宗教给搞臭。
几年前，在我还能去伊朗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个商人。我问他，革命有没有带来他预期的东西。他说，“在沙王统治下，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我们还有我们的清真寺、真主和伊斯兰。在这个政权下，我们依然什么也没有，但我们也失去了我们的伊斯兰和真主。没人想去清真寺了。每个人都在拿伊斯兰的信仰来开玩笑。这就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实际上，这个回答也解释了今天我在伊朗看到的那种情绪。这个政权利用伊斯兰来给自己续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让许多宗教人士深感失望。
头巾的多重意义与西方凝视
问：在一篇旧文中，你写道，“通过考察霍梅尼治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再次引入的强制戴头巾的规定和加拿大穆斯林女性自愿戴头巾的行为，我认为，虽然伊朗政权和男性会把头巾当作管控女性生活的手段来推行和使用，但女人也会使用同样的制度——通过自愿戴头巾——来突破父权强加给她们的束缚”。你能谈谈在这里你试图论证的是什么吗？
答：人们把头巾看作一块布，但头巾一直是一个政治制度，特别是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里。我当时正在考察加拿大的头巾，我意识到，很多女人戴头巾是因为她们和家人一起生活。她们不认为自己能够完全和家人断绝联系，她们也不想那么干。但家人也在限制她们，因为他们不想自己的名声和荣誉受质疑。很多他们以伊斯兰的名义强加到这些女人头上的东西，实际上是文化传统。
许多年轻女性想走出家乡，去外面上大学。她们的家长绝对不同意。她们说，男孩子可以出去，女孩子不可以。但在女孩戴上头巾的时候，显然，她们就是在对社群宣布，她们受伊斯兰的风俗约束——她们不会有不道德的行为，也不会参与非伊斯兰之事。所以，许多女孩戴上了头巾。她们因此而获得更多的自由，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可以去上大学，或参加政治讨论。而且，因为她们戴头巾，所以家人也会为她们而感到自豪。
戴着头巾，她们还可以告诉家长，“别把你们的文化强加到我头上。我是加拿大穆斯林，我遵守伊斯兰的风俗，但我不必遵循你们的文化实践。”头巾赋予了她们反击的权力。
但在伊朗，通过强迫女人戴头巾，戴黑色、棕色或灰色的盖头，女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选择权——你不能选择不戴头巾，而且就算你想戴头巾，你也不能选择戴什么颜色的头巾。而女人也开始发声反对这个规定，在过去四十年里，她们一直在抵抗，首先是通过戴不同颜色的头巾，然后是通过不戴带披肩的黑盖头、只穿披风。接着，披风越穿越短。再然后，颜色也越来越鲜艳。
她们一点一点地削弱政权对她们的控制，但“国家可以告诉你该穿什么”这个原则依然摆在那里。很多人说，“我们只想国家别来染指我们的身体。我们想不想戴头巾都跟它无关，它没那个责任，也没有那个权利。”
问：在你的上一部作品中，你表达了对西方人看待穆斯林女性的方式的担忧。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你写道，“一方面，这些大多是男性塑造的东方穆斯林女性形象，被用来驯化西方女性对平等的要求——提醒她们，她们的处境已经比她们的穆斯林姐妹好多了——另一方面，这些东方的负面刻板印象也构成了这样的机制，西方的主流文化通过它们来重新创造和维持自己高人一等理应处于支配地位的信念。西方女性主义者通过接受对头巾的种族主义建构和参与日常的种族主义实践逼迫穆斯林女性在与种族主义斗争还是与性别主义斗争之间做出选择”。在最近几个月西方对伊朗的报道中，你有看到你在文中批判的现象吗？
我依然关心，但方式不同。社交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90年代我做研究的时候，当我谈到头巾，很多人会想象黑色的头巾，头巾下除了眼睛你什么都看不见。如今，人们看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头巾。
以法国的争论为例。法国人非常关心女人对自己身体的遮掩，这个关心是父权的，这点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告诉人们什么对他们好、什么对他们不好，而不是提供一个让他们自由选择的环境。头巾已经变成一个不那么强烈的象征，但我们把殖民时期关于穆斯林社会的假设，延伸到了所有穆斯林头上；如今，那套假设把男人、女人、清真寺、移民都套了进去。我不确定这好不好，但情况肯定发生了变化。
2009年还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CNN播出了所有这些大规模抗议活动，画面里的伊朗人都戴着披肩，但这些伊朗女性看起来就和其他任何一个在街头抗议的年轻女性一样。日复一日地展示那些抗议，使西方观众意识到伊朗女性或者说伊朗人也是人。而在之前，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为一群不理解西方人的价值，与西方人没法交流的人。其实，区分公众和政权也是一个变化。如今，女人又有机地让我们看到了这点。
女权冒犯政权
问：我想稍微聊聊你被捕的事情。你能跟我们说说你被关了多久么？以及，那段经历有没有改变你对伊朗政权的看法？
答：2016年，在我即将离开伊朗的时候，六七个携带枪械和摄像机的男子闯入我住的地方。当时我在招待几个客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权的支持者。[笑]身为人类学家，我对与谁交谈没有立场。那件事对我来说真的很怪，因为我一直往返于伊朗并且从来没有遇到问题。当然，我总是保持低调。我没有把我收集到的很多伊朗的材料发表出来，因为我不想给和我合作的朋友带来危险。
那几个男人开始说：“你跑来这里危害我们的国家。如果你们不来搞我们——这里的“你们”指女性主义者——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同时，他们突然开始搜我的衣柜和书架——我想分享这个因为我认为这很重要。他们在我的书里拿出一面折起来的旗。我把它夹在书里是因为，当我丈夫和我一起在伊朗的时候，有人给了他这面旗。
他们把旗拿出来，就像他们找到了什么能够证明我是CIA派来的关键证据那样。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一面旗。”他们朝我大笑说，“什么旗？”我告诉他们，“是巴勒斯坦的国旗”。伊斯兰共和国大谈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而那几个人——其中两个还是高级官员，后来审问我的就是他们——中却没有一个能认出巴勒斯坦的国旗。
他们总是用这种解放的语言来为自己谋利。我和他们争了起来。我告诉他们我以为他们认识这个，就像他们认识伊朗的国旗那样。从那时起，审问变了，变得更加充满敌意。我被软禁了三个月。然后我出庭，被保释了三个月，最后又被送进埃文监狱。我在那里待了112天，多数时间被关在一个很小的牢房里，甚至没有毯子。我经历了45次审讯，其中有几次一连持续了八九个小时。
问：他们提出了一个荒谬的主张，说你“涉嫌女性主义”，不过，在你看来，你的研究、写作或思想的哪个方面对他们的冒犯性最强？
答：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很懂。他们抓我是因为他们听说我和女性事务部部长见过面，他们想利用那个，说我来伊朗是为了影响选举。议会里原本只有9个人是女性，在选举中，这个人数增加到了17个，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革命。
搞笑的是，他们也对我对社会的理解感兴趣。他们会问我，然后，在我给他们举陌生的例子的时候，他们会继续让我面壁而坐，继续讨论。有时我觉得我在教育他们，或者说，差不多就是在给他们讲课，但他们不会动摇，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他们会重复同样的话：CIA把我训练的真好。
另一个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方面是，他们一直在说他们必须保卫革命和政权，而非国民。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政权，与国民无关。
问：政权的反对者会拿这个来说事吗？他们会说政府只知道保卫政权，而不关心更广大的伊朗国民吗？
答：改革派会这么说，特别是在1997年到2005年卡塔米总统执政期间。一些人会继续从那个角度看问题，但今天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因为显然，政权不愿对其他观念持开放态度，特别是考虑到上一次总统选举时发生的事情。一些人会去投票是因为被告知如果不投票的话就会丢掉工作。莱希总统拿到了最多的选票，而人们投的第二多的，是空白选票。实际上，这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人们依然尊重并想要投票的权利，自1905年以来他们就在为此而奋斗了。但他们不想要这个政权。所以他们实际上投了空白票，而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会去投票的人根本就懒得去投。
问：这是一个有趣的回答。但我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在修辞上，政权不代表国民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国民之外的一个东西这个想法，会被用来团结、联合反对派吗？
答：会。所有这些口号，波斯语的口号，实际上说的就是政权不关心国民。它们谈到了控制和治理的差异，它们很清楚，这个政权是在控制国家而非治理国家。换言之，人民在政权眼中并非公民，最多只是臣民而已。安保部队是在保卫政权，而不是在保卫公众。
问：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里，你期待看到什么能够表明这次起义或革命或无论什么的健康发展的迹象？关心伊朗、对伊朗感兴趣的人应该关注什么？
答：除抗议外，我会去看路线图的发展。起义，甚至推翻政权，都没问题。但如果如果没有一个怎样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国民（无论他们之中有什么样的差异）想要的东西的路线图，就会重蹈覆辙，又犯了我们在沙王统治下犯的错。当时我们认为，一旦沙王走了，我们就有机会坐下来谈。眼下，我把这次起义看作一场社会革命。我们肯定进入了提出革命要求的阶段，但革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就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
在经历过1979年发生的事情和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后，我倾向于认为，人们已经吸取教训，知道必须做出更加充分的准备，不是把想要什么说出来就够了。我期待看到起义和抗议清晰地表达出它们想要什么。“女人、生活、自由”这个口号非常进步，但我想看到它们是怎样理解和诠释这个口号的。
注意到这点也很重要：许多伊朗国外的伊朗人以前所未有（尤其是2009年的时候没有）的方式给出了他们的支持。这一次，他们的支持非常有组织。最近柏林的一次示威活动就有一万人参加。多伦多和华盛顿也有示威活动。所有这一切表明，伊朗的起义也有全球的一面。
问：胡德法教授，你肯定知道，11月4日星期五是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伊朗学生保卫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周年纪念日，也是2009年宣告“美国不是敌人、政权才是”示威活动纪念日。
答：的确，11月4日星期五是一个有趣的日子，特别是在伊朗国内，无疑，在这一天，政权会试图让它的革命卫队举着反美标语上街。我怀疑，很多伊朗公众和抗议的人并不知道学生为什么要占领使馆，政府为什么没有迅速解决问题。美国对伊朗事务的干涉是上一代人关心的问题。甚至在2019年抗议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口号也是：我们的敌人在这里；而他们却谎称敌人在美国，这个口号的韵压得很好，domshman-e-ma haminjast, dorouq migan emricast。多年来，政权一直把自己所有的缺陷都怪到美国的干涉头上。往上两辈人，这尚且还能够引起经历过美国干涉的伊朗人的共鸣，但新一代伊朗人几乎没有经历过美国的干涉，只知道它就核武器问题对伊朗的制裁——大多数伊朗人都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在他们看来，过去美国的干涉，和现在伊朗政权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及黎巴嫩干的事情差不多。
问：一些观察者在评论现在这些抗议时说，“这次不一样了”。你认为是这样吗，是的话，为什么？
答：这次很不一样。伊朗女性一直在参与伊朗的现代/街头政治。从1890年反对英国垄断烟草的抗议，到1905-11年的宪政运动，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和1979年革命都如此。但在这些运动特别是1979年革命中，女性的要求都不是抗议的重点。这一次，女性权利成为焦点，但当然了，这些权利也影响了每一个人并因此而把社会的所有阶层，不同的族群、宗教少数，和不同的阶级联合到了一起。抗议的主要口号是库尔德语这个事实也非常重要。过去，伊朗的广大人民往往听不到库尔德人恢复自己身为少数的权利的要求。
问：如果这些抗议也没法改变现状，恢复女性的权利，改善伊朗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活，那什么才能？
答：每一场革命都有多个层面。最显著的是社会和政治的层面。这次起义已经实现了其作为社会革命的目标，它以女性为中心，并在对变革的要求中，突出了少数关心的问题。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1979年革命也没有做到的。无论如何，即便这次起义没能推翻政权，它也已经实现了它最重要的目标，那就是社会革命。但考虑到公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这部分人一般被认为是政权的基础）的不满和离心离德，我怀疑这个政权——在当前的形式和当前的宪法（然而它自己也不尊重这个宪法）下——还能持续多久。
问：你会担心抗议实际上起到围捕异见人士的作用吗？在埃及就是这样的，大量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因此而被捕？
答：虽然这可能是结果中的一种，但这个政权本身就一直在系统地做这件事情了，特别是在过去几年。而且，这次起义正在进入革命阶段，并且它没有领导者。它联合了社会各界，甚至学童。他们想把多少人关进监狱呢？我记得有个官员在因为在头巾问题上对女性不够强硬而遭到批评的时候回答说，如果我们严格执法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把一千万女人关进监狱。我们的监狱就没那个能力关这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把整个伊朗变成监狱。人们必须过双重生活——公共的和私人的、明里的和暗里的生活。人们受够了这一切，此刻，人们已经决定在政治和社会上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当前的系统。
问：此类行径中固有的对权力的滥用对你来说肯定不抽象。2016年2月，当你在伊朗探亲和做学术研究的时候，革命卫队突袭你的公寓，没收你的护照，把你抓取反复盘问然后以“涉嫌女性主义和安全问题”为由把你逮捕。你在臭名昭著——如今这个“臭名”已经是体制的全球形象的一部分了——的埃文监狱中待了112天。
答：显然，我们料到会被逮捕，考虑到我一直为研究往返于伊朗并且我一直都很低调。但在伊朗的众多情报部门之一想要逮捕你的时候是没有规则可言的。女性主义不违法，但它有悖于政权的意识形态。令他们气愤的是，我不但不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我还告诉他们我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出自于我的女性主义视角。我还告诉他们女性主义不是西方的东西，还给他们举了十九世纪伊朗女性的例子，她们和西方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不懂外语，但她们的确参与了倡导女性权利的运动。我还补充说，即便女性主义是西方的，它也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毕竟，共和主义也是西方的概念，议会是西方的，还有很多东西也是西方的，但我们还是自豪的接受它，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他们不喜欢的只是我不怕回答他们，还反过来质疑他们而已。
问：在眼下这个历史时刻，在公民，特别是美国公民通过支持公然反民主的政党来投票剥夺自己的权利这样荒谬的提议已经成为可能的时候，你能解释一下怀着对自己政府的恐惧、怀着知道在任何时刻你都可能被剥夺权利和自由（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你的言论让政权感觉自己受到威胁）的恐惧生活是怎样一种感觉吗？
答：在伊朗，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都无安全可言。因为不管你多么地谨慎，由于国家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干涉已经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你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风险。给你举个例子吧。当我在埃文监狱的时候，一名被带到我的牢房（为了惩罚她，也为了惩罚我）的年轻的性工作者对我说，在伊朗，没人能按法律生活，因为他们把一切变得非法。即便情报部门去的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家，他们也以违法为由逮捕他，因为肯定霍梅尼家肯定也有违法的地方。有也许是一本书，一首歌，一张照片，或什么违法的东西。所以，对法律甚至道德的恐惧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它变得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因为政权随心所欲地编造法律，所以，人们做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伊朗，没有反对女性主义的法律，但他们却公开宣布我因为“涉嫌女性主义”而被捕。
霍玛·胡德法，加拿大和伊朗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英国肯特大学博士，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荣休教授，近著有《穆斯林语境中作为政治的女性运动》(2015)，《穆斯林语境中的性：限制于抵抗》(2012)。